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网络上的言论越来越偏激，大部分人不能以合理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不管是在哪个APP或者论坛，只要有较多沟通交流的地方，就时常会有评论区因为观点不一致交流产生的碰撞，轻者长篇大论，抓住一个不该过分剖析的问题，不断扩大这个问题反映的现象，加重这个现象的严重程度，还拿出一堆理由，名人名言、历史事件、科学依据、法律法规、自然科学、社会道德等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最后还要侧面写一下自己的观点很理性，没有偏激，没有针对谁。重者直接问候户口本，粗鄙之语的荒唐程度有时能让人为之感叹，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父母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灵魂造就了这样一个可怜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想请一下各位清醒理智的朋友们回答一下，本人不常玩知乎，今天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特意来问一下。
其实你在网上看到的并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状况，网上的极端言论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真正那么想的人并不多，疫情封城期间我在网上看到的言论就越来越偏激，给人一种网民都疯了的感觉，但是开学之后和很多朋友聊起这个话题发现他们和我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之前一直很为网络言论担忧，但是开学封校一个月，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出来之后我发现社会氛围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也大都没什么变化，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网上的一些话在现实中并激不起什么波澜，而且真正有极端心理的人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多，只不过越极端的话越容易被传播，而中立的话容易被忽略。
如果网上的极端言论让你感到生活受到了影响，那么建议你断网一个月，你就会发现这些言论在现实中并不会引起什么改变，那些人还说着与一个月前一样的话，社会也没有因他们的话而改变什么。同时各个论坛还为一些脾气不好的人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的地方，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上网工具叫“网址大全”，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好内容，一般都去网址大全里找需要的内容。
现在上网经常打开的都放在收藏夹里，很少通过网站大全去找网址。
今天装了一个新浏览器，打开后绑定了一个自家的网址大全，结果看到一堆刺激人的信息，又觉得稀松平常的内容。
我随便抄几个里面的标题大家感受一下：美国一大学驱逐所有中国留学生；疯了？欧洲开始反口罩反疫苗游行？直击美国万人示威，两个美国那个真？
儿媳半夜肚子疼上厕所，穿睡衣出门，哪知公公在客厅休息！
这些信息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吸引眼球，刺激情绪，很多明显是错误的言论一样会展现出来。
提醒一点，不是在讨论对错，只想讨论现象背后的逻辑。
在朋友圈也会经常看到类似的内容，普遍转发的都是那些让人激动的信息，为正义呐喊，看他人笑话。
01
为什么总会看到偏激的言论？
现在的网民有个奇怪的现象，会为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争论不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熟视无睹。
背后的原因也很好理解，一堆人在争论整个环境乱哄哄的，这个时候一般谁的言论更加大胆刺激，谁更能吸引到别人的关注。
特别是在这个网络关注经济时代，谁能吸引别人关注，谁就会爆得大名，有名就会有利。
有人甚至会觉得恶名也是名，各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越被人骂越开心，只要有人关注就行，黑到极致就是红。
同样是在网络上发言，一般谁的言论大胆，谁就容易获得关注，只要你敢说就有人敢信。
下面看一段言论：
“这是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中国的青藏高原，这是尼泊尔。山脉的南坡缓缓的伸向印度洋，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尼泊尔王国气候湿润，四季如春。
而山脉的北麓陡降，终年积雪，再加上深陷大陆的中部，远离太平洋，所以自然气候十分的恶劣……如果我们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甭多了，50多公里宽的口子，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
试想一下，那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从此摘掉落后的帽子不算，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这个是《不见不散》电影的台词，他们说的也确有其人，就是中国企业家南德公司董事长牟其中的构想。
这样的言论确实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引起广泛关注。
如果你说要加强建设我国西部地区，努力提高当地经济收入奋斗，可能就没有人会关注。
而且无论你说什么都会有人反对，同样一定会有人支持，越是对立讨论越激烈。
02
人只会对相关信息感兴趣
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网络世界，让人变得有些肤浅，好像人人都消化垃圾信息一样。
其实背后有个心理学上的原因，人喜欢关注跟自己有关的，比较感兴趣的支持，或者反对的话题进行讨论。
如果对这件事不感兴趣，就不会有动力去转发讨论这些观点。
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看，人的诉求是多面的，不同的内容满足不同的需要。
比如，上班需要学习工作技能，下班需要娱乐消遣，其中还有追求个人进步的需求。
总结来说：人在不同阶段，不同时间需要的内容不同，市场上自然会有人去满足各种需要。
比如，一个娱乐八卦的账号，满足的就是好奇，窥探，谈资等信息诉求。
比如，堂主的个人成长的账号，满足的就是希望学习成长的人。
不同的需求有会被各种信息满足，反过来思考每一种的信息也只能满足某一种需求。
堂主从这里还得到一点思考，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你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服务，一个娱乐八卦账号，突然开始提供学习服务就很奇怪，因为它的读者群体或者说读者诉求，就是消遣阅读。
如果他们要学习，肯定不会找一个八卦账号学习，肯定会去找哪些长期输出知识价值的账号。
这样的内容只能短期聚焦人的注意力，短期可以被情绪影响，长期看每个人依然还是会做出理性选择。
想明白这个道理，对我们坚持价值输出的原创账号，是个利好消息。
03
群体优越性是制造共鸣的好办法
为什么我们很难看到客观的真相？
这个跟大众心理的解读有关系，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会解读不同的含义。
曾经有个心理学家罗伯特·瓦伦等人做过一项研究，对不同立场的人播放了一段群体冲突的视频，结果发现无论哪个立场的人，都认为视频表达偏向于对立方，这个就是著名的“敌意媒体效应”。
类似的还有一些大号文章，他们也喜欢对某个观点事件的评判，把自己归类于看清事实的人。然后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某个群体观点。
以此营造出一种凡是认可我观点的人，都比那些人强的群体优越性，这样的内容很容易引起共鸣。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文章，里面深度分析讨论部分都会一笔带过，使用的素材，所讲的事实，很多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极端的观点，不仅会吸引更多人接受这个观念，毕竟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还可以吸引观点相反的人反驳讨论。
这个时候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观点，都是被传播开来，而那些中立的观点却无人问津。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事实，也不需要真相，只要人祭出“立场”这把利刃，就再也没有中间派的存在，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逐渐变得更加极端化。
如果100个人有99个人都很疯狂，只有你一个清醒的人，也不得不变得疯狂。
要么接受融入一方立场，要么就闭嘴不要说话，这个在传播学中被称为“沉默的螺旋”效应。
04
趋同心理会腐蚀独立思考
人是如何变得更加自信的？
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你说的东西被人接受了，然后就变得更加喜欢表达自己。
注意这里写的是被人接受，甚至都不一定需要是正确的，只需要被人接受，就会变得更加自信。
在生活中我们常说主流思想，什么是主流？
说白了就是有话语权的人，一个思想逐渐被更多人接受认可，而反对的人很少发声反对的时候，这个思想就会变成主流。
依然再次提醒，主流思想不一定是正确，仅仅是被更多人接受。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少人接纳决定你的思想对错？
比如说：世界上有比微软系统更好的软件吗？世界上有比微信更好的软件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接受的人少，软件好也没用，这个讲的就是创新也要讲政治。
同样在生活中，我们是怎么变得沉默的？
道理也很多，有点观点我们并不认可，但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接受。这个时候就算自己不支持，起码也不会刻意的找朋友理论，说他们都是错的。
在群体中我们也害怕别孤立，担心自己跟大家理念不一样被仇视，而且这个观点对你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就慢慢变得开始沉默。
长此以往反对的人不发声，不接受的人不表达，剩下的中间派也会因为趋同心理，改变自己固有的认知观点，接受那些被大家接受的观点。
我们说趋同心理会腐蚀个人的思考，道理也是如此。
当你发现一个偏激的观点成为主流的时候，并且这个观点对你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为了不被孤立，最后也慢慢接受那个想法。
保持思考容易，保持独立很难。
从极右到极左，媒体平台展现的各种意见，已经出现了严重偏执的现象。
从平时、自媒体到公众媒体，我们逐渐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绝大多数意见总是会出现偏差的。有些意见仅仅是说说而已，比如屁民；有些观点说出来了，就会产生社会后果，比如能够影响别人的那些人，如意见领袖。
为什么，各种意见都那么离谱？一个简单的原因，大多数人的观点产生于自身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总是存在偏差的。
有一个简单的现象：我们总是对那些遥远的人很是敬仰，极力贬低与批判我们自以为比较了解的人，认为他们人心险恶，标准沦丧；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一部分极力推崇西方与非中国式的思维与制度、人性与价值观；另一部分人采取的态度则是完全排斥。
人们在维护市场经济积极正面形象的同时，却又不愿意承认其对中国社会与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伤害；另一方面，在揭示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不少人却又拣起了文革最臭名昭著的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以标准的体系去衡量，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分析，总是会得到一些微妙的结论的。不管是基于愤怒青年的激情，还是基于成熟理性的批判，其中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关系。
探究事物之本源，或者是原本就很坏，或者是原本没有那么坏而变得那么坏，或者是根本就没那么坏，却被渲染得那么坏。假如原本就很坏的，那么无可厚非就是应该被批判的；但原本没那么坏，却要被塑造得那么坏，就要看是什么因素在支配我们的判断标准了。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与事更值得纪念，其形象与利益更值得维护。在评判的时候，也总是会由于关系之亲疏而导致评判起来有差别。虽然我们都批判这种掺杂了自身情感与局限性的评判标准，但这种「涟漪式的」价值判断标准恰恰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比如老师长辈，家人亲人恋人爱人，有血缘关系的总是比没有血缘关系的更值得我们牵肠挂肚。「老吾老」是「及人之老」的基础，我们也往往会维护那些曾经给与自己、帮助自己或者自己的当下之成功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因素的人之利益。对于贪官，贪官的熟人比与贪官不认识的人，更能肯定贪官本身善的一面，充满人情味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人之常情，无需指责；假如硬要指责，便会让人感觉不通情理。
在价值判断中，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只有自觉判断才是基于本心，三思而行就是基于利益，谨小慎微就是基于虚伪了。
人的价值判断，取决于自己的审美标准，取决于自己的伦理标准，更取决于自己的利益。
人的选择都是有利益预期的，永远带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不以人所居的位置高低、所拥有财富的多少，所得到的荣誉与光环，所享受的标签被多大程度上认知的为转移的。甚至刚好相反，人取得的成就越是辉煌，基于其内心的贪婪焦虑恐慌等因素就会越强烈、患得患失之心也就越重。
对奴隶而言，可以失去的只有镣铐；对拥有自己的王国的人，不管是政治、经济、金融还是军事以及商业，一旦失败，就将失去所曾经拥有的一切，自己以及自身的追随者存在的根基。
习惯于批评别人的人，有主动选择的因素，出于保全自己与看得见的更辉煌的未来，而让自己跟随新崛起的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思潮，让自己成为更强大力量中的一员，让自己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指望得到别人的支援。
人们选择依托别的力量，某些时候是基于无奈，由于发现自己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并难以承受得而复失之重，或者在贪婪与进取心的控制之下，渴望得到更多，所以才会选边站队，并以此提高自己的胜算，这也是一种谋略。
除了这些人的自觉选择，更多被裹挟的人，那只是盲目地从众。例如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煽动起来打头阵的农民和无业游民。
每个人的站队选择、依附不同的势力的取舍决策，都是基于心理安全的考虑。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客观，不带有主观色彩的。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优劣之分的，所谓优劣都是在特定的定位、参照、目标与道路选择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是基于自己而不是所评判的主体。
人之可悲之处，就在于无法跳出自己的局限性，这不仅是人生之发展轨迹，也是在不同阶段性的独特坐标。
人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与价值评判标准，是站在谁的立场，为谁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可以看到的利益获得者的背后，以及相应链条的各个环节，你又可以看到多远？虽然人都需要立足当下，但我们总是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一件事情发生时，经过网络的快速传播，跟风谩骂、集体谴责或者歌颂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的产生 群体极化是每个小群体最有力、最强势的特征之一，在群体的许多不同的任务中都有体现。群体极化的结果是与其中的典型或普通个体相比，群体通常会做出更极端的决策（这里的极端仅仅相对于群体内部的初始观点分布而言，不涉及与其他外部群体的比较）。群体极化与级联效应的关系十分明确，前者和后者一样，都与信息和声誉影响密切相关。一个关键的区别是，群体极化还涉及群体商讨的效果。 虽然这是一个标准的心理学概念，但是“群体极化”这个词可能会引起误解。群体极化并不意味着群体成员的观点两极分化。相反，这个术语指的是在讨论一个案例或问题时，群体内成员的观念转变是可预见的。并且群体极化发生时，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观点并不是朝着他们初始偏好的中间立场移动，而是朝着这些倾向所指示的更极端的方向移动并趋于一致。群体商讨的效果是减少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并在初始偏好的一个相对更极端的点上趋同。 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几个现象： 1.参与群体商讨后，一组激进程度中等的女权主义者将转变为更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发现显然与“我也是”运动的发酵有关。2.参与群体商讨后，法国公民对美国及其在经济援助方面的意图越来越多地持批评态度（这一发现显然与各国对美国的怀疑有关）。3.参与群体商讨后，有种族偏见倾向的白人，在面对白人种族主义是否需要对美国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糟糕状况负责这个问题时，给出了更多的否定回答（这一发现显然与种族敌对情绪的上升有关）。4.参与群体商讨后，无种族偏见倾向的白人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更多的肯定回答（这一发现显然与种族分裂形势的趋缓有关）。 根据统计规律，那些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持适度批评态度的人会在群体商讨后强烈反对这场战争；那些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很严峻的人在群体商讨后可能会更坚信这一观点。 群体极化现象与社交媒体和通信市场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在这些领域，具有独特观点和身份的群体经常进行内部商讨。群体极化现象也与许多和法律、政治有关的审议机构的运作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些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委员会、多成员法庭和陪审团。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点进行阐述。现在，我们只需注意一些明显的可能性。如果公众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而同时不同群体依然各说各话，那么结果可能会是公众意见的进一步分裂。因为群体成员会在初始倾向的基础上互相推动，朝着更极端的方向移动。而由志同道合的人构成的群体大多数时候只与内部成员讨论，所以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会越来越疏远。 同理，内部商讨的存在可能会促使政党或主要政党的成员走向极端，这种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按党派路线投票的成因。极端主义组织往往会变得更加极端。一组由三个具有相似偏好的法官构成的小组，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比任何一个成员在自己审判时所形成的裁决更为极端的裁决。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最突出的群体极化通常发生在群体中的成员已经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情况下。
风险转移与谨慎转移 在需要受试者做出一系列涉及风险决策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群体极化现象。1961年之前的传统观点认为，与提出某项计划的个人相比，决策小组、委员会或董事会可能会赞成中间立场，从而避免风险。但最初由管理学家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进行的相关实验却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即风险转移（risky shift）。群体商讨倾向于使群体成员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寻求达成一致决议的小组，它的风险偏好程度通常高于甚至远高于单个成员的初始平均风险偏好。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实验结果的两个层面进行区分，这两个层面都与法律和政策有关。第一个层面是指当需要达成一个群体决策时，讨论组会朝着极端目标移动——这有时被描述为群体的立场转移（choice shift）。这意味着，当需要达成群体决策时，该群体将倾向于采纳一个相较于群体成员初始观点分布更极端的观点。换言之，该群体将比中间或平均成员观点更极端。毫无疑问，群体决策准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可能产生不同于全员一致通过准则的结果。如果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人最固执，也最自信，那么全员一致通过准则可能会导致群体向最极端的观点转变。 第二个层面涉及群体如何影响个人（甚至是私人）的判断，这是群体极化一词的标准含义。群体商讨后形成的成员私人判断会朝着比其初始观点倾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群体成员的观点只朝着某一个方向推进而非另一方向是可能的，尽管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通常是相伴而生的。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斯托纳的早期研究，即群体动力（group dynamic）通常会使群体和个体朝着承担更大的风险的方向移动，但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后续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群体商讨可能（甚至容易）会使群体和成员的态度更谨慎。事实上，某些问题确实产生了谨慎的态度转变。例如决定是否结婚和在腹部剧痛可能需要医疗救治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登机。在这些情况下，群体和成员都转向更谨慎的态度。事实上，尽管窃贼一起偷盗时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他们在讨论后则会趋于谨慎。 研究人员注意到，在斯托纳的原始数据中，当群体成员“有相当大的初始风险偏好时，群体可能会表现出最大的向高风险决策转变的倾向”，群体商讨的结果会倒向高风险的一端；那些“稍微改变或根本不改变风险倾向的群体，其成员最初的观点往往接近于天平中间的位置”。10因此，群体态度转变的方向似乎取决于最初的偏好分布，且转变程度取决于原始倾向的极端性。由一组非常谨慎的人构成的群体将显著地向更谨慎的方向转变；由一组倾向于冒险的人构成的群体将显著地向更冒险的方向转变；由一组持中间立场的人组成的群体将产生朝着初始倾向的较小转变。而转变的具体方向由他们的原始倾向决定。 在许多与法律和民主有关的议题中也有类似的群体极化现象，例如经济援助、建筑、政治领袖、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有罪或无罪判决等。人们对事实不明的问题（如淹没于死海的索多玛城距离海平面有多远），以及政治和法律问题，甚至是幻灯片中人物的魅力大小等评价性问题都出现了观点极化的现象。 愤怒启发式 几年前，我曾参与一系列关于愤怒、惩罚性意图和罚款的研究。我们的基本发现是，当普通人在考虑如何实施惩罚时，会使用愤怒启发式（outrage heuristic）方法。他们首先判断潜在行为引起的愤慨程度，对惩罚的衡量就建立在这一判断上。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数值尺度上，通过人们的愤怒程度几乎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他们的惩罚性意图的强烈程度。这意味着人们是凭借愤怒的直觉进行惩罚性报复的，认为人们应该因自己的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以此作为对社会愤怒情绪的回应。除非受到引导，否则人们不会去思考什么样的威慑才是最合适的（即使有提示，也不愿意去思考）。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测试了群体商讨对惩罚性意图和罚款的影响。该研究涉及约3000名符合陪审团资格要求的美国公民，主要目的是确定观察和讨论他人的惩罚性意图是如何对个人情绪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探索社会互动加剧愤怒情绪的机制。 首先，受试者需要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私下记录自己的个人判断，然后加入6人组群体，讨论并产生一致的“惩罚判决”。最初，受试者需要填写一个由0到8标识的“惩罚判决”，其中0代表根本不应惩罚被告人，8则代表应极其严厉地惩罚被告人。通过这种尺度量表进行衡量，惩罚判决的严重程度能反映出人们的愤怒程度，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衡量愤怒程度。在记录每个人的判决之后，陪审员需要和其他成员讨论以达成一致的惩罚判决。预测陪审团的最终裁决将是单个陪审员惩罚判决的中间值看似是合理的，但其实大错特错。 值得强调的是，与陪审员各自独立的初始判决的中间值相比，群体商讨后原本较低的处罚等级进一步下降，而原本较高的处罚等级则有所上升。当组内的陪审员不希望进行惩罚时，该小组最终的结果会呈现出向宽容态度的转变，这意味着该处罚等级系统性地低于陪审员各自独立进行的初始判决的中间值。这说明，当人们的初始愤怒程度较低时，经商讨后人们的愤怒水平会更低。但是，当陪审员都赞成严惩时，整个陪审团的决议产生了向严厉态度的转变，这意味着这一处罚等级系统性地高于陪审员各自独立进行的惩罚判决的中间值。群体中的愤怒情绪不断地被渲染和加剧就是群体极化的表现之一。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每种解释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 信息的作用 第一种解释强调信息的作用。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开始：每个人的立场都将受到其最终听到的信息，以及群体中提出的似乎最具说服力的论点的影响。因此，人们努力采取与群体内普遍认同的信息和论点相适应的立场。因为（这是关键点）一个其成员已有既定倾向的群体，将收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同一倾向的论据，所以群体商讨将加深成员的初始倾向。 产生群体极化的关键是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论点池的存在。一个群体的成员会想到一些而非全部可以证明其初始倾向的论点。在商讨中，人们陈述和倾听他人的不同论点，但群体整体的观点将朝着其中一个方向倾斜，至于朝哪个方向倾斜则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初始倾向。因此，群体商讨加深了群体成员的初始倾向。 社会对照的作用 第二种解释强调社会对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希望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认同，因此一旦听到他人的想法，便会根据主流观点调整自己的观点。例如，人们可能希望表明自己并不懦弱或谨小慎微，尤其是在一个排斥该特征的创业者群体中，因此他们将明确自己的立场，以便在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时，不会显得懦弱胆怯。 在进行风险决策方面，人们希望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占上风；在听到别人的想法之前，他们很可能会假设自己确实处于优势地位。但当他们听到别人的想法后，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与预期有所不同，因此可能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其结果便是将群体的整体立场推向极端，并诱导其他持相反立场的群体成员转变态度。 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过程。例如，人们可能希望自己在平权运动、女权主义或国防建设方面不要显得过于热情或过于克制，因此当他们意识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想法时，其观点可能会随之改变，结果将是个人观点的转变和群体观念的极化。由此可见，人们调整观点是为了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没有经过讨论，仅是提供与其他人实际想法相关的信息就足以使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相关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仅仅获悉他人的信息便会引发巨大的风险偏移（尽管它比群体商讨产生的风险偏移程度少了近一半）。这种效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向谨慎立场偏移。 佐证、信心与极端主义的关系 第三种解释指出了佐证、信心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那些缺乏信心和不确定自己应该持有何种立场的人倾向于成为中间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手足无措的谨慎之人很可能会在两种极端之间选择中间值。但如果其他人似乎也认同你的观点，你可能会更加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 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助推2.0》。原文作者：卡斯·R.桑斯坦、摘编、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不得转载。
先来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标题党大整治》才是根本
看看现在那些官微，都是些什么标题，写点正常的标题不好吗？
官方媒体都不能带头合理角度分析问题了，那网上还不是偏激言论啊，毕竟很多人都是只看标题就发表评论的。
再看看知乎，现在热榜每个问题的第一个高赞回答，有几个在认真分析，全是那种一句话的抖机灵言论，情绪输出的巅峰。还有至少以前知乎还会有不同观点的碰撞，现在都只能按着所谓“主流”“民意”说，一有点偏差就有人骂，毕竟这些人好像在维护他们所谓的正义。
比如为什么不婚不育怎么提高生育率的问题，他们最想听到的是“房价太高了，工作又是996，教育医疗成本高，我不婚不育”，至于人家摆数据分析上海生育率最低啥的，他们绝对不听，甚至还要怼你。去年疫情也是这样，一帮是所谓清零派、一帮是所谓共存派，都自称是民意，在网上挑对立，实际上都是一些摆不上台面的理由不敢说，所以随便发表他们的宏大叙事“高论”。还是喜欢以前的知乎，会有各种经验贴和辩论，没有这么多的抖机灵和情绪输出。
毕竟，自私是人之本性，也会造成二极管。毕竟涉及自身利益的，很难合理分析，都会想着自己利益怎么最大化。为什么官媒今年被规模性嘲讽，因为那些言论不符合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说白了就是多数人不爱听，和1450境外势力都没关系。如果再加上一个挑逗性标题，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