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中篇小说｜《海里岸上》：经略海洋，逐梦深蓝

时间：2023-08-15

　　编

　　者

　　按

　　青年实力作家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讲述了两代渔民，以及渔猎的传统与变迁，堪称中国的“老人与海”。小说一经发表便斩获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并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年度榜单。

　　本期将与大家分享《海里岸上》所获奖项的颁奖词与专家推荐语，以及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访谈与作者的创作谈，从而更加深入地呈现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其所传达的意蕴。

　　《海里岸上》评论

　　林森《海里岸上》：空间叙事与意蕴敞开

　　作者：赵依

　　从空间叙事到文化含义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曾伴随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社会文明的历史嬗变不断变化，从利用海洋、征服海洋，到尊重海洋、亲近海洋，人类的海洋观念相应历经由求生到求真再到求善的探寻。同时，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相应呈现经济上升时期人类顽强生存、不畏挑战的进取精神，拓展征服时期的掠夺欲望与不屈意志——而作品里近来所展现的人类对海洋越发敬重与亲近，则显示出作家更为深层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生命意义的本真祈愿，人类与海洋和谐共处、海里岸上的美好前景等核心内容构成海洋题材创作的新风貌。《人民文学》于二○一八年第九期刊发的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便是这一向度上的佳作，不断切换的空间叙事和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以及平民英雄的朴素情感，构成小说的文学张力和精神难度。

　　人生存、生活于具体的空间之中，并以其行为方式与空间建立复杂联系。人对空间的经营与思虑决定着人的空间经验，空间的历史亦即人的空间经验的历史。与小说题目《海里岸上》一致，林森以“海里”空间和“岸上”空间的章节切换作为推动叙事的主要策略：

　　“海里”各章写老苏的出海故事，有旧时回忆里的冒险和收获，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因生存时期的患难真诚而深刻，老苏与父亲和祖辈之间的代代相承，大吨位渔船的失事、出海岁月里对妻子的记挂、曾椰子溺亡事件中长久的自责以及不出海之后老苏对大海的向往和自我的回归等等，构成小说海洋题材的主线。

　　舟船是海里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构建情节与叙事的具体面貌。古代小说中，舟船空间曾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文化含义：船头为外，船舱为内；前舱歇男，后舱歇女；客人入舱，船户当艄。与古代舟船故事里的文化界线相重合的是，《海里岸上》延续着渔村多年的习俗，“女人不能上船……因为女人上了渔船，导致渔船如何出事的传说，从未绝过。”壮年时期的老苏，妻子是他颠簸劳顿中最苦的渴望。年纪渐大，妻子则是老苏讲述海上遭遇的忠实听众。小说写老苏一人的相思和遭遇，却也映衬着岸上女人可以想见的孤苦和担忧，渔村老百姓的生活便是如此平凡与动人。以舟船空间界线为切入点的还有曾椰子溺亡后的描述，为把尸体运回渔村，老苏把一艘挂在渔船上的小船抬上甲板，把曾椰子放进去，再以大量海盐覆盖，再用铺在船上睡觉的木板把小船盖住，并以绳子将小船捆住……我们习惯于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空间因素在小说中的作用，小说《海里岸上》中，舟船空间紧密勾连小说情节的展开，而舟船空间的文化属性则更为重要，隐蔽的情感与思想、生存与生命的承担，无不成为值得瞩目的文化含义。

　　“岸上”各章则以木麻黄林（林里祖屋）和镇上间次区隔开。阿黄、庆海爹的死，连同老苏的木根雕塑，代表着一代渔民的精神归宿和平民英雄的傲气与尊严；镇上的产业转型和老苏大儿子的生计直陈渔村传统的没落，宋记者的采访和书法家的收藏均纠葛其中，而老苏的言行取舍又生发出义利之辨的现代性光辉——面对祖辈与传统，义是《更路经》和旧罗盘；面对儿子与亲情，义是帮衬、解救和自我牺牲。《海里岸上》人物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传递出作者自身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渔民海事的扎实叙写中透露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纵是利以生义，最终也是义利同一，把“义”作为立人之本，以义取利。

　　以人文性敞开

　　林森擅长以地域元素点缀小说的内在精神韧性，作为海南本土作家，林森的书写对象受一方水土点染，虽不作铺排的文化景观呈现，文本最终映射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里却难免原乡情结里的地域书写惯性。新作《海里岸上》则实现了对此惯性的超越，作家以宽容的笔触叙写乡民精神状态和传统礼俗文化的裂变，脱离文化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静观疏离的体察态势，展现出作家逐渐博大的气象。现代性难局中，固守符号化的碎片并不能使传统的乡土重获生机，细碎的日子需要继续，而生活日复一日的展开本身就已足够慰藉。正如小说里老苏为儿子生计被迫出卖祖传之物时对自我的精神开释：“人最重要。要是人都没了，留着那东西也没用。卖给懂行的人，可能保存得比留在我们手中还好。《更路经》比人活得长，我早想清楚这事了。”

　　《更路经》和旧罗盘是文本中最为突出的文明象征，同时也是现代义利之辨下精神危机的直接表征。小说里，砗磲加工产业在镇上发展了四五年后被突然叫停，优化的生态观念和经济结构在一时间也造成了本土投资者的生存窘困，正如传统无法抵挡现代性的强势进驻，陡然的物质解放也必将迎来纠错时的阵痛。小说里，镇上的乡民尽管哀号，却不抱怨，就像老苏的大儿子尽管生活逼仄，却无法向老苏开口变卖传家宝，一如老苏卖掉《更路经》和旧罗盘时并不多言自我内心的煎熬与疼惜，反正这两件东西真到“自己要递出时，眼前空荡，没人接手”，不禁锢于具体物件去谈文明的接续或许更具有现实的人文性，这也是小说里飞扬的大气象。

　　正是海里、岸上的时光，勾勒出老苏的一生，小说在不断的插叙中使老苏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故事结尾极富感染力，渔业成为小镇旅游的新特色，暮年的老苏用手抄的《更路经》和新罗盘主持了祭海仪式，登上现代渔船出海的老苏抱着自己亲手打造的船型根雕竟然像少年时那样晕船，最终，巡访于自己既定的海上坟墓。

　　林森以往的小说侧重于民俗传统的真切回归，而《海里岸上》的叙事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渔民在南海活动已有千百年，家家户户的《更路经》记载着这片海域的历史地理，礁盘、暗沙和岛屿，它们之间的距离和方向，包括针对南海砗磲、珊瑚等的开采禁令，无一不宣誓着主权：“不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老苏在传统渔业的退却和小镇旅游业的兴起中之所以能稍显从容，无疑也源自他对南海主权的坚决捍卫和对这片海域发展的渴望与热爱，心中有落寞但更有理解和支持，渔村有遗失却更有发展和收获，这也是人类与海洋在现代背景下的和谐共处新模式。

　　此外，海洋题材的创作中素有海洋民族传统和爱国思想的底色，其中不乏象征着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海洋英雄形象。《海里岸上》中，老苏这一类的渔船船长形象，承载着船员的家庭生计和生命安全，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有自珍自重的尊严和深入骨髓的傲气，却又懂得急流勇退、敬畏海洋，因而得以避免大吨位渔船失事那样的悲剧。这样的平民英雄，经年累月专于生存，情感朴素，举止坚定，即便在潜隐的转型潮流中面临人伦传习的不可通约，也以更为根本的人文性思虑迈向博大——小说昭示着海洋的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的新拓展。

　　近代以来，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未能得以迅速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受时代潮流的推动，此类文学创作虽未脱离对固有文化的因袭和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困境，却也一度获得发展的契机，开始超越功能性的束缚而趋向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作家的文化积淀、思想深度也随之迎来逐渐完备的可能。当下，中国的海洋题材创作已走上独立发展的文学道路，随着对海域自然空间的深入探索、人文空间的拓展和海洋观念的科学化，现实题材的海洋文学也呈现出光明的前景。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面向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声息共存的现实，看似艰难的处境却不缺乏突围的精神力量，日常事体里的道义危机在潜隐的开阔中得以和解，而新的生活方式也显现出敞开的必要。

　　《海里岸上》：让记忆在山海间还原

　　作者|李健

　　初看《海里岸上》（《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的小说题目，并不吸引人，我想无非是描摹海上渔民与岸上村民的生活，家长里短而已，然而细细读下来，却发现小说有着深沉的人物悲欢，背后展现着真切的人性温度。小说以海南一个渔村的今昔为主要叙述出发点，讲述了两代渔民的生活对比、心灵对话，勾勒出浓烈的南海记忆，其情其景让人们敬仰、感佩、思考，值得久久回味。

　　小说结构相互穿插，迭次推进，作者林森有意将渔民在海里、岸上的故事交错并置，融合成人物对立统一的行为逻辑，增强了小说的情感张力。渔民老苏不再出海之后，对海上生活念念不忘，回忆自己出海时的勇敢、处置危险时的谨慎、对大海的敬畏，他用无言的行动，展示了粗犷的渔民生活中的深情一面。小说把那些讨海求生的艰险、海上相思的孤苦、海路精神的坚守生动地铺陈开来，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岸上”各章则以镇上的现实生活展开，表现出城镇生活与传统渔民生活的冲突。正如作者林森所说，小说记录了老船长的故事，“他们最惧怕死在海里，有时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们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弃船上岸之后，变得尴尬无语。大海如此无常，在陆地上无比确信的东西，在海上往往荡然无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虚妄之物，总觉得那些风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视着，他们也就有了诸多的讲究与忌讳……”

　　老一代渔民不再下海，后辈年轻人逐渐进城工作，即使留在镇上的年轻人，多数从事海洋工艺品经营，只不过转手卖货而已，很少出海从事传统渔业劳作了。而且如今出海使用的是更先进的渔船和卫星导航，不再依赖祖辈代代相传的罗盘和《更路经》，也不再举行祭海仪式，甚至很多人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违背了人与海洋那种朴素和谐的依存关系。渔村的古朴、传统在这种碰撞中显得脆弱不堪，风雨飘零。像老苏和阿黄这样的老渔民，他们毕生与海洋搏斗，海洋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人生暮年，他们不断回味着与穷凶极恶的海洋生死搏斗的经历，也不断回想着那些已经消失在海上的面孔，怀念渔村那些出海遇难的“兄弟亡魂”，仿佛他们在海洋深处向他们招手，回归生命的源头。

　　“乡土叙事，精神还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母题，从鲁迅、沈从文到陈忠实、韩少功、贾平凹等，无数作家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乡土、乡愁的批判、反思或是眷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宝库，勾勒了民族的乡土文化记忆。但是大体来说，乡土小说建构了一个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作家们在这个框架一下，搭建着自己的七宝楼台。

　　《海里岸上》倾听来自海上老渔民的心声，讲述了他们世代讨海求生的故事，这在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乡土叙事谱系中是颇有意味的存在。小说没有单纯地突出城乡对立的视角，而是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联系，重建新形势下渔村的转型发展之道，它以更为现代的眼光，连接起传统和现代的故事，让祖辈的记忆在山海间复苏还原。

　　老苏、阿黄这样的老渔民和子女有着生活方式上的冲突，城镇旅游产业也冲击了渔村传统生产方式，但这种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并不是判若鸿沟的森严壁垒，彼此之间潜藏着悄然的互动与和解。老苏将珍藏的罗盘和《更路经》卖给了收藏家，帮助儿子度过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在现实生计面前，他也没有固守祖传的出海宝物，他相信《更路经》比人活得长，卖给懂行的人，会保存地更好。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苛责老苏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毕竟在生存现实面前，人们常常不得不随时而动，穷则思变，况且这种灵活的选择也许促进了渔村新的发展变迁。小镇在禁止砗磲贝类产业后，转型发展渔业旅游，重启开渔节和古老的祭海仪式，老船长们的生命记忆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鼓励，得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传承。

　　小说中有一个特别的“文眼”——《更路经》，这是千百年来渔民们用来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在人们不能飞高、不能从卫星来俯视大海的时候，一代代的老船长接续记录，综合时间、水流、风向、天气等因素推算出航行海域的水文、暗礁、岛屿、气象，从而在漫漫海域上辨别方向、躲避风浪、寻找渔获。老苏对《更路经》和罗盘的珍视，源自于对祖辈血汗乃至生命积淀的感恩，对大海的深情、崇敬、依恋，凝缩着渔民对南海的记忆。

　　面对南海这片“祖宗之海”，这些珍藏的《更路经》，又何尝不是在直观地宣誓南海主权，如老苏所说，“不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若干好多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在他们出海的那些年里，“捕捞不仅仅是捕捞，也是凭着一股中国人的热血在自己的海域巡游。”

　　由此，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土文学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海洋气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渔民个体的记忆、温情的关怀，还能观照当下渔村现代化转型，更是从中折射出海洋空间里的家国情怀，丰富了我们对经略海洋、走向深蓝的思虑认知。

　　渔猎文明的挽歌，或老苏的叹息

　　——读林森《海里岸上》

　　作者：叶桂杰

　　一年前的秋天，我与作者第一次一起穿行在人潮汹涌的北京城时，意外地发觉这位来自海南岛的作家有一个“小小”的弱点，那就是“晕城”。不管是在阔大无序的十字路口，还是在颠簸晃动的地铁里，他时常感到烦躁。那种斑驳陆离、绚烂多姿、瞬息万变的城市景观，对作者的视觉定力想必构成了不少的挑战。有时候站在后现代的摩拜单车和前现代的电线杆同时并存于泔水淋漓的胡同口时，他会很愤慨地咒骂道：“什么鬼地方！”这样的细节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预感到这对于解读他的小说将会有隐喻的意义。果然，新近这篇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大体印证了我当初的想法。

　　生与死，新与旧，明与灭，进步与保守，勇猛与怯懦，亮丽与晦暗——这些矛盾对立的修辞基本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同时也构成了它的主题。就像潮汐的涨退，抑或海浪的起伏，小说在叙事过程中自带一种节拍。这种节拍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邦-查-邦-查，一起一落，一来一回的二节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二节拍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了绝对的主流。但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古典诗词教育的读书人，相信对此均不陌生。所以尽管一开始看到“海里岸上”这个小说题目的时候，觉得是那样的别扭，但一旦阅读了两三章以后，便能很快明白其中的玄奥和精妙。原来“海里岸上”，乃是“海里-岸上”的意思。而所谓“海里-岸上”云者，大抵指的是小说循着“海里-岸上-海里-岸上……”的节奏逐步推进下去的。“海里”是激荡的，“岸上”是乏味的；“海里”是凶恶的，“岸上”是平和的；“海里”是男人的，“岸上”是女人的；“海里”是过去的，“岸上”是未来的；“海里”是祖先的，“岸上”是后生的；“海里”是农耕时代的，“岸上”是商业文明的……从形式到内容，整个小说尽是这种明快的节奏，邦-查-邦-查，邦-查-邦-查……

　　不必说，老苏当然是小说着重描写的对象。但在理解这个人物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清楚，他已是“海里”的最后一代了。他从他那由于意外而瘸了腿的父亲那里接过船舵、罗盘和《更路经》以后，在海浪和狂风中翻滚、搏击，与一切不确定的凶险做着关乎生死的对决。总的来说，老苏的出海史是辉煌的，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海里的猛士和天才。事实上，他倒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渔民。他用了三年时间，才真正摆平海洋。他所有令人欣慰的出海记录，固然令人振奋，但更使人后怕。他每一次的全身而退，仰赖的都是他的谨小慎微和对祖训一丝不苟的遵循。而这一点素质，既是被最好的水手曾椰子的不幸遇难加固过的，更是从其祖辈身上遗传下来的。他那漫长的出海史的宣告结束，显然不是那么的“光彩”，因为他的理由仅仅是“手抖了抖”。而这一点恰恰与乃父的退役理由——不足挂齿的瘸腿——发生了出人意外的呼应。可见，在这个以出海渔猎为生的家族里，或者以老苏为代表的整个渔民部落中，“博浪”并不是他们乐趣的所在，“英雄”也不是他们生命的主题，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简单而古老地生活下去。他们对广阔的海洋、璀璨的星空、狭窄的甲板、咸腥的海风，固然充满了感情，但他们对它的舍弃也可以是非常果决的。在这一点上，这群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渔民，与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老渔夫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奇绝和凶险，世世代代天然地伴随着老苏们的左右。他们对它，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从祖辈到此生，绵绵无绝尽。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从来没有去意识过，除了大海、罗盘、鲨鱼、尸体、盐巴和守候在岸上彻夜难眠的女人之外，生活还可能是别种的什么样子。他们对一切是那样的“习焉不察”，因此也是那样的“见怪不怪”。他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而且理应如此，以至于当记者告诉老苏讲“什么都行”的时候，后者嗫嚅了半天，终于说不出一句话来——“就那样，有什么好说呢？”是啊，有什么好说呢？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说到底也不过是他们生存的必需，既不是可炫耀的资本，也没有可弘毅的精神。我想老苏的心里是门清的：随着时代的更新、科技的进步，他们这一代人的出海方式终究会被卷入历史的漩涡而彻底覆没——这正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渔民用的是木帆船，而1973年以后，机船和马达唱成了海里的主角。对于子女们离开“海里”，回到“岸上”，或者很可能从来没有下过海，他并没有表示出过多的怨愤，而只是间或升起一缕缕怅然。让他感到意外的，不是古老的“以海为田”的一代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终然消逝，而是这种消逝竟如此猝不及防地发生在他身上。他当然可以理解或原谅子女们读完大学以后嫁到别的县去，或生活在大陆城市里再也不回海南岛，他甚至可以原谅大儿子以贩卖他视之为“海底灵物”的砗磲贝为生，但他始终无法接受的是，他那祖传的《更路经》和罗盘也免不了被资本吞噬的残酷命运。

　　我们不妨将《海里岸上》与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做一番对比。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气息上的相通，细察则会发现在世界观的根底上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红高粱家族》显示出的是“种”的退化：从“我爷爷”余占鳌，到“我父亲”豆官，再到“我”。“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十足的土匪种，既不投靠国民党，也不依赖共产党，而是自行带领一帮乡民兄弟们杀人越货，在墨水河、高粱地、铁路上打游击。到了“我父亲”豆官一辈，除了跟着“我爷爷”的时候显示出一些儿的威风，单干的时候，就只能打打狗了。而且很不幸的是，在与狗鏖战的时候，“蛋蛋”也被咬掉了一颗。到了“我”这一代，“种”非但虚弱不堪，而且芜杂不纯。可以说，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通过对原始生命力的赞颂和弘扬，显示了对现代文明糜弱特性的反抗。可是《海里岸上》则大不相同。当然，《海里岸上》也承认，以庆海爹为标杆，以老苏和阿黄为代表的一代渔猎文化的终将消亡。除了叹息、怅然，老苏们并不能做什么，似乎也没有打算做一些具有反抗意味的动作。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在小说中，“收藏家”“砗磲贝生意”“媒体”“旅游节”“记者”“相机”等等意象的不断闪现，肇示了一种不以老渔夫们意志为转移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对于古旧的“老苏文化”是一曲悠扬的挽歌。但这曲挽歌在《海里岸上》既没有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那般壮士断腕的悲凉，也没有显示出《红高粱家族》那般尖锐的怀旧和反抗姿态，它输送出来的曲调，终究是和缓的叹息，及静默的凄美。

　　老实说，第一次读《海里岸上》的时候，我想到了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但在第二遍读罢以后，我又在心里仔细揣摩了一番，觉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有些暧昧。大体来讲，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虽然也申明小说不同声部之间对主次关系的拒绝，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各个声部需要脱离叙事者主观意志的统摄而寻求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于《海里岸上》，与“复调”小说的理论预设所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非愿意完全放弃自我的意志。相反，从字里行间、叙事推进之中，我们还是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心绪以及抑制不住的叹惋、惆怅。这种叹惋和惆怅，因为它是那样的真挚、深切、油然而生，故而丝毫不会让我们觉得它对小说的理性逻辑构成了压抑。它就像夜幕降临后的露水，悄然无声地沉落在花瓣和嫩叶之上，爱抚它，滋润它。有时我甚至怀疑，作者也如老苏、阿黄、庆海爹那样，有着辉煌灿烂的航海史，而这部虚构的作品，大体也就是他怀着感伤情绪的回忆录罢了。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作者出生于1980年代，按理说，对于海里的营生已是十分陌生了。可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作者在驾驭、理解和抵达一个末代老渔夫内心世界的困难。相反，作者叙述这样一个故事，就像追述一段学生时代的初恋经历，往事悠悠，历历如在目前，带着丝丝缕缕的苦涩和惆怅。对此我猜测，除了对虚构艺术的娴熟运用以外，作者身上蕴藉着的那种与大海、沙滩、机船、马达、盐巴浑然一体的气息，为这篇弥漫着鱼腥和海盐味的小说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作者的这种气息，与我在文首提到的急剧晃动的城市气息，势必会发生一些抵触。但这种抵触，由于主体有着老苏一般的稳当，所以少却了许多不必要（终将失败）的尖锐对抗。这就像小说的最后，当旅行社的船只载着老苏重游旧日的航线时，当众旅游从业者们一边想象着美好“钱”景，一边笑逐颜开、议论纷纷时，老苏只是独自默然地坐在玻璃窗边，望着外面茫茫的大海，把内心无尽的言语，硬生生地吞了回去。老苏——这个颇有自知之明的老头子——知道，与其让这些话说出口又碎裂在海风之中，还不如让它们就此葬身于肚腹的海洋。

　　《海里岸上》访谈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林森：渔猎生存逻辑激起创作欲

　　作者：杨道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揭晓，海南本土八〇后作家林森凭借中篇小说《海里岸上》摘取其中一朵，与莫言、蒋子龙等名作家们一起站到了领奖台上。

　　《海里岸上》最早刊于《人民文学》二〇一八年第九期，甫一出现，即在文学圈引起极大关注，林森也凭此作频频获奖。《海里岸上》描写了两代渔民，以及渔猎的传统与变迁。在林森看来，“小说家需要各种敏感，把一些熟悉的字组合成陌生的词，背后会隐藏很多故事。”

　　林森小说基调低沉，大多描写海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和都市生活，展示现代思潮和物质文明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他一直在追溯自己内心的本源和文化的思想焦虑。有人说，林森是用独特的写作来回馈他生长的海岛。十一月二十二日，林森接受了记者专访。

　　创新题材与表达

　　《海南周刊》：《海里岸上》在《人民文学》甫一发表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你认为它能引起轰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和你之前的另几部小说有何相异之处？

　　林森：《海里岸上》确实是我发表或出版的作品里，较为引人注意的一部，自二○一八年在《人民文学》第九期上发表后，先后有五家选刊转载、获得了六个奖。在我自己来看，这只是我写作过程中的一部作品而已，未必就是自己最喜欢的那篇——但作品跟人一样，有自己的运气。在我看来，它能引来一些关注，主要在于两点：一、题材之新；二、表达之新。《海里岸上》被注意到，说明了读者一直在期待着文学的变化。

　　《海南周刊》：《海里岸上》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你之前曾提及，《海里岸上》最初的名字是《更路经》。前两年，《更路簿》在海南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你创作《更路经》的最初灵感是否来源于此？

　　林森：我关注《更路簿》是在好些年之前了，比所谓“《更路簿》热”要早得多。小说家需要敏感性，我首先是被“更路簿”“更路经”这些词所吸引，总觉得这些熟悉的字组合成了陌生的词，背后隐藏着很多的故事。我对《更路簿》本身的兴趣没那么大，其背后的渔民在大海之上的生存逻辑、生存努力，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海南周刊》：看过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说你在北京城行走时，会有“晕城”的感觉，很烦躁。作者由此认为你的小说会有隐喻的意义，而《海里岸上》印证了他的这种想法。你是否认可他的说法？

　　林森：“晕城”这个玩笑似的说法，其实来自韩少功老师的《马桥词典》，他用的是“晕街”。其实，写那篇评论文章的作者，他可能从我不太适应北京的喧闹，觉得我可能会在“边地”发现一些更独特的东西。评论者的观点，作者认可不认可都不重要，他们有自己的角度。

　　《海南周刊》：你以前的小说对于民俗传统似乎较为侧重，《海里岸上》在场域上显然更开阔，对现实也有更深刻的解读。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你是怎么做到的？

　　林森：我对写民俗兴趣不大，小说里涉及的一些，纯粹是表达的需要，是想考察，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他们怎么思考？他们的情感如何？而且，其中一些，也并非所谓的民俗，作为小说作者，我不会照搬现实，里头的不少所谓民俗的场景，其实是虚构的，不能当真，不能和现实里的民俗互相印证。《海里岸上》由于把生存场域放置在南海，放置在海天一色的波涛之间，自然就有了开阔的空间——尤其，对于习惯了农耕的中国作家来讲，大海还是一片宽广、未知的领域。

　　用小说跟世界谈，用诗歌跟自己聊

　　《海南周刊》：从散文《草原暮雨》中，可了解到你读了不少武侠小说。哪位作家或者哪些作品对你后来的小说有影响？

　　林森：我是武侠迷。少年时在小镇出租店里能看到的，都是武侠小说，后来之所以写小说，跟早些年的阅读经验当然是有关系的。而且，不仅仅是我，不少七○后、八○后的作家，都热衷过武侠小说，只不过后来有不少人不愿提及了。我十几年前，就在《青年文学》发过纪念古龙的文章；二○一八年金庸先生过世，我也很快约了国内一批青年评论家、作家，在《天涯》二○一九年第二期，刊发了一个纪念的小辑。在武侠小说家里，我最喜欢的，是古龙。

　　《海南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据了解，你大学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你学的专业与你后来从事的专业之间跨度有点大，你是如何跨越的？

　　林森：初中时候看武侠小说，写过武侠故事，没完成。高中也写过小说、散文什么的。觉得学水产养殖专业和文学创作之间跨度大，有时也是一种幻觉，可能我们永远也没有一个最适合产生作家的专业——有不少人甚至还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自己看来，写作是一直在进行的，读“水产养殖学”，反而可能是误入歧途。可现在，我在小说里关注、书写大海的时候，谁又能说，我当时在“水产养殖学”专业里听得半懂不懂的东西，对我没有益处呢？对于作家来讲，所有的经历，都能转化为写作的资源。

　　《海南周刊》：你还写过诗，也出过诗集，后来为什么不写了？能否说说你对这两种文本的认知？

　　林森：我还一直在写诗啊，只不过没有拿出来发表而已。对我来讲，诗歌变得越来越私密，越来越和别人无关，跟别人没法儿谈，连发表的兴趣都没有了。我用小说跟世界谈一谈，用诗歌跟我自己私聊。

　　《海南周刊》：有人说，你的小说在“轻”与“重”的处理上没有平衡好，整体过于沉重。你自己认为呢？此次的获奖新作《海里岸上》是否已达到一定的平衡？

　　林森：对于阅读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很正常。作家也不是在走平衡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即可，有不少人永远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永远喜欢鸡汤和疗愈——市场上卖得最好，多是没有重量的。但，也得有人去思考点问题，对于作家来讲，当你准备思考的时候，大多问题都不会很轻松。《海里岸上》里有很浪漫甚至很诗情的东西，但不一定所有人都看得到。

　　过分远离日常，人会被抽空

　　《海南周刊》：身兼杂志编辑与作家双重身份，你认为两者之间有何异同？你的职业会对你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林森：编辑可以扩大视野，知道中国作家在写什么、写得怎么样；编辑工作也消磨写作兴趣，能杀死写作之心。摩擦和促进永远同时存在，得处理好。

　　《海南周刊》：微信朋友圈中的你，天天下厨、带娃去喝椰子水，还会画画，可谓是多才多艺的超级好父亲。说说你平时是如何平衡作者、编辑与奶爸的角色的？将来是否有当画家的想法？

　　林森：不用平衡，该干吗的时候干吗。在办公室，就认真处理工作；回家里，就当好一个家人的身份；有一块独处时间，那就写一写。有不少写作的人，闻不得油烟味、听不得小孩吵，我还好，对我来讲，下厨做出一道让小孩子一扫而光的菜，跟写一部好小说的成就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要警惕自己被日常生活磨光激情；可我们同时也得警惕，过分远离日常，人也会被抽空，其思考也往往虚空、无力。能够扎得进，该抽身时能抽身，是一个成熟写作者的基本要求。画画、写书法，都是一种调剂，会让人放松。画家是当不了了，什么时候能给自己的书画画插图，就很好。

　　《海南周刊》：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林森：手头有一两部中短篇，开了头，总写不完，想写完它们。长篇小说《岛》刚刚在《十月》杂志发出，处于疲惫期，近期没有写长篇的打算。

　　《海里岸上》创作谈

　　来，是时候听听大海的声音了

　　作者：林森

　　海南岛四面环海，从任何一处沙滩望出去，都是海天一色的苍茫蔚蓝。但是，好多年里，我对大海并没有多少概念。我们村不靠海，倒是有海南岛上最大的河流从村子边流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夹在我们村跟那条河中间，我和那些在广阔的内陆长大的人一样，有更多的土地感——那种天海辽阔、人如微尘的感觉，我并没有多少。但是，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

　　想写大海，是心存很久的执念了——我写过一些小镇上的人、写过一些距离小镇很远的故事，但作为写作者，在熟悉的领地内挖掘那些熟悉的呼吸声，固然安全而稳妥，可还是想象着孤独一人，闯入海浪之中，在那些随时会抛掉生命的地方，发现另一个不安分的自己。直面天海，生死一线间，不需要处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拿捏、进退腾挪，那是一个更直接的世界。我们很多人特别擅长也特别热衷处理人情，即使在该讲规则而非人情的场合。不少作家在家长里短的小心事、进退闪躲的小情绪之间怡然自得，把一次皱眉、一声叹气演绎得宇宙无边。这样的写作当然可以处理得很好，但作为作者，很多时候又是不满、不甘的，我们总希望有另一个新的可能。于是，我准备去听听大海的声音了。写大海，当然也得面对满腔心事，也得处理人际，可当所有这一切，都放在一个更加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中，或许便没有那么小里小气，很多事情便可以斩钉截铁起来。

　　这篇小说最初的标题叫《更路经》。所谓《更路经》，用简单点的话来讲，就是在导航设备、定位系统不像今天这么发达的时候，渔民们用来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海水不像地面，地面上没有路，可以硬生生刨出一条路来；不刨也可以，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大海不行，它永远不会有清晰可见的路面和拐角。于是，智慧的渔民们，想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记录空间、寻找空间这个方法——他们在船上焚香计时，把水流、风向、天气等等因素考虑在内，结合指南针，便可大概算出，往哪个方位航行多久，可以看到什么岛礁。在人们不能飞高、不能用人造卫星来俯视大海的时候，可以想象，每一条路线图的得出，得付出多少代人的血泪和生命。不同版本的《更路经》，路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纯粹靠笨拙的“统计学”得出来的“成果”里，堆叠着难以数清的海风和哭声。

　　——但这些，仅仅是作为一个非渔民的理解甚至猜测，真正的事实，要残酷得多。事实上，很多当下的渔民也早已对《更路经》特别陌生了，只有在一些如传说般的老船长那里，才能听到他们对海上之路的自信、牢骚和叹息。我于是开始收集一些老渔民的故事，在他们那里，生死稀疏平常，见惯生死之后，要么变得很无所谓，要么变得更加珍惜，他们最惧怕死在海里，有时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们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弃船上岸之后，变得尴尬无语。大海如此无常，在陆地上无比确信的东西，在海上往往荡然无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虚妄之物，总觉得那些风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视着，他们也就有了诸多的讲究与忌讳……

　　所以，在《海里岸上》之中，老苏用木根刻着一艘缩小版的船，就像是《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希望用刻刀复原自己的记忆；他当然会在亲情和流传了很多代人的《更路经》之间犹疑；他幻想着把自己葬入大海，和那些曾经葬身大海的故人相遇。在收集材料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各种故事，有些故事被写进了这篇小说里，有些还没有。而这些年，越来越把自己活成陀螺，没法儿停下来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篇小说在我的文档里，永远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标题。二○一七年，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得以从工作和家庭中暂时抽身，便打算把这篇小说写出来。可即便酝酿准备了好些年，这篇小说的书写难度，仍旧超出我的预计，在完成这篇小说的间歇里，我穿插着写的两三篇短篇早已完成并陆续发表，这篇中篇仍旧遥遥无期。这两万多字，从二○一七年下半年横跨到二○一八年上半年。拖拉太久的东西，在完成之后，感觉不到成就感，只有跋涉后的疲惫和失语，自己对它也不再自信，直到《人民文学》接受了它。在杂志的编发过程中，来自编辑的反馈，也让我得以重新看待这篇小说：有的人会从我永远想不到的角度去读它。

　　这篇小说完成之后，我立即投入到一部小长篇的创作，那仍旧是一个跟大海有关的故事。那部小长篇的准备期，比《海里岸上》更长，但那部十三万多字的小长篇，完成的时间要比《海里岸上》短得多，自己在故事的奔跑中也更加顺畅——或许是因为《海里岸上》的苦熬，打开了我体内一直堵塞的气血。二○一八年上半年，完成《海里岸上》后，在书写那部小长篇的过程中，跟我一同往前奔跑的，是班上的同学陈崇正，当时他也开始写一部准备了十年的长篇。北师大课余的生活，我和他窝在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宿舍里，天天互相督促，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多少字了？”我还会在下午四点多，走出校门，到十里堡地铁口买回几个鸭头、鸭脖，拉上陈崇正、朱山坡一块儿啃，当作提神。写作疲倦之余，我开始写毛笔字，抄张迁碑、抄欧阳询，宿舍的飘窗成了我的写字台。临回海南前一天，我把三个月所写的所有毛笔字摆在宿舍里，拍了照，丢进垃圾桶。我当时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分修完了，明天回海南岛，该把欠下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补上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的逍遥时光。

　　——回到海南岛，两个月内，各种杂事席卷而来，我像经历了二十年时光，白发在疯长，睡眠越来越差。很多时候我都想在咒骂之后转身离去，让自己寻获一点人的基本尊严。可是，你知道的，我并不能那么做，我只能在内心自导自演，幻想自己还可以对很多事喊一声“去你的”。我当然再也没有时间打开电脑，写下自己想写的文字。这两个月内，我最开心的事，便是每天陪着自家小孩散步、喝椰子汁。有几回，我们带着他去海边，任海浪溅起的水花不断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叫喊着把冲上来的海浪压下去。我不喜欢长篇累牍地写那些“细致入微的情绪”，但我乐享生活中所有的小细节。

　　眼前的停滞状态，让我觉得，《海里岸上》和那部小长篇，或许便是近期自己最亲密的好朋友了，我会对它们多一些牵挂。牵挂多了，反而不愿说很多。有一天，我在微信上发了这么一条内容：“作家写了部作品，认为评论家解读不到位，便自己跳出来，说这是啥啥啥主义，恨不得自己给自己写篇五万字的长评；评论家搞创作了，发觉反响不如预期，也跳出来说自己写得如何充满深意、是在向谁致敬，只不过你们都读不懂。一旦细想，真让人头皮发麻啊，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关于《海里岸上》，我本来有很多跟作品有关的话想说，但我不想成为自己所嘲笑的那种人，不想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某个显眼的标签、指定一条进入这部作品的唯一“法定通道”、王顾左右而言他。但这些，也不是完全跟作品无关。除了《海里岸上》，我肯定还会去写一些关于大海的小说，讲述一些被风浪吞没的故事。所以，准备好吧，拎把小椅子，坐下来，不是听我讲，是听大海自己来说。

　　当我们倾听海潮声起伏的时候，便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激荡、辽阔的感觉。

　　《海里岸上》简介

　　作者简介

　　林森，男，一九八二年生。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第三十届青春诗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小镇》，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等。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全国梁斌小说奖等奖项。现供职于《天涯》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容简介

　　小说以海南一个渔村的今昔为主要叙述出发点，讲述了两代渔民的生活对比、心灵对话，勾勒出浓烈的南海记忆，其情其景让人们敬仰、感佩、思考，值得久久回味。小说结构相互穿插，迭次推进，作者林森有意将渔民在海里、岸上的故事交错并置，融合成人物对立统一的行为逻辑，增强了小说的情感张力。渔民老苏不再出海之后，对海上生活念念不忘，回忆自己出海时的勇敢、处置危险时的谨慎、对大海的敬畏，他用无言的行动，展示了粗犷的渔民生活中的深情一面。小说把那些讨海求生的艰险、海上相思的孤苦、海路精神的坚守生动地铺陈开来，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海里岸上》

　　荣获奖项的授奖词

　　《海里岸上》通过半个世纪南中国海里岸上时空的交织叙述，映现出传统与变迁、怀旧与坚守的主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以富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别开生面，有效地将物哀美学融入雄浑的叙事风格，饱含激情又含蓄蕴藉，是颇具特色的海洋小说。

　　——人民文学奖授奖词

　　青年作家林森的中篇《海里岸上》是一部难得的海洋文学佳作。小说将故事的发生背景置于海边渔村发展转型的阵痛之中，展现了老一代渔民与新生代渔民的生活与精神上的隔阂、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碰撞，丰富了我们对经略海洋、逐梦深蓝的认知。

　　——百花文学奖授奖词

　　关注生，但更关注生的对立面——死，死的尊严，使作品保有一种仪式感，一股神圣的气质。海洋气息鲜明而强烈，这在有着强大农耕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显得尤为独特。

　　——《收获》文学排行榜授奖词

　　《海里岸上》通过半个世纪海里岸上时空的交织叙述，映现出传统与变迁、怀旧与坚守的主题。小说关注生，更关注死，以及死的尊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小说以富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别开生面地、有效地将物哀美学融入雄浑的叙事风格，饱含激情又含蓄蕴藉，海洋气息鲜明而强烈。这在有着强大农耕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显得尤为独特。一位写作者，能把出生地的风貌和气质融入写作，并用这种独特的写作回馈这片地域，是一件温情又具备功德的事。

　　——华语青年作家奖授奖词

　　林森的文学写作，在题材与写法上都力求出新，其小说从岛屿上的人与事出发，抵达人性的幽微之境，由此书写海南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以既“炼意”又“炼句”的艺术追求，使小说作品内含独特的诗意。他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同代作家里少有的成熟度与厚重感，并具有自己鲜明的辨识度。

　　——茅盾文学新人奖授奖词

　　《海里岸上》

　　《北京文学》奖专家推荐语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它描述的大海、讨海渔人老苏、阿黄、罗盘和《更路经》，一切都很新鲜刺激，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很难写好。“海里”和“岸上”的结构谋篇如大海的海浪海潮般起起伏伏，进退有致，充满了节奏和韵律感。有评论说作品拓宽了中国的地理文学，2018年小说学会入选最佳年度中篇。我认为这篇作品至少拓展了中华原始农耕文明题材的疆界，向海洋深处进发、延伸，是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马津海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迷人的渔家风情，托出了一个中国式的“老人与海”的故事。作品用对比的方式描写了渔民生活的深刻变化。当年，他们在海上经历了生与死，经历了严峻的生存斗争。艰难的生存铸造出“硬汉”的性格，而今老了，再不能出海了，精气神也跟着没有了，只能望着大海而惆怅。由此，小说在写实的场景里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情调，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气质。同时，把渔民的海上磨难与一个国家的海洋领土的保卫的关系揭示得非常到位，使这部作品主题得以升华，有了时代精神的新意。

　　——张陵

　　小说通过海里和岸上两个空间的交互式叙述，将传统引向辽阔的海洋，小说凝聚着作者对于过去与未来的开放性认识，积极呼应着全球化语境中的开放意识和未来意识。

　　——贺绍俊

　　他们为了岸上的好生活出海冒险，又为了回到大海才忍受岸上生活的平庸，这貌似悖论的后面，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体验？小说题材新颖、视角独特，为我们展示的生活经验陌生而奇特。作者像是一位高明的水手，以文字为舟，引领我们从平庸、杂芜的岸上走向大海，走向神秘莫测的大海深处。其间，我们不光窥测到了海的陌生与新奇，也触摸到了人心的柔软与深邃。小说叙述沉稳有力，语言也简洁并极具质感。

　　——杜卫东

　　以海里和岸上的讲述交替进行，不同的生存状态，不同的生死遭遇。海上捕捞艰难危险，岸上生活世事变迁，父子两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观念。旧时代收藏在《更路经》、罗盘和老苏雕刻的那艘船上。新生活附着在打磨过的砗磲、现代化的大船，以及从艺术家到底层对于金钱的追逐上。年轻人同样面对生活压力，只是没有那么多困扰和坚持。老苏的固执和儿孙的放弃引发了很多矛盾，罗盘和导航仪都可以指引方向，不同的是《更路经》包含着信仰。小说关注生死，关注时代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在个体心灵深处的烙印。渔民们凭借《更路经》与罗盘，在茫茫海域辨别方向，躲避风浪，而现代化的大船凭借的是导航系统，是科学的天气预报。父子两代人对于金钱和生活，对生死与信仰，有着各自的考量，小说写出了时代转折点上复杂微妙的个体情绪。

　　——张艳梅

　　从《关关雎鸠》到《海里岸上》，林森持续在唤起人们对乡土生活的了解与共情，描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从熟习的海里游到陌生的岸上，时代的飞转，使老苏们的生活遽然失重，卫星导航消解了《更路经》和罗盘的意义，资本的力量继而剥夺了渔民通过触摸它们来重温过去的权利，但当老苏站在船身的最前面，所有《更路经》里的线路都在他眼前交错开来，我们确乎知道，世界没有征服他，“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谢有顺

　　写大海写纯粹而地道的海洋生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稀有品种”，林森的《海里岸上》因此具有题材方面的特殊性和天然优势。但林森不是靠题材取胜，而是以处理“海里岸上”的社会人性而引人瞩目。因此这篇看似命名随意的小说，就有了与题材同等分量的艺术深度，海洋文明的属性也因此在主人公老苏“人最重要”的领悟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陈福民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