PART Ⅲ 杰夫·伯纳德专辑

  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1943—2010),奥地利社会符号学家,维也纳社会符号学学院主任,奥地利社会符号学会秘书长,《S-欧洲符号学杂志》主编,1994年—2004年任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

  杰夫·伯纳德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一份基于研究视野相互欣赏的友谊

  苏珊·佩特里利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任伟译

  1992年2月21日,罗马的匈牙利学术院举行了一场纪念意大利杰出符号学大师费鲁齐奥·罗西-兰迪(1921—1985)的国际会议。此次活动由雅诺什·凯莱门(Janos Keleman)组织,吸引了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积极参与。杰夫·伯纳德出席了这次活动,他的身份是罗西-兰迪的朋友、罗西-兰迪及其工作的伟大崇拜者和促进者。

  杰夫·伯纳德当时49岁,正是最富工作激情的年龄,他的热情常常感染到周围的人。无论在研究还是各种会议的组织方面,他都有很多想法。他既是社会学家,也是符号学家,同时还担任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秘书长、《S-欧洲符号学研究》(S-European Journal of Semiotic Studies)主编、《符号学报告》(Semiotische Berichte)杂志联合主编。他策划的会议为大家提供了聚在一起分享研究心得的机会。他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他的理想,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种查尔斯·莫里斯所谓“开放社群”(open community)意义上的群体的群体意识。

  1992年,他和雅诺什·凯莱门、格洛莉娅·维塔尔姆一起,编辑了一期《S-欧洲符号学研究》特辑,题为《辩证法、符号学、唯物主义——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其实早在1985年,他就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Gloria Withalm)一起在《符号学报告》上发表过对罗西-兰迪所著《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的评论文章,1986年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罗西-兰迪的文章: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辩证唯物主义符号学,分类-概览-图解”,见《历史和符号学的历史描写——个案研究》,1985年10月2日至3日符号学明斯特分会第8次工作会议档案,克劳斯D.达茨(Klaus D. Dutz)与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tter)编,明斯特:马科斯出版社,第329-366页。

  (辩证法研究工作/社会历史调和:对罗西-兰迪社会进程符号学理论的见解”,见《历史的符号——符号历史学论文集》,乔治·施密德(Georg Schmid)编,维也纳、科隆博拉出版社,第173-202页)

  1991年,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发表了“一个关键的世界(思想、人物与事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刊登在《南欧符号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论文专辑上,1991年第三卷(1、2期合刊),第367-390页。

  1992年罗马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马西莫A.邦凡蒂尼(Maassimo A. Bonfantini)、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齐奥一起,推进了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站的建立,并提议由研究罗西-兰迪的另一位重要学者、罗西-兰迪工作的另外一位推进者庞齐奥担任该网站主席。

  1994—2004年,伯纳德担任了国际符号学协会秘书长[时任主席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en),来自德国柏林;财务主任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整整10年,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而这只是他所做贡献的冰山一角。无论是任职期间还是任职前后,伯纳德还在很多其他方面为推进符号学发展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毫无疑问,杰夫·伯纳德担任秘书长的这10年,对符号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是成就非凡的10年。杰夫·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是非常出色的夫妇搭档,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进符号学在世界的传播,乐此不疲。

  在维也纳,伯纳德和维塔尔姆组织了很多学术研讨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第十届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奥地利-匈牙利符号学哲学研讨会(奥地利维也纳,2000年12月8日9日及11日),大会的论文集定名《神话、仪式、幻象与符号学观点》,收录于《应用符号学》(Angerwandte Semiotik)18/19,共两卷,2001年由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组织出版。担任这个两卷本的论文集编辑工作的,正是J.伯纳德和G.维塔尔姆。奥古斯托·庞齐奥在《符号》(De Signis)杂志由何塞·恩里克·菲诺尔(JoséEnrique Finol)编辑、2006年9月出版的特辑《当代社会中的神话和仪式》(Mitos y Ritos en la Sociedades Contemporánea)中,专门针对该论文集发表了书评(见291-296页)。

  符号学视角下的神话主题涉及文化、艺术、结构、意识形态、建模、叙述、想象等,历史上不少优秀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些话题。其中包括维柯、卡希尔、朗格、巴尔特、列维-施特劳斯以及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学者。“神话”和“神话学”的主题也被应用到当代社会中,罗兰·巴尔特对新神话的分析就是一例。其中的“rite”一词不仅用到了其宗教意义,还用到了更普遍的文化意义。在标题措辞中“rite”比“ritual”更受青睐,因为“rite”似乎更具体地和礼拜相关。拟像(simulacrum)这个概念意思有些捉摸不定:既可以指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也可以指形象、再现、图像,在分析社会行为和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第一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我们找到的例子是让·鲍德里亚,他在对当代传播进行批判时,用到了“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这个意义。(参见“Introduction”, by J. Bernard and G. Withalm, vol. I, pp. 13-22)

  这两卷特别关注3个基本概念——“神话”(myths)“仪式”(rites)与“形象/幻象”(simulacra),内容涵盖艺术与仪式、性别、政治符号、文体与文学、社会符号学、符号系统的多元性(Plurality)、文化与人类学、技术与新媒体。该论文集代表了在更新这些主题并对其详细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把这些主题中大多数时候沦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和我们当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对接触这部关于“神话”“仪式”与“形象/幻象”的书的读者,我们可以说,这本书首先“讲述的是你的故事”。

  《罗西-兰迪罗马会议论文集》于1994年出版,由杰夫·伯纳德亲自参与编辑,编委会还包括马西莫A.邦凡蒂尼、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齐奥,题为《阅读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符号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该书收入马西莫A.邦凡蒂尼主编的“Semiosis. II senso e la fabbrica dei testi”丛书中(Naples, ESI,1994)。苏珊·佩特里利负责与文体有关的印刷排版事宜,并且和庞齐奥一起编辑了罗西-兰迪的著作目录,将其更新至1993年。

  伯纳德提交给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国际会议的论文,题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符号学》。单从题目已经可以看出,杰夫·伯纳德抓住了罗西-兰迪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罗西-兰迪不仅是一位符号学家。事实上他视自己为哲学家,尤其是语言哲学家: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5年,题为《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Metodi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伯纳德的文章是1992年罗西-兰迪会议上宣读的第一篇论文,也是那次会议论文集的开篇论文:文中,杰夫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分析准确详细。论文配有大量图表,先是呈现于黑板上(当时还没有“powerpoint”),之后收录到论文集中。大量使用图表也是他的典型风格。他喜欢将观念形象化,把他所谓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转化为图表加以呈现——其呈现相当精彩。这应该是因为他的艺术家天分吧。

  和罗西-兰迪一样,伯纳德也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符号学家,还是建筑师、音乐家,当然,首先是个善于倾听的人。

  伯纳德以图表的形式解释了作为虚假思想(false thinking)的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的意识形态,与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张图表中,他令人钦佩地将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形象化;在另一图表中,将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加以呈现,这种模式在罗西-兰迪眼中揭示了一切事物的规律(the arche, the principium)。正如我们发表在“Athanor”的罗西-兰迪特辑“Lavoro immateriale”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和伯纳德一样,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看来,非意识形态的空间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在一般行为领域内,还是在科学或者文学等领域中,看似“自然的”“自发的”“现实的”“特定的”事物身上,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存在。通过揭示这种存在,罗西-兰迪证明,行为与社会规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社会与意识形态规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关联,不管问题涉及的是阶级社会(通常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相伴)的维护和再生产,或者是官方秩序的批判与颠覆。伯纳德的论证令人信服,他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的方法中,符号学才成了一种反异化的实践(disalienating praxis)(参见Petrilliand Ponzio 2003-2004:208)。

  对抽象方法,“抽象事物”和“总体性”,有一种误解误用,这种错误源于误认为某种抽象事物涵盖、穷尽了总体性的所有特征,以为不使用这种手段,这些特征就会被忽视或者遗忘。这就是约翰·迪利(John Deely)所讨论的“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提法出现在保罗·布伊萨克编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中,具体见书中迪利编写的“托马斯A.西比奥克”词条。西比奥克本人坚持自己提出的“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坚决反对这种谬误。罗西-兰迪在《符号学笔记》[“Note di semiotica”,该文最早于1967年发表于《新潮流》(Nuova Corrente)杂志,后来又收录进1972年出版的著作《符号学与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alogia)]中,也表达了与西比奥克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区分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这种错误在所难免。

  之所以选择用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而不是索绪尔式符号论(semiology)来指示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不只是因为对某一术语的偏好,尽管这种偏好确实存在。这一点约翰·迪利(2004a)已经从词源学角度详细论证过。最重要的是,作为后语言与跨语言符号系统研究的符号论(semiology)不能与作为符号一般科学的符号学(semiotics)相混淆,因为后者研究的是所有类型的符号。

  罗西-兰迪、西比奥克都避免将符号学(semiotics)与如是理解的符号论(semiology)混同。因此,二人的符号研究都摆脱了符号言语中心主义(semiological glottocentrism)的束缚。倒是语言学在认识到自身与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之间的外在联系之前,一直作为一种以言语为中心的科学单独存在。事实上,符号学有助于语言学更好地确定其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托多罗夫就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Todorov 1977:24(参见Deely 2006)]。

  按罗西-兰迪的方法,符号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平台,学科间的分裂主义有望在这里最终得以克服。西比奥克也在类似方向上努力,不过他批判了“桥梁”(bridge)这种比喻方式,并以“网络”(web)代之。

  罗西-兰迪对人文学科之间的障碍壁垒问题进行了分析,用这种视角对语言的生产交换和物质的生产交换之间的相互关联做了理论梳理:“我的努力,旨在将两种总体性加以整合,把总体的语言生产和总体的物质生产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总体性中,以期揭示这种更大的总体性中的某些结构。”(Rossi-Landi 1972:288)从1968年的《语言:作为工作和贸易》,到1975年的《语言学与经济学》,再到1985年的《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到他去世后于1992年出版的《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这一方向始终贯穿于罗西-兰迪学术生涯中,成为其研究的显著特征。

  因为与奥古斯托·庞齐奥为系主任的巴里大学语言实践与文本分析系的合作,杰夫·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曾多次到巴里,再加上苏珊·佩特里利组织的各种会议出版的关系,他们就往来得更频繁。1999年《S-欧洲符号学研究》出版了一期特辑,题为《符号学研究在巴里》。因为杰夫·伯纳德的倡导,之前在1998年《符号学报告》已经出过一期特辑《符号研究的符号》(参见Petrilli and Ponzio,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emiotische Berichte, 22. 3-4)。为了完成校对,让特辑早日出版,杰夫和苏珊·佩特里利有时到深夜都还在用电子邮件交流。杰夫慷慨的付出,无尽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让人印象深刻。

  在我系的支持下,我们在巴里又组织了一次纪念罗西-兰迪的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为《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在当下的相关性》,本身就是杰夫提议的。大会论文集定名《非物质劳动》(Lavoro immateriale),由苏珊·佩特里利编辑,作为Athanor《符号学、哲学、艺术、文学》丛书的一本特辑于2003年4月出版(Athanor始于1989年,创刊至今一直由奥古斯托·庞齐奥担任主编)。

  在各种会议上,我们有幸多次与杰夫·伯纳德交流合作。199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第7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杰夫邀请苏珊·佩特里利一同负责《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Semiosis, Community, Sociality)分组会的组织工作。杰夫60岁生日时,我们也专程赴维也纳表示祝贺。格洛莉娅·维塔尔姆为杰夫的生日特意组织了一次大会,并出版了由格洛莉娅本人和约瑟夫·沃尔曼斯伯格合编的大会论文集《权力的符号,符号的权力》(Macht der Zeichen. Zeichen der Macht/Signs of Power. Power of Signs,2004.)。苏珊·佩特里利专门撰稿《权力的责任与责任的权力: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约翰·迪利写了《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再返回》予以回应,也收在同一论文集中),奥古斯托·庞齐奥为论文集撰写的文章题为《权力、和平与战争的符号学:<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与美国防御策略》。

  公平地说,我们与杰夫·伯纳德的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那条贯穿其间的特殊纽带:对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共同兴趣。当初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正是因为罗西-兰迪。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杰夫,还是因为罗西-兰迪。那是在2005年12月13日到15日,当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举行了罗西-兰迪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正是杰夫·伯纳德和凯莱门。参会的有布达佩斯的意大利文化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语言哲学研究集团、匈牙利科学院、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伯纳德介绍的题目是《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简史》。这篇介绍文章收录在此次大会的论文集中,论文集由奥古斯托·庞齐奥编辑,在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发表,网址是“http://www.ferrucciorossilandi.com.”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与社会符号学》(1994:69-94)一文中,伯纳德开门见山地指出:意大利哲学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是我所谓现代符号学‘第四次思潮’或者叫作‘社会进化思潮’的杰出代表”。(第69页)他专门对罗西-兰迪关于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的“同源模式”(homology model)进行了探讨。他从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出发,从他的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中的建模概念开始(参见Rossi-Landi,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mune, Padua, Marsalis,1961),到《语言学与经济学》(Mouton,1975)、《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1985)中发展到极致。对罗西-兰迪而言,集体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符号生产是“分布域”(distribution sphere)的一种核心方面。(Bernard 1994:69)

  确定符号在人类行为的总体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位置,首先要让罗西-兰迪的系统能够在典型的社会符号学中立足,社会符号学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其次它成功绕过了“理想主义”符号学中的种种陷阱,不用担心会坠入漫无边际的泛符号主义泥潭。这种辩证的定位,同时排除了索绪尔主义/结构主义中的心灵主义倾向,皮尔斯符号学中时常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以及生物进化模式的弊端,直接指向推进三种模式的综合。

  伯纳德用简单术语描绘了当前符号学趋势。根据他的表述,当今符号学分为4支: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思维逻辑)、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语言逻辑)、符号的生物进化理论[从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ull)到托马斯·西比奥克,生物逻辑],最后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社会进化理论[米哈伊尔·巴赫金、亚当·沙夫、格奥尔·克劳斯(Georg Claus)等人,社会逻辑](Bernard 1994:75)。

  罗西-兰迪对乔瓦尼·瓦伊拉蒂(Giovanni Vailati)、马里奥·卡尔代罗尼(Mario Calderoni)等意大利实用主义学者加以重新诠释,对此,伯纳德赞赏有加。伯纳德发现在罗西-兰迪论著中,意大利的民族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詹巴蒂斯塔·维柯,到19世纪的原型符号学家卡洛·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再到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黑格尔与罗西-兰迪之间的联系纽带,尽管中间不无矛盾之处”(Bernard 1994:75)。

  葛兰西关于语言问题的话语(discourse on language)在这一点上无疑有其特殊地位,其价值仅次于巴赫金的贡献,而巴赫金则被视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影响的符号学)的“奠基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已经成为社会符号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Bernard 1994:75)。

  1999年德累斯顿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苏珊·佩特里利共同组织了《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分组会。在分组会介绍环节,杰夫指出,“社会符号学”并不局限于将符号学方法运用在社会问题分析中,它既关心表意过程,也关注交流过程,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社会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的主要潮流之一,具有很大潜力,有望在21世纪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杰夫又一次证明罗西-兰迪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罗西-兰迪提供了“社会符号学迄今所能获得的最完整最精密的方法”。他补充说道,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建立在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学原则上:将整个自然转化成文化,这种转变过程的基础是劳动,而劳动需要材料、工具、工人、操作、目的以及产品。实际上,通过操作将材料制作为产品,这个转化过程在无尽的工作循环链中进行。而且,对罗西-兰迪提出的语言与工作之间的同源性问题,社会符号过程概念问题,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与工作、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杰夫也做了详细论述。(Bernard and Petrilli 2003)

  符号可以通过物质[能指(signans),所指(signatum)]概念加以描述,通过符号-劳动操作,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某种物质(所指)得以改变,借助与之相对的物质(能指)的中介作用,统一到一种产品(“signum”,即符号)中,由此生出一种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思维(“意识形态”)与交流只是符号-劳动这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密切相关却又在现象学上表现出截然不同。而社会依靠大量的人工制品,其中包括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也涵盖物质产品,尽管有些可能微不足道。?

  苏珊·佩特里利从杰夫·伯纳德的观点出发,继续推进这个理论。她自己的思考(Petrilli 1998)主要聚焦于符号过程和符号学的区别。她强调罗西-兰迪“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概念的重要性,进而引入了“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这一概念。其实罗西-兰迪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文章中使用过这一表述,而20世纪90年代迪利也在英语语境中使用过。在人类符号学的背景中看,“共同符号过程”要求将符号过程与符号学加以甄别。这里的“符号学”概念不仅指称有关符号的一般科学,而且也涵盖了人类的具体行为。不仅指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过程(semiosis)],而且还包括对符号进行反思的可能性[符号学作为元符号过程(metasemiosis)]。依照这种观点,可以区分出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前者将人类与动物等而视之,亦即人类不过是众多生物种类、符号动物中的一种;而后者则将人类作为一种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来加以研究[这种表达可能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生物”(zoon politicon)概念]。在生物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亦即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之间,存在一个决定人类符号的特性的调节因素:这里,我们指的是语言,与言语不同的语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建模过程的语言。

  同样,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一大重要贡献。正如杰夫·伯纳德所强调的,罗西-兰迪将语言视为工作,从而从理论上建构了语言工作这个概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提出,罗西-兰迪为证明语言(随后又扩展到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建设性、建模性、创造性特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认为,语言实际上既是一种工具、一种材料,也是一种建模装置(modeling device)。就语言是工作而言,语言与交流彼此并不等同。语言不能被简单化为交流,语言并未在交流中穷尽。究其实质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是交流成为可能的条件。相对于最终成为第二建模装置的言语来说,语言是第一建模过程。罗西-兰迪探讨包括了言语的可能性条件,(在早期的著述中就已经)提出了“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这一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发展成“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符号学无法避免在当下具有世界交流(world communication)和总体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双重特性的复杂的交流体系中展开分析(参见Petrilli,1998)。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对社会、社会性、社群等术语的区分变得很重要。比如说在社群问题上,就必须对“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加以区分,这一点在查尔斯·莫里斯(他是罗西-兰迪研究得最多的学者之一)的1948年的名著《开放的自我》中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

  在论文《罗西-兰迪理论视野下的“交流—生产”》(参见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2003-2004, pp.25-43),伯纳德对当下符号学的思潮做了全面呈现。该文继续对罗西-兰迪的研究进行详细阐述,梳理出了从“共同言语”,到用“符号工作”(“同源模式”)来描述符号生产,直至“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的发展路线。

  伯纳德发挥其一贯出色的综合能力,他写道(同上:25-26):

  现代符号学群落,亦即构成现代符号学的主要观点(模式、思潮),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回顾,诸多大小思潮其实可以概括为四类。分类中的特性描述难免稍显粗略,却不无用处。具体而言,这四类包括我们所谓的“语言逻辑”(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模式,或称“结构主义”); “思维逻辑”(洛克-皮尔斯-莫里斯-本泽模式,包括相近领域); “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冯·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或称生物进化论,或生物遗传符号学);以及“社会遗传符号学”。米哈伊尔M.巴赫金(特请参见Voloshinov1929)和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后者更甚)都强调符号过程、符号、符号使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之前的路德维希·诺瓦雷(1877)可以看作这一思潮的先驱,他将“共同活动”(common activity, “sympraxis”)视为语言和意义的基础,后来的列夫S.维果茨基(1962,1978)在其心理社会符号学理论中也持相同观点。但是,这“第四种思潮”(我个人的术语)的真正奠基人毫无疑问是巴赫金,巴赫金以“对话性”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强势的反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格奥尔·卢卡奇(例如,1963年《审美特征》)在其著述的符号理论部分将工作和语言相关联,就已经注意到了罗西-兰迪的研究,肯定了其真知灼见。当然,也出现了其他社会经济学理论:比如阿尔弗雷德·舒茨(提出阐释社会学;参见1974);紧跟乔治H.米德脚步的“符号互动论者”;离现在更近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看,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78),阿尔吉尔达斯·J.格雷马斯(1976);而格奥尔·克劳斯(1973)为世人熟悉的观点是:强调人作为符号创造者和符号使用者的作用[当然,运用相关方法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说亚当·沙夫和拉萨尔·O.列兹尼科夫(Lazar O. Reznikov);限于篇幅,笔者仅举以上学者为例]。

  文中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罗西-兰迪联系起来,同时还提及格奥尔·克劳斯和亚当·沙夫,对此,我们非常赞赏。关于罗西-兰迪、克劳斯和沙夫之间的异同,我们已经在多种论著中有过讨论(参见Ponzio,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homas A Sebeok, Jean Umiker-Sebeok 1989:387-414)。我们把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共同符号过程”概念与西比奥克的“生物圈”“总体符号过程”(global semiosis)概念结合起来使用,来对当下的“全球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中的符号学秘密进行批判分析,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术语,叫做“交流-生产”(以示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交流本身也成了一种生产力)[可参见“Being communication. For a Critique of ontology”, by A. Ponzio, in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a special issue of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edited by S. Petrilli,1999, pp. 515-528;奥古斯托·庞齐奥,苏珊·佩特里利合作的意大利语专著Il sentire dellacomunicazione globale和Semioetica, Rome, Meltemi,2000 e 2003;以及二人合作的英文专著《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ative Routes in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方是西比奥克的“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亦即从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发展而来的生物进化理论或者生物遗传符号学;另一方是罗西-兰迪的“社会学逻辑”或“社会的逻辑”(这种研究同时具有对话性、社会进化论、社会遗传符号学性质,由巴赫金—罗西-兰迪模式发展而来),而伯纳德在“生物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对伯纳德的这种思考,我们深表赞同,并且沿着相同的路向发展。正如我们在合写的《语言的概念》一文(载Lavoro immateriale)中指出的,罗西-兰迪关于“语言作为工作”提法和西比奥克“语言作为主要建模机制”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恰如我们所料,商品化的、异化的工作已经成为今日社会制度的显著特征。“语言工作”这种表述让人想起还有一种可以与之并置的可以游戏的东西,因而让人认为,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语言工作是作为默思游戏(play of musement)的对立面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西比奥克借默思游戏来标明人类是符号学动物,以此来证明人类主要的建模机制或者他所谓“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事实上,“语言工作”和“默思游戏”概念彼此并不矛盾。罗西-兰迪曾经这样解释,工作和游戏并非并置;实际上,游戏除了要有表演工作,还需要有预先准备工作,这类工作无疑非常愉悦、特别快活。

  在另外一点上,罗西-兰迪与西比奥克不谋而合:一些学者试图从交流的需要出发,来解释语言起源。对此,两人均表示反对。在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看来,人类工作的构成、组织、分工合作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借助了语言。言语和历史自然语言都有一个前提,即存在适合人类建模、具有句法建构和解构能力的语言,因为句法的关系,这种语言有能力创造无限的可能世界(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 2003-2004:218; Deely 2007)。

  上文中提到,杰夫·伯纳德很欢迎一些文章在他主编的《南欧符号学研究学刊》上发表。下面,我们就摘取这些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以飨读者。

  如罗西-兰迪所言,人类社会通过一般社会再生产来实现自身的延续,“再生产”概念本身就说明这一过程肯定涉及再生、维护和保持。但是,恰恰因为对人类社群“存在”(being)的坚持,社会再生产已经有了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形成的)。其中妨碍社会再生产的遭到排斥抛弃——因为社会关系体系不同,以及人类智力、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更合适、更有利的方式占据了主导。

  社会再生产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存在摆脱特定社会制度中已有的“存在-交流”(being-communication)的可能性。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重新组织,这种摆脱可能实现,而重释和重组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人类有阐释能力,有能力对“存在-交流”做出其他反应,有能力和与之相应的世界观保持距离,从而规避造成“存在-交流”现状的这个世界的种种局限并对其超越。交流与存在是生命的典型特征,在人类社会再生产中,可以克服将“交流”与“存在”等同,因为行为主体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这种动物不仅具备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而其他动物,如马克思所言,没能适当地建立关系),而且还具备批判评价能力、有意识、有责任感、有谋划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主体可以对交往关系进行规划。因此,这种符号学动物最终有能力回避存在-交流。

  另一方面,交流-生产中的持续是同一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出于求生本能,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调整变化,本身尚未终结,尽管它出现在薄暮时分(黑格尔称之为“智慧的猫头鹰”?),已经显现出进入尾声的迹象。只有对维护资本主义有用的意识形态才会将存在(在这里即交流-生产存在)与一般社会再生产中的存在-交流等同。这种等同是如此的贴切,以至于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人类看来非常自然,仿佛是唯一的选择,似乎成了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一旦经济发展、文化成就、科技进步按照线性发展过程达到高水平,存在-交流就会被视为人类生存中必要的恒常模式。

  维持交流-生产的存在是毁灭性的。同一生产周期的再生产也是毁灭性的。它毁掉了:

  ——机器,旧机器被新机器替代,不是因为磨损,而是源于竞争;

  ——就业机会,自动化导致失业增加;

  ——市场上的产品,刺激各种消费主义,为生产周期的再生产服务;

  ——可以穷尽需求的产品,通过生产新的类似的产品,让原有的产品过时;

  ——不能在全球交流-生产的竞争中存活的商品和市场。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conatus essendi)会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形态。它会破坏经济文化体系的多样性。自我持存逻辑一味地强调发展、生产效率、竞争力,但凡与之存在矛盾或者对其无用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都会遭到毁坏。市场逻辑作用下的同素化(homologation)过程消灭差异性,不仅让行为、需求趋同(尽管满足需求的可能性永远不会相同),而且让欲望和想象物也失去差别。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破坏可能规避现阶段生产体系局限的生产力。结果是受市场逻辑影响,为追逐市场潮流,智力、发明才能、创造能力均遭羞辱甚至排斥。

  今日生产制度中的破坏性品质在以下事实中也得以证明:作为发达的条件,它导致了欠发达区域面积更大,引起更广范围的剥削和不幸,致使一些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由于客观存在的国内空间限制,所谓的“发达”国家需要对愈演愈烈的移民潮加以控制,但这种控制常常困难重重——其难度无疑超过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其他阶段——究其根源,正是上述机制在起作用。

  全球交流-生产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战争的交流-生产。继续战争就意味着为正在生产的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赢得市场。战争需要得到批准,获得认可,需要师出有名,需要被视作抵御险恶“他者”所代表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的必要手段,被当作一种为自身的“认同”(identity)和“差异”(difference)权益赢得尊重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认同和差异并未受到“他者”的威胁或破坏。悖谬的是,这种社会制度本身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一方面鼓励、推进认同与差异,另一发明又让认同与差异变得虚幻。认同受到威胁也可能导致认同偏执,而这正是战争的交流-生产所期望的。

  将市场概念普遍化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将商品的性质延伸到所有事物,延伸到各种关系。商品越是非法,越是昂贵:毒品、人体器官、儿童、子宫等,不一而足。剥削他人劳动的原则本身就已经具有破坏性。单位小时的劳动酬劳越低,劳动创造的利润就越高。今天,得益于全球交流,发达国家不断追逐不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找你”)。剥削童工让今天的传播-生产世界蒙羞(今天,很多孩子饱受贫穷、不幸、战争之苦。他们或流落街头,或在市场上充当童工,遭遇各种虐待,遭受压榨剥削。关于这些儿童,有太多需要说、需要做的)。

  如果认为交流-生产这种存在方式应该继续下去,那势必会危及社会再生产,因为它妨碍人类的历史社会存在,让其无法以新的社会形式重组自身,因此——交流-生产不利于社会再生产。

  人类具有发明、创造、重新规划和重新建设的能力,这些能力成了人类的特征,而交流-生产渲染交流,对这些能力不利,而人类之所以具备这些能力,是由于我们的主要建模装置语言,因此——交流-生产不利于语言(不利于符号学)。

  再者,交流-生产的再生产危及人类生存本身,也就是说,不但是作为智能存在、符号学动物、智性动物的人的存在受到威胁,即使仅仅作为有活力、能生存、能完成必要的符号过程的活物的人,其存在也失去了保障,因此——交流-生产不利于人类生命(符号过程)。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强化、扩展现有社会制度,亦即交流-生产模式,是对全球生物的致命威胁:臭氧层空洞,再生产周期引发的种种灾难,与战争的交流-生产相关的各种不幸,正常繁殖机制功能失调造成的一幕幕生态悲剧,核武器的恐怖摧毁力及相关实验等,因此——交流-生产不利于整个星球的生命的存在-交流(符号过程)。

  在“Athanor”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特辑“Lavoro immateriale”上,杰夫·伯纳德专门撰文,就“交流—生产”概念展开讨论,这一点从其文章标题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中特别提到了佩特里利和庞齐奥合著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对之前提及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分析,其中对皮尔斯、巴赫金、莫里斯、西比奥克、罗西-兰迪、沙夫和维多利亚·维尔比尤其关注。

  伯纳德说(同上:35—36):

  该书有七章专门介绍现代符号学中影响深远的学者,其中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所占篇幅最大,这绝非巧合。按照我的理解,两位作者的意图表明:现代符号学中罗西-兰迪的概念对理解当代社会的运作和结构相当重要;想要展示罗西-兰迪理论,通过“共同符号过程”,以及一般人类符号学,能够对(具体到物种的)人类符号生产和符号使用事宜进行非常全面系统的阐释。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并不否认罗西-兰迪的研究成果可以置于甚至范围更广的“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术语;参见2001)中。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因为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符号过程,冯·尤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实际上构成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的基础)可以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做系统的“调和”。(比如可以参见Bernard 1995)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作者们新创了“交流-生产”一词,这无疑和他们的罗西-兰迪研究背景有关,他们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事务纳入一个颇有启发的精确公式之中。无论是罗西-兰迪,还是佩特里利和庞齐奥,都对相关主流科学中“communication”的狭义理解(不幸的是符号学文献中也有部分属于此类)进行批判,前者批判是因为系统的缘故,而后者是出于本体论的考虑。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的标题为《图表化的“交流-生产”》(第38页)。在这一部分,伯纳德用一系列图表对“交流-生产”做了呈现,简明扼要地展示了作为罗西-兰迪社会观、社会再生产观念结果的“交流-生产”概念背后的总体趋势,重点聚焦符号、共同符号过程的中心地位和整合作用(同上:40-41):

  这一点从无足轻重的物质生产等事物的外部三角关系的加速瓦解上就可以看出。物质生产面对日益频繁的危机,甚至在部分领域中面临崩溃。物质性日常基础设施的再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所有可观的利润都留给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信息科学、仿生学,以及在它们之后可能会涌现出来的新领域。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这个社会看来完全是由“非物质化”的“交流-生产”及其衍生物与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些不尽人意的物质)构成的(参见图4c,就一目了然了)。“交流-生产”取代了这样的生产:这种推测历史的视野迄今主要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加以批判讨论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一直存在,不断产出更多,且最终只是产生了“上层建筑”,如果(……),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我已经将问题从罗西-兰迪式的,也就是说,像他自己曾经强调过的,马克思式的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加以呈现,这种视角便于更好地进行区别分析,考虑到了更全面的观点。简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认为这种社会有存在的可能性:一个社会可以简单成“交流-生产”,以“交流-生产”为基础,把“交流-生产”作为表现形式,并在其中终结。首先,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总是一个矛盾整体,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变。整体中不可避免会有社会自身变化的原因和载体。其次,从经验主义角度说,同时也是第一点的鲜明例证,既然“交流-生产”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既有建立在这种机制上的(只是相对)的第一世界,也存在物质生活贫乏的第三世界,而同时第三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向第一世界靠拢——这不仅仅是个地理问题……所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结论中,伯纳德提到了我们的“伦理符号学”,认为这可能是罗西-兰迪工作的继续(但是我们也可以加上皮尔斯、维尔比、巴赫金、莫里斯、沙夫、西比奥克,“伦理符号学”也是对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的继续)。(同上:40-41)

  谈到对事态及其后果的理论思考:如果社会符号学被视为一种基于生态学归纳出来的总体符号学的具体的、用以满足特定物种的应用,这种观点下,甚至佩特里利和庞齐奥提出的伦理符号学也可能得到全面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有一种更合乎时宜的智力工具来应对那种单向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杰夫·伯纳德指明了庞齐奥、佩特里利的“伦理符号学”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的关系,而实际上早在德累斯顿会议期间,在和伯纳德一起组织的分组会发言中,佩特里利就已经对这种关系提前做过说明。当时她在发言中说,伦理符号学的批判工作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中,已经不可能存在彼此不相关的种种差异,这种存在只能是一种幻觉。另一方面,整个世界的命运其实都包含在我们的所有选择中(也请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 2003)。伦理符号学必须对最初产生和倡导伦理符号学的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公正的分析和询问,不带任何偏见。伦理符号学必须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社会位置出发,换言之,必须从当代性出发。这种方法要求对当前全球交流-生产关系体系进行严格准确的分析(参见Bernard and Petrilli,2003)。罗西-兰迪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预先设定人有能力构想出不同世界,有能力对这些世界的建设进行或者乌托邦式的或者科学的沉思冥想。既然具有语言工作能力,有能力发挥沉思冥想的作用,人类就有资格质疑现状,有义务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相对于被异化的现实,罗西-兰迪为之奋斗的是一种作为“他者”的现实,他并不把自己的方法限制在对现实的阐释上,尽管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甚至也是在阐释现实。相反,在人类符号过程的背景下,罗西-兰迪重视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批判,也因此将关注重点放在人类建构、解构、重构新的更好的世界的能力之上。从这种观点看,罗西-兰迪的工作可以和笔者所谓的“伦理符号学”联系起来。从理想的发展路线看,这种“伦理符号学”也涉及我们之前提到的学者,诸如米哈伊尔·巴赫金、维多利亚·维尔比、查尔斯·莫里斯、亚当·沙夫以及查尔斯·S.皮尔斯,尽管皮尔斯著作的阐释中存在某种认知歧视。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站简史》(2007)中,杰夫·伯纳德首先回顾了1992年以来为纪念罗西-兰迪召开的历次会议。他将自己的陈述分为两部分:第一,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生平及其已列入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经典”著作的简要回顾和评价。第二,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除开之前已经提到的会议,历次会议单上我们还要加上1995年,为纪念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召开的大会。“两天的研究与缅怀——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1995年11月24日在博洛尼亚召开,由圣图奇(Santucci)组织召集;同年12月6日在帕多瓦举行,由伯蒂主持,罗西-兰迪的前妻,著名学者吉纳维芙·沃罕(Genevieve Vaughan)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的联合组织方是国际空间与时间历史中心(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dello Spazio e del Tempo)(CISST),该中心位于帕多瓦附近的布鲁吉内(Brugine),专门建立有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档案。

  与杰夫和格洛莉娅一起度过的日子始终萦绕于脑际,回忆中总是充满欢乐。那是巴里的一个冬日,虽然有些许阳光,但还是有些寒冷,杰夫坐在外语系前面的花园里,旁边是格洛莉娅,他们应邀专门过来参加一系列社会符号学会议。我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当聊到那些计划共同推进的研究时,我们热血沸腾,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期望。杰夫——我们会继续下去,不用怀疑。你留给我们的见解建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真知灼见必将陪伴我们继续向前,仿佛你从不曾离去。

  本文原题为“Jeff Bernard and Ferruccio Ross-Landi A Friendship Founded on Mutual Appreciation of Respec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原刊载于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6. 1-4(2010): 67-92.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的十个论点:一种罗西-兰迪式/维特根斯坦式观点

  杰夫·伯纳德著

  周劲松译

  本文关注的是感知(perception)。本文提出了一种复杂的理论模式来探讨作为工作的符号活动。工作(work)是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的符号学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本文表明了如何将“工作”转换为“符号工作”(sign work),以清晰阐明“感知”这一理念(不论在心理学领域之内还是之外,人们对“感知”的定义常常是模糊的)。通过运用罗西-兰迪有关“内部”(internal)和“外部”(external)符号的观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要素——本文对所探讨对象进行了拓展。本文进一步地参考维特根斯坦这位“潜隐不彰的符号学家”(crypto-semiotician)的著作,对二者之间的区分进行了深入分析。借助贝泽尔(Bezzel)对维特根斯坦的阐发,本文对看(looking)和看见(seeing)这一“工作”中的种种“游戏”关系做出了梳理。

  一、为什么是罗西-兰迪式社会符号学?

  意大利哲学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是我称为现代符号学领域中“第四种”“社会构成”以及/或者“社会进化”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致力系统建构一种独立并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符号理论,这与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哲学思想体系相辅相成,其基本方面在他的主要著作《意识形态》[L'ideologia, 1981(1978)]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以塑造“共同话语”(parlare comune)概念为出发点(1961),通过对语言工作和符号工作进行概念梳理,发展出了关于材料和语言生产——或者,专门地说,关于符号生产——的“类同模式”(homology model),而最终,这一切都被嵌入集约的社会再生产之中,也就是说,成了分配层面的一个核心方面(符号交换=交流活动)。罗西-兰迪有关这些话题的论述,在诸如《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1975)和《哲学方法与符号思想》(Metodica filosofica e seienza dei segni,1985)等书中有着精心呈现。在人类活动这一普遍框架中,他义无反顾地以符号作为有机核心,这首先使得罗西-兰迪的系统在聚合层面的社会符号学中具有一席之地——该方面的无限可能性在今天只得到了初步发掘。其次,这避免了“理想式”(idealistic)符号学中各种内在的危险,也就是说,避免了滑入无边无际的“泛符号论”(pan-semiotism)思维。我的看法是,他的义无反顾,使得他摆脱了索绪尔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性倾向,摆脱了皮尔斯符号学中有时具有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且摆脱了(就描述已经社会化了的符号系统和操作而言)生物进化方法的缺点,与此同时,他的义无反顾为针对它们的整合指明了道路。(相关综述,参看Bernard 1991)

  二、从工作到符号工作

  对于社会,我们应该用对象之物来论说。因此,在拟定即使对心理符号学论题也能适用的社会符号学话题过程中,我是从罗西-兰迪(尤其是其1975年及1985著作中)的观点出发,不过在这一看法的结尾处则换成了我自己的说法;论点3和论点4会针对我自己基于罗西-兰迪模式而有所拓展的样式给读者一个提要。在一切的自我进化的社会性之初都有“工作”(work)的存在[这是一个人类学概念,与作为其历史性阐发的“劳动”(labor)相对]。“工作”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材料、工具、工人、加工、目的以及产品[这可以被称为工作的“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最为纯粹的”公式是这样的:通过加工来改变材料以产生出产品(也就是,工人、工具、预设意图)。这是A轮工作。当B轮工作发生,结果是通过使用A的产品作为材料和B的产品作为工具对该材料进行加工而生产出第三个产品来,此时进入C轮工作:生产工具的工具,对人类的界定便是如此。有了这种东西,不论一切的材料依赖性如何,“自由王国”(the realm of freedom)就出现了。于是,符号(sign)可以按照材料[=符指(signans)]和所指物(signatum)来描述,它和产品[=符征(signum)]结为一体,但却是通过类似于之前的符号工作加工而得以结为一体(而且结为一体之物保持不变)。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在表型层面上,可以被看作社会给定的某实体(所指物=论点),通过材料对比(=符象)的中介作用,变成了社会结果,即符号本身(符征=综合)。那么,关键就在于区分符号生产和符号再生产。另外一个讨论领域,就是控制符号系统和操作的各种不同规则(内在的,即规定;符号使用规范,即程序),但是,在这里,我无法深入如此复杂的问题。为了理解后边部分,首先必须强调,符号生产的一个部分发生在个体内部(内部符号工作),另一部分发生在外部(外部符号工作)。这两种类型,尽管又一次地是类同的,却不得不根据特定的工作类型反反复复地彼此关联,即,内部化和外部化(参看Bernard and Withalm 1987; Bernard 1994)。

  三、社会再生产,包括符号在内的社会再生产

  符号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中起着核心作用。按照罗西-兰迪(1975:65,1985:38)的说法,总体而言,社会再生产包括材料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这种三元活动。其中,交换表现出二重性,即,显见的材料交换和符号交换等交流活动,而后者也是一种三元活动,包括符号生产、更贴切意义上的交换以及消费。尽管这种三元关系和第一种三元关系类似,其关键所在却是中介层面。必须注意的是,进一步的三元活动都是共同建构性质的,譬如,基础的、包括符号在内的中间结构的以及上层建筑的三元活动;或者说,这些活动的总和表明,社会是通过社会实践-工具性-历史而发展自身的,或者,如我所说:社会实践1把自身变成了社会实践2,从而产生出与第一个三元关系(材料-加工-产品)类同的一个总体上的三元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在此探讨,我将只限于关于材料和符号生产的三元关系,只限于隐约地指出这一事实:罗西-兰迪,尽管对意识形态有着广泛关注[1981(1978)],对上面所说的这种划分,即,内部和外部符号工作却语焉不详。然而,要涉及“脑力工作”(brain work),他那种模式的逻辑必须由意识形态来完成。那么,如果第二种三元关系(此刻明确就是:外部符号生产)是第一个三元关系的交换范畴引申而来并包含于其中的,则第三种三元关系同样就是第二种三元关系的交换范畴引申而来并包含于其中的。换言之,符号交换可以分成外部和内部符号交换等于总体上的意识形态交换,后者由意识形态生产、交换和消费这种三元关系加以描述,与其他三元关系又具有了类似性。内部符号,或者“观点”,因为在材料、生命活力处理基础之上,不得不被外化,变成外部符号,以便于交流,而为了在完全意义上达到这个目的,后者便不得不被内化,被接受者变成内部符号。(表面上,理论问题是由思想的唯我论立场提出来的;但此问题的答案是:当进行思考的时候,时间点t1上的某人p1生产出内部符号,把信息传递给时间点t2的某人p1,从而把自己变成了p1信息的接受者p2。思考是自我交流活动!)

  四、总体的类同模式

  社会性的方面,以加工-工具的方方面面为核心,依赖的是无数多样的加工品;显见意义上的加工品以及符号活动-交流活动范畴中的加工品,语言文字符号和非语言文字符号统统在内。按照罗西-兰迪的看法(参看1975:107),通过工作(以及其后延续无尽的工作)从零层次(未受碰触的性质)开始,以下10个层次(在形成4个表述层次和产品储存之间有四次辩证飞跃)发展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机制:

  1.前符号性要素(pre-significant elements)

  2.不可化约的符号性要素(irreducibly significant elements)

  3.“整件”(whole pieces)

  4.工具和句子(tools and sentences)

  5.工具的总和(aggregates of tools)

  6.机制(mechanisms)

  7.复杂且自足的机制(complex and self-sufficient mechanisms)

  8.总体的机制或自动装置(overall mechanisms or automata)

  9.不可重复的(单一的)生产[unrepeatable(singular)production]

  10.全球性生产(global production)

  罗西-兰迪在“材料和语言生产之间类同性”(homology between material and linguistic production)这个例子中揭示了不同生产领域内在的结构-生成相似性。根据论点3,这里我想再进一步,拟出一个“总体的类同模式”(General homology model),对他的各项稍做调整,但最重要的,把外部和内部符号工作的区分,也就是意识形态生产系统地囊括进来。该模式包括三个性质类同的十层次分级[其中,“复杂而综合的”简写为c/a(complex and aggregated); “属于一个生产单位的”简写为o.p.u.(of a productive unit)]:

  1.(狭义意义上的)产品;

  2.物质要素、对象要素、c/a对象要素、工具、c/a工具、机械、复杂机械、自动装置、原型M、所有对象系统o.p.u.;

  3.符号产品:外部符素e、符号、c/a思想素、超级符号、c/a超级符号、文本、合成的文本机制、次级符码/符号子目录、原型S、所有符号系统o.p.u.;

  4.精神产品:符号要素i、思想素、c/a思想素、观点、c/a观点、思想意识要素、复杂的思想意识机制、意识形态P、意识形态N、所有意识形态系统o.p.u.。

  (其中:符素e=外部符素,符素i=内部符素,原型M=材料原型,原型S=(外部)符号性原型,意识形态P=贬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N=中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产品总和形成了材料文化,符号产品总和形成了得以表现的文化,精神产品总合形成了精神文化。最为普遍意义上的产品(Agen)包括了狭义意义上的产品(Asp)、符号产品(S)和精神产品(M);然而,三者就辩证意义上来说彼此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它们的关系就是:Agen=d□(Asp(S(M)))。由此而来便有了符号学核心任务之一,而其他符号学潮流却大都未曾注意到的,即对包括层级之间符码转换在内的“产品共在”(co-presence of artefacts)加以考察。

  五、“感知”,最为模糊的术语之一

  我们的基本理论部分就谈到这里。此刻要谈到的是“感知”,无疑这并非一个符号学概念。譬如,在西比奥克(Sebeok,1986)卷数众多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中,是找不到这个条目的。与这个术语的科学史关联最多的是心理学,而其中,感知理论尤其被当作核心内容。在这样一种历史样式中,经过大致的辨别和重新表述,人们可以分析出两种主要潮流来:第一种是站在分析一边的联想理论式的,倾向于经验论;第二种是站在综合一边的完型理论式的,倾向于天生论。前者通过强调人如何把感受要素合并到更大的单位来描述人如何感知(无论其是什么的某事物),后者则采用一种唯我论的观点:心理完型是在其整体性之中并且是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获得的。对两种立场而言,都有对人类行为观察而来的证据,并且二者都仍然处在论辩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点表明,对于一个如此丰富而模糊的讨论对象而言,二者都不过是偏颇的理论罢了。不过,有趣的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个术语常常也在种种枝蔓旁生的意义中出现。其他符号学概念,比如“含义”sense)和“意义”(meaning),也是如此。这些术语的身份状况至今仍不清楚。采取用一个词条来做总结这样一种干脆利落的方式,可以见到如下语句:“感知,即种种感觉,通过这些感觉,在感知功能之外,对象的意义通过感觉分配得到把握。”或者,譬如以莱恩(Laing)、菲利普逊(Phillipson)和李(Lee)在《人际感知》(Interpersonal Perception,1966)这部充满启发的书为例,按其做法,几乎所有符号学例子都心照不宣地被包括在内,同时,也被弄得含混不清了。日常语言中“感知”的使用范围更为宽阔,当然,这种情况也让人更为恼火。事实上,有时这还包括了最为极端的话题在内,就像(譬如在德语中)“Interessen wahrnehmen”(表示“代表或捍卫利益”)。似乎很明显,一个术语首先在日常语言和特定科学社会圈子之间摇摆,其次在意义的两极之间(从极广义到极狭义)摇摆,极其需要语义学方面的以及特别是符号学方面的澄清。尽管语义学方面的澄清能够对“感知”目前为止在不同用法中可能或应该意味的东西做出分析和系统化,但这项耗时漫长的工作不会在这里展开,而之前根据不同符号学潮流所做的一种通盘思考至少是得到了赞许的。鉴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在本文语境中,社会符号学观点是不可或缺的。

  六、为什么以维特根斯坦加上贝泽尔为辅?

  核心意义上,我们的符号观是罗西-兰迪式的。但因为罗西-兰迪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再生产中的符号工作,感知这个术语在他的著述中只如惊鸿一瞥。不过,我们可以用他的相关话语作为切入点,譬如,他描述了如何辨识属于未经触及性质而在此前不为人知的对象(Rossi-Landi 1986:158),其中,他清楚表明,感知也是一个加工流程,受到社会所引申出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从理论角度看,要是他对这个话题有更广涉猎,凭着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熟稔(尤其参见Rossi-Landi 1966,1982),是能够为可能成为他关键见证者的人产生丰富启示的:罗西-兰迪欣赏(尤其是早期的)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他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使用(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符号使用)理论中收获甚丰,他承认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潜隐不彰的符号学家,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从终极意义上说,与符号系统并无二致,同时,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关于语言异化方面的重要理论家。根据所有这一切,我断定,参考维特根斯坦,尤其是其《逻辑哲学论》(Tractatus,1921,1922)——该著作除了语言理论这些主要部分之外还包括了认识论(草案)在内,是十分合适的。不过,我必须补充说,我们需要的这个草案的样式,允许直接“翻译”成社会符号方面的(即,符号工作)术语。这个起过渡作用的样式已经由克里斯·贝泽尔在其名为“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感知”(“Wahrnehmungsspiel als Sprachspiel”,1992)的文章中提供了。这篇文章首先重建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感知的观点,然后按照被理解为先前的、属于语言游戏(或普遍意义上的符号游戏)组成部分的“感知游戏”,对其进行了梳理。在这种关联之中,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贝泽尔的确可谓开路先锋,首先,他描绘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或许最为真实的面貌(Bezzel 1988),从而沟通了“维特根斯坦I”和“维特根斯坦II”之间若干明显的不一致之处,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他鲜明地凸显了维特根斯坦中的符号学核心——作为符号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又参见Nagal 1989)。不过,就本文所要做的事情而言,似乎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与心理学家散漫的概念不同,维特根斯坦/贝泽尔感知游戏理论所体现的维特根斯坦式感知理论,接近于有意简化了的“感知”理解所起的作用,因为维特根斯坦以不懈的观察和分析如实地[用罗西-兰迪最喜欢的比喻之一来说,即“深入骨子里的”(pared to the bones)]呈现了现象。

  七、感知,确切意义上说

  按照贝泽尔(1992)的重构,维特根斯坦从起初并无区别的一个视野出发,对“看见”和“看”进行分辨:“看见”(无论其如何被激活)是一种消极意识,与之相比,“看”则是聚焦于理解可能被感知或被感知之物相关部分的一种行为,或者是把某物看作某物对所看见之物的一种积极建构,其结果是“无名概念”(“nameless concept”,感知之物)。然而,在这条抵达真正符号层面的廊道上,有3个主要台阶(且让我们在此称之为位置P1、P2和P3):

  首先是P1,视野空间中对象的最初输入,或者是总体意义上感知的最初输入;

  然后是P2,即对象(无论其如何被选中,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在形象和想象之间空白之处的印记——还不是符号,但有能力成为符号,换言之,是潜在的符号,或者是罗西-兰迪所谓可能通过精神性符号工作纳入内部符号的“符号残余”(sign residue);

  最后是P3,严格意义上的符号活动印记(表达),即,符号游戏中所纳入的东西。

  符号性表达P3是语言游戏的出发点,语言游戏是对各种感知行为的一种反作用。不过,总结起来,这个过程,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嵌入“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之中(或者如罗西-兰迪的说法,嵌入社会实践之中)的“交互行为”(an interplay of movements)。按照贝泽尔的说法,感知现在成了他称为“感知游戏”(perception game)的一个行为,需要进行双重分析:一方面,它在被激活的消极性(事物状态=意识状态)和伴随“无名概念”这一结果的行动本身之间来回往复;另一方面,它在P1、P2和P3(我感知,我感知表达行为,我感知符号性表达)这几个点之间来回往复。“感知游戏可以被定义为包含在语言游戏中的人类行为方面的细腻结构,而且是它建构了语言游戏”(Bezzel 1992:27)。也就是说:感知是“感知-行动”(perceptionaction),它被嵌入感知游戏加语言游戏这个(辩证的)总体之中,同时,它也嵌入社会实践之中:

  你可以说感知游戏是一个“循环的”游戏,但并不像感知生理学中那样,是那种自由漂浮的、自主的“感知循环”意义上的……因为感知-行动无法与日常生活实践隔离开来。它依赖于整个的“生活形式”,一旦我们学会了“语言”,后者便对我们的每个感知行为实施反作用,共同影响它。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感知游戏-语言游戏这个循环是真正的循环。(Bezzel 1992:28)

  最终,“游戏”建造出一个(可分析的)单位:

  感知游戏和语言游戏,分析到最后是不可能彼此分隔的,这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绝非静态关系的一种表达。世界-符号之间被固化了的(形而上学的)关系将是一件荒谬的事情。(Bezzel 1992:30)

  八、以人类为中心型的工作三元关系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游戏”首先要求再次退回到罗西-兰迪这里,他以材料、加工、产品这种基本三元关系对如此这般的工作所进行的简要描述已经引用如前。但梳理出“条件型的”(situational)或“人类中心型的”(anthropocentric)三元关系来描述特定工作条件下特定的工作循环,也是可能的。罗西-兰迪对这些三元关系描述如下:工作有机构成的六要素,首先,

  构成了三元关系中核心方面,即工作加工中的(辩证)否定方面的真实表述。事实上,一般性的,有一个工人,有他想要达成的一个结果,他选择材料并通过工具对之实施加工操作,并以这种方式获得产品。所以,我们可以构想出另外一种三元关系来表现工作条件:这种三元关系由工作本身、材料、工具、产品构成。这一框架表明了必定是人类中心性的工人的视角事实上的样子。(Rossi-Landi 1985:15)

  这就是由工人完成的所谓“生产工作”(productive work)三元关系。其次,还有一种从工人角度出发的变体形式,罗西-兰迪对之解释说,他的观点是:

  即便是六个方面的表述仍然可能简化为三条:“工人”“加工”和“产品”,要达成这三个基本要素,把“目的”放在工人中,把“工具”与“工人”和“加工”放在一起(事实上,它是二者之间的纽带),再把“材料”和“加工”放在一起——“加工”如果不是对某物的加工,就毫无意义。显然,六个方面以及它们所化成的三个方面,可以说代表的正是工人的视角。这是非常合乎规则的:我们每个人,作为工人,都可以说“我在为生产出特定产品而工作”……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立场,按照这一立场,一个想要工作的人,带着他头脑中的某个目的,运用手中的某个工具去工作,必须是已然存在的。(Rossi-Landi 1995:142)

  第一个三元关系可以表述成Wpr, -M/I, -P(工人实施生产工作,材料/工具,产品),第二个可以表述成Wr, -Ow, -P(工人,工人的加工,产品)。这两种三元关系,当然也可以用于符号工作;譬如,(就如Bernard and Withalm 1987所阐述的)就“交流活动工作者”(communication workers)的工作活动而言,第一个三元关系代表了发送者的视角,第二个代表了接收者的视角(完整的,即双向的、交流活动中的确是有角色交换的)。

  九、确切意义上说外部的和内部的符号工作

  下一个中间步骤应该是从其“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方面来描述符号工作。就像在显见的材料工作情形中一样,它必定有至少且不多于6个不可节略的组成部分。对于外部符号工作而言,它们是:

  1.“符号工作者”(sign worker);他已经着手操作

  2.“工具”(instruments),即,符码、程序、细则,以及使用和选择适当符号传递者的所有知识和方式;而且他有着特定目的,也就是已经知道

  3.社会环境中符号运用的“功能”(functions),即,符号活动、交流活动以及最终的社会实践中的社会交换;他把自己拥有的工具运用于

  4.“材料”(materials),即(外部)符号表征和符号所指的总合;并且,他不仅是工作,而且是进行专门的工作,即

  5.“符号工作加工”(sign work operations)来提供产品,事实上,

  6.“产品”(product)就是外部符号,就是之后能够得到交流的东西。

  内部符号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也即是“脑力工作”方面,广义地说,有六个组成部分:

  1.意识形态工作者(the ideology worker)(脑力工作者);他已经着手操作

  2.“工具”(instruments),或是符码、程序、细则,但并不全然和之前相同,加上它整个的生命活力配置;而且它有着特定目的,也就是,已经知道

  3.内部符号运用,或者思想的“功能”(functions),即,内部的和外部的符号活动,加上内部化和外部化,以及,最终的交流活动(即便是自我交流活动,参看第4点结尾的应用);它把自己拥有的工具运用于

  4.“材料”(materials),即(内部)符号表征和符号所指的总和;并且,它不仅是工作,而且是进行专门的工作,即

  5.“意识形态工作加工”(ideology work operations)来提供产品,事实上,

  6.“产品”(product)就是内部符号,就是它思考所需要的,最终也是他产生和交流外部符号所需要的东西。

  不言而喻,“意识形态”在这里必然不是按照更为晚近的贬义意义来理解,而是按照“经典的”综合的意义来理解的,如罗西-兰迪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一方面,它包括了哲学、系统和直觉的世界观、行为模式、情绪与感觉;另一方面,它还包括“错误的思考”,虚伪与欺骗、谎言与蒙昧主义、“常识”、幻觉与神话等,也就是所有形式的“虚假意识”。按照这种最为宽泛的理解,于是,“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是在各种内部符号、象征、标志、指示之中被精确表达的,而它们并不一定直接与外部符号对应。很多时候,两个符号领域之间,常常还需要“翻译”(翻译工作)方可达成。

  十、作为符号工作的感知

  基于上述元素,现在,我们有可能建构作为符号工作的“感知工作”(perception work)模式,因为已经清楚的是,在感知中,如维特根斯坦所观察和分析的那样,前符号性和符号性事物状况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作用。就前符号性事物状况而言,我认为应把它们划入“符号素”(signaletic)领域,包括从初始的技术意义上的“单纯符号”(nothing-but-signals),到更为复杂的那些,直到不同级别的前符号[譬如Bentele 1984一书《符号演变层级模式》(strata model of signal evolution)中的那些;有关的简要描述,参看Bernard 1996:27]。就该类型工作的有机构成而言,“工作者”是感知工作者(之后真正地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工作者)使用“工具”,即他整个的心理-生理和认识配置,还包括文化方面规定化了的感知原则在内;他的“目的”是对特定的向外对象(由此,他处在“接收者”的位置)以及最终,它们(最广泛意义上的)“感知”合成,做出认同加内化;他加工“材料”,即符号,也就是将变成罗西-兰迪意义上的“符号残余”(sign residues)的符号,之后是元符号表征(proto-signantia)和元符号所指(proto-signata),以及最终的符号;他的符号素“加工”(1,2,3)是要产生“产品”,即,第一个是包括(对象)初始的、未加明确的印记在内的意识状况,第二个是感知之物或者明确化了的印记(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无名概念”),第三个是它在符号游戏中所包含的东西,即作为感知最后行为,使之成为一个符号。既然对这一切来说,他都是“接收者”(无疑是“积极的”接收者),面对实际上作为他的“世界”的“发送者”,那么,用于描述所发生情况的三元模式,根据本文第8点,就是第二种三元模式,即条件型三元关系Wr-Ow-P。鉴于整个过程至少涉及3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3个三元关系来对它们进行描述,即Wr1-Ow1-P1,其中P1是意识状况最初未加明确的印记;然后是Wr2-Ow2-P2,其中,P2是感知之物,或明确化了的印记;最后是Wr3-Ow3-P3,其中,P3是符号游戏中所包括的符号,即,内部符号系统(参看图示1)。

  在这3个步骤中,第一个工作循环的“产品”(意识状态,尤其是带有未加以明确的印记的意识状态)作为“材料”(将成为元符号表征和/或元符号所指的符号残余)进入第二个工作循环的“加工”,又一次的,第二个工作循环的“产品”(感知之物)作为“材料”(元符号表征和/或元符号所指将成为符号表征和/或符号所指,将把符征变成它们必定嵌入符号系统之中的辩证综合),进入第三个工作循环。尽管一直存在着“来回往复”(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行动交互”,最终,在社会实践中它更大地嵌入)这一事实,但这是对感知中实际发生情形的一种清醒而本质性的描述。进一步的分析有可能表明在这种“来回往复”之中的若干细节,譬如:某些对象“受到摒弃”,已经成为符号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于哪些我们无须考虑习惯化的不同程度,等等。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原题为“Ten theses on perception in terms of work A Rossi-LandianWittgensteinian point of view”,原刊载于Semiotica,2009(173): 155-168.

  内部/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

  杰夫·伯纳德著

  赵禹平译

  本文主要讨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符号学,特别是其社会符号学理论。他的理论研究采用符号学分析方法,着重强调“身体和对象的强大物质性”(Bernard,1983, p. 176)。罗西-兰迪的分析主要依据符号学理论,这是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晦涩的人类学原理基础上:自然在整体上向文化的转换,亦即指向社会性的自我进化。这种转换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具备资料、设备、劳动者、操作、劳动目的和产品等生产要素。材料经过无限循环劳动,转换成产品,尽管所有材料都相互依赖,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者依然在其中发现了“自由王国”(Woolfson,1982, p. 5, 9; Rossi-Landi,1995, p. 147)。符号可以被描述成材料(能指和所指),并通过符号操作(signwork),共同构成产品(signum)。符号操作引起了社会存在物(所指)的转换,所指通过与之相对立的物质(能指)转换成一个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毫无疑问,这就是符号自身生成和符号再生产(符号使用)以不同方式运行的整体规律。部分符号(再)生产发生在个体内部,另一部分则在外部。思维(“意识形态”)和交流是(符号操作)这面金牌的正反面。而社会正是建立在大量人工制品、普通材料、符号、语言和非语言之上的。

  罗西-兰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所谓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一个包括材料、语言生产,从结果上看是普遍的符号生产的10步辩证性跨越的11阶段模型。符号[符号系统和生产过程,还有最后的“公共符号过程”(Biancofiore/Poncio,1987:29; Poncio,1990)]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一种绝对核心的角色,它构成了生产、交换、消费三元生产运动;或者更应该说,它是由三元生产运动构成的。其中,交换既表现为普通的材料交换,也表现为符号交换,即交流。一切相关活动,包括“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都促使社会发展自身:在借助工具的情况下,社会实践创造历史。以此为背景,本文试图借助符号过程或者说符号学思想及分析,论证材料性、交流性和意识形态性人工制品(或据作者所言,是狭义上的人工制品、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三者间晦涩的相互作用及多样联系,特别注重探讨内部、外部符号的复杂联系,也就是说,内、外符号(符号操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与社会实践必须参与其中的人造环境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依赖社会符号学最重要的学者——罗西-兰迪及他的著作,在其著作中,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如此,此类社会符号学研究,最早要追溯到巴赫金的名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Volosinov,1929; Poncio,1986,1988; Bianci,1995; Bernard,1994; Bernard and Wiltham 1987; Bernard,1992; Rossi-Landi,1961,1968,1974,1975, 1978,1980,1985,1995)。虽然罗西-兰迪在许多场合谈论过文化及自然向文化的转型问题,但他并没有明确设想过洛特曼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所极力推广的“文化符号学”(Bernard,1993),也未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文化理论,而文化理论如今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意义上已广泛为人所知。因此,以一个全方位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化,也需要吸收其他资源。

  但是,研究这些领域,还需要了解其他理论发现。谈到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时,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提出的“符号-文本-文化”层次结构[实际上,并非偶然,这本书的标题是由艾默马赫尔(Eimernacher)和格日贝克(Grzybek)两位杰出专家提出的;Scheffcyzyk,1986, pp. 166-168, St?dtke,1981],也包括对其概念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缺失的批评(Rosner, 1984; Bernard,1985, pp. 162-163)。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应当回溯英国文化研究的根源。一方面,回到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范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所设立的遗产;Bennett, 1996, Turner, 1996, Hepp, 1999)。另一个是同时期在德国,由罗尔夫·施温特(Rolf Schwendter)一手建立的类似的研究方法,即亚文化理论(Schwendter,1971)。亚文化理论提供一个涉及文化经验差异性和内部矛盾性的背景——使文化不仅是一种“语言”,更多时候是一个承载“符号战”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将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层次结构扩展为“‘符号-文本—-化’-总体文化”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总体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其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且各具潜力的领域,而不是超语言或超符号系统;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它是一个语境,一个大型文本?(+和-说明它的开放性程度)或者互文文本。

  但是,下述模型之所以能够被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它的两点特征。首先,运用符号学方法,至少能解决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采用其他方法,并不能充分解决内部-外部问题(更不用说意识形态-文化问题),如认知科学(在“心理再现”中可用,但貌似并不涉及符号概念;Atmanspacher, Dalenoort,1994)——而符号学(任一类别)则被定义为介导性理论,它的介入有助于二元问题的解决。其次,可上升至托马斯·A.西比奥克(2001)主张发展的“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它反映了自符号学创建以来的整个符号学观念。这一主张,在即将出版的苏珊·佩特里利和奥古斯托·庞齐奥《符号学无疆界》特定版本中,才被介绍。其中,罗西-兰迪被认为是人类中与“公共符号过程”最紧密相关的人物。

  一、普通同型模型

  社会,就其操作-工具性方面而言,依赖于一个人工物质世界:一般意义上的人工物质,包括语言及意义-交流领域的人工物质。罗西-兰迪(1974, pp. 200-204;1975, pp. 70-120,107;1985, pp. 47-98,84)着重发展了他的同型模式的后10个阶段——从未接触的大自然的0阶段开始,再通过循环劳动——基于呈现了分节和人工制品的四个层次的四个辩证性跨越,最终形成社会再生产设备的:一,前表意因素(pre-significant elements)。二,不可化约的表意因素(irreducibly significant elements)。三,“整体”(whole pieces)。四,工具和句子(tools and sentences)。五,工具聚合(aggregates of tools)。六,机制(mechanisms)。七,合成和自为(complex and selfsubband)。八,整体机制或自动机(overall mechanisms or automata)。九,不可复制(单一)生产[un-repeatable(singular)production]。十,全球生产(global production)。在“材料和语言生产之间的同型”的规范下,不同生产领域具有内在生成结构的一致性,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恰好展示了这种一致性。依靠这种同型模式,我们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一般性同型模式”,其中,对罗西-兰迪同型模式中的某些项稍做调整,分别系统性地阐述了外部符号操作和内部符号操作这两个项。因而,第一步,是在意释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的基础上扩大其包含范围,包括三个10阶段层次(缩写:c/a=合成和聚合;OPU=一个生产单位:A)人工制品(更进一步讲):1.物质,物体,合成物体,设备,合成设备,机器,合成机器,自动机,原型m,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物体系统;2.符号物质:能指,符号,合成符号,超符号,合成超符号,文本,合成文本机制,亚编码/符号目录,原型S,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符号系统;3.精神产品:能指,观念,合成观念,意识,合成意识,意识形态,合成意识形态范式机制,意识形态P,意识形态N,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意识形态(在此:符号e=外部符号,符号i=内部符号,原型M=材料原型,原型S=外部符号原型,意识形态P=消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N=中立意识形态)。然而,第二步,则须在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关于符号、文本、文化研究基础之上(见引言)来补充、扩展模型(以某种方式,也是从自然转换成文化开始,进入更多复杂形式中)。

  通过“人类学”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理论性研究和同型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中,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各样人类学专用方法,甚至是“人类学法”,但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最系统的方法,是罗兰·波斯纳(1988)综合了符号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发现,各种各样的人类学方法可以简化为三种方法:“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制度相关), “物质人类学”(与日常用语意义下的人工制品有关), “文化人类学”(与精神产品相关),同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符号的使用者,文明是(一套)文本,文化便在狭义上是(一组)符码,那么这三个领域就是系统地联结在一起的,不能做单一考察。因此,符号学方法给人类学学科研究提供基本论证条件。此研究方法依赖一个假设:文化活动是基于约定性的符号过程,是表意中包括了符码、文本和符号使用者的符号活动。(Posner, 1988, p.173)

  这段引文总结了符号学如何对现有的“人类学”进行基础性补充。至于“精神产品”概念,已经被内部符号所普遍借用,是普通同型模式的人工制品三个主要类别之一。如果“精神产品”是内部符号或“思维符号”,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符号物质”就是外部符号,即(首先)是交流性符号。

  普通同型模式将罗西-兰迪对人工制品生产的结构-生成性层次的封闭性进行分析(或他所谓的“隐形结构”),发展为关于所有人工制品的“系统和进程”分析。于我们而言,首先要明确该系统包括所有符号的“系统和进程”,其次,这些符号“系统和进程”由内部符号操作来呈现。总之,普通同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它在Asp、Se(交流沟通中的外部符号)和Si[内部符号,即更广义上的“意识”,作为一般性人工制品的子类起作用,但是也作为一般性生产层次的结果而成立——用联系的观点来讲:交流中的外部符号作为普通材料的一个分支,内部符号作为交流中外部符号的分支,因此,普通材料除去一般性人工物质的子成分后,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d∑(Asp(Se(Si))]中,分辨出一般性人工制品(Agen)和更小观念(普通材料)人工制品(Asp,即日常人工制品;因此,在表1中简单地称为“人工制品”);或者,如果用人工制品、符号物质(S)、精神产品(M)三个术语来讲,关系应当是:Agen= d∑(Asp(S(M)))。正因为这三类人工制品总是联合出现,一般性同型模式同时也是阐明“人工制品共存”的模型。因此,“共存的相关性层次”(0,1, 2)已在表1中表示出来。当代多数符号学家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符号学核心任务,那就是对这里提出的“人工制品共存”进行深入研究,“人工制品共存”当然也包括在各层次之间进行的符码转换问题。重视“人工制品共存”研究,对符号的内化/外化而言(符号物质变成精神产品,反之亦然)尤其重要。

  表1 普通同型模式物质、符号和精神生产的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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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论证的主要任务是(有关符号,特别是“文本”)阐明外部和内部符号操作的关系,即(最终在交流当中)思维(thought)和思维表述(utterance of thought)之间的关系。以其著作观点独到而著名的马克思提出:思维以语言为外衣。这一有深刻见解的比喻暗示:在某个外在向度上,外衣与身体等同,但绝非完全一致。这个比喻说明此处提出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的不同之处;在模型中,语言自主性(符号系统)或观念的实质性、普遍性预设,都通过语言来推测(首先通过符号系统中最具特征的“自然”语言,但实际上也需要通过其他符号系统)。但是,这个模式不仅和在人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哲学的古典传统相悖,且与“认知科学”的某些方法也相悖;这两者认为,思维是一种自治活动,而语言或符号系统则仅仅作为思维的车轮,起着支撑作用而已,因此是可以被忽视的。

  现在来简要讨论一下第一组观点,它声称语言同源性或语言相对论,并指出单一个体往往不会发现他/她“仅仅”所处的“话语十字路口”,且受控于“结构”。但是,这些个体可以反作用于话语和结构,从而使个体和集体相互影响。毋庸置疑,在语言(和一般性符号系统)中,存在着一种整合世界的知识,并且此类“储存”“凝结”世界的知识,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呈现存在于世界上的全新事物是可能的,通过某种创新联合方式呈现关于世界的全新事物更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在个体层次,首先是在思维内部,或者通过思维,进而被外化、被传达。正如罗西-兰迪在材料和语言生产的同源性模型所示,人们有能力在外部符号域中发展“原型”;不仅如此,在内部符号(即思维)领域中也可以发展“原型”,或者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