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盛宴 ｜ 《第二性》与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
▲波伏瓦画像，画：Karl Stevens
发明这种题材的作家既非女性主义者也非美国人。1949年，41岁的西蒙尼·德·波伏瓦在法国出版了《第二性》。几年后，这本书的英语译本开始被弗里旦、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和舒拉米斯·菲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奉为圭臬。波伏瓦这位社会主义者在写作时，并未认识到应当专门针对女性权利掀起一场政治运动。当时是女性主义的沉寂时期，代表着女性的行动主义似乎是过去之物而非朝向未来；20世纪更早些时候，法国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她们可以参加法兰西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可以在大学中教书。波伏瓦是通过这项考试中哲学门类的第九位女性，在她之后，通过考试的女性数量不断增长。1944年，女性拥有了投票权。势头十分喜人。不过，哲学家波伏瓦却被某些问题所困扰着。她在《第二性》的导言中说，“女性的处境是，虽然和所有人一样，是自由、自主的存在，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她却在男性的逼迫下站到他者的位置上。”
波伏瓦援引了他者这个历史悠久的哲学概念，这个概念经过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发展，当时又被她的伴侣，让·保罗·萨特所阐发：他者是外在于自我的一种意识，对其的痛苦发现在完整意义上的自我的构成中至关重要。在与他者的遭遇中，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波伏瓦的第一本小说《不速之客》（1943）在以谋杀告终的三角恋情中探讨了他者的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和剧本《间隔》（1944）中，强调的则是在受到其他人注视之下的那种羞耻，无助地受制于他人对自己的诠释。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讨论过社会群体中的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引言中指出，任何两个有着不同背景的人都可能显得彼此陌生，不过通常来说，两人都知道，自己对对方来说都是陌生人。“陌生性”或曰“差异”乃是，或者应该是，一个相互性的概念。波伏瓦继续说，但是，也可能存在着这样的群体，其陌生性在其社会中是固定不变的。她所举的例子包括欧洲犹太人、美国黑人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少数群体，这些群体被永久地排除在各自的社会自我定义之外。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质疑和否认少数群体的自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质疑甚至会慢慢进入到少数群体成员自身的意识之中，他们于是变成了永恒的他者。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另一种类型的他者。虽然在任何地方，她都并非属于少数群体，但是西方社会中的女性通常被想象为男性标准的一种偏离，并且这种偏离还并非是朝向更好的方向。女性对自我的要求通常会受到质疑和否定。
围绕着这种看法，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做了立场坚定又十分深入的探讨。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展示了几百年来的法律、风俗以及神话是如何反复表述这样一种观点的：比起男性，女性不够善好、不够真实，甚至不够像人。她指出，在西方思想的全部领域（她全面讨论了生物学、哲学、精神分析、文学等方面），都存在着父权制的历史以及一整套清晰可见的服务于它的盲点。书中最引人入胜便是波伏瓦花费了五百页篇幅，以小说式的细节描写所证明的，占据主宰地位的男性文化是如何对女性的内在生命施加影响的，这种影响从女性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使得即使女性自己也觉得她们是不够善好、不够真实的。从每个人类意识都寻求将自我投射到外部，在此世行动的存在主义原则出发，波伏瓦认为，20世纪法国女性身体中的人类意识持续地遭到限制，从儿童时期投射和行动的尝试开始，转而被压制成某种认同他者而非自身视角的意识，从外部来观察自我。
波伏瓦的观点与W. E. B.杜波伊斯提出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十分接近，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 of Black Folk）中，杜波伊斯将其表述为“始终通过他者的目光来注视一个人的自我”。《黑人的灵魂》早于《第二性》45年前出版。波伏瓦的作品则首次尝试表明，对于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以及偏离常规的意识如何影响着女性。过去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J. S. 密尔和伊丽莎白·卡迪·斯丹顿在内的思想家们也曾经讨论过女性权利，但波伏瓦不仅只是对这些讨论表示赞许：她对女性他异性（alterity）所进行的深刻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的考察开启了崭新的思考路径。随着《第二性》的问世，现代女性主义的论战术也诞生了。
波伏瓦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布尔乔亚家庭，幼年被送到修道院学校读书，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对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看到了某本杂志上列奥塔尼·赞塔（Leontine Zanta）的图片后，她的志向被激发，赞塔是第一位获得哲学博士的法国女性。在《一位娴静淑女的自传》（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1954）中她曾经回忆，照片上的赞塔“坐在书桌前，姿态严肃，面露沉思之色”。波伏瓦是个优秀的学生，不过在她父母狭隘的巴黎社交圈中，她却难以自处（“连假装微笑对我来说都很困难”），而且她还没有继承权。她的父母勉强接受了她的志向。当时，巴黎高师这座最富盛名的学校并未对女性开放，波伏瓦只好在其他两所大学学习数学和文学，与此同时还要准备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并最终在这所大学开始了哲学的学习。
在索邦，她加入了一个学习小组，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小说家的保尔·尼桑（Paul Nizan）、后来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勒内·马修（René Maheu），以及一位名叫让·保罗·萨特的充满魅力、声名卓著的哲学家。一天晚上，马勒邀请波伏瓦到萨特的住处，辅导他们学习莱布尼茨（她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莱布尼茨的论文）。这次会面后来成了传说，它是波伏瓦和萨特五十多年关系的开端，即使如今看来，这段关系也十分现代，但又以一种理智地方式被维系着，几乎没有什么反叛精神。萨特曾经有过婚约，此时已经决定终身不娶。波伏瓦也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怀疑（婚姻“让一个人的家庭责任翻番”）。在两人初次见面的大约三个月之后，在卢森堡公园的喷泉旁边，波伏瓦和萨特达成了两人伴侣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约定，两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是首要伴侣关系，不过各自也可以与其他人成为伴侣。两人可以告诉对方关于各自的其他情人的任何事情。以两年为期，两年之后，他们再延长约定条件的有效期。你甚至能想象两人握手为定的画面。
波伏瓦在资格考试中的成功则是另一段传奇。她不仅在21岁第一次参加考试时就通过了（她成了通过的人里面年龄最小的），并且在当年排名第二。排在第一的是萨特，不过这是萨特在第一次考试失败后，第二次参加。凯特·柯克帕特里克（Kate Kirkpatrick）在《成为波伏瓦》这本新问世的传记作品中写道：
一位评审认为波伏瓦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且一开始其他评审也偏向她。不过最终他们的决定是，萨特是“高师人”，因此他应该是第一名。
随后两人被分配到不同城市的国立中学担任教职，波伏瓦去了马赛和鲁昂，萨特则去了勒阿弗尔，当然，最终两人都成功地在巴黎找到了职位。他们在蒙巴纳斯的同一所公寓分别租下房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常常也一起工作，最常去的就是La Dome和La Rotonde这两个附近的咖啡馆。他们阅读和编辑彼此的作品。波伏瓦还与其他三位男性有过长期和认真的伴侣关系，同样也与女性有过短期的伴侣关系，萨特也有自己的各种风流韵事和长期关系，不过根据协议，两人对彼此开诚布公，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之前，两人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伴侣。在两人周围，朋友、前任和门生们构成了一个关系网。
波伏瓦在鲁昂时期的同事，面对波伏瓦的第一本传记作者德德利·布莱尔（Deirdre Blair），小说家和评论家柯莱特·奥德利（Colette Audry）试图重现萨特和波伏瓦对话的精彩场面，“我简直无法描述跟这两人在一起时的那种景象。两人之间的互动非常炙热，有时候会让其他在场者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关系感到难过”。波伏瓦的妹夫说，“两人持续不断的对话，分享一切的方式，都让他们如此贴切地映照着彼此，没人能拆散他们。”
在写作《第二性》时期，人们提起波伏瓦时几乎同时也会提及萨特（尽管反之并不亦然）。他们是一对光芒四射充满魅力的情侣，在巴黎的知识界享有盛誉，也受到美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这时候她已经出版了《不速之客》和一本篇幅不长的哲学作品《模糊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mbiguity）；萨特则已经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在这本书中，萨特首次勾勒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此外还有戏剧《间隔》以及《恶心》这本小说。在对两人的新闻报道中，萨特是哲学天才，而她则是忠心耿耿的学徒，将他的思想大众化。这种公共形象有其真实性，也有性别偏见所致的部分；然而波伏娃自己也或多或少对这种看法表示过认可，这一点让信奉女性主义的崇拜者困惑。在其回忆录以及《第二性》出版后的许多采访中她都表示，萨特才是哲学天才，自己并非是个真正的哲学家，而是个小说家。
▲波伏瓦和萨特1970年在巴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人的通信和日记都相继在他们离世后被出版，人们逐渐意识到，或许波伏瓦对萨特思想的影响比她自己所说，也比别人认为的要大。学者们不解，波伏瓦为何在自己广受欢迎的回忆录中放弃自己的志向，并且淡化自己对萨特的影响。柯克帕特里克在《成为波伏瓦》中深入发掘了波伏瓦的日记与回忆录之间的差异，为她的自我贬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虽然她年轻时将作家视为职业，但是她缺乏信心……被大众所接受并流传后世的两人关系的样子反映的正是萨特的自信和她的自我怀疑。”
玛格丽特·A·西蒙斯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她是波伏瓦日记英语译本的联合编辑，这套书最新的一卷，“Diary of a Philosophy Student, Volume 2, 1928-29”最近已经问世。西蒙斯认为，波伏瓦对自己志向和影响的淡化处理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牺牲，其目的在于保护《第二性》这份遗产。她并不想让读者认为自己是出于酸楚和失败感才写作了这本书；而许多批评者在谈到这本书时，立刻就会联想到所谓的女性怨恨。
波伏瓦于1946至1949年之间完成了《第二性》的研究和写作。最初她并不准备写一本大部头的论文，而是写一本自传体式的散文，主题讨论的是，对她来说作为一位女性意味着什么。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并未将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上处于更低下的地位视作问题。她的朋友奥德利回忆说，她近乎疯狂地坚信自己的生活同萨特一样自由。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逐渐意识到，两人的自由的方式是不同的，或者说感觉起来有所差异。萨特在尚未写出第一部作品，仅仅做着教师工作的时期，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相反，波伏瓦则因为有一份教职便“高兴得头晕目眩”。“对他来说，通过资格考试并且取得教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她后来写道，然而“在我看来，我是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并非只是在承受命运。在萨特看来摧毁了他的自由的职业生涯，于我而言依旧是解放”。
读者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这反映了某种情绪和心态上的差异：萨特比波伏瓦更加野心勃勃。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法国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波伏瓦成为了一位哲学教师已经标志着一个难以企及的伟大志向的实现。当她开始思考对她个人来说，作为女性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就开始具有了政治意涵。波伏瓦的同时代人看到哪些人从事着精英职业，会达到这样的结论：男性大体而言要比女性更有野心，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在大多数方面都强于女性。波伏瓦在这本八百多页的书中希望证明的是，这个结论或许并不正确。
在《第二性》整本书中，“女性”这个范畴一度消失，继而又再次出现。她表示，让这个范畴消失，是因为当你观察自然世界时，并不存在给定的、连贯的女性角色，甚至也不存在生理学意义上的定义。就内在的女性特质而言，为你的伴侣准备晚餐同杀死并吃掉他并无二致，一切都仅仅取决于你的生物种类。确实，若是浏览一下人们对女性特质的定义以及对男性主宰的证成，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主张各式各样，还相互矛盾。保守主义者惊呼“女人正在变得不像女人，女人已经堕落”，波伏瓦写道，而另外一些人则告诉自己，哪怕是在更加平等主义的苏联，“女人仍然是女人”。波伏瓦指出，不同的观察视角会得出不同的判断，女性特质或是某种女性的永恒和无法逃避的本质，或是意味着，倘若女性不再日复一日地践行它，使其臻于至善，那么这种特质便濒临灭绝。这两种主张怎么可能同时为真？
然而，女性这个范畴必定意味着某物，否则为什么（直到1965年之前）妻子们都不被允许开设银行账户，女性也不能在巴黎高师就读？波伏瓦重构了作为范畴的“女性”，不过这种范畴的首要含义是社会意义上的。或许并不存在对女性特质的稳定定义，不过波伏瓦认为，女性特质一直以来都作为男性特质的对立面而被界定。性欲过剩或性冷淡、狡诈或无知、无私或自私，无论女性被赋予何种相反的特质，即使是被公认的好特质，最终都服务于论证为何是男性应当拥有银行账户和高师文凭，而女性不应当拥有。
在《第二性》的结论中，波伏瓦引用了一位鲜为人知的17世纪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的话： “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20世纪中期波伏瓦在自己的分析中运用这种观点时，她的读者们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主要概念应当起码有些大致了解了，波伏瓦在书中对这两人以及恩格斯做了详细的讨论。读者们能够接受这种看法（无论是否喜欢），即：宣传男性优越这种观点对于男性而言是一件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如同某种阶级利益，哪怕是那些尊重理性的从事科学的男人，他们再三做的有关女性比男性低劣的发现或许也是无意识地受到了驱动。
一种古老的观点因为《第二性》有了更强烈的回响：在对女性的能力进行评价时，男性并非公正无私，他们是有利益偏好的。波伏瓦的分析清除了她的读者观念中残存的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是神圣和自然的观点：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主宰另一个的故事。 《第二性》的下卷《实际体验》讨论了女性从儿童到老年的全部生命阶段。这部分的写作显得尤其私密，在名为“童年”的章节中她写道，“在三四岁之前，女孩和男孩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男孩同自己的姐妹一样，期待讨人喜欢，博得微笑，令人赞赏”。不过，很快的，男孩就被推向情感独立，这个过程或许看起来，感觉起来很残酷：
但尤其对男孩子，是逐渐拒绝给他亲吻和温存的；至于对小姑娘，继续给她爱抚，允许她生活在母亲身边，父亲把她抱在膝上，抚弄她的头发。
但是，“如果男孩起初显得不像他的姐妹那样受宠爱，这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大的期待。”
与此同时，女孩们的命运轨迹则急转直下：
如果她的交游、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的阅读，把她拉出母亲的圈子，她就会明白，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父亲的生活围绕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刻，他工作的房间，他周围的物件，他关注的事，他的嗜好，都具有神圣的性质……通常他在外工作，正是通过他，这个家跟世界其他地方沟通：他是这个冒险的、广袤的、困难重重的、美妙的世界的化身。
当然，以上所描绘的是一位受过教育，从事专业工作的父亲的女儿。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对那些并不享有特权，抑或终日困于世俗生活苦难的父亲的女儿来说，又是何种景象，波伏瓦对这一点并未进行充分讨论。这是她那种不设定具体方向的研究路径所带来的缺陷之一。波伏瓦在《实际体验》中必须再次召唤出“女性”这个范畴，这一次是从内部来唤起，涉及到大量无法被固定下来的内容。个人经验、朋友的经验、对法国和美国女性的采访、对欧洲女性的少量社会学调查，都成为波伏瓦的资料来源。在这些章节中，她所勾勒的普通女性实际上一直在变化：时而是工人阶级，常常又是中产阶级，有时是女同性恋者，有时又是一位妻子，抑或是从事专业职业的女性。这个“普通女性”是个没有被明确点明的天主教徒、法国白人女性。她的方法论也不被社会科学家所认可，她的写作的权威来自读者对以下观点的接受：虽然并不存在一个女性，但是，在女性这个范畴中依旧承载着足够丰富的共同社会经验，对此，波伏瓦的论述富有说服力。当然，对许多读者来说，她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第二性》所讨论的不仅是女性。这本书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以十分亲密地方式谈论男性。在分析青年女性的性启蒙时，她将其与青年男性进行了比较：
男人以性器官、手、嘴巴和整个身体探向他的性伙伴，但他仍然处于这个活动的中心，就像一般说来，主体面对它感知的客体和它操作的工具；他投身到他者身上，却不丧失他的自主；对他来说，女性的肉体是一个猎物，他在她身上把握他的感官对任何客体所要求的品质；无疑，他做不到将这些品质据为己有：至少，他抓住了它们；温存、接吻带来的半是失败：可是这失败本身是一种刺激和一种快乐。
在分析妻子时，她也讨论了丈夫：
丈夫不仅在情欲上，而且也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形塑”他的妻子；他教育她，令她感受到敬畏，向她进行灌输。一种丈夫通常乐于沉浸其中的白日梦便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使事物受精、塑造其形态、插入其实质：女性乃是最理想意义上“他手中的陶土”，使自己被动地被他雕琢塑造，在反抗中屈服，使得男性的活动继续发生。
在此之前，男性是否受到过任何女性作家如此冷静的检视？波伏瓦提到，她当时的好友加缪“大吼，‘你把法国男性变成了笑话！’”。“从表面上看，这个评论太奇怪了，毕竟如果说波伏瓦在这本书中没做什么，那就是贬低男性。与之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确实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男性调侃了一番，她给自己虚构的冯·X教授描绘了一番，这位厌女者和知识分子是《论妇女在心理上、道德上和身体上的低劣》的作者，长着一个大下巴和非常小的眼睛，他的表情“表明，他是有些激动地工作着，他用笔在纸上刺戳着，就好像写作时在杀死某个害虫。”菲尔斯通、米莱特和安德里亚在讨论性行为的时候也时常显得很刻薄。不过在这一点上，波伏瓦既未进行讽刺，也从不恶意中伤。她的首要目标是唤醒女性去从更加完整的历史和哲学视角去认识自身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然而，她的另外一个目标虽然次要却同样真诚：唤醒男性去认识这种关系。 在对抗一切不公正的斗争中，男性和女性应当并肩作战，在《第二性》中，没有任何论述与这种观念相抵触。
如果波伏瓦确实让男性成了调侃的对象，那么这也并非是由于她在写作中进行了贬低，而只是因为她让男性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男性，同女性一样，也是知性探察、科学检视和心理推测的潜在对象。男人们束手就擒。《第二性》是将男性客体化的一次奇袭，当然，除此之外它还做了许多的事情。
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首先发表在波伏瓦和萨特共同编辑的期刊《现代》上。那几期的刊物都被抢购一空。波伏瓦收到了各种赞扬信，大多数都是女性读者所写，当然也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派排山倒海的批评。《费加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这本书的归纳是，“女性被贬低到他者的层面，在自己的弱者情结中恼怒不堪。”【托瑞尔·默瓦（Toril Moi）在《西蒙尼·德·波伏瓦：制造一位知识分子女性》中曾经指出，当时的人们对《第二性》的批评带有尤其强烈的讽刺】。《精神报》的一位作者批评这本书的“怨恨基调”，柯克帕特里克还提到，哲学家让·圭顿（Jean Guitton）认为这本书“字里行间都传达着‘作者悲惨生活’的痛苦”。
1949年，波伏瓦的情人尼尔森·艾尔格伦（Nelson Algren）到巴黎去看她，期间他惊奇地发现，人们开始对坐在咖啡馆中的波伏瓦侧目而视、指指点点，而且显然并非出于善意。“你有了一群最佳敌人”，他对她说。波伏瓦在回忆时也曾经谈到，自己还收到了许多威胁信：
我收到各种来信，署名的或者不署名的，其中有警句，有赞美诗，有讽刺诗，有诅咒，也有劝诫之词……人们向我表示，愿意帮我治愈自己的性冷淡，缓和我阴唇的欲望；他们用最下流的话许诺要给我启示。
再礼貌的描述也无法掩盖这种行为粗俗骚扰的本质。
《第二性》问世的二十多年以后，一场女性政治运动发生了。对当时许多年轻的积极分子来说，这本书和波伏瓦本人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不过，法国激进女性解放团体MLF依旧在1970年邀请波伏瓦加入到自己的运动中来。她答应了邀请。
▲1971年的巴黎，妇女解放游行
“过去二十年，法国女性的境况并未真正得到改变”，她在采访中表示。“即使是法国的左翼和革命团体组织中，我曾经以为属于必然之物的平等浪潮也并未抵达。女性永远都从事着最为低等无聊的工作，在幕后进行服务，而男性则永远站在台前。”尽管她依旧并不相信存在着本质的女性特质使女性有别于男性，但是她确实认为，女性，无论其本质究竟如何，都需要为了自己而组织起来。光有分析远远不够；波伏瓦现在发出了号召：“不要去赌未来，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9年11月7日刊
《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艾琳·布莱尔 Elaine Blair
《纽约书评》编辑部成员
《纽约书评》《国家》《美国学人》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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