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璟 ｜ 教育史上的演讲———以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考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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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兆璟

　　王兆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甘肃省新闻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研究。在《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西方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等专著5部。《民族心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民族出版社，2019,7）等著作7部。先后获得甘肃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四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一项。

　　摘要

　　作为一种重要的、原初的教育表演形态，演讲常被以宏大叙事为主流的教育史研究范式所掩盖，进而遮蔽了其间所蕴藏的丰富的教育意蕴。事实上，教育演讲构成了最为素朴的教育智慧表达———教育史中的“声音”。其直观的、活的教育表达构成了人类教育史上一道亮丽的教育风景。由此，进行教育演讲研究就成为自然之事，希翼由此获得对教育问题更为真切的理解，开拓教育史研究新的疆域。作为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演讲，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正是表达了教育演讲之于社会发展的情感意义，彰显了教育的政治、文化、民族振兴诸种功能，它是开启教育史教育演讲研究的锁钥。

　　关键词

　　教育演讲；教育表演；教育史；《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正文

　　教育演讲对教育史研究者或者说对教育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语。研习教育史的学者都熟悉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名著《论演说家》，西塞罗以对话体的形式探讨了演说家的养成与教育，演说术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包含教育的原理。可以说，西塞罗开启了演说进入教育的重要路径。何以如此呢？我们从演说的人类发端开始进行考察。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及西方的话语形式，演讲最早可以追溯到篝火下部落领袖的讲话，其萌芽于公元前25世纪，埃及老臣普塔霍特曾写过如何说话的教喻。而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推翻僭主政治后，公民为夺回曾被没收的土地提起诉讼，作为说服艺术的演讲逐步完善形成。作为民主城邦的表征之一，在古希腊民主城邦制之下，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人必须培养自身的演讲能力，以便说服民众，“智者派”的出现可以说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我们如果考察轴心时期伟大思想家的活动，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出，在那个时期，声音的表达成为思想家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方式，而声音的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内含着演讲的原初元素。回到古希腊，“智者派”推动了演讲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活跃于各个城邦，成为收费传授演说术、诉讼、政治事务及各类专业知识的专职教师。此后，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文明，政坛谋求职位、法庭辩论、元老院议事等都需要演说术的训练，演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进一步推动了演讲的繁荣。《论演说家》自然地出现于这一时期，其阐述了演讲家的培养，探讨关于哲学、文学、数学、音乐、法律、修辞、几何等学习，企图培育集哲人、政治家、演讲家为一体的理想演讲家，自此演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现象和文化传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然而在教育成为人类重要的研究对象并系统化、学科化为教育科学后，演讲却被湮没在学科研究的宏大叙事范式中而不为人们所省察。与学科研究层面的缺失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演讲之传统却被接续下来，成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们熟知的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尼采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杜威的《杜威五大讲演》即为其中亮丽的风景。而在其中，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在演讲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家存亡之际费希特的演讲振聋发聩，唤起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我国而言，他的呐喊声穿越时空来到中国，爱国人士张君劢率先摘译，并在《再生》上连续刊载，这一演讲激励经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人，奋起反抗外族侵略，在德国、中国以及更多饱受战争侵略的国家，费希特的演讲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一省察，我们尝试以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例，进行“教育史上的演讲”话题的相关学术探讨。

　　一、演讲之于教育：逻辑的架构

　　从演讲本身来看，作为一种说服艺术而诞生的演讲，其是以听众为中心，演讲的主要目的不是去震慑视听或发泄情绪，而是去赢得听众的积极响应，听众响应并认同演讲的内容，最终方能实现将异己的思想内化于己。演讲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以有声语言和相应的体态语言为手段，公开向听众传递信息，表述见解，阐明事理，抒发感情，以期达到感召听众的目的。它是一种直接的带有艺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对这一定义进行解读，首先，演讲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产物，离开演讲产生的背景孤立地看待演讲是片面的，只有回到演讲产生的特定时空环境中，演讲者、演讲内容与听众处于同一时空环境，宛若置身演讲现场，才能感受到演讲的魅力所在。其次，演讲是有声语言与相应无声肢体语言的结合，演讲成为一种“身体经验”，不断“具身化”，讲者与听众的身体、姿态、服饰、表情、声音、听觉与发声器官等越来越获得关注，直接关联讲者与听众的视觉和听觉，有声的语言与无声的语言相互配合，以流动的形式，承载着演讲者的思考、见解、情感、态度，将其传达给听众，唤起听众的参与度，同时增强演讲者的表现力与感染力，相得益彰，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演讲聆听系统。费希特的演讲正是在柏林科学院大礼堂这一场所中，通过声音与肢体动作的相互配合，直接关联自己与听众的视觉和听觉，费希特的思想通过声音传达给听众，听众被费希特的观点说服、感化，开始认同、信服、内化其观点，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形成有效的“社会互动”。最后，演讲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和艺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产生于社会实践的直接需求，为在政治活动中获得他人的支持，需要通过演讲发表见解、阐明事理，达到说服人的目的，从而实现自身步入政坛、谋求社会地位的需求。在经济活动、科学文化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同样如此，社会现实的直接需要使演讲孕育而生，并不断壮大发展。但演讲不仅是一种现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更具艺术性。与写作阅读的单向静态交流方式不同，演讲是一种双向动态的互动交流，在有声语言、无声肢体语言的交织配合下，听众的热情被点燃，演讲者与听众产生共鸣。演讲正是以生动的语言、火一般的激情，融合理论、艺术于现实，讲述理想、道德与抱负，激发人们的满腔热情，实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授之以知，导之以美，明之以实在，联之以身”。这就是演讲，“真正的演说者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通过声音的表达，演讲者传递智慧，启迪人心。

　　演讲本质上是一种说服艺术，让听众认同、理解，最终将异己的思想内化于己，这与教育密切相关。《说文解字》中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育是“养子作善也”，教育是发挥榜样的力量进行教化的过程。演讲在教育中发挥教化作用，实现“化民成俗”，因此演讲也是教育的重要方式、手段，它是教化民众的一种工具。“三分含情，七分述理”，演讲者以理教化，以情感化，用平易近人的语言，真挚动人的情感，循循善诱地说服疏导民众，用鼓动与说服的语言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是比用法律和约束更能成功。“演说家仅是能够在法庭上，在人民面前，或者在元老院里雄辩地说话的人，那他仍然必须认为，此人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须知，一个人若无对各种公共事务的广博知识，若无对法律、风俗和权力的深刻理解，若无对人的禀赋和性格的全面认识，他便不可能足够敏锐而练达地从事这种活动”。演说的成功离不开演讲者自身的修养，德性的养成就是教育。西方education是由拉丁名词educare蜕化而来，e有“出”的意义，ducare为“引”，教育就是把潜藏在人内心中的东西引导出来，进行德性的养成。

　　演讲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学校、报章、演讲被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以演说代教授，期其人人能听解。无论商贩、农夫、白叟、黄妇、女子，下逮舆台走卒之伦，皆莫不心领而神会，闻言而感发”，“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梁启超言简意赅地陈述了演讲的作用，通过演讲刺穿无知愚昧的笼布，将人们从无知中解放出来，开民智，启迪人心。当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演讲更能起到传播文化、启蒙思想的作用。演讲成为大众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成为国民改造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演讲向你们提议，在把我们的民族理解为一个永恒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永恒生活的保证以后，通过教育，把对祖国的真正的和万能的爱深深地、不可磨灭地建立在一切人的心中。”见此解外的，方演式讲。也讲是授一知种识重是要教的育传的播基知本识功、能表，演讲也是如此，费希特的演讲涉猎广泛，有面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更有面向较高文化修养的专业人员的演讲，如“学者的天职”系列讲座。

　　20世纪初，杜威应胡适与郭炳文邀请访问中国，恰逢学术界进行“新旧”之争，杜威访华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思潮，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促进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内忧外患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这正是演讲的力量、声音的魅力。在这次耗时两年多的访问之旅中，杜威亲身见证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做了两百余场不论规模大小的演讲，涉及主题广泛，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民主教育与社会改造、伦理道德与现代思维等。由于其对现代科学、教育与民主之间关系的高度关注，他的演讲也回应了这场运动，通过自己的声音传达：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学生运动的利弊，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等。“民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对于教育有很大的信仰。这个信仰便是认定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可以教的，不知者可使他们知，不能者可使他们能，这是民治的根本观念。民治便是教育，便是继续不断的教育，出了学校，在民治社会中服务，处处都得著训练，与在学校里一样。个人的见解逐渐推到全社会、全世界，结果教育收功之日，即全世界共同利害的见解成立之日，岂但一国一社会的幸福而已！”杜威的演讲最终汇编为《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他带来的实验主义的学说设想‘通过实验确定真理’，用‘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经典正统的牢笼。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另外，演讲也承担了补充和替代正规教育的功能，正规教育机构有限，需要长期且持久方能看到教育的作用，演讲没有限制，不限场合、不限场所、不限人群是演讲的便利之处。“学堂之效，必在十年以后，不如白话演讲之力，敷陈甚浅，收效弥多。”演讲的补充替代作用可见一斑。

　　二、情感与演讲的诞生

　　演讲作为一种“声音”利器，与实体之学校、报章不同，其功能的传播更为直观，这导源于它由“声音”而散发的情感。我们说，正是情感构筑了演讲者与受众的纽带，换句话说，当演讲者的情感通过声音的表达传递给受众，并转化为受众的情感共鸣，则“利器”的功能得以实现。据此考察，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正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情感的产物。

　　考察历史，19世纪初的德意志战火不休，1805年12月奥斯特里茨之战，反法联军惨遭失利，拿破仑乘胜向德国北部进军，德意志帝国面临解体。亡国危机使普鲁士奋起反抗，重建北方联盟，企图抗击拿破仑的军队，然而拿破仑军队却接连攻下耶拿、奥尔斯特、哈雷和奥伦茨劳，普鲁士军队失败，柏林危在旦夕。战乱之中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没有退缩躲避残酷的战争，在申请参战未果后，费希特意识到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更为有效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演讲。基于这一认识，他以演讲为利器，呼吁人们参与到这场保卫祖国、抗击外敌侵略的神圣战争中。在致最高战事内阁大臣哈登伯格的信中，费希特情绪激昂地写道：“当战争的叫嚣似乎临近首都，国王家族携带珍宝仓促逃走似乎证明人们认为不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我将试图以著作唤起我们时代的最大兴趣。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将通过生动有力的讲演激起德国人的良心，更高地激发他的爱国热忱……如果我个人的牺牲对于祖国能是有用的，那么我感到我是很愿作这样一种牺牲。我还希望表示，我敢于拿起我曾经学会使用的武器参加战斗。”费希特如一名永不屈服的斗士“不自由毋宁死”一般，将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他慷慨陈词道：“当着诸位面前起誓，或者同祖国一起自由地活着，或者随同它的灭亡也一起死去”“我所追求的是全体国民的振作奋发，我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假如我因演说而死，则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就有了一个为国殉难的父亲，那也是无上光荣。”费希特的呐喊犹如利剑和闪电，撕裂国运飘荡的德意志人民企图浑浑噩噩、苟且于世的内心，为了祖国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抗敌，费希特放下以往对国王和王公大臣极端仇视的情绪，提出由国王领导一致抗敌。此时拿破仑军队已兵临柏林，他为了不在柏林向敌军屈服，跟随政府到达哥尼斯堡，担任哥尼斯堡大学的临时教授。但当得知柏林已沦陷，哥尼斯堡的政府官员要投降时，费希特仍不放弃，他认为所谓的和平妥协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在致阿尔塔施泰因男爵的信中，费希特言道：“这种和平根本不是真正的和平，它只是那种给敌人让出一切权力，使其在和平和宁静中继续贯彻他的计划，从而我们让他感到满意的和平。”费希特无法容忍眼前的一切，毅然选择回到柏林，回到被占领的土地上，希翼利用自己的天赋，通过演讲重燃人们心中被战败浇灭的火焰。“我的演讲在于给已被击溃和精疲力竭的人们注入勇气和希望，给深为悲痛的人们宣示欢乐，引导他们轻松地、平安地度过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刻。”基于这样的背景，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诞生了。

　　1807年12月到1808年3月，费希特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立于柏林科学院的大礼堂向那些对于未来惴惴不安、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发表演讲。连续十四次的演讲最终汇编成费希特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由此可以看出，情感是演讲的重要元素，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探讨如下的一个命题：一部教育史事实上也是一部情感史，正是情感推动着思想家对教育问题的切实表达。

　　三、演讲中的“精神”：教育演讲的核心

　　“精神”是理解德意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在德国哲学史上，费希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具体到民族精神建构，费希特的地位却是公认的，罗素认为：“费希特作为一个纯粹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他的重要地位在于他通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而成了德国国家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话语结构中，精神成为演讲的重要元素：《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有力呼声，预示着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觉醒，标志着普鲁士的再生，也标志着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面对侵略者步步紧逼，首都危在旦夕，自己的祖国即将成为他国的领土，费希特奋勇向前，慷慨陈词：“当着诸位面前起誓，或者同祖国一起自由地活着，或者随同它的灭亡也一起死去”。费希特的演讲犹如利剑一般，撕裂德意志人民浑浑噩噩、置若罔闻的伪装，直插内心，启迪心灵，连续十四场的演讲使德意志人民经受思想的洗涤和精神的洗礼。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神，也没有可能性世界里的任何事件能够救助我们，唯独我们自己必须救助自己。”何为自己救助自己？费希特的演讲没有企图煽动同胞们武装抵抗或叛乱，将法国人驱逐出柏林，而是将演讲的焦点置于德意志精神，面对即将来临的由外部占领转变为内部殖民的风险，只有德意志精神方能构成认识论上的抵抗，只有德意志精神方能领导人们抵抗入侵者，抵抗本地精神的殖民化。

　　演讲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谈起。面对罗马的侵略战争，日耳曼人的德意志人祖先就曾勇敢地反抗罗马人，他们没有被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罗马繁荣的经济政治社会所诱惑，没有为罗马人的绶带、国王的称号和军队的统治地位而屈服称臣，是什么样的动力源泉支撑着日耳曼人反抗？不自由毋宁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他们仍是德意志人，接受罗马的种种好处则意味着被奴役。他们继续按照他们特有的精神，独立地、正直地决定自己的事务，也按照这种精神发展、前进，并且将这种独立性传给自己的后人。在德意志市民阶层间，我们可以看到德意志精神的存在，德意志精神是虔诚、正直、谦虚和团结的精神。人们志趣相同，献身于公共事业，创造了德意志光辉灿烂的历史。德意志精神融入生命之流，不断靠自身流动，并且不断推动它与自己前进。“我们作为他们的土地、语言、信念的直接继承者……必须凝神注意精神世界的面貌———独立自主，并同我们最古老的祖先一般，那么我们必定能战胜像罗马军队一样只被当做实现外族统治欲望和奴役独立民族的工具的民族。”费希特热情激昂的演讲从道德和精神上激励着士气低落的民众，以德意志精神重新凝聚被战争打散斗志的祖国同胞，德意志精神的力量为德意志民族注入了勇气与希望，使得德意志人民重新站起来。

　　“如果我能成功地将一粒火种投入任何一个在我眼前搏动的胸膛，如果这粒火种能在这个胸膛里继续闪烁并获得生命……我想要使整个共有的土地上信念和决心相似的人都向他们聚拢过来，并跟他们的信念和决心联合起来，使爱国主义思维方式中唯一的、绵延不断和连成一片的火焰从这一中心出发，传播并点燃整个祖国大地，直至最遥远的边疆。”对德意志精神进行剖析，特拉克尔在其诗作《格罗德克》中写道：精神的炽热火焰。精神是火焰，火是自行燃烧又给出火焰的东西。精神的本性就是这种自身触发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需要任何外在性就能燃起或点燃，精神在燃烧———是自己在点燃和燃烧，无论好坏。精神无关善恶，比作火焰，火焰只是燃烧，奋力向上、不断运动、变化不熄的，一个小火苗就能幻化为熊熊烈火，同样，浇灭它不代表毁灭，只要一场偶然的雷电，就可以让它重现生机，复燃。精神同样如此，可以打击它，让其在某一时期消沉，但精神蕴藏在人们的血液和大地中，革命先行者振臂一呼，精神会一改低迷焕发新的活力。

　　精神是一种本源的进行统一、约束、指派和赋予义务的精神性的强力，一个民族的精神性的世界是在最深处保护着这个民族的土和肉的力量的强力，作为最内在地激发和最深远地震撼着这个民族的实存的强力。精神在民族的大地上扎根，在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精神与民族天然联系。费希特演讲中的德意志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坚定的、确实的精神，在最深处保护着德意志民族的土和肉。“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意志’两者的意义是相同的。”我们塑造了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性格就是德意志的。德意志精神正是在我们塑造自己的过程中流淌着，我们的性格是德意志的，同样也是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德意志精神是“无须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索，从我们的存在中直接产生出来”，不断生息繁衍，绵延不绝。

　　费希特将德意志精神作为自己演讲的核心在柏林科学院的大礼堂中慷慨陈词，他严密的逻辑推理、掷地有声的演讲感染了在场的听众。在这个直接、即时的话语平台上，费希特通过语言与肢体动作的相互配合，直接关联自己与听众的视觉和听觉，听众的思想与费希特同步，共同思考德意志精神，听众被费希特的观点说服、感化，开始认同德意志精神，信服德意志精神，内化德意志精神，最终实现自我成长，重新燃起因战败丧失的斗志。费希特通过演讲，构筑起了民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费希特作为一个“大丈夫”也成功地屹立于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人物之列。通观教育演讲史，可以发现，精神元素是解构教育演讲的一个重要路径，尤其是社会转型、国家危亡的时期，精神元素更为鲜明。

　　四、新民：教育演讲的核质

　　中国古人认为，大学之宗旨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教化民众，启蒙民众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考察演讲史，可以看到，教育演讲的一个重要发端就在通过演讲开化民智，尤其当一个国家处于外族压迫、侵略之时，演讲的教育启迪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德意志还处于贫弱状态时，就表现出对教育的强烈重视。1763年8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签署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教育在德意志一直积极发挥教化民众的作用，但进入19世纪，国际局势巨变，邻国的入侵使德意志战火不休，接连的败仗使德意志丧失斗志。国运飘荡，国家前途一片灰暗，德意志人民不知何去何从，教育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及作用？此时，费希特站了出来，他以演讲为利器，呼吁人们参与到这场保卫祖国、抗击外敌侵略的神圣战争中。费希特将自己演讲的核心思想———德意志精神传达给听众，更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绝不认输的态度及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感，听众被费希特强烈的情感所感染，被其严密的逻辑推理所说服。在演讲这一话语平台上听者与讲者实现了思想上的共鸣：我们要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畏惧战败，不接受奴役，不自由毋宁死！

　　费希特的演讲激励了士气低落的同胞，以德意志精神重新凝聚国民因战败失去的士气，更是指明国家、人民、教育未来的希望所在。国家的未来掌握在青年人手中，“如果大多数人还照样漫不经心、无思无虑和心不在焉地继续下去，那么可以期待的正是这种必然发生的情况。对自己毫不留心，任人发落，由环境任意塑造自己。”费希特不断地提醒同胞要警惕作仆役的欢乐，习惯于受奴役会逐渐变得麻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演讲中费希特指引了未来前进的方向，德意志民族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利己主义发展到极致，只要没有侵犯自己的利益，就抱有可悲的和平幻想，这将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从而丧失自我，丧失其独立性。救亡图存就必须前进到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即从恶贯满盈转向理性科学的阶段。这要求“人类则必须同自身作一场彻底的决裂，在自己传统的生活中造成一个截然分离的转折点”，而“能够拯救德意志独立性的绝对仅仅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可能拥有的手段”。费希特认为教育将引导国家未来的发展，教育能救国，但这种新教育也必须与过去的教育一刀两断。孩子是天真无邪的，我们成年人在他们未能分辨善恶之前就将自己的堕落植入孩子心中，“目前这一代人如果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不与以往一刀两断，就必然会留下更堕落的后代”，基于此，费希特在演讲中阐述了其建立教育机构、实行新的国民教育计划的主张：孩子与成年人完全隔离，只同他们的老师、管理人员生活在一起，即由家庭承担教育的传统改变为由国家承担教育。费希特论述了这一改变带来的优势，“国家的绝大多数收入用于维持常备军……如果国家普遍实施民族教育，那么新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受到这种教育，国家从此刻起就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军队了……每个人经过完备的训练，习惯承受任何艰苦努力，他在直接的直观中发展起来的精神历历在目，在他心中，对整体、对国家和对祖国的爱永世长存，他是整体中的一员，这种爱消灭了任何其他自私的冲动。”国家承担国民教育，这加深了学子对祖国的爱，与新教育的培养目标一致。

　　费希特认为，“新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子去过纯粹伦理生活的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确实可靠的技艺”，纯粹伦理生活的技艺就是把整个的人彻底和完全地培养为人的技艺。一方面我们培养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学子们拥有的知识与生活密切相关，一俟生活需要知识，它能立刻深入地影响着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每一个人应当是完整的，不是片面地发展某一方面。费希特提倡从知性和意志两方面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新教育的宗旨是塑造一种坚定果断、不屈不挠的性格，目的是培养人本身，不是使教育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费希特在演讲中申明：新教育是“要不折不扣地、毫无例外地把新的教养施给一切德意志人，以致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一切单个成员的教养……形成特有的、德意志的民族教育”。他所推崇的新教育是一种民族教育，是一种培养全新的自我的教育，是一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是一种普及全民族的教育。

　　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已直抒胸臆，阐明他做一系列演讲的目的：自救，没有人能救助我们，唯有自己救助自己。在即将结束的第十四次演讲尾声，费希特向在场或不在场的听众发出诚挚的恳请：“这些演讲向你们这些青年人提出恳请……这些演讲向你们这些老年人提出恳请……这些演讲向你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提出恳请……这些演讲向你们这些也许还值得称为思想家、学者和著作家的人提出恳请……这些演讲向你们这些德国君主提出恳请……你们所有的德意志人，无论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演讲都向你们提出恳请……你们尚未出世的后人也会向你们提出恳请……甚至连外国也向你们提出恳请……”这一系列排比的使用，是费希特的真知灼见，是其真情实感的流露。费希特在演讲的尾声，依旧态度严峻，语调坚决，逻辑严谨，论证有力，企图唤起听众的紧迫感，最后一次引起听众的共鸣，“我们必须自救，这些演讲孜孜不倦地提醒你们，除了你们自己挽救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挽救你们”。演讲首尾呼应，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对国民要自救的不断强调更蕴藏深邃的情感，引起听众的共鸣，产生“共振效应”，更加感召听众，使其认同自救，并将异己的思想内化于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考察的教育演讲才具有了典型的教育演讲的特质，而也由于这个因素，可以认为，费希特开启了教育演讲的锁钥，由此惠及后世。

　　五、结语

　　作为一种空间的表达艺术，演讲诞生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是现实需要之下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说服艺术，而教育是一种教化的过程，两者具有密切联系。通过考察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可以发现，声音、情感、精神、身体、教化、启蒙、传播等构成了教育演讲的基本元素。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国家受外敌入侵，民族处于危亡之时，在急迫的现实需求下的产物。德意志精神是费希特演讲的核心，在柏林科学院的大礼堂中，费希特与听众之间建构了一个直接、即时的话语平台，通过有声语言与无声的肢体语言相互配合，直接关联演讲者与听众的视觉和听觉，费希特将自己的观点、情感、态度传达给听众，唤起听众的公众参与，使演讲者与听众的共同思索成为可能，产生共鸣，听众在认同、理解德意志精神的基础上，内化于心，最终实现自我成长，重新燃起因战败丧失的斗志。“在演讲过程中，演讲者以自己的身体与声音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制造出情感的冲击与互动，聚合听众的具身的情感回应，唤醒他们的参与感，并由此将他们纳入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共同体———一个听觉的、具身的、情感的全新共同体。”费希特演讲的直接目的是鼓舞士气，为饱受战乱之苦的国民带来勇气与希望，引导他们度过困难时刻，终极目的是自救，国民要自己救助自己；从教育史的角度思考，演讲是教育的重要方式、手段，它是教化民众的一种工具，是传播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利器，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知识、表达学术见解的方式，在特殊的情形下替代教育承担教化功能。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就是一种思想启蒙，启迪国民打破身上的枷锁重新站起来，当前面临的民族危机是暂时的，德意志精神会重燃国民因战败丧失的斗志。费希特的演讲也是一种传播思想文化的方式，旧的教育制度不适应当前国家发展，费希特通过演讲提出新的国民教育计划，进行人才培养，费希特的演讲替代旧教育承担了教化功能。这也彰显出“‘演讲’被费希特视为社会互动的一个理想模板。演讲过程中所包孕的情感力量，以及‘演讲’实践本身所建构的某种‘在场’的共同体意识，使其有可能实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真正即时、自发、直接的互动与影响。”

　　可以这样认为，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赓续了由古希腊而来的人类文明史上的演讲传统，并将教育演讲之诸种元素进行了充分的展演，由此教育演讲正式进入近现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彰显其传播文化、振兴民族诸种功能，尼采、杜威、华盛顿等思想家、政治家于此都有极高明的智慧呈现，这一景象也出现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中，此后更成为大学校长的必要仪式。由此我们认为，进行教育演讲研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我们希翼由此获得对教育史事件更好的诠释。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3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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