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思想范文
孝道思想范文第1篇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无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女假如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假如没有了根本,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假如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此本性,扩而充之,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建筑在孝的伦理上,从人类内发而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非凡之处。
二、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经·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写作论文自然流露的思想,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父母之恩的心理,对父母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日后法家思想掺入,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其文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子问孝,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假如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背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子女都要无条件听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假如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并要求父母应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答应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日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假如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旧保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楚之有直躬,其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中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毕竟如何?《论语·为政》云: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来。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论语·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假如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听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重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子孝思想中含有的观念,假如不加以适当限制,给予适当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孝道思想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4]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出版杜，2001．
孝道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孟子 孝道 养亲
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者，致天下之致，成天下之成，美天下之美。孝是一种传统，孝是一种责任，孝者重长辈之意，孝者稳定伦常。在亘古的历史长河中，孝起源于母系氏族时代，为了氏族的生存与延续产生了尊老养老的观念。
孟子继承了先人的孝道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孝道观念，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
一、关于孝的重要性
（一）孝可以促进天下和谐、太平。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意思是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家，国家的基础在于家庭，可见家庭的和谐是天下太平的基础。家庭是由具有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群体，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处理好家庭关系关键在于一个“孝”字，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行其孝。这体现出孝与天下太平紧密相关。孟子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只要所有的人都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二）孝可以增进个体人生幸福。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据此人生的三大乐趣之首在于“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生养之恩大于天，是人世间最大的恩情。若是父母安康长寿，子女能尽心报答养育之恩，人生才能得以完美幸福，有俗语曰：家有老，如有宝。因此在孟子看来，孝是人生的大事，“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正体现了这一点。并且“唯孝顺父母可以解忧”与之交相辉映。可见，在孟子的思想观念中，孝对于个体人生有着重大意义。
（三）孝是人德之本。
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意思是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可以作为人，不能够顺从父母的意愿就不可以为人之子。在这里，“为人”、“为子”的责任在于“得亲”、“顺亲”，取得父母的欢心成为做人的标准，顺从父母的意愿成为为人子女的义务。又有“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将孝作为与禽兽相区分的标志，孝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不孝者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子。
二、关于孝的基本范畴
根据孟子的意思，孝的内涵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此之谓孝也”，即是说，孝是子女之于父母一生践履的职责与义务。
（一）父母在生时，一定要做到“事之以礼”。
在孟子看来，儿女要对父母做到“事之以礼”，不仅需要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全面地孝敬父母，而且要将孝德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外，还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要做对不起父母的事情，具体说要做到以下四点：
1.养亲之“口体”。
养口体，即养父母衣食住行。父母在年老时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丧失自理能力，当然就无所谓经济来源，这就得靠子女给予物质支持，这是赡养父母的最基础、最首要的条件。孟子认为子女行孝、赡养父母，一方面要尽力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让他们“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另一方面要将父母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做到“不负戴于道路也实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对父母有所“养”，是尽孝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这根源于人的自然报恩观念。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更何况于人，母亲十月怀胎，历经生死考验生下子女，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养育、教育。其间的苦只有为人父母方能体会。因此当父母年老的时候，在物质生活上满足父母，让父母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必然成为每个人应尽的道德义务。
2.养亲之精神。
所谓的养亲之精神就是对父母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奉养。物质生活的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对父母精神生活的奉养更为重要，为人子女应该让父母精神充实愉悦，才能称得上是真孝。在孟子的孝道体系中，具体通过慕亲、尊亲、顺亲、得亲、谏亲与谅亲几方面来体现在精神生活上对父母的孝养。
子女一是要做到“慕亲”，即眷念父母。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於君则热中”，意思是人在幼小的时候，就依恋父母；懂得找对象了，就倾慕年轻美貌的女子；有了妻子，就眷念妻子；做了官就思念君主，得不到君主信任，心里就热辣辣的难受。这样不是孝，孟子认为“大孝终身慕父母”。为人父母者，不管孩子多大，始终将孩子视为生命之最要，对待孩子的那颗慈爱之心一生不变，而孩子大部分都仅是少时慕父母。而舜作为大孝的典范，五十而慕父母，备受孟子赞益。因此，孟子强调子女始终要有眷念父母之心。
二是要做到“尊亲”，即尊敬父母。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子最大的事情没有超过尊敬父母的。又有“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尊敬却不爱护等于是养猪，爱护而不尊敬，等于是养犬马。可见，孟子强调一定要尊敬父母，仅仅做到能养，而不敬，就和养猪及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用心去感受父母的需要，用心去与父母交流，始终对父母怀有敬爱之心，这才是真正的孝。尊敬父母是一种子女对父母怀有敬爱之情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对亲情的道德要求。
三是要做到“顺亲”、“得亲”、“谏亲”。孟子曰：“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意思是不顺从父母的意志就不可以做儿子，没有取得父母的欢心就不可以做人。“得亲”、“顺亲”是为人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孟子在强调子女要顺从父母的意愿，不要让父母不开心的同时又主张有所变通，不能愚昧地“顺亲”。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父母有错时，子女要审慎对待。“亲子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父母的过错很大时，子女应该怨，并规劝。不怨反而是不孝，因为这样是让父母错下去，子女深爱父母就不能漠视父母的过错，那样会对父母本身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如果父母的过错小就不能怨了，怨了就是不孝。“亲之过小而怨，是也”，“不可矶，亦不孝也”。
四是要做到“谅亲”，即谅解父母。孟子以大孝之至的舜为例，主张谅解父母的过错。舜的父母不喜欢他，这让舜非常痛心，然而出于无奈，也只能“往于田，号泣于昊天”，在父母面前依然毕恭毕敬，尽心孝顺。他说：“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爱我，于我何哉？”在舜贵为天子后，给予父母的是最大的尊敬与孝，即“以天下养”。舜能够不计较不喜欢自己，甚至几次想害死自己的父母与弟弟，仍然尽到儿子的责任，对父母尽孝。真正做到了“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可之谓孝之至也。
3.孝及他人。
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根据仁的要求，他提出了博爱天下的思想，“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仁之实，事亲是也”，“孝”作为“仁”的根本，必然成为孟子所提倡的观念。孟子讲的孝也不仅仅局限于指家庭内部的子女父母关系，还进一步扩展到指所有年轻人对长者的尊敬与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是证明。这样形成一种全社会孝道盛行的良好风气。其实，孝及他人也是孝敬自己父母，保存自己父母的表现，因为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可见加害别人其实就是加害自己的亲人，同样是大不孝的行为。所以对其他人的尊敬与孝非常重要。
4.作为子女，千万不能有不孝的行为。
孟子在《离娄下》中写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将不孝的行为分为五种：其一是四肢懒惰、不务正业、生活没有保障，当然就不可能管父母的生活；其二是沉迷于、下棋、饮酒等不良嗜好，游手好闲，不管父母的生活；其三是贪图钱财、偏袒妻子儿女、不管父母的生活；其四是放纵自己的声望，使父母蒙受耻辱；其五是好勇斗狠连累父母，使父母操心。此五种不孝表现都是不考虑父母的养育之恩，皆被世俗社会认为是大大不孝的行为。
（二）父母在死时，应该“葬之以礼”。
孟子认为对待丧葬要超过养生，“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为什么呢？根据朱熹在《孟子集注：离娄下注》中的解释：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所以孟子主张厚葬父母，“亲丧固所自尽也”，要竭尽全力做好父母的丧事。“不以天下俭其亲”，“不以俭而慢其亲”。通过厚葬来表达对父母最大的敬爱与孝心。但是他也主张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来为父母举办丧事，而不是故意苛求。另外孟子十分重视棺木的选用，“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乎？”他尤其重视棺木的厚度，这样才不至于使死者的身体接近泥土。
（三）父母在死后应该守孝三年，做到祭之以礼。
孔子提倡以三年之丧来怀念死去的父母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主张，他说：“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即不守孝三年，即使非常重视守孝三月的缌麻、守孝五月的小功等也会被认为不识大体。但是同时孟子又提出了权益之变，如果确实不能守孝三年，可适当缩短守孝时间，但不可以无故这样做，否者何以言孝。
孟子还主张要对死去的父母“祭之以时”，表达对父母的怀念，“永言孝思”。
三、孝道的教育与培养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人天生就知道爱自己的亲人，是人的天性，孝正是人天生具有的良知、良能，但是需要扩充与发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加之各种现实的诱惑，许多不孝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使孝道的培养成为必然。
首先，孟子认为学校德育是培养孝道观念的主要途径。对于孝的培养主要是以学校为载体的，因为学校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主要方式。孝道教育的成效直接受学校相关教育的影响。所以，孟子主张通过学校教育加强孝观念的培养，“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那样就可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同时学校的教育目标是“明人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伦的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由此不难看出人伦的首要标准是父与子的“亲”，即孝要处理的关系，学校教育将孝道教育排于首要地位。
其次，家庭教育对于孝道观念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孟子提倡“易子而教”，以达到不影响父子关系、不影响孝道实施的目的。父母教育子女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同而相互埋怨，而在父母子女之间产生“责善”，不利于父子关系的发展，因为“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责善则离，离责不祥莫大焉”。
最后，归根到底，一个人能否具有孝的品质，主要在于他是否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修养。所以孝的培养要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自觉完善自身的修养。孟子在《尽心》中指出道德修养论的基本纲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四、孝的时代价值
（一）弘扬孝道是老龄化社会的必需。
201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根据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即为老年型人口类型。故得出结论，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养老制度还未完善。2012年新出台的城乡居民养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问题，但其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子女赡养父母，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老人能否安然度过愉快的晚年生活关键在于子女是否行孝。这表明，弘扬孝道是当今社会现实所需。
（二）弘扬孝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保障。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歇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传承的灵魂，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而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孝道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保障。
（三）弘扬孝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现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改变，实用主义、金钱主义成为主导观念，学校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忽视人文科学的教育，从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匮乏与缺失。人们的“善端”未得到扩充，导致养老问题日益严重，不孝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不养亲之“口体”，由于经济条件差而不能给予父母基本的物质支持，无奈之下出现了年迈老人拾荒的现象，让“颁白者附带于道路”。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子女因工作繁忙而无法亲自照顾老人，父母只有被送往养老院，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然而种种原因都不能成为不能尽孝的借口，只要在内心深处有孝养父母的观念，相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必定会将赡养父母放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古有“老二十四孝”，今有“新二十四孝”。可见孝字无论在历史长河的哪个阶段，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美行；孝，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践行。孝者行天下，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1]王立民，译评.孟子[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2]徐洪兴.《孟子》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吴锋.论孟子的孝道思想[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3（2）.
[4]崔雪茹.浅论孟子的孝道思想[J].孝感学院学报，2008（4）.
孝道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孝; 谏诤; 赡养; 娶妻生子; 美德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50-02
孝,古往今来,一直是永恒的话题。孝,德之本也,教之所有生也。可见,中国人把孝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问题上。在孝的内容和要求上,古代圣贤都有各家之言。孟子认为,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在当代,一些人对孟子的不孝观提出了完全的质疑和否定,他们认为这是封建孝道观,不符合时代要求,应该完全摈弃。持此种观点者,我想他们对孟子的孝道观不加以认真分析,就枉下结论,是不科学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否要继承发扬或批判去除,应从其具体内容和实际功能中把握和利用。
“不孝有三”究竟指的是哪三种情况呢?赵岐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1 谏诤即孝
孟子视“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为不孝,即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实质要求子女对父母错误言行要谏诤,是对愚忠愚孝的一种批判,是家庭民主,父母子女平等的一种表现。要求子女不能是非曲直不分就对父母的言行唯令是从,尤其是父母出现过错时,应该及时进言帮助父母改过,使父母不离善道,这才是真正的孝。
孟子认为“谏诤即孝”,它是一种特殊的孝行,将曲意阿从,陷亲不义作为三不孝之一,足见对谏诤的重视程度。传统孝的伦理思想关于谏诤的论述更为集中。荀子认为:“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 可见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 朋友 ,当君主、 父母、 朋友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阿意曲从,而是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方面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 家、 国的利益。可见,儒家学说是反对不分是非曲直而盲目地服从父母之命的,主张从义不从父,当发现父母之不义时,子女对父母有谏诤的义务,使父母不离善道,即是孝。相反地,如果一味地子从父令,则是不孝。
孝子侍奉父母,应该以父母及家庭的名誉为重。人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人一生都在学,且学不完,所以说人老了也易犯错,那么我们做小辈的,看到老人错了就要耐心指出并温言相劝,以免人到暮年还自毁清白,陷入不义之中。当父母有过失,子女必须微言进谏,使其过错慢慢消失。作为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所以子女对父母进行诤谏时,与外人的进言相比,父母较容易接纳悔改。谏诤对愚忠、愚孝是有一定的抵制作用的,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在现代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作为子女一定要直言相谏,规劝父母。这既是为了保全家庭的声誉,最终也是为了父母好,子女能这样做就是真正的孝。何况诤谏体现出的家庭生活的民主性,有利于家庭团结和睦,有利于家庭成员共同健康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和谐家庭应该大力提倡。
2 赡养父母即孝
孟子认为“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为二不孝,即做子女的,在家穷困潦倒之时,即便你再清高不愿为官宦之人,也要委屈自己当官取得俸禄来供养父母,否则就是大不孝。实质就是要求子女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受到多么大的委屈,也要对父母进行物质赡养。
赡养父母,养亲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根据时代需要赋予其新内涵,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一些家庭中,有的成年子女以反对封建孝道为借口,虐待父母,遗弃父母,这是极端错误的。封建社会曾把赡养父母涂上一些神秘色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剥去“ 孝 ”字上的虚伪的外衣,发扬亲子间真诚的爱。我们必须严厉地斥责那些把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思想做不养父母借口的人,他们是无良心的、的。要知道侍奉父母不是封建 ,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天之经,地之仪,是人类的美德。
3 娶妻生子即孝
孟子认为“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为三不孝,即做子女的为了自由而不娶妻生子,只图自己一人快乐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妻子就没有子孙后代,这种断香火绝代之事是三不孝中的最高不孝,这是对祖宗不孝。实质,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为了家族的发展,为了宗族后继有人,就应该结婚生子,这便是孝。
从一个家庭来说,生儿育女,是“万世之始”,“上以事宇宙,继承对祖先的祭祀,下以继后世”,只有娶妻,繁衍后代,才能祭祀祖先,才能使家族后继有人,才能使父母年迈时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才能使一个家族得以延续保存下去。当前有一部分年轻人以反对封建孝道为借口,以经济压力为由,以人口压力为由,不结婚不生子的“丁克一族”越来越多,我想他们是为自己逃避压力,逃避责任,为自己一时贪图享受,寻求自由和快乐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诛不知,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对父母之大不孝。我想一个人在经历了儿童的懵懂、青年的冲动、中年的拼搏之后,更渴望的是老年的那份安详与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如果没有后人,“空巢老人”将会日益增多,他们将在孤独与寂寞中了此一生。
孟子提出的孝道观念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当时社会人口较少,生被看作天地之大德,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子不仅是宗族的延续,人的生产的需要,也是小农自然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也体现了中国人热爱生命,重视生命,并在后代的生命中延续历史的深刻的哲学意识。
4 三不孝思想中的消极内容
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在讲究封建门第和光宗耀祖的传统中,孝竟表现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特色,传宗接代成为“孝”之最重,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又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中孝文化的消极引导。
“无后”,实际上是针对儿子而言的,按照孟子的这一“无后为大”的孝道观,为延续祖宗的香火,光宗耀祖,要生儿子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中,没有儿子,家族就没有继承人,“香火”就断了,既然孝行中,以孝敬父辈和祭祀祖先为首要,没有儿子,岂不是对祖先的最大不孝。因此千方百计生儿子,是中国古代家庭的首要大事。多子多福这一思想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依然还盛行,他们只求子女多,越穷越生,造成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得不到保障。同时,过快的人口增长,给中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资源短缺,工作就业压力增大,生活水平下降等。
因此,生育虽是家庭的基本只能,但它不能被“无后为大”的消极因素所左右,不能自然的繁衍后代,而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当前,我们既要有生儿育女的理念,又不能有“无后为大”的思想,提倡优生优育优教的政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5 余论
针对“孝”的理念“孝”的思想,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带着有色眼镜完全的否定过去,不能以反对封建道德思想为由,全面批判孟子的这一“孝”行观。我们也不能因为是圣贤的思想,传统的东西,就全盘接收,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正确的分析和评判,更应该从现实的社会需求出发对传统的思想批判的继承和吸收。我想,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无论是对每个家庭的团结和谐,还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进步意义和作用的。即便是今天,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对父母的过错及时进言,仍然是中华文明所尊崇的传统美德,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尽的义务,这种积极的孝文化是我们应大力提倡的,是推动现代家庭美德建设不可缺少的,是构建现代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当然,对于孟子“孝”的思想中消极的内容,我们则要坚决摈弃,因为它们早以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了,甚至成为人们思想的枷锁,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参考文献
[1]潘剑锋.传统道德[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孝道思想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却很少提及孝道。通过比较中西方孝道发现，不提并不等于没有。只是二者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孝道;中西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差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鲜有提及的西方社会，孝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比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会有怎样的文化学上的发现?在对比之前，本文先探寻孝道在中国的发源与特质。
一、中国孝道的审美形象
道在时间美学意义上是为“永恒，无限”，也在与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赋予道于孝，是因为道与孝极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则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属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体现。另一方面，孝的动态意义也在于对生命的不断追寻，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辈，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时间轴上对生命本源意义上的探索，也是更为深入的对“我从哪里来”永恒的追寻，在这里，孝道不仅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变幻莫测的哲学意味。儒家对这样永恒的追寻却是现实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灵魂不死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佛家来世幸福的虚无主义，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脉延续，以此来对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追寻。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谐性、积极性、自由性等风格组成。
(一)孝道主体形象是和谐的。和谐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发自内心的爱，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说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成老也”，这里的承既是顺从，取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和谐之意。汉代赵岐虽然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他也认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该体系的崩塌，从而向相反方向去发展，所以无论是孝道的内在情感还是主客体关系，孝道必然是倡导和谐的。
(二)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也可以称之为主动性。“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给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对积极性进行了划定，不但如此，孝道还鼓励人们通过积极的努力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
(三)孝道主体内在体验的自由性。儒家传统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觉自律。孝不是物质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质赡养上的尽全力而为，在精神赡养上的保敬心之诚。孝父母事，唯“色难”，不仅态度上和颜悦色，发自内心更为主要。“尊敬”是孝的内核，它跨越了物质束缚，以达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脱于功利主义，以达到绝对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内核
相对于中国孝文化的源远流长，重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甚至找不到一个完美对应的单词，但不能说西方没有孝这个概念。相比中国孝文化的由来已久，西方在这方面则显得薄弱，西方文明源头有三，古罗马文明，犹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腊文明。它们后来融合发展后构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从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经》入手。很多西方社会中的品德规范，谚语典故也都发源于此。《圣经》有言，基督徒第五条中要求“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圣经》外，对于孝顺或老年的著述几乎是空白，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老年观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学家们注重的是社会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这些致使了西方几乎没有孝道这个概念，但却使社会养老保险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没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视域下思维方式的不同。为了更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采访了美国人大卫，他年逾50，在中国人看来该准备养老或应在家乡的年纪，他却在异国他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妻子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们来照看的。隔段时间回国和家人团聚，隔段时间再来到国外来，他的本身和他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在美国，我们也尊重、尊敬、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年长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从他们，在美国，当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他们仍然孝敬、尊重、关心他们的父母，但不是有义务服从他们，年长的父母不控制他们，成年孩子自己做他们自已的决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体区别体现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根植于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卖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但西方不仅没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没有传说故事因孝而广为流传，更没有二十四孝。谚语成语方面中国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但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中国的孝道文化分两层，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社会。中国的孝道主要表现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则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遵从父母就被视为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里说子女在规劝父母时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态度也要毕恭毕敬，不能流露出气愤的情绪，不能冒犯他们，也不要过分抱怨。孝在中国古代不仅有家庭意义，更有对社会和谐上的维护。是家天下时代的主流规约，更是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西方，他们的社会意义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对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绝对的顺从。他们强调彼此人格独立，并且多表现在宗教领域。生产、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异形。在中国，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承担，类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却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养老。
在中国，子女奉养老人，养老的形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为人子女最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国家，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老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完成。如美国法律规定父母抚养子女是必须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因而，英美社会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在中国家庭中，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通常甘愿为子女牺牲所有，付出相当大的体力与精力，为子女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并为此深感欣慰与自豪。这种做法与西方教育子女的观点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西方社会主张个性自由与独立发展，即使是父子关系，也不因此给孩子过多的照顾。中国家长有些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为孩子包办的事情很多。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不够，除了个人原因外，这与民族习惯、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到赡养父母时，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中国人一般恋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怕子女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则相反，他们不用为了事业考虑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虑。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这样有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爱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的人会搬好几次家。继承方面，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是由子女继承的，这几乎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是约定俗成的，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来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中国人将繁衍后代与孝顺相结合，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现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依然存在。这是民族心理的一脉相承。
西方却并没有这种民族心理与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他们，可以为了自由事业等等而放弃结婚，甚至选择丁克家庭。这就是当“断子绝孙”被翻译成恶毒的诅咒在他们的文化视域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会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自然倡导群体本位。中国自来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体本位的体现，历来也是在中国各个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体利益为重，牺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迁。而西方文明发源于海洋文明，地处多山，不适合农业生产，使他们早早发展了商业与海洋业，西方土地面积匮乏，使他们很早放眼于四海，这是他们强调重商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说西方没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现不同和对孝的内涵认知不同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一种文化流传。尽管《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记载，但孝文化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化流传，也没有得到社会群体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视家庭，他们的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是非常注重家人间的团聚和节日精髓的，这和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实则不同。
经过上述比较，可见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国的“孝”文化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西方的养老制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全球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独生子女日后将可能面临更重的负担，建立健全养老保险体系是现代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中西方孝文化势必会在彼此影响中不断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1］李任君．儒家孝道的美学意蕴探析［J］．湖北工程学报，2015，3
［2］许慎．说文解字(老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孟子．孟子•离娄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4］开宗明义［M］．//孝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5］为政［M］．//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6］以弗所书［M］．//圣经
［7］高成鸢．中华尊老文化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8
［8］颜渊［M］．//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
［9］里仁［M］．//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胡元江，陈海涛．中西方孝文化探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11］胡元江，陈海涛．中西方孝文化探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12］邱梦茜．浅析中西方孝文化的区别及原因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4，9
［13］岳崇国．中西孝伦理比较［J］．改革与开放，2009，12
［14］曹广涛．中西“孝”文化比较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3
［15］张思佳．从电影《刮痧》看中美文化差异［J］．文教资料，2011，11
［16］金长宝．美国人的“孝道”不一般［J］．保健医苑，2014，2
孝道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韩剧，孝道；表现模式
最近几年来。电视剧领域韩潮滚滚，韩剧不仅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业余时间，而且也成了公共场合最容易切入的谈资和话题。韩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有成功的商业包装、优美的背景音乐，剧中的主角都很英俊、漂亮。从内容上看，剧中的故事情节都很贴近现实生活，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爱情故事浪漫唯美，符合大众的口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孝道思想的肯定和宣扬，切合了中国观众怀念传统文化、回归民族经典的心理情结。单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说，韩剧中的孝道叙事无疑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剧中的孝道叙事从表现模式看具有如下特质：真诚、顺从、和美。下面分而述之。
一、孝道植根于血浓于水的真诚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是孝道。但是，儒家对孝道的倡导，特别侧重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形式的作秀。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得很清楚。《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敬父母，不能是仅仅提供优裕的物质条件，否则，无法区别于犬马。韩剧中的孝道之所以感人，真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大长今》中，长今的妈妈已经死了，长今还喂她吃果子，还说：“你嚼不动吗?我替你嚼。”然后这样徒劳地嚼着果子，再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再也塞不下，才流下泪来。而后面她一边埋葬母亲，一边画外音复述她母亲的遗言，希望她入宫做御膳房的宫女，当上最高尚官，在最高尚官有权写的碑文上书写自己的冤屈。从此长令听从她母亲的遗言和教导，为她实现所有的事。观众看了无不为她的孝心所深深感动。
在《人鱼小姐》中，雅俐英对瞎母予以了精心照顾，后来嫁到婆家每天忙于厨房，把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想尽办法打动婆婆，还给奶奶写信，改善公公婆婆的关系，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婆家。观众看了，无不对她这样的媳妇心生敬意。在这部剧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奶奶，在家中的地位也犹如太上皇。让电视机前的老人看了心生羡慕。
这一切都折射出韩国人非常信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尤其深受儒家文化中“五伦”思想的影响。韩国人重视家庭和人伦关系中长幼尊卑的定位，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守信，对师长要尊敬，夫妻要职责分明。而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当中，他们认为 “父子有亲”是第一要义，孝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
二、孝道崇尚恭敬谨慎的顺从
儒家的孝道，十分讲究一个“顺”字，《论语?里仁》：“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这里，孔子强调，侍奉父母要轻微地谨慎小心地去进谏，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仍然要做到顺从而不违抗，辛劳而无怨言。这一点，在韩剧中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的。
在《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以下一段对白：
秀京：妈妈，今天我不回去了，打算在敏基家过夜。
英子：你在说什么疯话呢你?
秀京：不是的，妈妈，敏基的父母都去美国了，他家的保姆本来说好了今天回来。可是因为临时有事，回不来了，晚上家里就敏基一个人，多寂寞啊。妈妈。
英子：少废话，快回来。
秀京：妈妈，敏基说他怕黑，晚上不敢一个入睡。
英子：你懂什么呀，他哪是害怕，那是骗你呀，你了解男人多少啊，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千万不要相信男人。快回来!他要是怕黑，让他来咱们家睡。
秀京(捂住话筒)：我妈说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叫我不要相信你，让你到我家睡。
秀京是典型的时髦女孩，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又时常忘记对未婚夫说敬语，在和母亲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还是建议男朋友到自己家去睡。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青年人处理自己的恋爱关系时，不时地要咨询父母，如果长辈们反对这桩婚事的话，问题可能会很复杂。这便是韩国家庭中长辈们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儿女敢和父母顶嘴，便是不敬不孝。做爸爸的极可能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过去了。
韩剧中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日常行为的细节之中，在《看了又看》中。朴家经济可以说是很富足的，但是，两个儿子结婚后，全部在家里居住，他们不是没有钱购买房子，而是觉得孝敬长辈是第一的，搬出去居住是对长辈的不孝。
三、孝道的最高境界是礼乐合一的和美
儒家提倡孝道，有着境界上的追求。最高境界的行孝。不但行为上符合孝道的各种外在礼仪，行孝者的内心应当是愉悦快乐的。《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这里，孔子认为，行孝时要做到和颜悦色是有难度的。如果行孝者内心愉悦，那么和颜悦色并不难，可见，孔子所说的“色难”，实际上是指世人的行孝难以达到既符合孝道礼仪又心灵快乐的礼乐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韩剧中，我们发现，剧中人物的行孝并不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负担，而是一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上的追求，因而在气氛上能达到礼乐合一的和美境界。
在《加油!金顺》中，金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奶奶相依为命，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出事故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婆婆百般刁难，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公婆婆，早早起来给家人做完早饭才上班，勤奋工作。终于感动了公婆全家。更难得的是，在得知亲生母亲身患重症的时候，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了母亲。金顺的孝是内外合一的，她的结局也是和美的。
在《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四十来岁的爸爸是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小，每天下班回家要先到父母那里请安，听听妈妈的唠叨。儿女们放学回来也跟他问好，报告一天的情况，晚饭一开，一大家子围着热腾腾的桌子，家长里短说个不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和美的家庭图：唠叨的老奶奶絮絮不休，憨厚的晚辈耐心地听着，好和谐，真温馨。
孝道思想范文第7篇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五、结论
孝道思想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当今孝的观念和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生了显著的交化，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孝道思想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佛教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和价值。《盂兰盆经》作为影响力很大的佛教经典孝经之一，其中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和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的孝道思想仍然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中国宗教思想的宝藏，为中国传统孝的思想提供更多的、有益的理论补充。佛教中“孝”的合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重新树立新的孝道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浅析佛教经典孝经《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
一、当今社会孝道观念的变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封建宗法制度盛行，家族和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族长和父权往往分别是家族和家庭的中心。由于社会的封闭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对家族和家庭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在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日趋开放，人们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不再是无法冲破家族和家庭束缚的孤独的人。因此，家族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消失，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传统的孝道观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推行，两代人思想的隔阂加深，甚至出现了沟通的障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具体表现为：1．不再笃信家长的权威。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孩子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简单的通过家族或家庭的言传身教而往往是通过社会来获得。家长对孩子知识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孩子生活中的地位，由此，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质疑，甚至不尊重。2．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隔代和多代家庭的结构出现了瓦解，夫妻二人世界的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隔代或多代一起共同生活发展到夫妻和孩子一起生活，这直接影响了孝的观念和意识的传统。
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西方思潮冲击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孝道观。西方具有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古希腊罗马时期，幸福论者将个人的快乐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德行论者强调普遍的理性、知识和禁欲。因此，不论是德行论者还是幸福论者对于所谓的“孝道”都是十分淡漠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以信仰取代感情，以神性取代人性，在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社会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孝道受到无情的压抑。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崇尚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虚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掩饰下，往往孝的观念淡薄。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西方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中国。
二、《盂兰盆经》中的佛教孝的思想
1．孝与众生、大众的教化。在《盂兰盆经》中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如《佛说盂兰盆经》中说：“时佛敕十方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当须十方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在这里它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突出了广大众人在宣扬孝道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里，可以通过借助全体群众的力量来宣扬孝的思想，提倡孝的风气。风气的提倡和孝道的宣扬离不开教育，佛教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佛经本身就是教化的工具，《盂兰盆经》是佛在祗陀太子的花园中为大家讲解的。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宣传孝的手段很多。但关键并不在于各种手段和如何宣扬，关键在于孝的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联系了我们日常百姓的小家，又联系了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家。
2．孝与人性、敬畏心。在《盂兰盆经》中并没有回避人本性中自私的一面，通过目连尊者母亲的行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目连尊者母亲得到食物时“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这一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人的吝啬不舍、只为自己、自私的本性。而得到的报应是“食未人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佛教中强调因果循环和因果报应，正是目连尊者母亲种下的吝啬的“因”，从而导致了恶报的“果”。佛教正是利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怖，使人产生敬畏心，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灵的目的，使人能够尽心行孝。在当今社会中，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孝的风气，进行孝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对不孝恶行的惩罚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
孝观念的建立，是在孝的风气提倡之上的。而风气的提倡往往是利用人本性中善的一面，挖掘人善的本性，往往是从如何抑制人恶的一面开始的，而恶的抑制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达到的。因此，佛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地狱来惩罚人们的种种恶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孝的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系统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惩罚体系。
3．孝行与孝心。佛教经典中在宣扬孝行的同时，更注重孝心，强调行和心的统一。中国佛教孝道认为，不仅要以“敬”报答父母恩，而且要以“德”报答父母恩，更重要的是要以“道”报答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并提出父母去世时“三年心丧，临丧宜哀”的主张，以显示告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盂兰盆经》中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思想，在该经中目连尊者并不只是在行为上祭拜过世的父母，而是从内心里牵挂着已经过世的父母，通过佛祖的指点，最终解救生在饿鬼中的亡母。
在当代青年中，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逐渐形式化，子女往往只是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老人，忽视了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老人更需要得到的是子女和晚辈的“精神赡养”，也就是子女除了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精神赡养”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重视的孝道核心思想。孝行和孝心二者真正的统一，才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孝道。
4．孝与身心的和谐。佛教追求脱离现实的苦海，追求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通过自己帮助众生带来更多的快乐，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从《盂兰盆经》中可以体会得到，如“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事自然”。这是讲有孝心的儿女们，为了报答父母恩情，发心供养大德高僧，使现生已经去世的父母以及六亲眷属，都能够解脱痛苦，自然快乐。孝道本身作为一种善的行为，使别人获得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和身心的愉悦。
三、《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盂兰盆会是中国佛教每年七月十五举行的一种仪式，在民间有一定广泛的影响，其根据来自佛经《盂兰盆经》。盂兰盆会作为佛家一种独特的对去世父母行孝的方式，很受推崇孝道的中国人的欢迎，并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节日流传于中国各地，并逐渐演变为佛家最盛大的仪式和节日之一。
另外，由于《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中国人有着重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文》演变而来。历代戏曲中以目连传说为题材的剧目包括：宋代的《目连杂剧》、元代的《行孝道目连救母》、明代的《目连救母劝善记》、清代的《劝善金科》等，民间创作还有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目连僧救母》鼓词等。有人称目连的故事为“中国的《神曲》”。只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目连救母的故事影响力才逐步减弱，但是在广大农村和佛教徒中还有一定影响。
四、《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从学科意义上讲，必须对孝的思想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以达到科学的认识。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没有从宗教学，尤其是佛教的角度进行详细的研究。《盂兰盆经》作为佛教经典的孝经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理论代表性，因此，本文对《盂兰盆经》中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哲学意义上讲，对佛教中所宣扬的孝道的研究补充和发展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空白。西方哲学从理论方面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孝的信念。传统孝道是朴素的，不需要什么具体的解释和论证，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坚持追究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一切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说明，并使之接受逻辑的检验。
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否认有认识真理的可能或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道德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确认，伦理学中不存在认识问题，不存在道德的客观标准，所谓道德仅仅是个人任意性的选择。这样，就完全堵塞了对孝道的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论及人类社会时，主要强调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孝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传统的儒家孝道的同时，对佛教孝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丰富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佛教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徒，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如何积极利用佛教在广大信徒中的影响力，发挥佛教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佛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突破点。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社会的和谐是我们当前研究首要的关注点，而以孝的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家庭和谐是人自身和谐得以实现的基础。佛教中孝道思想对家庭和谐和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