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家格非捧出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
昨天,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捧出了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很紧张,常常拒绝媒体记者的采访,说自己正跟新长篇较劲。如今,他面容轻松,毫不掩饰自己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所有的作品中,《望春风》是最好的。”当然,格非也透露道,他在一部新作完成后的两三年内,都会觉得这是其最佳作品,这个规律从未打破过。
在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其实并未打算再写乡村,他想写城市,写玄幻、悬疑、推理。但事实是,这次写作躲也躲不掉。
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
《望春风》人物故事从1958年写起,一直写到2007年,是格非关于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该作以乡村各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的故事为切入点,描写村庄衍变的复杂过程,通过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描写江南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运动,并展现它可能的未来。
格非今年52岁,他的老家在江苏丹徒,离镇江市大概二十多公里。格非回忆起12年前的一幕,“我弟弟带我去老家的时候,我发现老家没了,只剩一片瓦砾。”细雨中,格非在家门口的废墟上坐了两个小时。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他却好像听到邻居在说话。“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一个种子,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这个题材。”格非相信,村庄里不会有其他人来写,如果不写,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将湮灭。
动笔写《望春风》的前几年,格非又有一次机会回老家。母亲提出,她已在城里住了几年,能否把她带回老家。母子回乡后,格非没想到,村庄拆了几年以后都荒了,芦苇长得很高,但还能见到野兔,“我当时特别感动,当年看到的废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自身在恢复。”
格非说,他17岁离开家乡,了解最多的,就是这块土地。那个村庄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语言,没人想去保留,但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看来,不少人早已不在,但可通过时间机器让其重返,“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
无法忍受做作和故作高深
在这部作品中,格非作了两方面尝试:其一是将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个以上,其二是将司马迁“本纪”和“列传”的结构方法做些“改造”,用较短篇幅来讲一个较长的故事。
格非说,按照他原有的故事架构,这本小说要50万字才能完成,但他觉得自己刚完成《江南三部曲》,不再想写那么长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司马迁,想到了所谓的列传体,“事实上,我把第三章写完了,才动笔写第一章。我发现20万字能承受,20个人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站起来。”
《望春风》最早的读者是格非的两位博士生。为了帮老师挑错,他们各自至少看了四五遍。其中一位博士生看到三四遍的时候,依然能发现此前没有发觉的暗藏线索。言此,格非免不了有些自得,“写这个东西,要经得起读,我所有线索都布置得相对缜密。”他认为,线索埋得浅,读者一下子看出来,会很没意思。
关于这一点, 格非否认了《望春风》是延续了《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不过,他确实希望和很多前辈作家对话,书里有些地方是对艾略特、福克纳、乔伊斯等的回应,而这些前辈作家的名单其实很长,至少有二十多位。他举例说:“《望春风》第三章看起来就是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回应。”他补充道,有修养、有水平的读者一定会找到这些东西,“但我尽量让其不露声色,自然而不做作,我以前有的作品写得有些做作。”
格非很明确地说,他仅仅希望这部作品给大家带来一些愉快,不希望读者在读作品时,觉得他是在追求一种微言大义,“我无法忍受做作和故作高深。”他希望能够跟读者建立起一种比较自然的认同关系。
作家会越来越多写碎片化
乡土中国话题近些年一直为作家们所关注,作家贾平凹上个月推出的长篇小说《极花》同样也关注了乡村——乡村的颓败。他说:“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和贾平凹的忧伤表达不同,格非并不忧虑。作家梁鸿在谈及《望春风》时说:“它看起来挺颓废的,是在写一种失落的生活,但却充满了极其昂扬的生命力。”有读者也注意到,《望春风》的结尾甚至充满了暖色调,这在格非作品中并不多见。对此,格非回应说,从严格意义上说,《望春风》不是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作品,他也无意把这部小说写成批判性的东西,这类作品太多了,他自己都有点厌恶了。他觉得,重新理解那些平常人,才是他更看重的。
格非并不否认中国乡村社会可能面临终结,也正因如此,《望春风》让读者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和历史变革的机会。不过,乡村中国的真正终结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他热切关注的是,这会对未来写作者带来很大的变化。他甚至预言说,二三十年后,诺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这类作家的写作风格,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他们写的都是碎片化生活——大家有自己的工作,各自都很忙,儿女长大了,自己衰老了,没人跟你说话,如此等等。
“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作家刚好赶上了这种变革,而对我儿子那一代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世界。文学需要新的变化,这是不需要担忧的。”格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