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 李阳：操演理论的叙事话语维度再阐释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其研究广泛地覆盖了主体、性别、伦理、政治等各个领域，其中对性别、身份、身体的研究具有学理上的思辨深度。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当属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操演理论不仅为性别身份建构的思考提供了建设性的看法，在哲学主体、酷儿研究、族裔研究、文化创伤等领域也具有理论使用的相通性。性别操演的基本阐释逻辑有两种：第一种是着眼于社会整体，为“权力—话语—个体”。这一逻辑是在巴特勒对各个元素分而后和的分析中建立的，着重关注不同的权力关系下话语的生产运作，个体对话语的操演以及操演断裂后个体对权力再征引的辩证循环过程。第二种是着眼于个体层面，以“询唤—征引—重复”为过程性节点，说明个体在他者对其性别身份的询唤后开始了对性别规范的征引以及语言和身体上的重复性操演，最后形成了看似稳定和自然的性别身份。以上两种理论逻辑是由于研究焦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当聚焦于主体的整体性形成时，宏观的权力与话语、个体的操演以及各个元素之间辩证互构的运作成为阐释的重点。当聚焦于个体的操演过程时，他者的询唤、个体的征引和重复性操演则更能表明个体形构的动态性以及主他共存性。虽然两种阐释的聚焦不同，但是共同构成了操演理论的基本阐释逻辑。以上述两个基本阐释逻辑为起点，突破性别研究的范畴，操演理论具有在更广泛语境中的再阐释活力。如在性别与种族的平行研究上，可以将操演理论纳入种族研究的范畴内进行再阐释。再阐释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种族和性别一样，不仅仅是对身体物质性的特征描述并勾连着文化和社会维度的定义，更要面对权力的形塑。少数族群既要被动地纳入权力框架去操演主流文化，也“在主流社会政治、文化霸权的‘凝视’下，‘自觉’操演由主流社会霸权文化所界定的少数族裔身份。”①在重复性操演的过程中，种族身份得以自然化、合理化、常态化以及规范化。而“种族操演同性别操演一样，也具有双重性特征。这种双重性是在少数族群处于弱势或不能公开反抗主流社会种族规范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策略。”②除此之外，操演理论还具有跨研究类别再阐释的可行性。以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对文化创伤的界定为例：“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的，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③在亚历山大的定义中，个体或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表明文化创伤不是亲历性的经验，而是个体接受了创伤经验的话语，形成了文化创伤主体。那么“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操演是创伤表征的过程；创伤成为操演的对象。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对文化创伤的操演是建构创伤话语的途径”。④因此，在文化创伤主体塑造的问题上，可以利用操演理论对其进行再阐释。
如果将研究视点进行新的位移，阐释逻辑同样会发生改变。齐泽克(Slavoj iek)认为不同的视点之间会存在视差鸿沟(parallax gap)，但他更强调“只有通过位置的移动，只有通过视差的转换，才能消解视差，将其并置”。⑤那么，通过将研究视点位移，是可以形成多维度的关照视角，并置多种的阐释范式，操演理论才会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从而生发出新的研究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人主观能动的视点转换就是打开新研究方向的关键。当研究视线聚焦在话语时，话语便不再是宽泛而模糊的含义，而是以“叙事话语”代替话语以增强其具体的指涉。一方面，叙事话语可以看成“叙事的话语”，通过对叙事这一动作的强调，话语研究才能包括叙事动作的发出者、不同叙事方式和受述者阐释的多层考量，不至于陷入静态的、与权力和人相割裂且孤立的研究境地。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文化和认知情感的话语表达，只有“叙事话语”一词才能反映出一定叙事视点、叙事结构、叙事人称、叙事手法等的不同使用，着重强调权力以若干叙事策略建构了话语体系，并力求以叙事策略把控话语的阐释效果。那么，将操演理论的研究视点再次位移，从叙事话语的角度进行分析后，特定的社会结构可以看成一个巨大的、流动的且被各种分散性权力支配的叙事话语场域，场域内部有主流、非主流以及诸多亚型叙事话语。这些叙事场域时时处于相互影响、生产与消逝的运动之中。当个体面对着先验的、巨大的、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叙事话语场域时，个体只有对先在性叙事话语进行操演，才能开启主体的建构之旅。但是也由于话语内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断裂、操演的断裂以及权力下叙事话语内部的各种竞争，叙事话语的改写也在不断地发生。叙事改写又促进场域不断地流动，与权力和主体之间形成了动态的辩证互构关系。通过以上论述，以叙事话语为焦点，操演理论可以再次被阐释为叙事话语的“生产—实践—改写”的逻辑。而这一阐释逻辑的不同之处在于，性别、种族和文化创伤的再阐释以“主体性的获得分析”为研究中心，而新的阐释逻辑则以“叙事话语”为研究中心，关联权力与主体的问题。
一、建构与管制：叙事话语生产的两个面向
朱迪斯·巴特勒在福柯(Micheal Foucault)权力话语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叙事话语的生产。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以系谱学的方法讲述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现代时期惩罚和监狱的历史。书中翔实的例证表明，权力不仅仅表现为管控、限制、压抑与消灭，同时也是对主体的矫正与改造。在另一篇著作《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也考察了话语如何以“知识”的面貌管理和控制主体。虽然权力和话语是福柯研究的重要关键词，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⑥权力话语理论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对权力压抑性和管制性的既有认知，补足了权力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在福柯的影响下，巴特勒将叙事话语生产的分析同样置于权力和主体框架内进行研究，既关联了权力的运作，又勾连着主体的形构。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问题上，福柯论述得较于宽泛，而巴特勒将“话语”具体到了“叙事话语”，并分析权力与其的关系。
巴特勒对叙事话语运作的理解分为权力下的建构和管制两个面向。权力对叙事话语的建构运作表现在以叙事策略建构若干单义和线性的叙事话语。在巴特勒论述的语境之中，“单义”可以分为阐释层面和话语所指层面。阐释层面的单义指的是，权力对叙事话语建构的目标是力求减少多元维度的解读而指向阐释的单一。所指的单义则忽视了语言本身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延异特点，呈现出对单义的偏执。在对线性的分析上，巴特勒与福柯的意见相同，指出大众确实偏爱线性叙事，而厌恶非线性的差异、事件的偶然与突变、叙事的无序和混乱。与此同时，“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⑦巴特勒肯定了线性叙事对主体的必要性，但是同时批判权力在运作的时候，强行建构出某些线性但不符合常理的叙事话语。在具体的叙事建构分析中，情势以及叙事策略的使用是巴特勒论述的创新点。在对具体情势的使用上，巴特勒解释说：“起源故事的编造，通常会描述律法出现之前的一种情势。”⑧而某种法律法规的建制往往被叙述成特定情势下避无可避的结果。在叙事策略的使用上，以“后设”为基本，同时运用预设、倒因为果、二元对立、视点偷换、修辞隐喻等方法，并将创伤叙事等因素纳入运作过程之中。“后设”中“后”是时序上的后，“设”为叙事话语的设定，任何叙事的建构是事件发生之后，叙事者后来对事件的描述，即后来设定的叙事。除此之外，巴特勒认为“后设历史”(meta-history)与“后设叙事”具有同一性。也只有在事件与叙事的时差之中，权力才能进入具体叙事话语层面而运作。巴特勒提炼并批判了四种话语预设：主体性的预设、原初欲望的预设、性取向的预设、性别气质的预设。诸多的话语“预设”会导致“倒因为果”的逻辑颠倒，主要表现为“身体为因，性别身份为果”的颠倒。生理为因的含义是将生理的物质性视为原因，性别身份的“男”与“女”为果。以此为衍生，可以将这一链条扩大到“身体为因，欲望为果”“身体为因，性取向为果”等逻辑的颠倒。以上若干论述都支持：生理是性别身份、欲望和性取向的原因；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则有隐性与显性之分，它既明显地表现在各种话语样态中，又隐秘地内嵌在个体的思想认知上。“视点偷换”则是以他者之眼代述我之故事，却被我当作了自己的叙述。如性别叙事中，视点偷换是以男性视角代替女性视角进行论述为表征。修辞隐喻：巴特勒认为：“分析性言语多半是修辞性的。”⑨而权力则以不同的修辞来控制叙事话语不同的阐释效果。
权力对叙事话语的管制性运作表现在压抑、控制和驱逐另一些叙事话语。当权力对叙事话语进行管控时，首先建立了排除性叙事话语。特别是在当下福利性社会、人权观念深入和法律观念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质的管控和排除行为需要一套合理的叙事话语。其次是控制可见视域范围。大众日常所能接触到的是公共领域中各种霸权性的叙事话语，而“霸权的描述方式反映了公共生活中可曝光事物范围，反映了公共‘视听领域’(field of appearance)的界限”⑩。换言之，权力在管控和圈定着公共领域的表征范围。再次是权力对叙事话语与叙事者的审查与褫夺。巴特勒以《关塔那摩诗集》为例，此本诗集“经过美国国防部的审查，共有22首诗歌得以集结面世”(11)。但是实际上，“美军没收或销毁了关塔那摩监狱在押人员的绝大部分诗作，所以这些作品绝不会传到编撰诗集的律师和人权工作者手中。”(12)最后是污名策略的使用。权力“试图以污名策略将其排除于有效的政治话语之外”(13)。因此，污名是权力的一种话语策略，是将负面的形象、低劣的品行、病态的心理等以话语的手段强加到另一个人、族群、甚至是国家之上。
在权力对叙事话语建构和管控的双重运作下，产生了一种叙事话语场域。这样的叙事话语场域既代表着不同的意识文化形态，也代表着社会体系，其样态则表现为知识、理论、文学，并以肉身化的形式表征为自然性别、虚幻的身份和身体的风格。巴特勒对叙事话语生产机制的分析虽然隐含着对叙事话语批判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巴特勒并不是要抨击全部的叙事话语体系，也不是丧失了规范正义性，而是旨在对某些陈旧僵硬的叙事话语进行反思和质疑。这可以从巴特勒对理论、文学作品以及美国现实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偏见、歧视、不公的反驳中得以印证。
二、操演理论的同构性分析：叙事话语实践
个体对权力以及权力下叙事话语的依靠是源于自身的普遍脆弱本质，这一特质也是叙事话语实践的前提。无论是从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讨论社会主体如何通过语言的“询唤”而形成，还是福柯权力话语生产的观点，巴特勒同意权力不仅仅对主体起到压抑和管制的作用，同时也形成(forming)了主体。那么在主体形构的问题上，权力及其权力下的叙事话语就是个体存在必须依靠的东西，是主体建构的条件和欲望的轨道，也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本性来源。对于个体的依靠性来说则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屈从，而外在服从也说明内在的屈从已经发生，这是一种权力所采取精神形式，以不断转向(turning)的方式不断向自身转回(turning back upon)，最后以内化的方式存在。在个体为什么会以屈从为状态，对叙事话语进行意指实践上的问题上，巴特勒提出了个体“普遍脆弱的特质”这一想法。普遍脆弱的特质不仅仅表现为我们的肉体极易遭受暴力的伤害以及精神的极度脆弱，也因为我们对存在(to be)的欲求。巴特勒解释说，“对服从的渴望，建基于一种对社会存在的渴望之上。”(14)个体如果没有这种存在的渴望，没有踏入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那么个体在社会维度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存在的渴望对主体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种“我甘愿在屈从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困境，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利用的欲望。这导致个体为了追求社会性存在，既服从于自己的屈从，以开启自身的主体建构之旅，也接受了权力的管控和压制。与此同时，个体在符号层面也是脆弱的。个体面对巨大的、先在的、并不由其个人生产的叙事话语场域时，是处于一种语言层面的苍白与裸露，无法成为言说的主体。这样的状态是“注定要在并非由它自己所创造的范畴、术语和名称中，去寻找对它自己的存在的认同，主体只得在有支配权的和冷漠的话语中，寻找外在于它自己的它自己存在的符号。”(15)而对言说主体的追求代表着成为“一种语言的范畴，一个占位的符号，一个形成中的结构”(16)，更意味着通过叙述自我故事而获得文化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那么，在个体的符号脆弱下，话语习得意味着对言说主体的追求，也是对文化可理解性的追求。
叙事话语意指实践的过程和操演理论具有同构性，都是以主体建构中的“询唤、征引、重复”为主要过程性节点。其中操演理论是将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叙事话语的研究让位于主体的形构研究。而叙事话语的意指实践是以叙事话语为研究对象，强调叙事话语研究的主体地位，偏重于个体以“操演”的方式延续叙事话语。叙事话语的意指实践以巴特勒的性别分析为例：婴儿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他者从语言上询唤(interpellation)为男孩和女孩。男与女的二元性别模式不仅仅是简单的性别分类，也代表着个体被纳入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异性恋结构、亲缘制度以及所代表的叙事话语场域，其中乱伦、同性恋等成为话语禁忌。如果被划在女性的阵营内部，“女性”一词也绝对不是一个苍白的能指，它代表着女性被纳入不同话语语境，承担着不同国家、阶级、族群等不同的叙事责任和义务。无论被询唤为男性还是女性，不同语境中的个体会不断地征引(citation)这些两性话语规则来指导自己的所思所做。两性的话语规则并不简单而直白地展现自己，而是以叙事的方式呈现。这是因为叙事话语从主题上既可以追溯历史、关照当下、预示未来，又在方式上以一定的修辞、结构、时态等呈现，并以其情节性、虚构性、审美性激发定向的阐释效果、道德回应和情感反应，隐秘地参与建构受述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么相比于话语，权力更喜欢采取叙事话语的方式，以一定的叙事策略进行建构，以达到权力的合理化运作。个体的征引行为也是在对各种叙事话语阐释后发生，表现在个体不断地对叙事话语进行阐释以及再阐释，在阐释的过程中反复地刺激、强化既有的认知，从而形成一种总体性思维模式。与此同时，身体也处于高度规制性的框架中，它被各种文化所定义、规范、管制，同样存在着物质性的仪式化重复(repetition)，最后形成了某种特定的肉身风格。叙事话语的意指实践在语言维度和身体维度同时进行，这一过程也代表着叙事话语穿透了个体的精神并铭刻了身体的物质性。此外，巴特勒也明确表示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也是操演理论的资源，庞蒂对身心一元论的支持表明了当个体的思维认同某种叙事话语时，身体同样表现出认同的行为，个体不断地接受话语的刺激，身体也会产生回应。因此，叙事话语意指实践是从巴特勒性别操演的论述推向到普遍个体的维度。
叙事话语实践的结果则形成了一种“自然性”。巴特勒引用了雅克·德里达在《赠予时间》中的一段话：“世上并无自然状态(Nature)，只有自然状态之后果：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或自然化(naturalization)。”(17)叙事话语的效果同样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这种自然性表现在认知上的合理以及身体上的自然表达。巴特勒主要指出四种自然性：先验的自然主体、男与女的自然二分、异性相吸的自然之恋、身体的自然物质性。先验的自然主体表现为固定、同一、自主、理智，而这些特质被看作人生来就自然具备的，与社会文化并无关系。男女的自然二分则表现在个体在性别身份上，只有男与女两种立场。虽然性别化的二元结构依靠性别身份的差异化而形成，但任何脱离二分框架的个体如赫尔克林·巴尔滨(同时拥有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无法找到自己所属的话语框架，是非自然的产物，是需要被矫正成自然性别。异性相吸的自然之恋是男人天生喜欢女人，而女人天生喜欢男人，违背异性相吸模式的如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等被看作非自然的，并遭受了异性恋文化的压制和驱逐。最后身体物质性的自然表现在拥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拥有对应的自然身份。除此之外，巴特勒还深入理论内部，从女性主义研究的立场挖掘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然化表现。如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精神分析，将女性的“缺乏”论述为本质，其象征域也隐含了大写的男性律法，这无不反映了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自然性的认知。在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如波伏娃将性别阐述成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时，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论也容易陷入男性文化决定论的泥潭，也是变相地对男性文化的复制。这种观念被自然化后，隐秘地内嵌于学者的认知中，又前置到书写的理论中。但是认知的合理是一种伪合理，是先在叙事话语产生的真实效果，这些效果被误认为真实本身。而身体的自然表达是话语在身体维度造就了各种的物化真实。实际上，身体不是欲望的原因，而是权力通过叙事话语塑造的欲望展现的场所，身体是权力下叙事话语的客体(object)。因此，身体总是以某种文化符号的姿态展现，如女人的S曲线、婀娜的身姿、举手投足的温婉娴静等。最后正如维蒂格所言，我们被迫在身体上、心理上、在一个又一个特点上，符合了那些为我们建立自然的理念。
三、断裂：叙事话语改写的常态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叙事话语的改写是既定的事实。如从以前对女性叙事者身份的剥夺，到女性开始叙事自己的故事，从“自然即命运”到“共同体”性别平等的思想，话语的变迁显示叙事话语的改写是过往存在、持续发生、也指向未来的行为。叙事话语改写的原因首先在于权力的细化性分布。巴特勒在对这些权力进行论述的时候，认为权力并非以一元整体的形态进行运作，而是具体细化到各个层面。巴特勒主要论述及批判了权力的五个基本领域：父权和男性霸权、权力的精神运作、政治权力、异性恋的文化霸权以及叙事霸权，批判的目的在于为女性、同性恋、边缘人等进行权力的争取。权力的分散性以及彼此之间的对抗代表不同叙事话语也处于对抗之中，对抗又为改写提供了动力。其次，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也是断裂的。巴特勒认为如果过于强调语言的共时性，并“把语言描绘为一个系统整体，它实际上压抑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瞬间(the moment of difference)、裂隙(fêlure)、不连贯或换喻滑动(metonymic slippage)等”(18)现象。例如对于女性主义预设“女人”这一普遍性概念的批判中，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对“女人”这个统一身份的假设忽略了“女人”本身不是稳定的能指，但是“女人”却成了假定的普遍性，成为女性主义统一联盟的身份前提。统一身份的设立使得女性内部的多元化、独特化被忽视。而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巴特勒提倡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主体这一概念，女性主义也应该从单一能指与所指的困境中走出来，避免遭受到女性身份框架之外或反身份的挑战。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话语的阐释并不是前后连贯的，相反，话语不断地在各种文化、种族、性别、政治、地域和阶级的具体语境中交互作用。随着语境的转换，话语意义不断的分裂和增衍，形成了弥散性的话语阐释。最后，叙事话语框架也是局限而断裂的。巴特勒以希腊悲剧人物安提戈涅为例。安提戈涅作为俄狄浦斯乱伦的后代，既不能代表传统的亲缘关系，也不是亲缘之外的什么东西，而是社会在重复亲缘关系时，对标准规范的一次偏离。从安提戈涅在亲缘关系话语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奔赴死亡来看，框架的运作是通过排除性的实践行为产生的，话语框架则代表着文化的理解矩阵(matrix of intelligibility)，个体既依赖框架来理解各种文化现象，也依赖框架去识别各种主体以及身份。但是框架的含义就是暗含着框架的内外之分，框架之外是一种不被承认、不被允许的存在，边界也无法以语言再现自身，这代表着文化可理解性的局限，显示出社会的结构性限制。语言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弥散性解读、多元化解读又被纳入结构性限制的话语框架中运作时，就在话语层面埋下了矛盾、冲突以及颠覆的潜能。
在话语实践层面，个体的操演面临“更为普遍意义上性别操演的不稳定性(precarity)”(19)，即操演的断裂。巴特勒以齐泽克的空符号(empty sign)理论进行分析，齐泽克认为符号是非描述性的，不代表任何群体，它只是一种幻识性投注。个体对每一个意符的阐释都是一种永久的误读。在重复性的误读中，主体被建立，但是“它是在被生产的过程中，被反复生产出来的。正是一种重复的可能性，它没有巩固那个解离的一致性，即主体，而是增生扩散了那种破坏规范化力量的效果”。(20)那么，一切话语询唤后的建构都注定失败，无法脱离其或然性，因此，任何话语的形构都必须考虑话语或象征无法包容的东西。断裂表现在认知和身体实践的断裂，是个体永远难以抵达规范的断裂。操演断裂后则生产了贱斥(abject)。对巴特勒来说，“贱斥绝不限于性别和异性恋。它与各种身体有关，这些身体的生命不被认为是‘生命’，其物质性不被理解为物质。”(21)关于贱斥，我们可以从个体贱斥性和特定贱斥群体来理解。在个体的诸多属性之中，总有不被称作“人性”的贱斥性存在，反映了个体操演的断裂。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上，存在无法获得文化理解性的贱斥者。这些特定的贱斥群体遭遇了管制甚至驱逐，显示出了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博弈和斗争。从结果上来看，主流文化也往往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巴特勒为贱斥者发声也是在批判某些人类定义的单一性与刻板性。如同性恋被视作社会和心灵的死亡及精神的变态，文化以各种方式消灭酷儿，战犯人权的问题难以成为问题。以上例子都反映出贱斥者没有被纳入“人”的定义之中，而被称作“非人”。在这个非人的空间，人类的标准丧失意义、人道主义也模糊了。巴特勒质疑，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定义存有刻板印象，如果我们对任何没有按照定义展现人性的个体进行贱斥化处理，如果这些人被定为非理性、非常态的、非自然、不正常，则显示我们对人类的定义是偏颇和局限的，对人类的异质性是难以包容的。既然被称作人类，就意味着人类身份的多元，多元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也是常态，也正是这种冲突不断地形成并修改着人类的具体含义，而打开对“人”的定义也是打开理解矩阵的钥匙。
在巴特勒的论述中，叙事话语改写是一种常态，个体也可以为了一个更值得生活世界(a liveable life)而主动地以“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策略打通不同叙事话语的隔阂，并积极倡导“共同体”的叙事伦理。主体虽然被社会文化所形塑，但是“这个作为我的‘我’不仅是规范所构造，并依赖于规范的，同时这个‘我’也力图与这些规范保持一种批判的、转化性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生活”。(22)那么先在性叙事话语场域即使形塑了社会性主体，但是个体对其也保持着辩证的转化关系。转化的动力就来自操演断裂普遍性和常态性，来自再语境化叙事话语的实践，生产了异质而多元的主体。无论是主流文化框架之内还是框架之外，每一个主体都在以叙事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流入社会这个大的叙事场域之中，权力再次对其进行框架内外的割裂和划分，再次生产着贱斥与非贱斥，在这一个无限循环的运作中，叙事话语的场域不断地运动，先在性叙事话语也不断地在被改写。这样的改写是原发性且时间性的积累。巴特勒在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时，面对世界上各种意识形态以及话语力量的冲突时，倡导“共同体”的叙事伦理和文化翻译的策略以打破不同话语之间的隔阂。巴特勒说到“我们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他者的存在——在其独特性中，正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也依赖于他者所见、所听、所知和所理解的规范性视域，也是批判开放性的关键。”(23)从社会现实上，不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远近，我与他者之间都具有亲邻性(neighborhood)。从我们对世界认知上，“没有他者，世界不会展现自身，没有彼此，我们也是无言的”。(24)从个体的建构中，他者也出现在“我”的建构过程中，他性进入到我性之中，我中有他则是互构的常态，也正是主体中异己成分(foreignness)构成了主他之间的伦理关系。共同体意味着“我”与他之间纽带极为紧密，难以割裂，叙事伦理正是要建立在主他共存的现实之上，承担共同的伦理建构责任。巴特勒也以格罗瑞亚·安扎阿杜的讨论去思考个体的能动性从而提出文化翻译的策略。尽管每个国家有很多认识论上的分歧，但是仍然存在所有人类共同拥护的诉求，如反对暴力，共同维护妇女儿童的利益、医疗保障、生育支持、文化权益。“我们的社会转化能力的源泉就在于我们在不同世界间斡旋、投入到文化翻译中去，以及通过语言和社群来经历那些塑造我们的复杂文化关系的能力。”(25)不同的国家、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选择的道路都不尽相同，拥有着不同的信仰，经历不同的经历，但是从目的地来说我们紧密相连，我们相互依存，都在为更值得生活的世界努力。因此，通过文化翻译，建构共同体的叙事伦理，才能打破种族、国家、社会和团体的区隔，加强对多样化社会的理解，从而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
即使从叙事话语角度对操演理论进行再阐释，仍然能够显现出巴特勒较为明显的左派政治倾向，主要体现在“它是基于边缘颠覆统治文化规范为策略，试图为左翼文化政治做出贡献，”(26)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巴特勒对叙事改写的激进态度。虽然巴特勒论证的确实是叙事话语改写的普遍与常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巴特勒抨击所有的话语体系，而丧失了规范的公正。对巴特勒话语改写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在人道、公平、自由的叙事话语问题上，其存在极其的必要，叙事话语也应该向着更好的方向进行改写。而刻板、僵硬、偏见的叙事话语更应该被质疑、反思直至改写。最后，巴特勒叙事话语思想研究的落脚点不是瓦解一切叙事话语，而是以更值得生活的世界和更加合理的话语体系为奋斗目标，在“共同体”的叙事伦理下持续推进。
注释：
①②王建会：《种族操演性——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国外文学》2014年第3期。
③转引自：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④王建会：《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⑤赵淳：《西方文论关键词——视差》，《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
⑥[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III》，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
⑧(18)[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页，第76页。
⑨(22)(25)[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9页，第3页，第233页。
⑩(13)[美]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第6页。
(11)(12)[美]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何磊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第117页。
(14)(15)(16)(20)[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第18页，第10页，第87页。
(17)[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页。
(19)Judith Butler,Performativity,Precarity and Sexual Politics,Anthropologos Iberoamericanos,2009,p.i.
(21)Irene Costera Meijer and Baukje Prins,How Bodies Come to Matter: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Signs,1998,p.281.
(23)Judith Butler,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Diacritics,2001,p.22.
(24)Judith Butler and Stephenie Berbec,We are Wordless Without One Another: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The Other Journal,2017,p.6.
(26)Geoff Boucher,The Politics of Performativity:A Critique of Judith Butler,Parrhesia,2006,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