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汇总十篇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101-02
一、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提高的必要性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即是法律人在法律职业领域内，进行法学执业行为必须遵循的相关职业道德理念、职业规范和习俗的总和。
法律人作为运用法律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从业者，其职业道德水准体现和反映法律职业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一个国家，如果其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和实施，其法律则形同虚设。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法律制度的确实落实和保障，而国家的法律制度只有得到确实的落实才能得以沿用。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公平、公正的维护。因此，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二、高校法学教育的优势
法学教育的潜在要求应该是具有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人物、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等。首先，法学的精神在法学高校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以及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校中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其次，高校中的教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良好的法学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对于法学教育具有专业的、系统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能够教授学生法学专业知识、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最后，高校法学院多与法检系统及律师协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充分将法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进一步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因此，高校进行法学教育的优势是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具有比高校更好的法学学习氛围，拥有更适合引导学生走向法律职业的教师、提供更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
三、创新教育途径，实现职业道德的提高
（一）明确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说过，法律人应当具备三种素质：一是法律学问，二是社会常识，三是法律道德。这三种素质被识别为我国法律人最通俗的、最直接的通识标准。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目标不仅是传授学生法律专业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运用法律条文的技能，其目标更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精神，形成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塑造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从而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有明确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法学教育才能切实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人。
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精神，要以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为目标。道德认知能力是由道德评价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冲突的处理选择能力构成的。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影响其价值观，这样法学专业学生才会具备良好的道德认知的。只有明确法学教育人才配有目标，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针对性的进行施教，法学教育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实行及发展。
（二）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
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学校与老师更多地注重传授学生法学专业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法律人的灵魂和基本素质之一，应当在法学教育中得到重视，而且，法律的任务具有社会性，法律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法律的教育应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法律人才必须有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因此，应当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有助于学生认识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意义。通过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传授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可使学生认识法律职业道德对法律职业的意义，领悟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从而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目标的实现和法律正义的实现所起到的积极性作用。
由于法学学科种类复杂、科目繁多，在大学法学教育中，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一般院校会将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必修课，即所有法学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另一类是选修课，即学生依据个人需求及兴趣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目前而言，许多院校将法律职业道德作为选修课开设，还有一些院校并没有开设这门课。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其特殊属性，法律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依赖于学生个人道德水准，其具有先天性。但是，后天的教育同样也能对法律职业道德水准产生作用，因此，其还具有后天性。为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理解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水准，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学生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开设是学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意识，使学生充分的了解、认识到法律职业道德，为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打下根基。
（三）编写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材
讲授法是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它是教室通过详尽的描述、阐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而教材是我国传统教学方法最基本、最主要的依据。由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其特殊属性，基本没有专门讲述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清晰的、系统的学习依据。因此，编写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材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职业道德教材的编写首先应当体现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要具有厚实的基础理论。一本书籍要作为教材使用，其内容应当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因为，教材是老师讲授课程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随着法律职业道德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因此，在编写法律职业道德教材的过程中，应当汲取相关优秀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教材的内容。其次，编写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还应当从实际出发，以法学专业学生为基本出发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其他法学专业课的过程中运用所学理论，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其他法学课程中的相关原则性规定和道德性标准和要求。同时，编写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还应当符合法学专业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教材的编写方式可以进行创新，不再遵循传统教材模式的定义、性质、特征等条框内容，教材可以以记叙的方式进行编写，即叙述法律职业道德的起源和通过结合实例进一步解释说明相关内容，使法学专业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教材中的内容，从而更好的吸收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材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传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编写专门的教材以促进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专业学生中的传播和普及。
（四）创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其特殊属性，它与一般的知识和技能不同，因此，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认知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代法学教育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过分注重老师的传授作用、指导作用，而忽略了学生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整个授课过程中，老师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而学生并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老师的授课，会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形成深刻的印象，从而更好的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法律职业道德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创新一种独特的教育方法，为学生将道德认知逐渐深化为道德判断力和推理力提供依据和支持，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1.讨论教学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辩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在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中加入讨论教学法，以不同的话题、讨论的方式和讨论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从而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讨论的过程中深化学生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逐渐内化成敏锐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总之，在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中，讨论法的教学要比讲授法更有效，更能加深学生对于法律职业道德具体内容的印象，从而达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的目标。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个案分析法，通过选择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意义的案件，针对案件中某一给定要素、某一领域或者某一问题或者对案件全部内容进行分析。案例教学法使学生更直接的运用法律思维进行行思考和判断。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这样能够帮助他们深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法律职业道德所涉及的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时，更能深刻的领会到法律职业中的伦理道德，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格。
3.诊所教学法
诊所教学法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首创人是约翰?布莱维。诊所教学法是模仿医疗诊所展开法律教育的一种形式，这种教学以学生为主导，以法律援助为手段，以培养与提高学生思考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
在诊所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直接扮演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直接体验法律人在职业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各种职业道德问题，体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法律诊所与法律机关之间以及其他法律人员的协作共处，尤其是法律职业协作的体验，这些能帮助学生找到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思考和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这样生动真实的经历，会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法律实践过程中复杂的职业道德问题，及时发现自身的优缺点以及学习中的问题和不足，同时还可以促进学生对未来法律工作中职业道德的反省和思考，为他们日后面对这样的职业道德问题提供有效的经验积累，从而达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
4.法律人进高校
法学专业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实践经历，因此，还可以积极邀请法律人进入高校，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让法律人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述实践活动中法律人在处理案件时所运用的法律职业道德和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律人职业道德所面对的困惑和问题，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让学生感受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不同法律人的法律职业道德在处理案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从而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法律职业道德对于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重要作用，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本森.法律职业道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
[2] 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4.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2）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3-0029-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之一，是高职学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要求，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均应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而且均应安排3个学分，本科约54个学时，高职高专约48个学时，高职和本科统一使用统编教材。高职生源为高考录取的最后一批，学生无论是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思想道德素质都与本科学生差距甚大，而且高职学生录取分数差距很大，高的超过500分，低的只有200分左右，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远远高于本科院校。尽管我们所使用的教材理论性、整体性、实效性都很强，但是学生对政治理论类教科书不感兴趣。另外，为实现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高职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载体，以实训为手段，设计出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实施“教学做评”合一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必须以教材体系为蓝本，构建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学体系，切实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教育部指定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1年修订版）为蓝本，以“为社会主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教学目标。为实现课程目标，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本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以人为本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人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和思想道德素质由内到外的培养轨迹，实施人的本质――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法律教育的“四层递进”如图1所示。以人为本，主要是以学生为本，即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和谐德育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为出发点，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调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之发生整体效应，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和谐发展。具体包括教师与学生双主体互动的和谐，学生知、情、信、意、行等要素的和谐，德、智、体、美等教学内容的和谐，学校、家庭、社会思想品德教育的和谐。
因地制宜理念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要紧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孝感。孝感是全国著名的孝子之乡，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后花园。我们充分运用地域优势，将孝文化、感恩教育、“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意识融入课程教学之中，逐步形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独自的课程特色。
知行合一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必须从高职人才培养规律出发，坚持“知行合一”理念，把教、学、做、评有机结合在一起。教，培养现代道德人格；学，培养自主、自为、自控、自新、自强精神；做，通过实践体验知行合一；评，达到心灵有触动、思想有感悟、行动有体现的效果。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实践中认同理论、理解理论、内化理论。
就业导向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紧密联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需求与职业道德培养、未来职业发展有机结合，对教师实行“1+X”专业教学定向，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以服务社会、增进就业为导向，将行业法律法规、企业职业规范、人才市场运作程式等纳入教学内容；坚持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本位，不拘一格地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这些做法，一方面，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体现“立德”和“树人”双重功能，培养德技双馨人才。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使受教育者亲身经历并启动全部心智感受、关注、参与、领悟，通过体验或内省实现自主学习，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和提升的内化过程，我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规定性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构建遵循、教育部关于“思政课”教学的若干意见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充分体现新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依据高职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养成科学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规定，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性原则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贴近高职学生特点，紧密结合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充分考虑学生面临的时局、所处的年级、学生的个性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独特性。采取项目化、任务化的教学方式，通过课堂互动、问卷调查、座谈研讨、网络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提出、思考和解决问题。改革考核方式，用课业考试替代“一考定成绩”的传统做法，建立起新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学生上课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社会调查、讨论发言、比赛评分、实践体验等方面，通过全程考核，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
完整性原则 课程教学体系各内容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和完整性，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的教学活动应保持各个教学环节的连贯和完整。课程教学过程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而且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渗透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各个环节之中，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课程教学与学生日常表现结合，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实现德育功能的系统发挥。通过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实现传统德育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现场、可能与现实、对象与主体的真正有机统一。
有效性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抓住课程目标和任务，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情感教育、态度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通过创设情境，应用新颖独到的教学方法，调整认知策略，吸引广大学生参与，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巧妙地寓于各教学环节中，从而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把记忆与思维凝结在一起，以达到智力活动的最佳状态。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
课程教学体系的设计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单元安排、教学实施、考核与评价等几个方面。为了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体现人本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整体性的课程特色，我们根据高职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中学生（中职生）―高职生―社会人―职业人”的角色转化过程，突破教材学科体系，以项目为载体，强化职业导向，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旨在使学生形成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意识、职业心理，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体系构建时，我们基于高职教育特点，设计了“理论+实践”课程，共设计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法律素质教育、职业素质教育4大教学项目，下设12个教学子项目，27个教学单元（如表1所示）。同时，根据高职教育规律，设计了15个实践体验项目，其中，课内3个，课外12个（如表2所示），以实现课内知、悟、信，课外播、律、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按照“五环融合、六步递进”的模式予以实施。“五环融合”，即课内与课外融合，课程教学与国际国内时政、社会热点融合，课程教学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课程教学与高职办学方针融合，课程内容与地方经济文化特色融合。“六步递进”，即每个教学单元按照任务驱动、课堂讲授、案例解析、讨论深化、总结提升、实践体验六步由知到行实施。表3以项目4的子项目1的教学单元4.1.1为例，说明“五环融合、六步递进”教学模式的实施。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和构建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并有效地渗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感恩、责任、忠诚、奉献”的思政主题，倡导学生“传承美德当孝子，一专多能做义工”。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效果非常明显，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职业素质普遍提升，涌现出了一位全国道德模范，两位湖北省年度“十佳大学生”，三位孝感市“十大孝子”。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综合素质高。我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被评为湖北省精品课程、全国高职高专文化教育教指委精品课程；教育部的《高职特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研究》课题成功结题，《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获湖北省教育成果二等奖。学校被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奖”，获得“湖北省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等称号，思想政治理论课部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基础单位”称号。“在‘思政课’教学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成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品牌。
参考文献：
[1]刘素平，刘秀娟.浅谈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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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薇.浅析生活化德育中的体验教育[J].黑河学刊，2011（12）.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4）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5）
在目前的法律职业研究中，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且通常被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当然，也有学者将二者加以区别。例如，有人认为，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包括了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和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其含义要广于法律职业伦理（沈忠俊1999：18）；也有人将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从实质层面和主观层面予以区分。处于实质层面的属于伦理问题，即究竟应做什么和不得做什么？处于主观层面的属于道德问题，即对某种行为内容的态度、心理准备、心情、动机等。所以，关于法律职业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是职业伦理；关于法律职业人就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法律职业道德的问题（孙笑侠2001：15）。
我们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可以将法律职业道德分解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前者反映了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的要求，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后者是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道德品性，是人遵循为人之道所引起的收获、体验，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
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是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并规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道德准则。法律职业准则是与法律活动的职业化相伴而生的。任何职业，因其是人们长期所从事的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社会活动，有着独特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纪律，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正如韦伯（1998：68）所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法律职业是人们所从事的以法律为专门业务和职责指向的特殊社会活动。它要求法律职业者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崇高的威信，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扰。但是，法律职业机构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职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决定案件，它要受制于一套客观规范的制约，法律职业道德准则便是其中之一。法律职业道德从内部维护着法律职业的良好地位与尊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将这种职业伦理关系以明文道德准则的形式体现出来，有人将其称为“道德制度性约束”（曹刚2001：142）。如美国1887年亚拉巴马律师法典、1969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准则》和美国律师协会通过的《律师职业责任法典》等。我国近几年也陆续出台了类似的伦理规范要求，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是其中之一。
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是在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中对法律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化和遵循，集中表现为个人的观念情操和品质境界。当代的伦理学一般把道德品质概括为知识、意志和行为的统一体。具体来说，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五个方面构成。道德认识主要指人们对个人同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对一定社会用以调解这种关系的理论、原则和规范的了解和掌握；道德情感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倾慕或鄙夷、爱好或憎恶等情绪态度；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克服困难、障碍而作行为抉择的努力和坚持精神；道德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人生观、道德理想和行为原则的正义性深刻而有根据的笃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部状态，表现为道德语言、道德行动和道德习惯。（罗国杰1985：356-358）法律职业道德也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品性。
二、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争辩
关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关系，其实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法律职业道德作为规制法律职业者的准则属于伦理知识，因而是可教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朱小蔓2000：24）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学院都开设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传授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在这方面几乎不存在争论。
另一方面，从职业道德品性的角度看，关于其是否可教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赖尔认为，美德学习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是态度学习。普通的知识通过口授式教学可以学到，普通的技能通过训练式教学可以学到，但这两种教的形式都不足以使人学到普通的美德。美德只能通过“道德榜样”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学习。赖尔认为，即使滥用“教师”一词，也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美德的“教师”。他们是年轻人的道德榜样，却不是年轻人的“道德教师”。总之，在赖尔看来，美德是人间接地受道德榜样渗透道德影响、向道德榜样自觉学习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教师直接教育的结果。（朱小蔓2000：31）
关于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的争辩，主要是针对道德品性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对此，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怀疑的观点，另一种是肯定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和特殊的道德规范课程能否对学生的道德品性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怀疑论
持怀疑观点的人根据经验证据（通过测试）认为，无论是第一学年的法律实践，还是一学期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价值观都没有影响。（杨欣欣2002：180）波斯纳（2001）曾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校园道德教育的疑问，并提出以下几个证据支持自己观点：
第一个证据是道德家和他们的学生似乎并不比其他受教育的人——如科学家，甚或是律师和经济学家——
行为更为道德。也许我们就不应当指望哪怕是最好的道德哲学家讲道德；也许只有那些为自己行为与道德法典有差距而感到困扰的人才会为道德哲学所吸引。但这一点不适用于大多数注册道德哲学课程的本科生。
第二个证据是道德哲学家非常渴望将其教学工作量降到最低限。他们更喜欢写作一些只是相互阅读的论文，而不是要改善下一代人的道德。他们或者追求职业声名，或者暗地里不相信道德哲学可以改进道德，或者两点都占了。
第三个证据是在精英法律教育过程中法律专业学生的转变。许多法律学生来到法学院时都充满理想主义，决定要抵制到大公司从业的诱惑。他们接受了法学教授——其中许多人都认为法律和道德是相互渗透的——理性化教育。然而，等到毕业时，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去为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了，他们的理想远不是为教授的理性化教育强化了，而是受到遏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被物质性制约打碎了。有这样的例证，在哈佛法学院有多达70%的一年级的学生表示渴望从事公益法律，而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就降到了2%.这部分真正的、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在最好的法学院的新近的毕业生中非常少，尽管法学院的课程渗透了校园道德论。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肯定论
持肯定观点的人即持亚里士多德学派观点的人认为，道德和美德是能够通过学习获得的。“成年人主要通过从事有道德的、体验角色的活动获得美德。他们认为，学生从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起开始逐渐拥有与自身角色相关的道德……法学院在这方面将对学生的道德水平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法律职业道德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地进行道德教育，或至少应当降低不道德行为发生的频率。”（杨欣欣2002：180、183）虽然道德哲学教学对道德行为甚或道德信仰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增加了学生的道德敏感，并因此使他们毕业后遇到任何道德两难时都能想清楚。由于对道德争议变得更敏感了，并且更有技术解决这些争议了，因此大学毕业生的行为就会更道德。（波斯纳2001：85）为了拥有美德，必须做道德的事。（最好在一个道德教师的指导下）一个人不能通过独自学习在道德上获得发展。道德的律师行为有可能产生于学术环境中，而不是律师事务所。（杨欣欣2002：183）
另外，关于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问题，还有一种价值中立的观点。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曾经以一种有趣、率直、无助但同时又充满希望的感情说过，虽然许多法学院说他们无法教授道德品质，但他们必须教，因为没有其他人能教。（杨欣欣2002：183）
三、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之我见
在对待法学教育的法律职业道德意义方面，我们认为，应区分“教”的不同的语义。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对于什么是教，用法不尽相同。教的一种用法是表示成功地做某事即使人学会；另一种用法是表示努力的意向，即试图使人学会但未必使人学会。前者是成功性的用法（success use），后者是意向性用法（intentional use）。（I.Scheffler1960：42-43、60、69）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不考虑教的结果，只从意向性意义上理解教，则道德是可教的，既可用口授的方式教，也可用示范、训练的方式教；既可直接教，也可在教授知识和技能中间接地教。但是，如果必须考虑教的结果，从成功的意义上理解教，以教会作为可教的标准，道德的可教性就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从意向之教的角度来探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无疑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尽可以通过法学教育的途径来实现。（朱小蔓2000：45）如果从成功之教的角度来探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即考虑教的结果，法律职业道德的可教性就无疑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方面，我们认为，法学教育不应只是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它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如果法律仍旧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Sidney P.Simpson1936：1068、1070）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法学院”。（杨欣欣2002：200）
从意向之教的角度上说，法学教育可以直接地教；从成功之教的角度上说，法学教育可以间接地的教。尽管在法学教育中道德教学确实存在很多困境，但这不是放弃、轻视道德教育的理由。法学教育必须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院校或机构能胜任这项工作。道德可教信念之所以成立，有其理性的基础：一是因为知识可教，而知识可以赋予人的情感和行为以理性，而理性恰恰是现代道德生活的基本精神；二是因为在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可以间接地渗透道德影响。道德可以间接地教。（朱小蔓2000：49）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这种实践理性的教学还能够为学生创设一种亲身体验法律职业实践的机会，这就为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机制。
（一）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
法律职业道德对法律职业的重要意义决定了法学教育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同时，从广义上说，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和准则也属于知识范畴，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逻辑和评价标准，这又决定了法学教育可以通过课程设置的方式实现伦理知识的直接授受，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
美国是很重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国家。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法学院就已经开设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到1915年，81所法学院中有57所开设了法律道德规范课程，这些课由法官或著名律师讲授，并且用各种规则、沙斯伍德法官的著作或职业道德规范委员会的报告作为教材。”（杨欣欣2002：172）但在当时这些课程通常是低学分的或者不作评分的选修课，因此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由于美国的水门事件将很多律师牵连到不道德和违法行为中以后，律师协会和法学院才采取行动改革法学院中的道德教育。（Deborah Rhode1992：36-39）美国律师协会于1974年强制要求法学院进行法律职责和责任模拟的教育，为此各州在律师协会的准入考试中
增加了道德考试科目，最终使得各个法学院都将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程。
学生对法律职业伦理知识的掌握是实现对学生道德品格教育的前提。只有学生了解法律职业道德准则，把握法律职业活动的是非评价标准，才可能将其转化为内心信念，并落实在行动上。
在我国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20世纪初近代法学教育刚刚兴起的时期，一些学者受西方思想影响，已经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晓楼、杨兆龙、丘汉平、燕树棠等学者都对法律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做出过深刻的论述。（孙晓楼1997：32、164、149、154）孙晓楼在为东吴大学设计的新课程表中，将法律伦理课作为2学分的必修课。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程编制将法律伦理学作为2学分的选修课。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去“”期间法学教育被撤销之外，一直到1999年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仍很不够。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在1999年以前的法学教育中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没有关于“法律职业道德”、“司法伦理”等类似的课程。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加入了“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科目，但律考的内容仅停留在1996年颁布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的介绍上，还谈不上是一门系统的学科。1999年出台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第一次将“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来要求。但从法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是缺失的。尽管传统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也开有思想道德教育课，但其内容多集中于公众道德和政治素质的要求，法律职业伦理的特定性和特殊性被无声地淹没了。而且由于教育方法的不当，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
随着法律职业化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法学教育要发挥其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首要的任务就是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
（二）寻求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
法学教育中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认知只是实现对学生道德人格教育的前提。从根本上说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培养学生高尚道德品质即由知之到信之的态度或情感的养成，才是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因此，职业道德教育的成效更在于将道德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品质。“道德知识对于个体的多少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从‘不知’到‘知’的跨越，更在于从‘知’到‘信’的（信服、信念、信仰）的提升。……单单靠一般课程的教学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显然不足以形成学生坚实深厚的关于道德价值的理解。”其实，“任何人都不能被灌输或施加条件来诚实地讲话或公正地判决，因为实施这些美德都要求一种自觉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品质。”（麦克莱伦1998：324-325）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只能“提高学生‘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判断能力’，在道德推理方面提供系统的教育，并尝试间接地影响律师在职业道德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杨欣欣2002：51）无疑，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关键和难点。根据教育学的研究成果，知识、技能、态度领域中的教与学是存在差别的，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朱小蔓2000：41）
领域 学 教
知识 听讲 记诵 复述 口授式
技能 观察 模仿 练习 实践 示范—指导—训练式
态度 体验 认同 间接的教
可见，法律职业道德教学应归属于态度或情感教学之中。态度或情感教学与伦理规范知识教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可以以口授的方式直接地教；而道德作为一种态度有别于普通的知识，也不同于普通的技能，只能间接地教。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的“所知”、“所会”即认同感的形成需要诉诸学生在学与用中对于所学和所用的知识和技能价值的一种亲身体验。伦理学研究表明，道德本身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理解对方的需要、愿望和观点是建立合乎道德的关系的根本，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每个个体才能产生合乎他人、社会观点、期待、利益的道德意识、判断和行为。（郭本禹1999：92）而要理解他人的态度，意识到他人的思想感情，只能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在社会角色的承担中才能完成。
法律职业道德涉及的是法律职业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正如美国学者默里特诺教授所言：法律职业道德领域与其他实体法领域不同，它们对于律师来说是经验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由某种关系引出的信息上，律师是这种关系的一方。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和客户、律师和立法者、律师和社会的关系不可分割。换句话说，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律师亲身经历的关系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律师只间接感受法律。从这方面来讲，职业道德本身的规则在某些方面与比赛规则类似。如果不遵守比赛规则就不能参加比赛，选手虽然也遵守比赛规则，但他的表现实际上是对一种特性的反应，似乎与任何规则毫不相干。选手要赢得比赛（做一个道德的律师），不是通过学习比赛规则（虽然必须知道），而更多的是通过经常训练（从事律师活动）。就教学方法而言，学习比赛规则可以和比赛分开。选手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比赛规则很好地了解规则的基本含义和背景，但是要领会微妙之处，必须自己亲身体验。（杨欣欣2002：184-185）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寻求一种不同角色交往的教学方法，为学提供情感体验的情感场，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并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
我国教学方法的传统资源即讲授法主要用于知识的教学，因而在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中，它可以对伦理知识的传授发挥作用，但对态度或情感教学则由于不能为学生创设“情感体验场”，因而不能有效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因此，在本国法律教学传统之上找寻、建立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体系更为关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一些国家悠久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积累了教学方法的丰富经验，讲授法、渗透法、案例教学法、示范和角色体验等等都是西方国家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如何汲取西方成功经验，为学生创设情感体验场并为学生积累情感经验提供机会是核心和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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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6）
导 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中特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最后，反映出律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特征的律师文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并受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规范和影响。
二、律师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必然受到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和影响。因此，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所追求的，除了在一般意义上要符合普遍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公认的普适性伦理道德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符合仅为自己这一群体或职业所独有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需要，并以此为特征和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伦理”。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底线伦理”认为：所谓的“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一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3）。不同的职业，都有着自己这一职业才具有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由从事的这一职业和由职业和自身的“角色”所决定的。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伦理底线”。律师由于其职业性质所决定，使律师的伦理道德与一般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一种互相矛盾的“悖论”旋涡之中。就律师个体而言“正义与功利、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身上交织着、冲突着”（4）：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由律师的角色和职业所内在的特殊道德，它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律师执业技术与法律和法律程序，因此它是一种程序伦理、技能伦理，它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底线的道德规定，它是作为一个合格律师所必须符合的道德要求，而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指标。只要律师符合道德底线—职业的伦理要求，那么他（她）个体的利益与实质的非正义，也不受道德的苛责。
再次，律师的特殊道德与大众的一般道德存在着极大的分野。大众的道德是一种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对于个案来说，大众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发现真实与事实，尽可能地动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戒罪恶、发扬良善的目的；而律师的行为与伦理往往囿于程序，不能对案件表现平衡两造的公允的见解与立场，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正义，律师往往信奉‘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了委托人是对的、善的”。（5）
上述律师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律师的伦理底线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因此，反映出律师特有的伦理道德内涵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文建设，也应当以此“伦理底线”为基础，并服从于这一律师的“伦理底线”。这是我们讨论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现行律师文化理论的道德误区和危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时，都认为律师是“手握正义之剑而来，以客观事实为最高境界”，律师应当“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是“扶正守道、仗义执言”的实践者，是“诚信本位主义者”，是“高尚道德的弘扬者”。因此，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素养和品质。似乎律师就是天使的化身，圣人的下凡，完人的再现。不少的律师也往往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并且将这种理想的道德伦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是对文化，特别是律师文化这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文化认识上的道德的误区：
第一、实体意义上的正义并非是律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6）。根据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作为一个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并通过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使你的委托人免受或减受牢狱之灾时，这个律师是正直、正义或者是不正直、不正义呢？即使在普通的民事中，我们为明知不在理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在法律上足以成立，并为公正的法官所采纳而使本来不应该胜诉的案件得以胜诉时，我们又应当算是正直、正义或者不正直、不正义呢？需知：“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7），而对于民事案件而言，“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8）。因此，如果将律师看成是一位追求包括个案实体正义在内的“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不但将使律师这一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抗辩技能下降到冰点，而且从对当事人负责，从“为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这一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来看，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而不是道德。
第二、“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应当放在律师这一职业框架中进行考量。律师必须“诚信”，诚信是律师的基本生命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律师，不应为招揽业务而架词挑讼，欺骗委托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律师这一“诚信”应当是在什么框架下的“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告知的，包括委托人未被发现的违法事实在内的秘密时，律师是应当积极地上报给法官和公诉人，或者是为委托人严格保密？如果从传统的，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基于“推诚而不欺”的道德准则，当然是应当积极上报给法官、检察官。但是，如果从律师职业角度来看，律师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就是一种对委托人信任的不“诚”，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了“守信而不疑”这一律师的职业诚信准则。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律师这一执业群体的伦理和道德，而且将使社会对律师这一职业信赖度得以严重丧失。
第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不应成为律师所追求的素养和品质。面对瞬息万变的诉讼场景，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态，这是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但这绝对不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种化外散人的清悠和无为。著名学者孙笑侠说过：“人世上可能再没有什么职业比律师更充满矛盾的了。这尤其表现在律师的职业责任方面的多重冲突。律师一方面要面对委托人，承担市场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一方面要面对国法，承担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要面对职业共同体，还要承担职业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在中外律师发展历史上，这三方面都曾分别被作为诠释律师职业性质的关键词”（9）。律师正是在如何应对、平衡这三者的“绞杀”中形成了一种律师独有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不仅体现在道德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市场意义的经济层面上。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宣扬“正义”，但是，当我们的委托人或所、辩护的案件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对待（起码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时，律师的天职要求我们的，是应当以委托人的“荣辱”为“荣辱”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这时需要我们的是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出发“仗义执言”与强权抗争，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不仅是我们职业上的市场需要，而且也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执业过程中，的确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激烈的争辩中突然听到一方的律师发出“这是当事人的事，作为律师何必如此较真”这样的话时，作为一名律师感到的不仅是剌耳，而且还剌心。如果我们将这样浪漫般的诗意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律师应当追求的文化内容之一，就不但不具备作为一名律师的基本素养，而且背离了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这种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作为我们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定位，必将导致下面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以这种背离了律师的特定职业、角色所决定的“伦理底线”的传统的、一般的、用于对社会普通成员所适用的“大众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和定位，就无法在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从而势必使律师文化只能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和包装，使律师文化坠入庸俗化的泥淖。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律师文化，而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律师的职业道德为标准的“伦理底线”作为追求和核心。这种“职业道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群体的道德，而非个人的道德”，“它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一种被职业特征所规定的标准，而不是一种普适的标准”（10），他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其共同的指向是这一群体所追求和形成的共同“传统、利益、目标、荣誉、理想、义务、价值体认、思维方式、处事风格这样一些东西”（11）。尽管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人，也需要遵守和追求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如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等等，这固然是需要的，但这都属于普通伦理道德规畴而不是律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只是对于律师的最低要求，是法定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底线之外，并不是不存在律师的值得信仰和追求的伦理目标。比如律师可以舍弃对价与经济考虑而免费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寒的当事人走出困境，律师放弃自己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法律援助等等，但这些美德善行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过了职业伦理的要求，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在律师已作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础之上尽了更高的，个人化的道德义务。但是对于一种必须符合统一化、程序化要求的律师伦理而言，它的设定的合理化基础和理念应该是一种大多数的律师所能做到的，并且符合职业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做到的标准”（12）。因此，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只有以这种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的律师职业和角色所决定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和追求，才能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并为律师普遍所认同、接受和付诸实践。
其次，以这种背离律师职业“伦理底线”的标准来定位律师文化和进行律师文化建设，将使律师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言行和举止均“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职业的不同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法律职业外的视角往往是带有非理性、非程序性和非技术性的评判。加之在现实中确实有小部份律师连律师职业道德这一最起码的伦理底线都不遵守，诉讼中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对委托人吹牛加欺骗；在律师界内部同行相轻相斗，搞同业不正当竞争，更助长了社会法律职业群体外的公众对律师持有一种另类的看法而使律师的形象大大受损。我们在打赢官司时不时碰到对方当事人指责律师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偏袒自己的委托人的责难就是最好的实例和证明。由此，当律师处于“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实现程序正义，又可能因为违反实质正义和要求”所相悖的两难境地时，就难免遭到社会公众的责难和诟病，受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看法和对待。因此，我们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如果不是以突出宣扬 “在遵循程序伦理之下，尽可能地对实体正义加以维护”这一律师职业伦理底线作为基本定位，理性地将自己放在律师这一特定的角色场景中来理解和考察，既不提出脱离现实的过高道德奢望，也不脱离一般道德常理的过分宽容，而是不恰当地自我“拔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必然误导法律职业外的公众对律师的不当期望而引起误解，其结果将导致律师形象的损害。而这，是与我们建设律师文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四、简单结语
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职业、角色、规范”这三个基本支点作为核心和基础，即在提倡以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以突出律师特有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为核心和内容。在整个律师文化体系上，以律师职业角色为定位，，以追求程序伦理为基础，以严守律师职业道德为规范，创立一种有别于一般公众和其他职业的，具有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独有的，能够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推崇并能够付诸实践的律师文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在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上，起码存在着三个误区：1、体用上的误区，重形而轻神。只注重形式上包装与宣传，而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培植，使律师文化建设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2、道德上的误区。不适当地拔高道德标准，将适用于一般民众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这一特殊职业、法律人执业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律师文化的底蕴，从而使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走入另一歧途；2、传统承受上的误区，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和发展连续性的特征，脱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律师文化缺乏应有的民族特色。因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上述三个误区中的“道德误区”进行讨论，对于其他两个误区，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例，如有必要，将另文探讨。故命名为：“律师文化的道德误区”，特予说明。
注释：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3页。
（3）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页；
（4）（5）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6）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载《律师文摘》2004年第4期巻首语；
（7、8）参见《辩护的伦理道德》一文的编者按，《律师文摘》总第7辑第60页；
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篇（7）
[摘要] 摘要：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律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基本原则、特征和功能五个方面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进行阐释，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为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参与价值。
强化法律职业道德意识，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是法律类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则是强化法律职业意识的前提条件。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总和。法律职业道德是社会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法律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二、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法律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内容构成了法律职业人员共同遵循的基本要求。我国的法律职业道德原则的要求主要包括：
1、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的权力和权利来自于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
2、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律职业人员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和正确使用法律的基本要求。这一原则在法律职业主体的相关法律中都有反映。
3、互相尊重、互相配合
法律职业人员必须发挥互相尊重，互相配合的精神，才能顺利完成职业任务。法律职业是享有崇高威望地位和声望的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虽然各司其职，互相区别，互相监督，但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虽然担负的职责各不相同，但是目的是相同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法要求法律职业人员在履行法律职责的过程中做到严守纪律，依法执业，不超越职权擅自妨碍其它法律职业人员的正常办案，同时还要求法律职业人员谦恭有礼，遵守有关司法礼仪。
4、恪守职责、勤勉尽责
恪守职责、勤勉尽责就是要求法律职业人员严格遵守基本原则。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是恪守职责、勤勉尽责的基本要求。法律职业人员要认清自己的职责，还要在履行职责时以积极的态度想方设法按照要求做好每一件工作。
5、清正廉洁、遵纪守法
清正廉洁、遵纪守法的原则，就是要求法律职业人员在法律职业活动中不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不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做出违反法律以及行业规章规定的行为，保持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坚持这一原则，要求法律职业人员具有清正廉洁、遵纪守法、无私奉献，敬业献身的精神，这也要求法律职业人员不辞劳苦，辛勤工作，时时刻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三、法律职业道德的特征
法律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相比，具有主体的特定性、职业的特殊性和更强的约束性等式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
主体的特定性是指法律职业道德所规范的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
2、职业的特殊性
职业的特殊性是指法律职业主体由于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制度的实施和保障，对于这些职业的道德规范就应该体现职业的特点，这样才有可能保持职业的先进性和树立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职业的政治属性。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人员必然要服从于这个国家的政治要求，体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要求，具体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职业人员职业道德上的这种政治要求在任何国家都是必然存在的，也是道德的政治化在法律职业领域的具体反映。
第二，法律职业的法律属性。法律职业是运用法律和实施法律的工作，工作的内容与法律密切相关。由于法律是国家以强制手段来调整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规范，与社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很强的严肃性、精确性和公正性，在客观上就要求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应具备很高的职业道德水准，才能有效地维护和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三，法律职业的专业属性。法律职业的专业性很强，每个法律专业人员都应该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法律职业的专业性是法律职业的高层次的重要因素。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属于法律的实践人员，其专业水平的高低与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法律职业的专业属性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3、更强的约束性
更强的约束性是指，法律职业道德相对于一般社会道德而言，具有更强的约束性。违反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人员要承担更大范围的责任。法律职业道德总是和法律职业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四、法律职业道德的社会功能
由于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具有能动的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法律职业道德作为职业道德的一种，也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通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行为]和生活表现出来。法律职业道德的社会功能包括示范功能、调节功能、提升功能和辐射功能
1、示范功能
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