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神话与真实：藏族古典文献的事实构建与想象表述——朗氏家族史的文献创作、社会诗

　　【摘要】14世纪，西藏历史人物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通过个人智慧与勇气，击败其它地方政治势力，开创了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他撰写的“朗氏家族史”是西藏历史文献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对于世系传承与历史事件有着丰富细致的文学描写与事实记录。本文通过对于朗氏家族史进行结构式的文本分析，重点介绍家族史中历史神话的创世权威，文献的事实构建与想象表述等。藏族历史文献是历史写作、文学创作与宗教观念传播的结合典范，它是创作者主体观念、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历史神话；藏族文献；事实构建；想象表述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9391( 2017 )01 - 0084 - 0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研究基地项目“西藏城镇化建设及民族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QZY1502)。

　　作者简介：杨公卫（1975 -），男，藏族，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化、公平性及族群，藏学人类学及藏族历史文献。四川成都610041 公元14世纪，西藏帕木竹巴政权推翻萨迦政权统治，建立以山南乃东为中心的帕木竹巴政权。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1302 - 1364)“是十四世纪时西藏最使人感兴趣的人物之一，也是对西藏政治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冲击的人物之一”。他进退有度，审时度势，以其非凡智慧与勇气先后击败雅桑、蔡巴、唐布且等地方万户政权，攻占萨迦大寺，建立统一的西藏地方政权。因此，绛曲坚赞一直是西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国内研究学者较为强调他的政治谋略及丰功伟绩（佘万治，赞拉阿旺、布桑），同时基于宗教神话内容判断西藏历史文献中“许多历史有失实之处”（刘立千）；国外学者则较早通过文献间比较与延伸阅读，对历史文本内容进行辨析，突出西藏历史文献的特殊史料价值与文体特色，以期还原历史事实。其中突出研究成果如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和美国藏学家范德康对于绛曲坚赞生平和政治活动的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朗氏家族史”(rLans进行文本分析，重新展现14世纪西藏地方政治斗争的复杂场景，帕木竹巴政权的崛起，以及藏文文献中家族秘史的历史文献价值，历史神话蕴含的“历史事实”及历史范本的现实研究意义。

　　一、神圣王权：荣耀与升降

　　藏族早期历史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小邦”时期，这些小邦先后割据，称雄一方。如“贤者喜宴”中记录了早期曾出现的“十二小邦”与后来的“四十小邦”。首位藏王聂赤赞普自天而降，入主吐蕃六牦牛部，尊称为王。青藏高原东西走向的山脉与南北走向的河流将高原分割成众多河谷小邦政权。这些区域性的小邦政权也呈现出“衰降型”的地位特征：天神遭受排挤下界充当人主（赞普）。在这一逐级下降的发展序列中，存在神圣性与世俗性“连续性”的升降。此外，氏族与内外家臣间，小邦之间也维系着松散的联盟关系。在受到外部威胁时，小邦间会结成同盟，但在威胁解除时期，小邦间会彼此争斗。在征服蛮荒自然的过程中，吐蕃早期历史也记录了家臣们的特殊功绩，他们的个人智慧，军事才能及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吐蕃赞普经过“天赤七王”，也开始发展到“地列六王”和“水德八王”。赞普的神圣性与权威地位不断遭受权臣属民与苯教徒的挑战，其间甚至发生直贡赞普被属民罗昂达孜杀害。赞普神圣性的衰降还体现在赞普的墓葬仪式上，早期“天赤七王”逝世后升天而去，没有陵墓。而从直贡赞普遇害后，“地列六王”的陵墓修建在石山和草坝之间，而“水德八王”的陵墓则建在水中央，犹如湖面下雪。赞普松赞干布时期，逐步完成统一吐蕃大业。他“将吐蕃分为五大茹，十八个地方势力范围，六十一个千户”。然而，吐蕃属国不断反叛，吐蕃内部也频现王室和尚伦间的斗争。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得以大力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同时开始建立僧伽团体。至此，赞普“天神”的神圣性开始转变为“法王”的世俗统治者的地位。吐蕃赞普通过对于佛法“供养”换取佛教对于吐蕃国政及其神圣地位的护佑。然而，赞普的神圣权威地位在内外交困的打击下最终衰降枯竭，吐蕃最终陷入小邦纷争与频繁战乱。公元13世纪，萨迦昆氏家族在元朝的支持下，被任命为西藏十三万户之主。萨迦昆氏家族强调“其族姓不是出自蕃地四大种姓和人间六个种姓，而是出自洁净之天神”，是天神与恶鬼斗争而生“雅楚昆巴杰”。其子贡巴杰工达担任赤松德赞内臣，被称为昆·贝波且。从此昆氏家族开始声名鹊起。贝波且世系子嗣中俊杰迭出，高僧贤哲不断。由于萨迦四个拉章彼此内讧分裂，天神种姓朗氏家族的帕木竹巴政权得以逐步壮大并空前发展。

　　二、朗氏世系：天神与人主

　　“朗氏家族史”通过家族历史开端的神话性解释，及家族人物英雄创业故事的事件性叙述，来形成对于家族历史与英雄事迹的权威性叙述，因此，“朗氏家族史”在关注家族神圣起源的同时，更多强调家族“世俗”领袖（绛曲坚赞）的丰功伟绩。这部文献开创了西藏历史文献对于世俗政治人物自传的书写传统。“根据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其化身圣人和大成就者朗·绛曲泽科。他的施主赤松德赞的化身是岭国国王格萨尔”。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认为“朗氏家族史”中的某些人物和故事内容用于格萨尔史诗的编辑。“朗氏家族史”与其它“伏藏”一样，“它们是为莲花生大师参加宫廷会议准备的，旨在解释世界起源，人类起源，血缘和部落及各种传说”。

　　在“朗氏家族史”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外部器世间”的构造和“内部情世间”的起源，以及祖先朗·绛求浙桂（绛曲泽科）对于子孙的告诫及其支系的分布状况。与萨迦家族起源说法接近，朗氏家族史同样强调了其家族起源的神圣性。同样，家庭世系和先祖传说直接与世界的起源有关。朗氏家族史同样通过世界起源介绍了君王世系和庶民世系的两种分类。庶民世系始成于天地卵生，“是天神世系的末代，是人间世系的始祖，从此传出人间世系”。朗氏家族溯源于（塞琼）惹。天神种姓的芒董达赞与天女门尊玛结合生朗-潘波切，朗氏家族因此得名。石泰安在“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中，考察了“朗氏家族史”与格萨尔岭地历史部落起源故事间的相似性，朗氏家族父系起源于吐蕃原始部族扎氏，母系来源于冬氏，朗氏与岭地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朗氏家族的人被称为彭波，而该词本来是指一座神山和位于西藏中部与康区之间的一片土地。此外，这个别号也与岭地的部族冬族有关”。因此，格萨尔传说中“有关原始部落的传说同时把冬族人和木族人说成是真实的家族与天界生灵，以宗教作用来确定他们的特征”“这些原始部族正是大量贵族世系的基础”。

　　“朗氏家族史”的第二部分是阐化王扎巴坚赞所著的“天神种姓朗氏家族单传传记”和大司徒绛曲坚赞之遗教。其中，在遗教开篇部分，回顾了帕木竹巴与噶举派其它支派间的溯源关系及其历史传承，如京俄大师法座的建立，帕竹万户的设立，万户长多吉贝的史实。遗教中间部分，绛曲坚赞详细介绍了帕竹与雅桑间的纷争，以及自己前往萨迦学习，危难之际接任帕竹万户长的过程。此时，由于萨迦本钦、雅桑、蔡巴与塘波且相互结盟，绛曲坚赞与帕竹势力在纷争起始时期接连遭受打击，丧权失地。本钦杰瓦尚波阴谋杀害绛曲坚赞并接管乃东官寨是帕竹与雅桑间的纷争描述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虽然经历严酷惩戒及百般羞辱，绛曲坚赞仍然依靠智谋，设法脱险回到了乃东官寨。随后，绛曲坚赞先后反击并粉碎本钦旺尊-雅桑与蔡巴、止贡、囊巴和雅桑的军事势力并取得了胜利。同时，绛曲坚赞积极营救本钦杰瓦尚波，杰瓦尚波获救后对其表示臣服。不久，绛曲坚赞获得元朝皇帝的大司徒的封号和印章。本钦旺尊的军事讨伐失败后，绛曲坚赞正式率部进驻萨迦大殿并收缴本钦印章。最后部分，绛曲坚赞对于担任万户长四十年进行总结并就帕竹政教事务做出教谕。“朗氏家族史”的第三部分主要包括祈祷文、遗嘱、教诫、邀请信等。其中对于萨迦政权的失败做出了精辟的分析。“是为主子轻狂所致，是为执法者枉法者所致，是为外人侵入所致，是为内部人被逐出所致，是为亵渎佛塔所致，是为沉溺酒色所致，是为妇人弄权所致。因果关系是否如此，请分析研究”。在“司徒之遗嘱”部分，绛曲坚赞希望后辈坚信详史，将其视作本尊，建议释迦坚赞担任帕竹万户长，扎巴仁钦担任泽当寺寺主。在朗氏家庭史的末尾，主要是与京俄大师相关的历史文献，包括京俄大师的教诫、口诀及大事记。

　　与朗氏家族史开篇突出家族“天神”世系不同，朗氏家族史正文部分更多渲染家族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所以他的自传仅仅记录了他一生曲折的经历，不像其它藏史把历史作为宗教的附庸，而且恰恰相反，行文中他多次批判了天命论”。“我先后所进行的威武雄壮之诸事都经过缜密思虑分析，我不人云亦云，生搬他人的经验，所以我未出过桀错和失误”。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通过汉藏历史文献，对于绛曲坚赞“不安定的精神气质，才能和顽强的坚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到“绛曲坚赞的自传，接近一种大多数杰出人物、家族和寺院的比较名单，连同对他的继承者关于如何去安排他们的简短的暗示。它所引述的话语是值得花费时间去体味的，通过这些话语，这个沉着而严酷的政治家，评价了元朝时期西藏历史上的两个主要派别萨迦巴和止贡巴衰颓的失误和原因”。

　　三、历史神话与真实：藏族古典文献的事实构建与想象表述

　　藏族家族史在藏文历史文献方面占据重要地位①，这些家族史通过对于家族世系的神话溯源及其历史性发展的构建来突出家族神圣出身与英雄事迹。与其它的历史文献不同，家族史对于英雄人物的私人生活进行了非常私密化的事实性叙述，它在历史事实性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家族史内容包括主人公的私生活（饮食、疾病、婚姻、情感等），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经验，家族荣耀及对权力的渴望、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失败者的落寞。因此，许多家族史被冠以“秘史”的名称，对于写作、传阅、保存等有着严格的要求。以“朗氏家族史”为例，更是强调它的私密性、珍宝性与宗教加持力。“朗氏家族史”由掘藏师发现，与藏王本尊及莲花生书籍用具一同出现。“故非朗氏家庭的有权势的政教共主，部落首领等外人不得染指，不得让此文献流散。我朗氏家族权重位高的人们应崇敬之，将其奉为本尊神，如此则会获得加持。此系前辈证果者们的禁令，故为精深之法，珍贵的教诲”。由于家族史在“真实性”与“私密性”方面的特点，家族史的文献历史研究价值十分突出。藏学家伯戴克认为，朗氏家族史是“14世纪中后期无与伦比的文献作品，是一部用最丰富和最详尽的资料写成的著作”。伯戴克认为藏文历史文献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即圣徒传记(Rnat´ar)，世系谱(Gdun rabs)和王朝史( Rgyal rabs)，教法史(Chos´ byun)。14世纪的藏文文献中，朗氏家族史比红史的描述更有价值。“对于萨迦政权的末期而言，该书比我们的基本资料更为重要”。因此，通过绛曲坚赞的“朗氏家族史”，我们得以了解帕木竹巴政权的崛起及其对于萨迦的取代，以及西藏地方政权间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激烈斗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全权管理等。此外，朗氏家族史也使我们对西藏地方政治领袖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政治抱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绛曲坚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目的在于权力的实体，而不在于它的外在的装饰”“绛曲坚赞通过对于藏族法律的废除与再次引入，通过给古老的法典赋予新的形式的方式来追溯君主制度”。

　　与家族史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应，朗氏家族史中也存在着对于家族起源“神话性”的渲染，先祖与神话人物岭-格萨尔间的供施关系的描述。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中对于西藏格萨尔史诗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注重对于史诗的“史学”与“诗学”部分进行结合，侧重于从“史学”研究“诗学”。他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西藏史诗、英雄人物及说唱艺人具有的双重意义，及神话传说如何演变为“历史的诗歌”。朗氏家族先祖绛求浙桂作为证果的瑜珈师，得到岭国格萨尔大量的供奉，同时他也护佑岭国的平安。石泰安的研究则表明，朗氏家族出生于斑色扎人集团，代表一个土著家族。“朗氏家族的人被称为彭波，而该词本来是指一座神山和位于西藏中部与康区之间的～片土地。此外，这个别号也与岭地的部落冬族有关”“朗氏家族天神儿子的第16代子孙是巫师绛曲折科（绛求浙桂），他可能曾两次被格萨尔邀请到岭地”。因此，就原始氏族关系及其历史迁徙而言，“朗氏与岭地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因此，就朗氏家族史中的“历史神话”与“历史真实”间的关系而言：(1)朗氏家族起源的神话故事叙述的是家族世系神圣历史的“开端重建”。这种“开端”的重建，与早期人们无法探究真实的历史起源有关，表达了创作者对于历史延续性及生命轮回观念进行思考后形成的文本替代品。它体现了一种创世权威的历史观念，家族与个人的“神圣权威”是如何君权神授并逐步发展形成，宗教神圣如何转化为政治权威等。因此，历史神话是有关起源的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文学性表述。同样，由于神话起源的未知性与不同解释，它也是一个充斥矛盾与冲突的“事实”构建过程。如吐蕃赞普的出现就有天生、地生及水生等不同的说法；(2)神话是对早期的现实社会的重新叙述，是满足深层次的宗教需求、道德渴望、政治斗争、社会伦理等实际要求的叙述。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真实性”与基本面貌的完整展演，是社会规范性要求的集中呈现；(3)神话来源于现实世界。通过历史想象与文学的诗学手段，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它是创作者创世权威与宗教哲学观念的体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应该把神话当作“解释”或者是“象征”，而是要从它是如何推动和塑造人类的生活和现实方面来理解神话。比起对一个真实事物的描写，不如把神话理解成是生活的“章法”或者指南。“神话要做的就是表现或装饰无限、永恒或至少非时间性以一种具体的、时间性的假象。神话里的事件不是真正的事件，而是理想化的或者典型性的情形，即不是很久以前的一次性发生事件，而是持续或将持续发生的情形，换种方式说，神话关乎现在要多于当时”。

　　最后，西藏古典历史文献中历史神话开端与历史真实事件的交替出现，体现了历史写作的开放过程，历史想象的多元维度，历史背景的“同时性”构建，体现了历史写作、文学创作与宗教哲学三种指导思想对于历史文本创作的影响及彼此间的有机结合。“朗氏家族史”中家族天神起源及其与格萨尔供施关系，绛曲坚赞及帕木竹巴政权崛起，绛曲坚赞本人的脱险历程等，为我们展现了“历史想象”的多重时空维度。“朗氏家族史”通过“同时性”的时空构建以及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叙述来实现历史连续性的表达。这两点形成本部历史文献突出的文献特色与写作特点。这种“同时性”( simultaneity)的时空构建首先表现在朗氏家族的天神种姓与人主英雄伟业的彼此呼应。其次，绛曲坚赞将发生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历史事件的“同时性”也生动地通过自述传记方式展现出来，如绛曲坚赞被拘押在萨迦时期，就发生诉讼、监禁、刑罚、押解、获释等多起事件，发生地点包括雅隆、雅桑、萨迦、乃东等前后藏的数个地点。通过时空“同时性”的事实构建，我们对于14世纪西藏社会丰富生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背景有了全景性认知。“朗氏家族史”以时空为结构性因素，通过绛曲坚赞的自述来展现历史事件的广阔时空背景，最终通过人物的道歌、遗嘱、教诫来反思生命的意义。因此，朗氏家族史的历史观与一般历史作品不尽相同，它为我们展现了蕴含在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心性与历史诗学的显著特点，“藏族古典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12]。这种特殊的历史想象与写作方法在对待历史史料时与我们通常的历史观念并不完全一样，即历史神话不等同于历史真实，“历史神话”是“历史真实”的文学化创造；“历史真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事实”，“历史真实”只存在于“历史事实”的能动性创造过程，它受到社会统治阶层与创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政治经济、文学诗学等众多因素的直接影响。

　　（责任编辑 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