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中的“道德前提”
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拍摄的小成本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1996，又名《迷幻列车》）讲述了住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没落小镇的一群天性未泯，但自甘堕落的年轻人：瑞顿、变态男、贝利、屎霸等。他们主要靠欺诈和领取救济金为生。生活中充斥着毒品，酒精、暴力和女人，接触到的不是失业者，就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
这部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克”群体为表现对象的影片，试图对战后“垮掉一代的”自我放逐的生活状态，予以现实关照。但影片一经上映就引发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与争论。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对吸食海洛因而产生的快感进行了细致地描绘，使得部分观众对导演的“价值预设与道德前提”做出了错误的道德审判（解读），谴责了该片损害道德而鼓励滥用毒品。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幕就是当毒品掉到肮脏不堪的马桶中，瑞顿“奋不顾身”伸进马桶去寻找的镜头——宛如在辽阔的海洋中自由遨游。诸如此类具有唯美画面感的镜头在影片中的大量出现导致其受到严重批判，甚至禁播。然而加拿大的警方则将其视为一种“反毒”教材，鼓励年轻人前去影院观看。“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观众因各自持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对影片创作者的“道德前提”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与看法。
作为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传统理念，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诉求和道德观念。道德教化、伦理纲常几乎成为了中国早期电影的主要探讨内容，从根本上，影响并规训着电影创作者的创作观念与观众的认同机制。在当时看来，影片中呈现的这些“道德前提”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选择。但是，道德实则也是禁锢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牢笼。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中国电影叙事中的价值预设与道德前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时至今日，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商业电影，不仅在市场中斩获了高额的票房成绩，同时，在社会舆论层面也获得了大多数群体的认同。这类电影突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限制，尽可能地将主流价值观介入到更为多元化的商业题材电影中，以满足当下主流观影群体的观影体验需求。电影既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全球化观念及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甚至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电影叙事与表达上，将基于社会公平公正的人类共同的道德理念囊括其中，以便于电影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商品，在跨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得到更为普遍、广泛的认同。
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共存与博弈的电影叙事
任何基于文明的社会建制，都离不开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参与。法律不外乎人情，看似“合乎情理”的行为与行为方式，未必完全合乎一定的法律制度。反之，符合法律制度的社会行为，也并非一定会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考量。[4]实质上，法律系统是基于明文条例规定的“yes or no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范畴，而道德系统则是基于文化惯例默认的“yes or no”范畴。法律往往以理性视角来审判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和存在；而伦理道德则蕴含于情与理之中，是两者（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纠缠的存在。因此，道德与法律呈现出一种既相依存又相博弈的矛盾关系，两者之间既有重叠的价值认同，也有相悖的价值冲突。针对这一现实存在的矛盾冲突，在当代电影的叙事表达中，也有针对性的“复制”与再现。
影片《亲爱的》（2014）围绕着“受害者即是施害者——亲情的多重维度”展开，讲述了田文军与鲁晓娟这对婚姻破裂的夫妻，儿子田鹏是二人唯一的牵绊。儿子莫名的失踪，促使他们踏上了寻子之路。夫妻二人历经千辛万苦，在农村乡下无意间发现了儿子田鹏的身影，而这时的田鹏正叫着一位农村妇女李红琴“妈妈”。以血缘为纽带和以情感为纽带的亲子关系，在基于亲情的伦理道德层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于是试图借助于法律制度解决。夫妻二人将李红梅告上法庭，这一切罪之源在于李红琴的男人将田鹏拐回家中，但不知情的李红琴却将田鹏视为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片中的主人公们，既是在拐卖案中的被害者，又是将自己的匮乏、欲望投射在他人身上的施害者。故事中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便围绕着如此的道德前提进行。最后，影片以一种开放性的结尾告终，再次证明社会公共道德与明文规定的法律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
2017年暑假档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亦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命题的思考。影片围绕着“生命超越所有——求生本身是“罪恶”吗?”展开，讲述了一个如何看待生命与死亡的故事，随着故事对每个个体生活经历和存在状态的深入描绘，每个人物对活着的渴望打碎了一切枷锁。至此，法律的规训、惩戒和人性的伦理、本能中对生死的认知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这一点作为故事的道德前提和逻辑起点，在整个叙事进程中发挥作用。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了印度走私药“格列宁”的中国代理商，从开始“为了牟取暴利”的欲望动机转向“为救助更多白血病患者”的基于人道主义的戏剧性行为表现，使他被称为“在世的活菩萨”。在“利益、犯罪和生命”的选择中，程勇经历了价值观念流动变化的过程，虽然最终他受到法律制裁，但却获得了“白血病患者”群体的尊敬与爱戴。
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作为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既蕴含着使人物被卷入某种“电车难题”般的戏剧性困境，同时，在内在关系层面，更需要能够涉及人性与伦理道德因素的有效介入。因此，优秀的创作者会将“道德前提”引入创作的整个结构中，从而引发观众在观影体验之外的更多回味与思索。
电影作为伦理道德传播的载体
电影，在大多数人看来主要是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而另一方面，电影也作为一种伦理道德传播的载体，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观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从“道德理性”的角度，康德将“道德律”视为社会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得以形成的必要的逻辑条件，并且，必须诉诸于人的意志层面，才会在根本上发挥作用。[5]所谓的“道德律”具有神学上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从哲学的角度出发，道德律又被称为“自然道德律”，其最基本内容和原则是“行善避恶”，这是人类原始而基本的伦理经验。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道德律来自上帝，基督徒根据信心来接受，其最具体的表现乃是圣经中的“十诫”，是一种实际的道德命令。然而，将“道德律”放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不同的种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之中又异态纷呈。因此，“道德律”如何对人们形成普遍的规约性，这是在当下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状下，所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电影《山之外》（Beyond the Hills，2011，改编自纪实小说《致命的告白》）讲述了一个有关“欲望与信仰”的故事。整个故事围绕“真正的“拯救”其实是毁灭——“拯救”才是罪恶之源”的道德前提展开。在黑色笼罩的绝望色调中，不仅构成了主人公动机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也决定着叙事的情节发展和事件选择。一同长大的孤儿艾琳娜与维克奇娅，成年之后二人各奔东西，一个选择远走德国（艾琳娜），一个则留在了家乡的修道院做一名修女（维克奇娅）。一天，阔别家乡许久的艾琳娜从德国回来寻找到自己童年的玩伴----修女维克奇娅，并希望维克奇娅和自己一同回德国生活。但维克奇娅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修道院的其他修女和神父就如同自己的亲人一般。面对艾琳娜的“闯入”，那些“正常”的、虔诚的宗教“信徒”都怀揣着一份善念，试图帮助艾琳娜驱除内心的“欲望之魔”。
然而，正是这看上去充满大爱的宗教力量却成了杀害艾琳娜的无形凶手。宗教信仰使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行为具有绝对的道德与正义。在他们看来，将得了“癔病”的艾琳娜交给上帝“救治”是最佳办法。而正是这份基于“宗教信仰的集体无意识”中，暗藏着一份规则秩序所赋予的理性杀人方式。片中“善良”的神父与修女携带的美其名曰的“拯救”实则是被宗教统一性话语的异化。从中世纪的“神权高于人权”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解放”，再到当下一切被消解和淡化的社会中，人们开始反思“宗教”作为一种“共同的想象”所行使的权力，使人变为被规训、惩戒和禁锢的人。而那些看似“道德的/合情理”事物，是绝对的“善”吗？故事通过对“宗教和人性”的多元思考，给出了一份开放性的答案。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在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层面的差异性必须受到相应的重视，毕竟在根本上诸如此类的差异性，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人的行为及其行为方式的问题，更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整体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问题。[6]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D.威廉斯：《故事的道德前提：怎样掌控电影口碑与票房》[M],何珊珊译，自序，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页
[2]孙承健;《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3]【法】米兰·昆德拉著：《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第7页
[4]孙承健;《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页
[5]孙承健;《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6]孙承健;《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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