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周｜｜归根传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返乡养老——基于广东省的焦点小组访谈

时间：2023-08-12

　　本文刊发于《学海》2023年第1期

　　内容提要

　　中国农业社会形成了古老的“叶落归根”传统。基于对在广东省4个行政村以“返乡养老”为主题的焦点小组进行访谈，我们发现：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和血缘世系孝道观念使进城的农村人仍有返乡养老的精神动力，古老的归根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代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城乡人口流动大循环。但是，返乡养老仍然存在较为刚性的制度障碍，农民工群体仍存在返乡养老生活保障问题，包括医疗条件、休闲娱乐设施在内的农村养老条件远不能满足返乡养老人群的需求。建议重视返乡养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义，在农村产权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提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准，并将改善养老条件作为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

　　农村产权乡村振兴返乡养老逆城市化人口流动

　　作者简介

　　王兴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问题的提出

　　正如费孝通所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以农为生的人构成，“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基于此，传统中国人的“根”是十分稳固的。“中国传统伦理的起点和总纲”是“孝”，[2]核心主张就是“慎终追远”和“报本反始”。这种伦理催生了中国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文化传统。“归”的反义词是“去”或“离”，所以“归根”应该与“去根”“离根”相对。可见，归根传统与传统社会的人口流动紧密相关，没有人口流动就无所谓去根、离根和归根。与游牧社会和工商业社会所表现出的高人口流动率不同，传统中国社会属于定居型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常态是不流动，多数时候人口流动率都很低。就整体人口而言，游宦、出洋或者其他外出谋生行为都属于小概率事件。这种维持了数千年的情形在最近四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人口流动的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也从以前零星的离乡游宦和出洋谋生变为规模宏大的离土离乡、进城就业定居。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剧烈社会转型已经较为彻底地重塑了中国社会的产业结构、就业方向和人口分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中国社会逐步褪去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受到挑战。现在的问题是，在人口流动的动力、方向、规模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新形势下，“叶落归根”的古老传统是否还会发生作用？是否会影响以及以什么形式影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进城农村人的流动决策和行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返乡养老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是我国当下至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返乡养老促成人口从城镇逆向流入乡村，可以修复乡村空心化，防止乡村衰败，促进乡村振兴。

　　文献回顾

　　成语“叶落归根”，最早出自北宋僧人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通过描述树叶从树根生发出来但凋落后最终还是回到树根的规律，喻指离别故土、作客他乡的游子最终都要回归故乡。这种传统至少有以下三种表现：

　　一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双向流动行为模式。表现为由“士”入“仕”、再“致仕”归“绅”的双向流动所形成的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3]知识精英多秉持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圣言，为了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从而光宗耀祖，因此选择少小离家，但最后的归宿大多都是“归耕”“归老”“归休”“归卧”“归隐”。

　　二是华人国际移民的归根心理和行为。例如，梅州人出洋始于宋末元初，但一代代梅州人只将出洋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故乡的“田、园、庐、墓”才是他们的“根”、精神支柱和心灵家园，一旦赚到钱就会衣锦还乡。这种局面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二战以后才逐步从“落叶归根”走向“落地生根”。[4]

　　三是中国人“魂归故里”的独特社会传统。无论是客居他乡还是出洋闯荡，传统中国人的理想都是生而还乡、荣归故里。但各种各样的意外（包括疾病、战乱、事故、仇杀等等）导致客死他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归乡安葬实现“魂归故里”又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虽然充满艰辛、耗财费力，但“身后将遗体送归故乡安葬即所谓归乡葬，是传统丧葬礼俗的重要内容”。“全世界都知道，从海外用小舟或蒸汽船将大量死者运回……即便骨头也会被放在包裹或旅行箱中，带回家乡”。[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开展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评估”入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表明，退休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和农村养老的分别占44.45%和55.54%（n=1748），后者略多于前者，但差距并不大。[6]2022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两位人大代表提出了鼓励和引导城镇老年人回乡养老的提议。牛三平指出，60—70岁的城镇退休人员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管理经验、经济基础可以为乡村注入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议出台鼓励城镇退休人员回乡养老的政策，包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7]鲁曼也提议鼓励城市离退休人员尤其是来自农村及县镇的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认为这既可以解决养老问题，提升城市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又可以重振乡村经济、重建田园文化、助力乡村振兴。[8]这些提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已有学者在理论上探讨了返乡养老问题，主要结论包括返乡养老的性质、意义、类型、可行性及政策建议等几个方面：城市居民养老下乡是一种新型实践模式，可以为农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开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9]返乡养老是养老产业的希望，[10]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在养老环境、闲置住房资源、低成本生活资料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又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旅游、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11]养老下乡可以归结为老人自发型、政府引导型、企业开发型、社区内生型和宗教支持型五种实践形态；[12]传统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农业农村改革日趋深入、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迅猛、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使养老下乡外在条件逐步形成，颐养天年的康养需求、居城望乡的乡土情结、寄情山水的消费偏好又使其具有内生需求。[13]所以，应该提倡养老下乡，在郊区村庄建养老公寓让市区老人居住养老，让他们找到清静的地方。[14]但是，正如李俏等学者分析的，整体上看有关下乡、返乡养老的研究相对于整个养老问题研究来说才刚刚起步。[15]据笔者观察，既有研究大多从经济学角度、立足于养老产业进行宏观分析，从社会学角度、聚焦养老者心理和行为展开的微观研究不多。与此相应，既有研究多为现象描述、理论探讨，基于社会调查的经验研究较为少见。

　　研究方法

　　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为焦点小组座谈会，这种定性研究方法也称为集体访谈，是“将若干个访谈对象集中起来，同时进行访谈的方法”，一次集体访谈的参加人数通常为5—7人，它“较个别访谈层次更高”，“获得的信息往往比个别访谈方式所获得的信息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由于能够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核对、互相修正，所以，集体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往往也更为完整、更为准确”，可以同时访问多个个案，“大大地节约人力、时间”。[16]2021年3—5月，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广东省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梅州市下辖的4个行政村以“返乡养老”为主题召开了4组焦点小组座谈会，这4个村分别代表了广东省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同方言文化环境。参加座谈会的被访者共计21位，包括四个类型：第一类是帮助我们邀约、召集会议的村支书及其他村委会干部，包括X1、X5、D1、H1、H2，他们不仅可以为座谈会的顺利进行提供各方面保障，而且可以从全局的角度提供意见和信息；第二类是在本村出生长大、通过当兵和招考等途径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退休后回村养老的人员，包括X2、D5、S1、S3、S5、H5；第三类是户籍和身份上的本村村民，包括X3、X4、D3、D4、S2、S4、H3、H4、H6，他们大多进城务工经商，或进城投亲（主要是子女），年老后回村；第四类是计划返乡养老人员，包括D2，属于“计划外”参会人员，原计划没有邀请他，但其本人对讨论主题感兴趣要求参会，他从一个特有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意外收获（详见表1）。

　　叶落必知归根：

　　返乡养老将渐成趋势

　　我们的研究发现，以养老为目的返乡的人群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在农村出生、长大，后通过参军、招干、招工、读书等途径迁户进入城镇工作的体制内人员。他们没有村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大多曾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工作，有较高的退休金。他们一般都在城市有房，但与老家农村有紧密的联系，有亲人或家属留在农村生活，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甚至子女。二是进城长期稳定务工经商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在城市谋生，不少人在城市积累了资产，也购买了社保。虽然他们事实上拥有市民和农民双重身份，但不少人已经在城市安家，子女和孙子女留在城市。三是一直在农村生活、就业的农村人，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发展较好并在城市安家，他们以家庭团聚、照顾孙辈的方式进入城市和子女、孙子女一起生活，后来离开子女返回农村生活。

　　表1 焦点小组座谈会样本村及被访者概况

　　我们将所有返乡养老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按以上分类进行了整理，发现无论哪种类型，他们在城市都具有退休养老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他们大多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退休金或社保），在城市也有住房（详见表2）。可见，他们返乡养老都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不是经济原因驱动的。

　　表2 退休养老被访者经济社会地位概况

　　在座谈中我们发现，“返乡养老”行为被他们简单而直接地定义为“叶落归根”。以X村X2号被访者为例，18岁离村当兵，复员后进入国营军工企业工作，后来单位军转民迁入深圳，夫妻俩都是深圳户籍。60岁退休时，母亲、儿子、儿媳、孙辈户籍仍在村里，于是从深圳回村养老。“这叫叶落归根啊。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第一故乡在万绿湖，新丰江水库”（X2，男，72岁）。而且，据被访者反映，返乡养老、少小离家老大回、叶落归根是进城农村人退休以后比较普遍的选择。“像我们这个情况很多，我们单位就有不少，退休就回老家去了”（X2，男，72岁）；“人老了上了60岁，就有这个观念，都会这样想。一退休都会这样想的，都想着回自己的老家，回那个根，再怎么样的情况下都要找到根，你找不到根你去哪里，是不是？”（X3，女，64岁）。以S村为例，全村总人口约1200人，现有约300人在村生活，其中无村籍的退休人士约20人，有村籍的村民280人，后者大多为返乡养老村民。被访者反映，另有200多名老村民在城市与子女居住，主要是需要带孙辈，“在城市的占一半，回来的也有一半”（S2，男，75岁）；但是，这些在城市的老人大多也是处于工作退休、家庭责任在岗的状态，一旦家庭责任完成也会返乡养老：

　　主持人：另外一半待在城市里面，不管是跟子女在一起还是自己生活，这些人以后会不会回来？

　　S3：应该会回来，到这个年纪应该回来的。

　　S2：我们农村人有一句这样的话：“凑大孙，返农村。”

　　主持人：什么意思呢？

　　S2：带大孙子，就回农村，有这句话。

　　S5：老人带小孩的，带大小孩，回农村。

　　同时，这种城乡切换的生命周期已经出现了代际循环的趋势。目前返乡养老的人群大多属于“50后”“60后”，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城谋生，不少人在城市生育抚养子女，子女大多也已在城市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们返乡以后，子女加强了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也有复制返乡养老模式的趋势。D3号被访者之前和两个儿子在佛山生活，现在回到村里，有两处宅基地，两个儿子出钱在其中一处修了楼房，另一处也计划翻修。两个儿子在佛山买了房子，但现在经常带家人回村短住，“一有空就回来了”，“一小时零十分钟就到了”。一个月、两个月有空就回来一次，“有时候待三两天，有时候一月半月”。D3有两个儿子（一个36岁，一个37岁），但表示“如果退休要回来这里的”（D3，男，61岁）。这种代际循环趋势意味着叶落归根传统的延续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而是会长期持续下去。

　　我们发现，返乡养老是一种“归根”行为，而“根”的含义不仅仅是出生地、来源地，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首先，“根”被定义为由家人、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邻里、其他亲友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具有原生性。退休养老者就算当年进城工作生活数十年也天生属于这个关系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农村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为退休老人提供天然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人老了上了60岁……一退休都会这样想的，都想着回自己的老家，回那个根……他兄弟姐妹全部都在这里……他要归根啊，他要找自己的亲人啊。有什么事两个人老了，有什么事谁去帮你啊？谁去叫救护车？是不是？”（X3，女，64岁）；“我想落叶归根，因为……我兄弟姐妹在这里，不管是堂兄弟也好，亲兄弟也好，都在这里。为什么？老了以后在外面属于漂泊的，对不对？老了你出去没有认识的，谁管你？”（X2，男，72岁）；“这里亲戚也多，认识的人也多，村里面以前的同事都有好多”（H4，男，64岁）。可见，返乡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原生社会支持网络的庇护。这个关系网络的功能在乡村发挥较好，而且是养老院等其他社会机构难以替代的。“我们这些农村的人，一般都不想去养老院，养老院不是很好的地方”（X3，女，64岁）。

　　其次，“根”还进一步被定义为以过世父母、祖父母、祖先、祖宗串联的宗族血缘世系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以传统孝道为基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从小就耳濡目染，使其成为最深层的精神力量。“我父亲也是在这里过世的，这个是跟着我们祖先在这里，你不可能跑到外面去，人生地不熟，都是生人外地人……老了就是要回老家，老家才是自己的根，不要忘掉根，你出去不回来了，你连祖宗都忘掉了，祖宗在这里，这是中国的传统”（X2，男，72岁）。在退休返乡者看来，回归这个“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是对传统的坚持，更是精神世界的根本需求，是对自己生命来源、归属和意义的追寻。“这个就是根了，你从哪里来的，你爸爸又从哪里来的，你爷爷又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就是根……你说根重不重要？我说根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落叶归根，每个人都要落叶归根”（X2，男，72岁）。

　　总之，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原生性社会支持网络和以传统孝道为基础的宗族血缘世系归属感的驱动下，返乡养老、叶落归根是进城农村人退休以后比较普遍的选择，而且这种城乡切换的生命周期已经出现了代际循环的趋势。因此，普遍性的进城农村人返乡养老将渐成趋势，并成为我国逆城市化浪潮的重要驱动力。

　　叶落方知归根：

　　返乡养老将成逆城市化主流

　　我们发现，被访者反复强调，人要到了退休年龄才会想念家乡、留恋故土、充满乡愁，才会有思根、寻根、归根的意识。我们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叶落方知归根”。经过我们的追问，被访者普遍认为，人生分为两个阶段：60岁以前以赚钱养家为责任，生计是生活的中心；60岁以后，赚钱养家的责任重担卸下来了，才有了情怀，才有闲暇时间去追求精神世界。年轻人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娶老婆，娶完老婆了，就要养儿子、女儿，一家大小的生活，那个担子本身就重，现在又要买车买房，你说他们哪有时间来去跟你的老祖宗去寻根？肯定没有时间去寻根，我刚才都说了，到了60岁以后，你才会去寻根”（X3，女，64岁）。“他们都要在外面打工，买房子生小孩，小孩要读书，本身的责任也很重，所以对家乡的事情、上辈人的事情，都想不到，也很少回来”（X1，男，73岁）。60岁退休以后“在外面没有责任了，把这个担子放下来了，就想回家享受老年人生活了”（X5，女，40岁）。“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没事干了，他肯定会想到家乡了嘛”（X1，男，73岁）。由此可见，“根”意识有一个在乡村养成、在城市休眠、退休时被唤醒的过程，而“根”意识的唤醒又成为进城农村人返乡养老的内在精神动力。

　　综合被访者的一致性意见，“城市”被进城农村人定义为适合赚钱养家糊口、适合子女接受教育、适合没有“根”的年轻人的暂居地，“农村”则被定义为适合养老、适合享受人生、适合老年人和有根者的归宿地。基于此，理想的人生规划是年轻时在城市辛勤打拼，年老退休以后则回农村养老、享受生活。“年轻人都向往大城市，现在像找对象，一般问你有没有楼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现在的女孩子很现实。所以现在农村老年人回来，年轻人都往外跑，普遍都会”（D1，男，46岁）。“一般年轻的时候都会出去，为了生活，有机会都会出去外面打工，到50多60岁了就回来”（S5，男，67岁）。

　　我国古代的“退休”仅指“官吏退休”，旧称“致仕”，指官吏因年老、生病等原因将禄位送还国君，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返乡养老。[17]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是没有“退休”概念的。近现代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涵盖一般人口的退休制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有“退休”资格和待遇的也仅限于占人口比例不大的城镇干部和职工，并不包括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村人。近4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不仅进入体制内的农村人获得了退休资格和待遇，而且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能够通过购买社会保险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2008年，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0.7%，2015年就上升为20.1%，接近翻番。[18]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有了到年龄退休领取养老金的观念。

　　但我们在座谈中发现，进城农村人的“退休”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从职业和工作状态中退出。如果是体制内人员，则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单位脱离劳动合同关系，领取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如果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则是结束打工或经商生涯。另一层含义是从家庭责任中解脱出来。家庭责任主要包括将子女抚养成人，即子女能够完成学业、工作就业；家庭责任还包括隔代抚养，即协助子女照料孙辈。这两层含义上的退休不一定完全同时实现，通常第二层含义上的退休时间晚于甚至大大晚于第一层含义上的退休。以D村的D2号被访者为例（男，46岁），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村里布局，做各种准备，计划退休以后返乡，而且返乡意愿非常强烈。“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死就死在这里”。但是，他很清楚，他还要在城市打拼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他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要供他读到大学要二十来年，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要拼的”。S村的被访者介绍当地的习俗是“凑大孙，返农村”，也就是要协助子女将孙辈抚养到一定年龄才能脱手，才能返乡享福。D村D3号被访者（男，61岁），自己回村生活了，但妻子仍然在佛山帮助儿子带孙子。H村H5（男，86岁）、H6号（女，76岁）被访者是一对老夫妻，H5原在江门国企工作，有退休金每月3000元，退休已经30年，帮两个儿子带大了4个孙子孙女，“做保姆，帮他儿子带孙子、孙女”（H2，女，40岁），将最小的孙辈养大到读高中，“小孩大了就回来了”（H1，男，45岁）。H6、H5分别年过七八旬才回到老家“过二人世界”，“儿子、儿媳叫他们到外面去，他们两个老人家说不要，‘我不要去，我在村里面住着比较舒服’”，“他们两个是去年才退休的，不用煮饭、不用接孩子”（H2，女，40岁）。S村S2号被访者（男，75岁），有内外孙6个，其中内孙4个，一直在广州打工；65岁的时候夫妻俩返乡带孙辈，现在75岁了还没有“退休”，最大的孙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最小的孙子才3岁；妻子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不能自理，这才由其他人带小孩，他照顾妻子。

　　目前，在进城农村人口中，20世纪50—60年代初出生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进入城镇的人口，刚刚进入退休年龄，刚从职业和工作状态中退出，其中大部分还没有从家庭责任中解脱出来，所以返乡养老的存量人口在新增城镇人口中的比例还很低，以返乡养老为目的的逆城市化浪潮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预测，返乡养老的增量人口会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60—70年代出生、20世纪80—90年代进城的农村人都将大批返回农村养老，甚至“80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都会加入返乡养老的行列。

　　叶落难以归根：

　　返乡养老面临现实障碍

　　在传统中国社会，叶落归根并非是容易实现的人生目标。古代官吏的致仕退休都会有不少条件，包括年龄、身体、品级和职务等，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熬到返乡养老那一天。[19]另外，高发的疾病和不便的交通等因素也让不少游子客死他乡，以至于归乡安葬成为“传统丧葬礼俗的重要内容”和“最为普通之事”。[20]当今，这些归根的障碍都已经不存在了，叶落归根似乎变得理所当然而且轻而易举。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进城农村人返乡养老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障碍。

　　首先，叶落归根存在较为刚性的制度障碍。我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所有权及其他权益都以村籍作为基础，失去村籍就自动失去了这些权益，而没有这些权益就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调查发现，村籍的变动是单向的，放弃村籍不难，恢复村籍却非常困难。我们这次的访谈对象以成功返乡养老的人士为主，基本没有涉及有意愿但未返乡的人群，但是我们在座谈中仍然收集到了户籍回迁方面的信息。X村X4号被访者（男，64岁），1994年全家从河源某山区村迁入X村，在X村有宅基地，但没有土地承包权，靠租地耕种和进城打工为生，在河源老家还有承包地和待维修的房屋。近几年他希望迁户口回老家，以便和兄弟、堂兄弟团聚，并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他已经获得了老家村民的同意，但在办理迁户手续时遇到了死结，政府部门要求提供原住房屋的水、电证明，水、电公司则以没有户口门牌为由拒绝安装水、电表，往复循环，毫无进展。据X村村干部解释，他这种情况属于农村户籍之间的迁移，应该比较容易，症结在于“政府不作为”。“他那个情况，按照国家政策本来应该是可以的”（X5，女，40岁）。在X村座谈时还讨论到一个名叫“阿伟”的外迁户的案例。阿伟60多岁，已经退休，“他本身就是这里的人……他那时候又只生一个，没有第二个，就一个女儿，嫁出去，他两公婆肯定要回家，他要找亲人的嘛，他肯定要找自己的亲人”（X3，女，64岁）。“他现在要回来建房子，按照政策上来讲是不行的”，“我们这个村就是你不是本地户口，你报建房子都建不了，是你的都建不了，更不要说不是你的”（X5，女，40岁）。D村D2号被访者，因为“以前农村找工作比较麻烦，很难的，因为农村没有什么活干，你的户口证在城镇，找个工作容易”（D2，男，46岁），所以就把村里的户口迁出去了。现在他希望回迁户籍，以便以后返村养老，“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肯定有回来这里养老的心态，肯定有”（D2，男，46岁）。但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只能先继承爷爷在村里的房产，再以拥有房产为由提出回迁申请，但程序上需要爷爷的所有亲属同意。“他有一个姑姑，有一个叔叔，有的在美国，有的在香港，很麻烦的，没有机会回来，比较麻烦”（D2，男，46岁），还有些亲属拒绝签字，整个计划只能搁浅。D村有个别回迁户走通了回迁之路，但是“那条路比较崎岖”（D2，男，46岁）。

　　众所周知，户籍制度一直是阻碍我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核心障碍。在过去4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及其附带的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购房定居、社会参与等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进城农村人的社会融入。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国家不断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农村人进城的各种刚性约束不断松动，进城落户的障碍也越来越少。但是，在城市化即将完成、逆城市化即将到来的今天，户籍制度又以新的面目成了我国人口逆向流动的刚性约束。目前，城市入户已经放开，城市已经形成了自由的房地产市场，农村人进城落户定居已经不存在太大的制度障碍。但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没有进入自由市场。从前述几个案例可见，要获得村籍和宅基地使用权难度极大，而没有村籍和宅基地使用权就失去了在农村定居生活的物质基础。从表2可以看出，参与座谈的被访者中有5位是放弃村籍、农转非获得城镇户籍的退休人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仍然拥有村籍，他们相当于回村投亲，从而解决了宅基地及相关居住权问题。我们可以推测，有不少退休人士没有村籍也没有回村投亲的条件，就算有叶落归根的愿望也难以如愿以偿。

　　放弃村籍的农转非人群返乡养老将遇到上述户籍回迁难的问题，而保留村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群体则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养老生活保障问题。S村的几位被访者就比较典型。S1（男，87岁）、S3（男，66岁）、S5（男，67岁）从医生、教师等事业单位岗位退休，有稳定充足的退休金。S1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S3、S5的退休金更高，达到每月6000元左右。他们自己和配偶生活优裕，甚至还能够接济子女。S4虽然属于农业户口，但在深圳、广州工作时足额购买了社保，回村后虽然养老金数额不及城市退休人员，但每月也能领取固定的养老金，基本能够做到衣食无忧，“一个就是社保那里有1700多，再加上民办教师生活补贴那里有400多，那么就有2000多。生活嘛，2000多在农村还过得去”（S4，男，73岁）。这两类返乡老人的日常生活属于享乐型，包括散步、串门聊天、打麻将、打游戏、看电视等，“就是这样过来，反正感觉是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得很快，过得很舒服”（S5，男，67岁）。他们也会从事抓鱼、养鸡、种菜等农业劳动，但也是为了“吃得环保，吃得放心一点……另外参加一些劳动作为锻炼也好”（S5，男，67岁）；甚至是把农业劳动当成“精神寄托、爱好、兴趣”，以一种“玩”的心态从事农业劳动，“有个地的话就玩一下，跟很多城市的老人养花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主要不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去玩”（S4，男，73岁）。S2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在广州的时候就买过社保，不过我买得晚一些，农村出去，1997年的时候才开始买，然后等到我够年龄60岁就想一次性补，但不能做，本来想加一些钱，当时的政策不允许”（S2，男，75岁）。他回村后就没有养老金，农保每个月只有180元，经济来源只能“靠子女资助”，好在四个子女都算“有本事有孝心”，如果几个孩子不给钱的话，“一两年可以顶得过去，长时间就不行”。S村几位被访者反映，S2还算比较幸运，很多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有的子女比较少，有的有女无子，有的子女不孝，有的子女能力弱，老人无法得到子女的资助，生活就比较困难。“你去村委会问一下就知道了有哪些很困难的，绝大部分都是很困难的”（S3，男，66岁）。S4的一个小学同学，子女不给生活费，73岁高龄了还非常艰辛地自谋生计，“他这么大年纪一样是上山砍竹”，“跟我一样年龄，现在还砍那个竹子卖，18块100斤”（S4，男，73岁）。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基于社会生产系统，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城乡差异。[21]可见，叶落归根、返乡养老的顺利实现还有赖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保障制度从基于社会生产系统真正转向再分配调节。

　　再则，农村的养老条件不能满足返乡养老人群的需求。在座谈中，被访者普遍反映，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取得了明显成就，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人居环境越来越宜居，这是促使他们返乡养老的重要原因。“现在党的政策好，把乡村搞得很好，百姓也很好，道路也好，绿化也搞得好，乡村不会比城市差”（X2，男，72岁）。“环境这一块确实到位了，刚才讲的国家的政策，国家给的支持，确实像这些老先生的讲法，确确实实把人居环境这一块完完全全做到提升了”（X5，女，40岁）。D村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更进一步，专门为老年人修建了活动场所，购置了相关设施，还组织了一些娱乐活动，另外还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我们就是有活动场所，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老人协会，那个是政府建的，在那边看看电视、打打牌、看看报纸，有这样一个活动的中心，每个自然村都有”；“我们有的时候有热心人士赞助搞场晚会”，“九月九我们都有补贴的”，“给老人吃饭，也是热心人士发动年轻一代的，还有海外的华侨、热心人士捐款，集中老人一起吃顿饭，发点慰问品，还有礼物，像米、油、面条”（D1，男，46岁）。其中一个自然村有190多位老人，该村企业家出面“请民歌队、粤剧团搞晚会，又聚餐，还有跳广场舞，还有好多活动”（D1，男，46岁）。但是，我们也发现，由于乡村振兴刚刚起步，而且返乡养老并没有像返乡创业那样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所以农村的养老条件虽有改善，但远不如城市，远远不能满足返乡养老人群的需求。与经济和自然条件都比较优越的“珠三角”相比，偏远山区农村的养老条件更不能令人满意。

　　一是医疗条件城乡差距巨大。老年人大多有各种慢性病，需要比较频繁地就医，而医疗资源基本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生的数量和水平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被访者S4“有很多种病，糖尿病，尿酸高，高血压，高血糖跟脂肪高”，但二十年过来，“没有办法，农村医疗跟城市医疗不同”（S4，男，73岁），只能自己买药吃。S村里有两个卫生站，都是私人诊所，只能解决小问题、看小病。S1、S3、S5是退休医生或教师，以前在城市每年都会有的例行性体检，回村以后就没有了，“我们有单位的，在岗的时候是免费组织检查，但是退休之后人走茶凉，就没有见过，不闻不问”（S5，男，67岁）。

　　二是休闲娱乐设施比较匮乏。退休生活应该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内容，但是农村的相关设施建设并没有跟上，导致返乡老人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生活方式比较传统。在S村，退休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聊天、打牌、散步、田间劳动等，没有条件满足自己的其他兴趣爱好。“你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有健身器就不同了，我天天都过来运动一下，现在上了年龄都喜爱打乒乓球，打篮球，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办法”（S3，男，66岁）。“我在县城住的时候就经常去老人活动中心玩一下，有麻将、琴、棋什么的，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什么都玩一下，现在回到乡下很单调”，“锻炼身体的活动都没有”（S1，男，87岁）。

　　三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农村老人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农村老人不愿意或者没有条件进养老院，子女进城谋生不能陪伴照顾，农村暂时缺乏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生活会比较艰难，这是返乡养老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难题。D村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意识超前，镇政府已经开始建设“长者食堂”，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做义工，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在村老人做好饭菜送上门，但是现在也只能覆盖镇政府周边三公里以内的局部区域。好在“长者食堂”已经列入政府和村委的五年（2021—2025）计划之中，将逐步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明显改观。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形成的城乡差距的缩小非一朝一夕之功，城市和乡村在生活质量、生活环境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目前，乡村振兴工作刚刚起步，仍然处于解决饮水安全、实现动力电全覆盖、村村通公路、布局物流体系、治理垃圾污水、开展厕所革命、改善村容村貌等普适性基础保障建设阶段，远未进入分人群、分需求、分目标纵向推进时期，所以养老设施的专项建设只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注意到，农村基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也存在片面理解产业振兴重要性的倾向，将乡村振兴的突破口简单理解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甚至“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22]没有注意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五位一体、联动互促的关系，对返乡养老间接带动产业兴旺的认识不足。

　　结论与讨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我国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城镇人口比重分别是1953年13.26%、1964年18.30%、1982年20.91%、1990年26.44%、2000年36.22%、2010年49.68%、2020年63.89%，1953—1982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数只增长了1.36亿，1982—2020年间则暴增了7.06亿，这7.06亿新增城镇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进入城镇就业定居的人员及其后代。

　　作为现实社会支持系统的乡村血缘社会关系网络和作为生命价值归宿的血缘世系孝道观念的共同作用，成为进城农村人返乡养老的核心精神动力。古老的归根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代城市化浪潮席卷下的中国城乡人口流动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在数亿进城农村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八九十年代进城）进入退休年龄，所以返乡养老人群的规模还比较有限。但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像过去四十年城市化过程中的进城潮一样，未来我国也将出现以养老为目的的返乡归根潮。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城乡之间的人才大循环，但这个循环只涉及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吏阶层，可以称之为精英大循环。调查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城乡流动循环，与传统社会的精英大循环不一样的是，这个循环涉及乡村大部分人口，既包含精英阶层，也包含普通劳动力人口，可以称之为城乡之间的人口大循环。在这个城乡人口大循环背景下，进城农村人的生命轨迹将由生根（在农村出生、长大）、离根（进城上学、就业）、归根（回乡生活、养老）三个阶段组成，各阶段之间的年龄分隔会有一定差异，进城、返乡时间有早有晚。在第二、三阶段之间会有一个过渡期，即从职业和工作状态中退出后履行抚养子孙的家庭责任时期。由于退休年龄的刚性规定，返乡时间一般会晚于法定退休时间，产生返乡养老时间的滞后效应。目前，返乡养老人群规模还比较有限，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进城的农村人刚刚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另一方面还有时间滞后效应作用的影响。

　　从城乡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口从乡村正向流入城镇，逆城市化则是人口从城镇逆向流入乡村。逆城市化可以促进人才、信息、资本、文化下乡，修复乡村空心化，防止乡村衰败，促进乡村振兴。应该说，进城农村人返乡是我国逆城市化的主要形式，其中中青年返乡创业就业和老年人返乡养老又是返乡的两大主要类型。应该说这两种类型的返乡都具有现实意义。但根据我们“叶落方知归根”的调查结果，中青年未到“叶落”之时，“归根”的可能性较小。可见，吸引老年人返乡养老似乎相较于促进中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更具可行性。返乡养老和乡村振兴可以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既有利于我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的解决，又可以为恢复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针对前文所述的返乡养老的各种现实障碍，我们应该在以后的乡村振兴工作中积极探索并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在农村产权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在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基于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阻碍农村人进城的重要因素。斗转星移，这一社会结构又反过来成为逆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再次成为进城农村人返乡养老的刚性约束。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放弃村籍，实现户籍身份的“农转非”。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人口数为1.72亿人；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至64.72%，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6.7%，城镇户籍人口数已经达到6.60亿人；43年间新增4.88亿城镇户籍人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农转非”方式放弃村籍的进城农村人。这部分进城农村人是返乡养老的主力军，但刚性的制度约束使他们难以顺利重新获得农村居住权。建议适当放松户籍回迁限制，明晰户籍回迁实施细则，简化户籍回迁手续，借鉴城镇商品房开发制度，激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条件的流动机制。

　　其次，提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准。一般体制内退休职工都有退休金，退休以后基本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农村生活成本低于城市，他们返乡养老比留城养老在生活方面更有保障。但是，进城农民工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农民工足额购买了城镇养老保险，退休以后能够领取养老金，生活保障一般不会出现困难。还有一部分农民工没有购买或没有足额购买城镇养老保险，只能领取农保或依靠子女赡养费维持生活，农保太低，子女赡养费通常不够稳定，导致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养老的生活保障出现较大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有16.7%，其中东部地区参保率较高，但也仅有20.0%。可见，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充足稳定的退休生活保障，以至于不少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后仍然要在城市打拼，或者回到家乡以后还要重操务农旧业，不能进入真正的养老状态。为此，我们建议从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落实，大力提升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二是从乡村振兴总投资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提高农村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

　　最后，将改善养老条件作为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比较起来，目前政府和社会对返乡创业关注度较高，对返乡养老的重视程度不足。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我们既要改善乡村投资环境，更要改善乡村养老环境。乡村的优势是生态、乡风、人文、传统，乡村应该实行与城市的差异化定位，直接照搬城市产业发展方案无异于逆水行舟。这种差异化定位表现为：城市提供就业和赚钱机会，农村则提供休闲和宜居环境；城市吸引中青年工作人群，农村则吸引老年退休人群；城市发展规模化工商业，农村则发展与养老休闲有关的服务业。我们要在农村天然优良的自然环境基础上，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和生活需求，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各方面力量，合力建设城乡一体化、城乡均等化的康养设施。从前文所述的调研结果来看，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尤其是提升乡村合作医疗的软硬件设施水平和医疗卫生人员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完善休闲娱乐及体育锻炼设施，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农村老人提供稳定持续的生活保障将是未来返乡养老重点工作方向。

　　注：

　　[1]费孝通：《乡土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6页。

　　[2]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年第2期。

　　[3]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2期。

　　[4]邓锐：《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看梅州华侨华人观念的转变》，《客家文博》2019年第1期。

　　[5][20]张传勇：《落叶归根：明清归葬礼俗考》，《浙江学刊》2015年第6期。

　　[6]康蕊、王震、潘健平：《“落叶归根”还是“量力而行”?——退休农民工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劳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7]杨文：《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鼓励城镇退休人员回乡助力乡村振兴》，《山西日报》2022年3月7日。

　　[8]刘华彬：《鲁曼：鼓励城市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助力乡村振兴》，《中国农民合作社》2022年第4期。

　　[9][11]陈颖、王红姝：《城市居民“养老下乡”与农村经济发展》，《人民论坛》2018年第16期。

　　[10][14]郑风田：《提倡“养老下乡”，养老产业希望在农村》，《人民论坛》2014年第36期。

　　[12][13][15]李俏、陈柳、赵向红：《城乡融合视域下养老下乡的生成机制与实践策略》，《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