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玉石文化论文篇（1）
在《礼记·玉藻》上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佩玉的目的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养心养德。中国的社会是管理型社会，在管理型社会里，管理者的最大要求就是要被管理者接受管理，于是就有一个被管理者的教化问题。而教化的主要对象是君子阶层，君子应该包括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还包括一部分贵族，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管理者的官僚队伍，其数量是有限的，以少数的官员去管理普天下的民众，这是怎样也无能力管好的。
管理者管理社会，一是通过规章制度、法律、军队、监狱，这是带有强制性质的，另外一个管理社会的方法，就是制造社会舆论，通过舆论去影响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怎样使社会舆论和管理者的主观意图，也就是意识形态与民众合拍、同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能够营造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就是君子阶层。因此，君子就是当时主要的教化对象。把君子教化好了，那么由君子产生的社会舆论，自然就和管理者合拍。在君子当中倡导玉德，就是对君子进行教化
从我们现今发现的玉石来看，最早的是在内蒙古兴隆村文化遗址，这个遗址距今有8000年。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这以后在山东、上海、浙江、西安、河南、陕西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石，这些遗址有的是5000多千年，有的是3000多年；在上古时代，人们的抽象思维是很不发达的，当时最活跃的是图像思维，中国的象形文字就发生在那些时代。象形文字就是图像思维的具体表现，那时候的人只能看图识字，抽象的东西又很难理解，教化就是对人的精神塑造，就是伦理道德塑造，伦理道德概念全是抽象的，怎样把这些抽象的概念传达给君子阶层，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在这个难题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他们借用玉石这个感性物，把人的思维向抽象的概念上导引，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玉石有很独特的物理性质，如色泽温润，纹理清晰，质地坚硬，洁白无瑕，这诸多特性使人联想起一些道德概念。
古人云：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孔子还总结出玉有11德；因此在君子当中倡导玉德，就是对君子进行教化。
如何发挥玉德的教化作用？就让君子们佩玉。
玉佩戴在人身上，令人时刻在想着玉，时刻感受着玉的陶冶。
《礼记·玉藻》上记载，君子在车要有銮和（专门的铃铛在车行走时发出）之声；君子出行，必有佩玉之声。佩玉还有严格的规定：左徵角，右宫羽。中国的音乐是五音制：宫商角徵羽，和我们现在的七音制相比，没有fa和t音，只有daoruaimisaola。
左徵角，是指在胸膛左上方的佩玉要发出saomi的声音，胸膛右上方的佩玉要发出daola的声音，五音当中，这里就占了四音（daomisao-la）；唯独没有ruai，这个ruai在五音当中称作商，商象征着杀伐之声，这对提倡“和为贵”的华夏民族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君子的身上是不能发出这个商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管理者是如何发挥玉的教化作用的。
玉石的道德教化作用
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佩玉不是单独的一块，一块是发不出声音来的，它都是组合的玉佩，有管有珠，也不完全是玉，有时还配有玛瑙、绿松石、蛇纹石；身上佩玉要发出规定的声音，与人走路时的轻重缓急大有关系：人怎样迈步，怎样进退，那时都有严格的规定，可见当时为了发挥玉的教化作用，对君子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
君子遇到灾难和丧葬的时候不佩玉，君子要去面见皇帝的时候，要把左上方的佩玉取掉，表示臣子的德不如帝王的德。君子佩玉不仅要接受玉的教化，玉也是君子德的象征，“君子比德于玉”，君子就是用玉石来体现他的德，他把玉佩戴在身上，是对君子的一种约束。因为玉石代表君子的德，所以君子在言语、行为和人际交往上，就不能不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只是用玉的声音来教化人，而不是用玉的色泽、纹理、质地来教化人，足见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给玉石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大边际地发挥玉石的道德教化作用，不仅利用玉的形和质，还用玉的声音，如果不是《礼记》留下记载，现代人很难相信古人用玉的声音来感染人。
玉石作为一个教化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文化内涵，有一些内涵已经随着历史灰飞烟灭，我们已无法考证，只能从古文献上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古人非常喜欢圆形的玉，圆形的玉代表天地之间的和谐圆满，所以玉环、玉扣、玉子特别受到古人的喜爱，这里也有教化作用，让人把和谐圆满当作至高无上的准则。
诚然，古人把玉有些神化，古人认为佩戴玉器可以凝神聚气、定惊和趋吉避邪，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内容。古人有时候用一个玉器来象征一个观念，比如说“玉块”，帝王给大臣赐一个玉块，就等于给大臣传授了一个观念，在遇到紧急的时刻，处事要坚决果断，不能犹豫彷徨，这自然也是一种教化。像这样代表一个单独观念的玉件和玉器，还有很多，有些我们已无法还原它的内涵。
中国的儒家就继承了几千年的玉石文化，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性忠孝，温良恭俭让，这些道德概念是对玉德的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源头文化——玉石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到了汉武帝时代，社会文明已上升到了理性高度；抽象思维已经能够代表图像思维，所以儒家文化就代替了玉石文化；因此中国历史的教化功能就用儒学来代替。我们研究玉石文化，要尽量地还原玉石的文化内涵，让玉石在建树今天新道德中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调动人去开发人的创造潜能，也能激起人的物欲，甚至贪欲，我们的社会文化如果不防止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就有可能引起社会道德的滑坡，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强化伦理道德应该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用道德观念去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要在人的精神领域构筑起道德的长城。
玉石文化论文篇（2）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和玉石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玉石一样把富贵、高雅与纯洁、质朴如此有机地融合成一体。玉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们形容富足的生活是“锦衣玉食”，我们比喻高贵的出身是“金枝玉叶”，我们赞美高雅的品质为“冰清玉洁”.我们祝福幸福的婚姻为“金玉良缘”，我们向往的最美的居所是“雕栏玉砌”.我们坚定自己意志的时候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这就是中国独特的玉石文化。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中，《红楼梦》深受其影响也就不是一个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很明显，《红楼梦)手抄本名为《石头记》，而书中更有女蜗补天之石、通灵宝玉等和石、玉相关的意象，书中重要人物也均以‘.玉”命名，如“宝玉”、“黛玉”、“妙玉”等等。都体现了浓重的玉石崇拜心理。但对作品中出现的女蜗所炼补天之石以及贯穿全书的通灵宝玉如何理解.还有诸多相关问题，历年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若能揭开这个谜.也就更能理解曹雪芹的思想情感.更接近他的创作本意。
在此，本文试从中华民族的玉石文化人手，透过作品的玉石崇拜心理.挖掘其文化底蕴，以求更深层次地理解曹雪芹的创作。
人类对石头的崇拜，应始于石器时代。当先民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以求得生存时，从石头或石头磨制的石器中得到勇气和力量，由此产生了崇拜.敬畏的心理。特别是当我们的祖先从石头中认识了比石头更精美的玉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于是，在把它从石头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更加感受到了玉的珍贵。因此，人们把各种想法寄托在它上面，并赋予一定的思想内涵。
早在中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成为通灵的神器。因此玉常常被称作通灵宝玉。西方用宗教来通神，而中国人则用玉来通神，也就是说一开始玉就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了神圣的地位。
提到玉。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关于玉石的最著名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卞和发现了一块璞玉，他先后两次向两代楚王进献，因其不识宝物.以为是块石头，卞和便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双脚。等到第三个楚王上台，卞和又将璞玉献上，这回楚王命人剖开石头，一块宝玉出现在楚国君臣面前。卞和洗清了罪名，他所献的宝玉也被雕成了象征最高权力的玉璧。后人为了纪念卞和，就叫它和氏璧。在这个故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卞和的执着精神，还有玉石的非凡价值。后来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和氏璧被加工成一块御玺。显然，秦始皇希望能借助宝玉的神力护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从此以后.历代君王将各种宝玉雕琢成玉玺，玉便成了王权的象征。
在中国关于玉的神话传说有很多很多，人们相信:食玉成仙.饮玉还童，玉能使生人长命百岁，使死人灵魂升天;玉有神兆，能因人而变，因世而现;玉法力无边，能驱凶避邪，惩恶扬善……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很多美好的想法熔铸在玉石上面，使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如幸福、吉祥、和平、圈满、高贵、圣洁……最为重要的是:玉石的天然品质竟如此惊人地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特质相吻合。玉坚硬而柔和.晶莹又剔透.圆润且丰满.恰好成为我们这个温文擂雅、坚强平和的东方民族的绝妙象征。我们所创造的美玉文化，以其独到的方式连接着古老的文明，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它已悄悄地渗透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当中.历久不衰。
可以说，曹雪芹深得中国玉石文化的精髓。所以才会在这部被演绎得如此美纶美焕的(红楼梦》中将玉石文化的丰富内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今天的读者已深深感到，《红楼梦》中的玉石意象最吸引人也最令人费解。
作品第一回就讲到，“女蜗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蜗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人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此后被一僧一道幻化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并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替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立业。”由此“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作者在开篇独具匠心地设置了这个神话故事，不仅仅是为j’吸引读者、引起兴趣，更重要的是从作品的总体构思出发，使这块女蜗补天之石即后来的通灵宝玉成为连接梦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实物依托，从而实现作者写’‘梦”、写“幻”的’‘立意本旨”。同时，通灵宝玉还是结构全书情节的线索，种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亦真亦幻而又众多的人物皆因通灵宝玉而相互钩连。且看前八十回的几个重要情节:宝玉衔玉而诞—宝。黛勿见，宝玉摔玉—探宝钗通灵遇金琐—路祭秦可卿.北静王赏玉一一姐弟逢五鬼，癫头和尚、踱足道人说通灵一边是神仙世界，一边是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一个多重的世界，包含着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大观园的女儿悲剧、宝黛钗的爱情悲剧、贾府的盛衰悲剧等等.这些悲剧彼此牵连，形成诸多线索，最终皆由通灵宝玉而收拢，从而建立了全书的立体结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艺术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女蜗补天之石即通灵宝玉由大荒山无稽崖被携人红尘，在“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后又回到青埂峰下，使全书形成了一个完整、周密的圆形结构。自然天成而又浑然无迹。
仍是第一回.因甄士隐的一梦.则又引出了绛珠仙草还泪的美丽神话: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每天以甘露灌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使她“久延岁月”，“修成个女体”:只因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欲下凡造历幻缘”，绛珠仙草也和他一起下世为人，并用一生的眼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于是，便有了宝(神瑛侍者》黛(绛珠仙草》缠绵排侧的爱情故事。应该注念的是，作者在这里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独具匠心，道含深意。瑕，“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瑛，即美玉。可见.贾宝玉和玉的密切关系。也因而首先设置了一个机缘，让那一僧一道借“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人世”之时.将补天石幻化的通灵宝玉夹带其中，去人间“经历经历”。由此.补天石(通灵玉)、神瑛侍者同时降临人世.与贾宝玉三者合一融为一体;其次，“还泪”故事给宝黛爱悄蒙上了一层浪漫而又神秘的色调。这个宝、黛身前的因缘，倒极容易令人想起《搜神记·韩凭妻》、《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娇红记》、《梁山泊与祝英台》中男女主人公身后化成鸳鸯、比翼鸟、连理枝、蝴蝶的动人情节。身前也好身后也罢都象征了忠贞不渝、流芳千古的爱情;第三，交代“木石前盟”，以便展开后面的情节，形成“金玉”与“木石”的对立。‘.金玉良缘”意味着富贵婚姻，而“木石前盟”则代表着最素朴、最单纯、最坚实、最浑厚、最符合自然本性的爱情。这也正是全书所要突出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又贯穿于贾府的荣辱兴衰之中。
再看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亦讲了金陵甄府的宝玉。按脂砚斋甲戌本侧批:“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家之宝玉，则正为真宝玉传影。”蒙古本侧批:“灵玉却只有一块，而宝玉有两个，情性如一，亦如六耳、悟空之意耶?”它进一步点明了全书的总体设想，有一贾府便对应一个甄府，有一个贾宝玉就对应一个甄宝玉。二者不仅相互映衬.也彼此对照，并因通灵宝玉而连接挽合。 由此不难看出.补天之石即通灵宝玉在全书的总体构思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曹雪芹只是平铺直叙地讲故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韵味、有深意，其艺术魅力无疑要大打折扣。
玉石本身的魅力在普通中国人的心中世代流传，而曹雪芹则作了最绝妙的诊释。
先说这块补天之石。在中国遍布名山大川，山中奇石自然众多。而作者独独选一块他自己杜撰出来的女蜗补天未用之石，这又有什么深意呢?“无才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这是石头的自怨自艾之词。而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于国于家无望，.从世俗的眼光看就是无用.恰好说明了贾宝玉对传统人生道路的背离，尽管贾府盼其“补天”。一方面，作者慨叹石头亦是慨叹自己无力回天，充满悲凉之感;另一方面，对贾宝玉似贬实褒的评价又是肯定其行为。于是，作者在将石头、贾宝玉融为一体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
玉石文化论文篇（3）
隔行隔山不隔理
栾秉H193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古现镇古现西村。他天赋聪颖，好奇心强，爱学习又爱动脑子，凡事都问个为什么；不干则罢，要干就干出个样。有一年，家里所种的二亩菜园中的黄瓜上了蚜虫，别家都拉秧改种别的东西了，他却将黄瓜秧贴地用剪刀铰掉，再放水将蚜虫冲掉，撒下肥料，黄瓜秧很快发芽开花挂果，黄瓜在市场卖了好价钱。这件事使他受益终身：“凡事都有哲理，隔行隔山不隔理。‘动脑子能带来甜头’这一哲理，是从小时候种庄稼、种菜劳动里逐渐培养起来的。”
栾家世代务农，但栾秉H的外祖父、姨老爷和姑夫都曾在北京待过，所讲老北京故事特别是有关北京珠宝市的故事，牢牢地储存在他的脑海中。“童年脑子里储存的好东西，也许永远不能输出，但如果有缘碰到‘激活剂’，就会打火花，也许伴你终生奋斗。”1962年，因鉴定珠宝，与北京首饰公司宝石专家马长树先生和北京玉器厂玉石专家赵永魁先生相识，是他有缘相撞的珠宝两大“火花”：“马长树和赵永魁两位先生是我终生研究珠宝的带路人和启蒙老师。”栾秉H说：“我相信缘分。”
因兵荒马乱，栾秉H的小学没上几天。不识字的父母饱受无文化之苦的现实，使他深感文化的必要：“每个人只能来一次地球，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许多不明白的事，没有文化很难弄明白。”遂于1950年秋考入省立烟台二中。他如饥似渴般地学习，一年之中，记下3000多个俄语单字，并在1952年暑假译出3万多字俄文儿童小说《我们的工厂》。
1955年秋，栾秉H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制5年。栾秉H从未想到会终生研究宝玉石。那时，举国上下狠抓阶级斗争，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范畴的宝石和玉石及其制品无人敢公开研究，连中国是古老的玉石之国也几乎无人敢提了。中国宝石业（玉器制造除外）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很多人搞宝石也多半是在此时期开始的。
栾氏外语与京粉翠、欧泊
毕业后，栾秉H分配到北京地质局102地质队岩矿鉴定室工作。
在批判“只专不红”的年代里，不懂英语和日语的栾秉H面对英日文资料束手无策。于是，他拿出来学俄语的劲头自学英语和日语。他用独创的学习和记忆方法边学边译，硬是将安德逊《宝石鉴别》、阿雷姆《彩色宝石大全》、胡尔巴特《宝石学》等重要英文著作资料和铃木敏《宝石志》、西冈薰佑《宝石之话》、崎川范行《宝石》、久米武夫《新宝石学》、《新宝石词典》、砂川一郎《话说宝石》、近山晶《宝石》等重要日文著作资料翻译到手。以笔译为目的的栾氏外语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产物，他自己评价：“我的英语和日语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和日本人也不明白。”在职称外语考试时，他在考卷上写明：“我学的是俄语，有两本英文翻译著作，现在考的是日语。”个性鲜明的栾秉H心里存不住东西，不该说的事也给说出来了。
北京地质局102地质队非金属组有一项专门为北京玉器厂等单位寻找宝玉石原料的任务。非金属组在北京地区找到的玉石原料有京粉翠（蔷薇辉石）、京白玉（石英岩质玉）、瓜子玉（安山岩）、京黄玉（蛇纹石玉）、羊肝石（火山岩）等，得到了玉器厂领导和老玉人的好评。非金属组所采集的各种标本，常常送到岩矿鉴定室让栾秉H鉴定。北京首饰公司也偶尔送来澳大利亚蔷薇辉石、欧泊（宝石蛋白石）等进口宝石，促使栾秉H收集国内外有关宝玉石方面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寻找宝玉石原料的还有云南地质局宝石小分队，他们的功劳也是现代珠宝发展史上最早闪光的一页。
京粉翠（Bejingpinkjade）是蔷薇辉石（Rhodonite）矿物组成的岩石，因呈粉红色和产于北京，北京玉器厂给起了个“京粉翠”的工艺名称。京粉翠产于北京昌平西湖村。1932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实习时考察过西湖村蔷薇辉石；1939年地质学家王竹泉先生进一步发现了“含镁蔷薇辉石变种”（含MgO 6.24%），称为“西湖村石”，载入世界经典之作文契尔《矿物学》中。只是，地质界前辈们并未指出蔷薇辉石可作玉石原料。在京粉翠未发现以前，北京首饰公司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料，经栾秉H鉴定发现其中夹杂有菱锰矿替代品。
1963年，在进行岩矿鉴定时，栾秉H偶然从西湖村地区岩矿标本中发现了粉红色的蔷薇辉石致密块体，意外的发现使他十分激动，并建议马上进行工艺实验，由此揭开了开发西湖村蔷薇辉石玉料的序幕。1966年102地质队进行了全面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栾秉H配合矿区技术负责人于丕中先生，经过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勘探任务。这使我国不用花外汇进口这种原料了。栾秉H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京粉翠玉石原料，而且否定了“西湖村石”的存在，矿床成因不是“热液型”，首次提出“锰矽卡岩”的概念等等。西湖村京粉翠至今仍在开采。
欧泊为蛋白石的英文（Opal）译音，中国工艺名称为“变彩蛋白石”，亦称白宝石、骊珠、闪山云、五彩石，元末陶宗仪《辍耕录》称“屋扑尔蓝”。1964年末，栾秉H到北京首饰公司看欧泊，马长树先生介绍这种宝石从澳大利亚进口，但是中国人怎么叫法值得商量。栾秉H说，“屋扑尔蓝”译名过长，就叫“欧珀”吧！但这个名字容易跟“欧洲琥珀”相混，栾秉H突然想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实验成功，便改为“欧泊”。此名在中国珠宝界沿用至今。
几十年后，北大教授杨富绪对栾秉H说：“欧泊这个名字起的不错，泊字有个水字边，正好蛋白石成分中含水。” 栾秉H说：“香港称欧泊为‘澳宝’，比我当初起得更好，欧泊是澳大利亚国宝嘛！起名时，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地质界可以说没有人对珠宝感兴趣。我整理珠宝资料完全是‘一言堂’，如日本人把欧泊的变彩叫做‘游彩’，把猫眼石的游彩叫做‘变彩’，不符合中国国情。用不着跟谁商量，我就给它倒转过来了。”
宝石知识的传播者
1973年，栾秉H计划写篇宝石文章，这就是后来定名为《宝石和彩石的分类与鉴别》并在1978年“中国第一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学术大会”上宣读。“我感到很奇怪，全世界的宝石著述为什么没有给宝石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甚至有人把优质宝石的三个条件（美丽、耐久、稀少）当成了宝石的定义”。在《宝石和彩石的分类与鉴别》一文中，栾秉H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宝石的科学定义，提出宝石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极重要的概念，并提出“工艺要求”的概念和内容，由此产生了栾秉H的宝石分类和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著述。栾秉H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不是一句空话。写东西既要与世界接轨，又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行。”
中国宝玉石业在1983年出现了全新面貌。在河南南阳地区和河南地质四队支持下，“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宣告成立，同时在南阳市举办全国珠宝展销会。回首往事，栾秉H感慨万千：“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联谊会在展销会声中成立了，这是中国现代宝玉石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毫不夸大地说，没有当时的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就很难有8年以后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宝玉石协会。”栾秉H被选被选为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副理事长，开始了为珠宝企业服务和培养人才的时代。
早在1980年春夏之交，栾秉H就在冶金部燕郊地质勘察大队组织的国内首次宝石学习班上主讲宝石。20多年来，为发展宝玉石业，栾秉H走遍了全国各地，进行咨询服务和鉴定讲课活动。除了在各地珠宝古玉学习班讲课之外，还到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桂林工学院、北京珠宝研修学院授课。有生动风趣的栾秉H授课，学生们决不会昏昏欲睡。
栾秉H著《宝石》被业内公认为“经典之作”，前后历经12年，于1985年12月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他的许多著都是当时国内的“第一本”：198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现代科学技术词典》（宝石学科）、1984年文物出版社《怎样鉴定古玉器》（中国第一本如何鉴定古玉玉质的图书）、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国宝石和玉石》（中国第一本精装彩色宝石图书）、1991年轻工业出版社《英汉宝石词典》（我国第一本宝石辞书）、2003年文物出版社《古今夜明珠》（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本论述夜明珠的著作）等。他正忙于撰写《古玉鉴别》，预计2007年出版。
兴趣广泛的栾秉H还写作并发表过科幻小说《第二次丝绸之路》，科幻小说《古墓迷影》、《传国宝侦破记》等未刊稿的内容也常与珠宝有关。栾秉H说：“我的一切爱好最终有一个主体落脚点――珠宝或者说已上升到了玉文化。”
珠宝店里的坐堂先生
1988年，应北京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的聘请，栾秉H出任珠宝高级技术顾问，负责珠宝咨询服务和把好进货质量关。一天，有新疆人来珠宝部卖海蓝宝石原料。栾秉H一看，这是天蓝色的玻璃，硬度5.5，硬度7.5－8的海蓝宝石可以刻划这些玻璃的。事后得知，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有家制瓶厂，约有数吨天蓝色的碎玻璃混进了海蓝宝石原料里卖掉了。又一天，河北两个小伙子来卖翡翠戒面，戒面全绿色，有大拇指大，水头好，很漂亮，共有8粒。栾秉H想：这么好的翡翠戒面，每粒价值应在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便问：“每粒开价多少？”“8000。”栾秉H立刻明白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戒面里面呈网格状构造；再看颜色，给人一种掺有蓝色调的感觉。这是栾秉H第一次看到所谓的“马来西亚玉”。“戒面如果每粒开价8万元，我有可能上当。因为他们有我写的书，所以很抬举我。”栾秉H深有体会：“凡事要认真，马虎不得。”
1989年秋，山东青岛王朝大酒店珠宝部经理王正刚来北京，邀请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去展销，并请栾秉H为顾客“免费坐堂咨询鉴定珠宝”。这一创举，开创了我国珠宝专家坐堂咨询鉴定珠宝的活动。
坐堂与讲课不同，无须高深的理论，但要说的通俗易懂，也要看对象而论。如有人问：“钻石值钱，还是宝石值钱？”显然他没有宝石概念。如有人问：“钻石的净度，VVS和VS怎样区别？”他肯定懂不少宝石且知道评价钻石的4C条件。至于用眼睛怎样识别宝石，顾客基本上不懂。顾客最关心的是“真假”和“价格”。真假好说，价格难言。在咨询和鉴定中，也常常遇见不少以假充真的东西，多数是把人工合成的红宝石当成天然的红宝石，或是把立方氧化锆当成钻石。
涉猎考古二十载
玉文化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千百年来玉文化研究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1999年5月，著名玉器研究专家杨伯达先生提出了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重大课题，带领多学科专家学者拉开了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序幕。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内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玉文化和玉学的新纪元。
在研究现代珠宝的同时，栾秉H不可避免地涉及古代玉器，但那时出版的考古报告对出土玉器多一笔带过，鲜有玉质说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栾秉H径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所长夏鼐，自报家门。夏鼐一听这位不速之客是搞矿物研究的，立即打开两个大抽屉，里面全是玉料。夏鼐告诉栾秉H，玉料和玉料来源必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1981年春，经文物出版社编辑楼宇栋先生介绍，栾秉H前往陕西宝鸡市博物馆、扶风、凤翔县及周原文管所，首次为考古界鉴定出土玉器玉质。从此，栾秉H一步步深入考古界，不断向考古界学习，同时也以自己的专长服务考古界。所发表的古玉研究论文很有见地，如《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玉质问题》、《玉石分化与玉概念的珍宝性和社会性》、《〈山海经〉中的玉及其祭神活动》、《古代绿松石释名、史前出土物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来源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田玉何时进入中原》，等等。
玉石文化论文篇（4）
宝玉之奇异在于那块诞生时口中所含之美玉，作者以玉在人灵秀、玉失魂魄散的故事，形象地演绎了关涉士人精神品味的中国玉石文化。作为公认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宝库，《红楼梦》涵盖了诸如梦文化、茶文化、神话传说、名字文化、以及儒道墨诸家思想，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可谓集大成者。至于对玉石意象的观照，周思源“亦玉亦石话宝玉”和刘心武“玉石之迷”的论述，已引起学界注意，但对于其中的玉石蕴涵发掘还不够理想，而深入理解这两种意象的关系，对于理解宝玉这个形象，对于理解作者所寄托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孙辰冬认为：“这玉是整部《红楼梦》的关键”为此笔者从宝玉形象二元矛盾统一性角度入手，来解析借玉和石所要传达的士人生态之蕴。
一
《红楼梦》曾用名《石头记》、《三生石》、《玉石传奇》，主人公是“通灵宝玉”幻化成的，其形色：“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日前南京雨化石研究所所长池澄提出，这块“通灵宝玉”可能是雨花石。雨花石在南京产于聚宝山，南京是曹雪芹故乡，也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他痴迷石头，为石头画过画，写过诗，可知玉石文化直接影响了《红楼梦》的成书。
玉石之间由石而玉的故事源于中古神话，共工怒触不周山使“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才有了《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传说。经锻炼的石头已通灵性，后经神僧施以法术幻成小如扇坠的“通灵宝玉”。《说文解字》释：“玉，石之美者，有五德”。玉是特殊的石头，所谓宝者，稀缺罕见也，不易被发现的“玉”谓之“宝”。二者向来真假难辨，历来识“金香玉”者寥寥。《韩非子?和氏》中和氏的故事就是明证，文王即位是和氏之石以“宝玉”面世的良机，若没有和氏经受厉、武二王的残害却不弃的精神，那此宝的命运就需要另写。显然，需要有识宝之伯乐，而现实中却是难有如此好运，往往混淆二者关系。
那么，“玉”有何不寻常特质呢?玉坚硬深沉。追问这一答案的是黛玉和宝玉二人。黛玉问：“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这一问和不答大有意味。黛玉以“宝”和“玉”二字发问，促使贾宝玉思考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品质，自己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是否具备美玉的优良品质。他“竟不能答”，为什么?笔者以为，或因他还未及认真思考过这个层面；更多的是我们或许可做此般猜想：宝玉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无材补天而幻化入世，自称“浊玉”。面对特殊的提问人和这样严肃的禅问，他不能自称既坚又贵，更不肯承认不坚不贵，因为他还是看重自己的追求的，他只能是无言以对，这说明他是认真地在思考他的位置和未来。作者称他为“蠢物”、“顽石”，他也以“浊玉”自称。可以说他自己也是真假难辨了，何况他人!
古人赋予玉许多美好的内涵，如：高尚、纯洁、美丽、优雅等。古之君子“比德于玉”，对玉的认识，主要以孔子提出的“十一德”为代表，后有管子的“九德说”、荀子“七德说”、刘向“六德说”，指出了玉石之美与其品性的联系。东汉许慎“五德说” 对后世影响深远。把人的仁、义、智、勇、洁等五种品德情操加之于玉，使得爱玉这种行为更加人格化。与其说崇拜玉，毋宁说是对一种高尚美好情操的景慕。而这“玉德”，历来就是“玉”与其它叫做“石”东西的重要区分标志。而曹雪芹却认为玉是土石的精华，把玉和石统一于“宝玉”一身。《红楼梦》的核心形象――宝玉，太虚幻境中为神瑛使者，瑛即是玉石，他投胎人间口中所衔之玉，为女娲补天顽石，本来是一块弃石。宝玉之形象为何来自弃石?作者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无解难题，其深意何在?这些问题若搞不清楚，自会影响对作品深度的理解。
二
以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衡量贾宝玉，他确实是异类、是痴玩的石头。他代表新兴思想，不但是那个“诗礼簪缨”之族的叛逆，更是那个时代绝对的异端。自我否定的极端，便是引人深入的思考，这才是天才作家着力塑造这一典型形象的深意之所在：士人出路何在?
他是“玉”，来自“石头”；他是“石头”，是业经锻造的“通灵宝玉”。杨义指出：贾宝玉含着玉石，既有顽冥的石头那种性质，又有灵秀的玉的性质。宝玉的这一人格矛盾现象，是作者的二元辩证认知发展到极致的表现，赋予人物形象既有石之心实蠢呆不变又多有玉之秀美温柔灵巧。“通灵宝玉”是玉石的形象代言人贾宝玉的“命根子”，二者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玉失则魂灵尽丢。这里可以说，曹雪芹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玉石”两重性的人物塑造原则。
如雪芹般有才气的士人竟到找不到出路的如此落魄地步，不正是“宝玉而题之以石”活化吗!孙辰冬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真正代言人，作者借玉质和石质的异同，象征性地表明了对于士人生存环境的思索。这里的“玉”，象征着一种气节和意志，即“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不是指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可见作者对以宝玉为代表“玉”们并非持表面那样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以“弃石”悲号、无能不肖(《西江月》)之曲笔书写一种无奈情志，体现了作者典型的“末世”情怀，他为有材而无运的人们深深叹惋。不但对宝玉之不可补天之怨艾而顿足，他还寄同情之于女儿身上，如对探春、王熙风的判词即为例证。
阮籍《咏怀》曰：“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这个社会本来就真假难辨，被疑、遭忌、获罪是一种必然，所以“假作真来真亦假”。真“玉”的可贵，就在于求仁得仁的执着，在于那种人所罕有的隐忍而不怨诽的气概。屈原为追求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因为他清楚“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贞士无名。”是一种普遍存在，虽然这种纯粹看起来并不完美，但因“玉”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所形成的震撼力，会把人带到体味人生悲剧的深度。宝玉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化，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就是一种无奈的言说方式，作者并没有刻意分辨贾宝玉是“石”还是“玉”，只是向世人说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至于真假是非全赖读者自己去诠释了。
从宝玉、黛玉、妙玉、红玉这几个人的资质和命运角度来说，应该是寄托着一定的寓意的，是和氏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有象征意义的悲剧的人格化。面对“玉”们――怀有奇才的士人的这种困境，与作者同时代的吴敬梓对于知识分子的出路进行了探讨，他塑造了几类名士形象，像王冕、杜少卿那样的真名士，虽然看不惯腐化社会，但也是无能为力。王平比较了同时出现的两大名著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楼梦》在对文化进行反思时，比《儒林外史》走得更远。贾宝玉彻底否定了读书为官这样一条被封建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道路，而以“保全守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宝玉的思想展示中，作者虽使用些许春秋笔法，但此中真意深味亦能使后世呼吸领会再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小说沿着这种“石―玉―石”的富有象征意蕴的脉络，借玉石关系，通过宝玉矛盾中的统一形象，以象征手法巧妙地实现了玉石二元文化的对接，引发读者思考从而传达出作者难以排解的积愤，因“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哀号，更因“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一生碌碌无成而深深愧悔，那种悲戚呜咽之态如在眼前。生于末世的曹雪芹，让石头说话，让石头在尘世中幻生、幻灭，在这个历幻过程中，描画出众生面貌，有女儿青春年华的毁灭，更有士人边缘化的诸多困顿境遇。男人生命力的不得张扬，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社会莫大的悲哀。
参考文献：
[1].孙辰冬：《知味红楼》，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6。
玉石文化论文篇（5）
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北京奥运会上，“金镶玉”奖牌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金和玉的完美结合不仅凸显了奖牌的价值，更是将中国文化很好地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关于玉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可金玉文化的概念还很少见。国内对玉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玉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金玉文化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并探究其差异的深层原因。
1.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
1.1 中西方金文化差异
在韦氏词典中，关于 “gold” 的表达有超过370种，这些表达通常含有褒义色彩，象征着财富，幸福以及成就。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goldenages/years/days.
同样的，在汉语词典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表达。许多表达与英文中的 “gold” 类似，但是金在汉语中的意思要远远多于“gold”，尤其是在古代，金泛指所有的金属。在《辞源》中，有超过250条关于金作为财富象征的表达。比如说金夫，金甲，金沙等等。而带有金的中国的四字成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金枝玉叶，金科玉篆，金石良言等等。
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金一直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圣经中，gold 出现了大约500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Now Abram had great wealthof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金在圣经中象征着权势。在中国，金也广泛应用于宗教中。比如说，在佛教盛行的265-589年，大量的金子用于建造雕像，寺庙，在佛教经文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描述。
尽管有关金的文化在中国和西方大致相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在英文中，金都与财富直接相关，可是在中文中并不是，比如说金风是指秋天的风，金戈铁马是战争的标志，鸣金收兵是指打锣并召回部队。金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提取和冶炼需要很大功夫，还因为它拥有可切割性，耐腐蚀性，持久性以及携带方便等等其他金属无法比拟的优势。金能够使用在很多地方，如经济，装饰，电子，航空，天文等等。此外，金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
1.2 中西方玉文化差异
黄金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乎相等。但是玉石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事实上，玉在中国蓬勃发展，可在西方文化中却很少有玉文化的踪影，因此在韦氏词典中，只有12种关于玉的解释，而其中9种都与它的物理性质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玉文化是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中国自西周以来，儒家就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用玉蕴含的道德来规范人的言行。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融物质与精神甚至多种品格的特殊文化。中国玉文化不仅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重要的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玉文化之“象”和“脉”均在。虽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玉之情结”仍在，中国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2. 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的原因
虽然玉文化在西方的缺失和在中国的繁荣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免费论文。也就是说，这是由中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
2.1 伦理思维与认知思维
中国伦理思想，是君主和大臣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保持伦理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中国的先哲思想，尤其是在中国半封建的地理条件和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儒学思想，使大部分中国人热切地关心道德素养以及政治生活，而不是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玉石光彩的外表，滑而坚硬的质地，令人愉悦的声音使它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代表，它不仅仅是一块华丽的石头，它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玉石与政治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趋向认知型的，古希腊开放的海洋地理条件以及它的周边区域，尤其是其手工业，商业，海洋业的发展，使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哲学家及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对神秘的自然界展开探索，他们以此为兴趣和任务，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培根和皮亚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在试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人们平静对待自然现象，并且尝试通过深入研究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属性。他们也会像中国人一样研究玉石，但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它的物理属性，比如说玉石的物理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总之，认知型思维的人仅仅是把玉石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物质，而非其他任何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产物。
2.2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通常，善于综合思维方式的人认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社会秩序和普遍的秩序都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更加注重一个整体与各个成分之间的协调能力，而并非单独的个体。在古代，中国人会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双面性，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对立。一个人只有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双面性，兼顾到任何一面，让他们之间成为对称的整体，他才能对事物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从而获取平衡感。这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譬如说孔子视黄金如粪土，崇尚中庸和和谐，反对冲突等等。视黄金为粪土的观点恰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道教的主旨所在。伟大的道学家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个体。庄周梦蝶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庄子之所以选择蝴蝶，是因为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力存在，这种强大的内力能够使它们相互竞争，得以繁荣。大的生物如此，而细微的生物更是如此。把自己和蝴蝶联系起来，庄子阐明了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免费论文。
玉石富有光泽但并不耀眼，表面光滑柔软，富有棱角但并不锋利。小小的瑕疵使玉石愈发动人，可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而这正与一个人高尚的品德交相辉映。玉石的柔和光滑象征着一个人富有仁爱之心。玉石光滑的棱角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个性，但同时能够做到温和谦逊，而并非炫耀武断。它的瑕不掩瑜象征着一个诚实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之处。总之，再也没有比玉石更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东西了。
与综合性思维不同，西方人更加注重分析性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必须要从构成这个事物的若干要素着手，了解每个要素的性质，功能，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区分，相互对立。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自然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它能够被人类社会所征服。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人类在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传统中国思想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免费论文。
由此可见，对于西方人来说，玉石只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美观的石头。它可以供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也可以供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特殊的地点展开考究，更可以供喜好收藏的人在市场上购买并且欣赏。除了是块美观的石头外，玉石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文化意味而言。
2.3 求同性与求异性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由集中的氏族制度来主导，也就是社会规范以及个人信仰的统一性。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人们按照大致相同的思想模式思考。他们应该按照同样体裁的文章，表述同样性质的观点（连,2002）.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认作是异端，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式求同性思维。它注重求同，拒绝求异。求同性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伦理性，整体性一起构成了中国集体思维的特点。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观。玉石诸多独一无二的良好品质恰好吻合了人们对于和谐概念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玉也就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玉文化。
与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同，西方人认为，对待一个问题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并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连, 2002)。自古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一直随着时代和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因此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之间可能会充满冲突。例如，经验主义的代表者培根和洛克主张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推论法;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赞成推论法，贬低归纳法(连,2002)。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主义源自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发展而来的科学。那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很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过犹豫，相反，他们会提出不同的论调并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在玉的自然属性中，似乎很难找到玉所代表的和善与西方人个性中的侵略性相似的特点。
3.金玉结缘—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北京奥运会上，金和玉的完美结合让人眼前一亮。奖牌正面为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的边缘为金属，中心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臂造型的玉臂。玉器是中国玉礼器之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四方”。中国自古传承着一句“化干戈为玉帛”的名言，“干戈” 指古代战争和兵器。玉帛是指玉器和纺织品，是会好友的礼物，隐喻和平。将和田玉镶进奥运金牌，表明着中国人民希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它为奖牌加入了中华民族的体温，加入了情感联络，是中西方文化合璧中最灿烂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5,(10).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李静.借奥运之风，弘扬中华玉文化.艺术市场,2007,(6).
[5]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玉石文化论文篇（6）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以小型饰器居多，也有少量生产工具小型玉锛、玉斧等。如兴隆洼遗址出土玉i，直径不过3―4厘米左右；河姆渡文化早期玉i与新隆洼出土玉i虽然形状上差异较大，但直径也大致相若。其他如马家浜、崧泽、大汶口、大溪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也几乎是璜i、管、珠等小件玉器，偶尔有玉璧、玉环、玉镯等，大多直径都在10厘米以内，也有个别10厘米左右的玉斧、玉锛。这些器物有着共同的一些特征――片状，加工简单，小巧玲珑，而且绝大多数直径或长度在数厘米以内。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体量开始变化，如直径从十多至二十多厘米的璧、瑗、环、璜，高度在十多厘米以上的琮、斧等开始常见。如良渚文化早期、龙山的文化早期、含山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玉器中都可见到这一苗头。但总的说来，仍是直径（或长度）在数厘米的小件饰品居多（如红山文化等的玉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最晚阶段，除小件饰品外，一部分玉器已有进一步变长变大的趋势。如良渚文化晚期已出现数件高度达二十多厘米的玉琮，甚至还有长三十多厘米的琮、钺；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文化、广东石峡文化遗存中，都有30多厘米长的玉器；在进入文明门槛前夕的红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时期，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玉璧已较为常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其长一般都在二三十厘米以上，四十多厘米以上的也不罕见。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最晚期，玉器已呈现出变长变大的趋势，但从体量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自二里头文化起玉器体量的突兀性变化。全国所有玉器的长度统计，目前尚无法办到，不过，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册，古方主编），收录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代表性玉器2000多件。我认为该书的玉器，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抽样调查的统计样本，以此为基础做分析讨论是可行的。由于整个新石器阶段出土的玉器，以长度（或直径）来计算，绝大多数都没超过30厘米。本统计以此长度为统计标准，达30厘米以上的，列入统计表中。因为本文重点是分析商代玉器长度，故除了商代以外，也将新石器、西周两个时代的长30厘米以上玉器列入，便于比较分析。
根据表一总共录得71件长30厘米以上玉器，可以统计出，在新石器时代的约4000多年中，长度（直径）在30厘米以上的玉器仅20件，约占总数28%，而且即使达30厘米以上，其长度也绝大多数仅在30多厘米。而从龙山文化晚期起，到二里头文化前，有增大增长的明显趋势。从二里头三、四期起至商代晚期，玉器增大变长成了普遍现象，共统计出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商代玉器30件，约占总数的42%。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西周玉器只有17件，占总数的约20%。从商代大型玉器所占比例看，达到其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其后的西周时期2倍左右。这还没有考虑新石器有4000年，商只有600年的历史。况且，在商代玉器中，不但大于30厘米，而且大于40厘米，甚至50厘米以上的玉器也不鲜见。如三星堆月亮湾出的直径超过80厘米，三星堆祭祀坑出的长162厘米的玉璋，长90厘米以上的牙璋，黄陂盘龙城出的长94厘米的玉戈，其长度不但空前，而且在以后的时代再未见过同类器有超过者。
以上是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时代标准统计而作的分析。如果结合学术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该书中的一些玉器的时代还可以作些调整。
神木石峁玉器：一开始有报道有人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后又断为龙山文化晚期。近些年来，已有研究者指出，该批器物从种类和风格上来看，似夏商时期的遗物。
金沙遗址：虽然从器物的风格上来看，直接承接了三星堆二号坑。但是四川的许多学者认为，其绝对年代在西周，但是从金沙出土物来看，基本是在三星堆文化影响，并且延续了三星堆文化，几乎未能发现周文化的因素，即是说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四川盆地内和封闭的文化圈中，是受商文化影响的三星堆文化的直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沙遗存的玉器，尤其是大型玉器仍可看作是商文化的东西。
还有个别出土文物，如北京房山西周墓出土的玉戈，从其形制风格看，以视为商戈为宜。
准此，表一中，新石器时代30厘米以上长度的玉器就将减去序号8、9、10、11共4件，而商代玉器则要加上序号55、59――71，共14件，如此，表中的新石器玉器当为16件，商代玉器为44件、西周玉器为3件。
以此为依据重新计算长度30厘米以上玉器在表一总数量中占的比例，则可重新调整为：新石器约22%，商代约62%，西周约4%。
与新石器的22%和西周的4%相比，商代高达62%，如此高比例的差距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进入西周后，玉器大型化进程戛然而止，重归小型化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以上汉文化《中国出土全集》收录的两千多件作为抽样调查，或以为尚有些片面的话，下面再选几处地点作为个案分析。
新石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7年），共收录108件，长30厘米以上玉器为0。
新石器：《含山凌家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收录140件玉器,长30厘米以上玉器1件。
商代：《殷墟妇好墓》（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墓中出30厘米长度以上玉器7件。
商代：《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收录243件玉石器，长30厘米以上的83件。
商代：《金沙淘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收录玉器48件，30厘米以上占16件。
西周：《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地出土玉器精粹》（河南省文物教研研究所编，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年），收录125件组，30厘米以上0件。
还有，仅就《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来看，江西新干大洋州一座墓中就有4件长度超过30厘米以上的玉器，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玉器也有7件长度超过30厘米的。
所以，就个案分析而言，也是支持上述抽样统计调查的结论的。
除去平谷、金沙两处特例，在西周文化遗存中实难寻觅像商代那样的大型玉器的踪影，即是说，从新石器晚期开始的玉器大型化，在商代达到顶峰后，因殷周之际的变革而突然中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除玉组佩、玉衣等由多件组合而成者和个别出廓璧外，玉器长度基本都在20厘米以内。
通过以上考察，似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玉器大型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露端倪，但大型玉器的成批出现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商代，这一时期应当是玉器大型化最流行的时代，也是大型玉器的发展的顶峰，牙璋、边璋、戈、璧等玉器的最长记录都在这一时期。大型化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一种风格。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对玉器的断代和文化属性分析或会有所帮助。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神木石峁采集到一批玉器，由于没有地层关系，对其时代，有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三种说法。与神木石峁相类似，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也存在过是商代、西周、还是春秋的疑问。鉴于它们的玉器种类与商玉器相同，又有那么多大型玉器，上述结论对判断它们的时代也许会有所启示吧。
最后，想附带探讨商代大型玉器流行的背景。
玉石文化论文篇（7）
考察世界古代人类文化，使用玉器的地区和族群主要有东亚的华人、中美洲地区的古印第安人以及新西兰一带的毛利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创造了自己的玉文化，形成了著名的环太平洋三大玉文化板块。
在这三大板块中，对于古老的中国玉文化，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于其他两个玉文化板块，我们的学者却关注得不多。环太平洋地区是地球板块运动最剧烈的火环带。黄翠梅、叶贵玉女士根据世界闪玉矿（Nephrite）与辉玉矿（Jadite）的分布，认为真正形成玉文化的地区集中在环太平洋的三个区域――东亚、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按照玉器出现的时间顺序，最早的是东亚闪玉文化圈（公元前6200年至今），其次是中美洲辉玉文化圈（公元前1800年～公元1521年），最后是毛利人居住的纽澳一带和南太平洋岛屿的南太平洋闪玉文化圈（公元1200年至今）。后两个玉文化圈，无论从自然条件、人种起源的DNA证据，还是从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基因（包括玉器造型、仪式及审美倾向）来看，极有可能最初都始于一源，即东亚玉文化圈。而启动东亚和世界玉文化引擎的则是中国。
从对中美洲玉文化的亲身考察出发，笔者认为中美洲并非辉玉文化圈，而应称之为以绿石为主的玉文化圈。东亚玉文化圈在三大玉文化圈中起源最早，分布最广，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核心为中国，早期还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地区（如越南及菲律宾地区）。在除中国之外的这些地区的玉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玉器是玉块，且其发展大都受到了中国玉文化的影响，延续的时间并没有中国长。中美洲玉文化圈的分布主要在墨西哥及连接北美与南美的狭长地带，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伯利兹等地。其中，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是主要地区，整体区域内分布着各种文化。南太平洋玉文化圈开始的时间较晚，延续时间不长，包括了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印尼苏拉威西岛、新几内亚岛等地。这些地区主要出产透闪石玉，玉料与中国玉基本一致，但多以绿色闪石玉为主，主要玉器为斧、凿一类的工具，巴图棒之类的礼仪用玉，人形的颈饰以及鱼钩形器等具有装饰功能的玉器，其使用者主要是原始的土著毛利人。目前，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DNA的证据均显示出，毛利人与五千年前居住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台湾地区的居民有密切的联系，其玉文化也深受东亚玉文化的影响。
2012年是中墨两国建交四十周年。故宫博物院和墨西哥国家考古与历史局（INAH）为此联合举办了“山川菁英――中国与墨西哥玉石文明展”大型玉器展览。故宫博物院遴选出100件（套）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藏品；墨方则从全国多个博物馆所藏的玉石器中也遴选出100件（套），穿越了中美洲三千多年的时空，包括著名的奥尔梅加文化、玛雅文化及墨西加文化玉石器。这是世界上两个古老玉文化板块之间的第一次文化碰撞与对话。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与“绿石崇拜”
中国古代玉文化概念中的玉，主要是指闪石玉；而在中美洲，玉文化并非是指纯粹的辉玉文化，玉的概念也十分宽泛，主要是指绿色石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这五德是春秋时期孔子所认为的玉之“十一德”的简化，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眼中“真玉”的含义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曰“石之美”，二曰“有五德”，缺一不可。故《说文》中有六十多个从玉的字，但定义却有“美玉”、“玉也”、“石之似玉者”、“石之次玉者”、“石之美者”之分。
中国古代真正的玉之含义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锁定在地矿学中的透闪石玉上，英文名为nephrite，以和田玉为代表。蛇纹石、长石、叶蜡石、石英岩之类的矿物则被称为“珉”，春秋时期就有“贵玉贱珉”的思想。此外，对于水晶、玛瑙、绿松石等似玉的美石，在古代文献中均有特定的称呼。除上述名称外，还有“水精”、“水玉”、“赤玉”、“碧靛”等。虽贯之以“玉”的后缀，但并不将其与真玉混淆。清代开始流行的翡翠属辉石玉矿物，它并非国产，而是从缅甸输入。在清代中后期，翡翠成为达官贵人追捧的对象，但人们多将其归入珍宝一类，并赋予其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实际上，翡翠并非中国传统玉文化的载体。中国的闪石玉颜色多样，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墨玉等等。史前时期，人们多崇尚绿色的玉。汉代以后逐渐推崇白玉，尤以和田玉中的羊脂玉为最佳。
中美洲古文化中玉的概念，更多的是社会文化角度的广义的“玉”，主要是指各种绿色的石头。如著名的奥尔梅加文化、玛雅文化、墨西加文化虽然都有辉煌的玉文化，但是玉的概念十分宽泛，包含了多种材料，如各种岩石、翡翠（辉石玉）、蛇纹石等，但还未见闪石玉。中美洲重要的辉石玉――翡翠出产于危地马拉蒙塔瓜河谷。
墨西哥大庙博物馆（Museo del Templo Mayor）的绿石头专家梅尔加（Melgar）先生曾给笔者展示过各种玉料的标本，并告诉笔者，中美洲被称为玉（Jadite）的古代玉料种类达二十余种之多。在其展示的标本中，就有辉石玉、蛇纹石、纳长岩等。笔者在考察墨西哥的博物馆后发现，中美洲古印第安人对玉的喜欢基本上属于绿石头崇拜。人们看到玉石清新的颜色就会联想到绿色、植物、生生不息，以及生长轮回，认为它们与水、肥沃、丰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对一切绿颜色的石头都非常感兴趣。普通的大块绿石头，如蛇纹石之类的多被雕琢成大型的石雕，而较为难得且珍贵的辉石玉（翡翠）则多被制成小件的精美饰品、玉珠或嵌于面具之上。
在地位较高的部落酋长的大墓中，出土的色彩艳丽的辉石玉会多些，但也有大墓中不见辉玉，只见绿石头的现象。这是否说明，在中美洲，人们并没有严格地将翡翠从绿色石头中分离出来，只是因为翡翠比一般的绿石头更为鲜艳好看，高等贵族如有可能就会占有较多这样的绿色石头？但是这种在玉料上的等级分别并不像古代中国那样严格，中美洲的人们也不像中国古人一般有着较为严格的用玉制度。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将玉与石区分开来。在各个重要的文化区域内，都形成了以闪石玉为主流的玉器品种。商周以后，闪石玉逐渐成为真正的玉文化载体。
笔者没有对中美洲用玉进行过全面考察，所以不敢妄说辉石玉在中美洲古玉文明中所占的比例，但笔者看到中美洲三个文化中被称之为玉的制品，大多并非真正的辉石玉（Jadite），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地矿部门的检测。所以，笔者认为将中美洲称之为辉玉文化圈还有待商榷，称之为以绿石为主的玉文化圈则较为合理。
敬神、通天的宗教礼仪功能
中美洲玉文化出现及兴盛的时间比中国晚，但部分玉器的造型与使用功能与古代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玉器在敬神、通天方面的宗教礼仪功能是两地玉文化的核心。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的多个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玉器。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之后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玉器，并且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玉文化。进入夏商文明以后，玉文化更是在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中美洲的玉文化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上，即奥尔梅加文化（Culture Olmec，公元前1800年～公元400年）、玛雅文化（Culture Maya，公元前1500年～公元1521年）以及墨西加文化（Culture Mexica，公元1200～公元1521年）。奥尔梅加文化可以说是中美洲文明的始祖，其玉器发展的兴盛期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8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这个时期的玉雕作品主要有玉雕人首、人像以及斧钺造型的玉礼仪工具等。类似的玉雕作品，在中国的新石期时代就已经出现，比奥尔梅加文化要早约2000年以上。而中美洲著名的玛雅文化，持续的时间较长，主要分为前古典期（公元前1500至公元250年）、古典期（公元250年至900年）、后古典期（公元900至1521年）三个时期，其中玉器开始制作于前古典期的中期，但是兴盛的时期主要在古典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至唐这一阶段。许多玉人像的造型和奥尔梅加文化相似，也有类似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造型。墨西加文化又称阿兹特克文化（Culture Aztec），起始年代较晚，又在西班牙的殖民侵略下消亡，文化中心就在墨西哥城，其玉器兴盛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目前，墨西哥还保存着相当多的墨西加文化遗迹。
虽然中国和中美洲两个玉器文明的出现及使用有早晚之别，但玉器的宗教礼仪功能是两地玉器文明中最为相似的部分。玉器是否具有礼仪性，也是我们判断一个使用玉器的族群是否发展出玉文化的主要依据。
玉作为通神或者祭祀祖先的重要载体，在两个文明的各种宗教礼仪场合被广泛使用。虽然中国人认为玉是山川之菁英，古印第安人认为玉石是上天之石，但两者都认为玉与神灵、健康以及美好的事物相关，把玉石当作人类与神灵世界沟通的媒介。玉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非同一般的特征也使得玉器成为等级、身份及权力、权威的象征。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明确地将玉与石进行区别。那时，以玉制成的各种生产工具及武器虽然在造型上模仿一些有实用功能的石器，如斧、凿等，但实际上玉质品大多没有实用功能，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在中美洲，人们并不对玉与石进行严格区分，虽然部分以翡翠及绿色石头制成的工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但是许多玉斧上刻有神像，是一种具有礼仪性的物品。这一点同中国早期玉质工具的功能非常相似。
等级制度的体现
在两种文明中，无论是人体佩戴用玉还是器物装饰用玉，其作用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多的是一种礼仪及等级制度的体现。
高等贵族大量佩戴玉器，通过玉来显示其等级身份，以及与普通民众不一样的权力。在中国，玉是贵族所追求的一种品德的象征。《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最早在《礼记?聘义》中就说：“君子比德于玉”，并将玉归结为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性，比之于君子，从而要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反之也成为约束君子德行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奠定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一种反映。中国玉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不衰，与儒家玉德观的形成及贵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美洲的玉器文明，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玉的功能进行系统的总结，但是通过壁画及各种雕塑人物所佩戴的装饰玉器，也同样表达了等级及权威的观念。
丧葬用玉与陈设用玉
所谓丧葬用玉，是指为死者入葬而专门制作的玉器，不同于死者生前所用的玉器。两种文明的丧葬用玉体系十分相似，而且丧葬用玉在两种文明中都十分发达。专门的葬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末虢国2001、2009号墓都出土了数量可观的葬玉。战国时期，葬玉有了较大的发展。两汉时期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主要有玉衣、玉覆面、玉套、玉窍塞、玉玲、玉握、玉枕、镶玉棺和丧葬用玉璧等，人们认为使用它们可以使尸身不朽、灵魂不灭。魏晋以后葬玉逐渐衰弱并消亡。
在中美洲的古文化中，为逝者专门雕琢的小神像常常陪葬在墓中。人们认为，死亡只是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的转换过程。绿石珠是死者最常用的陪葬物品之一，常常被放于被葬者的口中。人们认为它能够帮助逝者前往另一个生命。这一点与中国汉代在死者口中放置玉蝉啥的用意是一致的。另外，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加文化最早出现了丧葬用面具，有的面具眼睛和嘴巴留有空隙，以便死者在另一个生命里呼吸。后来，中美洲的其他文化也将这类面具用于丧葬仪式中的逝者。这类面具的作用与中国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玉覆面相似。
在陈设用玉方面，两地有着较大的差别。早在先秦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日常及陈设用玉，但因原材料的限制，器型不是很大。汉代以后，随着与西域的互通，和田玉开始大量进入中原，日常陈设用玉渐大渐多。明清时期，各种器物雕件及玉质器皿尤为丰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喜爱，更使玉质陈设器成为宫中各个宫殿中主要的陈设用器。相比之下，在中美洲，陈设用器并不发达，日常用玉中也只有少部分的玉质工具。由于原材料稀少及玉石价值高昂，它们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制作祭祀器物或者为逝者所用的珍贵物品。
治玉工艺
在治玉工艺上，虽然中美洲古老玉文化与中国玉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中国的治玉工艺是随着工具的进步而进步的，经历了石质工具、青铜工具和铁质工具阶段，同时发明了治玉最重要的工具――砣机，钻孔工艺亦十分发达。但笔者考察墨西哥古老的治玉工艺时发现，那里最发达的是石质工具的使用和钻孔技术的应用，金属工具的使用似乎并没有出现。这可能与中美洲古文化在公元1521年消亡前还处于铜石并用阶段，且金属工具并未普及有关。
另外，中美洲的治玉技术似乎没有完全从治石技术中真正分离出来，许多治玉方式还保留着治石技术的传统。在墨西哥，目前还保留着制作石器及石工具的传统，虽然制作出来的产品已经变成了旅游纪念品。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处制作手工艺品的工场里，笔者还看到了工人徒手打制石器的场景。这些石器大多是用当地十分多见的黑曜石制作而成，采取的是中国史前北方常见的细石器制作方法――打制法与剥制法。工人们非常熟练，一会儿功夫就能打制出一个石斧或石矛出来。在古文化时期，打制的尖状器可以作为钻孔或刻划线条的工具使用，石叶则可以制作成石刀，它们都可以作为治玉工具来使用。在中美洲古老的玉文化中，这些石质工具的使用似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
和中国一样，那里的钻孔技术使用广泛。在大庙博物馆，绿石头专家梅尔加先生给笔者演示了玛雅人及阿兹特克人治玉工艺中的钻孔技术，使用的钻具及技术原理和中国的钻孔技术是一致的。在对一些硬玉料的钻孔过程中，也会使用解玉砂。在古老的印第安玉文化中，钻孔技术似乎随处可见，如大量用于玉珠上的钻孔。印第安玉文化不仅大量使用实心裎钻，还发明了管钻技术，所用的可能也是竹管、骨管一类的物质。
但是，中美洲并没有如中国一般出现治玉砣机。梅尔加先生告诉笔者，目前没有发现砣的痕迹，古老的玛雅文献中似乎也不见砣的记载。这一点，从中美洲的玉器中也能找到证明。墨西哥出土的玉器，真正精工细琢的并不多，小件的辉石玉虽然雕琢的较多，但细看线条还是较为粗糙，不似中国的金属砣具已经能够制作出细腻流畅的线条。此外，许多硬的辉玉即使是用来制作较高等级的面具，也多被切割成玉片镶嵌在面具模型上。施有细密精湛工艺纹饰的器物不是很多，例如目前发现随葬玉器最丰富的墓葬，是位于铭刻神庙（Palenque）下的帕卡尔大帝（King Pacal）的墓葬。帕卡尔大帝脸上所戴的面具就是由大小不等的各种形状的翡翠片拼镶而成，颈部、肩部、手上所戴的翡翠珠、管、戒指均只要钻孔、磨圆就行，没有雕琢纹饰。在中美洲，使用普通的石质工具就能进行片切割，镂雕工艺也只要进行切割对磨或钻孔技术即可实现。当然，解玉砂的使用在两个玉器文明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玉器制作的最后打磨、抛光工序，二者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处理过程。
玉石文化论文篇（8）
对玉琮功能的理解能帮助我们解开上述疑团，从而认识新石器时代玉琮的器型的演变。张光直先生的那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的论文影响很大，他认为琮的内圆像天、外方像地，琮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通串起来，也就是把天地贯通起来，是贯通天地的象征和法器。还认为上面所刻的动物形象是帮助巫师贯通天地的。但是，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有另一种形制的玉琮一圆筒玉琮又该作何解释呢?既然玉琮是贯通天地的，那么有没有专门的礼器是祭祀土地的?
在诸多研究玉琮的论著中，都谈及了玉琮作为礼器的祭地功能，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置及在仪式上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红山文化的祭坛上，辽宁牛河梁遗址分别由两个石块垒砌的方形祭坛和一个石柱圈成三层叠起的圆坛组成，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则是在一个大型的方形基址上建造有几个石圆形台址。这种方圆不同形制的祭坛应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祭天祭地应分别在不同位置举行。有意味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的平台上发现了“女神庙”和女神雕塑，被学者认为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祈求丰年、对大地母神的崇敬。而在祭坛的出入口处的两侧，有一排彩陶筒形器依次排列开来，像两扇打开的大门。这些筒形彩陶已发现数千件。其中最矮小的一件，牛河梁出土，泥红陶制成，腹微鼓，无底，周壁绘有三条黑彩带。同一地点出土的彩陶筒形器，此类筒形器成群排列在积石冢周边，成为红山文化葬制的一大特色。
这些筒形彩陶器，上下贯通，筒身绘有花纹，有横条纹、水波纹、绳纹等，按照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的推论，水代表地下的冥界，同样有理由推测，相间的横条纹表示的是一层一层的地界。根据纹饰、女神像的暗示及摆放的位置判断，这种筒形彩陶器应该是象征大地的礼器，上下相通表示的是大地母亲生产万物的子宫通道，彩陶摆放在祭坛的出入口处排列为大门的形状，它的象征意义为地之门，意味着祭祀活动是进入大地深处举行，人们在这里祈愿大地母亲能够丰产、赐予收成，活动完毕出来则意味着即将获得新的收获。
有理由推断，筒型陶器很可能为玉琮的前身。
玉石文化论文篇（9）
新中国成立之前，玉树境内的摩崖石刻研究散见于各类游记和人物传记之中，尚未发现有专题整理或研究的成果。迄今为止，关于文成公主凿刻摩崖石刻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内容成书于1388 年，在萨迦?索南坚赞的《王统记》中记载： “这期间汉妃（ 文成公主） 为首的吐蕃众臣到达丹玛岩石脚下，在摩崖上凿刻了七尺高的弥勒菩萨及《普贤行愿品》。在此恭候论相（ 禄东赞） 一个月，还未到达。”1958 年结古寺的高僧桑杰嘉措用藏文撰写了《文成公主所刻多堆圣境贝库大日如来佛像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专题研究贝库摩崖遗产的成果，从石刻艺术层面分析阐述了大日如来佛和菩萨的摩崖石刻是在吐蕃时期，文成公主进藏途进此地时命随行工匠雕刻，且认为主宗是绿度母的化身文成公主自己，石刻完全属中原风格，雕刻时间是在公元638年。1988 年7 月27 日西北民族藏学院大学的聂贡?贡却次旦（ 高瑞） 和白马奔先生深入玉树结古镇，通过实地调查临摹岩画及题记，连同勒库的岩画一并在《中国藏学》藏文版上发表了《玉树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该文主要依据摩崖题记中所载吐蕃赞普、建造者和工匠等主事人的姓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贝库大日如来佛像石刻于806 年，即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期间，绝非两位公主所造。
1993 年8 月，国际藏学知名学者桑丹?卡尔梅和德格才让先生到玉树结古镇进行田野调研，在高瑞和白马奔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为补充分别撰写了《结古地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摩崖文献之考》和《再论玉树贝库大日如来庙吐蕃摩崖造像及石刻》。其中桑丹?卡尔梅先生主要从文成公主庙的失实由来及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佛之信仰等方面补充完善了贝库摩崖石刻的时间问题。而德格才让先生利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文献P. T. 996《善知识噶俄宁波堪布之续略》，第一次明确了建造贝库摩崖石刻题记中的主持人大译师?益喜阳比丘的生平略传，同时，该文中不仅考证了玉树结古镇地区的贝、勒库两处摩崖石刻均由大译师?益喜阳比丘主持下凿刻完成，而且建造了昌都察雅县仁达等地不少摩崖石刻。并且，这些摩崖石刻都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即： 806 年为庆贺赞普贵得子嗣，祈愿赞普父子长寿并证无上菩提果位，建造贝库石刻； 814 年西方噶逻突厥国王为吐蕃和好派遣使臣跪拜顶礼赞普，建造勒库石刻。以上三篇重要论文对玉树地区的贝、勒库两处的摩崖石刻文献的研究，在藏语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定论。故此瑞士藏学家艾米?赫勒在第七届国际藏学会上的论文《公元8―10 世纪藏东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谢继胜的《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以及霍巍的《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等主要成果沿用以上观点。
1958 年赵生琛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10 期上对玉树摩崖石刻作了简单报道，又在《青海古代文化》中亦有阐述，并曲解为大日如来佛即文成公主，而菩萨则为公主之侍女。对此， 1998 年汤慧生先生发表的《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作了科学的修正，同时提供贝库、勒库两处的明晰图片，从艺术风格和建造年代方面展开考究。然而，该文在两处摩崖石刻的断代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把贝库摩崖石刻断代为742 年，勒库摩崖石刻断代为文成公主命人所刻或公主途径此地之后人们勒石以志。此外，还有蒲文成先生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 、谢佐等编著的《青海金石录》 、王尧先生的《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截至今日，两处摩崖石刻的建造年代和文化定位，主要形成了文成公主凿刻之说和吐蕃赤德松赞时期由大译师?益喜阳凿刻之说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2008 年桑德布金从玉树摩崖石刻的具体分布情况、雕刻摩崖石刻时吐蕃在位赞普、石刻主持者及其他重要工匠、唐朝公主与玉树摩崖石刻关系、摩崖石刻后期修缮对年代考究的影响、造像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确定为公元9 世纪由大译师?益喜阳比丘的主持下奉吐蕃赤德松赞之命雕刻成的学术观点，该文是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田野调研相结合而完成的最详尽的成果。
二、结语
贝库和勒库的摩崖石刻属于宗教艺术，是益西央大师和其他工匠等精通吐蕃民族传统文化的佼佼者，在河西走廊吸收借鉴中原及中亚各种文化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是吐蕃化或藏族化艺术的开始，对后弘期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J].中国藏学，2009（01）.
[2] 汤慧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J].中国藏学， 1998（01）.
[3] 桑德布金.玉树地区吐蕃时期摩崖石刻考述[J].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06）.
[4] 夏吾李加.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整理研究述评[J].青海社会科学，2011（05）.
玉石文化论文篇（10）
摘 要：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兴隆洼文化玉器在种类、造型、雕琢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们不仅是迄今所知西辽河流域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为研究中国玉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 ：兴隆洼文化；玉器；造型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05-06
收稿日期：2015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崔岩勤，女，汉族，本科学历，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
一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区已确认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1]。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看，小河西文化和富河文化的遗址较少，还未发现玉器。赵宝沟文化仅有小善德沟[2]遗址半地穴房屋居住面上出土几件玉玦。小河沿文化出土玉器也较少，例如在大南沟墓地[3]发掘墓葬83座，只在M14出土绿松石珠一件，M56出土玉管一件。在西辽河流域出土玉器数量较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兴隆洼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不仅是迄今所知本地区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4]。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8200—7600年[5]。目前已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兴隆沟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墓葬、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除南台子遗址外，其余均发掘出土了玉器。
本文主要依据已发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调查报告及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的相关论著，就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二
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的遗址集中在内蒙古赤峰及辽宁一带，通过发掘报告可知各遗址玉器出土的状况。
兴隆洼遗址[6]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一低丘岗上。1983年—1993年先后进行6次发掘，清理发现一大型聚落遗址，有半地穴房址、灰坑、窖穴、居室墓葬及环绕房址的围沟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牙器等。出土的玉器以玉玦为主，其次为玉匕形器，其它有弯条形器、玉管、玉斧、玉锛、玉凿等。其中玉玦数量较多，有10余件，在M117、130、M135、M142等居室墓中成对出土，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在M109、F11、F250出土有弯条形器，F125、F128出土匕形器，T220、F110、F138出土玉锛，F260出土有玉凿。
兴隆沟遗址[7]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东南距兴隆洼遗址13公里。1982年进行古代遗址普查时发现，1998年开始调查，2001-2003年进行三次发掘。遗址分3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清理的遗迹有房址、居室墓葬、灰坑等，发掘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等。出土玉器的种类与兴隆洼遗址相似，有玉玦、玉匕形器、弯条形器、玉锛、玉凿等。其中M4墓主为一女童，出土两件玉玦，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右眼眶内。M7出土2件玉玦，一件位于左肩部，另一件位于右肱骨内侧。在F11出土有弯条形器，F21出土有玉凿，F22出土有玉匕形器。
查海遗址[8]位于辽宁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南约2.5公里的丘陵地带。1986—1994年进行7次不同规模的发掘。清理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居室墓等，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玉器等。7次发掘出土玉器共计二十七件，玉匕形器十二件、玉玦六件、玉管四件、玉斧两件、玉凿两件、小玉环一件。其中玉玦、玉匕多见于墓葬，在地层和房址内也有出土。其它器类皆为地层和房址内出土，墓葬中不见。F43居室墓中出土玉玦两件，位于墓主头部两耳处；F7居室墓中出土匕形器六件，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
白音长汗遗址[9]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乡白音长汗村南约0.5公里，西拉木伦河北岸的阶地上，于1988年、1989年和1991年进行三次发掘。文化遗存分五期，其中二期为兴隆洼文化。发现的遗迹有围沟、房址、灰坑、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在山岗顶部清理7座墓葬，出土玉器七件，有玉管四件、玉玦两件、玉蝉一件。其中M4出土玉管两件，玉玦一件；M2出土玉玦一件，玉管一件；M11出土玉管一件；M7出土玉蝉一件。
锡本包楞墓葬[10]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本包楞，该墓是当地牧民在挖牛拦围壕时发现，为一土坑竖穴墓。墓内有一完整的人骨架，仰身直肢。出土三件玉器，玉玦一件位于墓主的头部，玉匕形器两件，位于腰部。此墓的文化特征与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有相似之处，推断应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墓葬。
三
综合分析兴隆洼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到兴隆洼文化玉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玉器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土状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考古发掘为主，在已发掘的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查海遗址、白音长汗遗址及锡本包楞墓葬等均有玉器出土。同时，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种类有石器、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动物骨骼、植物遗骸等，在器物群中，玉器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玉文化提供了考古资料。
考古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11]：第一类出自遗址的堆积层，如查海遗址T0604二层出土的玉斧；第二类出自房址堆积层内，如兴隆洼遗址F110第一层内出土玉锛一件，F173第二层出土玉锛一件，F125第一层内出土玉匕一件；第三类是出自房址的居住面上，如兴隆洼遗址F229居住面出土玉玦一件；第四类是出自居室墓内，如兴隆洼、兴隆沟、查海遗址居室墓，出土有玉玦、玉匕形器等；第五类是出自位于室外的墓葬内，如白音长汗墓葬和锡本包楞墓葬等。从出土玉器的种类看，出自墓葬中的玉器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它们应为墓主人生前佩带或使用的器物。最典型的是玉玦，多成对出土，以兴隆沟遗址、兴隆沟遗址为代表[12]，主要有兴隆洼遗址的M117、118、M130、M135、M142、兴隆沟遗址M7、M4等，出土时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出土玉匕形器最多的是查海遗址F7居室墓，共计六件，两件一组，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