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逸闻趣事
民国大师们的逸闻趣事，晚近学界典故集大成者！黄侃乱撒尿结识章太炎，胡适看不上徐志摩搜罗的德文色情书，蔡元培极力聘请“叛徒”刘师培，陈寅恪与王国维惺惺相惜，丰子恺与李叔同师徒情深，等等。民国的大师们治学恭谨、风采各异，令人怀念！文章偏长，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一页一主题，按页查询：
一、大学
二、校长
三、传道
四、为学
五、纯儒
六、博雅
七、国粹
编者按：
此文是我在网上无意间发现的一篇有关晚近学界逸闻趣事记载的集大成者。细致阅读了一遍，感觉此文搜集网罗学界典故之实力确为强大，且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仿照《世说新语》之格式，每则典故精简概要、幽默风趣而又不失大义良德。对于吾侪今日之为人治学，诚可谓大有裨益。故而编者不敢专美，愿与诸位同仁共享！
一、大学
束星北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刘师培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北大招收女生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
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岭南大学即今天中山大学的前身。
胡适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辜鸿铭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梁漱溟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钱穆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冯友兰
冯友兰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碑文，可与清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媲美：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季羡林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二、校长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蔡元培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又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傅斯年
曾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924年底，大学部师生间发生了点矛盾，张校长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这场内部风波，过后轻描淡写地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梅贻琦
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蒋梦麟
蒋梦麟校长上任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
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
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马寅初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几十年后，果然证明他是对的。
傅钟孙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王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张百熙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蒋百里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校长任上时，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树铮的掣肘，财力时难为继。蒋便召集学生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幸亏抢救得时，悲剧得免。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刘文典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三、传道
马衡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谢国桢
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黄侃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王闿运
王闿运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
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
辜鸿铭
辜鸿铭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
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陈寅恪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惟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李叔同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顾颉刚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
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胡小石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
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伐吴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
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吴健雄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方东美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鲁迅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启功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林同济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
熊十力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
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章太炎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康有为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
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
王国维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张伯苓
张伯苓办教育，重事功而轻学术。经济学家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便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假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有一次，张问人类学家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当时想对全国人民做头部测量，听到张的问话，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济就离开了南开。
陈三立
陈三立有科学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处。他曾取一只病蝇置于案上，徐观其状，久久不倦。其诗精深真挚，根源正在于此。
朱谦之、缪金源
1923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作“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
钱玄同
钱玄同说：“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
他认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
赵元任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陈垣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
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
冯友兰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陈汉章（一说陈介石）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顾颉刚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以家在北平，向校长戴季陶提出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说：“我们这辈人，象树木一样，只能斫作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
顾颉刚大受感动，收回了辞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几年”。不过，他回了趟北平，结果，“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 ，于是食言而废。
杨树达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熊十力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金岳霖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记：陈蕴珍（萧珊）曾问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
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殷海光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王浩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林语堂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梁实秋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胡小石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沈从文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不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
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
杨伯峻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冯玉祥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陈寅恪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陈尚君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华罗庚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
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
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郑天挺
郑天挺回忆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王元化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粘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
王国维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五、纯儒
汤用彤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康有为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罗振玉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
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王闿运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刘师培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
萧公权说，他在民国二十七年到昆明时，听见一位朋友说：Whatever Tai-sun Says， goes；Whatever goes，Chih-sheng Says。意思是说“岱孙（陈岱孙）说了便行；芝生（冯友兰）行了便说。”
蒙文通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钱钟书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
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邹文海 《忆钱钟书》
陈寅恪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梁思成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
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熊十力
吴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组织“八不会”，“八不”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这是结党，我不干，我是九不。”
梁启超
胡适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
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
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中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以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于是朱就托傅斯年出面邀请。傅斯年去了几次，李方桂都不肯出任。
最后一次，李方桂坦率向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是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那时候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李方桂这样说，岂不是当面给傅斯年难堪吗？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气，当然是有些不高兴了，但是也没发作，就“长揖而退”，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冯友兰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
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蔡元培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胡适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
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钱穆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梁漱溟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陈布雷
陈布雷效忠蒋介石，终于在全盘皆输的前夕绝望自杀，他代表了中国自古已然的一种“士心”，只怕连对手也不忍以“愚忠”视之。抗战时，他在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可见，他是一个旧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陈梦家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梁漱溟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废名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晏阳初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徐复观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
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
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陈寅恪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