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伦理政策”对荷兰殖民利益的维护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 清幽说

　　编辑 辑录君

　　伦理政策不过是荷兰机构一个精心安排，其实质在于用一种更为温和的手段调和殖民地土著与荷兰殖民机构之间的对抗关系以维护多元社会结构。

　　透过“伦理”的旗号看到的是对荷兰统治利益的维护。

　　对荷兰殖民利益的维护

　　伦理政策打着“道义”的旗号要求提高土著的福利水平，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体现出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利益的本质倾向。

　　就经济层面而言，荷兰当局虽采取一些措施企图推动土著经济发展，但目的是通过提高土著的消费水平进而推动荷兰产品的销售，最终依旧是为荷兰资本服务。

　　正如巴尼所言：“伦理政策实际上只是荷兰工业家为了在印度尼西亚获得更大的市场而发出的呼吁”。

　　权力下放的目的是协调新世纪荷兰与印尼之间的利益关系。扩大土著官员的权力是为了增加殖民管理的有效性，促使土著官员更好地为荷兰殖民统治服务。

　　设立议会是借助表面的形式以调和荷兰政治经济社会顶端地位与土著低端权力之间的关系。

　　1904年伊登堡在向荷兰女王的工作汇报中提到：“保持持久统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个和平、正义和开明的国家以使我们的统治得到数以百万计人的支持”。

　　此外，西式教育的目的是为荷兰殖民机构提供更低廉且数量充足的土著下层官员，对土著实行“精神兼并”。

　　随着20世纪前后对外岛的干涉，殖民机构需要更多土著官员管理殖民地事务。

　　巴达维亚官员科恩·斯图尔特曾提到，有必要扩大土著教育以提供必要的人员来管理扩大的殖民地。

　　可以说，教育改革是为少量殖民者提供“资源”来控制和管理殖民地事务，企图实现土著社会与荷兰社会的“联合”，体现其殖民特征。

　　对于土著而言，福利政策不仅没有给土著带来显著利益，甚至加重了对土著的剥削。

　　荷兰殖民者标榜其使命是“给当地人一个实现高水平生活的机会”，但依旧无法掩盖其殖民与剥削本性。

　　以伦理政策时期的课税为例。虽然当地居民收入在多元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纳税额和课税率却大大高出多元社会的其他构成要素，特别是荷兰人。

　　如1924年，爪哇及马都拉居民年收入225盾者缴纳10%的所得税，而欧洲人年收入9000盾以上者才课以相同税率。

　　1926-1932年间当地居民实际税务负担增长44.4%。一方面体现出荷兰殖民统治的剥削本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荷兰殖民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就如弗尼瓦尔所评述的：“自由党人发表文字，虽使用了‘爱爪哇人’的字眼，但并未触动他们的口袋”。

　　当伦理政策的领袖们拽下海盗旗，竖起十字架时，他们并未改变航线。

　　伦理政策实施期间，殖民机构分散政治权力、扶持土著经济、改革教育制度、改善土著社会福利等各项措施在企图提高土著福利水平的同时，更多的是追求缓和殖民矛盾、稳固殖民统治以及获取殖民利益。

　　“道义”幌子下的片面性

　　土著与欧洲人社会西优东劣的种族歧视性。

　　首先，教育以及职能层面的歧视尤为突出。与英国在印度“培植血液和肤色上是印度人，而趣味、观念、道德与知识上是英国人的独特阶层”无异，荷兰在其殖民地推行的土著教育改革也是为土著官员和公务员成为“棕色皮肤的荷兰人”做好准备。

　　这一理念无疑默认了西方较之土著在知识文化上的优势。

　　在殖民教育推行过程中，荷兰语开始取代本土语、各类西方课程开始取代土著传统课程，荷兰用“先进的”西方文明取代“落后的”土著文化。

　　进入殖民机构学校就读的土著从入学之日起就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知识，土著的无意识认知实际上默认了西方文明对土著文明的歧视。

　　殖民机构企图通过西方的语言和行为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渗透，确立起殖民宗主国的“先进性”、“现代性”与殖民地的“落后性”、“附属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反映了荷兰殖民机构的文化沙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在这种形式更为柔和的殖民渗透过程中，土著开始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只有荷兰语才是通往现代和真知的高级语言、西方教育才是获得至高名誉的桥梁。

　　实际上，通过接受荷兰语和西方现代教育的人群成为殖民机构制造的所谓“上层”人士后，即便得到名义上的“荣誉欧洲人”身份，但依旧因肤色、种族等因素受到欧洲人歧视。

　　对于殖民机构而言，土著只是通晓双语的办事员大军，充当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语言媒介。

　　“土著”这一暗含着种族歧视烙印的身份使得这些所谓的“上层”人士被禁锢在殖民机构中的下层职位难以突破，他们追求的欧洲人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社会生活层面处处体现出种族的差异特征。

　　在伦理政策下，土著社会虽然发生了极大的社会流动，但土著与白人之间的分界依旧明显，白人往往与以土著保持距离来体现白人优越的地位。

　　除了偶尔用蹩脚的马来语吼叫土著外，欧洲雇员极少与他们交谈，据说这一行为是为保持欧洲人的尊严，体现了社会交往层面的歧视性。

　　在殖民地，尤其是在种植园中，荷兰公务员或者种植园经理往往身着耀眼的白色套服（来自邻居英国殖民地的舶来品，有时与太阳帽组成全套），高高居于卑躬屈膝的苦力或农夫之上，体现衣着层面的不平等性。

　　俱乐部是20世纪城市生活的重要娱乐方式，其中最出名的是位于巴达维亚的哈莫尼酒店，然而土著被禁止参加荷兰人的活动，比如在哈莫尼俱乐部跳爵士舞和打网球，体现社交活动方面的族群性与白人至上的属性。

　　甚至在社会生活的极小方面也受到种族差异的影响，例如从火车票到卫生间，到处都存在着强烈的种族和等级差别。

　　伦理政策的欺骗性以及殖民本质使得欧洲人尤其是荷兰统治阶级成为最大获益者。

　　伦理政策表面的“道义”性以及片面性特征使得土著在一定程度上受益，而华人则成为政策的“牺牲者”。

　　鉴于伦理政策主要是一项针对提高土著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其影响最终也落到土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