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艺术：德勒兹、瓜塔里、德波与以色列国防军

　　已经有朋友发布部分全文翻译了，现在贴在这里。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上）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下）

　　文章完整版见此。翻译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望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以色列国防军在2002年4月对纳布卢斯（Nablus）的攻击被其指挥官，Aviv Kokhavi准将描述为“反向几何”（inverse geometry），他将其解释为 “通过一系列微观战术行动重组城市句法（urban syntax）”。[1]

　　在战斗中，士兵们在城市中穿梭，穿过数百米的地面隧道，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开凿的。尽管数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同时在城市中穿梭，他们却“渗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至于从空中几乎看不见有人。此外，他们也没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者门、楼梯和窗户，而是横向地穿越墙壁，纵向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这种形式的移动，军事上叫做“侵扰”（infestation），它旨在突破内外的分野，把民房变成大道。以色列国防军“穿墙而过”的战略引入了一个观念：城市不仅仅只是战争发生的场所，它同时也是战争的媒介——“一种灵活的，几乎是流的介质，它永远是偶然的，永远在流动中。”

　　当代军事理论家们现在正忙于重新塑造城市领域中的概念。那些决定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基本概念、假设和原理则是关键。被地理学家Stephen Graham称之为国际“影子世界”的城市军事研究机构和培训中心的广阔知识领域，这些机构为重新思考城市军事行动而建立，可以理解为与精英建筑学院的国际矩阵有些类似。然而，根据城市理论家Simon Marvin的说法，军事-建筑的“影子世界”目前正在产生的研究项目比所有这一类大学项目加起来都要密集、资金充足，并且肯定也知道建筑机构所进行的前卫城市研究，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和非洲城市的研究。在军事院校和建筑学校认为必要的理论文本之间，其实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事实上，当代军事机构的阅读清单包括了1968年左右的作品（特别是德勒兹、瓜塔里和居伊德波的著作），以及关于都市主义、心理学、控制论、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更晚近的著作。如果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批判的空间已经在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文化中枯萎，那么它现在似乎在军队里找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地方。

　　我对伞兵旅旅长Kokhavi进行了采访，他42岁，被认为是以色列国防军最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之一（他也是撤离加沙地带定居点行动的指挥官）。像许多职业军官一样，他从军队中抽出时间来获得大学学位；尽管他最初打算学习建筑，但他最终获得了希伯来大学的哲学学位。当他向我解释指导纳布卢斯战役的原则时，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对行动本身的描述，而是他对行动方式的构想。他说：“你看到的这个空间，你看到的这个房间，只不过是你对它的解释。[......]问题是你如何解释这个小巷？[......]我们把小巷解释为禁止走过的地方，把门解释为禁止通过的地方，把窗户解释为禁止看的地方。因为小巷里有武器在等着我们，门后有诱杀装置在等着我们。这是因为敌人以传统、古典的方式解释空间，而我不想服从这种解释，落入他的陷阱。[......]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我需要赢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穿墙移动的方法......就像一条虫子吃出自己前方的道路，忽隐忽现。我对我的部队说：‘朋友们！[......]如果直到现在你们还习惯于沿着道路和人行道移动，那就忘掉它吧！从现在起，我们都要穿墙而过！’”[2]

　　如果你依然认为，正如以色列国防军希望你认为的那样，穿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战争形式，那么接下来的描述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首先，士兵们会在墙后集合，然后用炸药、钻头或锤子，破开一个足以通过的洞。有时也会使用震爆弹，又或是向通常是毫无戒心的平民居住的私人客厅里随意开上几枪。当士兵穿过墙壁后，居住者会被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得不呆在那里——有时是几天——直到行动结束，而且通常都没有水、厕所、食物或药品。在巴勒斯坦的平民，就像在伊拉克一样，经历了战争对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意外渗透，这是最深刻的创伤和羞辱形式。一位仅被称为Aisha的巴勒斯坦妇女在接受《巴勒斯坦观察》（Palestine Monitor）记者采访时描述了这种经历：“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你熟悉的客厅里，这是一家人吃完晚饭后一起看电视的房间。突然，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墙壁消失了，房间里充斥着灰尘和碎片，一个又一个士兵从墙里涌出来，大声地喊着命令。你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在追捕你，是否是来接管你的家，又或者你的房子只是阻挡了他们前往其他地方的路线。孩子们在尖叫，惊慌失措。你能想象一个五岁的孩子体会这种恐惧吗：四个、六个、八个、十二个士兵，脸上涂着黑漆，冲锋枪指向各处，天线从他们的背包里伸出来，看起来像是巨大的外星虫子，轰然穿过墙壁？”[3]

　　Naveh，一名退役准将，领导着作战理论研究所（Operational Theory Research Institute），该研究所对以色列国防军和其他军队的参谋人员进行“作战理论”培训——在军事术语中被定义为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他总结了他的研究所的使命，该研究所成立于1996年：“我们就像耶稣会。我们试图教导和训练士兵思考。[......]我们阅读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你能想象吗；我们阅读约翰·福雷斯特（John Forester），以及其他建筑师。我们阅读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我们阅读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将军们都在反思这类材料。我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制定了培训‘行动建筑师’的课程。”[4]在一次演讲中，Naveh展示了一张类似于对当方阵（square of opposition）的图表，该图表描绘了一套提及军事和游击队行动的某些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标着“差异和重复——结构化和结构的辩证法”、“无形竞争实体”、“不规则移动”、“速度对节奏”、“瓦哈比战争机器”、“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游牧的恐怖分子”等短语，它们经常提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根据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战争机器是多态的；分散的组织，以其变形能力为特征，由小团体组成，根据突发事件和情况，它们会分裂或相互合并。（德勒兹和瓜塔里意识到，国家可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变成一台战争机器。同样，在他们对“平滑空间”的讨论中，也暗示了这个概念可能导致支配。）

　　我问Naveh，为什么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以色列军队中如此受欢迎。他回答说，“《千高原》中的几个概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别的方式解释当代局势。它使我们自己的范式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了‘平滑’和‘条纹’空间概念之间的区别[它反映出了]‘战争机器’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观念。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我们现在经常使用‘滑出空间’一词指代在某个好像没有边界的空间上展开的行动。[......]巴勒斯坦地区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条纹’的，因为它们被栅栏、墙壁、沟渠、路障等包围。”[5]当我问他穿越墙壁是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时，他解释说：“在纳布卢斯，以色列国防军将城市战斗理解为一个空间问题。[......]穿越墙壁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解决方案，它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6]

　　为了理解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城市空间的行动策略，有必要了解他们如何解释现在为人熟知的“蜂群”原则——自美国冷战后的军事革命理论开始以来，这个术语一直是军事理论的流行语。蜂群演习实际上是根据人工智能的蜂群智能原理改编的，它假定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在相对不复杂的主体（蚂蚁、鸟、蜜蜂、士兵）的互动和交流中发现的，它很少有或没有集中控制。蜂群体现了在空间、组织和时间方面明显的非线性原则。传统的演习范式，以简化的欧氏几何学为特征，根据军方的说法，被转化为了复杂的分形几何学。战斗计划的叙事被军方所用的一个福柯式术语“工具箱方法”（toolbox approach）取代，根据这种方法，各单位获得了处理若干给定情况和情景所需的工具，但无法预测这些事件实际发生的顺序。[7]Naveh说：“行动和战术指挥官相互依赖，通过构建战斗叙事来学习问题；[......]行动成为知识，知识成为行动。[......]如果没有可能的决定性结果，行动的主要好处就是改进系统。”[8]

　　这或许可以解释军队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等理论家提出的空间和组织模式及行动方式的迷恋。事实上，就军队而言，城市战争是最终的后现代冲突形式。在城市现实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面前，对逻辑结构和单轨作战计划的信念已经丧失。平民成为了战斗人员，而战斗人员则成为了平民。身份的改变可以像性别的伪装一样迅速：妇女转变为战斗人员的速度就像一个卧底的“阿拉伯化”以色列士兵或一个伪装的巴勒斯坦战士从衣服下掏出机枪一样快。对于一个被卷入这场战斗的巴勒斯坦战士来说，以色列人似乎“无处不在：后边、侧边、右边和左边。这时你该怎么战斗呢？”[9]

　　批判理论已经成为Naveh教学和培训的关键。他解释说：“我们采用批判理论主要是为了批判军事机构本身——它呆板而沉重的概念基础。理论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能阐明现有范式与我们想到达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没有理论，我们就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不同事件，否则这些事件就会显得毫无关联。[......]目前，研究所对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军队中的一个颠覆性节点。通过培训几位高级军官，我们让系统[以色列国防军]充满了颠覆性的人[......]他们提出问题；[......]一些高层人员并不羞于谈论德勒兹或[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10]我问他，“为什么是屈米？”他回答说：“屈米的《建筑与分离》（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1994年）一书中体现的分离思想与我们有关。[......]屈米有另一种认识论的方法；他想打破单一视角的知识和集中的思维。他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从一个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屈米创造了一种新的语法；他形成了构成我们思维的思想。”[11]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是德里达和解构主义？他回答说：“德里达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太晦涩了。我们与建筑师分享得更多；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阅读，但我们也知道如何建造和破坏，有时甚至是杀戮。”[12]

　　除了这些理论立场，Naveh还提到了城市理论的经典元素，如情境主义的漂移（dérive）和异轨（détournement）的实践。当然，这些想法是由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其他成员构思的，以挑战资本主义城市的建筑等级制度，并打破私人和公共、内部和外部、使用和功能之间的区别，以“无边界”的公共表面取代私人空间。对乔治·巴塔耶作品的引用，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在屈米的著作中引用，也都谈到了攻击建筑和破除战后秩序的僵化理性主义的愿望，以摆脱“建筑的束缚”和解放压抑的人类欲望。

　　毫不含糊地说，人文学科的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正被挪用为帝国主义的有力工具。当然，军队对理论的使用并不新鲜——这条长线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一直延伸到到巴顿将军。

　　借用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的术语，未来对城市地形的军事攻击将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使用为“拆除围墙”（un-walling the wall）而开发的技术。这是新士兵/建筑师对“智能炸弹”逻辑的回应。后者自相矛盾地导致了更多的平民伤亡，仅仅是因为精确的假象给了军事-政治综合体在平民环境中使用爆炸物的必要理由。

　　在这里，理论作为终极“智能武器”的另一个用途变得显而易见。军方对理论和技术话语的诱导性使用试图将战争描绘成遥远的、快速的、智慧的、令人兴奋的，甚至是经济上可行的。因此，暴力可以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公众也被鼓励支持暴力。因此，新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促进了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被投射到公共领域，即军事解决方案是可能的。

　　虽然你不需要德勒兹来攻击纳布卢斯，但理论通过提供一种新的对自身和他人言说的语言，帮助军队重组。“智能武器”理论在重新定义城市战争方面上，既有实践功能，也有话语功能。实践或战术功能，即德勒兹理论对军事战术和演习的影响程度，提出了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显然具有激发新情感的能力，但它也可能有助于解释、发展甚至证明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独立出现的具有完全不同的伦理基础的观点。从话语的角度来说，战争——如果不是一场彻底的歼灭战争——构成了敌人间的一种话语形式。每次军事行动都是为了向敌人传达一些信息。谈论“蜂群”、“定点清除”和“智能破坏”有助于军队向敌人传达出它有能力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突袭可以被视为比军队实际拥有的破坏能力更温和的替代方案，如果敌人的暴力程度超过“可接受的”水平或违反一些不言而喻的协议，军队就会释放这种能力。就军事行动理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绝对不能使用自己的全部破坏能力，而应当保留升级暴行水平的潜力。否则，威胁就毫无意义。

　　当军队对自己谈起理论时，似乎是要改变其组织结构和等级制度。当它在与公众的交流中——在讲座、广播和出版物中——援引理论时，似乎是为了塑造一个文明和先进的军队形象。而当军队对敌人进行“谈话”时（每个军队都会这样做），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别具有威慑力的“震慑”武器，它要传达的信息是：“你甚至永远不会理解杀死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