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济民：空海与最澄
空海与最澄
文/余济民
除了《灌顶记》，空海的《风信帖》同样有名，这两件作品都与当时的另一位高僧有关。
《风信帖》由于卷首有：" 风信云书" 四字而得名，是由三封书信构成。首封信的末尾注明是写给“东岭金兰”的，“东岭金兰”就是当时在京都比睿山创立天台宗道场的最澄。比睿山在京都的东北所以叫东岭，至于“金兰”，语出自《易经·系辞上》："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同言，其臭如兰。”可见空海对最澄的敬意和彼此之间的友谊如金兰之契。
《风信帖》高29.5 厘米， 宽157.9 厘米，今藏在京都东寺。首封信写道：
风信云书，自天翔临。批之阅之，如揭云雾。兼惠止观妙门，顶戴供养，不知攸厝。己冷。伏惟法体何如。空海推常拟随命跻攀彼岭。限以少愿，不能东西。今思与我金兰及室山集会一处，商量佛法大事因缘，共建法幢，报佛恩德。望不惮烦劳，暂降赴此院。此所望所望。匆匆不具。九月十一日释空海状上 东岭金兰法前谨空
空海在信里表达了要和最澄一起弘扬佛法的热情，以及对年长七岁的这位“佛界金兰”的尊重。
《风信帖》有强烈的二王风格，它和《灌顶记》不同，没有一点颜体书法的痕迹，可能就像笔者所推测的源于士人的审美还仅限于对王羲之书风的膜拜。三封书信的风貌也不一样，首件以中锋行笔，圆劲苍辣，对用笔和通篇有着极强的驾驭能力。第二件字形略端庄，用笔方圆结合，注重细节，有种书写的示范性。第三件是草书，和《金刚般若经开题》完全相似，只是在整体布局上变地舒朗，渴笔的多次使用使之更富有速度感。由此看来，空海是个风格的多面手。
《风信帖》第一封信
《风信帖》第二封信
《风信帖》第三封信
现今收藏在奈良国立博物馆里最澄所作的《久隔帖》，与《风信帖》创作时间相仿，从中可见证这两位高僧的互动。
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祖上系中国东汉献帝后裔。他14 岁出家，19 岁入东大寺受戒后在比叡山盖了座草庵，过着山林修行的生活。延历十六年(797) 被选为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开设《法华经》讲坛，以在日本创立天台法华宗为己任。于延历二十三年作为遣唐使的一员与空海、橘逸势一起东渡大唐，所不同的是最澄是公费“还学生”身份，而空海他们是自费“留学生”身份。“还学生”与遣唐使一起入唐，一起归国；“留学生”通常必须在大唐滞留二、三十年，从基础开始学起。结果，最澄在中国只待了八个半月便与遣唐使一同归国；而空海则在大唐学了整整两年真言密教后，才踏上归途。
《久隔帖》高29.2 厘米， 宽55.2 厘米。行书，共十八行，因开头语“久隔清音......”而得此名。是最澄写给在高雄山寺（现在的神护寺）空海处修行的弟子泰范的手书。作此帖时最澄四十七岁，空海四十岁。
空海曾作“中寿感兴诗”( 收录在《性灵集》卷三) 赠给最澄，最澄因对其中的“一百二十礼佛”、“方圆图”及“注义”等的意思不太明了，无法复信给空海，因此委托弟子泰范了解个中大意以便唱和。信中所言及的“大阿阇梨”即是空海。
这件作品的起首两行有明显的晋人风神，笔画精炼到位，确实有取法《集王圣教序》的意思，甚至会让人想起谢安的《中郎帖》，干净凝练。再往下，便渐渐的信笔为体了，在我看来直到第十一行才真正进入一种浑然的状态。这种信笔的书写感觉，让我联想到苏轼的《新岁展庆帖》的某些片段。总的说来，最澄的书法有些像中国的文人字，有韵致。
空海和最澄的书法代表书法艺术传承发展的两种趋势。空海的天纵奇才使他能够“五体兼备”，更加具有专业性，对日后“和样”书风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最澄的书风一直潜流不息，生活化的书法，鼓励更多的人去流利雅致的书写。
《风信帖》、《灌顶记》、《久隔帖》都是围绕空海在高雄山举办三次密宗灌顶时期的书法名作，也是两位佛教大师友谊的见证。
《灌顶记》里反复出现的泰范，也是《久隔帖》的收信人。他原是最澄派往空海处学习的比睿山弟子，最终也成为二大师友谊的伤口。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甚至成为史学家不愿涉及的话题。我的理解是：他有着极度的进取和自尊，喜欢接受强者精神上的庇护，而一旦遇到更强大的“宿主”，他会义无反顾的选择背叛。泰范最终作为空海的四大弟子，参与创建高尾山金刚峰寺，此后，再无消息。
《灌顶记》局部
公元822 年，最澄圆寂，谥号“传教大师”。
公元835 年，空海入定。谥号“弘法大师”。
附录：
在对《灌顶记》、《风信帖》、《久隔帖》三帖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作品用纸的高度。它们分别为28.8CM、29.5CM、29.3CM，这种尺寸在中国的唐朝或者唐朝以前都是不多见的，基本到了宋朝才普遍使用30CM左右的纸。
经过调查发现，公元6 世纪，日本为了大批复制佛经，模仿“唐纸”生产纸张，并开始种植造纸原料—楮树。到8 世纪，造纸技术已经在日本普及。有说是中国传去的技术，也有是说朝鲜，各说不一。从纸的尺寸、机理和光洁度来看，这三帖应当就是当时他们自己生产的雁皮纸。
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对纸的高度非常讲究，他在《致立之承奉尺牍》中写道：“所送纸太高，但可书大字。若欲小行书，须得矮纸乃佳”。可见，那时候，纸的高度都是有定式的，拿来就用，不需要对高度作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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