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智能传播的理论通径：德克霍夫的数字媒介哲学思想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作为数字时代被遮蔽的“媒体预言家”德克霍夫，在媒介环境学派内形成独树一帜的数字媒介观。本研究的问题聚焦智能传播理论发展的三重困惑，目标旨在通过德克霍夫数字媒介观探微文化肌肤和触觉的技术新隐喻，探讨智能技术如何引动感官重构与触觉延伸；同时按照虚拟现实空间与数字孪生体的一组关键概念，探明德克霍夫对人机数字交往和数字角色的数字理解；依循连接智能、集体智慧与人脑框架三个数字新概念，推阐智能媒介技术的社会价值与颠覆性意义；面对智能社会隐藏的数据操纵，从德克霍夫的数字无意识理论概念反思数字伦理风险。
作者简介
欧阳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白龙，通讯作者，南京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融媒体背景下新闻报道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BXW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智能传播的理论困惑
与被遮蔽的德克霍夫媒介思想
关于何为智能传播，学界尚未达成权威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共识。当前具象的、碎片化的智能传播现象解释和业务探索，无法深究隐含的智能传播观念，智能传播的理论发展陷入了创新的“迷宫”，这种理论困惑体现如下：
智能时代的媒介隐喻概念创新发生断裂。隐喻以一种极具扩张性的“新修辞”，占据了修辞实践的主导地位（刘涛，2017）。尤其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善用媒介隐喻，“媒介即按摩”“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媒介隐喻，借以阐说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遗憾的是，大众媒体时代兴盛的传统媒介隐喻观，无法匹配当下复杂的智能传播现象，“万物皆媒”“看门狗”“媒介物种”等隐喻无法解答智能时代的困惑（胡翼青，2019）。如此看来，传统的、“古老”的媒介隐喻似乎在智能传播问题域解释乏力，我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媒介隐喻来顺应智能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新现象。
人机数字交往理论在虚拟现实空间的解释力不足。正如麦克卢汉用身体尺度去隐喻、幻想媒介，其理论核心却是身体（刘海龙，2018）。如今互联网环境孕育出全新的具身传播，新媒介环境对“生活世界”、空间与时间形式进行彻底地改造（芮必峰，孙爽，2020）。网络沉浸式技术开创的虚实混融空间范式与数字孪生体，为虚拟与实在、肉身和精神建构一种现实存在的幻想景观（苏涛，彭兰，2022）。如何认识智能传播中的身体交往和虚拟现实的具身性问题，成为认识虚实空间和数字新物种的前提（孙玮，2018；彭兰，2019）。智能场景下的数字躯壳和数字新物种不断涌现，人机交互关系存在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亟需发掘人与机器新交往的传播理论。
智能连接呈现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米切尔构想的“电子乌托邦”正在重启媒介连接的新意义，互联网作为高维媒介（喻国明，2015），正构建出高度融合的媒介化网络社会。以自传播、智能传播为核心的“大集市模式”成为新的主导性模式（方兴东，钟祥铭，严峰，2020）。如何理解智能连接的意义与价值，是智能社会深度媒介化和数字化生存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智能算法笼罩下的黑箱社会挑战隐私与信息安全，大数据具备“合成型隐私”的功能（陈堂发，2015），对隐私主体造成“无感伤害”（顾理平，2019），然而滞后的机器伦理观却无法适应、解释智能时代的人机共生关系（陈昌凤，2022）。如何在智能社会实现自我救赎，警惕数据的技术操纵的解答依然十分迫切。
面对智能社会的媒介新隐喻、具身传播、智能连接机遇与风险共存等悬而未决的新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长期关注媒介技术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那里，对领异标新的媒介哲学观念进行挖掘和理论“考古”。而长期以来，媒介环境学作为松散的学术共同体，重要学者的独到创见至今乏人问津，“遗失”的经典理论在中国语境下被遮蔽、降格和裁减（朱豆豆，王淑花，高慧敏，2022）。尤其是德克霍夫的网络媒介观一直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但其超前新颖的理论概念和深刻犀利的批判观点，总是在不断成功“预言”媒介未来的发展。
作为第三代多伦多学派代表人物的德克霍夫与麦克卢汉交往甚笃，1972年到1980年期间成为麦克卢汉的翻译、助理和合著者，担任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所长长达25年。他集传播理论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凭借广阔的学科视野驾驭纷繁复杂的赛博空间。除代表作《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外，德克霍夫曾出版过《字母与大脑》《人脑框架：技术、心智和贸易》《连接智能：网络社会的到来》《智能的建筑》《经理人的麦克卢汉：新思维的新工具》《网络会让我们变得愚蠢吗？》等著作。目前他担任多伦多大学法语系名誉教授、米兰理工大学客座教授、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跨学科互联网研究所主任，以及数字杂志《Media Duemila》学术与科学总监。德克霍夫热衷于智能科技的交互实验，持续关注智能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互联网研究领域提出过不少独具创见的智能媒介观点。
为此，本文尝试透过德克霍夫网络媒介观的前瞻“预言”，回应智能传播留给人类的诸多疑惑：一是要追问智能媒体时代涌现的新媒介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借由新的隐喻来理解智能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带来的意义？二是要考察人与机器媒介在赛博空间虚实共生与对峙的关系，数字孪生体或智能生命体究竟是如何参与至虚拟化生存的新范式中？数字分身是否有可能导致主体性分裂和重构人类的主体意识？三是要观察互联网开启的智能连接意义，智能连接对人脑意识和群体智慧会带来怎样的颠覆性变革？如何看待媒介技术所激发的集体智慧和脑机接口的超现实连接？如何从德克霍夫提出的连接智能、集体智慧与人脑框架三个数字新概念，解读互联网的智能连接价值？四是回到智能社会的数据侵害与技术伦理问题，面对智能社会发展的“黑暗面”，我们如何应对人无意识的隐私数据侵害风险，以及人类主体性缺失等规制问题？通过对德克霍夫网络媒介哲学观的理论视角进行回顾反思，我们兴许能够在智媒时代得到更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哲学解答。
二
作为智能技术的新隐喻：
智能传播的感官重构与触觉延伸
智媒技术的媒介变革前所未有，不断涌现的媒介新形态可被看做是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补偿性媒介”，多维媒介的“超链接”交互真正将人类的各种感官感知潜力全面迸发出来。而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以隐蔽但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我们的现实世界（波兹曼，2004：12）。无论是被视为人类传播现象隐喻的“传播的仪式观”（Carey，2008：2；郭建斌，2014），还是借由基督撒播寓言对前大众传播时代进行隐喻的“撒播观”（Peters，2012：35；王婷，谢清果，2022），隐喻将不确定的、陌生的新媒介特点与我们日常熟悉事物合并，无疑有助于人类社会激荡思想，用全新的视角揭示传播问题。随着智能传播和数字连通性的发展，新的技术隐喻已经诞生，这些隐喻会影响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日常感知（Begon?a，2012）。
按照经典的麦氏媒介延伸论，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技术拓展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身体官能，进而拓展个体的心灵空间并改变认知世界的方式。麦克卢汉曾提到重要的媒介延伸隐喻观点，即“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麦克卢汉，2019：67）。针对媒介技术延伸人类感知系统的论断，德克霍夫在智能社会继续给出印证并进一步完善这个文化肌肤隐喻。文化肌肤被用来解释如今技术（互联网、电力、计算机等）在人类环境作用的一种隐喻，它是我们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延伸，并最终形成由网络、大众文化所代表的“网络文化”疆域。这些文化助长了人类对科技的日益依赖，造成了技术消费的迷信，在个人和社会领域产生了各种影响和变革（Baldessar，2011）。技术充当起文化的皮肤，它是人类神经系统和意识的延伸，凸显科技作为我们精神和身体功能的延伸，以及内在自我的外化表现。肌肤在这里被看作是对外媒介沟通工具而非人体的保护屏障。新的数字媒介爱抚着我们，智能媒介技术在我们肌肤之下提供一种体外的现实，赛博空间与新媒介会改造我们的心理状态，虚拟现实技术也会填补意识观念与真正现实之间的鸿沟（黄艳，2018：30）。
在网络媒介的相互连接的空间里，我们不断地沉浸其中，不能从中分离自己。我们不再像透过窗户一样观察自然，现在我们自己沉浸在一种全新的“人工景观”。这种浸入不仅仅是眼睛，包括了我们的每一个感官，它是我们进入数字空间的接触（包括数字接触和物理接触）（De Kerckhove，2009）。媒介的技术突破带来的是生物器官的延伸以及人类意识的外化，使得人的心理认知、感官体验与媒介技术逐步走向融合。
显然，当人们的目光始终投入到电子媒介扩展人类身体和神经系统的意义时，这恰恰再次强化了麦克卢汉关于感觉器官、神经系统的延伸论观点。虚拟网络空间的独特媒介形态，被视为神经系统的再次外化和一种全新的社会性载体，反映出计算机网络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有的感官和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和感官外化的空间，恰恰就是索亚所意指的“第三空间”，它不再像是空洞的、呈现平面几何关系的二维空间。由于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和增强现实所再现的沉浸式网络空间的出现，令吉布森科幻小说的空间化幻觉变为可触碰、可交互的显现空间。在高度连接的交互网络中，新的“网络物种”得到无限地蜕变和持续再生。
麦克卢汉曾认为触摸是所有感官中最活跃的，德克霍夫同样对触觉在未来媒介发展的显著意义也有过类似的观点，大胆提出“集成即触摸”的隐喻，用以呈现计算机化的媒介触觉意义。在他看来，在未来高度成熟的沉浸式网络空间之中，不再是由视觉感官所引导的图像感知状态，触觉将会取代视觉成为人类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触觉变成人类最为重要的认知工具，在技术已延伸的大脑，伸出外部的智能感觉器官网络会“吞噬”环境，触觉涉入思维领域并成为其中一部分（陈定家，2014：123-124）。此时触觉被视为基于皮肤的延伸和对现实领悟、理解的基础，人类大量的认知功能会从视觉转移到触觉。触觉作为虚拟现实的主导感觉，是一种“非凡”的感官延伸。而网络空间的虚拟现实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经远超过肌肤的限制，技术已有条件给予我们身体一个“幻肢”来实现肌肤触感的延伸。
当人类进入某个虚拟沉浸式世界，我们就必须依靠身体与物体分开的触觉所感知，而非视觉来定位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现实”，就应该是能够触摸和感受到的一种现实。虚拟现实技术正在推进我们理解人类智能的器官基础和触觉复杂性，并将触觉融入到模拟视觉和听觉的专门知识中，使体验更“真实”，更直接，最终更可控（De Kerckhove & Dewdney，1997：92）。虚拟现实的多感官交互系统率先发现了皮肤感觉的无限可能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触觉的技术模拟，还在于新型的触觉体验。触觉通过新媒体重新发现“感觉”与一个人的环境关系，这是一种与自己身体同在的感觉。
我们通过与虚拟现实的感官互动，摆脱了长期被视觉主导支配的媒介环境，人类才得以“庆祝”触觉的回归（Benthien，2002：223）。这种虚拟现实场景的触觉体验是身体与周边环境发生接触的感觉，德克霍夫将其比喻成游泳池中肌肤与水的亲近关系。互联网的虚拟现实空间令触觉这一感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三维化的互联网形态在感官体验上拥有着三维的渗透力和深度，逐渐延伸的触觉模拟体验在不断整合人类的感官，并将这种技术感官延伸至心智激发，从而渗透到心智认知领域。“人机接口”的高度仿真触觉体验，闯进人的思维认知领域，使得我们越来越分不清自然的肉身躯壳与电子躯壳所带来的触觉差异，显然这就是媒介延伸的巨大力量。
三
假作真时真亦假：虚拟现实空间的人机
数字交往与数字孪生体
虚拟现实的网络流动空间被形象地赋予了“身临其境性格”，而带有深度连接和丰富感官的赛博空间恰似“虚拟人生”的游戏世界，存在着由自我创造的、数以百万计的数字化身和与之交互作用的空间。智能场景下的数字躯壳和具身传播显然存在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但传播已不可逆地走向虚拟映射、虚拟替代和虚拟伴生，人类面临着一个虚实混合、即时实践的交流系统，一种从传播到交往的数字交往理论亟需发掘（杜骏飞，2021）。虚拟现实空间的数字孪生体是讨论赛博空间数字交往无法绕开的核心概念，这恰恰也是德克霍夫始终感兴趣的数字共生问题。
作为映射现实的一种体验性媒介技术，虚拟现实不仅重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增强了感官作为身体延伸的自然体现，形成连通意识的“心理疆域”前所未有的共享空间感。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人类会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延伸着迷，而技术越身临其境，人类就越难以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同样，类似于元宇宙数字衍生物的数字孪生体概念，正在影响我们对身份、关系和意识的认识。赛博空间的数字孪生体以一种全新的形成方式占据时空，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人作为物理副本与机器的共生关系和数字自主权，还需要适应一种感知、管理数字分身的新体验。数字孪生体恰恰就是技术反作用人类社会的一种映射，印证了麦克卢汉的技术论断，即“我们首先制造工具，然后他们制造我们”（Wajcman & Dodd，2016：45）。
如果按照德克霍夫的划分，我们存在的现有空间可归为三类，分别是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虚拟空间。而虚拟空间允许我们将自己投射到新的数字领域，从而将认知功能外化。德克霍夫尤为青睐数字时代的虚拟现实技术，因为虚拟现实是自我的多感官电子延伸，而神经网络则是自我调节元素的集合，能够“学习”对输入的正确反应。同时虚拟现实拥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所有用于虚拟环境的软件都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两者兼而有之。它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可占用空间，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心理物理区域，是一个思考和行动的混合体（De Kerckhove，1996）。作为超大型混合式虚拟网络空间，沉浸式的网络空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感。这种连续的、不间断的公共空间犹如德克霍夫描绘的“虚拟城邦”一样，以现实的形象作为隐喻投射到对应的数字空间，成为一个全新的认知环境。同时，我们可以从德克霍夫对虚拟现实的理解，看到虚拟现实和其他所有媒介体验的根本区别，即虚拟现实与媒体世界的关系赋予了一个更本质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它允许用户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外化他们的想象力（Gemeinboeck，2004）。意识得以借助虚拟现实这种媒介跳脱出肉身的禁锢，再持续发挥它幻象的延展力。
虚拟现实逐渐消除了界面的直接接触，透过事物的界面和视觉距离的消失，达成我们内在意识的直接延伸（De Kerckhove，1995：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代码构建的虚拟场景极大满足了人类的想象，这种想象不论是模拟我们的物理环境还是从我们的幻想中产生的，都会成为我们思想电子化、外化的表现。面对完全虚拟的赛博空间，德克霍夫却认为是人类从一个空灵维度转移到另一个完全物质的维度，这是因为虚拟的本质是物质的。今天的虚拟性并不代表超越性的增强，而是表明了对内在性的根本回归，以及视角的逆转，尽管这种说法看似多少有些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虚拟在现实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也证明了人类战胜机器的意愿（De Riso，Deriu，Esposito & Ruggiero，2014），充分展示出虚拟现实当中人类意识主宰机器的主动权。
像虚拟现实拥有镜像价值一样，数字孪生体也正在发挥映射现实的数字复制品的巨大潜力。人类正在走向一个为我们决定、为我们交流的数字孪生体的个人世界。我们的生活由数据讲述，作为个人的我与网络之间实现了数据的双向访问，数字孪生体将能够相互交互，并将数据与环境集成相关联。数字孪生体是数字化转型的修辞形象，通过收集人类的所有数据来复制人类，从而打开未开发的专业和交流领域。德克霍夫认为，信息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从人开始并到达人体之外，可以通过数字孪生体改变生活，即进入虚拟助手世界的“另一个我”（Gloria，2022）。数字孪生体虽然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我”，但数字孪生体的概念在德克霍夫的观念中仍然是半虚构的，它所创造的“人”仍然能够与“我”相连，只是在代表“我”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Maria，2022）。而赛博空间的数字孪生体又以一种全新的数字身份形式出现，成为人类未来身份的决定性元素。
虚拟空间数字分身的多重性特征，允许用户在匿名的虚拟社区使用虚拟脸庞、克隆形象和电子躯壳，扩展身份属性的互联网促使身份样貌呈现多样性。这种数字分身成为连接社会和私人领域的中介，可被理解为克拉克提出的“数字角色”（digital persona）。所谓数字角色则是通过收集、存储和分析有关个人的数据而建立的一种个人模型，数字角色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核心身份”，但身份不止一个“角色”，包括特定角色和关系的集群，以及每个角色的相关属性和标识符（De Kerckhove，2013）。数字角色在生物和技术的结合中无缝地运作起来，只不过身份多重的数字孪生体，又会产生出新的思维让渡问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如何面对分裂出来的新自我，以及如何管理好数字角色。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基于算法的社会系统中，主导机器的人类对机器的自主权越多，人类就只会为自己保留越少。这是因为我们心理运作被不断地外包出去，允许记忆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库中，但我们正在清空自己的内容和认知策略（De Kerckhove，2022）。当人类开始信赖算法，就有可能倾向于将自己的基本认知能力委托给代码构成的数字分身。从此我们不再是自己思想的唯一拥有者，它可能消除人的意志，引导人的偏好并做出决策。高效的数字孪生体服务便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谁会对重要的决策有最终的决定权，人类亦或是算法做出独立决策的数字分身？为此，德克霍夫曾发布过一个数字孪生体宣言，透明、公开、平等的设计规制构想，回应和反思了当前数字孪生体所存在的重大数字伦理问题。
四
连接智能、集体智慧与人脑框架：
智媒时代的网络连接价值
应用场景的多面拓展和智能连接的多维交互，使得虚拟互联网空间不再是一个“肤浅”的资源平台。相反，智能连接构成的网络世界成为一个以光速移动的，存在冲动、欲望和挫折的整合系统，它来自于我们集体智慧的潜意识层面。个人实时分享信息、情感和意见的新体验，发生在德克霍夫所创造的概念“人类边缘系统”（human limbic system）之中。通过分享他们的想法、感受和个人细节，互联网将个体的边缘系统影响拓展至大众，以一种自发的、情感的方式，使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成为可能（De Kerckhove，2015）。如何认识互联网的连接本质和社会赋能的作用，可以从他的三个数字新概念来窥见智能网络生活的独特价值。
第三代互联网使我们正沉浸在连接智能的新范式中，这种“连接智能”（connected intelligence），是由所有数字技术用户同时创造、共享的智能形式，它增强了个人在工作中的主体性。显然连接智能以一种“乐观”的方式处理技术环境中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它的赋权既属于个人，也属于集体（Di?az-Soto，Manzanero & Thoilliez，2014：87）。深度关联的网络空间是“连接智能”的直接实践，多维复杂的互联网智慧连接发展出各种形式的智能化连接。用户个人既可以实现从特定网络形成的点对点私密社交，又能够与匿名的网络用户实现多点共享交互的智能化连接。“连接智能”之所以得到广泛实践，离不开网络超文本的数字应用价值。而超文本是内容储存和交付的新条件，超文本链接原则允许人们将网络视为自己思想内容的延伸，意味着从任何地方以交互方式访问任何东西，它以无限的方式为每个互动者导航并提供原创、互补的体验（Guertin，2013）。按照超文本的连接逻辑，互联网社会可以被看成一个大型的超文本试验场，不论是用户还是场景，它们本身就是超文本。无休止的互动将每个人的思想意识转化为其他人的检索信息，每一个数字互动者都会成为贡献数据和共享信息的数字节点。“连接智能”的网络空间实现了一种分布式和更加进化的智能网络形式，个人用户可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状结构环境获得解决方案和对称信息。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下一个媒介，无论是什么，它都可能是意识的延伸”（De Kerckhove，2014）。德克霍夫也将媒介的意识延伸放置于智媒技术变革之中加以审视，进一步印证了人类意识通过数字化延续的可能。智能化的互联网连接持续加快人类社会的思想碰撞和智慧迸发，互联网让人类接触到一个活生生的、准有机的环境。这个环境有数百万人工智能实体永远在工作，处理任何事情，与任何人都拥有潜在的关联。《文化的肌肤》曾提到，在虚拟现实技术下多个心智集中处理的一种“集体意识”，靠集体合作方式构建出一种思想库。集体意识的协作会激发更大规模的智慧力量，德克霍夫在皮埃尔·莱维（Pierre Levy）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版本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概念。
当社会的每个人都扮演着类似于协作元素的角色时，由于人们的紧密互动和电子网络的推动，创造了一种“集体智慧”（Prabhakar，1995）。集体智慧的数字新概念，更适应网络的技术背景和可供性，尤其是强调这种集体智慧是以智能连接作为协同目标，在集体中强化数字参与者在网络的角色规范。庞大的虚拟空间创造出“集体智慧”的复杂系统，不仅是电子媒介时代人类一直关注的心智场景，以及延伸人类神经系统、感官系统和意识的“精神现实”，也是凝聚所有人的数字智慧。它通过算法的个性化匹配正在激发出智慧的独特潜力，在赛博空间中互相碰撞产生更大的能量。这种集体智慧超越任何人，并可以按照生命有机体的方式一直运作下去。显然作为多人在线协作的代码空间，它提供了这种可共享的集体意识，模拟思维加工场景和在线协作界面的强大“智库”。它也为解决特定问题给出多种思维组合，具备媒介属性的“网络大脑中枢”俨然已成为我们智慧的延伸。
在连接智能和集体智慧形成的逻辑背后，存在着一种模仿生理神经元和认知组织的“数字大脑”，既是社会心理认知的反映，又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体现。“脑机接口”再次唤起人类社会重视通信技术的反馈效应与人类大脑结构的关系，而电子技术正在改变“有文化”头脑的意识，媒介也被视为构建大脑的技术。德克霍夫根据多年来通信技术和科技形成对人类心智，世界观和社会的解释统称为“人脑框架”（Brain frames），并将其分为字母人脑框架、影像人脑框架和机器控制人脑框架三种不同类型。
基于电子通讯和互联网形成机器控制大脑框架，恰好是我们认识网络空间的独特类型。这种机器控制大脑框架（个人电脑）是交互式的基础框架，不仅允许我们成为连续信息和标准化的图像消费者，还可以是一个全新的协作和连接的全球知识网络生产者（Ciastellardi，2011：131）。“机器控制大脑框架”作为人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们思维方式和大脑结构。反过来，这种模拟我们智慧的技术创新也有可能对个体产生深远影响，毕竟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技术与文化不断对话的生物生态系统。智能社会给予我们一个特定的大脑框架，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参与的用户所处理。显然大脑框架就是我们思想的延伸，这种电子媒体的高速传输带来的创造力和思维的加速语言都是真实的。它们完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扩展自我的条件，将个体智能扩展到连接智能，作为一个中介环境允许自我进入外部世界，反之亦然（Anna，2015）。
五
“数字无意识”的数字牢笼：
智能社会的技术伦理反思与检视
麦克卢汉曾提到，技术作为人类的延伸起初服务于我们的迫切需求，任何新技术体现人类能力的扩展或放大，倾向于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但正是在新旧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不确定的风险和混乱秩序随之产生。而技术工具会逐渐地改变我们的环境，人类成为技术的仆人或者奴役机制（Pruska，2017）。德克霍夫同样延续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技术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结合智能社会的“数字无意识”牢笼来诠释人类对媒介技术的屈服性。事实上，高度连接的智能社会被打造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城市”（U-city），这是一个以开放数据、感应器和网络连接支撑起的数据集成综合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海量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以此获得任何类型的社会服务（Shin，2009）。但伴随着人类社会变得更加智能，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社会正义与城市》所抨击的不公正状态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自动化的机械社会缺乏人文关怀，无视技术落后的弱势群体，现实主义认识论和工具理性衡量框架还是难以治愈社会通病，智能社会扭曲和破坏空间形态的负面影响反倒加深。
全方位的数据交付令个人失去控制信息的主动权，丧失监管的数字空间秩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流向不明的个人隐私数据进入到边沁的“圆形监狱”。而在德克霍夫看来，一个成熟的数据统治，应存在着智能驱动的共生自主系统，必须时时刻刻为整个系统模拟机会和生存的警觉性。自动化的调节、决策和执行确保增强的社会善举和善治，拥有高度的共识，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应具备这样的数据素养（德克霍夫，1995/2020：440）。对此，德克霍夫强调必须从法律、科学和技术方面重新理解我们的数字角色，以产生对数字生活的新理解和管理模式（De Kerckhove，2013）。
《理解媒介》的一段话足以警示我们认识媒介技术与人的共生关系，即“人就像是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一样，变成了植物世界的蜜蜂，使它能够繁殖并进化出新的形式”（McLuhan，1994：46）。正像元宇宙开创的下一代互联网新生形态，媒介本身似乎已不仅仅是人类自主性的意志体现和“工具仆人”。与之相反，它还是形成人性和潜在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高度依赖的机器甚至有可能取代我们的自主意志，进而异化成不受控制的数字新物种。正如麦克卢汉所提到的，他们对你掌握越多，你便不存在。电子设备造就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任何事物都变得迅捷、透明公开并紧密关联，它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就是人类的心理和性格在网络中的显化（肯克霍夫，张娟，2016）。不仅如此，数据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是个人数据信息曝光度和透明度呈指数级倍增，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加速的、暴露的信息透明度，是否会远离网络连接本质的主张，网络连接的合理性存在着一种未知的风险担忧。这种明显的“无意识”电子侵害越来越隐秘，并未引起足够的情绪焦虑，它正在逐渐蚕食我们的数字权力。
针对未来数据滥用的风险，德克霍夫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发，创造了一个“数字无意识”（digital unconscious）的概念，旨在凸显数据风险的警示和批判意义。“数字无意识”可被解释为“在数量不断增长的数据库中，个人、机构、公司和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到的可用数据的总和”，或者“关于你的所有你不知道的、可以被了解的信息”（Clarke，2014）。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也将被不断地存储在世界各地的数据库中，数据库中存在着每个人的潜在可提取数据，这就是“数字无意识”。这些组成的数据既包括网络上关于某人已知的所有信息，也包括互联网上人们所有未知的信息。它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内隐性、全球性、可追踪性和持久性，实现访问信息的非凡速度。它定义我们每个人和社会世界的日常现实，把我们定位在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为基础的连接过程中。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可以瞬间收集和提取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在不同的时间配置中相互关联，且几乎都是真实的（De Kerckhove，2022）。每一天在全球范围都会发生这种悄无声息的数字侵入、跟踪和提取行为。
关乎于你的所有数据均在大数据网络系统之中相关勾连，它的隐秘性类似人的无意识状态一般潜藏着各种风险。丧失信息自主权的数据一旦被他人所利用，我们生活的所有细节、隐私内容就犹如透明的空气一样，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在德克霍夫看来，“数字无意识”导致自我相关的内在性正在减少，而与网络世界相关的外在性扩大。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数据可追溯性的囚徒，全新的权力关系已经到位，用户不再控制屏幕，而是屏幕控制其“用户”（De Kerckhove，2013）。因此，数字无意识的存在提醒我们要时刻进行数据的伦理反思，继续质疑被算法占据的新虚拟空间之中人的位置、行为和生活。我们高度个人化的数据不断在网络中留下踪迹，被外包的数据在互联网的数据库中被不断组合和重新利用。这些数据库以某种不知情的方式存在着，并直接忽略我们而自主地与“生活”数据进行互动，这些数据实际上成为我们的化身（Gloria，2021）。
六
余论
德克霍夫媒介哲学的概念创新和理论诠释，为我们解释数字社会的智能传播问题提供了理论源头。自其著作《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被引进中国以来，文化肌肤论开始走进国内学者视野。学者何道宽翻译的《文化的肌肤》中译本第二版，系统地引入了德克霍夫的数字前沿媒介思考成果。只是这位活跃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媒体预言家”在国内依旧缺乏广泛关注与讨论，大多数研究者对其印象仍停留于“文化肌肤论”的学术标签。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介发展，德克霍夫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长期关注于麦克卢汉止步的互联网社会。“集体智能”“心智技术”“连接智能”“人脑框架”“数字无意识”“人类边缘系统”“数据统治”等媒介技术哲学新概念的提出，反思了媒介技术变革下人与技术如何影响互动，德克霍夫始终敢于预测媒介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影响。
关于文化肌肤和触觉的智能传播技术隐喻，德克霍夫解释了如今虚拟现实、元宇宙、脑电接口等智能场景如何延伸人类感知系统的媒介意义。技术充当文化的皮肤，实现虚拟现实的触觉回归，再次外化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如今智能化移动设备无所不知，媒介技术正如其所言，正在不断改造人们的心智现实，它犹如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肌肤，提供全新的心理认知和身体交互。媒介技术既然作为人类的皮肤，那么与人的关系势必无法分割。德克霍夫透过智能技术隐喻强调，我们认识媒介技术时是不能够脱离人作为主体来讨论的，肌肤和触觉的存在就说明人的主体存在的意义。且不论人与媒介谁占了上风，从麦克卢汉的幽暗意识和德克霍夫的人与媒介意义同构观点可以窥见，人与媒介的关系是相互构建的，我们在创造它们，它们也在创造我们（胡泳，2019）。
德克霍夫的数字孪生理论从数字无意识概念演化出来，他的数字孪生体宣言为我们处理复杂的人机数字交往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数字孪生作为一种外露的数字潜意识，将我们大脑记忆的内容存储在体现人类所有能力的终端设备之中。但技术的交互融合既增强人也增强机器，人机合并成共生体，不仅仅是伙伴关系那么简单（孙玮，2022）。他批评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提醒在人机交往过程都要对虚拟助理保持时刻警惕。毕竟我们贡献出去的数据是透明的，我们的数据存在被控制的威胁。他的独创性体现在如何处理媒介技术与人类认知的关系，在人类心理认知功能整体向数字化迁移的同时，人类记忆、决策等认知能力的技术外化需要依靠伦理约束。
他的三个数字新概念为我们理解智能传播提供新范式、新思路。“连接智能”描绘出网络连接的智能进阶版本（De Kerckhove，1998：80），兼具了互联网的分布式特征和更为进化的智能。在智能互联时代，人的智慧并不是私有物而是一种共享资源，注重的不在于知识体量是否庞大，内容是否丰盈，而是寻求智慧资源共享互动的相关性。它超越传统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单个用户的能力，是凭借庞大密集的社交网络连接媒介分析知识资源的一种智能。这就意味着智能时代连接的价值体现其实是各要素协作、精密配合的产物，组织内单一个体只有通过层级关联、交互，才能够释放巨大的连接能量。如果说连接智能对于放大个人智能有意义，那么“集体智能”概念的提出则有利于群体以寻求共同的身份，展示出智能技术扩大人类互动范围以增强社会集体知识池的能力。从德克霍夫的角度看，连接智能作为集体智能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实时体验协作项目时将智慧相乘的实践。集体智能将社会集体智慧放大，让生活在智能社会的人们体验到智能连接所带来的愉快，形成一种新的认知体验（De Kerckhove & Levy，1998）。同样，德克霍夫发挥其智能隐喻的联想力，以模仿生理神经元和认知组织的“人脑框架”，实现智能社会的连接智能与集体智慧的功能隐喻，在智能时代再次印证媒介技术作为人思想的一种延伸。当然，他同样关注智能社会的黑暗面，他所强调的“数字无意识”为智能社会如何走向成熟给出了提醒，提醒我们警惕技术运作逻辑中的智能黑箱操作和数据滥用，并且有创见地给出一套透明伦理应对体系，呼吁社会具有更高的意识找出真正符合道德的解决方案。
尽管其学术影响力和媒介哲学思想长期被麦克卢汉的光环所遮蔽，但德克霍夫的跨学科视野和网络洞察能力超越了早期多伦多学派的研究内容和领域，在麦克卢汉止步的地方继续出发，并将其思想向前推演到数网时代（殷晓蓉，2003）。德克霍夫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他不断探求电子媒介科技与人类社会意识主体如何互相形塑，思考媒介技术通过何种形式对人的心智进行模拟和扩展延伸，以深刻洞察媒介、身体感知和大脑理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当代科技文化环境为研究框架，倡导人们聚焦由身体与媒介科技共建的感官体验生活。与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思维风格不同，德克霍夫深刻把握新媒介发展“以人为本”的实质，注重人对网络技术的反控制能力（杨颖，2011），关注于虚拟现实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媒介新体验（陆道夫，2004），主动在媒介实践中创造智能传播的新理论、新概念。这些思考大多基于技术前沿实验和开发实践的所感所想形成，理论更扎根于科学实践本身。作为麦氏嫡系继承人，德克霍夫深入研究媒介技术的力量如何重构人的心脑意识，在智能传播环境中探索人、社会与媒介的新关系，实现了麦克卢汉媒介哲学理论发展的补充甚至超越。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