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人类学前沿研究”专题（三）｜ 常姝：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以美国
来源 |《社会学评论》Vol. 8 No.4, Jul. 2020
作者 | 常姝
内容摘要:本文以美国和挪威的公共人类学实践为例，系统概述了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学科定位、形态内容、价值成效和挑战前景。公共人类学旨在重振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连接，紧密围绕当今世界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学理解释与应对方案，通过广泛多元的知识传输和行动介入渠道向公众传播人类学见解并改善民生境况，以此履行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近年来公共人类学发展迅速，已成为融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普及应用于一体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传输、运用体系，造就了公共领域与人类学的紧密互动和双向受益。但公共人类学家在伦理、职业与政治安全、学术报偿机制、媒体传播、介入效果评估、公共参与的社会资本等多方面面临一些障碍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更利于推动极富前景的公共人类学的活跃发展。
关键词:公共人类学;公共责任;社会价值
近20年来，公共人类学这一别具风格的学科抱负与发展取向在世界人类学界凸显。该取向由美国学者命名提出，对多国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与召唤力。公共人类学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应用于一体，是21世纪人类学的主要学科生长点之一。综述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扩建和定位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目前，虽然国内学界已有对公共人类学的引介(周大鸣、段颖，2012;马腾嶽，2014;朱凌飞，2014;李家驹，2015;陈兴贵，2016)，但尚缺少对该取向发展脉络和现状的系统完整的评述。本文将重点以美国和挪威的实践为例，梳理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学科定位、形态内容、价值成效和挑战前景。美国是公共人类学的概念成形地和新兴活跃地，挪威则是在这一新名词出现之前早已有深厚公共人类学传统的地域。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讨论全球各地的公共人类学实践，而将主要针对美国和挪威两国描述和归纳公共人类学概况。
本文指出:公共人类学是人类学提升在公共领域位置形象及社会价值(social relevance)的实用策略，也是学者表达道德关怀和履行公共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的有力渠道;国内学界应明确提出公共人类学概念，拓展其本土意涵和行动内容，推进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为世界公共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希望本文能促进国内学界对公共人类学适时活跃的关注和思考、讨论和实践。
一、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
人类学是一门基于民族志田野材料解读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共通人性的学科。自学科创立至今，人类学以丰厚的知识成果，对提升学者与公众对于人类处境与人性的认知与想象产生过深刻影响。人类学家也曾以“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介入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等多元分支取向，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或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行动。但因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以理论推进而非知识应用为主要导向的纯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占据学科主流地位。20世纪末，时逢学科发展遭遇内外困境之际，美国人类学界涌现“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的新提法，呼吁学科同行重视知识成果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这在世界其他地域的人类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呼应与回响。
公共人类学的提出和发展有三个基本动因。一是纠正人类学脱离于公共领域的孤岛化态势，重建学科的公共形象与尊严地位。二是让人类学摆脱在学界的边缘化地位，更好应对政府、基金机构、大学管理层对科研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责任感的评定要求。三是均衡学术型与非学术型人才培养，使人类学专业毕业生在教职紧缺的情况下可有更广阔的社会就业前景。
纵观学科史，人类学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曾联系密切。人类学于19-20世纪之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与英国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等学科奠基者们在阐释人类学理念时，将之定位于与更广博的其余社会文化研究取向的紧密对话之中(Eriksen,2016)。随后人类学学科筹建新兴之时，各国领军级人物具有明确的社会现实关怀并活跃介入公共领域，进行了大量面向公众推广学科理念的工作。
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反种族主义和反战的作品和发声而被公众熟知，因革新美国公众思维方式而荣登《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以广受公众尊崇喜爱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革新了公众对青春期和性的认知。她还通过在学术与非学术杂志上的诸多发表、电视与公共辩论活动中的大量演讲谈话、数字媒体沟通等方式影响公众理念和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政策。比如，她在美国知名的拥有300万订阅者的女性杂志《红书》(Redbook)持续16年撰写每月专栏，发表捍卫女性权利、提倡性别平等的观点，挑战性别常规教条并重塑公众见解(Shankman,2018)。她被《时代周刊》列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25位女性之一。在英国，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通过大量讲座、BBC电视节目发言发表关于科学、宗教、原始经济的见解。在法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活跃于大众媒体，参与对诸多议题的讨论(Borofsky&De Lauri,2019)。
人类学中虽不乏将知识予以公共运用的著名前辈与事例，但在20世纪中后期，除去人类学家担任公知的传统保持较好的个别地域(例如挪威、拉美、非洲、印度)，在英美等其他国家人类学的总体态势是，大多数人类学家日益安守于在象牙塔内进行学科自建，学科专业化和建制化程度上升但公共化程度下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随着1960年代欧美等地人类学系扩建与学生人数显增，这一态势更加明显且成为惯例。出版社把学者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人群作为学术著作的主要售出对象而无销售受阻赔本之忧。学者无须像学科初创者一样，为证明学科价值而力求以简明有趣的表述风格扩展公众阅读群;相反，学者在著作中更重视理论范式的更新迭代，以提升个人在学科内部的声望与加速职称进阶。很多作品只在学科圈层内流转而甚少被公众传知，可读性和趣味性下滑而且甚至无法与记者写的民族志媲美(Mathews,2019)。人类学家日益分化出与其他学科交织但标新立异的多个分支，在各分支内自拓天地自说自话，可被称为在“学科之茧”内部独立门户、自我繁殖、自给自足(Eriksen,2016)。另一方面，虽不少学者作品处理和民生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因公众认知度较低，人类学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的公共形象凝滞刻板，往往被狭隘或错误理解为对原始部落等远方异客奇风异俗的考察者、隐私生活的窥探者。另因特定历史原因，应用导向的研究在该学科评估框架内属于被轻视排斥的边缘支流(Rylko-Bauer et al.,2006)，这也多少锉削了学科后辈投身于应用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锐气。
近年来，迫于外部基金机构、政府、大学管理层的压力，欧美人类学遭遇发展危机，不能再故步自封于学科之茧而忽视与广博社会的关联、仅看重纯学术增长而忽视学科社会价值和公共责任。欧洲的基金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推崇科研资助与评估的硬科学标准，着重强调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与公共益处。例如，评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研究质量的“研究卓越框架”系统(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要求人类学家应证实社会影响力，即“在学术界外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生活环境或品质产生的效果、改变、益处”(Borofsky&De Lauri,2019:8)。大学管理层也鼓励奖励科研成果的媒体曝光率和影响力，以提升本机构的科研经济价值及在本国或全球大学排名中的位置(Driessen,2013)。人类学因忽视学术产品的公共辐射力与影响力，在这类资助评估奖励体系中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学科。一些欧洲国家近年来停办了人类学博士学位项目;美国媒体则呼吁受到政府或私人基金资助的各学科学者明确回答研究为公众带来的实际益处(Borofsky&De Lauri,2019)。
从学科内部来看，人类学在学科范式上几经更迭，继后现代主义范式之后研究领域和专长的分化更趋精细繁杂，丧失了学科勃兴初期的聚焦型主导型学科主题和身份认同，难以向外界的基金资助者输送统一鲜明的人类学学科价值形象。人类学在对外价值输出上越不清晰明确，越难拿到经费资助，也越易沦为当前愈演愈烈的大学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大学依据对学者作品发表数量、期刊和出版社档次、学界引用量的量化统计而非科研价值的质性评估，来裁定学者的科研水平——的牺牲品(Borofsky&De Lauri,2019)。
学科发展另一危机是人才培养失衡。长期以来，人类学训练偏重对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对非学术型人才训练和投入不足。在人类学教职有限紧缺的地域，人类学学位获得者无法在学术界内外找到好的就业出路，有损于学科的社会声誉和对年轻人才后备军的吸引力。2012年，美国一位州长曾因学人类学的女儿无法就业，公开表示应缩减人类学资金投入与学科规模;同年，美国两大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与《基普林格》(Kiplinger)把人类学列入全美十大最差本科专业排行榜前列;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发文批评人类学是高校未能培训学生具备就业市场所需技能的典型例证(Gomberg-Munoz,2013)。此类评价引起美国人类学家与专业协会的激烈反驳。但更有力的回击应是扩大优化非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人类学学生配备有效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技能，使其毕业后能在前景广阔的多元职业岗位上发挥才干。
二、公共人类学的定义与学科定位
正是在学科身处内外交困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涌现“公共人类学”的新提法，意在恢复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联结和重振学科公共价值。该词于1990年代末由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罗伯特·博罗夫斯基(Robert Borofsky)与其合作者提出。他们在推广加州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书系时以“公共人类学”命名其风格特点，号召更多人类学家以吸引公众的表述方式探讨与民生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把新颖的学科洞见注入公众讨论，并反过来激活重构人类学的学科方向。其对公共人类学的基本定义是“:人类学发挥有效应对学科疆界之外问题的能力并承担一定义务，应对方式包括学术发表和更广泛多元的输出渠道、活动、教育、行动与参与。”(Borofsky&De Lauri,2019:5-6)创刊于2019年的美国学术期刊《公共人类学家》(Public Anthropologist)则更旗帜鲜明地将其总结为“一种持续提醒和召唤，主张把民族志与跨文化比较产生的知识联结到社会变迁、政治行动上去”(DeLauri,2019:1)。人类学家要履行双重责任。既充当“民族志见证者”，向大众描写超出其生活边界之外的其他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知识传统、信仰情感;还要充当“介入型知识分子”——“通过民族志来重新设定公共辩论的框架，即以新的洞见与框架改变既有被认可的社会议题认知方式，并朝着有益于他人特别是人类学工作对象的方向促成社会政治变迁”(Borofsky & De Lauri,2019:6)。
上述定义与宗旨围绕三个关键维度:公共议题、公众联结和公共责任。一是人类学要紧密关切当今世界发展中引起广泛公众关心的公共议题，而非人类学各分支学者从纯学术角度规制和界定的偏狭问题。二是以公众可理解和获取的渠道传播人类学见解。三是借此积极履行人类学家的道德关怀与社会责任，把知识赋予公众以提升人类生活境况。尤当面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危机或伤害弱势群体人权利益的社会问题时，人类学家不可再持超然客观的观察者立场，而要承担起为人类特别是弱者减轻苦难解除困扰、吁求谋取众生之益的公共责任。人类学彰显社会价值，方可获得对消审计文化的智识声望和政治权力，巩固和提升学科地位。
就学科定位而言，公共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学科分支取向的异同点，可归纳为下表。这些类型互有交叉重合，但在实施者和成果受众或服务对象上存在差异。纯学术人类学是人类学家在学科圈层内部创造分享学理型知识，是一切其余分支取向的根基;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家根据政府或客户需求生产工具性知识;介入人类学是人类学家把所研究的特定群体视为合作伙伴并对之负责，促进他们基于共享的特定生活与行事方式更优的价值判断，争取实现共享目标，带来社会变迁(Besteman,2013);实践人类学是人类学学位持有者在非学术界工作中实践和运用人类学知识技能(Nolan,2013);公共人类学强调回到更广泛的大众(非人类学学者与非学术受众)中与之进行沟通对话，向公众提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理解释与对策方案。就知识信息受众范围而言，公共人类学最具外向型导向，也最有力地强调了公共责任。它推动让公众周知学科见解并让持有多方视角的公众涉入讨论，汇聚出更好理解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案，强调人类学应发挥改变和解放社会的有力显著作用(Subkhan,2019)。
三、公共人类学的个体与机构实践形态
自提出20年来，公共人类学这一带有明确价值行动导向和火热现实抱负的学术取向在世界多国生长发展。除美国外，挪威、印度、墨西哥、巴西的人类学公共参与热情尤高。通过网络引擎，我们可搜索出国际上大量的相关出版物、教育和科研项目、机构、网站、会议、活动等信息。因公共人类学的界定宽泛模糊，也无经典范式或操作规约可循，各国实践者可在这片新天地里灵活自由开疆拓土，开发充实公共人类学的形态与内容。为分析便利，笔者将公共人类学的实践形态按照个体与机构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二者在现实中互有交叉，互相促进。
人类学家个体实践:
公共影响力传播渠道的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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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类学家凭借广泛多元的渠道向公众传递人类学知识理念。按公共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人类学家公共参与的续谱上，高调一端是人类学家在知名媒体上频频现身而将影响力达至最广泛的公众，低调一端是学者在学校授课中把人类学视角和人文精神传递给规模较小的学生群体。两端之间的其他公共参与渠道包括:学者通过学术或非学术渠道撰文发表观点、进行政策法律研究咨询、在政府或法院听证会为原住民维权做证词、在各类组织或企业担任咨询师等职务、为社会机构或团体做讲座、组织开展文艺表演或其他活动、制作播放影像制品、撰写特定机构委托报告、参与组织社会运动等。
各类传统与新兴的公共媒体介质是将人类学知识与广大公众联结的高效渠道。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等。欧美人类学家在丰富多样的电视或广播频道讲述其他族群和文化的故事，或长年在一些知名要报撰写专栏文章。比如，美国民族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受雇于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协助国家地理频道制作讲述非西方生活方式的节目，警醒世人保护世界文化与植物的多样性，使其免受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破坏(Orr,2009)。
挪威人类学家在本国的主流传统媒体上具有极高的可见度和公众知名度。因特殊的国家历史与社会情境因素，挪威人类学家在发挥公知影响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挪威国小人少，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求知欲强，对公知文化资本的信任度高，在相对平等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有较强的公民责任感，活跃参与有关社会政治和国家发展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政府有良好的尊重专家学者和运用其研究成果辅政的传统。自1960年代以来，挪威的社会人类学家逐渐形成并延续了充当公知角色的强大传统，在挪威的对外发展援助、原住民萨米人(Sa?mi)的族群政治、移民和避难者的涌入带来的“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等颇富争议又高度敏感的重要问题上踊跃发声，特别是呼吁主要族群担负起对于地位低的弱小族群所具有的道德责任。人类学家活跃投身于在全国或地方报纸上写专栏文章，接受电台、电视台、纸媒的记者采访，应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民间协会等组织邀请做专业知识议题讲座，并在各类公共论坛演讲。他们往往根据研究专长参与媒体上相关议题的辩论，贡献更精细新颖的认知视角，批判专项政策和扩大讨论的边界;有时也超越专长领域进行多议题的一般性讲解评议(Howell,2010)。
除传统媒体之外，新科技通信手段为人类学家通过新兴媒体提高公共影响力提供更大便利。近年来在美国人类学网站与博客激增，以适应电子媒体时代公众阅读偏好的转型。“野性思维”(Savage Minds)是由一些资深学者、有高度公共参与精神的年轻学者、研究生、从事非学术工作的人类学系毕业生于2005年共同开办的知名博客，现改名为“人类学齿根”(Anthro{dendum})。他们借助博客分享和讨论人类学理论与学科史、课程与教学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与经历、求职经验。博客开办1年后即被美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评为50个顶尖学科博客之一。加拿大康戈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者马西米兰·福特(Maximilian C. Forte)开创“零点人类学”(Zero Anthropology)博客，聚焦讨论帝国主义与人类处境的关系，以书评、影评、全球热点事件评议等形式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教授杰森·安特罗西奥(Jason Antrosio)设立“人类学生活”(Living Anthropologically)的博客，与大众分享人类学本科生课程材料并向其普及最重大的学科发现，传输人类学对于全球化变迁时代人类文化丰富共存和灵活可变的根本信念。美国学者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多年来为《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撰写非学术短文博客，以娴熟技巧运用人类学概念学理评述当前热点事件或议题，曾被美国人类学协会授予2015年度人类学媒体奖。也有学者在知名的人类学在线杂志专栏上——比如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创办的独立网络杂志《现代人》(SAPIENS)——以文字和视频分享有关公共议题和新兴现象的学科见解。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运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网络和微博客服务网站，向公众传输人类学理念和推广人类学博客网站资源。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跳离了学术体制内资深专家主控学术会场或发表平台的局面，资深专家、新生派学者、记者、相关议题领域从业者等都可参与其中，快速及时评议热点议题。
参与涉及公共政策、治理策略、文化观念等议题的公共辩论，是人类学家媒体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学家参与公共辩论的主要策略技巧，是用人类学视角重新界定广受公众热切关注讨论的议题，颠覆其他学科或思维范式塑造的成见，革新政府和民众的思考方式和议题内容。例如，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后，主流媒体报道以政治科学“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框架，把悲剧武断简化地归因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与敌视。欧美人类学家参与了媒体写作与辩论，从移民对法国的历史贡献和当前移民后裔被歧视、排斥、剥夺经济机会的社会不平等现况及其积怨情绪出发，提供了关于悲剧成因的综合性全新解释，并且揭示主流媒体片面渲染不同文明的对立而忽略彼此的相融与团结友爱(Haugerud,2016)。
公共人类学家也探索其他实验性的新表达方式，以公众喜闻乐见和清晰易懂的形式转译和普及学科理念。途径包括写作散文、个人游记、个人传记、对本文化的反思批评文章等(Eriksen,2006)。影像人类学是另一条极富活力的新路径。学者通过制作播放电影纪录片等艺术形式，借助影像直达人心的感染力量，讲述人类为社会尊严和幸福斗争的故事，传播人类学关于尊重人类文化差异与捍卫人性尊严的理念。
上述渠道是以作用于社会话语和理念来间接促成社会转变。公共人类学家也通过前面提及的直接介入社区和公众的行动——参与组织各类活动和增进民主和社会正义、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运动——来直接促成社会与政治变迁。例如，2011年美国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多位美国人类学家是运动核心成员，有力塑造了大众对于抵御和制衡资本与政治权力问题的认知。其中，知名左派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在本地人对移民和非主流宗教信徒的排斥情绪与暴力行为日渐增长的形势下，印尼人类学协会和多位人类学家组织了倡护“多元包容印尼的人类学运动”(Anthropologist Movement for Diverse and Inclusive Indonesia)，力主提升国民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态度与保护意识(Subkhan,2019)。
人类学机构实践:
协会、高校、特色机构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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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人类学也包含机构集体行动。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和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RAI)都在机构纲领中声明了发展公共人类学的诉求，并在机构刊物中发布相关成果和推进讨论。美国人类学协会于2008年成立“实践应用和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racticing, Applied 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提议人类学要把分析焦点瞄向对所有人类群体的生活产生影响的紧迫社会现实问题。协会曾针对大众关注度高的人权问题——包括政府或团体采取伤害人权的政策、侵犯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权益、破坏学术自由、施行种族主义暴力等——提出多项倡护主张(Waterston,2017)。例如，协会曾倡议敦促特朗普政府撤销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领土的行政命令，也曾声援被泰国军政府发起法庭传唤和扼杀学术自由的几位泰国人类学家(Subkhan,2019)。
2009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在主办的权威刊物《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开设公共人类学专栏，凸显和宣传该取向的力作。2017年，为扩散此类作品的网络影响力和促进作者更快捷地参与对热点议题的公共辩论，协会将该专栏移至网络输出端。专栏编辑鼓励作者与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的沟通形态保持同步，真正发挥新沟通模式的力量。作者可在投稿时附加或独立提交视频照片等多媒体资源和其他电子资源，包括在推特网站上写的“推文”(tweet)故事、油管(YouTube)视频网站的节目列表、自制课程大纲和数码录音等(Benton&Bonilla,2017)。协会也开设博客，向公众介绍协会的宗旨、分委会、年报、决策、新发展趋势等。
另外，美国人类学协会举办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向大众传递人类学理念。例如，协会组织了种族主题的全国博物馆巡回展览，让大众了解人类学的解读视角。作为目前全球人类学界最大的学术组织，该协会注重在重大学术活动的设计上引领本行业学者的公共化转型。近年来，它在组办一年一度的本行业最盛大活动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时，先后以人类学价值、气候变迁等强调人类学现实关怀的核心词目作为年会主题。协会也为学术评价机制革新做了奠基性工作。近来它通过了新的职称评审指导原则，可供高校职称评审委员评估新兴的公共形式的人类学作品的质量，将之纳入职称晋级考量因素。
在教学培训上，北美现有7所知名公立或私立高校的人类学系设置公共人类学教研与学位项目。其中包含美国的5所大学: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它们以“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公共利益人类学”(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公共人类学倡议”(Public Anthropology Initiative)等不同名词命名教研和学位项目类型。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与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合作设立“公共议题人类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Public Issues Anthropology MA Joint Program)。这些项目名称不同，人才培养的侧重方向和目标有差别，但共同点在于: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兴趣的方式，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运用人类学视角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技能，使其成为具备公共关怀职业精神和问题解析专业能力的学术型人才或者未来可在公共服务、社区组织、社会倡护、文化资源管理等领域就业和担任领袖的非学术型人才(例见MacDonald,2019)。
迄今，美国高校中已成立两所以公共人类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知识公共输出为宗旨的特色机构。一个是公共人类学命名者博罗夫斯基教授于2001-2004年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成立的公共人类学中心(Center for a Public Anthropology)，在全国享有盛名。另一个是加州弗雷斯诺市的社会科学学院(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人类学系成立的区域性的公共人类学机构(Institute of Public Anthropology)。前者在工作内容、规模和影响力上更胜一筹。
该中心在机构网站提供了公共人类学书系的免费共享通道，这些著作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公众理念，并对改善公众生活有较大贡献。中心也举办出书竞赛，与加州大学出版社合作，面向研究生、中青年学者两个群体征选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书籍写作计划，与优胜者签订出版合同。在人才培养上，中心在网络上共享人类学课程教学影像，并设置社区行动网络(Community Action Project)和核心教育评估(Assessment of Core Educational Proficiences)项目。前者是组织本科生参与公共介入项目，通过新颖的教学方式培训学生获得未来就业的三项关键技能——批判性思考问题、有效沟通、积极履行公民责任，并鼓励不同学校背景和视野的学生沟通共享理念，提升写作技能。后者则是邀请学生、家长、教师、大学管理者正式评估学生以上技能提升的实效。
该中心发布系列博客，邀请知名人类学家以访谈或撰文形式分享关于人类学公共角色的见解。中心也组织了“另类指标”(Alternative Metrics，简写Altmetrics)评估项目。即跳离传统的学术引用率排名体系，对全美主要人类学系科研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价值——在新闻媒体、政策文件、博客上的被引用情况和比率——进行评估排名，排名数据库里包含人类学家个体和人类学系整体的详细贡献情况。中心建议研究基金会或大学职位职称评选委员会把这个指标体系作为评审申请者科研资质的重要参考依据。这项建议是否被相关组织采纳落实尚不可知。但另类指标体系的开发标志着人类学界可以将一个人类学家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的体现程度、而非学术作品发表量作为衡量其职责履行情况的标准。这是中心为推动学科的公共人类学范式转型走出的重要一步。在未来，中心拟对激励本系学者在世界媒体发表多篇高知名度文章的人类学系予以奖励。
四、公共人类学主要议题与成果案例
公共人类学议题广泛，涵盖战争、贫困、性别平等、人权、土地改革、食品与生命安全、资源渠道、公共健康、跨国生物资本流动、新科技、网络、自由、移民和流散、犯罪、恐怖主义、社会阶层、霸权、气候变迁、环境挑战、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等事项。其中既有对人类学经典传统研究议题的延伸扩展，也有伴随当今世界新生社会现象而开发的全新议题。
经典传统议题包括种族、移民、族群关系、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周大鸣、段颖，2012;Checker,2009)。在种族问题突出的美国，人类学家深入分析了影响种族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因素和观念壁垒，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种族与移民、贫困、人权、信仰等问题的关联，以翔实民族志故事展示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潜规则及弱势种族体验，并注重增强人类学对公众话语观念和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随着2015年美国黑人抗议警察暴行运动的爆发和跨国蔓延，欧美人类学家除著文分析多国的反黑人暴力，也在媒体上参与到对种族问题、司法正义、经济不平等的公共辩论之中。
移民研究的焦点是涌入西方的大量移民特别是难民在当地的社会与文化整合问题。过往十年，世界上流离失所者数量激增，难民移民在欧美等流入地的边缘化与异化成为社会整合的威胁因素，这是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政治核心问题之一。人类学家侧重于以民族志一手素材理解迁移特别是非法迁移的因果和过程，考察边界管理和移民监管中边界官员与移民的互动、移民互助网络和主体体验、全球走私网的布局、移民遭受污名化和攻击的人权问题、媒体对移民现象的表述方式及其后果(Haugerud,2016)。
在挪威，当移民与原有群体的族群整合问题日益突出时，移民研究领域的一些人类学家频频在电台、电视台、报纸、公共论坛等媒体平台亮相发声，或与政府官员以及多个移民民间组织代表人对谈辩论，提供从人类学角度看待和解决移民问题的见解建议。他们指出政府官员及其仰赖的其他学科技术专家的视角盲点和局限，建议其在设计和实施移民政策时考虑移民的文化复杂性，以及移民在人观、性别、家庭与亲属制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观与实践。20世纪末，几位持续在此领域发声和创作重要学术成果的人类学家成为媒体知名人物，对于塑造革新挪威公众的理念做出巨大贡献。同时，这几位人类学家与其他较不出名的同行一道，在媒体上向公众传输反对种族主义和倡导跨文化包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教育其从移民内部视角出发理解和接纳移民群体的文化价值(Howell,2010)。
公共人类学研究和介入族群冲突的另一领域是原住民权益问题。例如，在挪威、澳大利亚等地，人类学家与其所研究的原住民群体合作互助，当原住民的土地、水源、自然资源被国家水电站等发展项目或跨国公司侵占时，人类学家联合环保主义者或其他各类激进群体，协助原住民维护权益。其中，学院派学者组织会议和发表学术出版物，探讨原住民的文化与权利。行动派学者通过媒体发声、参与游行、公众集会演讲、充当法庭专家证人等形式进行直接的行动介入。也有人类学家在公共政策上施加影响，比如有人为国家议会提供关于原住民文化、制度、实践的咨询服务，为原住民土地确权和自治出谋划策(Howell,2010; Edmunds&Skidmore,2007)。
在传统议题之外，人类学家围绕当今世界上具有全球普遍性和重要性的社会问题开拓新的研究介入领地。学者在环境生态灾难危机、公共健康问题、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网络化时代新兴媒体对政治进程和生活世界的改变等问题领域，创造了较为突出的标志性成果(李家驹，2015)。在环境生态灾难危机的应对上，近20年欧美人类学家的主流研究趋势是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多地比较分析，研究对比不同受灾人群认知和应对灾害的地方性知识与本土实践，从而为未来受灾人群提供公共政策和救援操作上的经验参照。他们也协助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在政策、伦理、项目、资源、效果等方面更充分关注受援助方的文化、需求与本土力量(Apthorpe&Borton,2019)。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所涉议题广泛。例如，有的学者联合城市规划师、环境工程师等调研老旧的城市住宅区，为居民组织提供资助和服务(Zuniga,2012);有的学者研究被拆迁穷人城区的社区组织方式，观察这些组织如何运作日常生活政治以及对抗官方城市规划中的不利方面，协助民间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社区营造活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倡导在单一现代性城市规划美学之外政府与公众应尊重饱含社区历史记忆与文化意义的民间“社会美学”(Herzfeld,2016);有的学者协助解决社区居民与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争端和促进双方文化的共享共建(Atalay,2012)。
在医学领域，公共人类学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学者们或是以批判分析深入揭示本土疾病问题与全球化因素——全球化时代更大的政治、道德、社会危机等议题——之间的深刻关联;或是靠直接的行动介入来推动诸如艾滋病、器官交易、吸毒等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
美国公共人类学悍将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研究与介入很具代表性。他是美国医学人类学的新生代领军级人物，现任教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医学系。他大力倡导运用融合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生物-社会取向”(biosocial approach)解决全球健康公平问题。这一取向突破了仅以医学范式看待疾病问题的片面性局限性，而是结合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全面探索疾病的社会成因与影响疾病治疗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揭示导致全球健康不平等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问题——哪些全球性与地方性的不公正结构性因素将特定地域或身份的贫弱人群置身于患病高风险与难获医疗救助困境之中。法默通过学术与非学术写作、媒体发声、公共演讲、游说政府等多种渠道提升公众与政府对于贫弱者生命健康权应获保障的意识，为倡护筹集公共卫生基金进行了大量努力。他与合作者在海地、卢旺达等贫穷国家建立了名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非政府组织，协助当地争取外部资金技术支援、建立和完善卫生服务体系、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穷人提供医疗救助。基于来自一线民族志调研与医疗行动的实践经验材料，他们批驳了长久以来西方流行病学家与公共卫生学家所秉持的误导性偏见——认为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和非西方民众固守本地文化而抵制西医，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医疗援助不具可行性。他们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力强盛和生存资源优越性源自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非西方边缘国家的利益剥夺，前者对于穷国民众脱离疾病困苦应担负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医疗资源可通过政府与民间的积极行动得以创造、开发、增长;非西方民众往往以医疗多元主义的实用态度愿意尝试西医，关键在于西方医疗援助组织应以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深入了解当地情境和民众需求，以有效提供全球健康递送服务。他们从医学人类学角度革新了人们对于全球健康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认知与想象，对于启发和塑造全球健康学者和实践者的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Farmer, et al.,2013)。
人类学家也积极介入对全球疫病与疫情控制的研究与行动中。例如，埃博拉疫情爆发后，许多研究西非和医学的人类学家主动成立工作坊并与全球健康机构联系合作，向媒体与援助组织提供专业知识。美国人类学协会设立埃博拉在线研讨会，搭建起由十几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组成的网络。他们帮助协调医疗队和本地居民的关系，提出医疗救助应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特点及人性因素。美国的人类学杂志刊发了追踪疫情动态的系列热点文章，在杂志的博客空间里也发布了人类学家记述救援及挑战的田野笔记及其对医疗援助的讨论。美国人类学协会、世界人类学协会、其他基金会组织了多次会议，编写协助健康组织工作的抗疫简报。一些英国人类学家与塞拉利昂的大学合作建立埃博拉事件人类学回应平台，积极协助政策项目运用人类学地方性知识而明显有效地控制疫情。这些学者被英国授予“杰出国际影响力”奖章。也有人类学家在知名博客专栏上撰写对疫情的历史情境根源的批判分析，分析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后殖民时期非洲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非洲内战的历史遗产如何影响了疫情的扩散模式并导致政府和国际组织难以协作干预(Haugerud,2016; Apthorpe & Borton,2019)。
此处还有必要指出，公共人类学家在议题分析的取向上有五大特色，体现了人类学独特的学科认知方式与价值。一是扎根性民族志。人类学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观察探访真实故事。这些民族志故事是学科权威性的源泉。它们既为学者评议紧迫社会问题提供强大的有说服力的实据基础，也为政府和相关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地方性知识依据。学者向公众普及人类学理念时，故事比空泛的观念性说辞对于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Kolshus,2017)。二是关系性思考。人类学家把田野点的具体现象问题与全球化时代更大的政治、道德、社会危机等议题相连，并指出地方-全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的深刻关联(Edmunds & Skidmore,2007)。三是批判取向，学者注重批判性揭示对于人性尊严和幸福构成威胁伤害的个人或结构性力量(诸如不平等权力关系和不公正制度安排等因素)。四是跨文化比较分析。人类学家提供对具有世界或多地区共性的社会问题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变化、成因、解决方式的跨文化比较分析，可在对比中扩展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并生产超人意料和令人兴奋的前沿知识(Borofsky&De Lauri,2019)。五是过程取向。这在公共政策人类学中体现最明显。人类学家追踪考察在一项政策从决策到实施的过程中多方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复杂互动，观察其中的复杂性、模糊性、变动性、不确定性，由此可更充分地把握现实动态状况以及政策预想与结局的偏差(Edmunds&Skidmore,2007)。
除了发挥本学科优势，公共人类学家也努力扩展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各界人士的合作，吸取借鉴后者在视角方法、思维方式、知识经验上的亮点，从而交融出更全面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视角。跨界合作不仅生产出更富创造力的知识成果，也使其中的每个参与者增长见识技能，并有助于学科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人类学的价值。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人类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互补共融尤为重要，人类学家也积极依靠政策受众本身的见解、经验和能动实践来完成知识生产。2019年12月，当代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米歇尔·费彻尔(Michael Fischer)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关于30年来世界人类学发展新趋向的演讲，其中特别提到人类学家可通过与艺术家等其他学科人士的合作，学习他人对社会现象敏锐深刻的洞见，来增进研究实践的想象力与知识生产潜力。
五、公共人类学的价值成效与挑战困境
回望20年，公共人类学的普及性和重要性在多国逐渐凸显。特别在美国和挪威，公共人类学家表现活跃，将这一分支取向建成为融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普及和应用为一体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传输、运用体系。但并非所有人类学家对该取向都持欢迎和追随态度。目前学界对此尚存褒贬论争。赞颂者认为学者应具备直面和回应广泛社会需求的学科态度。批评者主要针对该分支的模糊性与统一性加以批判，认为它与应用人类学多有重复，又偏离了学科原本在取向分化上的丰富多样性(Rylko-Bauer et al., 2006; Borofsky & De Lauri, 2019)。
但不可否认，公共人类学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使得公共领域与人类学紧密互动并双向受益。它为多层次多类别的公众以综合性、革新性、颠覆性的视角看待与解决重要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框架。反过来，人类学知识的公共普及与运用也极大地反哺了人类学学科。人类学家将公共议题和对话带回到学科的教研实践中，开拓了新的理论场域和教研方法;公共介入中的跨界合作使人类学家学习到其他学科或行业的长处技能并开发新型合作民族志方法;公共化写作有利于提升人类学的公众声望和增强学者简明扼要提出有力论点的能力;公众知名度高的学者可获得政府等机构特别准允的内部调研机会;以公共化知识运用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项目拓宽了学生就业渠道，增强了学科的人才招揽吸引力。此外，公共人类学可从评估和挑选哪些人类学知识能有效衍生出恰当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角度，为夯实学科知识积累提供新渠道(Borofsky&De Lauri,2019)。
但公共人类学也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和挑战。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虽在社会文化情境和认识论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共同面临发展公共人类学、促成社会变迁、产生有效伦理行动的结构障碍。公共人类学家定期组织国际圆桌会议，集体讨论和反思行动中的问题，共商应对策略(例见Bangstad et al.,2017)。
一是人类学家在公共参与中会面临较为棘手的伦理问题。有的公共政策人类学引起了激烈的学界伦理争议。比如，美军“人群地域系统”(Human Terrain System)雇佣人类学家提供作战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文化知识信息，以此作为军事行动和决策的依据。这样做有让人类学充当战争工具之嫌，其伦理合法性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指责(周大鸣、段颖，2012)。公共人类学家将学科原本的“不伤害”他人的伦理原则推进到“有益于”他人的原则，但对于学者应如何把握行动中伦理原则的分寸尚且界定不明，也常存争议。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的“施助者-受助者”身份会更加强化双方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学者需要对施助态度和方式保持反思和警惕(Borofsky&De Lauri,2019)。人类学家帮助研究对象维权时——比如作为专家型见证人在法庭提供维护原住民权益的证词——也须更清晰地认知其中的伦理风险(Edmunds & Skidmore,2007)。有些人类学家在媒体上提出争议度和敏感度较高的倡护主张，遭遇公众口头甚至身体暴力的攻击。比如，有的挪威人类学家提倡公众对某些移民群体违犯国家法律的传统民俗(例如，索马里人对女性施行阴蒂切除术)予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和尊重，遭受了一些激进民众的舆论暴力侵扰甚至人身攻击;一些挪威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在向公众讲解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强制婚姻和家族处死反抗女性的“荣誉杀害”习俗时，也面临伦理困扰——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伦理认同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职业要求之间的张力(Howell,2010)。
二是人类学家在担负维护社会正义的公共责任时会面临多重的职业与政治风险。当人类学家向大众普及关于社会不公和剥削压迫现象的批判分析，或者更直接地号召和组织为弱者权益抗争的社会运动时，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压制与惩罚——惩罚形式包括抨击否定作品、阻挠学术生涯、中止科研项目、禁止入境调研等(Borofsky & De Lauri, 2019; Howell, 2010)。美国高校虽然允许教员发表批判言论和理论著作，但对激进的社会行动容忍度较低。持政治保守主义态度的高校会把激进的公共人类学家视为问题人物，予以解聘或不准晋升职称等惩罚。比如，之前提及的美国著名左派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因支持校研究生会的抗争行动而被学校解雇。虽有民众在网络上发起了声势较大的力挺格雷伯教授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报道事件以示声援，但美国各大学不允许校内人员在公开场合讨论此事。在被强制的沉默之中和事件的震慑效应之下，大学学者的公共介入行动空间被规约和限制(Price,2019)。
三是高校尚未建立和完善对公共人类学作品的学术报偿机制。目前，各个大学很少将这类作品真正纳入职称晋升指标，多年来阻碍学科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学术轻运用的学科深层霸权结构并无很明显的实质性改变(Borofsky&De Lauri,2019)。一些学院派人士谴责面向大众书写的人类学作品在表达方式上记者化、简单化、通俗化，甚至将学科庸俗化，以此来维护和加固纯学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等级制中所占据的高阶位置。公共人类学家如何在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中平衡两端——既适当保留对问题复杂性的专业化学理解释深度，又能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达信息——是一项微妙的艺术。否则，学者只执其一端，将陷入表达深涩无法吸引公众或者表达肤浅丧失同行尊重的尴尬境地。
四是人类学家在运用媒体进行知识传播时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当今世界已进入传媒手段多元和信息量庞大的注意力经济时代，人类学家在纷繁杂音中抓取和保持公众注意力的难度增大。人类学的媒体输出实效也难以确切评估，有时会产生复杂的未预料负面后果。人类学家在媒体上表达的理性观点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极端言论冲击，使得学科的媒体介入难有持续的良性效果。例如，在挪威极右民族主义上升、民众对移民的态度日趋刚性化和强硬化的态势下，人类学家在媒体上为维护移民权利发声，易受持政治保守态度的大多数民众的舆论冲击(Howell,2010)。人类学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包含艰涩术语和复杂思考的作品及理念时，难免会因媒体传输误差和公众理解力局限等因素而被公众误解。大众媒体为抓取公众注意力常追求表述的戏剧化效果，有时会偏离人类学家的原意误述其观点，引发一些本可避免的舆论争议(Subkhan,2019)。大学机构应向学者提供增强媒体应对技能的培训和支援，特别是帮助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学者克服个人的心理情绪困扰。
五是基金会与其他机构对人类学公共介入效果的评估常常流于空谈。比如，美国的公立或私立基金会虽要求学者在科研项目申请书上声明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公共责任，但往往缺乏对这一成效的切实检验。美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将科研项目的社会和社区贡献作为项目申请者必须提交的内容之一，但也缺乏事后对其真实贡献的验证(Borofsky & De Lauri,2019)。人类学分析的实践效用——到底对公共舆论和公众观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对帮助公众理解和解决他们关切的社会问题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也难于被精确量化评估。
六是年轻学者在公共参与方面遇到的压力和挑战更大。资深学者在作品的公众关注度与媒体邀约频率上占据优势，他们高处学术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也无职称晋升压力，可以以功成名就者的姿态和心态轻松涉入公共领域。年轻学者虽有公共参与的热情与抱负，但他们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上任务繁重，在公共领域发声和行动的资源与社会资本也有限。年轻学者该如何应对高校里逐渐强化的对学者加大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要求——比如，他们应如何调配时间精力，持续显身于公共媒体和电子媒体平台发表观点(Hastings, et al.,2018)? 可以预见，只有高校加大学者公共贡献在职称评审指标中的权重，并对贡献者予以制度性的奖励，才能吸引大量年轻学者持久投入到公共参与中来。
六、结语:
公共人类学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前景
纵有上述行动问题与风险，但与不行动的代价——人类学与社会世界脱离联系、故步自封于学科之茧、臣服于大学审计文化的统治、在高校改革和经费紧缩中难以自证社会价值而存活——相比，公共人类学的开拓显然紧迫而必要。也有学者以更乐观的心态，把公共人类学视为学者深入到公共领域开拓学科发展新契机的主动进击战，而非逃离学科危机的消极自卫战(Edmunds&Skidmore,2007)。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在近年来涌现了公共化转向。比如，21世纪初，在美国左派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大力倡导推动下，美国社会学界掀起公共社会学运动。其宗旨是让社会学回归社会，与公众沟通对话，向公众传播有关重大公共议题的专业知识，并通过公共介入行动促进社会变迁。如果说公共社会学是以准确认知与捍卫公民社会作为立身之本，在以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的商品化为特征的三波市场化浪潮挤占社会空间的态势下这一捍卫更显紧要(闻翔，2008);那么，公共人类学的核心任务则是向公众普及有关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共通人性的知识，承担起保护文化多样性、改善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捍卫人性尊严的道德责任。
欧美等多国已把公共人类学视为对学科成长有基础效用的方向。国外同行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行动舞台和日益引人入胜的学术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发展公共人类学具有良好借鉴价值。费孝通先生曾表达过要发展“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1980)的宏愿，希冀学科经世济用造福于民，这与公共人类学宗旨一致。目前，国内人类学界尚未明确提出这一学术概念，应用人类学概念更为普及和受认可，也有学者提出发展行动人类学的主张(例见景军，2014)。但“应用”和“行动”都重在强调学者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或直接参与行动介入，漏失了公共人类学所包含的向公众普及人类学知识、及其对实践和理论构建予以同等重视的面相。我们应在吸收借鉴既有国内外知识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更为综合全面的公共人类学学科体系。
至今，就公共人类学的三个关键维度——公共议题、公众联结、公共责任——而言，国内人类学家已进行丰富的具有公共人类学风格的前期探索和开拓。第一，国内人类学家围绕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大众关切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都市化、贫困、流动人口与移民、环境生态问题、医疗健康问题、公民社会与社区建设(周大鸣、段颖，2012)——形成了集理论探索和对策研究于一体的重要知识成果。尤其是医学人类学家针对艾滋病防治与社会认知、吸毒问题与戒毒模式、乡村慢性病现状与护理、献血机制和器官移植文化、健康观念和教育、民族与宗教医疗、精神健康问题、老龄护理与适老科技开发等与民生攸关的公共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理探索和对策研究(例见景军，2006，2019;何煦、潘天舒，2017)。
第二，人类学家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介质增进与公众的联结。学者通过各类文化类媒体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专业机构团体或个人开办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人类学方面的资讯，拓展广大的电子媒介阅读群。发布内容包括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著作导读评介、从业经验分享、教学方法讨论、热点事件评议、社会现象分析等。借此渠道，人类学家可以超越于学术期刊文章或著作的阅读群极为小众的困境，面向广大公众以较为轻松有趣的方式传输人类学的理念、视角、信息，扩大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可见度。另外，一些媒体机构寻求在报道议题和内容上融入人类学视角;也有一些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非专业人士，用民族志和文学写作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时事热点进行实验性的非虚构写作。
第三，一些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或直接的行动介入，有力履行了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提升弱者生存处境的公共责任。例如，侯远高教授常年在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戒毒等方面的调研与介入行动。他创办了名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非政府组织。他为之筹措资金搭建组织架构、培训义务宣传员和志愿者、成立乡村青少年同伴教育队、组织乡村艺术团进行用彝族母语戏剧宣传相关知识的巡回演出活动，探索出一种有效运用本土少数民族人力与文化资源开展禁毒和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民间运作模式。该组织也为艾滋病孤儿提供金钱、教育、生活资源等方面的支援，并培训彝族乡村女子掌握外出务工谋生的技能。通过多年的乡村实践，他在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具有革新性和示范性的民族地区慈善公益组织运作模式(梁艳菊，2009;侯远高，2013)。
继往开来，国内人类学界可在上述先行者卓越努力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共人类学概念，思考和拓展其本土意涵和行动内容，从个体和机构实践的双重层面推动人类学走入公共领域的公共化转向，发展完善具备议题的“公共性”、方法的“植根性”、视野的“前瞻性”(潘天舒，2012)的学科体系。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外人类学家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和实践、困境和风险，笔者认为国内学界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公共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一是学者立足于广大民众关心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调研和介入行动，积极与其他领域学者、政策决策者和实施者、相关行业人士等进行跨界合作，注重对社会问题提供具有理论深度的学理解释和恰当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基于实践完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学者针对人类学最有发言权的社会问题，加大在各类媒体介质中传输专业知识视角的操作力度，倡护营销人类学理念，更有效引领公众意见和舆论。三是学者拓展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渠道，提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四是人类学专业机构团体和各高校人类学系合力，建立学者愿意积极承担公共责任和发挥社会价值的学科氛围。各机构和高校可参考美国公共人类学中心的办法，建立人类学成果公共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在人员聘用、职称评审时加大此类指标的权重，以激励学者从单一追求学术发表绩效转到兼顾追求学术工作的社会贡献上来。另外，人类学专业协会可搭建公共人类学的学术平台，促成有此志向和努力的学者之间的联结协作，并通过机构网站向公众展示公共人类学的突出知识成果。五是高校人类学系应当为学者和学生提供培训，提升其撰写大众阅读物和运用媒体的技能策略，帮助其提高写作的可读性趣味性以及处理与媒体相关问题的能力。六是人类学系应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加入公共人类学的课程和学位项目，培养具备公共关怀职业精神和掌握有效认知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学术型和非学术型人才，优化人类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增强学科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我们有望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尽快建立公共人类学转向的学科新场域。希望此文能推动国内学界关于该发展方向的活跃适时的讨论和实践，在这一极富前景的国际学术领域贡献中国人类学的经验与理论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见“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