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等教育行业困局：爱的教育还是令人痛苦的工作

　　原标题：西方高等教育行业困局：爱的教育还是令人痛苦的工作

　　编者按：对于教师们而言，人们期望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爱他们的学生、同事、大学以及所传授的一切知识。但是，这种热爱必须是脱离物质条件的，当教师们试图提高自己的工作条件时，领导层就会用“我们都是家人”、“批评工作场所、建立组织来改善工作条件的员工是自私的、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等话语来遏制教育工作者争取权利的势头。这种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教育行业中，诸如艺术与护理行业中也充斥着此类情况。本文通过摘录莎拉·贾菲（Sarah Jaffe）的新书《工作不会回报你爱：对工作的投入如何让我们感到被剥削、疲惫和孤独》，来提醒工作者去思考这一重要的问题：我对工作的热爱能否与不公平的工作环境分开？本文原载于《 洛杉矶书评》；作者Maggie Levantovskaya是旧金山湾区的作家、编辑和教授。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爱是我工作的必要条件。人们期望我爱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的大学和我的职业。这种爱必须是纯洁的，绝不能以我的工作条件为基础。然而，偶然性一直是我在学术界经历的“决定性特征”，自从近10年前获得博士学位以来，我在学术界的工作一直不稳定。事实上，我的处境越不稳定，我就越感到压力，要去表白我的爱，来证明我配得上这份偶然的工作。为了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我和同事们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组织了一个工会。在我作为组织者组织的第一次活动中，我听到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说，我们不需要工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关系是由爱来定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是一种如此虚伪的说法，以至于那些寻求团结的人会拿“施虐的”和“不正常的”家庭来开这个说法的玩笑。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雇主用爱的语言来扼杀员工为争取劳动正义而作出的斗争，那么这个雇主真的爱他的员工吗？

　　莎拉·贾菲（Sarah Jaffe）的新书《工作不会回报你爱：对工作的投入如何让我们感到被剥削、疲惫和孤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这是所有工人都需要听到的、发人深省的答案。渗透在我们工作文化中的，充满爱、激情和关怀的语言，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就会得到晋升、找到归属感、建立亲密感并且找到自我价值。贾菲的书旨在表明，这种语言不仅有助于“建立和加强”我们对工作场所、职业或雇主的情感依恋，而且也是在为带有压迫性的工作环境辩护。“工作是爱”的修辞是经济剥削的有力武器，被管理阶层和缺乏阶级意识的工人所使用。

　　贾菲曾是《In These Times》杂志的特约撰稿人，长期撰写有关劳工、抗议运动和草根组织的文章。她的上一本书《必要的麻烦：反抗的美国人（2016）》探讨了占领运动和茶党等分裂主义运动的出现，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分析这些问题。在《工作不会回报你爱》一书中，贾菲将她的目光聚焦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工人身上，他们都被迫与自己的劳动疏远，但却被期望在劳动的同时爱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在这个过程中，她定义了一种风气，对于任何听过“爱的劳动”、“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使命”、“热爱你所做的事，你这辈子都不会工作一天”等陈词滥调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很熟悉这种风气了。

　　贾菲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工作是爱”的理念通过推广以下这些，或与之相似的概念来阻碍阶级斗争：社会上所有成员都有义务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极少数的，是个人的问题；一些形式的劳动，包括护理工作，不需要专业训练，而是从包括爱在内的、所谓天生的能力延伸出来的；那些在爱和牺牲的框架下工作的人，一定不是出于经济动机而工作，即使他们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些批评工作场所、建立组织来改善工作条件的员工是自私的、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工作是爱”的言论是无孔不入的，也是隐蔽的。正如贾菲在她的结论中所说，在为这本书进行研究时，她与不同职业的工作者做了交谈：“演员、理发师、调酒师、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博物馆职员、律师、护士、政治组织者、民选官员和记者。”由于无法涵盖所有行业，她选择把重点放在已经被认为是“爱的劳动”的职业上，比如教学、艺术和护理，以及不太需要建立联系的工作，如科技和零售。重要的是，她从传统上属于“女性化且无报酬的工作”开始研究：照顾孩子。长期以来，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义务，以及爱的表达，尽管它们造成了性别工资差距和失业。贾菲的分析是基于对英国一位收入不稳定的艺术家和单身母亲的采访，以及对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的、成为了法律，并被两党支持的“福利改革”的讨论。她认为，正是那些旨在履行“维护工作和家庭伦理的双重责任”的法律和制度，使单亲父母和家庭的保障变得脆弱不堪，并使“在家里的劳动实际上不是劳动”的观念得以延续。

　　即使是关于有偿护理的工作，爱和劳动的界限也很模糊。在与纽约的一名女性托儿工作者交谈时，贾菲了解到：雇主们“并不把她当作有专业育儿经验的技术工人。”大多数育儿工作，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都是由女性完成的，所以难怪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工作，没有权威性也不值得尊重。这就是“亲密劳动”的问题，贾菲提醒道：即使得到补偿，“它也触及了我们认为应该‘为爱而做的事情’和‘为钱而做的事情’之间的边界。”此外，作为在雇主家中工作的雇员，护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通常是非法移民）很难了解自己的权利、建立组织和为自己谈判出一份公平的合同（如果雇主同意与他们签署合同的话）。但是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许多为他们所在的州工作的家庭护工都加入了工会，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代表了“约70万人”。贾菲所追踪的儿童保育工作者并不为所在州工作，但她也通过与全国家庭佣工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合作，找到了实际的支持、社区、同时被赋予了权力。新冠只是澄清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正如贾菲的采访对象所说，“如果家庭佣工不去上班，那么大多数劳动力就不能去上班。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将社会连在一起的丝线，使所有其他的工作成为可能。”不幸的是，除了感谢，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回报这些工作者的爱。

　　《工作不会回报你爱》的一大优势是它致力于追溯它所审查的职业的相关劳动历史。例如，一些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非营利部门是另一个经济分配不公和工会破碎的地方。贾菲指出，在美国，制度化的非营利性工作是从独立富人组织的慈善工作演变而来的。根据贾菲的资料，现在非营利部门是1230万美国人谋生的地方，我们发现，公司让员工与他们服务的社区对立。当非营利组织的员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或组织罢工或威胁罢工时，他们被指责不够关心（工作），且忽视自己的工作，这并不罕见。”书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也许是“工作是爱”的武器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贾菲追踪了PPRM（洛基山脉计划生育组织）工人的劳动斗争，他们面对了来自一个以服务社区、赋予个人生殖选择和以关怀为荣的组织的“咄咄逼人的反工会运动”。即使在工人们赢得了选举之后，洛基山脉计划生育组织还向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提出了上诉，不过最终还是通过与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的协议撤回了上诉。尽管取得了这场胜利，或者说因为这场胜利来之不易，贾菲追踪的健康助理和组织者最终还是辞去了工作，她无法继续与那些“不相信她应该得到生活费”的人一起工作。换句话说，她的工作，并没有回爱她。

　　但是，贾菲在她的书中强调了慈善组织的另一个问题——“他们的资金来自那些非营利组织可能正在努力打击的剥削。”我目睹了对那些“对剥削工人和环境产生的资本捐赠说不的人”的强烈反应。我的大学收到了科赫基金会（Koch Foundation）的一笔巨额捐赠，社区游说他们收回这笔捐款，结果却被人说我们不关心那些可能会错过创业机会的学生，也被人说我们不关心学校的社会正义使命，据称学校可以用这笔资金进一步推进“社会正义使命”。而对于基金会试图为自己的名声洗白的自私、缺乏关怀和贪婪，却只字未提。

　　虽然“工作是爱”的修辞通常是针对工人的，但它也可以被战略性地用于组织目的，这可以在贾菲对公立学校教师的案例研究中看到。正如贾菲解释的那样，他们是“爱的终极劳动者”。他们也不太可能为了更好的报酬而转行，这只会助长这样一种说法：即牺牲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物质需求的讨论只会玷污这个职业。当涉及到关于教学和薪酬的公众讨论时，在教师“为了钱”或“为了对学生的爱”的倡导下，非此即彼的谬论非常强烈。这种风气被充分地体现在一个现在臭名昭著的迷因（memes）中：“教师教书不是为了收入（income），老师教书是为了结果（outcome）。”贾菲关注斗争，并发现斗争总是与困难和抵抗有关，她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这一点。从2012年芝加哥教师罢工开始，工会通过诉诸教师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以及他们作为监护人的角色来翻转叙事。当工会在全美各地的罢工中使用“我们的工作条件就是我们学生的学习条件”的口号时；他们提出，要教育和关爱学生，离不开对教师的物质关怀。当2019年，洛杉矶教师罢工达成新合同， 他们让学区不仅给他们加了6%的薪水，还“降低班级规模，在每所学校安排一名护士，减少50%的标准化测试，雇佣更多的辅导员，投资更多的校园绿地，（以及）减少随机搜查”。如果没有集体谈判的力量和教师作为“爱的劳动者的形象”的影响，很难想象他们可以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我自己组织的工作中，我经常呼吁“工作是爱”的精神。我在演讲和发言中都以 "我爱我的工作 "开头。对于说这句话，我一直觉得很矛盾。不管我对我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感情，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是为了让我的同事、学生和管理者相信，我不是一个贪婪和自以为是的人，我不是一个“异教徒”。贾菲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与我处境相似甚至更差的大学教师。她提醒我们，教授曾经是“美国最后一份好工作”。对于一个不断萎缩的学者阶层（主要是白人和男性）来说，这仍然是事实。然而，这种特权是建立在学术零工（占学术劳动力75%以上的兼职教授）的基础上的。没有简单或快速的方法来扭转这种趋势，但不去尝试是不能接受的。所有行业的工人，包括护理工作、零售、医疗保健和技术部门的工人，必须继续团结起来，建立团结，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削。这是贾菲书中隐含的战斗号召。读到这里，很可能会有人疑惑：难道我就不能热爱我的工作吗？但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更好的问题是：我对工作的热爱能否与不公平的工作环境分开？现在正是我们开始改变这些状况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在其他地方寻找爱，无论是在公共艺术空间闲逛，花时间与我们真正的家人，或在纠察线上跳舞。但在工作中寻找爱，就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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