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史十篇
广播电视史篇1
【关键词】广播电视史；扩容；受众主体；大历史观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不仅兼有广播电视的诸多功能，例如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声画同步等，还具有交互性强、自由度大、海量存储及全球传播等独特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网络在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广播)电视传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其既有的传播理念与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在竞争中既相互融合又渗透发展，已成为电子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网络的崛起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把以广播电视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史学置于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一系列新的视野亟待开启。
一、网络媒体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领域“扩容”
在网络传播出现前，“广播电视”的概念被界定为“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传播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出声音和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编制的声音或音像节目转换成电子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等方式公开传播，人们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等接收装置收听、收看。”①
现在，随着各网站(而不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声音与图像以网络传输、以网络计算机接收这种新手段的加入，广播电视传播被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元素，过去较为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如今变得交叉混杂，“广播电视”的原有概念限定也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今天的事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广播电视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必然引起相应的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网络传播出现后，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为求未来生存计，纷纷开办了网上广播或电视。与此同时一些非广播电视媒体网站也在积极开辟网上音乐广播、网上电视等传播业务。截止到目前，有些电台、电视台网站已发展成为用户点击率极高的知名站点(例如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网站等)。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00年5月底，全国就有近100家广播电台、60家电视台和25家有线电视台、10家卫视台上网。②借助这些网站，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即时浏览或互动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问，广播上网，还叫广播吗?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电视上网，还叫电视吗?
有观点认为，确立一种传媒是否叫做“广播”，需依据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而定，如点对面的传播形态，平民化的传播媒介等，而目前的所谓“互动式广播则基本上属于乌托邦，实际上互动不起来”，因为网络传播者仍然把着传播工具主动的一头，控制着受众的反馈，最终结果还是由他们把经过过滤的内容传播出去。③因此，这种观点强调，目前的网上广播依然属于广播的范畴。也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反对将网络广播电视称作广播电视，而干脆把网上广播电视与其他商业、政府网站统称为“网络媒体”、“新媒体”或“第四媒体”。这一争论目前仍莫衷一是，在此暂且置之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广播电视却肯定是要与网络联手走媒介融合之路。据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电视的主要模式将是由单向电视转变为“网络传播交互电视”，而新世纪媒体争夺受众的竞争也将主要在网上进行。④
如果说网上广播电视可以不再归属“广播电视”范畴，那么广播电视的另一未来存在形态——“交互电视”(或称互动电视)是否该划归此类?——电视依然是过去的电视，无需电脑、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线路；惟一需要的是一个数字或模拟的机顶盒，一个遥控器或无线的键盘。利用以上设备的转换和接入，观众即可通过电视机浏览因特网，参加社区和全球“闲聊”，接收电子邮件——刚刚卸任的香港卫视执行主席Gareth张认为，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急速发展，电视能比电脑更好地进行因特网运作，尤其是在电脑还不多的地区。因为“因特网没有内在的因素非要求用电脑才能上网”⑤。目前，这项技术已被攻克，“交互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家庭出现，并将很快推及全球。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受网络影响，恐怕以后的广播电视都将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原来意义上的纯粹单向传播的广播电视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广播电视史研究者如果只拘泥于传统的媒体研究领域，而拒绝拓宽关注视野，势必使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超前于理论的发展，也使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不久的将来，恐怕还将陷于“领地缩小”甚或“家园失落”的尴尬境地。
目前，已有人在研究“新媒体电视”、“网上广播”、“网络广播的数字化生存”、“交互电视”等课题，“广播电视史”研究是否也该考虑一下“扩容”，是否应该把网络广播电视包括在未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是，虽然传播的介质发生变化(广播电视传播加入网络计算机或网络技术)，但就目前状况看，网上广播、电视和电视的网络化传播依然具有明显的广播电视属性，依附于原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而各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也大多是广播电视事业的分支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拥有自己的特殊称谓。况且，受网络影响，广播电视的节目栏目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与广播电视已成水融的发展态势。若硬要人为地把二者区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广播电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单向发送的广播电视。它最终必将独立出去，并具备自己鲜明的媒体特征，“新”、“旧”媒体甚至还将面临再次的分化与整合。到那时，网络媒体的名称与所属范畴如何确立，则需另当别论了，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把年轻的网络广播电视纳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畴，不仅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等缺陷；还可通过这种综合的立体考察，从中发现媒体交替过程中彼此相互借鉴与影响、渗透与互补的关系。对于广播电视的历史研究而言，可谓有多利而无一弊。
二、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计算机和网络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研究工作。只要拥有一网计算机，研究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根据自己所需进行各种网上搜索，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跨馆际、跨国界的网上文字与图像阅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的双向传播功能，已为以计量化方法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在网络传播中，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了主动寻求和传播信息的用户。也即是说，每一个用户都同时担当着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的双重角色。“电脑的显示器与电视大同小异(外型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幕’)，但当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举出Internet与以电视(传统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众多差别，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传播模式的根本差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息传播中的‘发送者’转变为‘接收者’”。⑥可以说，无论是对广播电视媒体传播者，还是对其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也没有哪一种号召会比网络更能活生生地展现“受众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网络传播使“受众”主体和传者主体的双向互动得以实现。受这种观念影响，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已开始自觉地把“受众”参与传播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组成部分，受众与媒体的沟通与互动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节目类型。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0年4月，为纪念其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开播7周年，也为增进节目制作人员与观众的交流，征询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意见与希望，电视台与网站联袂出手，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把演播室的交流与网上直播的交流汇聚一起，为实现其“将沟通进行到底”的初衷开辟了新的渠道。另一个大型谈话节目《对话》，也通过网络反馈，挑选现场参与观众。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种受众参与和对传播效果的重视还会随网络的发展而加强。相应地，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也必将被提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纳入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视野。
回顾新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以往的史学研究，多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考察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注重的是在时间流程中，描述某一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大致情形。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即受众反馈情况却往往涉及较少。如此治史，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知道，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直到新时期以前，广播电视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学科规范和学术方法较为含混的状态；(撇开民国时期尚未成型的史学研究不谈，)解放以来，国家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时期，广播电视业本身的多种功能逐步被简化为单纯的“党和政府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电视传播主要是服从于中央的各项部署，对于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需求则较少顾及。在这种以实现“上情下达”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面前，受众的实际需求当然不会成为广播电视传播者追逐的最高目标。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广电传媒有数的几次受众调查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规划与设计的基础上，受众来信与来电往往成为检验节目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科学考察和对受众的反馈研究自然难以进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导致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史学“传统”：当牵扯到具体的节目栏目沿革、受众反映、社会影响等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
当然，中华民族重总体、宏观的思维特点，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传统等，无疑也是导致这种史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网络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日益渗透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与网络的联手发展，为以计量化方式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和效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所谓计量化，即自觉、系统地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的描述、分析与解释的方法。新时期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发展迅速，但由于这是一门专业性强、耗资巨大的事业，所以一般仍局限于个别高校和某些专门的舆论调查机构。而在网络形成后，这种调查活动将变得轻松易得；各网站可通过在网上的调查问卷，或统计用户点击率，判断节目栏目的受欢迎程度；还可通过设置用户联系信箱、BBS(公告栏)获知用户的真实感受；当然也可根据用户的反映及时调整节目栏目，以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而受众的有效参与，也成为广播电视发展链条中一个必经环节，为以受众为主体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数据和资料。目前，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栏目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受众调查中的分析得出的收听收视率情况进行的。试想，若从节目接受者的视角，回溯中国广播电视80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是否会发现历史的另一半面孔呢?比如，研究广播在中国诞生时受众的反应，统治时期广播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附着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广播电视存在形态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都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过去和“以史鉴今”，为探讨广播电视的未来走向提供借鉴。当然，要想对几十年前的受众进行补课式收听收视调查，时过境迁，未免强人所难，也不具可操作性；但作为广播电视史学工作者，注重在这方面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收集一些以往的文字记载，在广播电视历史研究中加以有效的重视和运用，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加拿大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指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与储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与精神状态。计算机互联网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自然地处于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中。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必然使它的使用者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发生深刻变革。
美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扛鼎之作《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后记(1987年版)中，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其所谓大历史观点，“其中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即首先要注重于以长远的眼光，“从技术上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既从世界的视角俯看历史，又出入其中，对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条分缕析。也即是说，只有以宏阔的国际视野，登高望远，才可以见微知著，正确把握历史的发展走向。
受黄先生“大历史”观的启示，笔者不禁想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建立一种立体反映广播电视发展全貌的“大历史”观呢?在目前网络“网罗世界”、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笔者认为，这种“大历史观”的生成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所谓广播电视史学的“大历史观”，笔者尝试提出以下3层涵义：
1.完整的广播电视发展史首先就应该是其参与各方“俱在”的历史。所谓“俱在”，至少应当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这一点上文已经述及，此外不再赘述。
2.应当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息息相关，不同的广播电视存在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而广播电视业的历史演进也总是体现与反映着其动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状况的特点与要求。因此，要考察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就不仅需要从描述、分析广播电视业本身入手，而且也应该把其发展过程置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审视。
3.要有一种国际视野，把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世界广播电视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本世纪初广播电视的出现，已使世界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较之从前有了突飞猛进。)世纪末互联网络的崛起，更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互联的世界。只要接通网络，“世界”便扑面而来。过去只能在书中通过文字间接体悟到的西方各国广播电视媒体，现在借助网络传播，都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例如CNN、ABC、CBS、NBC，甚至新近开播的美国互动电视OPENTV等。地球的确越来越像一个村庄，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与传播也越来越频繁。表现在中国广播电视界，则是近年来对西方广播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学习与借鉴，还有从技术到设备的引进与改造。这就要求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学者，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大传播观念，改变过去封闭的媒体独立发展思路，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把握个案。比如，若从世界的眼光，打量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我们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我们原创，而是西方各国已经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汲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加以推广运用，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少走许多弯路。而站在这样的视角治史的结果，也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从而使广播电视历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鉴古知今、鉴彼知己的社会功能。
网络媒体还处在童年阶段，它的未来发展也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怎样，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内容，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方式及研究内容，包括广播电视史学研究。
注释：
①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7页。
②闵大洪：《中国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瞻》，2000年6月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③刘舜发、陈熙：《中国电视在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第131页。
④李幸：《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现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73页。
广播电视史篇2
关键词 县级；广播电视新闻；档案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0-0042-02
1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的特点
广播电视新闻与传统的报刊、杂志的最显著区别是音频、视频突出，现场感强，反应快速。当然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掘起，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媒都同时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但广播电视仍然以其稳定的信号传输，较好的视频效果和高品位的节目设置吸引着许多受众，广播电视新闻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内国际大事的重要传播平台已毋庸质疑。
2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的现实价值
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管理是众多档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工作对于传播大众文化、弘扬主旋律、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县级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而言，它是县委、县政府连接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村变化和城市发展的忠实记录者。许多有价值的新闻，或专题、或栏目一方面反应了当地党委、政府的科学工作调配；另一方面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广播电视这一平台上予以播报，不仅通过节目的播出推动了工作，又让群众了解了政府工作，知晓政府在干什么？怎么干？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再将这些资料通过档案科学地收集整理起来进行认真保管，对以后的工作一定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比如，淮滨县这几年连续举办的“蒋氏根亲文化节”。它即是一个文化节，又是一个经济交流平台。文化节举办的既简朴又热烈，老百姓的认同率非常高，对宣传淮滨、推介淮滨、提高淮滨的知名度，加大海峡两岸各类文化、经贸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桥梁”的作用。它的新闻资料档案保存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比如近几年淮滨县在加强“三农”宣传工作的同时，特别注重品牌农业的打造。去年县里举办了“首届全国弱筋小麦高峰论坛”，邀请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与峰会，对弱筋小麦的种植、生产、加工、服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弱筋小麦生产具有指导性作用。类似这样的报道，作为县级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的管理，无疑是重点搜集和整理的对象。
现实工作中，广播电视新闻资料还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信息。这是因为，一些动态性消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可能事事顾及，而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却能及时地跟踪掌握这些信息。因此，在淮滨县，广播电视的新闻文稿就被县政府网站重点采用。同时，一些职能部门也依靠新闻资料作为其工作动态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本行业、本部门上传下达提供了可靠信息。
3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的历史价值
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一个地区厚重文化的积淀离不开档案的科学管理和保管。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档案管理上，我们基本告别了传统的依靠手写、纸质的案卷装订与管理。在电子档案领跑档案管理的今天，对广播电视新闻这一主要以音频、视频为主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从某一角度来说管理、保管好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资料就是对历史的负责与担当。
“泥叫吹”是淮滨县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积极审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价值，其制作工艺传统而复杂，是厚重的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宣传报道电视媒体给予了很多关注，我们也通过电视新闻对这一传统的手工艺进行了认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目前，它的资料已收入“淮河博物馆”，其历史价值肯定不可小视。
布雕画是淮滨县民间艺人郑镇怀的专利作品。这几年，各级各部门都对其十分重视，并对其艺术专利进行了科学扶持和保护。目前布雕画已摘下国内许多艺术大奖，甚至成为国际交流的上等馈赠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好评。对于它的资料，我们也同样通过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科学整理和妥善保管。
淮滨的“淮河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以淮河为命名的博物馆。它对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淮河的人文历史及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价值。而“淮河博物馆”的许多资料都与广播电视的新闻档案密不可分，它所展示的民俗文化、历史传承等既是对文化和文物工作者辛勤劳动结晶的肯定，同时也与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大量宣传和翔实的资料提供有着很大的关系。
广播电视新闻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为专业部门提供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过去，淮滨的党史研究、县志编纂苦于资料来源不全、搜集困难。2002年以来，县党史委通过县电视台新闻中心，将广播电视的新闻资料汇集起来进行编辑整理，彻底解决了新时期党史编纂的难题。在新出版的《中共淮滨党史大事记》和《淮滨县志》中，广播电视的新闻资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广播电视的新闻档案管理工作是新时期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和加强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管理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这既是档案管理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广播电视新闻管理工作者的骄傲。
参考文献
[1]冯晓彤.论我国广播电台资料、档案一体化管理[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3（6）.
[2]罗文妍.浅析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3]陈月梅.浅谈县级广播电视宣传档案资料的管理与利用[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7）.
广播电视史篇3
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播史，从最初的口耳、肢体相传到后来的烽烟、旗鼓传讯，再到后来的甲骨文、竹简，直至近现代的印刷品、广播、电视，乃至新兴的网络、新媒介等，人类传播的历史在不断地更新和演进，而体育新闻正是这部传播史的内容之一。
一、体育新闻的最原始形式——口语传播
语言的产生是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古代没有出现其他传播方式之前，口语相传成了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一传十、十传百，包括体育活动信息在内的人类活动内容就这样相传到今天。为了及时传递信息而连续奔跑了40多公里的马拉松故事，就是口语传递信息的最著名例子。
二、图画文字传播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图画是文字的早期形式，一个人形手持弓箭就示意为狩猎活动。象形文字是最为形象地描述体育活动的载体，狩猎、划船、游泳、攀爬这些体育活动在原始的象形文字都找到身影。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颁布的“每日纪闻”，以及民间流行的“新闻信”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新闻，他们记录并传播了当时政府命令、战争状况、宗教祭祀、体育活动等等。
三、印刷品传播
（一）报纸
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印刷品出现在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朝，当时在大街出售一种称作“小报”的新闻性作品，上面报道有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诸如军事战争、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等。还有1482年德国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1493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新闻报纸。我国体育报纸的出版约在20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世纪20年代之后，如上海出版的《新闻报》，专门出特刊宣传报道国内外的体育比赛。
（二）期刊杂志
由于期初的新闻报纸只是一张简单的传单，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定期的期刊杂志也慢慢形成了。从时间看，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刊物诞生于德国，《观察周刊》是德国定期刊物的开端。1672年第一份消遣娱乐杂志——《法国信使》，就是记录报道了人们的游艺活动。
欧美近代体育在清朝末期开始传入我国。这一时期，出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体育期刊，即清宣统元年（1909）《体育界》杂志。1922年5月，著名的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在东南大学创办《体育季刊》，这本体育专业学术性杂志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发展。
四、电子媒介传播
（一）广播
20世纪初，正当印刷媒介得到长足发展时，一种新的传播工具——无线电广播产生了，它的零距离视听感受，第一时间感知新闻事件的发生，让大众兴奋不已。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无线电广播技术在发明之后也很快传入了中国，体育类新闻在广播诞生之际就成为了新闻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电视
正当无线广播技术蒸蒸日上的时候，电视技术产生了，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了世界上的第一次电视广播。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德国柏林的实验电视台播放过实况。1939年，美国广播公司（nbc）也正式开办电视广播，而且内容主要以体育比赛为主。我国从1958年在北京创办首个电视台以来，体育节目就成为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重要内容之一。195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体育新闻和“体育爱好者”专栏是最早的体育节目。1959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体育比赛曾被列为电视播报的三大“媒介事件”之一，可见，体育类节目在电视播报中所占的比重。
五、互联网传播
20世纪末，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网络的兴起，同时也开辟网络传播的新纪元。伴随着被称为“第4媒体”的互联网强大的功能和巨大的影响力，使这一阶段的体育新闻传播耳目一新。新浪、搜狐等许多网站的体育新闻成为人们及时获取体育资讯的重要渠道。不少专业体育网站纷纷创办，如体育信息网、鲨威体坛、tom、com等。
网络时效性、交互性强的特点也使得众多体育类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始把自己的节目搬上互联网，网络体育视频、网络体育直播成为了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人们获得体育新闻最为直觉的新途径。
六、新兴媒介传播
作为新媒体技术中最为大家熟悉和方便使用的就要数手机业务了。许多上班族由于工作的关系会错过一些体育赛事，但是，只要他们手头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获取比赛的全部信息，手机媒体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新媒体技术在体育赛事转播中最具代表性的应用案例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7年，央视国际与国际奥委会正式签约，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互联网、移动平台转播机构，这标志着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的奥运转播机构。
广播电视史篇4
一、体育新闻的最原始形式——口语传播
语言的产生是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古代没有出现其他传播方式之前,口语相传成了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一传十、十传百,包括体育活动信息在内的人类活动内容就这样相传到今天。为了及时传递信息而连续奔跑了40多公里的马拉松故事,就是口语传递信息的最着名例子。
二、图画文字传播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图画是文字的早期形式,一个人形手持弓箭就示意为狩猎活动。象形文字是最为形象地描述体育活动的载体,狩猎、划船、游泳、攀爬这些体育活动在原始的象形文字都找到身影。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颁布的“每日纪闻”,以及民间流行的“新闻信”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新闻,他们记录并传播了当时政府命令、战争状况、宗教祭祀、体育活动等等。
三、印刷品传播
(一)报纸
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印刷品出现在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朝,当时在大街出售一种称作“小报”的新闻性作品,上面报道有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诸如军事战争、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等。还有1482年德国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1493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新闻报纸。我国体育报纸的出版约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如上海出版的《新闻报》,专门出特刊宣传报道国内外的体育比赛。
(二)期刊杂志
由于期初的新闻报纸只是一张简单的传单,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定期的期刊杂志也慢慢形成了。从时间看,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刊物诞生于德国,《观察周刊》是德国定期刊物的开端。1672年第一份消遣娱乐杂志——《法国信使》,就是记录报道了人们的游艺活动。
欧美近代体育在清朝末期开始传入我国。这一时期,出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体育期刊,即清宣统元年(1909)《体育界》杂志。1922年5月,着名的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在东南大学创办《体育季刊》,这本体育专业学术性杂志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发展。
四、电子媒介传播
(一)广播
20世纪初,正当印刷媒介得到长足发展时,一种新的传播工具——无线电广播产生了,它的零距离视听感受,第一时间感知新闻事件的发生,让大众兴奋不已。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无线电广播技术在发明之后也很快传入了中国,体育类新闻在广播诞生之际就成为了新闻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电视
正当无线广播技术蒸蒸日上的时候,电视技术产生了,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了世界上的第一次电视广播。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德国柏林的实验电视台播放过实况。1939年,美国广播公司(NBC)也正式开办电视广播,而且内容主要以体育比赛为主。我国从1958年在北京创办首个电视台以来,体育节目就成为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重要内容之一。195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体育新闻和“体育爱好者”专栏是最早的体育节目。1959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体育比赛曾被列为电视播报的三大“媒介事件”之一,可见,体育类节目在电视播报中所占的比重。
五、互联网传播
20世纪末,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网络的兴起,同时也开辟网络传播的新纪元。伴随着被称为“第4媒体”的互联网强大的功能和巨大的影响力,使这一阶段的体育新闻传播耳目一新。新浪、搜狐等许多网站的体育新闻成为人们及时获取体育资讯的重要渠道。不少专业体育网站纷纷创办,如体育信息网、鲨威体坛、TOM、COM等。
网络时效性、交互性强的特点也使得众多体育类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始把自己的节目搬上互联网,网络体育视频、网络体育直播成为了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人们获得体育新闻最为直觉的新途径。
六、新兴媒介传播
广播电视史篇5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 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 身份 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 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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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 恢弘 绚丽 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 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广播电视史篇6
真善美――历史题材广电节目演绎的三个维度
文本化的历史是我们接触历史的唯一途径。任何人都不可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历史文本去建构对历史的认识。文本作为经过加工的历史信息，在一次次的加工转述过程中，必然被加进政治、心理、审美等方面的信息，从而发生内容和形态上的改变，并以自身的改变来改变现实的社会人生。著名的法国认知人类学家丹?司波博将这个过程称为“表征的流行病学”（an epidemiology ofrepresentations）。他认为，一种表征的流行病学就是一个因果链条，心理建构与提取能够引发个体修正他们的物质环境，进而引发其他的个体建构他们自己的表征；这些可以储存与提取的新的表征反过来又导致掌握这些表征的个体改变环境。
历史是严肃的，因此历史文本的创作也十分讲究科学严谨。然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达到给人镜鉴、以文化人的目的，历史文本又必须生动形象，少不了艺术的包装。真善美是东西方关于历史文本的共同追求。
“真”指的是真实性，这是历史文本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它区别于取材于历史事件的文学艺术文本的标志。如果缺少了考据即形式论证这个环节，不能取得客观真实的材料，创作出来的历史文本就会导致历史观念的混乱，从而失去作为镜鉴的史料价值。“善”指的是合目的性，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行动是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基于真实历史创作而成的历史文本，首先必须符合流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得到大多数人承认的“义理”，才能在助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达到历史文本创作的目的。反之，则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美”指的是审美属性，是历史文本基于形式而产生的，是促进文本传播的催化剂，同时也是传播审美观念的必然要求。总之，把“真善美”作为分析历史文本的三个维度，可以有效地评价历史文本的优劣，促进高质量历史文本的创作。
目前历史题材广电节目存在的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应运而生，成为历史文本的一种重要形式。用影像纪录时代，以声音传递历史，不仅为历史学界所推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相对于文字里的作品，历史题材广电作品由于运用了图像、声音、特技以及其他多种艺术表现手段，显得更加直观、生动、鲜活，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审美特质。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一些创作主体被利益迷住了双眼，创作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时功利化倾向明显，不顾历史事实、不顾正确导向、不顾受众观感，随意演绎历史的问题十分突出，总结如下：
1.从“真”的维度看，戏说盛行，混淆历史视听。在生活节奏高速化、信息传播碎片化、文化消费快餐化的大背景下，历史题材节目创作的理念发生了扭曲，片面迎合猎奇甚至低俗、庸俗心理，“戏说”之风一度十分盛行。电视剧自不必说，即使是在一些被冠以“讲坛”“纪录”“档案解密”之名的节目中，以现代观念图解历史事件，随意添加情节、细节、心理活动的现象也不鲜见。理念扭曲导致考据不周详，使本来应当是“信史”的节目中掺杂了太多的非理性、不科学、甚至虚假失实的成分，混淆了历史视听，导向问题十分突出。
2.从“善”的维度看，脱离需求，形成信息垃圾。人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的。历史资料的价值就在于给人们以历史镜鉴，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在创作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的时候，必须考虑现实的需求。但是，有的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却自说白话，有如老学究掉书袋，陈词滥调充斥其间，几无可观之处。有的则无视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观，企图以出格求出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3.从“美”的维度看，过度包装，导致畸形审美。历史事实远离现实生活，如果板着面孔讲述，会让人味同嚼蜡，因此形式包装必不可少。但是，一些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却由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包装。运用如画面、音乐、字幕、模拟场景、数字特技等电视表现手段的时候，忽视与内容的协调，为了包装而包装，一味追求新奇。厚施铅华的结果就是掩盖了历史原生态的美，得不到受众的认可。有的甚至走向美的反面，以恶俗、低俗、媚俗吸引眼球，把人的审美观念引向以丑为美，败坏社会风气。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良莠不齐，甚至影响了受众的接受态度，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如何追求和实现三个维度
上述问题的存在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要消除这种影响，必须以历史文本的三个维度为参照，寻找解决的途径。
1.着眼于构建精神家园，坚持求真。历史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时代精神就是当下现实与历史记忆交织的产物，虚假的历史必然导致时代精神的错乱。因此，以史为鉴，必须建基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像的构造。创作历史题材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遵循这一要求，帮助人们通过参照历史明确现实定位，通过审视历史找到前进方向，通过理解历史消除现实困惑。正如雷戈所指出的：“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让人耳目一新，才能让人观念更新、思路创新。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广播电视必须当好受众的信息管家，帮助受众获得、筛选、解读好信息，使广播电视节目与当下社会的新鲜事实相结合，有效拓展解读信息的广度，开掘思考问题的深度。根据舆情变化，紧贴百姓关注，抓住国内外时事焦点及社会文化热点，精选题材，找准时机，提升历史题材广电节目的传播效果。
2.着眼于推动社会发展，坚持求善。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在了解历史、以史为鉴、修身治国方面，中国人有着尤为深厚而久远的传统。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国家面对的是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迫切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找到前行的道路。人民群众也面临着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深度调整，更加需要借助历史的“自然映射”功能来解除困惑，找到努力的方向。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当前流传广泛的历史文本形式之一，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求知、求真的需求，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大国崛起》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创作者正是站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历史节点上，从思考中华民族如何实现重新崛起的高度，结合当下改革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难题，深入解读世界性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3.着眼于维护社会和谐，坚持求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史学的天然基因。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建设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被提升为国家发展的最高战略目标。这一切都要求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注重挖掘题材之美、丰富形式之美，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纪录片《国宴》开头，飘逸的书法配合特技，不仅夺人眼球，为全篇奠定了基调，而且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书法之美，无形中受到传统国粹的熏陶。而在通常只播放创作团队信息的片尾，创造性地以小视窗的形式，让编辑出面讲述“红墙御厨”程汝明师傅的故事。他爱岗敬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情怀、善待家人的美德，给国家盛宴添上了凡人注脚，使整部纪录片的美学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让受众在感受国宴之美的同时，感受到了劳动之美、人性之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这样的片子，对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广播电视史篇7
关键词：大型电视活动直播； 感染力； 史诗化
公元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那一刻起，中央电视台便对这个突发性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这个大型直播活动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成功地缔造出对“史诗化”的重大事件进行直播的轮廓和结构，宣告当今国内增强直播感染力，追求重大事件史诗化报道的趋势与潮流。整个电视节目有个动人的名字——“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新闻人员及时到位，真正让观众通过电视这种媒介目睹新闻的发生。央视对即时新闻进行快速的播出，对新闻进展稳步跟踪。
1 央视震直播开启史诗化的报道时代，确立文化整合功能
1.1 史诗化的悲壮直播，带动观众全情投入
对重大事件报道的典型属性在于对巨大灾难的史诗化报道。央视对汶川地区5月12日的地震直播报道，在一个方面辅助对这一属性的厘清与明确。在汶川大地震之前，这方面的典例有非典报道、飞机坠毁失事报道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史诗化”的感染效果强调突发灾难性事件，而不包括利用充足时间谋划和排练的事件。在另一个方面对地震直播的精神内核进行了鲜明的烘托与强调。此次报道的精神内核体现在标题上——“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事实证明，央视在此次报道中对“史诗”之一基调的把握，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使央视不仅有效占据对汶川地震进行报道的主体位置，同时也使其掌控在特殊时期权威话语的权利。抗震救灾明确说明中国人民搏击灾难的壮丽举动，众志成城记载与颂扬了中华民族在对抗自然灾害时凝聚的悲情力量，做到了“史诗化”，有着极大的感染力。
1.2 大型直播，全国动员，群策群力
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电视大型直播活动，央视作为部级电视台，发挥了自身对巨量信息的采集与报道能力，展现出汶川大地震这一波及数十个省区的罕见灾难。此次直播持续数十天，在国内甚至世界直播史上都堪称“经典史诗”。在直播中，央视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现场主持人述评”、“观众电话连线”、“新闻人物特写”、“地质专家访谈”以及“会灾况直播”。在对此次重大灾难的报道中，央视成为观众信任与依赖的意见领袖。央视的报道展现出史诗化的气魄，描画出前所未见的壮阔图景。央视采取宣传片花、道具与屏幕飞字等各种多样化的声像手段，对中华民族共赴国殇这一波澜壮阔的图景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板块构成直播的基本间架结构。
2 央视大型地震直播中生成文化整合的方法
2.1 媒体与全国哀悼日的仪式同步
央视直播通过对哀悼仪式的同步，为文化整合创造了庄严的氛围。一般认为，仪式指的是针对某中特定心理现象、固定内容、生活事件等的一个程序化过程。在很多重要时刻，整个民族非常需要具有一个有着明确目的的仪式来加速群众完成内心转变，在内心转变的同时亦完成对族群的文化整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民族生活与时代生活中往往遭遇仪式缺失的尴尬。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在和天灾人祸抗争搏斗的时候，总会有些失去不可避免，总会有集体的牺牲，有英雄的献身。这些死亡与牺牲构成史诗永久的礼赞对象。哀悼仪式由此成为具有文化意味以及人类学含义的景观。
2.2 找准新闻关键点，塑造典型人物，歌颂史诗英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对于灾难事件的讨论一直萦绕着悲观主义情绪，导致人们对于新时期报道效果的忧虑。央视通过开展典型报道，发掘出典型人物，歌颂了史诗英雄，为时代文化整合提供榜样。后来伴随电视进入直播时代，突发灾难事件被声像化地记录下来，具有着逼真的再现力及还原力，极大地增强典型报道的可亲性、可信性、可感性，使愈来愈多的观众在天灾人祸这一语境下，重燃对英雄的崇敬。08年央视对汶川地震的大型直播电视活动，在天塌地陷、满目疮痍的惨烈史诗背景下，发掘出舍己身救学生的英雄教师谭江秋、最坚强的警花蒋敏等许许多多具有榜样意义与普适精神的形象。毫不夸张的说，08年的汶川地震中出现遍地英雄的动人图景。地震发生后一周，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对地震中遇难同胞的沉痛哀悼，国务院决议，设立全国性的哀悼日，开展大型哀悼，在从08年5月19号到21号这三天时间内，央视的各个频道全都参与并机新闻频道，在全国范围内多数省市的大型频道并机或者部分并机接收央视信号进行新闻转播。哀悼进行时，摄像机的拍摄记录了那么多伤心的面容，记录了那么多凄厉长鸣的警报。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举国同哀。所有经娱乐业务被停止，全国回荡着凄厉的汽笛，人民心中回荡着深深的悲痛。最小的学生，最老的老人脸上都带着厚厚的悲伤。央视在大型直播活动中展现了众多的悲情场景，这次哀悼为国家留下了一份珍贵档案，这个悲壮时刻在直播中得到深深的铭记。
2.3 直播报道者的高素质烘托史诗气氛
在电视直播活动中，主持人的重要性被更大的突出出来，具备高素质的主持人能够审时度势，自然而然地烘托出报道的气氛。在央视“史诗化”报道汶川地震时，主持人面临着更巨大的挑战，要做到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迅速反映和处理，要进行新闻体裁的连接转换，需要承担对相交叉的时空信息进行汇总的职能，还要对来自不同源头的新闻进行吸收与梳理。与此同时，在没有编排缺乏准备资料不足的大型直播中，多数主持人一般都不会得到标准的、修订好的话语，在直播中主持人的描述、主持人对事件的评论或者感慨都具有着即兴的特点，没有固定规律可循。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型直播活动的主持人占有着关键性的地位。央视在汶川地震的直播中，选取了得力的主持人团队，他们的报道富有感情，悲伤而又克制，极大地渲染出庄重的灾难史诗氛围，发挥出巨大的感染力，报道直指人心，深入大众。
3 结语
央视对08年汶川大地震的直播，印证了主持人张羽在直播报道中说的——“真正的现场直播”。央视的报道展现出史诗化的气魄，描画出前所未见的壮阔图景，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引发世界对于中国人民的关怀与关注。这次直播同时还辐射出不可估量的文化整合力，建立起对灾难事件中的群情悲恸、国民士气以及民族精神等重要因素的传播功能。笔者便是在分析“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直播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增强大型电视活动直播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雷明德. 七色阳光洒真情——文娟事件连续报道的启示. 新闻知识，2008（6）：56-57.
广播电视史篇8
关键词：广播电视节目；贴近性；服务性；地域性；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30-02
广播电视节目的经营不仅同一般商品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必须与社会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审美观念相适应。也就是说，广播电视节目的经营应遵循本土化的原则，生产出有本土特色的、适合本地听众和观众审美需求的节目。
一、节目内容追求贴近性
地市级广播电视台有着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与受众天然的血缘关系，与其受众文化同根同源，与百姓的心理、文化价值、生活习惯、价值标准等方面有接近性，信息传播的互动交流容易。由于处于同一生活圈，受众对本地的广播电视节目总会有种亲和力和接近性，特别喜欢了解身边的人和事，喜欢了解身边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节目本土化首先要在节目内容上贴近当代群众的生产生活。无论是从获取信息的角度，还是参与节目的角度，地市级电视台永远的服务对象就是当地的群众。这种贴近生活的本土化信息，在受众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经历上都具有很大的接近性，最能引起受众的关注。河北省张家口广播电视台除开办时政新闻节目之外，还开办了贴近性非常显著的民生类节目——电视《民生630》和广播《新闻夜话》。节目以最丰富的新闻资讯、最鲜活的新闻事件，反映最真实的社会生活，锁定百姓的生活状况、生活空间，关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环境、出行、收入等民生问题。以百姓的视角，用百姓的语言，反映百姓的生活，让百姓当“新闻主角”，成为河北省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收听收视率较高的节目。2012年4月6日，为河北省张家口电视台量身打造的电视栏目剧《故事·河北省张家口》新鲜出炉，成为电视节目中的新亮点。节目时长25分钟，每周播出3期。剧情取材于河北省张家口，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区及县区实地拍摄，角色全部由河北省张家口的专业及群众演员扮演。虽然故事内容、拍摄技术、演技水平与央视、卫视的同类节目不可同日而语，但鲜明的地方性和贴近性，吸引了广大电视观众，节目仅开播一个多月便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视效果。
二、栏目设置注重服务性
随着信息的多元化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受众已不满足于接受灌输式的宣传教育，而是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性。电视的主要功能也已经从宣传教育向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方向发展，人们听广播看电视一方面是想了解党和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是从中获得一些实用的信息，借助广电媒体解决遇到的困难。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实力看，市级广播电视与大台无法相比，但与听众观众的生活距离最近，在服务群众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别于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直播节目的日益成熟，为服务的广泛性、及时性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因此地方台必须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中枢作用，提供中央、省台不可能提供的各类服务，在不断满足当地群众服务需求的同时，扩大媒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广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4月6日河北省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全面改版后，加大了交通路况信息播出频率，全天1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随时播报市内主要道路和六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为广大司机听众提供服务。为此，在全市聘请了■望哨信息员、出租司机信息员、手台司机信息员近百名；在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派驻记者，实时通报全市主要路段路况。节目改版后，收到听众的广泛好评，并且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每天收到路况短信近百条。在市交警支队的大力支持下，还计划在指挥中心建立广播直播间，随时播报路况。电视《今晚60分》节目中开设了《今晚关注》栏目，全方位反映观众关心、关注的政策犯规、新闻事件；设立了《今晚帮忙》栏目，为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帮助。《新闻综合广播》开办的《热线帮助你》直播节目为听众提供招聘、求职、旧货交易等信息。《综艺广播》开办的《我爱我家》直播节目为听众提供房屋评估、房屋买卖、求租出租等服务。《交通服务百分百》直播节目为听众提供汽车维修、二手车交易等服务。河北省张家口市是农业大市，在本土化节目中，把为农服务放在首位。河北省张家口电台《农业经济广播》推出了《三农服务热线》、《乡村直通车》、《农家科技》、《致富金点子》等一批为农服务节目。《三农服务热线》以为农民排忧解难为节目宗旨，节目组24小时接听农民朋友打来的电话，每年帮助农民朋友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1200多个。
三、审美品格凸显地域性
我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地都有不同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貌，为实施广播电视节目本土化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人们常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笔者认为，把这句话用在节目本土化上同样适用。同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地方觉得可笑，在另一个地方就不觉得那么可笑，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生活习性、审美标准的差异。所以，地方台要立足本地，在适应时代特色这个共性需要的基础上，一定要在凸显地域特色这个个性需求上做好文章。地域特色由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构成，地方台在实行本土化运作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利用这些因素，增强听众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河北省张家口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地处京、冀、晋、蒙四省市区交界处，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对欧贸易的重要陆路商埠，素有“旱码头”之称。在千百年来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京、冀、晋、蒙既有联系，又有个性差异。河北省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办台优势，推出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电台、电视台都开办了《大好河山》节目，介绍河北省张家口的悠久历史、各地风土人情以及旅游资源。其中一些节目除在本地播出外，还在中央、省台播出，提升了河北省张家口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涿鹿“三祖堂”、蔚县剪纸、张北草原、崇礼滑雪、赤城温泉等在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大茶坊》是电视台开办的一档访谈类节目，邀请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做节目嘉宾，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聊河北省张家口的历史、文化、风俗，其中穿插了史实记载、影视资料、民间传说等，使节目趣味盎然。电视台开办的《戏迷俱乐部》和电台开办的《地方戏苑》都是以河北省张家口人喜爱的晋剧、康宝东路“二人台”、口梆子等地方戏种为主打内容，具有较高的收视收听率。
四、节目形态倡导互动性
广播电视史篇9
新闻学专业就业前景如何
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媒体传播的工作，一般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或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工作。但这只是传统的就业方向，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单位了，很多毕业生还会从事文案、广告设计、广告策划与管理等工作，可以说新闻传播学这一专业的就业前景很广泛，很被看好。
目前新闻传播学专业就业前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传统媒体、新媒体策划、行业编辑。
传统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期刊是我国传媒市场的中流砥柱，他们依然是新闻潮流的主角，除报纸外，广播电视台也是新闻传播专业考研学生未来的就业，而且据数据统计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数量的年增长率约为4%，就是说每年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大。
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还可以从事广告行业，广告文案撰稿人主要负责撰写广告宣传册和产品包装上的文字，以及配合广告创意设计推广软文。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同学可以关注企业的广告部，以及媒体中负责广告投放的部门。广告领域是一个关注市场的方向，除了对传播技能有要求之外，一定的市场意识也是必须的。
新闻学专业主要课程有哪些
主干课程：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马列新闻论著选读、基础写作、现代汉语基础、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文化概论、大众传播学、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摄影、广播电视学、新闻事业管理、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
专业核心课程：新闻理论、传播学原理、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新闻伦理与法规、新闻心理学、新闻编辑、舆论学。
广播电视史篇10
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权之所以能卖出高价位，关键在于体育赛事的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大多是体育赛事天然具有的，但是它在与电视结合后，其影响力就被成千上万倍地放大了。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电视的转播，使体育赛事告别了场地的局限，能够跨越时空传播到世界各地，被亿万观众同时收看；其二，体育赛事是人体美以及力量、速度、智慧、激情等素质的集中体现。体育的本质特点是以身体练习为手段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三，体育比赛是戏剧性与真实性的结合，具有很大的观赏价值；其四，体育比赛具有强大的明星效应；其五，体育比赛是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寄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