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铖:杂学、思想与诗意的交融

  迄今为止,张清华共出版了四部散文与随笔著作:《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怀念一匹羞涩的狼》《春梦六解》。四部作品中的主体部分大概都属于文化散文,或学术随笔,其中就文体而言,比较接近于散文或大散文的,是《海德堡笔记》和《春梦六解》两部。

  张清华的散文,营造的是“有我之境”,处处可见其人的胸襟、气度、涵养和性情。这个“我”个性突显而又人格厚重,同时显现出多重文化身份:是学识驳杂的学者,喜欢引经据典,惯于理论思辨;是关注社会人生的知识者形象,时时反思传统,批判国民性弱点;还是才华难掩的诗人,总在生命感慨中注入充沛的诗意。三重文化身份交织,赋予了他的散文以独特风格:知识和灵性兼备,理性和文采俱足,洋洋洒洒而收放有度,味道醇厚而毫不滞涩。

  学者之杂与文字之魅

  作者曾多次与我谈及,散文写作看似轻易,但最需文化修养,文章要写得好,需涉猎更多“杂学”。在一篇随笔中,他曾以人的体格作喻,认为写作者需要“吃肉喝奶,更兼取杂粮”,才能营养良好。“杂学”之难在一个“杂”字,作家要想涵今茹古,不仅要阅读经史子集,还要遍观稗闻野史,文字方见纵深和余地。浏览一下新文学史上的文章大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钱锺书、汪曾祺、张中行、余秋雨,这些声名显赫者,哪个不是博学之士。周作文写散文,一度一段接一段地引用,连缀起来,稍加点染,一篇稿子就成了。世人觉得这样做太省事,讥之为“文抄公”。可是,难道就没人想过,能把恰当的文字摘录到恰当的去处,这需要有何等的“杂学”功力?

  了解张清华学术经历的人,就知道他的知识结构也有一个“杂”字:他最早在高校任教时。曾一度讲授世界文学,对域外文学颇下了一番功夫;他曾因为参与研究课题的需要,而系统梳理过古代文学,并在多部著述中参与撰写古代部分的内容;多年来以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业,大量阅览时人作品。再加上他平日里喜好历史、哲学、文化,手不释卷……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知识不能不“杂”。读《春梦六解》,就能强烈地察觉到他的通文达艺。《贾瑞之梦,抑或风月宝鉴》一篇,所涉的著作诗文大约就有这些:美国人马克·彭德格拉斯特的《镜子的历史》、佛家的《摩诃僧祇律》、曹雪芹的《红楼梦》、霭理士的《性心理学》、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薄伽丘的《十日谈》、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祝味菊的《病原》、吴承恩的《西游记》、严复的《原强》、雨果的《克伦威尔·序》《巴黎圣母院》、戴逸的《光绪之死》、博尔赫斯的《镜子》、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张枣的《镜中》,还有艺术史上一些重要的画作:丢勒的《青春、老年和死亡寓意画》、巴尔东的《镜中的骷髅》等等,可谓门类繁复。考据属于文献学的方法,是标准的“掉书袋”,当然需要“杂学”支撑。一般地说,考据从书本到书本,比较枯燥,非专业人员很少喜欢。可也不尽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汪曾祺那样的写文章高手,居然以考据入文,而且能写得活色生香。他的《四方食事·(二)切脍》《城隍·土地·灶王爷》《葵·薤》等,就是这样的妙文。《春梦六解》也有此种手笔,多篇文章中间穿插小考证。他引用《诗经》、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李善为张衡《思玄赋》所作之注中的资料,考证“玄鸟”究竟为何物;引用《山海经》、汉代纬书《龙鱼河图》、李昉的《太平御览》等书中的资料,考证“玄女”的身世。读书多了,视野自然显得宽广,联想挪移的空间就阔大,广采博引,各种材料即能被调动到一处。这就好比调制鸡尾酒,不同的酒类饮品勾兑一处,不同层次的味道配置起来,醇厚而丰富之美就出来了。

  作为学者,张清华当然不是一个“词典式”的知识收集者,对于建构理论,他有本能的冲动。在他看来,不能洞察人类的潜意识世界,就无法破解大量现代文学作品的秘密,因此他对精神分析理论一直情有独钟。修炼日久,有时不免抡起理论的镰刀收割一番,于是写出了《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这样的大块文章。《春梦六解》一书的总体理论背景也是精神分析,春梦、白日梦、刻意遗忘、遗精之梦的运作机制、伪装、化装、代偿功能、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术语随处可见。但是,他竭力避免把自己的文章弄得学究气十足,尽力让一切趣味盎然,或操弄“元叙事”,或插科打诨,不惜搞出些许后现代的味道。没有注释,没有大段引用,更没有晦涩冗长的阐释,他只是让理论的高汤渗透到《春梦六解》这锅菜里。但是,出于职业的惯性,于不经意间,他还是施展了自己理论构建的才能,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做了补充和发展。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只提出“伪君子的梦”这样一个术语,没有更深入的论述。张清华则从现实剖析入手,把这个干瘪的术语填充起来,丰富起来,直到画出一个活生生的病态灵魂。他发现有一类疯子,其之所以失常,不是因为潜意识的泛滥,而是因为“超我”过于畸形和强大,“在支配着他们身上的‘善的冲动’,驱使着他们去‘扮演一个好人’”(《克劳狄乌斯之梦》)。他又自此事实出发,对克劳狄乌斯这个残忍的野心家装扮贤明的君主、正直的丈夫和慈爱的继父的角色的原因,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政治梦”的论述,是张清华的另一个理论创见。无论是在史书上、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政治梦”可谓俯拾皆是——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动物”怎么会不做“政治梦”呢?但是奇怪的是,一向对学术极为敏感的弗洛伊德,竟然对这一现象置若罔闻。张清华翻检了一下《水浒传》,发现不仅宋江这样的小吏做“政治梦”,就连李逵这样的粗人也做“政治梦”。他分析了“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那一回,惊愕地发现“梦遇女神”的情节,居然是理解《水浒传》主题的关键,正是这个情节解决了梁山聚义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是强调宋江的造反“授自天命”,一是暗示了“替天行道”的理论出处,为以后的投降朝廷埋下伏笔(《宋公明与黑旋风之梦》)。“伪君子的梦”“政治梦”是张清华长期研读精神分析的额外收获,在事实上弥补了弗洛伊德的两个理论缺口。古代作家已经着手揭示人类精神的深层秘密,现代作家更是希望找到心灵的“原子”,对人类潜意识领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每一点推进,学术价值都不容低估。

  像这种理论建构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多的时候,学者的创见产生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之中:他人忽视之处的洞察、崭新问题的发现,或者既有观念的质疑。张清华谈论历史,往往把历史幽暗处暴露出来,别具慧眼。关于刘邦的身世,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刘邦的母亲“梦与神遇”而受孕——这显然是一个“春梦”;而恰在此时,丈夫刘太公刚好目睹一条蛟龙伏在太太的身上。张清华洞察到这段叙事的深意:丈夫目睹了妻子与虬龙交媾,但是虬龙“是来自上天的使者,自然有交配的特权,凡人妒忌它不得”;妻子亦不是苟且的坏女人,而是为神垂爱的圣母;“自高祖始,后代的血统,已然改换为了龙子龙孙”(《宋公明与黑旋风之梦》),从此获得了高贵的出身。一个事关刘邦身世的伦理难题,就这样化解了。这段故事出自《史记》,是寻常史料,人人可以得而见之。很多人读过并无特殊感受,张清华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别人易于滑过之处窥破了历史叙述的秘密,这可以算得上具有“史识”了吧。张清华是一个以文学研究为专业的学者,对于自己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和现象更为敏感。中国文化里带有道德理想主义激情,乱伦之类的丑行,很难获得社会舆论的宽宥。但是,一旦走进文学王国,无论是乱伦,还是土匪,都能为人们接受。于是,他做出这样的判断:“艺术,或者文学,是从最古老的时期,就已获得了一种‘豁免’,它们受命可以在世俗伦理的规限之外,以虚构或隐喻的形式,表达出那些在世俗中非法或僭越道德的东西,而不会招致责罚。它们以此可以使人不断从艺术或文学的叙述中,重返原始的乐园。”(《浮士德之梦》)社会追求的是秩序,要求成员遵守法律和道德;文学追求的是人性真实,人性可能延伸之处都被认定是合理的。有关“文学道德豁免权”的分析,对于文学本质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结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位学者,就要把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职业。既然是在从事一种职业,就要恪守职业精神。学者的职业要求是“保持知识领域的独立游戏规则”[1],捍卫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保证知识不断向真理趋近。在这一点上,张清华是非常自觉的。围绕着文学与人性、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迅与梁实秋曾发生了一场论战。鲁迅的一篇论战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后来甚至走进了中学教科书。多少年以来,我们都带着倾向性宣判了鲁迅的胜利,梁实秋的观点却很少被认真对待。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这样写道:“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2]言之凿凿,今天读来都觉得颇有道理。张清华对鲁迅极为推崇,但在人性论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梁实秋的一边。他斩钉截铁地宣布:“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能会有‘进步’,但人性,我以为则是永恒的,包括人性的一切弱点。尽管道德作为历史范畴会不断变化,但人性则永远不会有根本改变,它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增长,而变得更为崇高。”(《解梦后记》)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对人性做了更为深入的思索。文学就是用来表现人性的,“文学的使命,假如说真正存在着一个永不过时的属性的话,那么就是对于人性的观照、发现、悲悯和宽宥”(《解梦后记》)。人性最深的根基是自由,可以通向善,也可以通向恶。文学要表现真实的人性,不仅要表现善,也要表现恶;如果处处经过“道德过滤”,文学就会丧失探索人性和生命的力度。因此他又认为,文学“若说有真谛或三昧,那这真谛在歌德和曹雪芹看来,怕不是对善的褒扬,而是在于对恶的赦免,这才是它最深刻的力量”(《浮士德之梦》)。这是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探究,也是对文学史上那桩公案的世纪回响。作为一名学者,出于对学术自治性的恪守,张清华克服了历史惯性,以理性精神和冷峻判断站在真理这一面。

  有博杂的知识,有理论构建的兴趣,有穿透表象的理性思维能力,有恪守知识自律的学术伦理——透过这些散文,我们看到一个作为学者的张清华的形象。

  知识者的思考与追问

  以“知识分子性”来界定张清华散文写作中的文化身份感,可能有一点犹疑。何谓知识分子?这类人首先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更主要的,是以社会良心的身份出现,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到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再到赛义德的“业余者”,一路传承下来。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约略有些相似,中国真正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从鲁迅开始的。他早年以《摩罗诗力说》等文称颂“精神界之战士”,实际上就是在呼唤现代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上看,我愿意把张清华放到当代的知识分子谱系中加以考察。鲁迅曾借助日本人的说法,将知识者的著述分为两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张清华的散文,从内容上看也确实包含着这两种类型。

  所谓社会批评,指的是那些对社会具体事件予以评价干预的文章。张清华这类文字数量不多,但从中能读出他参与社会的热情。比如,他对中西大学的办学方式做了比较,发现西方大学多居于中小城市或隐身乡下,而中国大学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暴露了中国大学的积弊:沿袭传统的社会权力与资源配置模式,导致人才和学术权力过分集中,学术活力匮乏,学术效益低下;同时,因为学术生产和管理的官场化,便容易滋生腐败。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他并不想就事论事,而是诉诸深度思维,把社会问题归因于文化上的积弊(《隐居的大学》)。

  文明批评离精神领域更近,通常既包含文化反思,又涉及国民性批判。《春梦六解》以梦为靶心,以精神分析为通道,勘察的是人性,叩问的是文化。张清华的人性探索,总是带着哲学思辨色彩。比如他在《关于狗的哲学》中认为,“狗性说到底是人性的折射,人驯化了狗,也就把狗变成了人的一个影子——用哲人的话说,就叫‘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或者‘主体生命的感性显现’”[3]。由此,他以我们驯养的狗的奴性,暗讽人的奴性:狗是被人类虐待的对象,又可能是“狗仗人势”的恶犬,这是狗身上表现出的“主奴人格”。关于“主奴关系”,黑格尔曾做过哲学思考,鲁迅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反复声讨:“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概比暴君更暴。”(《坟·暴君的臣民》)“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调集·谚语》)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一致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就会如何对待自己,没有人格平等便只能在主子和奴隶之间摇摆。张清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借助哲学思维,把狗看成人的一面镜子,在狗的奴性中看到了人类的根源。

  在张清华看来,梦绝非纯然的生理过程,而是本身就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春梦六解》中描述的六种类型的梦,在整体上反思和批判了男权文化。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是揭示男尊女卑观念造成的畸形文化无意识;其二是男性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格异化。关于中国的男权问题,很多学者已经从女性主义角度做了持续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参透男权的奥秘也并非易事。《春梦六解》对于“宝玉之梦”的分析,说明男性借助话语权,操纵着叙事,于无形中贬抑女性。无论是在警幻仙子的安排之下,可卿与宝玉肌肤相亲的“春梦”里,还是在袭人与宝玉“初试”一节里,叙事模式都是一致的:“女人的主动诱惑总是在先,男人的色欲不过是对女性‘教唆’的回应(《贾宝玉之梦》)。”张清华还罗列《聊斋志异》中《董生》《凤阳士人》《胡四姐》《侠女》等作品的片段,指出这些情节无不合乎“欲火不起男人之身”的叙事模式。在“西门之梦”中,男权的恶劣性质进一步显现。西门庆不断纵欲的背后,是男性“妻妾成群”的梦想。皇帝是男权的集大成者,他借助权力,用法律或礼教的形式把梦想固定下来,把纵欲无度解释成了政治需要。《礼记·昏义》说君王通过协调女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按照同样的逻辑,从王公大臣,到地主士绅,中国众多“小皇帝”都在做着同一个梦。“西门之梦”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延续着,在格非的《人面桃花》里化成“冒险党”的纲领。像张季元者,一边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终至舍生取义;一边来到水边庄园与表妹同居,并觊觎她的女儿陆秀米,做着“妻妾成群”的梦。这些分析,剖示了欲望与文化的关联,暴露了文化与政治的缠绕,可谓是入木三分。在《春梦六解》的另一些散文中,张清华思考的重心从性别霸权转移到权力问题上了——男性是这个社会的权力主体。无论是克劳狄乌斯的“伪君子的梦”,还是宋公明与黑旋风的“政治梦”,都与权力息息相关。前者是期望借助“超我”表演,装扮成道德高尚之人,侧面证明权力的合法性;后者则是以“神女入梦”的模式,确认“权自天授”,正面宣扬权力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核心地位,男权又在政治文化中占有绝对主导权。《春梦六解》由精神分析入手,反思男权文化,可以说击中了传统文化的靶心。

  当然,张清华的文化反思还远不止于这些。他个人曾在海德堡大学做客座教授,有过遍游欧洲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有能力让东西文化互为参照,做双向审视,更清晰地看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他肯定中国人在认识方法上比西方人丰富,但认为相对于西方人的“憨厚”,中国人与其说是深沉、灵敏,不如说是复杂或“狡猾”(《遥想辜鸿铭》)。通过比较德国人与中国人对待乌鸦的不同态度,他批判我们具有“待见喜,厌见忧”的民族情绪,无论现实多么恶劣,都要虚构出吉祥喜庆的气氛(《乌鸦与喜鹊》)。在西方,少数中国人不守规矩,投机取巧,破坏民族声誉,他沉痛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再长,文化再悠久辉煌,智慧再高,人与人之间再有人情味,只这不讲规则的一点就完了,足以使我们一败涂地(《咫尺天涯》)。”法西斯曾经让全人类陷入巨大的灾难,而德国就是法西斯的策源地。他身处德国,不由得思考起这场浩劫的历史教训。希特勒的崛起不是偶然的,重要的原因,他是一名充满蛊惑力的演说家,具有把“思想直接转化为群众的意志”的能力。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语言施展侵蚀力的过程,“语言也会把‘思想’转化成为灾难,它的华丽和伪饰的修辞,更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特里尔印象》)。法西斯战争,像历史上的其他灾难一样,无辜的人民是真正的受害者,“人民不光是一个虚词,需要时就成了法律和正义的代名词,就成了假其名、借其力的借口,不需要时,人民就成了苦难的收敛者和真正的替罪羊”(《雨雪中的纽伦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清华关注的不是一己之私,不是一草一木,也不是某个特殊集体的利益,而是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普遍主体的人格,承担起无边的责任。就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居于人类、人性、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创造物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4]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张清华带着形而上的热情和理性的原则,批判社会弊病,检点国民劣根,关注民族命运,反思人类历史,承担着看护社会正义和追问人类良知的角色。

  感性、气韵与诗意花园的营造者

  张清华十分讲究“文气”。关于这一点,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论述堪称经典:“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抽取出三个关键词:“气盛”“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端详着这三个词语,我忽然悟到,张清华散文中充盈的“文气”源于他作为诗人的独特气质。

  张清华自称是“未成名”的诗人,但实际已经出版多部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形式主义的花园》,还有刚刚问世的《一只上个时代的夜莺》《镜中记》。诗歌创作的经验让他具备了独特的修养和气质,因此无论写评论还是作散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诗的基因注入或植入其中。翻开他的散文,可以发现诗的踪影无处不在。《春梦六解》中的六篇散文正文前面都有一段题辞,其中征引诗句的就有三篇:《宝玉之梦》引用宋玉的《高唐赋》,《克劳狄乌斯之梦》引用博尔赫斯的《俄狄浦斯和谜语》,《西门之梦》引用李煜的《菩萨蛮·铜簧韵脆铿寒竹》。未进入正篇阅读之前,读者先被诗的氛围笼罩了。行文之中,征引的诗句如草丛中的花朵,随风俯仰,闪烁不定。如《宝玉之梦》一篇,就集有《金瓶梅》中借李瓶儿思念西门庆的一首艳词、勾栏女李桂姐的一段唱词、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兴之所至,他还会赋诗一首。在《贾瑞之梦,抑或风月宝鉴》中,他创作了冷峻超迈的《风月宝鉴》;在《浮士德之梦》中,他写出了热烈奔放的《一步之遥》:

  ……

  是这样精准,精致,有时他们的肢体

  紧紧相贴,任摩擦的热与力,都在舒放中

  升华,且节制。听,这旋律中的对话

  玫瑰绽放,进退自如,两个声部如胶似漆

  那致命的隐喻,已经在嵌入和抽离中

  完成了——单纯如冰雪的能指。[5]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时,小说、散文中常夹杂诗歌,或自作,或他引,或来自对他人作品的改写。起初,这种文体互渗的形式可能是文人借以炫才的产物,到了后来,则已演化成行文的常规。对于张清华而言,这种文体互渗亦是常见的,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诗人的气质行文,不时让诗歌元素融入散文的血肉。

  当代作家中最讲“文气”的莫过于汪曾祺了,他对韩愈“气盛言宜”的观点更是奉为圭臬。每次谈及“文气”,他必定把韩愈的那段名言引用一遍,不厌其烦。他还结合贴身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6]我觉得若谈张清华散文的“文气”,汪曾祺所说的“情绪饱满”四个字最为关键。张清华的散文总是“情绪饱满”,一脉贯通,让人想起苏东坡《文说》中的那段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7]他的“情绪”不是浪漫主义式的直抒胸臆,而是与思想和智慧联系的快意,一种超越庸常之后的震颤、深邃与厚重,可以称为“哲理的情绪”。

  比如,在动物园,“我”看到身背铁链的狗熊,于是逆向思维,联想起人类的生存意义:“一根锁链显得很重要,有了它,生存便获得了目的、秩序和意义。只不过对人来说,它需要稍稍显得‘抽象’一些,有时要紧一些,把意义突显出来,有时又要松或者虚一些,以给点疏散闲情逸致的时间罢了。但稍微松过了点,这人就又有点不知所措了。”(《冬日闲情》)——这是玄思之后的会心。

  再如,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他找到了“众妙之门”:“我对他们说,中国人的非凡之处,其形而上学的高迈之处,正在于他们永远是深邃的生命本体论主义者,他们以历史的追问起,以人生的认识终,出儒入道,此乃真历史主义者也,否则那追问和叩问,那上下的求索有何意义?”(《文明得“不好意思”》)——这是感悟之后的骄傲。

  还有,在暮雨的迷离与怅惘之中,他领悟了乡愁隐藏的内核:“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乡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实际上常常显得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身世与韶光。”(《暮雨乡愁》)——这是洞察之后的感喟。

  ……

  这些情绪并非来源于一事一物的悲欢,而是对日常情绪的超脱,是智性的体验和超越的欣悦纠结在一切的复杂情感。哲学与诗歌两面一体,理性与情感彼此融合,不禁让人感慨那个遥远的诗哲谱系,又有了当代的追随者。

  西方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对语言的力量极为推崇,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例子,上帝也忌惮不同族群讲同样的语言。对于语言的魔力,中国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了,《淮南子·本经训》上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语言就更重要了,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会对语言高度重视。关于韩愈的“言益”,汪曾祺这样阐释:“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韩愈则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鞭,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8]作为一名优秀诗人,张清华对语言节奏与韵律的敏感自然超乎常人。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她会购买张清华出版的每一本书——不是要读通内容,每晚读上几页,品味一下语言就足够了。我只摘录一段放在这里,让我们鉴赏一下它的诗性品质:

  至于那春秋大梦,在下以为,若不能与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死残败相遇合,也难有这般的深远含义。繁华世界,淫乐故园,似一枕黄粱,登时灰飞而烟灭。这是吾族先人,在无数野史稗记中,所要反复叮嘱我们的。虽说也并无多少引登彼岸与论述终极的哲学高度,但训谕肉身凡胎,悟化人间万象,教导隐恶扬善,宣示正义归宗,总还是有些意义的罢。[9]

  这段话中,多用四字句,譬如连珠,天然带有一种整饬感。时而长句和短句夹杂,急促与舒缓交替,呈现参差之态;时而铺排而来,各句犹如对偶,展示“双峰对插”之势。骈散结合,伸缩有致,诗性十足。

  张清华把诗人的气质带进了散文的创作之中,他以诗人的身份驱遣笔墨,又把“哲理化的情绪”诉诸笔端;情之所至,文段字句,如泰山出云,杂花生树,时而金鼓喧阗,时而林籁泉韵,换羽移宫,自然有了“句之长短”和“声之高下”。

  散文是最基本的文体,但是,要达到一定境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散文的妙处在于“散”,没有“散”就没有“聚”,就像一个凹镜,镜面张开得足够大,焦点才会足够炽热耀眼。一个散文作家,他的知识、思想、情感、语言体量足够大,才能为自己的作品提供抵达特定境界的能量。张清华作为一名有着充分准备的写作者,以学者、知识分子和诗人三重文化身份介入散文世界,以阔大的人格和深厚的修养,镂月裁云,为我们熔铸出一篇又一篇的锦绣文章。

  注释:

  [1]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927-1937)》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3]张清华:《海德堡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4]转引自陆杰荣:《后现代·知识分子·当代使命——论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理论实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5][9]张清华:《春梦六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页、225页。

  [6][8]季红真主编:《汪曾祺全集·谈艺卷》第 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8-439页、439页。

  [7]李道英编:《唐宋八大家文选》,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