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伦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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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界
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母”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说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他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当这个“人造人”终于获得生命睁开眼睛时，弗兰肯斯坦被他的狰狞面目吓得弃他而逃，他却紧追不舍地向弗兰肯斯坦索要女伴、温暖和友情；接踵而至的更是一系列诡异的悬疑和命案。
弗兰肯斯坦与他的怪物注定的悲剧结尾，似乎是作者玛丽?雪莱坚信的世界真实：必须给予狂妄者以无尽的绝望。
与小说的作者类似，从11月26日开始，舆论似乎也正在给“抗艾滋病毒基因编辑婴儿诞生”这一号称竞争诺奖的“科学试验”以无尽的绝望。
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然而，这个“世界首例”并未获得掌声，伴随而来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否认、深圳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调查、122名科学家与46名律师的联合声明谴责以及卫健委的介入调查，演变为一场罗生门。
事实上，与大众讨论的“‘超级人类’是否就此诞生”等类似话题相比，科学界更看重这一事件对于生物医学研究中伦理规范的挑战与冲击。那么什么是伦理规范，人类为什么要维护伦理规范，如何维护伦理规范？健康界尝试厘清逻辑，解释科学家们为什么强烈建议关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这一“潘多拉魔盒”。
什么是医学伦理规范？
目前，医学伦理相关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伦理学的范围，扩展为涉及生物学、医学、环境学、教育、科学研究、经济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一项伦理研究。
所谓伦理规范，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是一类十分广泛但又重要的规范，尤其在涉及对人体的研究中体现得更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包括对人实施实验的必要性、实施过程中对人知情权和健康权的尊重，以及对实验后果的充分评估等。
以此此事件所涉及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为例，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的共识与规范：2015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基因编辑大会中，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开展全面讨论，就人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达成共识，形成了若干重要原则，限定人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只能用于基础学术研究，禁止一切以生殖为目的的临床研究和应用。
中国对于涉及人类胚胎操作的科学研究有着详细严格的规定和规范，如科技部和原卫生部2003年联合下发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就明确规定：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同时任何人也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在2012年公布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中，中国政府也对于收集、保藏和利用人类遗传资源过程中的知情同意等重大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2017年科技部最新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将“涉及存在重大风险的人类基因编辑等基因工程的研究开发活动”列为高风险等级，要求各科研机构进行严格管理。中国基因编辑相关领域研究人员近年来也多次召开研讨会并达成广泛共识，即：坚决反对现阶段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临床实验。
为什么要维护伦理规范？
这看似是一个荒谬的问题，科学研究当然要遵守伦理规范，如同公民要遵守法律一样毋庸置疑。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基因编辑等类似技术的发展，遗传操作的技术门槛的降低，加之共识约束的有限性，以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这些因素促成了“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但也戳中了人们伦理担忧的要害。
以此事件为例，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仍然存在编辑效率低和脱靶突变等问题。不顾上述伦理规范，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不明确前提下将该技术用于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的修饰及临床应用的做法，引来国内外科学界的强烈反对。
目前，艾滋病母婴阻断技术成功率高达98%以上，显然，这项操作给刚出生的孩子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各种根本无法预测和治疗的遗传疾病风险。更为令人忧虑的是，该研究对于人类基因池的冲击以及两个孩子在社会中的长远影响。
如122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所说，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无人能预知的影响。确实不排除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维护伦理规范不仅是对于每一个生命体的尊重，更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如何维护伦理规范？
除了科学家们的自律外，科研项目伦理审查是维护伦理规范的重要手段，各伦理委员会是进行审查的执行者。伦理委员会是由医学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非医务人员组成的独立组织，其职责为核查临床试验方案及附件是否合乎道德，并为之提供公众保证，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受到保护。
在我国，伦理委员会分为咨询性质和审查性质两种。咨询性质的伦理委员会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其主要职责有：1）针对重大伦理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提出政策咨询意见；2）必要时可组织对重大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3）对辖区内机构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审查性质的机构伦理委员会由研究机构设立。其主要职责：1）主要承担伦理审查任务，对本机构或所属机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2）根据社会需要，受理委托审查；3）组织开展相关伦理培训。
国家相关部门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约束伦理委员会与伦理审查。如原国家卫计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明确规定：1）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2）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3）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并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登记。
伦理的边界在哪里？
贺建奎在视频中解释该项目时描绘了这样一段温馨的画面：艾滋病感染者马先生和他未患病的爱人葛女士出于对宝宝的爱，选择了基因编辑技术来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通过体外受精同时将某种蛋白质和指引信号注入单细胞受精卵中，历时十月孕育出了一对可爱健康的双胞胎——露露和娜娜，他们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了生儿育女的幸福。
贺建奎说将这个技术应用在改变肤色、瞳孔的颜色、甚至是记忆力智力这种提高人类机能的做法他都不支持，唯有治愈疾病是有意义的，他也相信伦理道德终将站在他一方。
然而事实与其描述的最大逻辑悖论在于，艾滋病的母婴阻断技术相对于基因编辑来说要成熟得多，并且也是全球公认的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孙丽君表示，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孩子，根本无需进行CCR5基因编辑。在孙丽君的带领下，其科室至今已成功让2000多个艾滋病阳性家庭生出健康的孩子，无一例阻断失败。
因此，贺建奎所谓的治愈疾病更像是一种“舍近求远”的冒险。多数科学界专家的担心也正是如此，现有的国内或国际的基因编辑规范和共识都明确要求，坚决反对现阶段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临床实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表示：一旦“治疗”和“预防”的边界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
因此，科研人员严格自律，恪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为规范，加之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才能达到探索科学前沿的同时，不越过伦理的边界。
最新消息显示，该项目所在医院负责人怀疑贺建奎伦理审查报告作假，已经向警方报案。尽管各方已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但如果贺建奎所说两名婴儿已出生为真，实验在审批过程中存在的监管漏洞无法被掩盖。
这并不是首次引起全民伦理讨论的科学事件。2017年5月，印度媒体爆出“中国将进行全球首例换头手术”的消息。尽管中国参与“头身重建”研究的专家——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随后否认，但该重磅消息依然引起全民关注与质疑。
从2015年发表了头部移植GEMINI计划开始，“换头手术”创始人卡纳维罗多次在媒体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宣传着换头手术的可行性和实验进展。但是，很多动物实验细节却并没有和媒体透露，也并没有被发表在学术杂志上。
与卡纳维罗相比，中国专家则要更为实际。任晓平表示，目前团队的重点是力争先行解决一些技术和有挑战性的科学伦理问题，如果将来哪一天科研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或者说需要临床研究，才可能涉及人体。“即使要做，我们国家也肯定有主管部门和相应法规来规范这么大的项目，绝不是某位医生或科研人员就能决定在哪儿做，给谁做。”任晓平说。
11月27日，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香港开幕，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致开幕词，希望人类在利用新兴技术来操纵世界人口的同时，不要忘记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隐含的警告，慎重对待基因编辑技术。
据悉，贺建奎将于11月28日出席本届基因编辑峰会。健康界将与你一同见证这场“罗生门”事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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