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的现象学(下)

  在现代的大都市,脸孔无处不在。广告海报、杂志封面、CD封面、电视画面……甚至称得上泛滥成灾。明星、歌手、运动员、新闻主播、政治家、通缉犯……各形各色的脸,脸,脸。但是,这些肖像或画像真的只代表一副面孔吗?还是代表某种符号或某种意义?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最流行的脸,好比当年的“酱油脸”和“酱汁脸”,“脸的塑造方法”(化妆的流行趋势)也一年一个样。正因如此,不熟悉偶像的人才会觉得每个偶像都长得差不多。

  脸的确代表一个人的形象。然而,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不会产生任何关系。换言之,两者之间只有看与被看的单向联系,绝不会产生互动。观看者接触到被观看者的视线而惊慌失措——这种磁力般的双向关系并不存在,两者之间只有偷看的关系。

  无法与他人产生关系的脸可说是缺乏脸的本质特性。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脸,只有别人才可以,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面部变化想象自己的脸。也就是说,自己的脸必须借助他人的脸才能得到确认,反之亦然。因此从本质上看,脸必然存在于关系之中,绝不可能独立存在。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现在愈发关注的“脸”,并非是“作为符号的脸”,而是渴望看到迷失在大量符号脸中的真正的脸,它不能转化成图像、形象符号等静物,也不能被还原为某一类型。换句话说,人们渴望的是面对面时能让自己慌张的脸,是能从背后逼近的、作为个体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作为质感现象的脸

  大家不妨回想自己看到某张面孔时的感受:一旦视线相交一定会慌乱,无法继续直视对方。不知道该看哪里,只能下意识地迅速移开视线。越是想看对方,视线越是往后缩。但对方的眼睛又会吸引你的视线,让人无力抵抗。脸有骇人的气势。别说是踏绘,就连掉在地上的杂志,我们都不敢随便踩在封面上。给熟人的照片涂鸦也并不容易。因为脸就意味着他人的存在本身,看到脸的感受正如他人就在身边。

  然而生活中这种感受已经愈发难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无数陌生的脸与画像。酒店的门童、百货店的导购小姐……这些符号般的面孔从早到晚会瞥到无数次。真正意义上看到别人的脸的次数,反而格外稀少了。

  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不断增加,BP机与手机广泛流行。这些趋势背后,也许就有人们对符号面孔的腻烦,和多次捕捉脸的现场感与质感的渴望。也许这些趋势都是上述渴望引发的吧。我总觉得,人际关系的某种状态已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完全脱离。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人皆有偷窥癖的世界,是一个孤绝到能把人冻僵的世界。

  说起他人的存在感,我就会想起“背后的视线”。小朋友第一天上幼儿园,老师会带着大家到大礼堂的正中央集合。大多数孩子都不时回头张望,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只有感觉到母亲落在背后的视线,才能勉强迈出前进的步子。作为质感现象的脸的神奇之处,恐怕正是这眼神的力量。以前有个词叫“面差し”,是“面庞”的意思。对面庞的渴望,或对细腻感性的追求,正逐渐充斥四周。

  长久以来,摄影师荒木经惟与山内道雄一直致力于拍出这种渴望。如今,长岛有里枝、中野爱子等年轻女性摄影师也开始拍摄这类题材。荒木经惟在一九七六年说过,他不是站在城外拍摄城中的脸,而是在触摸城市的同时拍摄。

  那果然不能说是肉搏战。用望远镜头时,对方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拍了。唉呀,那岂不成了偷拍。你是共犯啊,望远君。还是得在肉体可以碰触的距离内按下快门,否则就没有手感,更准确地说是没有Punch de Date里那样的触感和观感。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内拍下的面孔,才是脸的摄影,是面对面的拍摄。

  写东西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关于面孔的文字往往很抽象,或是拖泥带水。很可能是因为面孔成了想象与思考的对象,缺少了逼近面前时的猜测。如果写的不是某张特定的脸,就和没写没有区别。单看这一点,本节开头引用的和辻哲郎的评价还是极其正确的。

  多点时间,多点虚构

  危险而关键的开口

  西方人管化妆叫“cosmetic”,拼法和“cosmique(宇宙的)”很像。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词都是“cosmos(宇宙、秩序)”的衍生品。

  如今,人们将化妆视作一种社会修养、一种自我形象的微调或引诱异性的手段。但是在过去(以及现代的若干种文化中),化妆是把握肉眼不可见的东西的感官技法,蕴含向超越肉眼可见的、超自然的存在祈祷的含义。总而言之,人们试图通过身体表面的种种装饰,切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化妆行为本身也隐含这种意义。现在人们化妆时涂抹关注的重点或佩戴饰品的部位几乎都是感觉器官,好比眼睛、耳朵、嘴唇与指尖。用墨粉、胭脂、矿石、金属与彩漆装饰感觉器官周边的习惯,十有八九源自人类远古时代的记忆。毕竟化妆原本是为了以充沛的能量从根本上接纳宇宙而进行的尝试。

  顺便一提,除了触觉,人类的主要感觉器官都集中在身体的开孔部位,比如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特别敏感的部位,以及会产生高强度快感或性兴奋的部位,都集中在嘴唇、舌头、鼻尖、性器官、肛门等洞口。有开口就有危险。因为这些开口联通身体内外,危险的东西会通过开口流入体内,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则会由此流失。

  正因为身体的开口如此危险而关键,我们才会用各种意义去填充,甚至过度填充。餐桌礼仪和幼儿时期的如厕练习严格限制了开口的使用方法。掌管生命(营养的摄入与排泄)与生产(生殖)的部分都集中于面部、性器官和排泄器官,嘴唇、鼻子与眼睛的形状和性器官、排泄器官不无相似,有不少画家在两者的类比关系上做过文章。禁忌集中在开口处,饮食禁忌、性禁忌……对“露出来还是遮起来”等问题的关注,一般也集中在这些地方。蒙面、化妆、遮盖性器官的材料……总之人体的开口部位都不能疏忽怠慢。

  然而,现代化妆术已经几乎丧失了宇宙的含义,成了微调人际关系的手段,只为改善自身形象服务。曾几何时,化妆有改变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意义,还有戏剧性变身的意义。可是这两种意义到现代都丧失殆尽。有人对这一现象做出如下点评:

  通过面具与舞蹈的双重咒术,真正变身为超越凡人的存在——二十世纪的人没有如此天真或疯狂的念头,却时刻怀揣“想要摆脱自己”“想要变成不同于自己的人”之类的愿望。

  同质化与平稳化的技法

  为什么人如此热衷于操控、调整自我形象呢?

  因为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日渐趋同,人无法再只凭借民族、阶级、职业或年龄等某个单一维度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我是谁”的依据与故事)。子承父业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因为“我是谁”的答案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就在眼前。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逐渐涌入城市。个人不得不自行框定“我是谁”,身份意识的铠甲也越来越有必要。于是,我们开始为自己的身份而烦恼,甚至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靠自己来证明与别人的不同。个体的存在全赖于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差异。“个性”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没有了出身的差别(曾几何时,衣服与发型就代表一个人所属的阶级或民族),彼此却有了差异——几乎人人相同,只在细节上有微妙的差别。这类个体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城市,西装领带堪称城市的绝佳象征。远看整齐划一,凑近了才发现颜色、花纹都有细微的差异。发型与妆容也是如此。化妆品也会随着服饰的流行整体变化。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与其说化妆是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技法,不如说它是演绎另一种自我形象的手段。化妆发展成一种美颜术,专门用来打造所谓的“素颜”,使人假装天生就这么美。妆容的模板通过时尚杂志、电视之类的媒体提供给大家,导致所有人都用同样的化妆品与化妆方法构建自己的形象。于是,本该从本质上让个体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化妆反而导致了同质化与平稳化。脸孔就这样成了另一种制服。

  为了与他人不同,我们被愈发深入地纳入流行之中,每个人的脸都逐渐变得同样漂亮、嫩滑。医学研究员米歇尔·乔曾就脸孔的流行做出过颇为讽刺的点评:“为什么说上了妆的脸是透明的?因为它只能展示直接的表面。拥有‘水嫩光滑的皮肤’,只与皮肤有关,和其他方面都无关。”

  积累时间沉淀的脸

  化妆变成了演绎、微调自身社会形象的手段。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拾回它宇宙层面的意义?真正的变身,是不是只可能出现在狂欢节、假面舞会、Cosplay大赛这样的场合呢?

  可以说,化妆是在改变人的面孔。然而这是站在看到妆容的人的角度说的,化妆者无法直接确认自己的样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人绝不可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脸。也就是说,化妆者真的不过是在和自己想象中的形象嬉戏,我们永远都在模仿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年轻这一固有观念也是想象的产物。十九世纪诗人波德莱尔就此做过一段非常犀利的点评:

  在脸上涂脂抹粉不应该用于模仿美的自然和与青春争高低这种庸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再说,人们已经注意到,打扮并不能美化丑陋,而只能为美所用。谁还敢赋予艺术模仿自然这种没有结果的功能?化妆无须隐藏,无须设法不让人猜出。相反,它可以炫耀,如果不能做作,至少可以带着某种天真。

  为了显得年轻化妆,反而会让人心变老。这样做是在生产力的层面定义人的存在,由此提醒人们自己在生产力层面实际上是持续退化的。人们当然要想方设法地摆脱这种局面,这也正是化妆存在的意义。

  可是,一张美丽的脸难道不是时间充分沉淀酝酿而成的吗?真正的美不是通过某种“防腐加工”提前抹去了时间的痕迹,而应该饱含于时间的挣扎与伤痕中。不是吗?

  美何等残酷,它只会让美的东西变得更美。少女应该是最不需要化妆的,可她们其实才最值得化妆。从审美的角度看,怕是没什么再能够超越少女的妆容。

  问题在于,美与女性魅力是两码事。若单看女性魅力,少女反而会沦为最缺乏光彩、魅惑与情趣的人群。少女的美是具足的,必然会缺失以动摇、羞涩、哀伤、达观、妖娆等二元对立或矛盾为前提的光彩、魅惑与情趣。换言之,少女身上缺乏包容无数层次与褶皱的时间,缺乏突然将其存在反转的虚构。

  当下,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深藏时间与虚构的妆容。同样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男性朋友。

  看不见的时尚

  衣服是皮肤,皮肤是衣服

  常有人说,时尚就像时代的空气。我觉得这个比喻相当精妙。然而,如果时尚真的像空气,就意味着它是肉眼看不见的。身体的运动性也是肉眼不可见的,是舞蹈赋予了它肉眼可见的形态。同理,时尚兴许也是让感觉的域值、感性的回路等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可见的手段。

  还有一句老生常谈: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不过大多数人只把它看成一种比喻。我想效仿精神分析学家E.莱蒙恩-卢奇奥尼,把这句话改成“衣服是可以穿脱的皮肤”。我还认为,如果衣服等同于皮肤,那么反过来说,皮肤等同于衣服也是成立的。因为我们无法完完整整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只能感知到零星的碎片。在想象层面将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觉形象拼合成一个整体,才真正拥有完整的身体。这其中的关键是拼合。

  如果拼合而成的自我形象是我们身披的第一层衣服,那衣服就不再能包裹我们了,说它是存在的接口、合页似乎更合适。更直截了当些,衣服其实是身体的第一属性。将身体形象看作身披的第一层衣服,像撕扯布料一样撕开、抓破皮肤,在上面描画、涂抹颜料、埋入异物等行为才有比编织纤维更悠久的历史。所以皮肤中其实有接缝,也有纽扣。缝住女性生殖器(阴唇)的习俗,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现代也有人特意用安全别针固定自己的阴唇。在这些人眼中,这种行为与在耳垂、鼻子、嘴唇、乳头等部位穿孔没有区别。

  芹泽俊介在一篇报载文章中引用过一名男子的感言:“每穿一个(耳)洞,都有一部分‘自我’脱离身体,感觉身体越来越轻盈了。”芹泽随后补充道:“值得关注的是,人们通过不断对自己的身体施压获取‘自我脱落’的感觉。这是一场与自己的交易,交易者主动送上某种无偿的(物理)负荷(甚至可以将这种负荷称为施加给自己的小暴力),换取精神层面的报偿。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与宗教很像,只是缺少一个组建的契机罢了。”

  在E. 莱蒙恩-卢奇奥尼描绘的医院景象中,也能找到与上述行为相近的举动。

  精神病院的疯子经常乱穿衣服,而且都不把衣服好好固定在自己身上。成人帽或童帽是斜着戴的,上衣是耷拉着的,裙子系歪,鞋子更是左右颠倒,纽扣也不会扣好——无论是衣服的纽扣,还是皮肤的纽扣。光是乱穿衣服,患者还不过瘾,他们连自己的皮肤都不放过。抓、剥、撕……想尽量脱得干净些。

  通过折磨、约束身体获得救赎。正是因为皮肤(衣服)就是自我,这种感觉才如此明确。

  我们很可能在戏弄身体形象的时候,打了一个关于“我是谁”的赌。借用罗兰·巴特的说法,这正是一场赌上身份的游戏。

  起筛选作用的薄膜

  既然人这么重视皮肤,为什么又要对皮肤百般折磨呢?因为皮肤是感知世界的装置,关于“我是谁”的信息会通过皮肤传输。

  皮肤不是自我的围栏或遮盖物,也与胎盘之类的人体部件不同,因为它不是隔离主体的膜。皮肤这层薄膜会对通过它的信息进行筛选,筛选机制会改变通过皮肤的物质的形态,将精神性的转变成物理性的,与性别无关的转变成与性别有关的。如变压器般将细微的信息增强,转化成肉眼可见的形态。我们的自我恐怕就存在于这种转换意识之中。

  港千寻在《会思考的皮肤》一书中提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精神病疗法:用湿布裹住患者全身,形成“体膜”。据说以伤害皮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破坏冲动会在自身形象出现破损时发生,体膜疗法的关键就在于用湿布包裹、整合分裂的身体,让患者拾回完整的身体形象。治疗时,护士全程陪在患者身边,隔着湿布为患者按摩。布就是这个环节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还原了完整而统一的身体形象,还开拓了患者与外界的接触面。患者的身体形象在温度变化中(脱衣、湿敷、出汗等)受到各种刺激,包裹体表的水温会随着患者的体温与护士按摩变化。变化中,患者唯一的表达渠道就是语言。深层次的沟通,将在语言表达与皮肤触觉之间诞生。据说治疗期间有些护士会因过分的情绪波动,不得不暂时离开治疗室平复心情。皮肤的感觉并非产生于身体内外的分界线上,而在于自己与他人之间。从这个角度看,体膜不仅带来了整体图示,更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通过衣服而非体膜产生的深层次沟通,在褒义语境下就是人们口中的时尚。一旦拥有衣服这种皮肤的复制品,皮肤就会被当作衣服里面的实质,意识也会相应转移到皮肤之外。于是,将衣服视作媒体的现代人也许会将物理层面的皮肤等同于媒介内部(而非衣服里面)的东西。反之,在现代社会,作为交流媒介的身体(即意识属性的皮肤)也已被从肉体内部抽离,散落在城市之中。意识属性的皮肤已然脱离了肉体,通过媒体直接接触各种各样的影像、音响,甚至信息。现代狩猎民族的皮肤正奔走于媒体的回路中。现代的时尚,则往往意指构建回路的方法。

  这种落差恐怕会将皮肤的感知再次拉近到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好比当衣服的视觉化与符号化走到某个极端,触觉式的契机就一定会卷土重来(布料的触感、手机震动、塑料的轻飘感……关于这些事例的分析,详见第一章“质感”一节)。

  雕塑式和触觉式的衣服

  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也把衣服看作皮肤的延伸。他认为衣服在六十年代迎来转折点,放弃了偏重视觉的倾向,开始偏重雕塑式和触觉式(这一点也在第一章“质感”一节提到过)。

  进入七十年代,日本的民俗学家提出一种观点:所有感觉(包括被压抑的感觉)被翻译成视觉与听觉,尤其是视觉的文明正在逐渐反刍。

  西美尔与今和次郎等学者之所以执著于看似事物表层的东西,热衷于对它们进行诠释,恐怕因为学者们所处的社会正朝着不可思议的方向发展。文明的方向是其中一个侧面——以视觉为中心的文明一旦迅猛发展,对其他感觉的压抑就会升级;那些长期受到压抑的感觉会在历史的嘲讽中,在某个时刻同时要求反刍,换句话说就是针对视觉的叛乱。比如将触觉视觉化,以突出素材的质感……在这样的社会中,感受、表层的东西反而会被视为更深层次的体现。因为原本沉在重重黑暗中的东西反弹时,不会在理念的体系中浮出水面,而会选择感觉的表层。

  看得见的人总归会看见。

  正因为时尚位于最表层,才最容易被人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如今的时尚正在将身体性(漂流在媒体中的,与能从媒体外部隐约触摸到的)聚集到一起,朝愈发难以被视觉发现的方向发展。

  身体、气味与记忆

  “我”拖着的气味

  人体的绝大部分是水,好似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耳漏、鼻涕、怎么咽也咽不完的口水、全身上下冒出的汗水、身体开口处渗出的黏液、每隔数小时就把下腹部撑得鼓鼓囊囊的尿液……光是看看这几项,就会对人体的确是一包水有更直观的认识。在身体更深处,还有内分泌等各种液体,借助化学物质发挥着生命中枢润滑剂的作用。

  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接触到空气中的各种灰尘与细菌,会刺激鼻腔。水分被人体吸收,再渗透到人体的边边角角,包括每一条汗腺、脑室与膀胱,最终被排出体外。体味,就是一个人的气味,就这样产生,也许说成“一具身体的气味”更准确。在旁人看来,体味就是这个人的味道。但对这个人本身来说,体味不过是身体散发出的气味,是自我的附属品,而非自我本身。在自我与身体的错位中,气味的游戏拉开帷幕。

  某个人的气味——束腰与缠足是两种近乎残忍的衣着习俗,与打造日式盆栽异曲同工。提起它们,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扭曲上;但还有学者认为,气味才是这两种习俗的关键。洞房花烛之夜,新郎把脸颊与鼻孔贴在新娘闷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肌肤上,抚摸她浮肿的肌肤,沉醉在刺鼻的气味中,享受他的特权。

  身体的气味——怎么能让这种气味代表我的形象?于是人们开始疯狂地控制自己的体味。喷洒大量香水,用除臭产品去除体味……换言之,人们想用一层不透气的透明薄膜把身体裹起来。体味跟皱纹一样,是时间在每个人身上的痕迹与沉淀,也成了人们试图抹去的东西。抹去它们的人将拥有同样均匀的肌肤,一如陈列在超市货架上的蔬菜。自我则成为比身体更隐秘的存在,这是何等的讽刺。

  在我看来,真正喜爱香水的男人其实很少。厌烦附在身上的香水味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恐怕是在不同地方闻到同一种味道时的失望。他们会因轻轻拭去汗水的时候,留在手帕上的气味不是自己独有的而灰心丧气。这种情况下,香水味不是无可替代的记忆,只能确认自己属于某一。于是香水的气味让他们大失所望,兴致全无……更有魅力地演绎自己的体味和穿衣服、化妆意义相同,可若是反过来“被衣服穿”,就太本末倒置了。把自己的真实面貌撵到十万八千里外,也未免太可悲。依我看,比起渗不进身体、无法与体味完美融合的香水,鲜花野草的刺激性气味反而更性感一些。

  记忆与忘却间的感受

  同样的道理大概也适用于城市的气味。饭田善国在《颤抖的空间》中写道,他被纽约路面喷出的水蒸气呛到时,忽然想起野兽的内脏。“走下通往地铁站的台阶时,我的鼻子捕捉到铁锈的气味。氧化铁的味道寂寞而温柔,却又特别刺激,仿佛能穿透骨骼。我不由得想:啊……这就是纽约的气味,啊……这就是纽约的气味。”转瞬间,想象的火焰猛烈蔓延。“巴黎是发霉的味道。罗马是太阳的味道。维也纳是经期女人的味道。柏林是水的味道。伦敦是煤的味道……”

  初次踏入异国他乡,我们的眼睛看到陌生的街景,耳朵充斥着陌生的语言,鼻腔被飘荡在空气中未知的香味或臭味填满。这时我们便会感到:“啊,我来到了远方……”但要不了多久,食材、水与空气就会由内而外地给我们染上这一方土地的色彩。每天享用加足了调味剂与香料的肉、菜和气味浓郁的奶酪等奶制品,任它们的味道渗入指尖,再配上馥郁的葡萄酒,抽上几根香烟……渐渐地,身体的味道就会与城市的味道相融。在旅行的地方用餐时,光吃美味佳肴毫无意义,得连吃带闻才行。人压根就不可能在闭着鼻孔的状态下美美地吃一顿,不是吗?

  每一方土地都有它独特的气味。其实时间中也潜藏着气味。不,应该说气味飘荡在记忆与忘却之间。众所周知,气味会随着习惯消失。嗅觉会迅速习惯某种气味,变得麻木。特殊的气味只能作为现有气味的不和谐音被我们感知。从某种角度看,这也算是一种欲望的寓言吧。既然气味是我们感知到的不和谐因子,只能以瞬息的感觉记忆留在脑海中,就意味着它永远只能以回忆的形式再现。如果我们消费的是这样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那就再没有比演绎气味更奢侈的消费行为了。气味,一定是记忆的顶级装饰。

  哲学家九鬼周造表示,他曾一度被香水的魅力折服,偷偷在背心内侧喷一点女用香水。关于那些能将我们带往“记忆之前的记忆”的气味,他留下这样一段美丽的文字:

  今天,一切皆已沉入过去。而我有了一个新爱好:在书房的窗口,用鼻子感受秋日清冷阳光下飘香的院中桂花。一个人闻,仔仔细细地闻。这样,我就会被花香带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带到“可能”还停留在“可能”的地方。

  身上有洞

  感觉神经聚集的特异之处

  身上的孔洞是非常奇妙的装置,比凹陷、褶皱神秘得多,仿佛黑洞一般,可以吸收所有的解释与修辞。

  除了触觉,人体的主要感觉器官都集中在身体的开口处。看、听、闻、尝——眼、耳、鼻、口,以及指尖感觉神经的末梢都集中在这些部位。

  正因如此,这些地方就是能产生强烈快感与亢奋的部位。口唇、性器官、肛门。

  与此同时,开口处也非常危险。呼吸、营养摄入、排泄……维持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物质通过这些孔洞进进出出。对人体来说极为危险的物质有时会从这里流入体内,而体内的重要物质也会通过它们流失。

  从这个角度看,身体的开口处堪称人体存在的特异之处。然而,它们都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除了男性的尿道口,人类无法直接看到自己身上的其他孔洞。即使算上肚脐,它也是被封闭的。

  于是人们将想象力集中在这些地方,赋予它们形形色色的含义,围绕它们展开无数的想象。

  围绕着面孔的现象,围绕着肉体的观念,围绕着身体部位的表象。抑或是作为形象器官以及物质存在的身体。甚至可以说,与身体有关的种种观念与表象似乎都是在想象力煽动下产生的晕眩所致。

  孔洞不仅带来观念与表象。对身体的物理性介入,也就是针对具体部位的加工与改造,尤其是涂饰、遮蔽等行为都是在上述孔洞周围进行的。眼线、眼影、口红、耳钉与耳环……还有对性器官与肛门的强制遮挡。有学者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吓跑试图从孔洞入侵人体的恶灵或瘟神。也有人觉得,上述行为与人类想要更深刻地感受宇宙、更开放地接纳宇宙等欲望有关。

  “紫罗兰用它那优雅的眼睛凝望蓝天,直到眼中之物染上自己的色彩。”这句话出自雪莱。

  “没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不可能看到美丽的东西。要让美丽的色彩汇入瞳孔,眼睛的虹膜也必须足够美丽。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岂能真正看到蓝天?没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又岂能远眺夜空?”加斯东·巴什拉这样说。

  肮脏感与孔洞

  有人要一刻不停地吐口水,否则就觉得体液不断污染身体,甚至产生被体液瓦解的错觉。有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排便,他们觉得将大便排出体外就等于流失了一部分自我。还有人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深感幻灭,认定自己的身体是令人厌恶的玩意儿。

  “灵魂和尿液在厕所里一起冲走了。上完厕所之后,人就跟丢了魂一样,成了一具空壳。”“我感到骨头是铁做的。(骨头跟骨头)不断摩擦,会磨出洞来。还感到有普通的蛇或蝮蛇钻进子宫,自己内脏的位置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长井真理在《内省的结构》一书中引用的病例描述。

  干净与肮脏的感觉也和身体的孔洞密切相关。粪尿、鼻涕、唾液、痰、脓、血与精液——人特别避讳身体内部的排泄物、分泌物进出孔洞的情景。屎蛋子、鼻涕虫、口水怪都是骂人的话。

  “我可以怀着热烈的爱饮下他的眼泪,却为什么无法吞掉他鼻尖上挂着的水滴呢?”让·热内向世人提问。不洁感的想象从某种身体状态扩张为存在本身,催生出秩序与源于秩序的剔除、歧视、隔离等现象。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指出,不净或污物,就是某种体系得以维持所不能容纳的事物。

  回避危险游戏的游戏

  既然出入孔洞的东西是不可碰触的禁忌,孔洞本身自然需要时刻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孔洞被遮住,它们反而得以被重新塑造并作为阐明真理的依据。

  看到别人的性器官,是高中生蠢蠢欲动的梦想;知晓推理小说的结局,是读者的欲望;触及终极真理,则是哲学家的渴求。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指出,这三种欲望的形态其实完全相同。当人们可以通过早已设定好的路径得到想要的结局或想揭开的真理,而这种结局或真理恰好时刻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悬念),快感才得以成立。明知道早晚要打上终止符,这一刻却迟迟未能来临,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真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永远将现在定义为层层薄纱揭开的中间节点,从而遮盖薄纱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的事实。关键在于藏起人生的无根无据,换句话说,就是把人生包装成一个悬疑故事。

  “人在裂口、断层、伤口与孔洞的周围,时而做梦,时而思考。”吉尔伯特·拉斯考特如是说。流行就是和这种梦嬉戏的另一个梦境。上了妆的嘴唇已不再是将万物吞入空洞深处的人体开口。化妆将它变成某种封闭的东西(符号),与饰品无异。口红成了接受阳具性交换价值的标志,成了充血勃起的性感双唇。“有了红唇,女性才成为真正的女人,男性的欲望会紧紧缠住她的形象本身。”这句话出自让·波德里亚。在他看来,这个流行的游戏中,身体的虚拟切断(即用线划分身体的行为)能将身体变为幻觉,变为欲望的对象。

  项链、戒指、长手套、勒住手腕的手链、缠在脚踝上的脚链、肌肤若隐若现的袖口、领口和裙角……没错,衣服的开口,会取代身体的裂口、断层、伤口与孔洞。还有能展现肌肤的透视布、用犀利的线条将身体表面划分成若干区域的黑色胸衣、吊袜带与丝袜、使肌肤时隐时现的开衩裙……它们不断逼近被视为禁忌的身体秘密,不断深入符号的逻辑体系,制造出侵犯身体的假象,来避免真正的侵犯。

  换个比较讽刺的说法就是:流行是为了避免真正危险的游戏而上演的相对安全的符号游戏。

  名为内衣的装置

  人的边界开始动摇

  内衣是我们最先穿上和最后脱掉的衣服。它潜藏在外衣下面,紧贴着身体,却不属于身体。或者说,内衣无法明确归类为“我”或“非我”。再或者说,内衣既能归入“我”,又能归入“非我”。

  想必大家都熟悉“边界”这个词。所谓边界,就是区分一件物质与其他物质的分界线,是它们彼此接触的界面,也是一个东西不再是其本身的起点。

  身体与外界的边界充满能量,其他领域的边界也不例外。好比水边,就是植物生命力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用混凝土加固水边防范灾害,就等于在压制自然的生命力。另外,边界也充满了危险,郊外、城边、国境这些场所永远与危险相伴。

  那自己与其他东西的边界,身体与外界的边界——也就是自我的边界呢?首先是皮肤;其次是分布于身体各处的孔洞,也就是开口;再次是身体末梢,好比手指、脚趾的末端与发梢。

  上述边界都有过度敏感的倾向。鸡皮疙瘩、荨麻疹、湿疹……自我与外界的冲突与矛盾,往往会在皮肤上体现。人体的开口处就更不用说了,口唇和排泄器官都要经受格外严格的文化审查(干净或肮脏等感觉反馈),迫使我们不得不过分关注这些部位。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在嘴巴、耳朵、眼睛等面部开口处佩戴装饰,并用布遮盖排泄器官,都与边界的过度敏感密切相关。审视一个人的全身,紧贴身体的内衣与指尖、头发一样,都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迷恋,这一事实耐人寻味,不过这里我们不去分析其中的缘由。

  再梳理一遍:边界是一种物质与另一种物质的分界,人最重要的边界当然是皮肤。而当皮肤套上“第二层皮肤”(衣服)的时候,人的边界就开始动摇。

  自我的内部,自我的外皮

  衣服显然有正反两面。一般来说衣服的正面是露在外面的那一面。它光鲜笔挺,印有各种各样的花纹与图案。至于反面,当然就是接触身体的那一面。衣服的正面也会成为自我的表面。不妨想象一下:要是有人把手伸进你的衣服里,你会有什么感受?肯定很不愉快吧?问题不仅在于过分亲密或没礼貌,而是这一行为伴随着某种生理层面的危险,让人无法承受,必定会下意识地去阻挡。因为衣服的内部就是自我的内部,本该极为隐秘。在这种情况下,内衣也属于自我的内部。所以要是有人把手伸进你的外衣衣领,或看到你只穿着内衣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内部遭到了侵犯。

  然而,即便是独自在室内放松休息,我们也会象征性地穿上内衣,以防万一。如此一来,就算有人突然闯进屋子,最本质的部分也不至于暴露。这时,内衣是自我的最后一层遮盖,换句话说就是自我的表皮。于是,衣服的反面成了身体最先接触到的外物表面。如果将身体定义为自我的表面,那么衣服与身体接触的那一面就成了正面。归纳如下:衣服是我们最先接触到的外物,也是离身体最近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直接感受着衣服光滑、柔顺、粗糙等质感。

  综上所述,衣服有时是自我的一部分,有时却是离自我最近的环境。内衣时而属于自我,时而又变成环境的一部分,上述转变在内衣上体现得最为生动鲜活。

  自我与外界的边界在动摇

  近来,日本喜欢用外来语“inner”指代内衣。内衣与外衣相对应,“inner”也便对应于“outer”。内衣之所以叫“内”衣,当然是因为它穿在其他衣服内里。“inner”中的“in”,也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内外、上下与表里的区别其实是相对的。换一种标准,“下”就可能变成“上”,“内”也可能变成“外”。标准因时代、文化等因素而变,有时幅度还非常之大。比方说“怎样的身体状态是‘赤裸’?”“把什么定义为‘表’或‘上’,又把什么定义为‘里’或‘下’?”“身体的哪些部分可以公然示人,哪些部分必须小心遮盖?”……对这些问题的解释都因时代与文化而异。内衣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

  与其说内衣是自我和非我的分界,倒不如说它是两者交汇的媒介。如此看来,内衣的概念其实也非常暧昧模糊。既属于自我,又属于非我。既是自我的内部,又是自我的外部。内衣既是最里侧的衣服,又是最外侧的衣服。它组成了衣服最深处的部分,旁人看不到它;它同时也组成了离身体最近的部分,吸饱了身体的气味与汗水。于是,我们就这样彷徨在皮肤与衣服之间。

  自我与外界的边界,亦在皮肤与衣服之间动摇。这方不足一厘米宽的缝隙有时属于我们,有时不属于,相当善变。而他人的欲望与好色的视线永远奔驰在这一地带。罗兰·巴特说过:全身最性感的部位,恐怕就是衣服的开口处。

  从让别人看的东西到皮肤感觉

  人的欲望总会被不确定的、暧昧的东西吸引,所以世上才会有“欲望的暧昧对象”这种说法。人对衣服的欲望自然也会指向最暧昧的内衣,因为它既位于自我内部,又紧贴身体。衣服会在身体表面形成层层叠叠的皱褶,从中创造出身体的另一种感触与形态,并通过这种创造大规模复制它的符号意义与作用。而内衣作为一种不可见(不能被看见)的东西,会进一步丰富或扭曲其可视层面的意义。内衣不仅拥有不可见的属性,还直接紧贴皮肤,奇妙地影响昏暗环境中的身体感受。内衣材料的质感与情感、官能的深刻关系就在于此。

  明明穿在身上却看不到的衣服,或不能被看到的衣服……这样看来,人们为什么要发明名为“内衣”的东西呢?为什么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呢?内衣究竟反映着怎样的自我意识?

  我们在内衣所属的暧昧领域书写了各种各样的欲望符号,注入形形色色的神秘气息。这正是为了提升欲望,让内衣下面的身体更加诱人。达到这个目的最常用的手段,是设置悬念。比如露出一点点肌肤,却在关键时刻禁止视线继续往前,吊足观者的胃口,激活观者的欲望。隔一层若隐若现的薄纱,或在抵达最后一部分之前设置好几层衬裙做“幕布”,提高观者的期待。十七世纪的法国人就给这层幕布起了“端庄的女人”“水性杨花的女人”等代号。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人们能透过端庄的女人的裂缝,看到水性杨花的女人。轻轻提起神秘的女人,她的脚踝就展露无遗了。”男女之间的诱惑,总能在衣服与肌肤之间发挥最好的效果。后来,内衣甚至发展成了诱惑的剧场,这一段历史应该不需要我解说了。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女性妖艳的诈术被后人极为精密地传承下来,至今能在内衣商店觅得影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黑色或有装饰的吊袜带。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当年最典型的诱惑道具“黑色三件套”,放在今天也不过是单纯的玩具,只为演绎复古的欲望故事服务,让沉迷于欲望故事的男人手忙脚乱。如今的女性已经抛开了作为男性关注对象的身份,内衣也从让别人看的东西逐渐转变成一种感觉器官。人们意识的焦点从表面的视觉结构转移到穿上内衣时细微的皮肤感觉上。这说明想象力的作用模式已发生了改变,恐怕也是人们愈发关注材质与穿着感受的原因。

  高科技材质激活未知的身体感受

  内衣还会对内衣里的身体意识产生各种影响。穿上衣服后的皮肤感受,其实就是身体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布料与皮肤的接触和摩擦。这样的接触、拉扯与紧贴每时每刻都在周身发生,好似一波波涟漪。从这个角度看,穿上衣服后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的振动与喧嚷。

  近年来诞生的各种高科技材质,也提升了感受的多样性与细腻程度。现代人正在体验许多前人从未体验过的质感,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人工生产的桃皮绒超细纤维直径仅为最细的天然纤维丝的百分之一。超细纤维与它特有的纺织工艺不仅催生出全新的质感,更打造出超级轻盈的布料与前所未有的光泽。全新的质感会激活未知的身体感觉,说不定沉淀在身体深处的远古时代的记忆也会在其刺激下浮出水面。那是比现存的自我更古老的自我。这么看来,现代人的皮肤正处非常活跃的可变状态中。

  长久以来,人们赋予内衣三种功能:温柔包裹皮肤的贴身衣物、从内部调整外衣形态的打底服装、减少皮肤与外衣摩擦,降低叠穿阻力的内层衣物。现代女性的内衣时而将上述功能整合(如连体衣、紧身胸衣),时而省略其中的若干功能,甚至可能直接把它们当作外衣穿着。放眼街头巷尾,有不少把柔软的吊带衫、吊带裙穿在外面的人。还有人会在连衣裙外面披一层内搭。总而言之,内衣与外衣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了。

  从衬裙销量的锐减就能看出,内衣正不断被人们省略。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多年来专注于内衣生产、改良的大量经验知识开始深入外衣领域。真丝般的触感、弹力材质特有的伸缩性……内衣设计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想必未来的衣服将无限接近衣服本来的定义,即人的第二层皮肤。届时,内衣与运动服行业一定会严重依赖长年累积的知识与技术。

  人体模特的形象

  “初始的身体”是不存在的

  内衣与人体模特是服装文化领域的两个相对立的可能性的交点。内衣既是物品,又是符号,能以最典型的方式凸显衣服最基本的两面性。换言之,内衣存在于两种可能性的嬉戏之中。其一,是作为紧贴身体的物质,吸收有生命的身体产生的排泄物、分泌物与气味;其二,则是作为诱惑与节制的符号。同理,人体模特也存在于意义与(没有生命的)物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也就是说,它是只被固有观念赋予意义的物质,同时也是意义消失殆尽的赤裸裸的物质。在本节中,我将重点分析人体模特的这种两面性。

  探讨内衣这一物品的前提是:内衣作为一种形象,是能在想象层面加以把握的“我的身体”,也就是人穿在身上的第一件衣服。与形象层面的身体正相反的,是褪去衣服后暴露的裸体。此处的裸体不是表面饱满、毫无破绽的裸体像(裸体像其实也是形象层面的身体),而是被剥去衣服,毫不设防的、赤条条的身体,或是完全暴露出“被剥开”这个缺陷本身的、极为脆弱的身体。为什么这样的身体最容易受伤呢?因为代替皮肤的衣服被剥掉了(换句话说,最外层的皮肤已经没有了),意味着身体无法闭合——皮肤的“接缝”开线了。既然明明都是赤身裸体,为什么裸体像要更强大一些呢?因为它的表面包裹了一层名为“意义”的透明薄膜。也就是说,裸体像穿着用意义做成的衣服,封锁了自身的存在。它立足于完整,可以算作形象中的形象。就像罗兰·巴特所说,“(裸体像)已然不是颠倒错乱的了”。这样一来,褪去衣服遮盖的纯粹肉体其实和裸体像一样,都是由衣服打造的。

  所以,如果将衣服定义为人最初的身体形象,或进一步扩大到刺青等身体涂饰,将其定义为“身体的覆盖物”,世上就压根不存在没穿衣服的、初始状态的身体了。赤裸裸的、未经任何改动的身体从未存在过。脱下衣服,呈现在眼前的也是衣服刻在身上的印痕。裸体无异于衣服的底片。所以,穿着衣服的“裸体”(比如穿着走身体意识路线的迷你裙)反而更有效果。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畅想“欲盖弥彰”的手法。

  穿衣服之前的“初始的身体”压根就不存在。刺青、穿孔等方法将初始的身体赶出了我们的身体体验。也可以说,刺青与穿孔行之有效,可以消除凭空捏造的、作为纯粹根源的身体。

  面无表情的神秘与诡异

  讲完初始的身体,再来看看人体模特。乍一看,橱窗里的人体模特就跟生物学实验室的假人一样,是对初始身体的忠实复制。可是……你是否觉得它缺了点什么?

  没有覆盖物,没有个性,没有真实感,没有生命。缺乏、空白、丧失、凹陷、下沉、缺损。怎么说都行。总而言之,欠缺成了人体模特的首要特征,这是毋庸置疑的。

  人体模特不同于动画片的角色,不是将想象中的人物立体化的模拟物。它也不同于人偶,不是娇小可爱的玩物(欲望的投影对象或替代品)。更不同于蜡像,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的复制品。无论是想象层面的形象,还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它都没有任何指向。换句话说,汇聚出的形象特征在人体模特上消失了。

  拥有欠缺与消失的人体模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人体模特的脸与身体呈现出的是高度标准化的表情与姿态,以至于无法用“定式”二字形容。它的表情匮乏,以至于几乎没有表情。商店的橱窗中,人体模特在凸显服装与形体的同时将自己隐没,但它们缺乏表情的特质有时会牢牢吸引我们的视线。它们有时会使所在的空间干冷如冰窟,有时那份神秘与诡异会让人从心底发颤。究竟是为什么呢?

  廉价复制品的存在感

  长久以来,人体模特一直是时尚界的配角。它们是用于展示服装的“人体台架(body)”,绝不会成为主角。但是七十年代,三宅一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身体的工作(Body Works)”。自此之后,人们逐渐将视线转向人体模特本身。与此同时,也在制作材料方面大胆创新,钢丝、透明丙烯皮膜、塑料袋等非传统材料渐受青睐,模特的形状也冲出了“模仿人体”的阶段,最终变成一种艺术品,逐渐形成独立的领域。

  为什么人体模特能逐渐在时尚界确立其存在感?原因之一无须多言:高级成衣商品形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伴随着复制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生产出精巧的化纤布料。高级成衣便逐渐取代了当年的高级定制,成为时装作品的主流。这可以说是人体模特的崛起背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百货商场等服装销售点自然需要大量人体模特展示商品。

  受到上述变化的影响,八十年代的时尚设计师们开始在赝品特有的存在感上做文章。比如说,有些化纤材料摸起来和真丝无异。如果以天然真丝为参照物,化纤显然是赝品。然而,出色设计师的妙手能让这样的赝品本身成为拥有不同于天然材料的、有独特存在属性的装饰品,逐渐构筑起另一个精彩的空间。也就是说,设计师们对标的是以往的“真品导向”,也就是所谓的高格调、好品位等时尚审美观。他们试图把赝品和媚俗商品拥有的全新存在属性放在传统审美观的对立面上,以至于拥有统一表情、肌理和比例的身体的廉价复制品就是人体模特呈现出的真实感,这份真实竟然超过了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在我看来,设计师们的尝试与这种趋势密不可分。

  我们看到人体模特那一瞬间,最初感受到的特征是什么呢?显然是廉价的材质。这是贯穿人体模特发展史的关键词,人们起初用类似纸黏土的被压实的纸、木头或人工合成木料制作人体模特。后来有了所谓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塑料,简称“FRP”。再后来,又用上了钢丝、塑料袋、透明丙烯……总而言之,这些材料都非常便宜,人体模特还很不稳固,稍不留神就会被碰倒,各个组成部分也都可以轻松拆卸。

  由此可见,人体模特有两大形象特质,即廉价与脆弱。换句话说,它总会给人留下靠不住、少点什么的印象,或从一开始就有所缺陷的感觉。这种缺失感和丧失感与之如影随形。

  人体模特的姿势也是非常僵硬和不自然的。它们的手可以随意拆卸,卸下来一看还是空心的。某些人体模特得用棍子撑住才能保持平衡,所以左臀处留有插入支撑物的洞。瞧瞧,它们就这么容易损坏,这么缺乏表情,全部身体都暴露在外,一览无余到可怜。不仅如此,人体模特不会运动,没有意志,没有情绪与人格,身体还非常僵硬,只能任外力摆布。经过它们的时间是凝固的,不会变老……明明外表无限接近真人,可是听到“人性”一词时产生的所有联想,都无法在人体模特身上找到。

  那么,人体模特固有的存在感到底又是什么呢?

  缺乏个性(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刻板形象,或许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想要摆脱身份意识(“我”是某个人)的渴望……姑且将这一切归为无名、匿名的诱惑吧。而人体模特靠不住,甚至能诱发他人侵犯性的不设防,可以先归为它们易受攻击的脆弱。照理说,匿名与脆弱都带有消极色彩,但直觉告诉我,也许正是这两种特点形成了人体模特独具一格的魅惑。

  “活出应有的样子”的压力之洞

  我们所处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强迫人们活出自己应有的样子。也可以说,这个社会不允许个体没有明确的定位。

  长大了想做什么?结婚后想要什么样的家庭?想成为怎样的爸爸?……每个人都是听着大人们的这些问题长大的。大人与社会通过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明确自己的样子,换个说法就是身份的自我确认。是男还是女,是大人还是小孩……选择是非此即彼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施加无声的压力,言外之意,不属于任何一个选项(面目不明)才是最糟糕的。

  人必须活出应有的样子——地铁车厢的时尚杂志广告中经常能看到种种类似的明示暗示。明明不清楚自己是谁,却得活出“应有的样子”。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人人都得抓个社会意义套在身上。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名义上为孩子们的成长铺路,实际上是为了让孩子们变成社会一分子的集体洗脑。店里的服装陈列和广告宣传更是只顾着煽风点火。

  人体模特是服装陈列的一部分。但它们在组成服装陈列的同时,悄悄地在效果上打开了洞口,在被社会意义与形象依附的身体表面撕开了一些小小的裂缝。人体模特有一张不属于任何人、没有名字的脸。这张脸上表情空洞,还不曾在社会层面被限定为“自我”。

  平静却危险的人体模特

  仔细观察人体模特的脸,我们就会发现,这张脸上丝毫看不出“我必须是怎样”的社会压力(虽然这句话好像没什么用)。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模特的脸乍看诡异,看得时间长了,反而会觉得它比真人的脸更平静。

  人体模特是在时代浪潮和惯性驱使下人们对身体形成的刻板印象,却也会不时牵出我们的潜意识。它能令更本真的自我、有如地基一般默默存在的自我,像幽灵那样悄然浮现。恩索尔与基里科的画作中,由面具一般类型化处理的群众的脸和单调凹陷的脸构成的风景就凸显出这样的效果。

  除了表情,人体模特还有一大特征,即单调而均匀的质感。从头顶到脚尖完全一样。在价值判断的层面,真人的每个身体部位都各不相同,你的身上好像画着一张地势图,有着高低起伏。人体模特却不是这样,所有部位都是等同的。说得再具体些,比如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时,我们会把最主要的价值确认放在面部,换言之即认同人格集中在面部。再比如,欲望明明不储存在生殖器官的位置,我们的观念却认为欲望集中在这些地方,存在所谓的“性感带”。人穿上衣服,上述差异会在瞬间强化、扩大。仅仅是遮上一层布,就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出现在身体表面。被布遮住的部分会被认为是私密的,露出来的部分,则被认为是公开的。

  用肉眼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将不适应空间局部的意象写在身体表面这类行为,是人类最原始的恋物情结之一。人体模特则是彻底解除、剥离这种情结的、平淡无奇的。头、胸、腹、脚、膝……人体模特的每一个部位意义都相同。这一事实背后的潜台词是:不要再拘泥于所谓的意义了!恐怕这就是人体模特让人觉得无限平静的原因。它们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媒介,让我们得以想象放下“我是谁”这个念头之后的自己。

  当然,人体模特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不稳定。不具名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生活各项规范的松动瓦解,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使人体模特让人产生厌恶与不适。厌恶与平静本该是针锋相对的,却在人体模特这个载体上实现了共存。这便是人体模特诱惑力的核心。

  人体模特背后的“另一个世界”

  那么人体模特的另一个特质,易受攻击性呢?它们为什么脆弱?为什么盯上一阵子,就有攻击欲在心中滋生?

  恐怕是因为人体模特明明有与真人无比相似的外表,却没有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像对待一件物品那样随心所欲地处理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正是占有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人体模特的神秘就在于它折射出了人内心深处的占有欲。我们可以把人体模特掀翻在地,拆下它们的手臂,把它们的脸转到背后……它们不可避免地勾起我们潜藏在心底的攻击性,并促使我们去正视。它们和摆设无异,可任人处置。它们的危险性就在于会刺激我们压抑的攻击性。汉斯·贝尔默就通过制作玩偶,将上述攻击性转化成了具体的形象。

  与此同时,充满危险的人体模特还会不自觉地诱人将自己代入,由此直面自身的脆弱。于是,我们反而越来越接近人体模特了。问题在于,此时我们甚至会产生伤害自己的冲动……凝视人体模特会诱发人内心跌宕起伏的情绪波动。人体模特能诱发我们的攻击性,攻击的对象不仅包括他人,还包括我们自己,此时攻击性转化为某种自虐倾向。这就是人们在人体模特蛊惑下陷入的极为可怕的心理状态,人体模特特有的魅惑气场也在于此。

  人体模特在引诱我们屈从于潜藏心中无法自制的冲动。恋爱本质上也是这样的冲动,卷进和异性的紧张关系中,勉强改变自己。也许我们内心深处原本就有朝这一方向迈进的欲望,因此凝视人体模特时才觉得不适。不适中暗藏着诱惑,诱惑令我们失去自我掌控,被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玩弄。

  无力感与易受攻击性称得上是人的原型,而我们偏偏能在人体模特中感觉到这些特性。与人体模特一一(不是多对一)对话时品尝到的无可奈何的胸闷气滞,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人体模特将我们的视线带回更本真的自我,同时令被抹去、被抑制的可能性浮出水面,让建立在那些可能性之上的另一个世界突然出现在日常中。因此,也可以说人体模特介于社会和超越社会之间。换句话说,是位于社会的边界上。

  被设计的肉体

  被公示的身体

  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穿过左右不对称、只露一条腿的紧身衣,也穿过从头裹到脚尖的连体服。走上起跑线前,她会把自己的妆容、发型和指甲调整到最完美的状态。发令枪一响,便带起一股疾风,高举发达的双臂,以绝美的姿态冲过终点……就像一具会奔跑的完美身体,一尊美丽无双的人体模特。

  与乔伊娜同样活跃在八十年代的巨星麦当娜把让-保罗·高缇耶设计的表演服装穿在健美紧致的身上,在全球巡演的舞台上跃动。用“内衣外穿”形容那些衣服再合适不过了。放眼街头巷尾,穿着篮球短裤的年轻人成群结队,随处可见。

  到了九十年代,J联盟的球场边出现了无数在脸上涂抹油彩,身穿队服站在场边给钟爱的球队加油鼓劲的球迷。

  体育赛事就是用来看的。古希腊的格斗比赛、日本神社祭祀时举办的相扑比赛、奥运会、职业棒球比赛……全无例外。

  向公众展示的身体,从来少不了不同于日常服装的戏服。随着时代的演变,戏服逐渐转化为仪式服装,再转变为更休闲的装扮。以欧洲为例,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欧洲市民养成了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再后来,女性也加入运动爱好者的行列。运动装与日常装束自此开始相互渗透。网球、高尔夫、弓箭、马术、登山、游泳、骑行……这些运动都有了专属的服装。开衫、夹克、V领毛衣与灯笼裤起初是定位成男士休闲服装进军时尚界的,后来,灯笼裤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日常装扮,也成了女士运动装的经典。再后来就是工装裤、热裤与短裤的天下了。

  再看二三十年代的香奈儿。“她把英国绅士打网球、马球、高尔夫、驾驶帆船时优雅地穿在身上的开衫、毛呢夹克和裤子、平纹针织面料做的衣服、航海服等元素纳入了女装。一战之前的女人过的是什么都不干的日子。她们裹着厚重的布料,活在层层叠叠的花边里,每走一步都能听见布料摩擦的响声。而香奈儿打造的新式女装专为运动的女人设计,与之前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后,这样的衣服就演变成了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中性风格,并为二十世纪的女装打下基础”。

  另一位时尚女王夏帕瑞丽在巴黎出道时开的第一家店名叫“夏帕瑞丽运动服饰(Schiaparelli Pour le Sport)”,也是主打运动装。

  作为符号的身体

  运动装能使人完全脱离日常社会生活,将身体及其动作代入约定好的单纯世界,就像把音节转化为世界语一样。只有先将身体从历史条件与背景中剥离,穿在身上的装束才有可能实现大胆的抽象化。

  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衣服卸除赋予人们社会意义的背景,借此完成双重的纯粹化。首先,衣服被还原为仅由体育赛事定义的纯粹符号:制服。制服设计多为原色的排列组合,只突出队伍的代表色与运动员编号,竭尽全力照顾功能性。换言之,其材质与款式都服务于轻巧与灵便。想当年,西欧设计师邂逅日本和服后另辟蹊径,把衣服剥离身体,使轮廓更为灵活,并将能包裹大量空气的直线式剪裁纳入服装设计,用几何学形状拓展了时尚的可能性。

  从将身体还原为纯粹符号的行为不难看出,近代体育运动和科学一样发挥着市民社会的典范作用。它的潜台词是,只要遵守规则,谁都能成为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点促使体育运动朝剔除特权阶级色彩的方向发展,同时对体育运动原有的表演功能产生了影响。在保留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区别的同时,认为人是可变的,让双方的共感与交互性不断加强,强化了某种角色扮演的功能。与此同时,运动装也朝制服的功能(突出参与者的匿名与可交互性),也就是将人还原为某种属性的方向不断强化。

  制服能还原个人的单一属性,而运动装就是这一功能的符号。要探讨运动装,就必须论及它们与其他符号共同织就的系统,我会在之后的章节与诸位分享。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可互换性,会强化运动的参与性。慢跑和铁人三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同时,运动装还会进一步提炼其功能性。当然,这仅仅是针对真实的社会性身体抽象为纯粹的肉体而言。退役冠军的悲哀就在于此。脱下制服,换上市民休闲装束的那一刻,冠军们便一无所有了(要补充的是,制服的性感同样来源于将个人拘禁于单一意义、还原为单一属性这一点上)。

  作为皮肤的身体

  如前所述,近代运动的装束设计会把身体还原为纯粹的、物化的肉体。换句话说,运动装试图只从物质、形态与运动性这三个角度定义身体。尤其在运动性上,人们不断探究更轻便、阻力更小、更柔软、更贴合运动中的身体的服装材料。

  与此同时,运动装也会带来某种无形的效果。请注意,此处的“效果”不是指运动装的视觉符号效果,而是指穿在身上的东西应有的效果。穿着感没有随着材质的日益高科技化变得稀薄,一些新型材料反而越来越像人的第二层皮肤,进而带来各种各样的波纹效应。尤其是在游泳、滑雪、滑冰等领域,新材料带来的新触感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材料紧贴身体,向身体施压,作用于身体内部。首先,运动装不同于普通内衣,没有胎毛般的柔软质感。刚穿上时反而会产生某种异样的质感,就像有人把混凝土压在你的皮肤上似的。这层薄薄的覆盖物太过着重于运动功能、太薄了,不会像铠甲那样保护我们的身体,似乎很不可靠,凉凉的触感也让人惴惴不安。但是运动时它会与皮肤摩擦,汗水渗入纤维,人的体温也慢慢上升。不一会儿,衣服就与身体完美结合,与皮肤融为一体——我们的身体会配合衣服发生变化。此时的运动装好似蜉蝣的翅膀,又像蛇蜕下的皮,只轻轻悬在肌肉周围。此时的身体也比穿着花哨衣服时发挥更强大的力量,皮肤与肌肉就成了人体的覆盖物(即衣服本身)。

  拥有特殊树脂涂层的超薄运动装轻盈而富有弹性,紧紧吸附着人的皮肤。它们紧贴身体,限制皮肤呼吸,借此促使人体内部的感觉神经系统调整至新的层次。这些衣服一如有恋物色彩的时尚装扮(贴身穿的漆皮、橡胶、塑料、毛皮之类)、密闭的潜水服、太空服或各式各样的拘束衣,时而促使皮肤与内脏、温度与痛感、视觉与触觉等元素不期然的交感,时而引起分泌活化、口腔充血、肌肉轻微痉挛等现象。也就是说,运动装同样有物理性(而非化学性)的兴奋剂效应,它能作为媒介,引发心理上的人格转变。顺便一提,海尔姆特·朗发明过一种特殊的裙子,会根据布料与皮肤接触时各个部位的温差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在时尚界引发了一场热议。如今,内衣与运动装已然超越了保护膜的范畴,正朝感观表层不断进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感觉的转型,推进身体空间与服装空间的重构。

  身体的结构转换

  话说回来,将个人还原为原始属性(在衣服层面就是还原为符号)和将身体还原为物质与运动性(在衣服的层面就是还原为皮肤)是否有具体目标?如前所述,这个目标会先以打乱身体性能的形式显现出来。此处的“打乱”是对身体功能(即身体使用方法)的重构,是感觉(尤其是让视觉与听觉、视觉与触觉交叉的通感)布局的转换,更是通过加入凝缩过的速度感与跳跃感,改变身体性能的环境本身。运动性能尤为重要,因为它是通过激烈的跳跃与奔跑,将紧贴空间的身体剥离原位。可以说这是一个将身体纯化为强度与速度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在空间中不断对身体进行的重新配置。说得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人体自身在通过运动扭曲空间,改变空间的密度与相位。身体会在不断改变与空间关系的同时(如比赛中用背部感知队友的移动,用脚尖感知并分析对手的阵形),在人群中的缝隙奔驰……身体的每个角落都成了感觉器官,在运动过程中获取瞬息万变的位置信息。体育比赛就是以这样的形式重组身体,实现去中心化的模拟演习。

  不过上述过程不会在单独的身体上发生。借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说法,体育比赛其实也是身体间性的演习,多具身体紧密相连,形成互补、互换的关系,有如某种系统。身体间性下有许多肢体,根据不同时刻的配置关系发挥不同的功能。在这种状态下,每一具单独的身体都只不过是身体间性的器官。制服消除了单独身体的人称性,将其转化为组成系统的肢体,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缜密的阵形战术无异于将单一的中枢神经外在化,并对多套神经重新编组,简直是在模拟高度可塑的身体间性神经机制。在场外穿着同款制服,脸上涂抹油彩,为选手加油鼓劲的观众也会逐渐参与到选手们的身体间性中。这就是所谓的整座球场浑然一体的状态吧。身体间性不会就此停止,等待它的是进一步重组。它就像高科技机器人,无间歇地运转……体育比赛正是身体间性的恢复训练与重组训练。

  健身与身体设计

  身体功能的重组,也就是身体运动性的训练显然离不开物理层面的身体改造。在以追求运动与速度极限为目标,不断塑造身体的过程中,身体会无限接近裸体像。请注意,此处的裸体像和裸体是两回事。裸体像是拥有细密肌理的身体服装,塑身让肉体不断靠近这种裸体像服装。直接说塑身是从身体到衣服的转换也没问题。体育运动正是一种转换,它的对象是衣服下面看似原始的身体。换言之,体育运动是将身体变成衣服的行为。

  塑身和身体改造都是打造紧致的身体的行为。换句话说,是试图把身体的多余厚度归零,打造对外界环境敏感、仿佛与之浑然一体的身体。总结一下就是使身体的多余动作尽可能消除。

  这不就是完美的身体吗?没错,“完美身体”与现代人的健身成瘾有极大的交集。通过锻炼打造出皮下脂肪极少的紧致身材,是现代人对完美身体的幻想。从爆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慢跑热潮到最近的健身热潮(以健身俱乐部、举重训练营、健身中心、有氧俱乐部为依托),塑身与抽脂、拉皮等美容外科手术和完全贴合身体的衣服密切配合,合力打造完美契合的健康身体。经过塑形的肉体与紧贴身体的衣服,多么精妙的适应与匹配!这样的独立身体堪称大众的理想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在健康管理上煞费苦心,在体能训练中挥洒汗水,穿所谓的身体意识服装。好像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越来越不满意,不惜斥巨资改良。

  一九八五年,塑身热潮迎来了顶点。无数人投身运动,只吃低脂食品。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疯狂的情况。当时,《今日心理学》杂志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全国调查,旨在了解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该杂志在一九七二年也做过同样的调查,那时美国人还没有开始健身,也没有逼自己少吃肉。

  两次调查结果的对比,使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我们明显比以往更关注自己的身体,也更讨厌自己的身体了。无论在哪个研究领域,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对身体的满意度都比七十年代初低。不满自己体重的人增加了,对问卷中提及的各个身体部位(包括面部、胸部、腹部、腰身)都不满意的人也变多了。人们明明迎来了一场锻炼革命,却不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强大。一九七二年,对肌肉紧致程度不甚满意的女性受访者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了一九八五年,这个数字飙升至百分之四十五。男性则从百分之二十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二。

  上述数据出自巴里·格拉斯纳的《身体》。书中还提到另一项触目惊心的统计结果:盖洛普咨询公司一九八六年进行了一项关于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三的美国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坚持以正确的方法锻炼,就能保持健康。换句话说,这些美国人都认为生病是疏于自我管理的结果。身体健康管理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健康出问题等于不够克制、不够努力的逻辑成为人们脑中挥之不去的压力。格拉斯纳还指出,上面介绍的伦理式的纯粹在如今的美国甚至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健康道德主义以爱美为名义劝诫人们进行自虐式自我改造,不断撩拨着人们的自恋情结,并在社会中发挥极为隐秘的政治功能。

  美国在历史上的确经历过若干个极端夸大运动功效的时期,其背后都有医学根据撑腰。好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医生认为运动是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方法,还鼓励当时每天都坐着不动的贵妇们多做运动,防病健体。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医生甚至制订出针对痛风、便秘、神经痛等不同症状的运动疗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某位医生建议年轻男士多做运动,以戒除自慰这一陋习。十九世纪末,医生竟宣称运动能杀灭细菌与微生物,有助于防治传染病。

  格拉斯纳认为,当年的所谓医学根据在现代社会改头换面,以健康道德主义的形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放眼美国,哪类人最缺乏运动,哪类人的糖分、脂肪摄入量最多,哪类人的肥胖率最高呢?答案很明确,是社会底层人群与少数族裔。

  (中略)

  二十世纪初的禁酒运动致力于抨击、诋毁贪杯的移民与劳工,二十世纪末的健康道德主义者也用同一套逻辑助长了针对肥胖人群与缺乏运动的人的偏见与歧视。

  无法随意掌控的身体

  上述现象背后可能也有某种数字情结的影响(如有些人想方设法要把体重、肝功能指标降下来),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以控制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管理欲与自我控制欲上。人们梦想随意掌控自己的身体,通过对身体的绝对占有实现对身体即自我的完美统治。不断膨胀的自律幻想一旦脱离约束,摄取营养这一行为本身便会发展成贪食症与厌食症,塑身这件事也会偏离正轨,演变成游走于极限边缘的“肌肉男女制造工程”。

  自律欲望转化成了对身体的管理。想要随意掌控身体的欲望也失去控制,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身体改造。这两种现象的背景相同,那就是把身体看作自己的所有物,认为应当由自己进行排他性管理的资产和财产。顺便一提,在西方所有权理论的历史中,享有某物的所有权、某物属于自己这类概念永远等同于“可随意处理”。

  不过,最近人们较少提及的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也说过,“我”并不属于自己,最好也别把“我”看成可以随意掌控的东西。“只要某人拥有的东西还是组成其存在的一部分,他就会因此痛苦。肉体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原型或根源……‘我’的痛苦必然是占有导致的。”他还断言,“我”绝非自律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投身体育运动,也许正是为了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随意掌控。

  流行——另一种现代形象

  仿佛卡喉的鱼刺

  为什么时尚有时令人厌烦?

  因为时尚徒有外表,没有内在?因为时尚缺乏守操地变个不停,喜新厌旧、轻佻浮薄?都不是。如果是这样,也就随它去了。可大家偏偏要加以指责。像传染病般通过流行的形式使人们的意识趋于同一,正是一种时尚现象的表现,因此时尚与体制水火不容,并被保守派抨击。为什么时尚会像卡喉的鱼刺一样,惹人心烦意乱呢?

  如果某个东西让你厌烦,一定是因为它碰触了你的本质核心。如果你确认自己身份的依据藏在与此不相容的行为中,不适感就必然升级。弗洛伊德在论著中写道,一个人害怕的其实不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而是他的精神生活中长久以来非常熟悉的东西,只不过这样东西在压抑中遭到了疏远。换句话说,人的恐惧源于曾被一度压抑,但又卷土重来的、非常熟悉的东西。时尚应该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真的把时尚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体制最讨厌没完没了的吊儿郎当

  没完没了吊儿郎当和随性总是与时尚如影随形。时尚嚣张得不把正经放在眼里,并对其抱有强烈的怀疑。不可思议也着实耐人寻味的是,时尚的痞气与某种审美观、伦理观密不可分。时尚最讨厌粗俗,最讨厌合力营造出来的牢不可破的秩序。

  不知道算不算顺理成章,时尚现象被权威、体制与权力机关(尤其是国家与学校)深恶痛绝。因为时尚是随性的,能消解所有的秩序,破坏秩序的根本。无论以遵循秩序为生的人的观念是偏左还是偏右,他们都同样看不惯这种得过且过的存在形式。真要说哪个倾向的人更讨厌时尚的流动性(即不间断的转向),左派也许更甚。时尚是不道德的,会让社会逐渐堕落……这是幻想着秩序与权威的人讨厌时尚的说辞。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对广大年轻人来说,时尚有时甚至代表比市民运动更激烈的反抗。

  然而,这并不是体制厌恶时尚的真正原因。体制最看不惯的那种吊儿郎当可能缺乏确实的根据,且体制的根基中也有同样的问题——说不定这才是时尚触怒体制的真正理由。正是因为体制的根基中本就有这种吊儿郎当,时尚恰恰又大肆宣扬了它,才会被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时尚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崇尚认真努力的社会其实有最吊儿郎当的结构,而且已经严重到懒得将这份吊儿郎当贯彻下去的地步。

  不是因为好才流行,而是因为流行才好

  时尚的逻辑能将万物相对化。让·波德里亚就在这一逻辑中读出了时尚的刺。

  (时尚)对价值系统和判断标准一无所知:善或恶、美与丑、理性/非理性,它在此处或彼处起作用,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颠覆一切秩序,包括革命合理性。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所有符号的相关性构成了这个地狱,任何权力为了保障自己的符号,都必然要砸烂这个地狱。

  二十世纪素有“流行世纪”之称。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格奥尔格·西美尔就针对潜藏在流行强制力背后的空虚逻辑形式做出了极为犀利的点评。

  服从义务只有在不受外在内容与目的强制,单纯因为它是义务才被执行的时候,才完全符合道德标准。同理,只有实际察觉到流行无关其他一切动机的时候,流行才发挥它本身的作用。

  所谓时尚,就是让应该流行的东西变为正在流行的东西。换言之,时尚是一种同义反复的形式,它与康德的定言命令在结构层面平行,我们不得不感叹康德着实有一双慧眼。上面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请大家注意:时尚对什么东西会流行毫无兴趣(不过时尚设计师与时尚商品销售商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问题上)。在名为时尚的领域,某种东西不会因为好而流行。反而是因为它流行起来了,人们才觉得它好。

  这种无形的力量便是时尚现象的本质。如前所述,这股力量出现的前提是与事物本身的意义无关的。与上一季不同是最起码的。新的都是好的——这种陈词滥调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捧新事物的形式,更彻底地复苏。

  所以时尚明明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自由主义社会结构结合而成的市民社会的嫡子,却一点也不像自己的双亲。在将所有价值还原为可用于交换的货币价值的逻辑中,一切价值都会变得相对,自由也是如此。在这个社会中,决定自由被肯定或否定的关键不在于其内容。只要不加害于人,无论个人私下抱有怎样的意愿与欲望,都必须被肯定。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也是一种形式。近代市民社会就将这样的交换价值和自由形式作为理念核心,而对此核心最直接的演习正是时尚。“所有符号都被囚禁在拘泥于相对关系的流行地狱”这句话就毫不隐讳地揭示了这一点。

  不断背叛自身目的的结构

  然而,使这种双重结构得以成立的逻辑本身也是一种约定。正因为时尚把本该处于暗处的潜在规则漫不经心地暴露出来,并一点点将其消灭,我们才说它虽然孕育于社会,却一点都不像它的双亲。所谓的后现代思想之所以会对时尚表现出兴趣,也是因为时尚满不在乎地完成了两个事实的可视化:秩序的形成不存在固定的参照,也缺乏有力的依据。

  当然,最容易引发争论的时尚行为,好比衣服与化妆,都有与文明同样古老的历史。它们显然不是在后现代的社会环境中像基因突变那样突然诞生的。应该说,时尚的出现本就不是为了否定上述起源与目的。恰恰相反,其初衷其实是为了伪造起源与目的,以遮盖秩序没有终极标准的事实。所以时尚与秩序永远是共犯的关系。

  隐蔽与暴露是时尚一手编织的故事。时尚的性感诱惑无可争议,为了实现诱惑,在身体各处上演的若隐若现的出现与消失,正是为了虚构现象背后藏着的东西,构建一种信念——只要一层层扒下衣服,最终就能触及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就是他的本质。

  问题在于,不断背叛自身的目的才是时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果衣服真能制造丑闻,那丑闻也绝不是在身体的遮蔽物被扯开,暴露在外的时候,媒体写下的戏谑专栏。用同样的衣服坦然揭示故事的隐蔽结构时,便会出现时尚的丑闻——表象背后其实没有藏着任何东西。“流行提出一种极为盛大的悖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精心打造的意义丧失殆尽。”“流行是一种制造无序的秩序。”罗兰·巴特对时尚的一系列极尽讽刺的定义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一点。

  仿佛衔尾蛇

  时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时装厂家与时尚杂志总会想方设法给这种变化赋予必然的理由。比如,“谁说女人一定要有女人的样子”这种态度流行过一阵后,在惯性的支配下,有人觉得“没有女人样”的状态已经快过气了,不必要再刻意摆什么姿态,于是就搬出“坦诚接纳自己的性别”的论调,同时给出女人味十足的时尚穿搭范本。这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将秩序的变化合理化。

  可是,变化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更何况怎么可能所有人的人格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一齐发生变化呢?实话实说,上述情景中唯一的要点就是不同于前一季。所谓变化的理由只是流于表面(但时尚本身绝不是表面文章)。时尚暴露了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它揭露了秩序的随意性,还告诉人们必然的理由并不存在。

  然而,时尚的形式也会反噬自身,这恐怕便是让·波德里亚将流行比作地狱的另一个原因。谁都无法安身于时尚之外……

  我们无法颠覆流行,因为没有什么将流行推入矛盾(将它推入矛盾的是流行本身)。谁都无法逃离流行(流行甚至能把对世界的抵抗转化为特性,蓝色牛仔就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例子)。就算能随时摆脱具体内容的原则,也绝无可能摆脱社会代码的书写逻辑。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相。你以为自己在反抗内容,可实际上愈是反抗,愈是遵从其背后的逻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现代化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条约。

  于是前文提到的“衣服的丑闻”其立足点都趋于瓦解。理由就体现在上面这段文字里。时尚几乎成了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的代名词,服装领域自不用说,还渗透进了音乐、美术、思想等各个领域。反流行明明是一种反抗时尚的现象,却也无法摆脱被时尚吸收的命运,成为一道流行的风景和样式。试图逃脱流行地狱的流行,无一例外会立刻被流行吞噬,变成流行的一种类似的场景——我们已经目睹过无数次了。以朋克为代表的反流行也好,以贫穷主义、垃圾摇滚为代表的非流行也罢,都曾试着冲出流行,最终却沦为最新流行的一个分支,沦为点缀流行世界的装饰。众多设计师都有过这方面的惨痛经历,一切的一切都会以流行符号的形式被消费。时尚就像衔尾蛇,连它自己也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突出分水岭的时间意识

  时尚是近代社会结构最直接的演习。与时间意识有关的另一现象也能为此提供佐证。贯穿时尚的时间以最形象的方式再现了深刻影响近代社会精神的时间线。

  “ナウい”是日语时尚界的术语,用日语词尾“い”将英语的“now(现在)”变成了形容词。从这个词就不难看出,时尚会让人的意识集中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强化了此时此刻的意味。时尚的时间,是来与去的分水岭。格奥尔格·西美尔也就这个分水岭做过非常犀利的点评。在他看来,时尚层面的时间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新颖与脆弱。它能同时感受到萌芽与终结。而“出现与消失同在”(某种东西在此刻终结,另一种东西在此刻开始)的演绎者,正是强调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水岭这一时间意识。

  需要补充的是,西装是法国大革命后渐成气候的市民制服。人们创造它的初衷,是让“不问出身(等级、阶层、民族),所有市民从同样的位置起跑”这一理念变得可视化。看出身,就是用过去定义现在。西装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偏见而诞生的。

  把现在视作分水岭的时间意识不只有新颖和脆弱两个特征(没错,这正是《名利场》中的无奈,也是《蜉蝣帝国》中蜉蝣特有的脆弱)。在时尚的另一种时间意识——此时此刻我正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即前卫)的感觉中,也能找到的分水岭。不时渗入时尚的颓废感与倦怠感中也有它的身影。既然提到了前卫,就顺便多说两句:时尚的前沿性从未体现出某种持续意义,而是一种伪装。换言之,说到底时尚只关心是否与上一季不同。这种浮躁的特质,正是它受到艺术领域的前卫严重抵触的原因。想当年,超现实主义知性的化身安德烈·布勒东就没有对萨尔瓦多·达利设计的流行作品和橱窗表现出丝毫兴趣。

  现在被视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分水岭。某种指向现在的鲜明情绪,显然也和将现在视作“过去被截断的瞬间”的历史观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说这种情绪与必须靠危机意识维持的近代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实际上,进步观(认为人类时刻处于进步的过程中)与危机观(认为人类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关头,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是永远纠缠不清的。所以对这种浓缩历史意识结构的戏仿也是时尚的属性之一。

  长久以来,现代社会一直主动孕育从根基瓦解自身现代性的现象。时尚就是以极具讽刺意义的形式将此事实可视化的产物。如此看来,我们既可以说时尚就在现代思维圈之内,又可以说时尚正试图冲出现代思维圈。反正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将时尚与现代思维分开。

  风格的力量

  确认感性状态的媒介

  感觉与感性也讲究严密,或说是精密、缜密。总之,感觉与逻辑不同,有另一种衡量标准。即便面对同样的东西,它特有的感观接受装置与感性风格也会催生出不同的沟通方式。只有某个人才能捕捉到的世界的表情,或只有某个人不想碰触的世界面相确实是存在的。

  人们把这样的感性状态称作品味或审美。如今,时尚已经成了人们相互确认这种微妙感性状态最有效的媒介。一个人怎样生活,怎样为人,有怎样的观念……没错,时尚就代表一个人的活法与风格。

  时尚的组成元素不仅限于挑选衣服的品位、买领带与四角裤时的偏好、眉形与发型、眼镜和箱包的形状等与身体表面有关的东西。舒心的音乐、墙上贴的海报、床上铺的被单、喜爱的艺术家、提前备在家中的饮料、常去的酒吧、休息日骑出门的摩托车、社交网站……与身体环境有关的一切,都是组成时尚的元素。时尚就是自身所处空间的氛围和它的感观状态。这种状态有时会大幅振荡,但本身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密。

  超越自身极限的欲望

  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是因为时尚给出了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期待,也给出了自我形象的模板。

  时尚怎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代表着独立个人出现在人群中时呈现的样式。请注意,一个人只能在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确认自己的身体。其他人能直接看到我们的脸,而这是自己不可能做到的。自己的发型、身体的轮廓、举手投足的仪态……都无法得到直接确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看得见、摸得到或听得见的若干身体部位和别人的眼神反馈的信息、镜子或照片中的影像等片段化的信息拼凑起来,用想象力的丝线缝补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是我们和自己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没错,还要考虑到自行拼凑的身体形象与他人印象存在怎样的偏差(在这个过程中,有时甚至要承受深深的伤痛),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

  被深度植入社会共同体并在其中生活的时候,还可以在某种强大稳固的框架中勾勒上面提及的自我形象,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今时今日的我们无论是否情愿,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与社会所有面相自动相连,深深嵌入其中。每个人都必须不断选择外表与举止样式,并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血肉,存在样式就这样在社会的庞大神经组织中组装起来。时尚为我们提供了组装的模板。

  当然,时尚不仅限于外观与举止样式的范畴。如前所述,时尚与个人身体状态的形象化全局密切相关。所谓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看、摸、听这些行为的集合与媒介,所以时尚也会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与感知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感觉均发生在身体表面,服装、化妆与身体表面直接相关,也就自然会与所有的感觉发生关联。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时尚就是发生在人身体表面的自我幻想与社会的第一次邂逅。

  二十世纪的城市生活被时尚深深入侵。这种侵入有必然的理由,正如马克思所说:“五感的培养,是之前所有历史的成果。”

  再强调一遍:时尚(包括化妆、衣着与装饰)就是对身体表面的改造。只要身体依然是人的感官媒介,时尚就意味着与世界关系的改写。因此我们可以将时尚定义为感性风格,或感性风格的不断转换。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物理形态改变自己的本质,从而超越自己的极限——这种欲望像鸡皮疙瘩一样,浮在时尚都市的表面。

  时刻被消费的符号

  不过,时尚同时也代表了自己与其他人的距离:碰到志趣相投的人自然很好,可如果这个人的兴趣和你完全一样,连细节都分毫不差,那就太糟糕了。所以人们会高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微妙差异。毕竟感性的专有风格是区分我们与其他人的必要元素。人们必须时刻不停地以符号形式表现风格的差异,否则就会焦虑不安,仿佛无法成为自己。于是我们都不得不与想象中那个理想的自我嬉戏,同时漂流在符号的汪洋大海中,漂流在时代神话的河道内。

  时尚作为具有流通性的符号,时刻处于被消费的状态。某种风格刚以流行的姿态进入社会,人们就转而扑向另一种风格,仿佛自己就是由这种名为风格的装饰品组成的一样。而另一种风格总会以彰显与既定风格的距离的形式出现,以反潮流的姿态登场。若想将此间差异扩大,就只能搞出异想天开、形态荒谬、招人白眼的时尚了。前卫就总是以这种形态登场。

  然而,标新立异的人有时也想尽可能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藏身于人群,彻底放松。这时普通、从众的风格就成了最理想的隐身衣。

  由此可见,时尚能激活、更新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在惯性的作用下,让存在感稀释。社会生活中,时尚就像人们感性的脉动,但绝非一成不变。只要人还是时代之子,就会不断在时代的浪潮中选择所处的环境与场所,不断改变与社会接触的相对位置,或切入社会的角度。换句话说,人们会不断移动、调整感性的状态。无论哪个时代,都会寻求最合拍的脉动,或最契合自身生存的节奏与风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暴露于社会外部和隐没于社会内部二者间做单项选择。无论如何,人都不能逃脱社会的既定秩序。跃出表面也好,藏身其中也罢,只要人属于某个社会,就必然服从于同一套秩序规则。

  法国社会思想家让·波德里亚曾将流行比喻为“所有符号都被囚禁在拘泥于相对关系的流行地狱”。现代社会中的确不存在不受流行波及的事物。在万事万物都会被当作时尚消费的社会中,所谓的前卫和更为过激的反流行都会被迅速写进流行的表格中,再迅速削弱。“万物皆流行”与“流行缺席”其实是一回事。无论是回归自然,还是艺术升华,潮流只可能是前卫犯下的“幸福的错误”。追逐前卫的困难就在于此。潮流不会因人们努力追赶而出现,只能以既有潮流的内部自发瓦解这一形式登场。好比我们都能在街头巷尾看到性别的界线模糊到了怎样的程度,大有超越艺术形象表达与时尚设计冒险的势头。时尚有时可以是根源性的,甚至不需要被设计。

  反抗风格的风格

  有一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如果二十世纪的流行是通过时尚杂志等媒介出示、散播视觉空间勾勒的外观,即自我形象的理想模板,那么如今的流行就像溢出杯子的水一样,试图冲破二十世纪的流行定义。

  在麦克卢汉设想的媒体社会中,大脑在头骨之外、神经在皮肤之外,人的身体已经分解成无数细微的碎片,融入城市的神经组织(时尚显然也是其中之一),仅仅把身体理解成皮肤包裹下的单薄肉体显然远远不够。人们想在质感而非形象层面更深刻地感受自身的存在。这种质感指向的不是指肌肉,亦非神经,而是皮肤。人们已经开始从这个角度去把握自身的存在了。体现在新型合成纤维等领域的科技进步,当然也成了质感冒险的强大后盾。

  现在时尚设计最敏锐的触角(在服装领域)不是视觉轮廓,也不是设计的符号性,而是含义更为深刻的部分。流行的含义让我们预知今后设计行为的行进方向。时代总是四处散播感觉触手,让它们各行其是。一旦它们开始步调统一,时尚定会率先发起冲击和干扰。因为时尚就是一种反抗风格的风格。被拘束、被驯服、被惰性化,都是时尚最厌恶的。时尚总以更新风格的方式服务风格,扮演针对主流风格的不和谐音符。就连所谓的“创新”这种表情也不例外,一旦失去冲击力,就立刻被时尚剔除。这就意味着想要接触时尚首先得具备时尚的核心。必须时刻做好反抗风格的准备,主动对某种既有风格脱敏。

  源于身份定义的自由

  为了保持自我风格,我们必须在生活中运用某种策略。此处的生活不是思维层面的,而是感觉层面的。所谓的策略,就是用不同于他人的方法触碰世界,抚摸世界的轮廓与褶皱。人若想拥有突破成规,不被凡庸束缚的自由,必须先拥有风格。

  这样看来,风格就是一以贯之的形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也是安德烈·马尔罗对绘画的定义。一以贯之的形变,就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