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劳动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保卫资本论》修订版第四章）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题引
【按语】新时代的中华学术需要“文化自信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作品序列的横空出世。“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不断从经典著作汲取智慧学，将有助社会主义研究取向的批判性思维和语言形成。然则这篇旧作从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广泛性探索路径上可能助益“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切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们期待“《资本论》与天人合一”的学术早日成行！王国维言学术必经“三种之境界”。曰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中国经济学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曰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中国经济学的“德”：吾将上下而求索）曰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为中国经济学的“道和德”：雄关漫道真如铁）
（一）
困难的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二）
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三）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管子：《管子·八观》）
（四）
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因为劳动不是按生物方式决定了的……但是在一切人的劳动中有目的论，它和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立场克服了必然和自由之间的传统对立，我正是从这种立场来撰写我现在的著作的。但是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不是在设法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著作的名称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而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你们会意识到这个差别的……我希望它会表明我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卢卡奇：《卢卡奇自传》）
（五）
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形式……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彼此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六）
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众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马克思是外国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资本论》有详尽的中译本，且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迫奉读的人不计其数……虽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能把理论写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于是变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在历来的所有经济学者中，只有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价值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这种“引证”，是不能被任何科学规格所容许的。（张五常：《马克思奄奄一息》）
（七）
哈贝马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独特的批判，并没有反映出劳动价值理论本应具备的经济学特性，而是从现象学的思想背景出发，颇具争议地将劳动价值理论描绘成一种试图为观察语言和理论预言之间的转译提供规则的尝试……（但是）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的解释以及他自己的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提出，交往行为不可避免地依赖经济因素，因此，交往行为依赖目的行动。这只是哈贝马斯之前反复提到的马克思由于依赖生产方式而没能将劳动交往加以区分这种说法的另外一种表述罢了。（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
（八）
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在某个物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比如像汇率一样不包含物质要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九）
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如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单独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行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十）
各种得到不同发展的存在形式，绝不是从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范畴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被理解为这种范畴体系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相反，它们是依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存在过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存在过程能够使更复杂的存在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十一）
（因此）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个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我们重新回到本章的讨论主旨。恩格斯强调了阅读马克思著作必须注意的一个特点：“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32页】
马克思自己说明：“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97页】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一个巨大的革命性贡献在于提出劳动二重性，烛照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于这种用语特征，卢卡奇给出一种可能的较为贴切的诠释：“范畴是对存在世界中持续存在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的语言表述，也就是思想的表述，由于这种本质性，范畴就成了存在世界中持续的、恒久的规定……历史特征通过实现自己的存在，使总体存在的历史特征规定着范畴的历史特征。同样，这种一般的联系也规定存在的每个形式，只不过（完全可理解）不同存在形式的相对简单或复杂的特性在范畴的简单特性或复杂特性中表现出来。与此相应，历史的普遍性也表现为范畴的普遍历史性……范畴只有在社会存在中才能具体地表述出来，而在自然界中只能作为盲目的因果性规定发生作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55-360页】
（一）
严格地说，《资本论》作为“范畴学”（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在于指向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阐述对象。可见，劳动一般是第一个要指向的对象的范畴。一方面所说之“范畴”，并不是直接的范畴一般即认识，而宁可说成“历史语言”，是对社会人的器官形成规定的确证。
【注：比如，具体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工艺器官（不是动植物器官，而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工艺存在，而抽象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社会器官（生产器官、文化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社会存在。进一步才有可能说抽象劳动是认识范畴，讲明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劳动创造的这一经济特性。盖言“抽象”，并不是什么思维，在于将人类的规定提升为社会的规定，复次提升为社会系统的性质的规定。质言之，抽象劳动揭明社会形成的必然性过程。要之，劳动一般、资本一般应视为社会客观规定上的生产一般，而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才可能是社会主观规定上的“生产一般”。】
另一方面，由劳动一般引出商品生产的发展乃至资本一般的规定的工作，也不是关于经济形态的一般构造，仍然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构造。只是说，特殊必不可少依赖一般，以之为前提。即为了完成资本一般，就得完成与劳动一般有关的范畴构造；同样的道理，为了完成劳动一般，首先也须具备关于经济形态社会的一般知识。这种知识工作当然是严格意义的“历史的知识”，而不是追溯什么“绝对的始源”。唯物主义语言工作性质使得《资本论》必须具备“超学科”特点。并且，“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些先例：不靠任何理论，只凭积累的经验，就能在目的性活动中获得真实的结果。”【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61页】
先验论者是不能理解这些的，也不可能这么认为。于是，卢卡奇干脆强调：
要想从本体论上阐明社会存在的诸多特殊范畴，阐明它们是如何从早先的存在形式中产生的，阐明它们是如何与这些形式相联系并以这些形式为基础的，阐明它们与这些存在形式的区别，那就非得从分析劳动开始不可。【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页】
抽象劳动是从一般构造转向特殊构造的经济规定。因此，不是关乎人的生产活动的自身的存在特性，而是关乎人作为存在者的类存在特性。其表明：人的生理耗费被裹进一种社会进程，并且作为抽象的关系（规定）加入运动过程。即从目的论设定的要求看，具体劳动指代人的主动劳动方面，而抽象劳动指代人的被动劳动方面。可先验论者决不这样认为。例如说，“《资本论》中分析了两种‘二重性’：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另一种是‘历史地获得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属于第一种，商品和资本的‘二重性’则属于第二种，前者不能充足地说明后者，对后者的透彻说明须借助拜物教批判理论。劳动二重性学说，只是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综上所述，二重性不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劳动’都具有的。在此意义上，劳动的二重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这里的关键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其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是对于在他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不是自己的理论的指称，他称自己的理论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想说明的是，劳动二重性理论对于理解他之前的经济学、尤其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错误的重要性。而说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建构，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就完全不够用了。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意义的‘尽头’，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藉之，商品和资本的二重性才得到比较透彻的说明。”因此可以说，“对于劳动的二重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事实上已经接触和运用到了，只是还不太明确和自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提出，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思考路径想’，是一种‘接着讲’。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更为重要的是，追问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的问题’，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而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研究‘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确定‘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只是在这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讲自己’。”【注：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这种论调认为，劳动二重性是对于拜物教的指认，而非批判，——在批判方面，劳动二重性实际什么也没做；相反，商品二重性、资本二重性倒是从中升华出来的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批判和理论批判实践。从与经济形态社会相关的知识生产角度看，这叫做最低限度的抽象。以此推论，导致“二重性”势必被认识单列出来，赋以逻辑独立性（规定），仿佛是关于事物“既是××，同时又是××”的二项展开式的知识，仿佛是马克思用二重性这种客观知识来理解“劳动”“商品”“资本”。从本体论推理的逻辑出发，抽象劳动仅仅是历史的预设，与提供劳动生成的历史实践过程——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在史无涉，仅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或倒过来说，劳动价值论只是客观提供了与效用价值论相对而言的“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劳动（形式）被贬低为劳动理论，价值（形式）被贬低为价值理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撇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具体性、抽象性这些语词的形式对立上的困惑，那么，我们的看法与之恰好相反：劳动二重性是一个工作整体，更是存在者规定整体；或者可以说，它直接是存在者的工作规定，而不是存在的个别认识，所以和“与生俱来的”无关，自然也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属性”。相生相克的产品形态和商品形态使劳动的对立存在（性质）在结构上更加显明了，更加耀眼了。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实就在于揭明经济形态作为“抽象社会”的规定本身，是对这个特殊规定进行批判性考察和解析的工作，从建构和批判两方面揭明生产结构的社会发展进程。
因为有了上述那样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阿尔都塞硬是要说：“马克思事实上与斯宾诺莎的立场关系密切；不仅1857年《导言》里的马克思是这样（因为这篇作品事实上是经由斯宾诺莎来反对黑格尔），而且《资本论》里的马克思，连同列宁，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虽然同样拒绝一切关于知识的开端、主体和辨明的理论，但是他们同样也谈论知识。而且如果你了解到列宁把知识论定义为……辩证法的话，那么列宁力主马克思主义有‘知识论’之说的这个事实，就不至于令人困扰了……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说明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过程的具体结构内产生的，但是为了能够弄懂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需要借助那种最低限度的并不存在的一般性，否则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的，我认为1857年《导言》就是这种思路。我认为它既没有提出‘知识论’，也没有提出其替代品，即认识论：我认为，它只是表明了那种最低限度的一般性，否则，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知识的具体过程。但是正像生产的一般概念那样，知识的一般概念的存在只是为了消解在具体过程的具体分析中，即消解在知识过程的复杂历史中。”为了进行知识“消解”，阿尔都塞承认自己陷入迷惑：“马克思好几次用到知识的‘生产’概念，我在论证我的中心论点——知识就是生产这个观念——的时候，直接地并且在字面上受到了他的启发。我显然也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生产’心存共鸣，而且我吸取了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既召唤劳动、实践，又召唤着真理的展开……我甚至超出马克思，仿照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的劳动过程概念而提出了‘实践’的一般概念；并且，在重新提出理论实践的时候，我使用了、无疑也是迫使了马克思的一小段原文来达到对三种一般性做出区分的目的。这三种一般性各司其职，第一种作为理论的原料，第二种作为理论劳动的工具，第三种则作为思想具体或知识。我承认，这件事里同样免不了有斯宾诺莎的干系，因为他提出了‘知识的三个等级’，以及第二个等级——科学抽象——的核心作用。”【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67-169页】
而我们一旦离开纯粹逻辑学王国，把劳动、价值、价格之间并不视为逻辑推理的关系，那么从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中引申出价值，又把价值作为一整全的概念体系，从中引申出价格，就变得可以理喻了。因为这并不是知识的不同等级的划分，而根本意味着客观过程发展的如何来（劳动）、为什么（价值）、是什么（价格）的规定，后续过程既是先前过程的实现，又不可避免地充作必然性的、盲目性的发展形式，因此其间充满矛盾规定的发展。它们必须作为整体、作为同一的过程，这样就把批判的规定实践化了，挂搭在主观过程中，同时与客观过程保持着深层联系。存在者规定从中显露出来，即被作为同一的发展过程的规定。
（二）
存在者是不断对自身进行批判，以获取发展出路的合类性规定。劳动本身是合类存在的发展，其作为一定财产身份关系下的谋生活动乃是社会历史的规定。可见，抽象劳动针对历史的存在者而不是单纯劳动存在，只是商品生产现象中的特殊存在。劳动二重性提供了抽象劳动整体生成的机制说明，后者则直接反映社会劳动的生成。劳动二重性（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经济形态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图，高度关联物质工艺对象和社会历史对象。就是说，体现：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而这不过意味着，它在产品社会中处于隐身状态。这种财产关系的隐性发展规定相应在商品社会“显像化”，或者说处在显性的发展状态中。因而很明显，抽象劳动是劳动类规定的另一种类型，是和直接强制劳动相对应的经济存在。
对于与商品社会伴生的初级产品社会而言，劳动作为“直接具体劳动”和“直接强制劳动”，并不是对立事件，也就谈不上独立的“社会劳动”的存在规定。基于身份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直接同一，使得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这是“身份劳动”或共同体劳动的历史存在者类型。“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28页】
同时，“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92-994页】
以致，“在这里，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个人劳动力的耗费，直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个人劳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发挥作用的。”【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8页】
坚持特殊历史发展结构的规定的优先性，兰格试图重新描绘恩格斯的“广义思想”。他介绍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是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规律的学问。”之后，他说：“分配的社会性质是明显的：分配由于它自身的性质是一个社会行动。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分配采取不同的形式。产品的交换是在社会史上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种形式，然而，这不是在历史上发现的唯一分配形式。弗·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与我们上面采用的定义完全一致。我们只是用‘分配’一词代替‘交换’一词。从文章意思可以看出恩格斯将‘交换’理解为‘分配’。读者也将注意到恩格斯使用的‘人类社会中物质生活资料’一词，在我们的定义中被‘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代替。恩格斯用的词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他考虑的是满足生物学需要的资料，不包括满足其它需要的资料。根据他的著作的整体思想，恩格斯显然不是这样想的。”【注：兰格：《政治经济学》，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6-10页】
兰格的定义并非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优越，相比之下，只是更为关注了产品社会与商品社会共生的经济含义。
【注：“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1页）】
劳动二重性终归是特殊历史结构上的劳动发展属性，相比之下，产品形态社会中的“二重性规定”乃是更为显性的劳动发展结构。以至于强调：市场交换是分配的实现方式，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社会范围内的组织或单位配置亦是可能之方式。这一重新评估对于描绘广泛存在于产品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直接结合，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在初级产品社会中，以交换为中介的经济形态的发育本身尚不完全，劳动（形式）并没有得到外化意义上的发展，即毋宁说共同体母体和劳动发展形式是高度结合的。尽管稚嫩，本根规定是如此之素朴，以至于根本没有确立独立化的劳动或经济范畴之必要。
【注：这说明，相对经济形态的社会生成规定而言，劳动二重性是不断发生和生长的规定，但要说二重性是社会事物或类存在所固有的存在或认识属性，则属无稽之谈。】
尽管如此，在早期经济形态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结合仍旧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在社会空间中弥漫成长，各种以消费为直接中介的经济形态应运而生，它们突出了“主体身份”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然则，我们看一看列宁的工作批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207-209页】
（三）
直接（强制）劳动不管徭役劳动还是赋税劳动，也不管奴隶的劳动还是农民的劳动，本身是自由的——主体的物质身份和劳动过程是高度统一的，换言之，在创造状态上，主体掌握着他的劳动过程，从而代表着“直接强制性”的发展。即这是劳动的直接发展，同时是主体身份关系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发展本身也同样产生着“国家”和“社会”的工作分野，乃至促成“经济国家”和“政治国家”的结合，等等。抽象劳动则相反。其仅仅代表社会抽象性的发展。它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强制，即社会财产关系抽象统治。
这意味着，社会产品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规定性的存在。只是在历史完成了的劳动二重性（规定）这里，我们才能够第一次正式地说：劳动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第180页】
社会存在者的财产主体身份彼此是独立的，具有各自的空间发展关系，和而不同。劳动包裹在财产关系中，以抽象或具体的存在形式在不同层级发展，交织成社会有机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抽象劳动是抽象规定的赋予，是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的社会显性化。作为一种发展结果，它意味着阶级统治意义的市民社会的构型完成。如此，我们也才能够说，“‘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它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主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而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注：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811页】
可见，如果没有抽象劳动规定的设立，也就不会有真正含义的经济范畴的劳动理解。但如果局限于纯粹思想描述，客观批判、主观批判则可能被同一化：劳动产品构成“前史”，这是“先在”；商品本身构成“正在史”，货币和资本构成接续它们的“后在”，所谓诸“暂时”历史运动序列。其实要知道，这仅仅是逐级向上逻辑运动的“商品形式理论”。仿佛形成一种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商品形式历史的规定性，没能理解商品形式是如何精炼经济关系的，而马克思的“接着讲”则把握住和实现了这种“精炼”，并揭露出隐藏在等价交换背后的科学认识关系。这样，辩证法被看成是有关于社会形式运动的一个分层的理论构架及与之契合的逻辑（运动）链条，一句话，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具有内在联系。这样的对于辩证法予以认识形式化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施批判无疑具有工作效力，因为资产阶级认识论恰好是进行认识拟象的工作，据此可展开“科学抽象法”对“科学物象法”的认识对决。实质的问题在于采取了纯然逻辑分析的方式，忘记了劳动的类存在始终是处在生成中的运动规定，是一个历史存在规定（对象），其转化为社会存在规定（研究对象）则是存在者“历史地获得”过程；所谓“历史地获得”，其实指历史对社会的发生关系，据此可以说，社会在产生中！劳动二重性揭明的研究对象的生成运动指向的是社会实在史。生产关系运动从生成方面代表了客观批判中之社会规定性的不断得到涵养，也就是说，抽象劳动乃是经济形态社会生成之存在，是不断发展之历史“存在者”（社会生产方式）。可见由客观批判而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相对而立的工作机制：一者谋划劳动自身的质规定，一者摹写商品生产的存在者所特有的量的特征；一者是物质性的发展，意味着类和个体的差别性——工艺学的向往这一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一者是抽象性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统一性——社会的强制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归根结底，抽象劳动乃是对于商品生产中“特殊蕴涵”和“普遍关系”的刻画，商品生产方式整体涵容了这些规定。
抽象劳动是对“总商品”规定性的确认。因而很明显，抽象劳动是从批判上看的严格意义的市民形成的历史进程。所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劳动二重性指示社会理性发展。所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在经济形态场域内，抽象劳动对直接强制劳动进行了规定更换，完成了全然不同的历史存在者类型的崭新打造。所谓：“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但是，“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并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历史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的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运动体式和结合形式始终是整理这些材料的指南。最终，“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73-74页】
（四）
囿于解释学路径，海德格尔在颠倒的意义上说明了存在和存在者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存在者首先被理解成现成物（res）的网络。存在得到了实在的意义。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成了实体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231-232页】
这样在存在的二重性体系中，劳动在类上被图说成劳动分工，劳动存在的抽象性获得实体的涵义，即解释链条是从劳动到劳动分工，后者系前者于现象域内的显像。意味着劳动规定性是从劳动本身得到的，是自足的：由存在的形式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由存在的内容方面看，它是抽象劳动。这就是从物的现象学上获取的解释。但如果硬要说抽象劳动直接提供了本体论的根据，那是忽略了抽象劳动与直接劳动或直接强制劳动（后者的扬弃的工作形式即是直接社会劳动）之间相生相克的发展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些关系是共存的，是历史养成。
抽象劳动是不断否定自身的生成性实体，否定的最终根据仍然是劳动具体性的生成。劳动的自我批判从而发展建基于能力的发展和能力差异的发展，后者将与不同财产关系和形式结合，并不断扬弃它们。因此，“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7-58页】
解释学图景则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生产本身一样，劳动是整体生成的。其根本忽略掉了内蕴在这个规定当中的批判性：劳动二重性本身的发展是抽象劳动的历史根据，而由于“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才“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3页】
由此看来，借助历史和实践的生成论（规定），劳动二重性逼近了商品生产的历史理解深处。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乃是在于：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
劳动二重性说到底是产生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本性来说，这是真正的批判，也是真正的建构，从而是对单一片面批判类型（通常是主观批判）的彻底的工作扬弃。这样，当马克思最终与双重的叙述结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工作决裂时，相应就写下这么一句话：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
【附识】劳动二重性学说自然是对唯识学“心物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匡正，是变一元二面为一元二重。说历史存在现象是“心”“物”一元，在于指明物是具体存在，心是抽象存在，即变动不居的发展事物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统一；其中，“心”乃是实质，“物”乃实质规定的肉体之躯。商品的唯物主义的一元实为劳动，价值实为商品社会的“人心”。唯“心”者——并非哲学观意义的唯心主义者——观之伦理的因素，马克思视为社会发展内容的历史实体。一言以蔽之，价值乃是众心所指，乃是人心所向。
【判语·隐忧词】缺月怕潮平，孤桐冷寂寞，英雄具体无论。迢迢人间，身份无数；等闲识得，万紫千红。三十功名诗枕土，八千里路尘作书。兴亡百姓苦，悬殊两处。幻天幻海幻财缘，抽象拾级生。二重劳动，可堪熙攘座；红湿晓看，金风玉露。花谢花飞絮满天，忍看浮华公理！花径怎可倚？花絮未可析，惟有香如故。呜呼哀哉事与理，零落成泥事和为，物与人，行同路。
（本文作为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的作品，意在呼吁具有中华通史底蕴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路线，以全面展现“文化自信”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质，请继续关注它的相关阅读——）
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 生产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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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全文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74-99，为该著第4章。】
许老师您好！
拜读了您的《中华思维学与新中国70年方法论研究纲要》及《读【中华思维学与新中国70年方法论研究纲要】》读后感后，深表认同！马克思在唯心与唯物的不同世界观取舍上、在辩证与形而上学的不同思维论认识上，创造性建构了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产生、发展，确像您主张的那样，必须和中国的国情、中国文明精髓紧密结合，交融起来！
我也是一贯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如果要赢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必须要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革命道路的话；那么，在取得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道路上，同样需要创造性地建构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您大声呼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明精粹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实为开理论实践的先行者。赞！！！
陈广亮
2019年10月7日
中华思维学与新中国70年方法论研究纲要_洞幽察微_察网
www.cwzg.cn/theory/201909/51509.html
读【中华思维学与新中国70年方法论研究纲要】 -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ushe/2019/09/408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