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烽火到学术：刘家和先生口述史
1932年秋天，我父亲过世了。我是1928年年底出生的，出生后按照家里的规矩，我被过继给父亲的前妻，所以我称呼父亲的前妻为“母亲”，称我亲生母亲为“娘”。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四岁，那时候还不懂事，对于死没有任何概念。记得父亲是夜里过世的，母亲一直在父亲那边照顾着，我由另外一个亲戚照看着。第二天一醒来，我的一个堂兄带我过到父亲住的屋子里，看见一屋子人都在哭，我母亲也在床边悲痛地哭着。父亲躺在床上，已经穿好衣服了。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哭，但也跟着哭了起来。大人就让我离开了，后来我问我堂兄，发生什么事情了。堂兄对我说，伯父升天了，我还傻乎乎地问：升天了？那我怎么没有看见梯子？人怎么还在床上躺着？你明明在骗我。他又说，灵魂升天了。我又问，什么是灵魂。他始终也没有给我讲明白。后来我问了他一句话：父亲还能起来么？我以后叫他还能答应我么？他对我摇头。我突然明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哇”的大声哭了起来。后来入殓，停棺，我才明白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父亲去世以后，按照家里传统丧事也办得很排场。家庭又重新陷入了外债累累的困境。我家有一些私产，在县城有一些房子，一共有六进。前面四进出租给别人做商铺。我和母亲住在后面两进里面。家里只有两口人，靠出租房子的租金，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为了不让我们家里过于寂寞凄凉，我一个表姑过来和我们一起住，陪陪我母亲和我，也算是有个照应。
我父母亲那一代人不懂新学，更是没有接触过任何新学的东西，也没有学可以上。我外婆家里条件比较好，那时候外公在外做生意，请了个先生给我舅舅教私塾，我母亲就随着哥哥跟老先生读点旧书，懂一些古文。
父亲是在秋天过世，过了旧历年，1933年春天，在我四岁多一点的时候被母亲送进一家私塾跟着先生读旧学。那时候教会学校是有幼儿园的，但我母亲不信洋人那一套，执意把我送进了私塾。记得家里人送我进私塾的第一天，首先在孔夫子画像前摆好香案，点上香、烛，让我磕头；给孔夫子磕头以后，又给先生磕头。现在我对夫子画像边的对联仍然印象深刻：“德侔天地，道贯古今”，横批是“万世师表”。虽然从小在家里祭祖时也磕过不少头，可是这次的磕头好像特别严肃可怕，很想哭，又不敢哭。记得老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堂上，下面坐着七八个都比我大的小孩子，每个人有一个书桌。私塾里的启蒙课本，一为《百家姓》，一为《三字经》，一为《千字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文教科书也已经开始读了。一开始老师只管给我们领读，简单讲解。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习字。习字课也很有意思，开始用毛笔写字，先在白麻纸上画上若干约一寸的方格，再由老师在格内写上端正的楷书字，叫做“仿影”，学生就以此作底，套上另一张白纸，跟着书写，相当于一般所谓的描红。每日除念书外，一定要写大字若干，送交老师核判，老师在字的旁边用红笔作圈、点、杠、叉等记号以代评分，或予以改正。
私塾期间我也有一次逃学的经历。那时候我不想去私塾。原因主要是因为私塾里还有很多我家族里的小孩子，他们经常嫌弃我，因为我没有父亲，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经常带好多玩具去私塾，还嘲笑我没有玩具。那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加之我性格比较内向，我更喜欢自己待在家里研究一下家里的古书、书画、楹联，自得其乐。我那时候能够背下很多对子，对那些名家的书画作品也很感兴趣。有一次，我就是不想去私塾，母亲很生气，打了我，一边打一边说：“你怎么那么不争气，不读书哪有什么出息！”打完我之后母亲很伤心地哭了，我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心里受到了震撼。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好好学习，不让母亲伤心。我这么想，也这么做了，我从小到大读书都读得非常好，这是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的。
就在这样压抑的气氛里，天天读书、背书、写字，大约两年时间读完这些旧式课本。后来我一位表姨觉得这样不行，还是要送进公办小学去，1935年秋天我就开始进入到小学学习。还记得小学叫做“六峰小学”，为什么叫“六峰”呢？因为六合县有寒山、狮子、石人、双鸡、芙蓉、高妙六峰相接，故以此为名。清代建“六峰书院”，后来改为“六峰小学”。
二、不幸的童年
那时候，小学已经实行了新学制，即四、二制。学校的教科书已不再从《三字经》读起，而采用开明书店编的“国语”教科书。
小学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等。上小学，不用向孔夫子和老师磕头，还有下课的休息。气氛宽松得多，只是教室的正前上方，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两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上面有“天下为公”的横批，让我很快就联想到孔夫子像两边的对联和上方的横批。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从私塾转过来，上的是一年级下。我读惯了文言文，读不惯白话文，适应不了新学校，反映迟钝，显得很笨，有些跟不上功课的进程。国语还可以，算术就不行了。自小我就喜欢钻牛角尖，不懂的知识，很执拗，一定要坚持弄懂。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我比较愚钝。一件是，那时候刚开始接触阿拉伯数字，之前在私塾里学过数字，但都是汉语数字。开始学新式的阿拉伯数字，1到10还可以，很快就学会了，但学到十进制以后就搞不懂了，老师叫我写11，我就写成了“101”，老师说你这不是11，给我说前面的1在十位数上代表1个10，我还是没明白。于是回家向我母亲讨教，我母亲也没有接触过阿拉伯数字，起初也不明白；后来我把老师给我说的转述给她，母亲因为会珠算，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拿来算盘给我演示十进制———什么是个位、十位、百位数———算盘上每一行代表一个位，我就明白了。第一个学期我数学很不好，经过母亲给我讲习以后，慢慢就跟上了。另一件事情是，老师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暑假里的生活》，因为我不理解“作文”是什么意思，就工工整整地用小楷抄写了满满的一页“暑假里的生活”六个字。交上去以后，老师哭笑不得，问：“你不懂我的题目么？”我说不明白。老师又让我回家问家人，结果我母亲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向邻居一个读过小学的学徒讨问，由他给我写了一个底稿，我抄写了一个交上去了，结果老师还是问：“这是你写的么？”我说是我写的。老师看我不明白，又问：“底稿是你写的么？”我诚实地说是别人写的底稿，我抄写下来的。老师后来似乎有些无奈，仔细地解释给我说：“这个作文就是让你写一篇关于你在暑假里做过的有意义的活动。”我又问：“什么是有意义的活动？”老师又解释说：“就是除了吃饭、睡觉等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之外，让你觉得有特别的感觉，比如伤心、开心的事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心里想，如果题目改为“暑假纪事”或“暑假见闻”，那么我就反而明白，就会写了。我不懂什么叫“生活”，因为从前读过的蒙学课本和国文里都没有见过这个白话文的词儿。于是写了一篇我出游的事情交了上去。实际上，我自小很少出游，平常就在家读书、练字，闲时就看壁上挂的字画，看字时眼看心摹，看画时心游山水，时常能看得出神。由此可见，我从私塾旧学转到小学新学以后的不适应，以及我的愚钝。
小学刚刚上了一年多，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南京沦陷，邻近南京的六合随之陷入日寇之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一直轰炸周边的县城。在攻打南京的时候，从南京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南京。因此当时的南京市民要想逃离南京，只有从北边过长江，到浦口再通过铁路逃往徐州、郑州等后方。那时候形势严峻，哪里有那么多的船只运送逃难的人们？据人们说，很多人抱着一块木板，有的人抱着木箱子、门板，甚至是一大捆稻草过河。稻草在江里被冲散后，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尸体顺流而下，漂到了我们县附近的江边上，很恐怖。于是我母亲也带着我逃到了乡下的亲戚家里避难。
刚开始我和母亲逃到一个小集镇。之前我家每逢遇到难处，都是外婆家里接济，包括给父亲还外债。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过世时，我外公也恰巧在前几天过世。对于母亲，这无疑是内忧外患一起到来。外公的过世是因为舅舅在上海经营期货亏损严重，导致家产受累，忧心劳神。我母亲逃难的时候，外婆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接济我们的了，只能靠一些田租的谷子度日。
逃出县城以后，我在集镇上依旧跟着私塾老先生读旧书。但是集镇也不太平，虽然没有日本人过来扫荡，但经常有日本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我们有时候都吓得不敢出门。有一次，去私塾读书，刚好碰到日本飞机过来，这次是动真格的，往集镇扔炸弹。很多房子都被炸毁了，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很害怕，和很多小伙伴一起不回头地拼命往家里跑。轰炸的同时，从飞机上有机关枪在往道路上扫射，“突突突”的声音在耳边回旋，我觉得子弹就在自己身边“嗖嗖”地闪过，心里怕得要命。路被子弹打得尘土飞扬，所幸我命大，没有受伤。后来我知道，有一些读书的小伙伴被打死了。我母亲很害怕，收拾东西就又往更远的村里逃；想着那里离城市远，应该比较安全。现在想起来，我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小孩子受那种罪，是多么悲惨的事情。
三、曲折的教育
那时候乡下疟疾横行，很多人都因为染上疟疾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了。我也不幸被染上了。其实疟疾并不是不能治疗的病，但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了所有城市，连集镇也被炸毁了。染了疟疾，没有渠道可以买到药，大家只能在家里扛着。我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守着。我一段时间里冷得发抖，因为逃难时走得急，连冬衣也没有带，母亲只好四处找旧衣服，拆一些旧棉花给我做棉衣。有一天，我发烧发得特别厉害，嗓子干得冒火，想喝热水，母亲给我去烧水了。我靠在床头，突然觉得眼前模模糊糊地有两个鬼影在晃，心里特别害怕，心想我应该是不行了，小鬼都过来收我的命了。所以对母亲说：“不必烧水了，我不用了。”母亲急忙跑过来，我眼前又突然什么都没了。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发烧把脑子给烧糊涂了，出现了幻象。后来，母亲花了很多心思，辗转找到了一些“金鸡纳霜”，才算是把我的疟疾治好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了。那时候的生活过得真是悲惨，每天盼望着日本人早点走。
大概在1939年，日本人一直占据在县城里，丝毫没有要撤走的意思，但局势已经相对稳定了些。很多人都搬回了县城里，我们因为在农村里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全靠着带出来的一些钱和少量土地收入，勉强够母子吃饭，于是也搬回了县城里。回到家里发现屋子里被洗劫一空，凡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连一座钟都没有留下。所幸房子还在，没有被烧毁，那时候很多人的房子都被炸坏、烧掉了。我们家那时候多少代积累下来，还是有一些古物，全部都被抢走了，甚至衣柜都被抢走了。
回到县城，我也是先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后来得知美国贵格会办的小学在招生，当时日本人也在县城里办学校，因为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日本人和美国人还相安无事。我们因为痛恨日本人，我母亲送我去教会学校，于是1939年底我考进了教会学校。
在县城里，我们都要办“良民证”，要按手印。平日里都要带在身上，要是遇到检查，一定要给日本人鞠躬，赶紧把“良民证”拿出来，动作慢了定是要遭到毒打，要是没有，那就更是遭了殃，不知道要被抓去哪里，生死难卜。回来以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惨案，我们都有所听闻，大家都被吓得胆战心惊。我们也有亲戚被屠杀了，很多人都失踪了。大家整日人心惶惶的，都担心不知道自己哪天也被莫名其妙地杀了。
日子还得过。在教会学校里，我开始学习用直接法教的英文。什么是直接法英语呢———老师是一位传教士，他会说汉语，但他上课时一句汉语都不说。我记得第一课就是教四个单词“book ox pen pencil”，老师在课堂上拿东西给我们看。第二课教“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英文字母不是单独教，就是在平时课堂里穿插地教，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字母表。后来我一直都不喜欢用手拼写单词的字母，喜欢用嘴很快地拼出来。那时候英文课堂上，老师们很随便，我们即使说错了，老师也不责怪我们，而是耐心地纠正我们。我觉得教会学校的课堂比小学里的宽松、自由多了，很是开心。英文也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得高分，这给我奠定了爱好学习英文的浓厚兴趣的基础。
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贵格会教会学校也开设了宗教课，学《圣经》。其他课考试60分及格，而宗教课的及格标准是70分。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每个星期日还得上教堂做礼拜，听传道，背祈祷文。因为周日上午要做礼拜，周六下午照例放假。
记得刚上这所学校，处处感到陌生。教室里连孙中山先生的像也没有，前上方是空空的；到教堂做礼拜，也看不到神像，牧师在台上讲道，背后也是空空的。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似懂非懂，但是没有压抑感。因为在私塾和小学里，非常强调要尊师，要恪守礼仪，不能逾越。当然教会学校也讲究对人有礼、诚实、敬业，不过不限制个人自由，连信教与否都不作为能否就学的条件。他们是在用各种方式（例如唱诗班、中英文读经班、圣诞节活动等）劝导你信教，而不是强拉你信教。我当时对这些活动都有兴趣，可是心里就是信不了基督教（什么教也不信）。当时很恨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中国的朋友，美国老师对学生的确很和蔼，对学生即使批评也是讲道理，根本就没有对于学生的体罚，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最初对宗教课不习惯，觉得其内容和我读的中国书相去太远。但是逐渐对唱诗班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也有了一种美好的感觉，甚至现在一到平安夜，听到唱诗班的歌声，我就会很怀念那段在教会学校的日子。这成为我毕生的美好回忆之一。
小学读完，开始继续上教会办的中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老师被迫离开。学校没有了，只好又跟着私塾老先生读旧书，读《四书》、《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等。
这里我要说说《幼学琼林》，共四卷，全书都是骈体文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我很会背书，每天背的又多、又快、又好。上初中时文言文写得已经比较通顺、老到，也会作格律诗了，白话文却不够标准。书中对许多成语的出处做了介绍，所以我掌握了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那时候我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我们那个年代跟着先生读旧书的，不少人都读过这本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读完《幼学琼林》以后，我就已经学会了韵律，会做对子了。这里要讲一段经历，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前，我刚刚学会说话不久，我母亲就教我背诗，那时候我母亲教我背的是《千家诗》，把每一首诗串联起来，像儿歌一样背。上私塾前就已经会背上百首诗了，后来上私塾先生叫我们背诗，那时候好多诗早就会背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古文学习很有帮助。
四、重返私塾
那时候不但每天早晨都要背书，每逢初一还要背上一个月所学的书，逢十五要背上半个月的书。背书前每个学生先将需背书中的若干页折叠好，双手捧置于老师面前的书桌上，对先生拱手作揖，然后背师而立，开始背诵。我想“背书”就是来源于此吧。假如未曾背熟中途接不下去，老师有时会提醒一句；倘若依然未能接着背下去，老师就会将书扔在地下，这时只好暂时停背，拾起来站在旁边再念（有的地方拾起来要先放在头上顶一下，以示对书歉疚之意，然后再念），依次由其他同学去背，等到都已背完，再由原来的接着去背；这时如果再背不下去，那就要挨戒尺（俗称手板）了。戒尺一般手握的一端稍细，便于握紧用力，挨打时都由左手掌承受，因恐右手挨打肿胀后，无法执笔写字。因此，学生都认为上学尤其是背书是一大苦事。至于因体罚学生而家长提出抗议，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反而认为不用体罚的老师是“教不严，师之惰”。无论念什么，都要背熟，所以在校时间，主要是反复熟读，并高声朗诵，因每个学生所念的书并不相同，听起来总是一片嘈杂声。老师只要听不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是在偷懒，于是就大声叱责，催促再念。
我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作文。对于青少年来说，背书不难，有时又很难。字懂、句懂、段落大意懂，背起来就很容易；字不懂、句不懂、段落大意不懂，背起来就很难。背《论语》的“学而时习之”，这有何难？可是要背《中庸》，那就难了。当时童谚说：“中庸中庸，手心打得通红。”我当时背《中庸》也很头痛，就是因为对于其中所说自己似懂非懂。为了背快、背熟、背牢，我就尽力一字一句地弄懂书的意思，结果成绩很不错，每天能背的书比常规多一半，而且背得熟，逐渐成为背书能手。除了挨日文老师打以外，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打。
1942年到1944年期间，我也上过县里办的中学，当时已经是亡国奴了。这里有一段故事。因为当时官办中学虽然由日本人控制，但依然还有中国老师在讲课。中国老师们在官办学校教书，但也是很爱国的。还记得英文老师曾经给我们讲了法国的《最后的一课》，最后那句“法兰西万岁”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知道自己是亡国奴，非常恨日本人，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有这样的情愫。现在看来，这句话当时我们读起来简直有切肤之感。大片国土已经沦陷，如果再忘掉自己的历史文化，那就要彻底亡国，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为什么我能一直读古书，就是因为感到这是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割舍。
日本老师给我们讲习日文的时候，我们谁都不听讲，后来抽问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说不会。日本教员开始打板子，大家都伸出手来挨打，包括所有女同学都非常勇敢，全班同学没有一个露出怯意。后来学校的中国老师们听说这件事情都流泪了，悄悄对大家说：“大家很勇敢，做得很好，中国不会亡国的！”日本教员见状无奈，后来的课程也就做做表面文章，没有真正推行下去。当时痛恨学日文，越是痛恨学日文，就越是爱学中国古文，所以就是在上县里办的中学时，我也几乎没有中断过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学古文。
上私人办的补习馆时我从师学古文、数学和英文。这时对读古书上了瘾，对数学的推理（尤其是几何学）和英文也很有兴趣。当时，我已经开始作诗。有一首诗老师给我改了一下，我还记得：“昨夜悬明月，今朝雨意浓。风云诚不测，使我感无穷。”当时的老先生讲古文，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字，常会讲它是怎么来的，写出它的篆体，说出它的古音，逐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稍微读了一点书，就问先生这些是怎么学来的，先生说首先要读《说文解字》，以后讲字，有时就会打开《说文》指着书给我讲。这是我接触《说文》的开始。先生不仅善于讲书解字，而且善于教学生读书写文。先是教学生按照一定的音调朗诵、背诵古文，等到你对一篇新文章能够自己朗诵出一点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要你作文了。教的方法也很有趣，每次他都从一部书里选一段短文（开始才一二百字，以后逐渐加长一些），先朗读一篇，解说大意，再朗诵一遍。接着就开始让我们依样画葫芦，凡是已经背得的，可以照原文默写出来；记不得的，就自己“狗尾续貂”，用自己可怜的文言文补上。为了自己的“续貂”不至于太难堪，我们再朗读古文时，就一边朗读，一边揣摩人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就这样，读书和作文结合得比较紧密，作古文的水平上得也比较快而且自然。我也就对读古书有了深厚的兴趣。
在补习馆里，有位老先生姓汪，我们称之为汪先生，教我们几何，他还是个诗人。我在学校里学习过数学，代数还不错，但尚未学几何。汪先生给我们复习代数，讲到a^0的时候，说a可以是任何数。我非常不理解a^0为什么等于1，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问别人，别人也说不出来，给我说背下来就可以了，管它是怎么推出来的，后来我向汪先生讨问。先生给我举了个例子，说a×a=a^（1+1）=a^2可以理解么？我说可以理解。那a÷a=a^（1-1）=a^0能理解么？我说能理解。汪先生又说任何数除以它本身等于几？说完后我顿时明白了。后来我一直遵循这个原则，就是任何公式和概念我都要理解吃透，绝不死记硬背。
汪先生给我们讲几何点、线、面、体的概念。曾在黑板上用粉笔点了一点，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都说是点，唯独我说的是“体”，先生问我为什么，我说点是两条线的交汇处，线和线交汇在空间里面应该是一个坐标上的位置，实际不占有空间，而这个点里面还有很多粉笔灰，也是有体积的，所以是“体”才对。先生对我点了点头。后来他一直很钟爱我这个学生，经常带我出去在河边散步。还给我诵诗，讲故事，教我作诗。现在还记得他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曾国藩被戏弄的经历。他说曾国藩功名不高，只是“赐同进士出身”。按清朝科举制度，皇帝主持（至少在名义上）的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为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只是三流的“赐同进士出身”。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一个老朋友，他的老朋友在看自己的小妾洗脚。故曾国藩戏谑地说道：“看如夫人洗脚”，老朋友听后立即对了一句“赐同进士出身”反讽他。曾国藩觉得狼狈之极，仓皇告辞而去。他讲过的这种小故事不胜枚举，年少时引起了我对古文深厚的兴趣。我一直很佩服他，心里想，这个老先生胸中古文和数学怎么都能熟练地掌握？汪先生对我年少时学习古文、数学都影响很深。我出来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去世了，我很难过，现在还很怀念他。
总算起来，我在相当于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段时间里，只上过将近四年小学（期间还有中断）、两年初中、不满一年高一。其余时间，不是上传统私塾，就是上变相私塾———补习馆，所学除中国古书，就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接近于零。
五、我是怎样戴上眼镜的？（上）
1945年，当我在本县一所私立高中读高一的时候，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其实，这所私立高中就是一个变相的补习馆，而且是刚开始试办，只有高一一个班。所开设的课程主要仍然是国文（是文言文，不是国语）、数学（仍然学几何，不是三角）和英文，历史、地理是附带的课，没有化学或物理课。这时我对中国传统学术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我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文史哲的区别，凡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书，我都很爱读。当时床头案边常放着《国语》、《春秋三传》（世界书局所编三卷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里的一本）等书，不时浏览。
抗战胜利了，大概因为不少老师又有了其他工作，我所就读的这所私立高中又停办了。这样，在六合县城继续读高中的可能不复存在，只好准备到就近的南京去读书。那时我们对于南京的中学情况了解很少，而且我这样一路学来，又没有什么样的正式学业文凭，怎样才能找一个学校就读呢？正在为难的时候，一位从前的同学从南京回六合度寒假。我们相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上学，学校还不错，校长是一位留学美国和德国回来的博士，老师水平相当好，现在招生名额还没有满，高一、高二下学期，都要招插班生，而且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他可以带我们去报考。有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就有了一点底数。可是，该报考高一下学期插班还是报考高二下学期插班呢？这又成了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按我过去实际学习过的课程来看，应该报考高一（没有学过三角、化学），我的一位同学就决定报考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算，已经到了该上高二的年龄，而且心里总觉得自己还有一点潜力，应该努力向前冲一下。所以我就冒险地报考了高二。记得农历新年过后不久，我和两位同学一同去南京参加插班生考试，不到一周时间，就得到了考试结果。我的国文成绩突出，英文不错，数学尚可，史地优良，理化不及格，总分超过录取线，就是一门差，这样也就被录取了。
于是，我从一个高中一年级都未读全的人，忽然变成了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心里固然很兴奋，不过学习的压力实在也很大。当时高二的数学教大代数，我插班入学时，所用的《范氏代数》已经讲过了半本，开始就学下半本。开始讲课老师就是我们的洋博士校长周先生。他要求学生必备英文原文课本（龙门书店翻印本，不贵），可以参考中译本，但是他用英语讲课，也要学生用英文做作业。最初我感到很吃力，一是第一次用英文学数学，二是我只学过初中代数，高中大代数从后半截学起，也有些接不上。我正努力向前赶，不久校长因为太忙，这门课就改由一位姓沈的先生来教。沈先生是当时南京有名的高中数学老师，在好几个学校兼课，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大代数”。当时在南京生活费用很高，房租很贵，沈师母不工作在家带孩子，所以生活很紧张。沈先生总着西服，可是已经很旧了。周校长把他请到学校，给他家安排了两间房子的宿舍。这样沈先生就主要教我们了。
“大代数”沈先生真是名不虚传。他还是和周校长一样，用英文教本、用英语讲课、要学生用英文做作业。可是，他把代数的定义、定理、公式推导讲得那么出神入化，让你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理解得清清楚楚。因此我赶上去的速度很快。可惜我学数学有一个几乎是致命的缺点，就是遇到数字总容易算错，所以在对数等方面的作业常常错误甚多。一学期代数学完，到高三学解析几何。老师还是沈先生，教本、讲课和作业还是用英文。我对数学，最喜欢的是平面几何，其次是代数。解析几何把几何与代数结合起来，这更使我感兴趣。沈先生真是好老师，讲课那么好，作业批改那么细，常常让我感动。非常遗憾的是，我在学直角坐标系时比较顺利，可是一到学极坐标系的部分，问题就多多了，因为我没有学过三角，要自己补学，时间实在不够用。
高二下学期的英文全部是校长周先生自己教的。他虽然是理工科博士，可是在教英文时总爱节选英文古典教学生读。周先生为人很好，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到高三的一年，校长周先生因为还在金陵大学兼任教职，没有时间在自己办的中学教课，我们的英文课就由另一位周老先生接着教。这位老先生是校长父亲的朋友，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本来可以直接出国留学，可是因为老先生出身旧学世家，老辈不许他出国留学。周老先生每次和学生谈到这段往事，总是惋惜不已。周老先生中英文学造诣都很深。我记得他给我们讲了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里的好几篇，一边讲着故事的英文散文，一边又不时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原文，对比分析，并且用典雅的中文做口头翻译。他老先生把英文课教成了古典文学欣赏课，我们固然受益很多，不过很可惜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有时不能完全理解、消化他的讲解，真是太可惜了。周老先生还要求我们背很多伟人的演讲稿。譬如林肯最著名的演讲，即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做的演讲。他要求我们首先把每一句的文法都分析清楚，然后大声朗诵，带着激情地朗诵。他说，你们要想象自己就是林肯，要像林肯本人演说时那样通篇一气地说出来。老师的要求太好了，我自己也努力了。可是大概由于基础不够，我的英文终究没有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至今回忆起来，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对于数学和英文，我很有兴趣，上课时听得认真，课后作业非常努力，进步也很明显。每天我的课余时间很多都用在这两门课上。其他课也要学好呀，我想。历史、地理两门课，由于基础好，我不须用太多时间。可是物理课，也要用英文课本（达夫物理学），幸亏老师可以用中文讲课，我们就拼命做笔记。我本来就没有在初中系统学过物理，这时候忽然学那么深的内容，许多时候在课堂上就听不明白———不是老师讲得不好，一些数理学得好的同学就都说老师讲得好。因为听不明白，笔记就根本不行，所以下课后就跟物理好的同学借笔记，用他的笔记来改我的笔记。有时候自己的笔记不能用，就干脆抄他的笔记，不懂的地方以及作业有困难时还得向他请教。非常感谢他的热心帮助，我的物理能够考试及格。
六、我是怎样戴上眼镜的？（下）
那时候为了赶功课，我每天黎明即起，午间不休息，晚饭后立即自习。当时南京电力供应不足，学校开灯时间尽量推后。黄昏窗前看书、做作业，眼睛已经很累了；开灯后，那电灯泡发出的光既微弱又不时闪烁；更糟糕的是还有时停电，那就得买好蜡烛做准备。这样一学期还没有完，我就觉得在教室后排听课，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了。因为我在班上当时是身材比较高的，所以常坐后排。这时没有办法，只好靠边坐、往前移。到高三上学期开始不久，我坐在教室前排边上也时常看不清另一边黑板上的字了。老师看到我的窘境，就说：“看来你要戴近视镜来帮忙了。”我觉得戴眼镜不方便，就尽量拖。于是有戴眼镜的同学就对我说：“你快去配眼镜吧，不戴眼镜，近视会进展更快的。我就有这个经验。”听了他的话，至周末就到眼镜公司去验光配镜。验光师说：“你现在至少要戴三百度近视镜。”我就配了一副，戴上了，果然看黑板清楚了，眼前一亮，心中一喜———眼镜真好啊。可是不久又渐渐不行了，到学期末不得不换一副眼镜，又增加了一百五十度。高三下学期是最后冲刺时段，眼睛劳累更甚，半道上又换了一副眼镜，近视已经六百度了。解放前物价涨得快，老百姓叫苦不迭，我还加上了一个近视涨得快，一年半的时间里，近视从无到有，有了又迅速加倍，好像要和通涨赛跑，真是苦上加苦啊！近些年知道有假性近视，本来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逐渐纠正的。可惜我生早了，又能怪谁呢？
从以上的故事看来，好像我这一段高中生活过得很苦。其实，这种苦是苦中有乐，而且不是一般的乐，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乐。我学物理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数学和英文方面毕竟有了不少进展。最重要的是，我从这两门课里学到了不少学习与思考的路数，以及我对这两门学问的终生强烈兴趣。
在这一时期还有可以自乐的是，我仍然在读我所喜爱的中国古典。上国文课，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断断续续上中学的过程里，从来没有买过国文课本。上课前借同学的书看一遍，心里就有数了。上课时凝神认真听讲，所得收获也很多。尽管国文课所学的许多篇文章我原来都背得，在寒暑假，我回到家里还是继续读古书。《老子》、《庄子》、《韩非子》、《楚辞》等书，不时拿出来反复朗读。我在南京上高中，只有一次被同学拉着去看了电影，平时周末我总自己去夫子庙逛旧书市，在那里从一家店逛到另一家店，选我最需要、最便宜也最好的版本的书买一些，所以自己也有了一些心爱的古书。因为我那时候对文言文的运用已经比较熟练，所以看这些古书也不费劲。
这里面要说一件使我深自反省的事。当时教我们国文的老师姓张，是个清末的老举人，我们称之为张先生，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读了很多古书，文言文造诣很高。我觉得听他老先生的课，如同进了一座大图书馆或博物馆，你可以从中看到、学到你希望获得的一切知识。不管你问课内或者课外书里的问题，他几乎都可以随口给出回答，这真使我既惊讶又景仰。可是，有一次，他老人家给我们讲柳永的《望海潮》，其中有这样几句：“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张先生解释道：“云啊，树啊围绕着河堤边的沙滩”。当时我就举手要求发问。张先生说：“刘家和，你说说自己的意见吧。”我起立说：“云树是形容树高耸入云，云气围绕在树梢。这是我们在国画中常看到的画法。说云也可以绕堤沙，似乎云低得难以想象。而且“云树”与“怒涛”成对仗，既然怒字形容涛字，那么云字在这里也只能作为形容词形容树字了。”张先生不仅没有呵斥我不敬，反而给班里其他同学说：“刘家和说得对，刚才是我大意弄错了”。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错，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敢于承认错误，这才是真正大家谦虚的表现和风度。
寒暑假回家，我还会去看望以前补习馆的汪先生。其间，我读了《楚辞》，读了《离骚》，感受很深。《离骚》是诗人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到了一定程度。一直以来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极度失望。最初以为抗战胜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好日子要来临了。可没欢喜多久，大家就认识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司法腐败与政治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我每天耳闻目睹这些腐败现象，心中很是愤慨。当时读《离骚》，深深地领会了诗人屈原的感情，觉得自己也要像诗人一样，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那时候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已经根植在我心中。
在我印象中，有一次选举，记不清楚是选什么。记得是1947年春，似是一次地方性选举，我们也刚开始有权选举，每个人发了一张选票。当时很多候选人以种种形式进行贿选，有的议员拿烧饼换选票，以及在选票画天鹅、乌龟等等做记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投一张某个候选人的票，就可以在学校旁边的馄饨店里免费吃一碗馄饨。大家笑称这是“馄饨选票”。等我拿到选票和馄饨票时，非常气愤，立即把选票和馄饨票撕了。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同流合污，为了区区一碗馄饨，就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高中时，学校里还有“三青团”的人在活动，发传单给我们，想吸纳我们入团。“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抗战前期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现象。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它的真面目，大家都很看不起他们。渐渐地，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行踪了。总之，那时候我由于看到了太多政治的黑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继而转为厌恶政治，专心于学业。
快要考大学了，原来小学的时候和我在一起读古文的一位学长正在无锡国专读书，他劝我也上国专。我到无锡国专去看，这位学长还带我拜谒了几位国学老前辈，一见之下，的确令人钦佩，觉得是治国学的好地方。不过上了高中以后思想有些变化，又觉得那里太传统了一点。因为学习数学和英文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西方有一套与中国传统学术鲜明不同的思维道路。我爱中国学术，可是也爱西方那种思维方法。而且，我朦胧地意识到，中国人如果能学会用西方的思维方法来反省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许会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自己文化的振兴。国专的另一位学长见到我的犹豫，就告诉我一条新的消息，说荣家在无锡兴办江南大学，请了钱穆先生，劝我去跟钱先生学习，有需要时也可以到国专去向老一辈先生请教。他说，这样也许可以两全其美。听了他的忠告，我决定去考江南大学。在考大学以前，曾经在选择专业上有所思考。虽然我对哲学一直深有兴趣，还喜欢文字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深感兴趣，但是和中学历史老师张先生谈话时，他劝我学历史。他看我兴趣面广，说学历史可以包罗一切；而且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述往事，思来者”。这时这位国专学长的话和历史老师张先生的话一相对照，我就决定考这所新办大学的史地系了。
七、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上）
那时候考大学是各个学校分别命题，我没多考虑，直接去参加了江南大学的考试。记得国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文章。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英文和数学也考得不错。1947年秋，我顺利进入了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我是第一批学生。入学第一年，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学校只好暂用荣巷附近一所简陋的中学校舍为临时校舍。1947年冬，钱穆先生到江南大学任教。那时候，他与唐君毅、唐至中、牟宗三等先生们住在荣巷，那边是荣家旧宅所在。
第二年，学校搬去了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址。新校址三面环湖，风景非常优美。推开我宿舍的窗户，太湖湖光山色就可以展现眼前。早晨起床，从宿舍前往湖边的饭厅，湖面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虽然看不清湖面，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得到湖面上咿咿呀呀的渔船摇橹声。吃完饭去图书馆看书，不一会儿，雾气就慢慢散开了，有的一丝一缕地从图书馆窗前升起，煞是好看。傍晚的时候，还可以观赏到太湖日落。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优美情境。
我虽然上了史地系，但主攻仍是历史。兴趣最大的所在是先秦和两汉的历史。当时最爱读也最常读的有《左传》、《国语》、《史记》、《庄子》、《韩非子》等书，自己买了几种放在卧床的里侧，每天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读一些。这种情况实际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我的兴趣远远没有限制在这个范围里。
在学习方面，我的国文一向不错，大学国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困难。英文课一周有三门课，七个课时。三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语法，还有两个小时作文课。最难的是微积分。因为微积分是全英文授课，采用英文课本，幸亏我在高中时的数学就是用英文课本学的。授课的孙先生课讲得很好，但是我学得依然很吃力，考试也是刚刚及格而已。
在江南大学期间，除了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及两门地理学方面的必修课外，我还选修了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当时称理则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课程。作为一个年不满二十但已遭受过日寇八年统治的青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
大学一、二年级，我师从钱穆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作考证，而作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
钱穆先生教过我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他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辨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当时我在读《庄子》，知道钱先生正在写一本关于《庄子》的书，所以几次请教他一些关于庄子的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顺便问了我对《庄子》和《老子》二书的关系有无了解，我以先老后庄的传统说法为对，并以《庄子》中说到老耽而《老子》中并无庄周为理由。他看我幼稚而好辩，就嘱咐我好好地看看他的《先秦诸子系年》。我费了好大气力读了这部书，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再去向钱先生请教，他问我学到了什么？我说，具体问题，我此时还无考证能力，不过，我开始认识到，学历史即使治诸子也不能不懂考证，学先秦文史不能不懂清儒研究成果。钱先生点了点头，说他要我们读梁任公和他自己的两部同名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治学门径。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
钱穆先生
那时候听说钱先生经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候还带领学生漫步在湖堤之间，讨论学问。我有读不懂的书或者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去拜访钱先生。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钱先生在讲授中国通史课时从来不看讲义，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边讲课，边在讲台上踱步，我也听得聚精会神。忽然感觉钱先生在向我示意什么，原来钱先生看到四周的学生都在记笔记，唯独我一个人没有记。先生在示意我记笔记，但是我还是没有记。后来钱先生叫助教收大家做的笔记去批改，我就根据讲义编了一个交了上去。没想到钱先生叫我去他那里，亲自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回答说怕记笔记分神，跟不上先生的思路。他说：“不记笔记你都能记得吗？”我回答说能，还请求先生现场考我。先生问了几道问题，我都回答上了。他说：“你现在记得，以后保证还会记得么？”我回答不上来了。钱先生告诫我说，记笔记并不是记他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而是记他现在正在研究的，最新的东西。几十年后，我去台湾拜谒了钱先生的故居素书楼。在钱先生的铜像前毕恭毕敬地三鞠躬，每鞠一下躬，便在心里说一声，“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
后来台湾有个电视台来大陆采访钱先生的弟子。访问了我和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是钱先生早期在北大的学生，我是先生离开大陆之前的学生。节目中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很细心地录制了影像，还感慨说“太绝了，真是太绝了！”钱先生课讲得条理鲜明、富有逻辑性，只要认真听，当然都印象深刻。
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刚开始听哲学概论时，对大量的西方哲学词汇都无所知，颇有腾云驾雾之感；但是，并非什么都听不懂，也能感到他在辨析前代哲学家思想时所流露出来的哲学智慧，使我的好奇心逐渐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发展。
八、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下）
当时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国文。至中先生的国文课讲得很精彩。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的《礼记·乐记》一课，将礼乐关系讲得很透彻，让我终身难忘。她讲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铭记至今。至中先生将韩信的性格与得失成败分析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对学生非常亲切和蔼，到他们家去问问题，就如向自己的家长问问题一样无所顾虑。问了问题适逢用饭时间，他们就留用饭；饭后有时他们会去湖山之间一些胜地散步，也带着我们同行。一边走，一边谈，从哲学到文学无所不及。许多难懂的哲学问题，就是在饭桌上、散步间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爱讲黑格尔辩证法，我为其精深所震动，但也时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这时候帮忙。她知道我还懂得一些老庄，就常引老庄给我解说，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间还有一条通道。直到现在，我见到黑格尔的书，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愿意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君毅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
关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他伟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风外，君毅先生还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诸实践的大勇。当时有些同学家贫，君毅先生就请这些同学帮助抄稿，抄完之后，付给酬劳的时候，还特别郑重地向这些同学道谢。君毅先生当时任教务长，记得大一时，有一次师生在礼堂里（临时校舍）开学术讲演会，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着大雨，突然听到礼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声音，大家认为礼堂也面临倒塌的危险，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君毅先生不仅没有从主席台的旁门方便地离开现场，反而大步走到讲台前沿，大声招呼大家不要拥挤，按顺序走，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同学们都顺利地走了出来，君毅先生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虽然后来礼堂并没有倒塌，倒塌的是礼堂后面的房屋，但当我从讲台前走过时，仰望着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格。
唐君毅先生
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这门课在开始听时也很陌生，不过因其内在联系清晰而紧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数学方面的推理训练，认真听下去就不觉得有困难。而且，我发现它和我很喜欢的几何学是同一个路数，是一种西方人所习用而我们中国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断地复习逻辑。用这种方法帮助自己克服在学西方哲学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冯振先生教过我文字学，他实际是教我们读《说文解字》。先讲《说文叙》，再讲部首，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讲。冯先生让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从前跟老师学古文时，就听老师解字不时引用《说文》，也稍稍翻看过此书，觉得有趣，但不知入门途径。
冯先生上课，时常辨二徐之误，出入段、王而时有发挥。当时《说文解字》虽然没有讲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韵之学上打好基础，不能不多学段、王。几十年来，我始终不敢忘记这门不能忘记的学问，基本上采取了“学而时习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随时请教的老师。有趣的是，冯先生讲课带广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读正好；记得他讲“见母”的见字，与现在普通话读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冯先生启发了我多年总爱从听方言中印证古音的习惯。我不才，不能成为文字学专家，但也稍知用以读好先秦、两汉及清儒之书，实皆拜冯先生循循善诱之所赐。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
我还从束世澂先生学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献，钻研甲骨经文，自己还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老中医，非常博雅。记得我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春秋三传写过一篇《春秋五霸论》，竟蒙先生嘉奖，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先秦史的影响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还从朱东润先生学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从李笠先生学习《中国文学述评》。
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特别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承他们的学术、够做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影响。
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我一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予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予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因此，我觉得，在我几十年来所遇到的很多师长中，对我以后治学路数影响最大的是以上几位先生。
1949年江南大学史地系停办，我们被要求或者转系，或者去别的学校。我经过考虑，选择了重新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并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
九、从南京到辅仁
我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收获。有几位先生的课程对我影响都比较深。
韩儒林先生教过我《中俄关系史》，当时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先生先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过学，纯然学者风度。他是蒙古史、元史专家，讲课旁征博引，非常生动，我们都爱上他的课。记得韩先生曾经给我们讲过汉语“俄罗斯”的由来。俄罗斯人自己称自己“露西亚”，前面是有一个颤音的，英语的俄罗斯发音“若莎”，也没有“俄”的发音。汉语的发音为什么叫“俄罗斯”，是因为汉人通过蒙古人知道的俄罗斯，在蒙古语中，俄罗斯的蒙古语发音为“俄罗斯”。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
韩儒林先生
贺昌群先生教过我《魏晋南北朝史》，贺先生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学识渊博，经常在家中与师母吟诗作对。贺先生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让我们感受到一股魏晋文人的风气。听他的课，感觉像是在读《世说新语》，非常有趣。
《英国史》课程是由蒋孟引先生教我们的。蒋先生是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回来的。平日里穿着非常讲究，总是西装革履，拎着一个皮包，颇有绅士的风姿。蒋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条理清楚。他上课使用的是全英文的课本，布置参考书也用英语书。
刘毓璜先生教过我《社会发展史》。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他的课很精彩，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
在南京大学上了不到一年，我就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后来我考虑还是要继续学业的，因为之前听说北京的辅仁大学是陈垣（援庵）先生在主持，便慕名报考了辅仁大学。后来，我顺利考取了辅仁大学历史系。
我是1950年9月来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时辅仁大学还没有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记得一个月后，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校名也改为公立辅仁大学。
那时候北京解放不满一年，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城，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经过一年的恢复重建，但很多地方还是很残破，印象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因为我之前已经在江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读过两年多大学，到辅仁以后，发现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革命史等几门课程，所以我适应得比较快。那时候我们历史系算是比较大的系，但一个系也只有几位教授，一个系主任，一个助教，平日里只有助教在系办公室。我们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学校里最大的系学生也就二十个左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不在三年级开课，很遗憾不能从援庵先生学习。但其他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柴德庚先生教我们《隋唐史》。柴先生口才很好，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又快又漂亮。他每次上课总带一本手写讲义，可是上课后就开始脱稿授课，手执粉笔在讲台上连续讲课两个小时不会出现半点错误。记得柴先生讲隋唐史时，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武则天为什么喜欢待在洛阳，很多人说武则天在长安做了许多恶事，“长安闹鬼”，武则天是怕闹鬼所以经常在洛阳住着。实际上，武则天常住洛阳是因为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因为长安在盛唐时期人口剧增，粮食运输供给不够，武则天便去了洛阳，官宦们也就跟着去洛阳，这样就缓解了长安的压力。因为洛阳有黄河直通运河，粮食运输比长安便利得多。柴先生在上课时，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柴先生教我们用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方法来学习历史学。在学习《隋唐史》过程中，他要求我们看《资治通鉴》，并且要求与《隋书》（二十四史）对照着看。柴先生教给我查核史料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金毓黻先生教我们《宋辽金史》。他研读经史子集功夫达到一流水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相当有造诣。他治东北史很有成就，给我们上课非常自如。遗憾的是，后来患病不能给我们代课，我们还去他家里看望过他。他的课后来由漆侠先生继续讲完。漆先生当时还是个青年，对同学很热情，课也讲得很好。他只比我大六岁，后来我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
刘启戈先生教我们《西欧封建制度史》。刘先生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也让人印象深刻。
陆和九先生教我们《金石学》。陆先生不修边幅，一副传统文人形象，但颇为风趣。陆先生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牌匾都是陆先生题写的，也经常有人向他讨字。那时候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活动需要写一些宣传品。我经常负责写这些宣传品，像横幅、海报、演出道具之类的。有一次，柴德庚先生看到我写的字，夸奖我的字写得不错，我以为自己的字真的写得不错。当时，陆先生在课堂上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写字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先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我写了几个字交了上去，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也交了。
后来，陆先生没有对别的同学的字发表意见，只是对我说，“你的字还需要重练。你的字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背后没有硬功夫”。后来我考虑，真是批评得对极了。陆先生问我喜欢看谁的字，我说看得比较多的是宋人的字。他说写字要从魏碑入手才行。陆先生的书作章法谨严，刚健秀雅。我习了一段时间魏碑之后，字也有所进步。我从陆先生这里得一道理———“要想真正写好字，花架子是靠不住的。做学问也是一样，得下苦功夫”。我后来没有继续坚持习字，想来真是对不起柴德庚先生和陆和九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期许和指导。
陆和九题《宋刻韩干双马图》
十、难忘的教诲
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留校任教。那时候的校区是在和平门。这期间，有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学校为了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去的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校址。那时候还没有新街口外大街，积水潭那边的城墙有个大豁口，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我们从西直门过来，北面到处是庄稼地。乡下很荒凉，只有寥寥几家农户，宣传队由陈垣（字援庵）先生带队，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955年，我们学校从和平门那边搬到铁狮子坟这边。那时候这里都是庄稼地，只有少数几栋建筑，我记得物理楼和数学楼还有四合院是来之前就建好的。1952年新的教学大纲已经初步确立，教学内容也相比以前有了变化。那时候讲究将生产劳动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我们带着学生去旁边的庄稼地劳动，还经常见有野兽出没。
由于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已不再开“史源学实司”的课程了。我没赶上这个机会，心里深为惋惜，就不断打听他指导学生研究《日知录》的情况，把那种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记在心。毕业以后留校，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总不时翻阅《日知录》，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条。195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号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内讨论。第二年，我到东北师大去进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这篇文章的事情给忘了。
1956年1月，在长春收到刘乃和先生寄来的信，其中传达了先生对我的教诲。原文是：“你作的顾亭林论文，陈校长看见了。很高兴，很是夸奖你。但中间引用了《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有‘愚按心不待传也’一段，此段连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书其所见如此’，都是《日知录》引《黄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间为黄汝成《集释》隔断，遂易误为亭林之文（黄汝成就是如此误会）。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实是黄东发自称，非亭林也。嘱转告你，改正为幸。他又说，这就是古书不好读的一个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陈垣先生
读了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动。首先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感激。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学术研究与校务，日不暇给，乃肯以极宝贵之时间一读后生晚辈之习作，热心予以鼓励，并严肃指出其中之错误，这种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再则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黄震的“愚按”当做是顾亭林引《黄氏日抄》文后的按语，这一引证错误，只要不核《黄氏日抄》原书，可以说是很容易犯的。黄汝成作《日知录集释》，参考了顾氏以下，道光以前学者研究《日知录》中研究过的问题的著述，数近百家，可谓研究《日知录》的权威，犹未能免此失误。可是先生活于黄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随手而正黄氏之失至如此精细的地步，其治学之精，记诵之博，怎能不使人五体投地！
这一封信，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获益颇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引文失误，最初归咎为自己年纪轻，学问少。继而又想，黄汝成为什么也有此失误。黄氏作《日知录集释》时年纪虽不算大（三十多岁，比我那时大十岁），而学问不少。所以黄氏失误，不在于学问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于学问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陈老为什么不会有此失误？除了他学问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引文时绝不轻信转手的介绍。他有一句名言：“人实诳汝”。这一条使他在引用史料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作文引用材料时，首先比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这不仅为了慎重，也是不致诳人。这样使我减少了错误，养成了比较踏实的习惯。
我曾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查阅《黄氏日抄》。我从《书目答问》中早就知道这部书，也在资料室书架上见过此书，可就是“看书看皮”，不曾打开一阅。反复寻思，原来是不知道此书有多大用处，所以才轻忽了。知道引文错误以后，我赶快找到《黄氏日抄》，首先复核了引文，证实先生所言准确到连字数都不差，进而看了四库全书馆臣所作此书提要，然后泛览此书大体内容，再选自己对其内容比较熟悉并有兴趣的地方细心地看看。这样，我对此书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也就发现，对于研究顾亭林而言，《黄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书，顾氏对于宋明理学，拒陆王而近程朱；黄震继武朱熹而有所损益，在一定程度上为亭林思想之前导。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写关于顾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书，显然仍然在研究的较浅阶段。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先生的办法，每见书中的引文，必追踪其原文。这样追踪的结果，不仅是一般地扩大了自己对文献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层次逐步深入地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眼界。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达到学术的高深层次，那显然就是他在学术上不断追踪或攀升的结果。据闻先生常教人说，探究史源，可以渐知考据方法与治学门径。就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这个意思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之所以能比较细心地做一些考证的文章，这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与间接教导，比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结果。当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学先生学得不好、不够的问题。而我的点滴进步，却与先生的方法有关。
十一、巧学外文
我刚工作时，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专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自己很想进中国古代史专业，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服从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当时只是会一点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历史书籍，但是阅读速度与理解深度都很不够。好在我对外文不仅无反感，而且有兴趣（早年不愿意学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横下一条心学呗。正在加紧提高英文水平时，又遇到了必须学而且要迅速学会俄文的要求。英文还未及加深，又来了俄文，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两头空”。怎么办？于是我又参加了突击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师要求学过一种外文的人尽可能联系已学的语言来学俄文。这给了我一个大启发———联系英文学俄文。
我的办法是，准备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两个本子一字一句地对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学学英文时的图解法（diagram）来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轻轻地划在书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读完了，自己觉得效果还不错。
又用同样的方法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这本书读完，不仅没有了“鸡飞蛋打”的顾虑，而且感到这样做能够使英文与俄文的学习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对读过程中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语法中的一些有趣的异同，很开眼界。以后，我学德文，到自学阶段时还是用这个方法，用德文原本对照英文和俄文译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读。由于德文和英文关系更近，在比较对读中可以迅速发现二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进度，而且对三种文字的学习也大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收获还不仅于此，这样做也使我更自觉地在学习中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我的比较意识。
随着比较意识的提高，我也把学中国古汉语文字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外文上来。对汉字，我有追寻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习惯；推广到学外文上，就是随时追寻外文字的字源。这种方法短时间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积累下来，就很可观。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对某一种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学习多种（同一语系）的文字。还有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为理解得深，所以记得快、准、牢，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为这样的笨方法会费时间、低效率，而结果恰恰相反，尤其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曾费了大量的时间学外文，但是学外文并没有妨碍我对中国学问的学习。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就决心好好干。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先生涉及了与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制度的比较。我想，要研究希腊社会经济问题，斯巴达和雅典总是不可缺的。于是就开始准备做黑劳士制度的问题。这时东北师大来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苏联专家，要开青年教师进修班。我考上了那个班，从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里学了两年世界古代史。这两年里，除专家讲的本专业课外，还有俄文及理论课，其余时间就是做论文。我就选定了《论黑劳士制度》为题，结果写出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论文在一个规模不小的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并得到了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评价。进修班毕业，可是没有颁发任何学位；全班同学也都没有获得学位，当时没有这个规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看了稿子，答应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多数文字加工意见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条我不赞成一位苏联大学者的意见的地方，他们要我必须改；我想我的苏联专家老师都没有要我改，宁可不出也不改。这样就没有再把稿子寄回给他们。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
做《论黑劳士制度》论文时，我一直有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丛书的英译文的这半边，而不能看其希腊原文的那半边。用史料不能从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块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献功力仍然显得不够。
由于想治这两块心病，首先打算自学古希腊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希腊文文法书，自己就试着往下学；因为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放弃。学不了古文字，就转而自学德文。我买了一本北大德语教研室编的《大学德语课本》（第一册），自学起来。毕竟现代语言比古语文容易多了，这次自学为以后几年从师学习德文打下了一个初步但扎实的基础。
古希腊文学不会，就更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唯一的语文了。自从工作以后，尽管具体做的是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但我从未间断在中国文献方面的业余学习。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晚饭前或后，到住处附近的旧书店去逛一个小时左右，除一般寻找有无可购的中外文书籍外，每次的重点都在搜寻清人的小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些书很贵，买不起，就每次看一些，总要看到有一个大体了解才罢手。对清代著名学者年谱，每见一部，都要浏览一遍。这样就逐渐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学、经学著作。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买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没有名贵好书。我常对人说，自己买书几乎像旧社会挑女婿一样，左看右挑，经过许多回才很吝啬地买一本。其实不是吝啬，这样买来的书，未到家，你对它的大体内容、功能特点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来效率高，有时一本能顶好几本用。这一点可怜的体会，也许是有钱大手大脚买书的人无法感受的。直到“闻隔”开始前，我这一逛旧书店的习惯一直坚持十几年不断。“闻隔”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时兼做中国古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不觉突然，实在与此有关。
十二、学问的精神土壤
我一直坚持学外文。从东北进修回北师大以后，我一面跟张天麟先生继续学德文，一面又和教研室里的几位先生一同跟一位老师学拉丁文，学了不到一学期，运动风暴到了，只好停学。这一停，从此打断了我学拉丁文的路。
学拉丁文不成，是我学古文字的第二次失败。这次失败使我想到没有希腊文、拉丁文的素养，而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究竟能做到何种深度的问题。原来我就打算以希腊古代史、印度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为三个支点，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时就想更快地深入古印度史领域，借助自己在阅读中国古文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来做一种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研究。
既要认真治古印度史，就不能不认真读书。我知道，真要做古印度史，不能不学梵文和巴利文，系里领导也曾经答应送我去跟季羡林先生学几年梵文。可是，先是“四清”，接着就是“闻隔”风暴，我的古印度史研究都被打断，更无论去从师学梵文了。
到了“闻隔”中后期，因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而靠边站的人，空余的时间就稍稍多了一点。我也讨了这个便宜，想学习的心又按捺不住了。一位外语系的老师，和我是多年交流外文学习经验的好朋友，这时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各自自学起梵文来。自学不到一年，又重蹈了以前学古希腊文的覆辙———做练习中积累下的问题无法解决，不知自己做的练习是对是错，再次败下阵来。这一败，彻底打破了我学外国古文字的梦。心里不服，知道电台广播教法语，就又跟着学法语，从初级班到学完中级班，再次用英、俄、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对照法文本读。还没有读完，“闻隔”结束，各种工作压力一齐来临———我又正式兼做中国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刚学的法文就丢生了，还不如学希腊文失败后学的德文。噫，夫复何言！总之，我学外文几十年的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失败多于成功。一些好心的师友为了鼓励我，说我会多少种文字，使我十分惭愧。这里赘述数语，也是为了正视听于万一，以免虚声欺人。
虽说“闻隔”中后期有学梵文的失败，但我在中国古文献方面却颇有进展。1971年春，我被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临时帮忙（做重新开放的准备），开始下了学校里“运动”的车，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古书，也从此时开始自学金文。因为有一点《说文》的底子，所以入门不觉其难。秋季回校，参加外国历史书汉译的工作，随后就参加刘知几《史通》的译注工作。译注《史通》，在当时算是注“法家”著作，可以比较集中精力。这项工作做了一年多，我的文字训诂能力得到了一次严格的考验和锻炼，原来在这方面做的准备一时都派上了用场。
1979年末，我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里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1986年历史系建立了世界上古中古史博士点，我在系里就招收世界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以，从八十年代初起，我就正式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早期，我曾经给研究生系统地讲过“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课，但那只是讲社会经济和政治史方面的比较，未能涉及思想文化。好心的友人劝我就此写成专著，可是在我看来，如果事先没有做好一系列专题论文以为基础，遽尔就写专著，那么这样的“专著”就恐怕只能加上引号了。学校的出版社几度和我商谈，要我把讲义整理出版，我也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想法，就是比较研究是一种看来容易而实际又很难的工作。说容易，是因为只要你头脑灵活，随便在一个有话可说的方面抓一个热题，尽兴发挥一通，也能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说不易，则是因为要真正地做比较研究，那还需要先有两种准备。这就是，第一，对于所要做比较的领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不能率尔操觚；第二，必须至少对一个国家（能多当然更好）的历史具有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做独立研究的准备，并做出了一定的成果。
我用这两项条件反省自己，觉得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自己还是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和把握的，对于古希腊、古印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具备从原始文献研究的能力。中国古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寝馈于其间的文明，自觉理解较深，也具备从原始文献入手做研究的一定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来，积累起一定的研究经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国古史的研究同经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为了从源头上探寻中国古史的精神来龙，也是为了借助经学在文献考证方面的经验与成果。
二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大体都不出这个路数。这样的做法，是对是错，自己不敢断言，但作为一种选择和尝试，则未为不可。曾有一位师长和我开玩笑说：“你从世界史逃到中国史去了。”我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这些年来，我所写的文章，有少数是直接讲中外古史比较的和比较研究理论的，多数是专论中国古史某个具体方面或问题，但是其中总寓有比较研究的含义，文中也不时有一两句指出所资比较之所在。因此，在一定限度里说，我的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章都具有某种中外比较的背景。现在，我不再就外国史某一专门领域做专门的研究，但是不放弃尽可能读一些外国新书，参加或主持一些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把自己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或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的点滴成果引进到这些教材里来。所以，我才敢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
我自知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成果甚少，尤其不能也不敢望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之项背于万一。我只是多少做了一些事，还要请各方面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我希望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专家和专著出现，我更希望的是这种研究是潜心的、踏实的、真正的研究。我常想，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学术境界？有一点至少是明白的。他们都在自己本国的文化领域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功力，因而他们在探研外国历史文化的时候也就能自其大者、自其高处而观之，而理解把握之。他们学外国学问的时候，在精神境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初学者趴在地上一点一滴地拾人遗穗，而是在本国学问上与外国学者（他们在其本国学问上）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先奠定基础就开始学外国历史文化的现象也常会发生，这也未为不可。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在外国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以后，不宜忘记学习本国文化；因为不管自觉与否，这总是我们的精神植根最深的土壤。离开这块土壤，我们的成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深深景仰前辈大家的那种风范，愿意景行行止，也愿意与有志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青年朋友们共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作者：刘家和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上古史、中国思想史等。代表著作有《古代中国与世界》、《史学、经学与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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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