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科幻作品的机器人伦理（图）

　　原标题：中文科幻作品的机器人伦理（图）

　　

　　在中国古代，涉及机器人的文献记载不少。粗略统计，约有三十多种，譬如《列子》《西京杂记》《傅子》《岐海琐谈》《古今图书集成》等。最早的记载见于《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人”故事。虽然出自介绍民间方术的集子，但其本身却完全可以视为技术类幻想小说，影响也颇为广泛。偃师造出的人偶和人类的外貌酷肖，周穆王一开始还以为是偃师的随从。人偶的下巴被掰动则能够曼声而歌，调动手臂便会摇摆起舞，表演完毕后，还向周穆王的宠姬抛媚眼。这一轻佻行为激怒了周穆王，他认定人偶为真人假扮，下令处决偃师。偃师为证清白，现场将人偶拆解，展示其由皮革、木头、胶漆组成。这些没有生命的部件一经组合，便成了活生生的人偶。很明显，在这一故事中，人偶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盛怒后的周穆王也不再对重新组装的人偶怀有敌意。

　　细细梳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机器人或用于杀伤敌人，或用于捕捉野兽，更多的则是用于歌舞表演，如完成击鼓吹箫等程式化动作。唐朝《乐府杂录》记载：刘邦北击匈奴，却被冒顿单于困于白登，后依陈平施“美人计”，让机器美女在城楼上歌舞献艺。匈奴阏氏担心汉人美女会与自己争宠，便力劝单于撤了兵。《大业拾遗记》中则虚构了隋朝皇室的歌舞盛况：两百名机器人共同演出的场面。这些文献记载中的机器人绝大多数是以木材为主要原料，以弹拨力或水力驱动，其外形虽类似人类，但在容貌和心智方面还是和人类有很大差距的。程式简单的它们，一般被视作精巧的器具，其所能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固定的。与技艺高超的人类制造者相比，机器人还是相当笨拙的。因此，人们并不担心机器人会媲美或超越人类的智慧，更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中国古代文献对机器人低智能状况和奴仆地位的描述，和同时期的西方文学是大体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当时中国科技的相对发达，中文典籍里的机器人出现频率和出场规模，甚至比同时期的西方文献还要显著。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对机器人伦理的探讨却并未发生“弗兰肯斯坦”式的变革。在我看来，其原因应和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代表则是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背后深嵌的万物有灵潜意识。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分析，阴阳可谓最原始的对立统一学说，五行（金、木、水、火、土）理论则是最基础的系统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古圣先哲能够将世界万物的形成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五行理论来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便是建基在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之上。在这一思维框架下，人们对神、仙、妖、魔、鬼、怪、精、灵等非人类族群的意象，给予了较多关注，甚至能够接受将其纳入人类的伦理框架。以传统中国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的“妖”形象为例，他们虽然能够魅惑人心，将人引入歧途，却也有很多艺术形象代表着美和善，甚至比人类更懂得存善心、行善事，如《聊斋志异》里的《聂小倩》《画皮》（小唯），民间传说中的“白娘子”（《白蛇传》）等形象。不难看出，在这一传统认知模式下，万物皆可有灵，甚至能够幻化为人，专门针对机器人伦理问题的思考就意义不大了。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科幻小说的传入，中国科幻作品也开始逐渐关注机器人伦理问题。不过，在大部分中文科幻小说里，对机器人的描述基本沿袭了古代传统，它们或是工人，或是家仆，别出心裁的作品甚少。以销售量空前绝后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为例，作品中的机器人大都由方块组成，头上顶着两支分叉的天线，高级一点儿的胸口则配有电视屏幕，靠此来接收人类的指令。很明显，这部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对机器人的设定和中国古代传统是一致的，完全锁定在服务人类的层面上，并未触碰人机之间的伦理困局。在刘慈欣的《三体Ⅲ：死神永生》（2010年）中，由三体世界制作的机器人智子，外表已经和人类无异，智能甚至超过人类。在最终失去和三体世界的联系后，它完全自主操控，和人类主人公建立起一种介于朋友、家仆和保护者的蒙眬关系。因《三体》的叙述重点并非机器人伦理问题，其对人机关系的设定也便选择了大众所熟悉和最易接受的模式。

　　20世纪的中文科幻小说对机器人伦理探讨相对较深的著名作品当推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1980年）和王晋康的《生命之歌》（1995年）。《温柔之乡的梦》描写在未来社会，不符合优生标准的男性只能娶机器人作为妻子。后者依照阿西莫夫的三定律设计，完全听命于丈夫的指示。百依百顺的娇妻，甚至帮助醉酒的主人公烧掉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的主人公最终醒悟，决心和机器人妻子离婚。表面看来，这部小说是对机器人三定律在现实生活中可行性的质疑。但我觉得，其更深层则是批判毫无约束下的男主人公不断膨胀的人性黑洞。王晋康的探讨比魏雅华更深一步。《生命之歌》里的机器人“元元”，外表是五岁的孩童，但心智却随着岁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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