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等我80岁了，也会被一个小孩子在图书馆偷拍
思维的孤独性恐怕是所有的孤独里面最巨大的一个。——蒋勋《孤独六讲》之思维孤独
我若早些年拜读蒋勋的这本书，兴许这一路走来能少一些彷徨失挫，但是真的早读到也未必能读得透析。
靠自己踉踉跄跄走过一路，发现越来越喜欢独处，便下定决心坦荡地承认自己生来不合群。直到从蒋勋的书里得知学会与孤独自处，是思考者必经之路——原来孤独不是不合群，我误解了自己这么多年。
蒋勋写了《孤独六讲》，我想谈谈“孤独六想”。
群体中出走的人都去了哪里
从小喜欢看书，现在忙了在旅途上也要带一本傍身。
为什么同样是读书多的人，有的被叫书呆子，有的是满腹书卷气？这一方面是不读书人的诬陷和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上的一些反智主义。全民“奶头乐”（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来的理论，特别泛指那一类能让人着迷、又低成本、能够使人满足的低俗娱乐内容），集体之心的存在镇止个人之心为代价。
在本书里，我一直说着一件事：这个社会要有一个从群众里走出去的孤独者，他才会比较有思想性，因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如果他在群众当中，便没办法自觉。——蒋勋《孤独六讲》之伦理孤独
我很赞同蒋勋说思考者都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他们是这个社会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群体中必定没有了容身之处。
那么群体中出走的人都去了哪里？
我坚信，人只有在感到焦虑、痛苦、无助的时候才会到书籍中去谋求答案，知不足而求学，相反那些自诩生活美满、人生成功的家伙也不再好学。
从白天到黑夜，每天那么多渴求真理的人聚在偌大的空间里却静得死寂，这是多么大的孤独感。
是谁撕毁了《金瓶梅》的773页？
蒋勋在书中不止一次呼吁语言和思维的颠覆，他认为精准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越来越准确，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
到了图书馆这个特定的场所里，所有人都成了响应者，主动阉割发音，投身到失语中去。平日里，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好比鹦鹉能模仿人类发出声音，但它没有思辨，不能称之为语言。
而在这里，唯有心中朗朗读书声。
为了孤独而出走的人是一类人，和别人保持距离，同时也是给自己的孤独预留足够的空间，所以图书馆里常常能看到沉浸在自己桌前方寸之地，一副与世隔绝的样子。
合上书也关不住的荷尔蒙
男子走了，在图书馆徒留下他的个人物品
白天坐在这个位子看书的是一个有点年纪的宅男，不用五分钟十分钟，他必定焦虑得抓头叹气，然后借势回头张望。确认过眼神，是在看什么东西，但我并不认为他望向的是窗外。
不知什么时候，他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带走了书，却留下了一袋饼干和装水的旧瓶子。
总觉得他的走显得很匆忙，会不会为了追随后排哪一位离座的女子？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蒋勋《孤独六讲》之情欲孤独
蒋勋谈到了情欲的转换，在极度的苦闷当中，会转换成孤独感。因为情欲发泄本身很容易，但是轻易解决了生理上的冲动，孤独却依然在。
因此青少年时期，蒋勋受了姐姐的影响，读了《红楼梦》、《简爱》，读了一些比较文学的作品。
而他当年班上其他的男同学，一边吃便当一边看的是武侠小说。班上看武侠小说远比黄色小说多得多，很少有老师会知道这件事情。
作家黄易所著武侠小说《寻秦记》（图片来自网络）
不禁令我起我中学的时候，班上一位男生不知从学校图书馆哪里翻到了一本叫《寻秦记》的武侠小说，私下偷读得火烧火燎，只和几个关系要好的男同学传阅。
“这个书可黄了，前面几十页上百页都在写那种事——”转述者夸张着自己看过以后种种不可言喻的体验，不可说地一击，挤挤眼睛走了。
这样的对话很快在班上传开了，就因为真看过的人寥寥无几，传得整个班级满城风雨。
有人开始套近乎、做人情，就为了借来书的那位能许可自己瞻仰片刻。获准的人像皇帝的宠儿，上课也没法再专心了，躲在最后一排埋头苦读，读得人血脉喷张、大汗淋漓。结果被到后门巡视的班主任撞见，直接进来没收了书。
这一下就炸开锅了，那些原本心怀觊觎的者，有一种“大仇已报”的幸灾乐祸，倒是几个经手人，吓得脸色惨白。
等班主任再出现的时候，是某节课铃刚响，学生们鱼贯而入，经手人们脸上没了之前的满面红光，聚在一起凝重地交代“后事”。
班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敲敲大门，另一只手在空中摇摆着那本“有罪”的《寻秦记》，“我刚刚翻了翻，怪不得上课都不好好听讲了，这本书看得人太火热啦！”
片刻寂静后是哄堂大笑。一口辨不清祖籍的普通话开腔，略带调侃的口吻，将整件事的基调，定性在一次哥们儿之间的对谈。
现在回想起来，看书的确是很多人少年时期寻找情欲孤独的宣泄口，而我们那位老师，是用智慧巧妙地化解了尴尬，成全了这份孤独，因为谁人不少年？
你翻过的书袒露了你的念想
书名《欲情课》被管理员误写成“情欲课”
当年我同学手里的一本“黄书”《寻秦记》，是在学校图书馆犄角旮旯找到的，要知道图书馆的确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曾在上海浦东图书馆里借阅过一本错刊孤本——丢了封面的《欲情课》，被图书管理员误写成了“情欲课”，真叫人啼笑皆非。
会不会是哪位读者因为书名臊眉耷眼，索性把封面撕了，特立独行的书名的确容易引起无知者的误解。
那么好心做书封面的管理员呢？他的无心之过，是粗心大意，还是对情欲的朝思暮想？结果株连文坛巨擘成了寡廉鲜耻之徒。
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我要把别人从孤独里拉出来，接受公众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蒋勋《孤独六讲》之情欲孤独
陌生的读者在《欲情课》上留下的字迹
《欲情课》是日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教授男女的恋爱圣经。我当初借阅的那一册，还留有某位仁兄在书上做的笔记，揣摩他读到这一行时有怎样的所思所想，才会留下这样的只言片语。
看书是与自我独处的方式，能与不曾谋面的书友对话，这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乐趣。
以前图书馆藏书的借书卡（图片来自于网络）
互联网和娱乐业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想宣泄心中的孤独感，全靠阅读。那时借书要手填借书卡，记录下某年某月某日，读者谁借走了此书，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归还了此书。
从这张遍布不同字迹、不同笔墨的借书卡上，你可以看得这本书流转于哪些人的手里，从他们借阅期的长短、借阅次数，推测出他们对这本书不同的喜爱程度。
同时，一些人不耻开口的想法，也能从他借阅过的书单里窥见一斑。
不管你情不情愿，你翻过的书，都袒露了你的念想。
有牺牲精神就有革命孤独
革命总是和政治政权有关，但蒋勋却认为革命是青春、是激情，是和诗有关、和美学有关，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乌托邦”的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代表子虚乌有寄托出来的邦国，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而乌托邦是闹革命的动力。
这是蒋勋的理解，我的理解是有牺牲精神，就有革命孤独。根据这个思路，就不难解释图书馆里存在这样三种革命孤独。
第一种，是并肩作战的革命孤独。指一些结伴上图书馆自习的人，要么是两人有学习的共同愿景，要么就是以一个人读书趣味为主导，另一个纯粹像书童一样陪“读”。
这可以从两人的状态判断得出，无所事事、坐立不安的，八成是来陪“读”的，在阒寂中难以自处，这种孤独感属显性。
第二种，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革命孤独，就是在线检索该书在架，但是连成号的书丛中，唯独断了那一枚编号。
很多人会因此放弃，我却是执着的少数。我会为了一本心仪的书目，访遍上海大小图书馆，因为失败为我对知识的这份如饥似渴，增添了悲剧色彩。
恰如蒋勋一语道破，革命者大都是失败者，他们的孤独感藏身于失败的悲恸与决绝之中，一旦革命成功，便走向现世与权力，在现世与权力中，革命者无能保全诗一般的孤独感。
所以，我会对一本书“踏破铁鞋无觅处”，是未能得偿所愿的失败者，却也成就了自己的革命孤独。
图书管理员正在整理书架
我要说的第三种图书馆里的革命孤独，关于图书管理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将不在书架上的藏书归位，包括读者到期归还的书、读者借阅完毕留在桌上的书，以及读者翻乱的书架。
这是一个尤其枯燥又没完没了的工作，对这个职位的要求无非是不出错、不抱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没有学历的门槛，工资微薄，唯一支撑着人信念的就是得有一份使命感作寄托，要知道这周而复始的整理，始终没法“完成”，是对人意志的消耗。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蒋勋《孤独六讲》之革命孤独
图书管理员始终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因为经由他们手刚刚整理紧密的书架，来不及欣赏，就可能被读者取阅出其中一本而坏了矩阵。
尤其是那些读完了不随手放回原位的，不仅造成其他读者无法找到，同时也增加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量，但这样的读者通常是不理解的：“我有什么错，图书管理员不就是整理书的吗？”
他们并不知道整理图书是一项无休无止的工作，这种付出难以收获持久的成就感。图书管理员每天在这些书架前反复整理，一天几次，闭馆后还要整理如新，为了翌日迎接新涌入的人潮。
我唯一的猜想，是一份对“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敬畏之心，撑起他们不动声色的孤独，亦如革命时期未被载入史册的千千万万的无名百姓，我们只记住了流芳百世的英雄。
若把架上每一本书看作是一人
图书馆里的每一册书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编号，就像每一个公民有一串象征自己唯一身份的数字，这是为了识别身份，也是独立客体的象征。
这项工作被称为图书编目，我国公共图书馆采用的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启用26个英文字母其中的22个（L、M、W、Y未被使用）作分类代码，再结合自身馆情分配种次号的阿拉伯数字，两者共同组成索书号，从而形成每个馆的馆藏目录体系。
找书的时候，先确定字母代表的分类代码，在图书馆地图上锁定片区方位，再到这片区众多书架上找到字母后第一个数字的相应书架，例如K2、J7。缩小范围后，在标有这个号码的几个书架上，查看藏书后面几位数字依次对应。
书架上按序排列的图书
通常图书馆里的藏书都是按序号渐次排列，凭一串字母数字组成的图书编号确认藏书位置的过程，有一种无以名状的难耐，好几次到了核对最后几位数字的关头，我专注地扫过一排排由小到大的序列号，是否入囊在此一举，惊心吊魄。
可惜，还是有很多次，检索在架却不见藏书，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望着一本紧挨着一本排得密密麻麻的书架，就好像从来都不曾有过那一册。
这种“失踪感”，让我想起蒋勋在书里谈到伦理孤独——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失踪变成了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确实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对你而言也是失踪了。——蒋勋《孤独六讲》之伦理孤独
但反过来想，拥有一个独立编号的图书，犹如一个独立的人，那它的“失踪”就可以解释了。
蒋勋说过，“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里走出去，需要对自我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众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这么看来，那些从书架上“失踪”的图书，它们是特立独行的一类，虽说让按图索骥的读者扑空失望了，却也成就了他们在失败中才迸发的革命孤独。
不仅如此，只因编目的独立性，令图书有了自我，“失踪”是它为了颠覆图书馆制定的刻板秩序，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己的伦理孤独。这是它身为一本具有独立编号、独立自我的图书本拥有的权力。
到期还书何尝不是一种暴力
孔乙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为了解除尴尬和别人的揶揄而化用的，说白了是鲁迅铺的一个幽默梗。吊诡的是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怙恶不悛，图书馆里相当一部分下落不明的书，都拜“民间孔乙己”所赐，这无疑是对其他读者阅读权的某种“施暴”。
反过来我又在想，为什么有人不守规矩地把书顺走，除了少数人真的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同时又对知识迫切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动机呢？
挑灯夜读的读书人不分老幼
一般图书馆的规定是，从借阅当天起算，一个月后必须要归还。可以续借一次，但续借到期后必须带着书和借书卡，到图书馆内办理一次归还与重新借阅的手续。
这对一部分人来讲可能是个麻烦。他们的逻辑是：我借下这本书，难道它不应当属于我，直到我看完吗？
其实在同意以借阅的形式得到这本书的同时，就默认了出借方提出的续借和还书的规则。但这种逻辑谬论并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我想说，站在读者的角度，到期归还的确存在某种“暴力性”。
对于遵守规则的读者来说，承受归期倒计时带来的压力，就是借阅条款带给自我的暴力孤独。而那些对立违抗者选择以暴制暴，结果是其他读者被剥夺了对这本书的阅读权，酿成图书馆里更大的暴力孤独。
这种暴力孤独又通过其他读者“革命尚未成功”的失落，在心中留下了的遗憾的惆怅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人反倒很享受这种若有所失。
革命者悲天悯人的革命思想，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暴力？例如我提出一个假说“走向革命场域的男女，有一部分是在满足自己暴力残酷之感”，你是否会同意？——蒋勋《孤独六讲》之暴力孤独
然而合上书，一切又恢复了阒寂。
提着包走出图书馆的人四散而去，投奔各自的生活，即使是在街上打照面，也不会寒暄，认不出彼此，因为在图书馆的时候，视野只及双手捧着的方寸之间，从没关心过邻座的脸。
曾那么亲密，又那么疏离。
都说人是群居动物，人类在史前，就以经集体捕猎了，以后又有了氏族、聚落，现在我们以城市为单位群居，并且有了朋友家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人际关系。
为了融入群体，我们改变、放弃，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随波逐流，因为我们害怕不合群，因为群体的对立面正意味着被孤立。
好在，看书这件事，始终是属于个人的，能在群居生活里得以一口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