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类型理论汇总十篇
文本类型理论篇（1）
翻译单位是普通翻译理论领域最基本的命题之一。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绕不开翻译单位的确定。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翻译单位这一命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从翻译单位的定义方面来看，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已经经历了从形式到意义，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王德春（1984）将语言的六个层次上的单位视为翻译单位；李爱玲、武景全（1995）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这些学者从语言的形式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划分，因此他们提出的都是静态的翻译单位。有些学者从语言本身的意义出发，提出了动态的翻译单位。其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1985：157）认为“任何一个语言层次单位―从音位层到整个话语层―实际上都可以成为一个翻译单位”；Andre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1990）将“文化”作为翻译单位。
从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传统的大多数研究是以规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描写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近年来本命题开始通过语料库提取数据的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如陶源（2015）通过俄汉平行语料库对翻译单位展开研究。另一种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过程导向（Alves，2010）和有声思维法（Lscher，1991；Gerloff，1986）对译者的翻译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总之，多年来这一命题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多样，但关于翻译单位这一命题至今仍无定论，甚至很多观点之间互相对立。
一、文本类型理论
七十年代初，文本类型理论首次由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琳娜?莱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1971/2000）一书中提出。莱斯根据文本语言功能的差异将文本类型分下以下三种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
莱斯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表情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发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译文忠实于原作者或原文。感染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点是信息的接受者，侧重于感染的作用。翻译感染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Reiss，2000：30-48）。见表1。
二、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翻译单位的划分
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文章类型、语言功能和翻译策略互相关联，源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为翻译批评模式的根本。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了翻译单位的确定。
由于翻译活动这一过程本身是动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根据文本类型自主选择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如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单位绝不是唯一不变的某一特定语言层级，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下，翻译单位既可以是静态的短语、句子或段落等；也可以是动态的文化、修辞和意群等。因此翻译单位是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的。
三、总结
文本类型理论根据不同文本特点具体分析其对应的翻译方法等，指出以翻译为目的，根据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采取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文本类型理论下的翻译单位的确定，即信息型文本多以短语、句子和段落为翻译单位；表情型文本多以文体、修辞、文化和篇章为翻译单位；感染型文本多以语义、意群和话语为翻译单位。
参考文献：
[1]Reiss，K.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Tr.by A.chersterman）.In Chersterman A，（ed.），1989：105-115.
[2]张美芳 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译技探讨，2009（5）.
[3]李康熙 翻译单位研究综述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2（6）.
文本类型理论篇（2）
一、引言
《政府工作报告》这类严谨的政府文件，翻译必须准确达意，因为一个词的译文的不恰当可能会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本文作者将从词汇和句式等角度分析《政府工作报告》的文体特征和语言特点，结合赖斯文本理论原理，旨在为《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提出合理的理论指导，提高翻译质量。
二、理论基础――目的论与文本类型理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莱斯首次把翻译目的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翻译，即译文必须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目的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同时，她提出将文本分为三类：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 ）、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 ）、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莱斯认为“文本分类是选择不同翻译标准和批评标准的依据”。信息性文本关注文章内容和话题本身，旨在给读者传递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比如传播信息，知识和意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准确，完整的再现原文内容。就风格选择而言，应以目的语文化的主导规范为指导。表达型文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审美因素，信息方面只是补充，在翻译时译文应传达原文的审美及艺术形式。呼吁型文本目的在于呼吁或说服文本的读者或接受者案某一种方式行事。在翻译中感染读者，打动读者是遇着的首要任务，有时可以在文本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略微调整，以便在译文读者中创造与原文同等的效果。
三、《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特征和语言特点
1.文本类型及功能。根据莱斯的文本划分，第一，《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信息型文本的性质，它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其工作的纲领和指导思想。它的功能是传达中国政府工作信息，让国内国外读者了解政府的工作和中国的国情。第二，《政府工作报告》具有呼吁性文本的性质。《政府工作报告》一大重要作用就是呼吁海内外读者响应、支持、理解中国政府开展的工作。
2.《政府工作报告》的语言特点与翻译策略。
（1）同义词的重复。重复用于强调内容或感情，先前的一些研究认为重复是单独用一样的词，或用一样的词组成短语、句子和段落。如，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
如，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量关心、量直接、量现实的利益问题。出现重复的部分可以是形容词、副词、名词和动词等等。实际上，只保留重复部分的第一个，去掉之后的重复部分，句子还是完整的，句意也没有改变。还有 一种重复是同义动词重复，如“谋和平、维稳定、求合作、促发展”中的“谋”、“维”、“求”、“促”也属于同义重复，不用想方设法使用不同的动词翻译，这四个字可以翻译成同一个词，即pursuit。可以这样译：the pursuit of peace，stabilit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这样合并动词翻译简洁明了。
（2）四、八字词结构。汉语擅长用两个动词组成谓语，表语或者定语，可以增强语气使语言更有张力，实则表达同一个概念，在英文行文中要减译。如，推广应用直接译为popularize，繁荣昌盛直接译为prosperous就可。还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闭关锁国，固步自封”都是八字词重复，都在说明一个意思，第一个可以翻译为trend，第二个可以翻译为isolation。中文中有很多这样的动词名词都在传达同一个信息，这是中文行文习惯，那么在汉译英时要酌情删掉重复的部分，先为中文减负。如，坚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中的“调整优化”，优化升级，提高加强，保障改善民生，加强完善，都属于同义动词重复，取其最核心的那个词进行翻译即可。
（3）同义句重复。除此之外，汉语还喜欢使用同义句，用后一句来肯定和加强前一句话。如，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持之以恒、坚定推进，也要照顾到不同国家国情，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和“不可能一蹴而就”属于前后呼应，意思重复，需要合并翻译。可以这样翻译：We have a long， hard journey to go before we can keep the world economy strong，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That entails not only strong，sustained commitment but also due respect for diversity in national realities，development paths and methods.
（4）无主语句。无主语句就是一句话只有谓语和宾语，或者只有系表结构，无主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常见。对于无主语句的翻译我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找到句子隐藏的主语，在翻译时添加上；二是将句子翻译成被动句。如，坚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很显然，上述例子有许多谓语，没有主语，对于汉语读者，我们知道动作的主语一定是政府，这句直接添加一个主语，可以这样翻译We remain committed to upgrade the economic mix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conomy。汉语是意合语言，汉语的语法和语言习惯允许这样的省略，如果非要汉语像英语那样主谓宾齐全会是汉语冗长嗦。又如，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Steady progress is being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industrialization，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rbanization，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本例无主语句中宾语的形容成分非常长：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如此长的形容成分，不适合英译时翻成主动态，因为这样大部分的内容会堆积在句子后半段，所以本例的英译没有添加主语，而是将宾语提前，改成了被动态，使译文读起来更通顺，符合国外读者语言习惯。
（5）逻辑关系隐晦的长句。为了细致说明情况和事实，《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非常多信息量很大的长句，这些长句基于意思，在结构方面比较松散。如，我们将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上述是比较长的句子，每个句子包含了数个小分句，但一个连接词都没有，逻辑关系不明显，需要仔细阅读后才能体会到。对于这样的长句子我们一般切分成数个小意群，每个小意群单独成句。可以这样翻译We will address the pressing challenges in the economy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a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We will maintain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in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make our policy responses more targeted，flexible and forward-looking in the economy.
四、结束语
翻译不仅要实现语言间的转化，也要实现语言习惯，文化背景，逻辑思维和审美方面的跨越。这要求译者要跳出中文思维的框架，重新审视原文，梳理原文，对其进行拆分重组，删除多余的成分或者补充上意思不完整的成分，才能得到理想的译文。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张瀚文.目的论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4.
[3]杨敏.《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研究[D].山东大学，2012.
文本类型理论篇（3）
引 言
如何向外国游客推介旅游品牌,准确地传达旅游文本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让他们深刻了解中国的旅游景点,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是亟待广大翻译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重要论题。随着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文本被翻译成英文。有人对目前的旅游翻译现状作过调查,结论是“国内旅游翻译良莠不齐,问题颇多”。[1]究其根源,在于译者没有对手上的旅游材料进行文本分析,忽略了旅游文体的特殊功能和交际目的,忽略了汉英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忽略了译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一味将汉语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要求强加于英译文本之上,与英语读者产生审美意识上的错位。而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e Reiss)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赖斯根据主要的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 (1) 信息型（informative）:旨在传递信息、知识、意见等事实的文本属于信息功能文本。此类文本强调“真实性”和语言外部的现实。(2) 表情型(expressive):强调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原作者只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去考虑读者的反应。它主要包括严肃的文学作品、权威性言论、自传、散文和私人信函等。(3) 操作型(operative)及感染型: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目的在于感召读者按照作者意图来行动、思考、感受,并作出反应;包括告示、说明书、广告、宣传手册等。[2]虽然不少文本具备多种功能,但是它们总是有主有次。赖斯认为原文的主要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方法，换句话说，翻译方法应因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3]曼迪指出，“赖斯理论的重要之处是， 它超越了纯语言的层面、超越了纸上的文字及其意义， 把视野拓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4]
文本类型理论对旅游文本翻译的启示
从文本类型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类型的文本至少都具有信息性、表达性和诱导性三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而且往往以其中一种为主导功能,以另外两种为辅助功能。一般而言,旅游宣传文本的应归属于文本类型理论所界定的信息性+诱导性(呼唤性)功能文本。旅游宣传文本主要是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宣传,扩大人们的知识视野,激发人们旅游、参观的兴趣。同时,它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游客增强对景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当然,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为前提。旅游宣传文本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吸引游客。由此看来,信息性也就成了旅游宣传文本的重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以信息性为前提,以诱导性为最终目的的一种互动关系。赖斯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方法并不存在,翻译前必须先对翻译材料进行文本类型分类,然后根据文本类型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作为一种交际性较强的实用性文体,旅游宣传文本属于集信息(尊重事实)和诱导(激发读者)功能于一体的典型的复合型文本,同时,旅游宣传文本所体现出的浓重文化色彩又影响着目的接收者的接受程度。所以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以译文的交际目的为向导,在总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指导下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旅游文本的翻译策略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旅游文本主要包括两项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诱导行动。其目的在于提供关于景点的信息,吸引游客,激发他们参观游览的兴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应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而应认真分析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目的,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翻译应当使用归化（adaptive）法,在译文读者中创造同等效果”。[5]基于这一原则旅游文本的翻译应采用删略法、重组法、增译法等策略。
1.删略法
即删去中文资料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东西。中国人在写事状物时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诗词加以验证，中国读者读了会加深印象，并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是画蛇添足。译文中删去，反而干净利落，明白晓畅。如一本介绍青岛的旅游资料中有这样一段原文：“‘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依栏杆水拍堤。’这是古人赞美青岛海滨的诗句。青岛是一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西起胶州湾入海处的团岛，东至崂山风景区的下清宫，绵延80多华里的海滨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长轴画卷。”它的译文是：Qingdao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It is no hot in summer and not cold in winter. The 40-km-long scenic line begins from Tuan Island at the west end to Xiaqing Gong of Mount Lao at the east end.译者把古诗全部删减，但不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中其他部分的理解，而译文中的第一句却正是对前面古诗简洁的概括。
2.重组法
是指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对原文不符合译语习惯的词、句、语序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调整,以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何志范先生所译的“乐山龙舟会多姿多彩”堪称创造性翻译的范例。如描写龙舟赛前场面的第三段文字: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
译文为:
High-rise buildings ornamented with colored lanterns and bright banners stand out along the river banks.On the river itself, gaily decorated dragon-shaped boats await their challenge, display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ms to their hearts’content. One boat wags its head and tail; another spits fire and sprays water.
译文中,译者多处灵活地处理了中英文行文上的习惯冲突,改变了原文中词藻堆砌的现象。如译文表面上虽没有与“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风采奕奕”、“威风八面”等对应的词句,但仍通过“gaily decorated”、“display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ms to their heart’s content”将意义与气氛很好地表达出来。此外,正如译者自己认为的“译文打破了原文句子的排列,用displaying their individual charms to their heart’s content来表示群龙在竞赛前各显其能、舒展各自身姿的风采和八面威风;await their challenge又为龙舟夺标作了铺垫,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6]
3.增译法
是指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中所含信息,而增加一些相关的参考说明。如与旅游风景名胜相关的历史事件、典故传奇等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中文材料中可以只字不提,但外国游客有时会因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而影响他们对旅游宣传材料所含信息的接收与理解,进而影响他们对所宣传景点的兴趣。因此,译者必须注意在译文中增添相关的文化信息,以达到源语文本预期的“诱导”效果。如一本介绍崂山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段：三官殿里一株茶花树，在寒冬腊月开出一树鲜花，因此又名“耐冬”。译文则为“There is a camellia tree in the Sanguan Palace blooming fully in midwinter, so it is called Naidong, meaning it can stand bitterly cold winter.”译者根据原文的字面意思，在句中增加了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对“耐冬”作进一步的解释，加深了读者对茶花树的印象。
小 结
译文着眼于预期功能,摒弃了汉语的行文形式,删减掉有悖于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内容,采取符合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有效传达出了原作意图。周宣丰先生说:“文本体裁是经过长期使用而规约化、模式化的语言产品,每一种文本类型都表达特定语用者的意图和特定交际功能。因此,译者有必要分析特定语篇体裁的特点,抓住源语文本的总体意图和功能,识别作者通过哪些手段来传达文本的意图,从而正确选择翻译策略。”[7]对于旅游文本的翻译来说,其文本类型具有独特性,重在信息传递和诱导功能,具有明确的交际意图。所以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必要的信息删略、重组、或增添,可以有效地增强所传递信息的接受度,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
参考文献:
[1]文军.信息与可接受度的统一[J].中国科技翻译, 2002 (1).
[2]邓艳.从文本类型理论看旅游资料英译的情感“诱导” [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Reiss,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4]张美芳.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5]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文本类型理论篇（4）
自2013年12月考次起，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对四、六级考试的试卷结构和测试题型作局部调整，四级考试中翻译题型从原来的句子补充翻译演变为段落翻译。最新颁布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明确规定：翻译题为段落汉译英，翻译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从这两年的翻译真题看，汉语内容均属介绍型。介绍型文本的翻译该如何进行呢，根据文本类型理论，在特定文本中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其语言功能、特点、焦点、翻译目的与方法都会不尽相同。
一、文本类型理论
文本类型理论起源于语言功能论，包括布勒的语言工具模式与雅可布逊的语言功能模式。[3] 历经莱思（Reiss）与纽马克（Newmark）两位翻译家的发展。莱思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论，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种：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操作型（operative）。根据莱思的文本类型论，翻译的功能应该优先于对等论的标准。（张美芳，2005：70）。信息型文本语言逻辑性强，翻译时侧重内容，做到简介明了;而表情型文本言语中充满美感，其形式上的需求较高，翻译时要忠实于原作者;操作型文本重感染读者，翻译仿佛是译者与读者的对话，凸显等效功能。莱思在文本类型理论中提到翻译文本类型对翻译方法的限制，但并未对翻译方法进行具体阐释。后来纽马克（Peter Newmark）对经由雅可布逊修改的布勒的功能语言理论，语言的三大功能：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感染功能（vocative function），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忠于作者、充分表达作者原意称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忠于读者，便于读者接受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语义翻译的目的是“在目标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范围内，把原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准确再现出来”[1]，而交际翻译目的是“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和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1]。
文本类型与文本功能对翻译方法提出了要求。在纽马克的翻译方法中，对重源语的文本采用语义翻译，强调逐字翻译，直译文本，追求忠实效果，包括原句的长度，语义与结构等。结合目前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翻译题型要求，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均属于信息型文本，故而在翻译过程中采用语义翻译，侧重信息传递。
二、大学英语四级翻译策略
（一）词句形式对等
自2013年12月来近三次考试的翻译真题试卷一分别是关于信息技术、核能开发、旅游等话题展开的文本。如2013年12月翻译题：“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正在飞速发展，中国公民也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有些学校甚至将信息技术作为必修课程，对这一现象大家持不同观点。”可直接翻译成 “With full 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inese citizen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 Some schools even tak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his phenomenon，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 ” 从用词、语序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看，译文就是原文的完全再现。专有名词 “信息技术”对应 “Information Technology”，“必修课程”对应 “required course”，语序上也与原文一致，未做调整，但直译不代表就是死译，译文在处理句子关系时充分考虑到英语句子的逻辑性，将形式分散的中文表达用一定的英文技巧组合，如首句“信息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中国公民也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形式上是两套主谓宾，但实际上有着因果关系，所以在译文中用介词短语“with.....”充当原因状语。
（二）转换
2014年12月翻译考题：“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对旅游产生兴趣，这是近年来的新趋势。”英文“More and more Chinese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traveling，which is a new trend recently.”语序未变，但英文重逻辑思维，转换成定语从句完成完全避免了翻译的汉语干扰。
2014年6月翻译：“2011年3月日本核电站事故后，中国的核能开发停了下来，终止审批新的核电站，并开展全国性的核安全检查。”其对应英文翻译 “In March 2011，after the accident of Japanese nuclear power station，China stopped its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with approvals for new nuclear power plants suspended，and national nuclear safety inspection carried out.” 用主动态stop替代原文中核能被开发的被动之意，原文“审批”是动词，转换成名词“approvals”更加服务于整句的需要，后面动词“开展”在英语中则转换了定语身份。
显然这些转换都是在忠实基础上不断将原文信息传递，英语表达着重信息的完整再现，句式整齐，内容详实，是语义翻译的真实写照。
结语
翻译本身是件费力不太好的事，尤其对于翻译工作者而言，翻译方法也绝不是单一的。但是目前大学英语四级翻译考试对学生的要求侧重词汇和基本英语表达习惯。语义翻译对于四级考试的翻译策略有一定提示作用，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但最终成效的好坏需要老师重视，学生积极参与实践。。
参考文献：
文本类型理论篇（5）
一、引言
张贴于公共场所的文字、图形等各类标识以及标牌称为公示语、告示语、社会标识语等等。它是一种较为独特地应用文体，在公共场合以醒目的方式起指示、提醒、说明、请求、警告和鼓励等作用的文字语言。
二、基于文本类型的三种公示语的文本
以上吕对公示语的分类是基于公示语的功能特征。一下作者想进一步在文本类型的基础上将公示语分为三种文本：信息型、呼唤型和寒暄型。
信息型（informative）具有指示特征的公示语在公众场合是最常见的。它们只在一些公共场合提供说明、服务或制度但是不一定要求公众去必须履行，公众可根据这些公示语的提示了解到他们的位置，哪些行为是可做的哪些是禁止的。
如：路标“西单北大街” XIDAN North St “国贸桥”GUOMAO Bridge
地名“湖南省”Hunan Province “颐和园” Summer Palace
呼唤型公示语有限制、强制和提示功能。因为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呼唤公众去做或者不能去做某事。例如当我们看到饭店桌子上有“预留席位”（reserved），我们能得到的消息是这个作为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寒暄型公示语寒暄型的公示语旨在建立、维持或结束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谈从而营造一种友好的氛围（诺德，2001：44）。这些公示语仅有交流作用并不发挥信息或呼唤功能。如 北京欢迎您（Beijing Welcomes You）。
三、交际翻译方法在公示语中的应用
呼唤型公示语占了公示语的大部分，主要包括各种标语其带有督促、限制强制功能特征的广告等等。本文作者提供了借译和重等翻译方法，对一些普遍常用的公示语采用借译，对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公示语，重译可以说是个恰当的方法。
1.借译吕（2004）指出英语公示语普遍标准，因此在翻译为英文时，如果一些公示语所表达的功能相同，那么我们可借用现存的英语表达来代替。
在一些中国公示语比如：“请勿抽烟”、“无烟区”中呼唤人们不要在某些场合抽烟，在英语中有很多对等语可直接借来应用。如：
NO SMOKING
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
2.重译法是在考虑两种文化差异后，为了保持公示语本身的功能，译者会根据译入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习语来翻译公示语。为了达到对等功能某些方法可应用到公示语翻译：翻译不足 ，运用恰当的语气，将语义和交际翻译法结合。
1）翻译不足是不翻译字面意思而是翻译公示语的内在含义。比如很常见越来越多的居民区被开发商命名为“庄园”“山庄”，这种译法想突出居住地的繁华以满足中国客户的虚荣心理。但这些译法会让外国人困惑，此时我们采用翻译不足的方法。比如：
欢迎参观，在圣堂内请勿喧哗，出入关门，多谢合作。
译文1： Welcome to visit， keeping quiet and closing the door whenever you come in or go ou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译文2：Thank you for showing respect in this place of worship. （张美芳，2006）
在汉语公示语中，顾客被要求要安静，出入时关门英文大多数不清楚教堂的规则。然而作为外国游客，译文1的翻译的这些信息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教堂知道如何做。译文2中张美芳仅用一个“showing respect ”译出一个对等效果。
2）注意语态在汉语公示语尤其是那些呼唤型公会死于通常使用一些强制性或禁止性的表达法：“严禁……”，“切勿……..”在外国读者听起来有些粗鲁。所以在翻译此类公示语时需要用合适的语调来代替。比如：闲人免入 Employees/Staff Only请勿倒置 Keep Upright
3） 语义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结合
一些呼唤型公示语是多功能型文本在于它的主要功能是呼唤然而同时具有表达功能。根据纽马克这种表达型的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但是整个公示语是呼唤型的，因此应把二者结合起来翻译。下面结合例子来看：
保护绿草，留住绿意。
For our environment’s sake， keep the grass in top shape. （丁衡祁，2006）
本译文没有翻译为“keep off the grass”。丁通过押韵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功能，但是同时也通过“keep the grass in top shape”成功表达了呼唤功能。
结语：
本文主要首先介绍了公示语的功能，然后主要将所有公示语在文本类型基础上分为三种文本，并举例说明了每种文本的不同翻译方法，引文文本类型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通过例子显示了交际翻译方法在公示语翻译中是最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2]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England： Pergamon Press Ltd， 1982
[3]丁衡祁. 努力完善城市公示语，逐步确定参照性译文[J]. 中国翻译，2006，11，27 （6）：42-46
文本类型理论篇（6）
原型理论最初以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而为人所震撼和质疑。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中，原型理论容易变成一种简单的“寻找原型”的工作；在理论层面，原型本身的不可捉摸性，容易使理论方法走向高度抽象化，难以再度回归文本的具体研究。原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领域显然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个别的“原型”，如俄狄浦斯，田螺姑娘；二是概念的“原型”，这个意义上的“原型”只是一种形式，它既不能靠感性感知，又难在理性上加以解释，如果不在特殊情景下激活其原始意象[1]，这种形式的原型基本不具备可操控性，也难有认识价值。关于原型的实质，美国发展心理学先驱C.S霍尔为了正确理解荣格的原型概念，曾有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母亲原型并不等于母亲本人的照片或某一女人的照片，它更像是一张必须通过后天经验来显影的照相底片。”[2]原型的实质性把握，其阐释性的理论张力容易为人所接受；走向前述的两个极端，或只关注个别的原型，或只关注概念的原型，带来的诟病显然为学界所质疑。
一、原型实践的瓶颈（原型的“滥用”）
如今，运用原型批评进行文本分析已有固定的程式。首先，对理论做一番描述，其次，简介被分析的文本和重要的人物形象，再次，在神话或传说故事中找出一个相对应的原型进行比较分析。除少数优秀之作外，这些分析大都停留在表面，对文化的比较批判的力度不够。更有甚者，不顾学术背景的差异，文本分析牵强附会，结果是程式化的类比或喻比，湮没了原型的深邃性的鲜活性。对此，严谨的学者一方面竭力的避免，一方面有所警惕的持质疑的态度。
以《尘埃落定》的原型解读为例。如《〈尘埃落定〉中的民间原型解读》一文，作者将土司制度的灭亡还原为洪水神话的原型，表面上看两者都有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意味。文中，作者将土司制度的兴衰比附为从死亡、旧秩序到新生、新秩序的过程，在模态上，这和洪水毁灭一切重建新世界是同构的；但应当注意的是，两者的性质确实完全不同。圣经的洪水是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犯下的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可见洪水是导源于神的后悔，而且神的目的是摧毁一切他所创造之物，而不仅仅是人类。[3]不仅如此，人类还是这场灾难的唯一罪恶之源。而土司制度的毁灭首先并不是完全可以归咎于人所犯的罪恶，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的原因。作者在文章中提到：“洪水原型被分解置换成了新式武器，汉人军事顾问，罂粟，市场，娼妓，汉人兵痞”，他们代表了一个新的文明的雏形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最后，红色汉人的进入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表面上看，这确实符合洪水神话原型的寓意特征。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即所谓“新式武器”的进入，并不是藏人自己犯下的罪恶所致，而是种种外力强加的结果。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土司制度瓦解的很大部分原因是现代文明入侵的结果，如果没有外来者的“病菌”，一个自足自洽的土司制度不会凭空消失。或许，小说描述的罪恶比比皆是，但人类的罪恶并不遵循进化论即可厘定，尤其是进化论被证明漏洞百出之后，人们就不能再坚定地说，我们现在的人要比古人更文明。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暗含在里面，若凡是被摧毁的文明都是神的洪水的隐喻，那么我们在面对殖民时代几乎被灭绝的印第安原住民的问题时，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伦理困境。我们无法回应这样的问题：是侵略者的枪炮充当了神的大手？或者说是面上有彩绘、头上插翎毛的印第安人终日做着令神不满的事？所以说程式化的类比或喻比，以及仅凭“结果效力”[5]的相仿便认定所谓的原型的作用，一者牵强，二者意义不大。
现今很多原型批评方法的运用都是在这样简单的比附下完成的。只有少数优秀之作，成功地消除了文化差异的隔膜，通过深发性的比较，完成了原型的接合。但这样的分析仅限于一个人物，一鳞半爪的贴合，若缀语成文则多显拼凑痕迹。就这篇关于《雷雨》原型分析的论文而言，亮点是繁漪和美狄亚的比较，其他的论点相比之下显得有些冗余。诸如对杜十娘的原型分析，作者考察了从诗经《氓》到杜甫的《佳人》两千年来蔚为壮观的弃妇诗、怨女诗，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原型；然而由于中止和欠缺进一步理论分析的这一环，关于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原型特征就显得缺少阐释性张力。
文本批评实践中，原型的比附或“滥用”，自然带来诟病和遭受质疑。
20世纪人类学的出现为原型的突破带来了契机，最大的理论贡献者是弗雷泽博士。如果说弗莱原型理论的素材范围囿于古希腊、古罗马及基督文明的小圈子，弗雷泽则将与原型相关的材料范围扩展到全球。他的巨著《金枝》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书，为了弄清一个源自古罗马湖畔丛林中的习俗，作者运用了几乎世界范围内的神话传说材料，从北欧到美洲再到东印度群岛。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带来了文学观念的两大革新：一是来自原始部落的巫文化启迪了文学起源的巫术发生可能；二是文字记录的文学材料并不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更多有价值的文学材料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借助诗歌的形式从上古流传至今，这些隐在野的资料可以帮助还原文学的真相，发现新的文化系统。
二、避免文学人类学的误区
然而原型终究不等同于文学人类学，原型研究有自身的意义范畴和操作规范。
仍以《尘埃落定》为例。《〈尘埃落定〉：民族文化心态的完美展示》一文，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兼顾了历史和宗教两大文化因素和原始色彩浓厚性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觉地使用了“文学人类学方法”一词：“文学人类学批评，应是一种同时具有人类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研究方法，它不只是着眼于对神话、故事、仪式、民间故事等文学范畴的关照，而且应当挖掘出作家创作的文本下潜藏着的民族文化心态。”[4]出于对民族文化心态的强调，胡铁强考证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尘埃”。尘埃按藏传佛教的解释是，“由于尘埃之间的相互引力，最终构成物质实体。”[6]小说本身即是一团散不开的尘埃，悬浮在宇宙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剧中的人物、场景、各种事物的相互角力，最终落定。其实这里还可以再深入一点的询问，即如果尘埃是佛理的表征，那么这个“定”字自然也是佛家用语。“定”本义是“三摩地”，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之处。《心经》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凡事落定成空，所以诸法空相，此世一切之存在有“无实体”之特性，所以不生不灭；人本自性清净，本来不垢，所以不净，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正显示人人本具的绝对心体。这心体离一切人我、是非、顺逆、得失等等虚妄对待诸法；非空非有，无实无虚，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湛寂灵明，假名本觉。[7]《心经》描摹的“定”和《尘埃落定》描述的“定”有相似之处。从“尘埃”到“定”，作者的佛教潜意识思想亦不言而喻。所以当研究对象涉及复杂的文化背景时，它所呈现的到底是文学人类学批评的结果，还是心理原型的结果是很难判定的。
除原型实践者，自觉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学者也面临一定的阐释困境。方克强在《文学人类学批评》一书中认为“神话原型批评和文学人类学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文学人类学在“神话原型”之外还包括“原始主义批评”[8]。客观上说，这种分类的方法使驳杂不清的学科交点初现明朗，在原型和文学人类学之间分出一个“原始主义”，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补了原型理论不能直接对现实做出针砭时弊的评价的不足，二是将文学人类学置于广涉世界范围的原始主义之中，甚至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为文学人类学具体研究过程中常涉及原始题旨的倾向提供了思想史的依据。可见，方克强认为是原始主义批评担当了文学人类学中社会学、人类学的职能，而神话原型批评则承担了心理学、文学的部分。这样将所有人文科学都囊括进来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文学人类学概念的泛化和混乱，所以，有必要对原始主义和神话原型批评的关系重新做出界定。
从表面看上去，原始主义批评与神话原型批评配合起来完美地完成了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文学人类学不可能和没有办法涵盖神话原型批评。首先，就《文学人类学批评》一书所论述的内容而言，作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确定二者的从属关系。“原始”和“原型”的涵义往往交叉、重叠。作者在用原始主义对新文学的中国梦做阐释时，亦不可避免的使用了“原型”，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复兴是为了追寻失落的民族梦，文学领域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鲁迅、沈从文、张承志为代表所追寻的中国梦可分反原始主义的梦、原始主义的梦、现代原始主义的梦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在各自的作品中分别代表了一种原型象征：食人者象征（《狂人日记》），女神象征（《边城》），母亲象征（《黑骏马》）。[9]再如，在分析原始主义和新时期寻根文学一章中，作者引经据典想证明西方现代派作品如《荒原》、《尤利西斯》和“寻根”文学的理论亲缘关系，其中有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泰勒的“原始人心智并不低下”，列维斯特劳斯的“我们要忠实于野性思维的启迪”，另有关于原始生活质量高于现代人之说，最后终于还是避不开精神分析的荣格：印第安人的境况比我们现代文明社会令人满意得多。[10]可见原始主义还是逃不开精神分析的“魔咒”（梦和原始心理）。所以，试图将“原始”和“原型”统属文学人类学名下的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原型批评找到的人类学之路，是否被文学人类学这个学术新秀取代了呢？近年来，关于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成为学术争鸣的焦点，但当文学人类学终于走到一起的时候，潜藏在两者背后的原型批评是否被消解了？赵宗福在《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原型思潮》中曾激烈地抨击原型批评方法在中国的滥用现象，认为在原型批评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内的原型实践还处在“隔叶黄鹂空好音”的迷蒙隔膜的状态，他将文学人类学会的成立视为是对原型批评出路的一种探索，同时他认为原型批评的思潮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林科吉在《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中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是西方理论在中国旅行的结果，原型批评理论引进国内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影响，一是促使学界重估神话学和民间文艺的学科价值，二是和人类学捆绑在一起的原型批评方法的运用，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重构。从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是神话原型批评学者“迅速地拥抱了”人类学，可见，学界虽没有明确的意识将两者区分开，但是有一点共识是明确的，即认为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原型批评不是文学人类学，更不是文化人类学，两者虽然交叉点很多，不过他们却是空间相交的两个质性不同的领域，彼此是独立的。文学人类学更强调文学现象的“田野活性态”。[11]
而原型实践可以向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是心理原型、一个是文化原型，这是原型理论本身的理论基础所决定，也是它在人文领域里残留余绪的回响。原型批评不会消亡，关于人类的原型就像《变形金刚》中，汽车人寻找和保护的“能量块”，藏在生命金字塔的深处，等待被发现和开掘，它内部蕴含无穷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更好的使用它。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注释：
[1]程金城著：《原型批判与重释》（修订本），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修订本前言第3页。
[2]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第1版，第45页。
[3]《圣经﹒创世纪（中文对照版）》，上海：基督教两会出版，2008年9月，第8-9页。
[4]结果效力：指运用某个原型对文本进行分析而产生的作用效力，特定意义上与文本的阐释力相对应。此处的意思是，如果仅根据原型类别的相同而确定两个文本是由这一个原型而来是不恰当的，应该适当考虑相关的文化背景。——作者注
[5]胡铁强：《：民族文化心态的完美展示》，载《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第138页。
[6]参见同上，第139页。
[7]参见佛学在线，佛教知识问答。“本觉”一词参阅《佛教大词典》，意为本有之觉性，先天本有而不受烦恼污染等迷相所影响，其心体本性乃本来清净之觉体。——作者注
[8]参见方克强著《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0-11页。所谓“原始主义批评”是旨在发掘作品中所蕴含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原始题旨，并将其与相关的原始文化的形式或内涵作比较考察，同时又要把这种原始倾向放回到现实背景中，去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动机、合理性和内在矛盾，从而在文明的不同阶段、各民族不同文明形态各自长处与缺陷的宏观关照下，对作品的意义和启发性做出价值判断。
[9]参见同上，第40页，另有两种：原型人物，依次是狂人、良民、儿子；原型情结，依次是反叛、崇拜、困惑。——作者注
[10]方克强著：《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1页。
[11]详见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田野与文本之间》，载《文艺研究》，1997年1月。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5月第1版。
[2][瑞士]荣格著、冯川 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第1版。
文本类型理论篇（7）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05-0193-5
1 引言
根据提供信息的不同方式，旅游景点解说系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专业的导游人员向旅游者进行主动的、动态的信息传导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导游解说系统，也称为向导式解说系统；另一类是以牌示解说、解说手册、导游图、语音解说、录像带、幻灯片等静态方式传递信息的自导式解说系统(王颖、吕和发，2006：126)。在大多数景区内，以牌示解说为主的自导式解说系统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旅游者到达景区之后进一步了解具体景点或进行自助游的重要且关键的信息来源。目前，在我国很多景区都可看到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甚至多种语言标示的牌示解说。各景区如此热情地欢迎各方游客，但遗憾的是不少景区的外国语译文常常低级错误不断。此外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译文也没有充分考虑其可接受性和读者的语言、文化、思维习惯，无法真正起到服务游客的作用。
黄山地区的旅游产业是安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也是安徽走向世界的名片之一。因此，该地区的旅游景点配套的英文解说系统是外国游客了解中国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黄山地区旅游景点内自导式解说系统中的牌示中英文解说词为研究文本，其中牌示解说包括：景点介绍牌示、警醒牌示和服务牌示，来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不同类型的牌示解说文本翻译中的运用。
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简述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理论包括：莱思(K.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H.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霍斯·曼特瑞(Holz-Manttai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Approach)(张美芳、钱宏，2006：66)。本研究以文本类型理论和目的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探讨“目的”准则指导下的文本类型理论在景区牌示自导式解说系统翻译中的灵活运用。
2.1莱思(K.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
莱思把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操作型(operative)和视听媒体(audio-medial)四种。视听媒体可以是电影、电视、音乐等视听媒介的混合性文本，但前三种则基本涵盖了普通的传统的文本类型，其各自的语言和功能特点可概括为：
(1)信息型文本侧重文字内容，以交代事实、信息、知识等为目的，语言逻辑性强，如：参考书、报告、讲座、操作说明等；
(2)表情型文本语言具有创造性和美学特点，强调的是作者或信息发出者本身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如：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的文学作品(诗歌、戏剧等)或作者的态度等；
(3)操作型文本，又称诱导型，感染型(appellative)文本，目的在于使读者作出一定的反应，有劝说、劝阻、要求或诱导的功能，语言常有对话式的互动性质，如：广告、竞选演说等(李和庆等，2005：86-88)。
请看以上三种基本文本类型在语言、功能特点、翻译方法等方面的对比：
根据切斯特曼(Chesterman)对莱思文本类型的图解(见图1)，旅游手册(tourist brochure)处于图示的中心位置但略偏向于信息型文本，因此可归为信息型为主，兼具表情和操作功能的文本类型，或是集信息、表情和操作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文本类型。
2.2弗米尔(H.J.M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
目的论(Skopos Theory)中的“Skopos”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目的”。弗米尔指出，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策略，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一译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转引自张美芳、钱宏，2006：90)。因此，为了说明译语文本(Target Text，TT)与源语文本(Source Text，ST)、译语文本(TT)与译语受众(TTusers)之间的关系，弗米尔又提出了从属于“目的”准则的两个次准则，即“篇际一致原则(fidelity rule)”和“篇内一致原则(coherence rule)”。篇际一致可以理解为译文对原文最大限度的忠实模仿；篇内一致指的是译文必须充分考虑译文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所处的情境，使其最大限度地被受众理解和接受(转引自喻锋平，2006：396)。篇际一致原则解决了译文要尽量忠实原文的问题；而篇内一致原则要求译文符合受众的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表达方式，并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的冲突、缺省等障碍，为译文受众提供可以接受的译文文本。用简单的图示表示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如下：
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景区牌示自导式解说系统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在进行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确定翻译目的和文本材料的类型(李和庆等，2005：89)。在翻译实践中，文本类型理论可以帮助译者确定文本的主要功能和类型，并在“目的”准则下进行翻译。那么，本研究所关注的景区自导式解说系统中的景点介绍牌示、警醒牌示和服务牌示文本该如何划分文本类型就成为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3.1文本类型的划分
景点介绍可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游客到达景区之前，以吸引游客为目的的旅游景点宣传文本，它不仅提供景点信息，而且语言讲究、富有感染力，以召唤游客参观为目的，此时可以归为操作型为主，兼具信息和表情功能的文本类型。另外一种情况是游客已经到达景区，位于景区内的景点解说牌文本也即本文的研究对象一景点介绍牌示文本，此时吸引游客已不是主要目的，按照推理，此类文本只需提供景点相关信息，为游客自助游提供方便即可，可以是只具单一功能的信息型文本。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此时英语版本的景点介绍可以做到语言平实，以提供实用的旅游信息为主；而汉语讲求句式、音韵美，即使吸引游客不再成为目的，往往在景区内的景点解说牌上，仍可见文采飞扬、词藻华丽的解说词。因此，不论是以吸引游客为目的的旅游景点宣传文本，抑或是景区内的景点解说牌文本，汉语的景点介绍牌示文本大都趋于集信息、表情和操作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文本，三种功能的重要性甚至难以排序。所以，在景区内的景点介绍牌示文本英译汉或汉译英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中英差异，并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译文更加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
警醒牌示有提醒游客注意，劝导、要求或劝阻游客行为等功能，目的在于引起游客的某种反应，通常情况下可归为操作型文本。但有时也告知发出警示的原因，此时可归为操作型为主、信息型为辅的文本类型。
对于服务牌示，如咨询服务、救助服务、购票服务、餐饮住宿服务等，以告知游客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和地点等方面信息为目的，大都可划为信息型文本。
3.2翻译原则与策略
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针对各种文本类型的特点提出了翻译方法(如表1“翻译方法”所示)：信息型文本的翻译采用“平铺直叙”的语言表达原文内容；表情型文本的翻译要尽量仿效原文作者的表达方式，传递形式和美学特点；操作型文本的翻译则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技巧，只要能够达到其诱导或感染的效果即可。这样的翻译方法显然有些笼统，因为在现实翻译活动中，译者可能经常遇到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文本，又可能由于翻译目的所限，或由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出现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不再属于同一类型文本的情况。如汉语诗歌的英译，诗歌多以表情型文本为主，而汉诗英译时，译者很难将形式和音韵美完全用英语展现出来，此时也许只能将译文转换为以信息功能为主，同时具有表情功能的文本，用信息来弥补无法传递的表情功能。这种译文文本类型异于原文文本类型的情况，称之为文本类型的转换(Conversion of the text type)。
王东风(2006：序6)指出：“德国功能观侧重语篇对目标文化的适应性，追求不同语篇类型的目的性，瞄准的是语篇的接受效果，可为意译或改写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因此，根据“目的”准则，结合文本类型分析，在旅游景点牌示自导式解说系统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语言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必要之时，应将文本类型进行合理转换，例如将具有多元功能的原文文本转换为单一功能的译文文本等，目的在于使译文能够更加容易地被受众接受，同时体现“目的”原则为最高准则的精髓。需要译者注意的是，在保证篇内一致的同时，也要遵循篇际一致原则，不能把原文的信息和文化完全摒弃，否则翻译活动将失去其意义。
4 实例分析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美誉海内外。而黄山地区除人们所熟知的黄山风景区外，还有很多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同样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如：道教胜地齐云山、“皖南翡翠”太平湖、美丽神奇的芙蓉谷、被誉为“民间故宫”的世界文化遗产宏村、还有西方游客非常熟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地之一的翡翠谷等等。
下面以实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中的文本类型理论和目的论在景区自导式解说系统中的景点介绍牌示、警醒牌示和服务牌示文本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4.1景点介绍牌示文本的翻译
以黄山白云景区的景点介绍牌为例，其汉语介绍的文字充满了美学特点，使用了大量的四字短语和诗句来形容景观之美，如“石峰簇拥、谷底幽深、泉涌瀑溅、云雾缭绕”，“石险松横直、岩悬涧竖流”，具有典型的表情功能；但同时又提供了一些具体信息，如“白云景区位于北海、玉屏、钓桥景区的结合部，面积约16.5平方公里”等，说明它也具有信息功能；最后一句话“游人寻古觅幽、探险科考的最佳去处”则是为了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此处的牌示解说是一个集信息、表情和操作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文本，也是典型的中式景点介绍文本。
仔细阅读其英语译文便可发现，此牌示中的英文翻译几乎是一一对应的直译，有些语句修饰性词语过多过长，不符合英语客观简洁、逻辑性强的表达习惯，违反了篇内一致原则。此外，游客已经置身此景区，景色是否宜人完全可以由自己亲身体会，因此翻译时无需使用过多言语劝说游客多多停留。这时，应转换文本类型，采用删减、合并、调整、改写等技巧，将原文的多功能文本转换为单一的信息型文本，使其更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
为了删繁就简，标题Brief Introduction of(to)the White Clouds Scenic Spot可改为White Clouds Scenic Spot。而英文介绍的内容只需反映出该景点基本的地貌信息和特色景观(松、石、瀑、泉、云)即可，试译如下：
The White Clouds Scenic Spot is located at thejuncture of the North Sea，the Jade Screen and theFishing Bridge Scenic Spots，It covers an area of16.5km2，featured by odd-gestured pines，grotesquerocks，waterfalls and hot springs，and sea of clouds，Turning right from the Walking Fairyland Bridge，you will arrive at the Fishing Bridge Scenic Spot，where you will see ancient pathways and temples aswell as green mountains and blue waters.
4.2警醒牌示文本的翻译
在英语中，警醒牌示常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和符号。因此，在警醒牌示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最好采用国际统一的符号作为提醒标志，充分考虑外国游客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运用归化策略，从英语中找到对应或相似表达来翻译。汉语的警醒牌示文本可归为操作型文本，或操作型为主、信息型为辅的文本类型，英语译文也常相应体现为操作型文本，或操作型为主、信息型为辅的文本类型。
以齐云山景区某警醒牌示为例，它陈述事实“山路崎岖”，劝导游客“留心足下”，这是一个操作型为主、信息型为辅的文本。译文“Pays attention you”令人费解，既不合语法，又没有正确表达原文意思，违反了篇内一致和篇际一致原则。表示“崎岖不平”时，英文中“uneven”是常用的表达之一。此牌示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英语中就有现成的可供借鉴，可改写为“CAUTION!Uneven surfaces，Pleasemind your step.”。但是这块警醒牌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很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最好再加上醒目的警示标志(如图2)。
在黄山风景区某路段，由于正在施工，有牌示提醒游客注意安全，绕道而行。这是一个操作型为主、信息型为辅的文本。“温馨提示”被译为“Warm tips”，“tips”常用来表示“实用的小建议、小提示”，用在此处并不足以提醒游人的注意，而应改用“warning”。警示内容的译文也有不妥之处，如“前方道路施工”译为“in front of road construction”，意思变成了“在道路施工现场的前方”，与要表达的意思出入很大，可改为“Construction ahead”。为了很快引起游客注意，清晰地提供重要信息，劝说游客注意安全，这个警示牌的内容也可借鉴英语的表达方法简单地译为“WARNING!Construction ahead.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4.3服务牌示文本的翻译
服务牌示文本多数情况下属信息型文本，常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或符号提供相关信息，而此类文本的翻译目的也是为外国游客提供准确的服务信息，因此，译文文本类型也通常为信息型文本，通常情况下可采用直译，但在原文表达方式不符合译文语言习惯、或原文中某些信息与游客无关时，要进行形式上或语言上的删减、合并、调整、增补、改写等。
在翡翠谷风景区入口处的门票价格信息中，可以看到英语译文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各类人群票价不同，而译文条理和表述都不清楚，外国游客弄不明白自己属于哪类人群，可以购买哪种价位的门票。其中的主要问题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1)景点名称译法不统一。这里的翡翠谷用拼音译为“Feicuigu”，而在景区的另一处却译为“Jade Valley”。可采用增补法，在拼音后面加括号注上对应英文名称，即“Feicuigu(Jade Valley)”；
(2)“Ticket Prices”可改为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Tickets”或“AdmissionCharges”；
(3)在牌子上的明显位置用较大字体标示的“50元”应为普通成人价，而下面又有不同人群的不同价位，此处可增加说明：“Adults￥50”，而“Everybody every time(每人每次)”完全多余，可删掉；
(4)关于票价“执行依据”；“现役军人减半优惠”；“70岁以上持《安徽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票”这样的条款，跟外国游客没有关系，可删减不译。而对于残疾人的定义，1-8级的规定也许和国外有差别，如果景区并不给予持国外残疾人证件的游客半价或免票优惠，则不应在英语译文中提及这些条款，而应删掉不译；
(5)“未成年人”概念模糊，各国对于“未成年人”的年龄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此处应加以明确，如“18岁以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纠纷；
(6)一部分人群持有效证件享受“旺季门票价格减半”优惠，但是旺季门票是多少并没有说明。景区应说明淡旺季门票价格分别是多少，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按照旺季门票是50元的标准，将翡翠谷景区门票服务牌示的内容进行重译如下：
5 小结
本研究所提到的景区自导式解说系统中的景点介绍牌示文本较为特殊，由于汉语的景点介绍文本多是集信息、表情和操作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文本，如果采用一一对应的直译，不考虑英语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译文将会变得冗余繁琐、不伦不类。同样道理，如果将英语的景点介绍资料译为汉语，译者可适当运用汉语的优美词句，将其译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以符合中国读者的期望和语言习惯。总言之，景点介绍牌示文本的翻译可视情况灵活转换文本类型，更好地为翻译目的服务。
文本类型理论篇（8）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文本类型理论篇（9）
一、引言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英国萨里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教学，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他的著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视广泛采纳视为翻译教材。本文作者将分析与纽马克的翻译方法相关的两个方面：（1）文本理论范畴；（2）以作者为导向的语义翻译和以读者为导向的交际翻译；并且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用具体的例子加以阐述，以期更好的指导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
二、纽马克文本范畴理论概述
纽马克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为表达型（即主观型或者‘我’型）、描述或信息型（即‘它’型）”、呼唤或指示或劝导型（即‘你’型），而语言的寒暄功能、元语言功能和美感功能是次要功能。”根据语言的主要功能，纽马克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三大类。
三、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纽马克对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而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在形式、结构及词汇排序上语原文文本接近，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交际翻译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反应，力求达到与原文文本接近的效应，这就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力求达到译文通顺、流畅、地道。没有哪种方法适合所有文本类型，在实际翻译中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两张翻译方法只有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四、纽马克文本范畴理论和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纽马克指出，表达型文本的核心是作者，作者的地位是神圣的，作者的个性成分及个人的习语或者个人方言构成了这类文本的表达要素，他指出这类文本适合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及“在目标语句法和语义结构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纽马克赞同本雅明从来不是为读者而写的观点，认为在表达型为主的文本中“译者应该忠实于艺术家，必须尽可能地再现原作”因此，针对典型的文学语篇，他提出语义翻译的方法。那么，在表达型文本中，怎么样运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呢？纽马克指出“在表达型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应该能够识别文本中的个性成分：即不平常的搭配；新颖的比喻；‘不可译’的词汇，特别是独特的形容词；超出常规的句法；新造词；奇异的词汇（古体词，方言，生僻的术语），这些常常是作者个人习语的标志……这些个人成分是表达型文本的‘表达要素’的一部分，译者不应该在译文中将他们进行规范化处理”，从而使译文语言符合目的语常规。请看下例：
例 1
“Christ knows he can’t have g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