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论《三国》、《水浒》以降明清小说的兄弟结拜叙事

  中国文学文化

  2019年夏之卷

  论《三国》、《水浒》以降明清小说的兄弟结拜叙事

  文 | 朱锐泉

  提要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堪称明清小说中的“结拜双典”。本文以作为历代风俗与社会现象的兄弟结拜为切入口,首先推源溯流,呈现出通俗小说史上历史演义(《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与世情小说(《金瓶梅》《歧路灯》)代兴背景之下,结拜叙事的互文状况与演变特点——着重体现在结拜者反目绝交的情节上;其次从情节叙事角度,挖掘出世情题材小说兄弟结拜描写的意义;最后通过梳理明清以来官方与民间对于结拜的舆论态度和观点主张,探讨了相关小说叙事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兄弟结拜   世情小说   叙事伦理   典范

  明末崇祯年间,书坊雄飞馆以《英雄谱》之名合刻《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众所周知,兄弟义气是刘、关、张三人推重的道德信条,也成为《水浒传》江湖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不过,对于凝定义气形成规矩的行为方式与制度规范——兄弟结拜,现有研究还存在继续深化的显著空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聂绀弩曾撰文探讨《水浒传》这一长篇小说对于一般社会、士大夫和农民起义的影响。今天,我们透过“兄弟结拜”这个具体而微的视角重新观察,将更容易发现该书在社会传播与小说史变迁两方面的标本意义,进而思考其伦理与叙事价值。《礼记》有言“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出于志同道合或功利目的结拜为兄弟的朋友,是人伦关系的一个重要面相。刘、关、张桃园结义与一百单八好汉梁山聚义的佳话,固然具备穿越真实与虚构界限的示范效应,但为多篇白话小说引用的《结交行》(详后),还是道出了世道不古人心险薄之下的结交困难。一方面,古代社会拜认干亲的风习下兄弟义结金兰的深厚情谊令读者不能不为之动容,另一方面,因“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背叛出卖而产生的结交的反面——反目绝交的小说也并非罕见,同样会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致。

  所谓结拜,又称结义、义结金兰、拜把子或换贴等,是指“不同宗族的人结为名义兄弟姐妹的行为”,或谓是“仿照‘宗法亲亲’‘兄弟友于’观念,用盟誓明神的方式约为兄弟”。正如李祥文指出,归根到底,结拜风俗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下的产物,不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关于结拜的描写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堪称“结拜双典”。它们引发“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的夸张性评价,凭借兄弟结拜相关叙事的杰出成就与巨大影响,构成了一种文学典范。尤其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情节,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目光,分别从史实考辨、文本叙事、文化心态、价值取向、后世影响、研究反思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但是,有关其他明清通俗小说主要是世情题材小说中兄弟结拜叙事的探讨,迄今还是一块少有耕耘的领地。本文就将把广泛的作品纳入视野,尽量梳理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兄弟结拜叙事的演进线索,讨论其中的人物关系,并从情节叙事、伦理价值等角度展开论述。

  一、“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结拜双典”及其拟仿改写

  作为一种风俗与社会现象,先秦至秦汉时期,史书记载结拜者不多。自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亲密朋友之间逐渐以兄弟相称——这正是《三国志演义》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西晋至南北朝时期与唐后期至五代是兄弟结拜的两个高峰时期,它“成为宗族社会与王朝政权控制力下降或解体时,社会边缘族群及下层社会组成新的社会集团时的重要选择”。而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对王朝的稳定构成巨大的挑战,异姓兄弟“受到历代王朝日益严厉的压制以至禁止,但因其组成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较低社会组织成本和高效率,却在明清时代成为民间秘密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 。

  相比于近世大量通俗小说,文言叙事中结拜情谊备受考验,与男女义结金兰成为佳话,这种种关目得到的表现,显得稀缺寡淡了一些。下文将进入本节正题,考察通俗小说的有关变迁轨迹。

  1、《三国》《水浒》的影响与世情题材小说结拜叙事

  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里说:

  《三国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遥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么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

  此处对于《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叙事艺术的评价容或有欠公允,但其客观指出,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对于古代小说的创作成书,起到了直接的启迪激发作用。其次,这“结拜双典”对于中国社会风俗人事的重大影响,早在清代、民国时期,已为有识之士多次指出。

  自后一方面看,章学诚《丙辰札记》就说“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是从结义等事端出发,黄人(1866—1913)和邱炜萲高度重视古代通俗小说“感兴社会”、“移易人心” 的社会效果,而梁启超竟有意夸张扭曲,发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这样的言论,批评旧小说之“陷溺人群”,从而热情鼓吹“小说界革命”。

  从前一方面观察,文学文本的典范在时间浪潮的淘洗中逐渐确立下来,随之引发接踵而至层出不穷的拟仿。在古代小说领域,章回小说各个流派之形成,文言小说如明代“剪灯”系列之蔚为景观等等,大抵是遵循这样的原理。

  受到《三国》《水浒》中笑傲金戈铁马、撞破天罗地网的结拜英雄与英雄结拜影响的,有同一脉络两个支流的创作。其一是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后继之书。它们承继了以结拜聚义构筑百川汇海的情节结构与描绘颊上三毫的写人技法,无愧嫡系亲传、孝子贤孙。现存最早刻本为康熙甲辰(1664)本的《水浒后传》是以续书名义抒怀写志的优秀作品。书叙梁山好汉李俊、阮小七等三十二人因贪官污吏横行,又穷治梁山余党,所以在登云山、饮马川重新聚义。

  同样追慕《水浒》踪迹的,还有描述隋唐兴废争战的小说之一、清代英雄传奇如莲居士《说唐合传》中的多人结拜描写。第二十四回《秦叔宝劈板烧批 贾柳店刺血为盟》叙述徐茂公、魏征、秦琼、罗成等三十九人到了济南城外的一座轩敞客店,“歃血为盟,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有荣同享,有难同当,吉凶相受,患难相扶。如有异心,天神共鉴”。

  除了关注这些不祧正宗,本文还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结拜双典”更加深隐一些的余响回声。那就是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题材小说中,结拜叙事也得到了旺盛生长的充足养分。并且,在这一支流中出现的对于典范的拟仿,有时超出形骸之外,更有值得总结与表彰的演出。

  元人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区别之一,是三人结义的背景包含了关羽看见酒醉入睡的刘备,出现了蛇钻七窍的异相,知其日后必然显贵,于是和张飞一道拜其为兄。这里结拜动机中的功利性成分颇堪玩味,它与为世代累积型小说作出写定工作的文人作家,赋予三人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是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崇高目的,确有泾渭之别。

  实际上,功利性结拜当然在现实生活之中广有市场,同时也容易被作家运用。清李雨堂《万花楼》第五回《小英雄受困参神 豪侠汉怜贫结义》说的是张忠、李义对落魄的王亲狄青,不按年齿结拜。张忠的说法是:“若论年纪,公子最小,应该排在第三。但尔乃贵公子出身,若称之为弟,到底心上不安,莫若结个少兄长弟之意。”

  回头看明代后期的一例,《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四中,衙门公差史应、魏能为查案扮成红花商人,与杨宦家的管家纪老三笼络套近乎。他们放出的所谓“虔婆手段”进行结拜是遵循当地习俗——“元来蜀中传下刘、关,张三人之风,最重的是结义,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结其心” 。小说于此毫不掩饰人物假借结义换取信任、谋算人心的虚情假意,在不经意之间,构成了对于地区风俗和古代典事的戏仿与反讽。

  进一步对桃园三杰刘备之仁德、关羽之忠贞、张飞之义勇做出颠覆性模仿的,是明末的《梼杌闲评》。这部以“刺魏”为题旨的时事小说代表作,出现了第六回名曰《客印月初会明珠 石林庄三孽聚义》的完全背离豪杰忠义的结拜描摹。未发迹的魏进忠(后来的魏忠贤)与李永贞、刘同学,三人进三义庙,仿刘、关、张故事结义:

  刘道:“我想当日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患难不离。后来刘玄德做了皇帝,关、张二人皆封为神。我们今日既情投意合,何不学他们也拜为生死弟兄,异日功名富贵、贫贱患难共相扶持,不知你们意见若何?”二人道:“甚妙。”

  《载花船》茹文芳、仇大奎、廖天显的对神立誓,歃血订盟,固然与他们是通家子弟,世代交好有关,但直接原因则是要合开酒店。第五回《谋营运三姓联盟》的回目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结拜过程铺陈起来可谓正经庄重、大义凛然,而各个友道模范与结义誓词的堆砌,却和下文后茹、仇二人都与对方妻子通奸,而将把兄拜弟的交情抛诸脑后的情节,形成了鲜明的自抽耳光式的对比。还有清代中叶的《歧路灯》第十五回《盛希侨过市遇好友□王隆吉夜饮订盟期》,谭绍闻、王隆吉为了与盛希侨搞结拜仪式,和隆吉之母王氏商量地点。一开始隆吉提议去“东街关帝庙里好。关爷就是结拜兄弟的头一个”,被绍闻以“那里人乱”所否决,后来他们又商定了地藏庵的小伽蓝殿——那里也供奉着关爷。联系后出的《风月梦》第五回《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珮》,贾铭、吴珍、袁猷、陆书、魏璧几位也是亲临关帝庙——民间结拜的“标配”,进行敲响钟鼓、叩头盟誓、互换兰谱、焚化元宝和燃放鞭炮等一系列动作,才完成郑重其事的结拜 。

  不过,李绿园并非着意突出仪式的介绍,第十六回所谓“地藏庵公子占兄位”,道出了这场结拜让谭绍闻给盛希侨行礼称呼大哥所暴露的问题。通过叙述的全知视角,出以结义三人的肺腑肚肠,是要紧扣主人公谭绍闻逐步偏离父师一辈为之定下的“亲近正人”的训教,走向堕落深渊的意旨。

  应该注意到,兄弟结拜的母题在另一商人——清河县破落户财主西门庆身上,演绎出新的典范。众所周知,《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词话本作“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后出的崇祯本则作“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取材的重点发生了改变。后者铺张扬厉加以渲染的“热结”,起因在于西门庆煞有介事地要把与几个酒肉朋友的关系正式化,乃至试图以后互为倚靠,却被妻子月娘一语道破这些朋友关系的不对等性——“只怕后日还是别个靠你的多哩”。小说然后叙述西门庆提议,要众兄弟各自出资作为买办三牲等事的花销,以见情分,结果应伯爵用“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的俏皮话来搪塞,愈加可以看出结拜的一厢情愿。为了凑足十人,西门庆想到让使钱撒漫的花太监侄儿花子虚来顶替去世的卜志道的缺儿。这一处理,在情节上有两重功效,既突出了结拜的随意性和功利性,也为花子虚娘子李瓶儿的露面发声做好了铺垫。

  等到众人齐集玉皇庙,由吴道官写完疏纸,长幼排序的问题也出现了。对此他们的反应是如应伯爵所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西门大官人似乎理所应当地占据了兄长之位,而又“让花子虚有钱做了四哥”。金钱的势力就是这样支配了传统儒家所格外看重、要求有序的长幼之伦。疏纸上的内容堂皇正大,所谓“伏为桃园义重,众心仰慕而敢效其风;管鲍情深,各姓追维而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兄弟,岂异姓不如骨肉?”而在《金瓶梅词话》第十六回,二哥应伯爵扯着嗓子“比来相交朋友做甚么?哥若有使令俺们处,兄弟情厚,火里火去,水里水去;愿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末句却充满荒诞与戏谑,“全部意义就在于构成了对《水浒传》英雄结义的经典誓词的无情嘲弄和粗暴颠覆”。

  在崇祯本所述这场结拜的尾声,西门家第三个妾氏卓二姐病危的消息传来,仪式很快草草收尾。西门庆与兄弟妻子李瓶儿勾搭成奸气死亲夫、经历波折最终搭伙生活的众多情节也得以缓缓登场。

  整体看来,小说“在叙述西门庆及其结拜兄弟时,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水浒传》的好汉母题、譬喻和语言”进行了“有意误读和公然戏仿”。不仅突出了结拜的缺乏真心诚意,变成单方面的势利巴结,还写其充满插科打诨,沦为闹剧和儿戏,更进而以结拜之后对于誓约的背叛毁弃,消解了结拜所带有的任何人伦意义。昔日受西门庆恩赏最多看上去兄弟之间如胶似漆的应伯爵,等西门庆一死,就撺掇李娇儿嫁给张二官做二房,详尽告知西门家的大小家事,又献计要张二官把潘金莲也娶过来。这种小人嘴脸和险恶用心诚如《金瓶梅词话》第八十回所说:

  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承奉,称功诵德;或肯撒漫使用,说是疏财仗义,慷慨丈夫。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见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不肯成家立业,祖宗不幸,有此败儿。就是平日深恩,视如陌路。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诗为证:

  昔年意气似金兰,百计趋承不等闲;今日西门身死后,纷纷谋妾伴入眠。

  作为世情小说的奠基之作,《金瓶梅》以对背离信义践踏人伦的结拜关系淋漓尽致的书写,重塑了《三国》《水浒》以来的传统,开启了商品经济大潮和人欲膨胀下,有关背叛出卖和情欲纠葛的崭新脉络。如学者指出的,二者的对比反差巨大,一则“以利相交,以财相结,财利消耗,风流云散”,一则“是性情相投,惺惺相惜,缓急相助,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通过追踪这一脉络,读者仿佛置身于众多文本之间的关系网络中,在正变源流的互文对照下,理解旧文本的背景提示作用,以及新文本的衍生变化,也得以在拥有承继性仿写的观察视野之外,通览诸般颠覆性仿写。

  2、“从前义气,反成仇隙”:出卖、反目与绝交

  在古代文章史上,东汉朱穆《绝交论》、三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等名篇,包含了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以及个体兀傲不屈人格之宣示。《世说新语·德行》所述管宁与华歆割席的典故,也因符合人们心目中“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而广为流传。

  《水浒传》第六回写到陆虞候参与了谋陷林冲的诡计,说他“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袁无涯刊本在此有眉批“只这两句,说尽千古卖友的心事” ,其实是道出了权势利益对于友情堤坝的腐坏、冲溃力量。

  无论是桃园结义,抑或梁山聚义,这些结拜叙事皆以类似古代婚姻“壹与之齐,终身不改” 的忠诚度作为门面《拍案惊奇》卷之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元代贵族小姐速哥失里就哭谏母亲道:“结亲结义,一与定盟,终不可改”。。似乎其之所以能形成典范,也离不开结拜主体道德上的完美无瑕。然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后来者笔下的结拜,却多有与背叛和出卖、反目和绝交扭结在一起的这个侧面。

  为史乘记载者,除了汉代的张耳与陈余,汉末马腾也曾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反目成仇。而话本小说《豆棚闲话》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讲述了两个盲人孔明与迟先怀着互助愿望结为兄弟,始则变脸相斗,终至认识到自身错误,而和好如初。但其他结拜者,未必有这份良心自觉,关系出现裂痕后,如果无法弥补反而冲突加剧,很可能带来老拳相向、鱼死网破的后果。《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有一段议论说得好:

  ……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真个是: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所以陶渊明欲息交,嵇叔夜欲绝交,刘孝标又做下《广绝交论》,都是感慨世情,故为忿激之谭耳。

   若要了解兄弟结拜如何在明清社会民间的观念意识中流行,同时比较分析不同文体叙事的差异,可引入一组历史与小说的文本。《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事魏当上惠王将军后,妒忌担心孙膑才能超过自己,便加以迫害,令其横遭膑刑、黥刑,甚至不得不装疯扮傻。后齐国使节在梁见到孙膑,将之偷运回国。孙膑一展抱负能耐,终于雪耻报仇,战败庞涓。史传之中,孙、庞只是同学关系,并无结义事迹。而到了明末使二人斗智故事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吴门啸客述《孙庞斗志演义》,第一回就描写了“朱仙镇孙庞结义”。庞涓誓曰“如有瞒心昧己,不得还乡,夜走马陵道,乱箭射死,七国分尸”,言犹在耳,何曾料想等到孙膑为齐重用,有朝一日生擒庞涓,传檄六国,在毛头滩会斩庞氏,践“七国分尸”之誓。这里结拜情节的加入,一方面是明清时期“结义双典”作品影响和社会结义风气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小说家有心结撰的巧思深意,强化了此后孙庞相斗情节的张力。

  至于清代以八十七至八十九共三回篇幅交代孙庞恩怨原委的《东周列国志》,又是如何展开的呢?故事开头庞涓临行,孙膑送至山下,庞曰:“某与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贵,此行倘有进身之阶,必当举荐吾兄,同立功业” 。随即立下一旦食言必死于万箭之下的毒誓,结果庞涓出尔反尔自食恶果。

  由契若金兰肝胆相照变化为横眉怒目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结拜兄弟走到反目甚而绝交境地的描写,给予情节以极大的屈伸转变,同时也让人物的节操、血性、手段得到充分无遗地发露。例如《娱目醒心编》卷九写江南常州府两秀才康友仁与丁国栋自幼同学。二人到金陵赴试途中,丁国栋矢口否认自己私占了别人的百两纹银,康友仁气愤之下与之绝交,卖掉自己的东西来偿还失主。待及科试,康友仁中举而丁国栋名落孙山,似乎印证着天道往还报应不爽。又如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先在第三十五回《声罪恶当面绝交聆怪论笑肠几断》中提及我(“九死一生”)与黎景翼情急失和,到了第五十四回《告冒饷把弟卖把兄戕委员乃侄陷乃叔》又写到德泉向“我”讲述一件山东旧事:赵氏和朱氏二人是拜把子的兄弟,姓朱的为图升官发财,向抚台和历城县令告发姓赵的挪用山东藩库银两,后来藩台因为看不起姓朱的为人,“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这些故事无论朋友是否结成了异姓兄弟,都对奸险小人做出正义的判决,向被背叛的一方表示了同情甚至奖励,代表了人心的向背,也同时对读者进行了道德的劝导。

  总体看来,结拜兄弟之间地位的悬殊、势利的横亘,女子扮装或异性相交情节所包含的性别要素的作用,都会给看似变得稳固的“兄弟”情谊,埋下爆裂的引线。一旦亲密关系走向兵戎相见的反面,针尖麦芒水淹土掩的对决好戏,也就敲锣打鼓准备登场了。以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历程作为最重要舞台,从军国大事改为家长里短,英雄传奇改为市井活剧,史传结构改为网状格局等等变迁得以发生,兄弟结拜叙事也找到了自己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二、兄弟结拜的叙事意义与伦理价值

  本节首先讨论“兄弟结拜”在情节叙事中所处的位置,由此探究其意义,其次考察其伦理价值,以及所引发的伦理角度的争议。

  1、兄弟结拜与叙事流程

  在反映友道的世情题材小说中,兄弟结拜常常在叙事的发端部分就得到点题,并且借助韵文的载体“先声夺人”。这一特点在话本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显著。《清平山堂话本》中残存有《羊角哀死战荆轲》的故事,到了《喻世明言》第七卷,题作《羊角哀舍命全交》。小说先引回前诗“背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湾何须数?君看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入话从管仲、鲍叔“两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讲起,在小结为“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以后,转入正话类似事例的铺排——“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整体上叙述层次分明,顺序井然。

  至于《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和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都存在回前诗《结交行》。两首诗作上来就慨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为正话部分主人公的忠诚信义与高洁人格做出反衬。后来《说岳全传》第四回也以古风《结交行》中古今结交的对比,为“麒麟村小英雄结义”的叙写提供背景参照。

  另一话本小说《欢喜冤家》第十九回《木知日托妻寄子》的开头在“五伦”的背景下议论友道,强调处友须信,而这正与回前诗中“交财财尽两开交,倚势势无各自走。急难之中无一人,酒肉兄弟千个有”的炎凉人情形成了对比。与之不同的是,《金瓶梅词话》对于应伯爵践踏结义——在西门庆死后投靠张二官,并出计谋算其寡妇遗孀的批判是在第八十回的有诗为证,通过“昔年意气似金兰,百计趋承不等闲。今日西门身死后,纷纷谋妾伴入眠”的语句概述情节、回溯上文。

  不仅中国诗歌形成了描写离别的传统,古代小说也具备表现离别场景的别一范式。许多结拜情节出现在“写实化的离别”李萌昀对古代小说离别场景有三类的概括,“写实化场景”为其一,场景之中,起到了铺垫、伏笔的作用。明末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二十二回《张氏园中三义侠隔尘溪畔二仙舟》,写杜伏威要送爷爷骸骨返乡安葬,离别在即,他与薛举、张善相义结金兰。无疑,这里结拜作为人物关系发展与一段情节叙事的中点,自成段落。

  再看《凤凰池》第二回文若霞小姐扮装石霞文与梅云生拜盟为兄弟,很快她就提出辞别,以“老父在舟久等”为理由,拒绝了云生“今既为异姓骨肉,敢留作平原之游何如”的建议。这可能与文若霞担心长久相处自己难以一直掩藏真实身份的心理有关,而从情节上,也以时间推移、空间迁转给感情的发酵留下了余地。接下来,小说可以从容展开“从兹云树潇湘隔,两地空劳明月思”的爱恋描写了。

  《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入话部分,说的是徐信与列俊卿因战乱交换妻室:

  真个天缘凑巧,彼此各认旧日夫妻,相抱而哭。当下徐信遂与列俊卿八拜为交,置酒相待。至晚,将妻子兑转,各还其旧。从此通家往来不绝。

  这时的结拜成为一段叙事的终点和收束。而在清天花才子编辑《快心编》里,石佩珩因与柳俊结为兄弟,触动前情,“招惹了许多烦恼,都是与凌驾山结义中生。今日见柳俊说及结义,怎不触发着根苗?因而不觉的喟然长叹” 。先后两次结拜在叙事中就这样得到照应。

  还要提请注意一种情况,那就是无论结义兄弟内部是否团结融洽,当他们遇到外界考验外力影响时,小说叙事往往呈现新的特色。前述《万花楼》中张忠、李义与狄青的结拜叙事与清官审案结合,互相映照、相得益彰。第七回《打死愚凶除众害 置生豪杰慰民情》说三位英雄争相揽下打死恶霸胡伦的罪名,引起包公对于案情的了解,并萌生开释之念。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喻世明言》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故事渲染了春秋齐国三个大汉打虎、斩蛟、破十万秦兵的威猛神勇。可他们结为兄弟,“誓说生死相托”之后,“不知文墨礼让,在朝廷横行,视君臣如同草木” ,成为了齐楚议和的阻碍。兄弟结伴作恶的描写铺垫出晏子智计,他利用三人讲求义气而又有勇无谋的软肋,用两只桃子让其争执自家功劳,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加以清除。这篇小说之所以重要,在于主人公与结拜兄弟的斗争构成了情节冲突的焦点,而对兄弟内部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则成为解决矛盾的途径。

  不难发现,兄弟结拜的描写可能居处于整部作品叙事流程的领起、高潮、转折、照应、收结等各个位置,大到成为贯穿情节的线索,小而为局部叙述增光添彩,具备充沛的叙事意义。

  2、对兄弟结拜的批评、禁止与引导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兄弟结拜在明清两代颇受非议。它首先招致了统治者、社会管理者的禁令。明代张宁管理汀州府时,发布榜文,周知乡里,痛斥当地所谓的“十兄弟”,说这些人“游手好闲,不务生业,专一结交无赖之徒”“日逐轮办饮食,在于街坊,恣肆沉酣”,特别是到了夜里,仍然不散,“因为奸淫、赌博,哄骗钱财,衷恶怀奸,不可胜道” 。

  清王朝建立后,由于是异族入主中原,反对势力又长期存在,于是从法律上严禁异姓结拜。康熙十年(l671年)修改刑律,规定:“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兄弟,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 。此外,针对民间秘密社会的兴盛,合江李氏的六条族禁列有“禁入会”:“哥老、添弟等名,及江湖放飘、结盟、拈香,皆匪徒所为,显干法纪。族中子孙,不得听其引诱,致罹重咎。违者,屏勿齿,谱削其名” 。

  而在文人士大夫层面,诟病结拜的声音同样是不绝于耳。清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则说:“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这代表了俞万春(1794-1849)等正统士人仇视民间起义的态度。而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兄弟结盟淆乱了朋友之伦,可以清初刘廷玑为代表(《在园杂志》卷一《结盟》)。

  对结拜多有描绘的小说作者如李绿园也借人物之口,表达了相类的看法。《歧路灯》第一百回王隆吉对其母直陈:“拜干弟兄,男人家不必;拜干姊妹,女人家更不可”“像我姑夫在日,与娄、孔、程、张、苏诸老先生,活着是好相与,死了还不变心,他们何尝结拜过?”《生绡剪》第十四回《清廉能使民无讼忠勇何妨权作奴》的主人公吉禹则视结拜为秀才习气的堕落,所谓“若说到今日结社,明日订盟,这是极没结果的事了。古人云:‘秀才如处女。’处女可与东西南北未尝谋面之人,盟兄盟弟摆在嘴上的么?以此宁穷饿死,我吉禹断不破守,堕落秀才习气”。态度更为激烈者,可见于张竹坡《竹坡闲话》、《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等对于《金瓶梅》中所叙假父子、假母女、假朋友、假兄妹的抨击,此处不赘。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文人在乐于表现或看到小说中结拜情节之外,并不放弃对其加以正面引导的责任。他们希望“兄弟结拜”能保持信义忠贞的神髓真谛,成为世人津津乐道乃至挺身效法的道德楷模。《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在客店中武松请求拜宋江为义兄,评点家王望如于此表示“宋江孝子,武松悌弟,两人聚首便订金兰”,正是出于这种心态。

  小说作者以伦理教化为宗旨,以世道人心为担当的拳拳热忱,足以打动今天的读者。正因为此,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的“兄弟结拜”才不会耽溺于小团伙主义的狭小天地,不致于走到炫耀暴力鼓吹犯法的对立面,而是一直在呼唤侠肝义胆、真情实感,从而体现着普通民众对于扩展自身力量、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心灵诉求。

  结语

  要言之,本文以作为历代风俗与社会现象的兄弟结拜为切入口,首先推源溯流,呈现出通俗小说史上历史演义(《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与世情小说(《金瓶梅》《歧路灯》)代兴背景之下,结拜叙事的互文状况与演变特点——着重体现在结拜者反目绝交的情节上;其次从情节叙事角度,挖掘出世情题材小说兄弟结拜描写的意义;最后通过梳理明清以来官方与民间对于结拜的舆论态度和观点主张,探讨了相关小说叙事的伦理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朋友之间结成的兄弟关系,在历史演义中,并不会对人物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产生实质的影响。世情题材小说则不然,鉴于人物关系乃是情节发生、发展的重要条件,且本身会随着情节推进,发生亲疏远近各自不同的变化,结义兄弟的身份因而会对人物塑造、主题传达起到关键性作用。本文所论述的种种表现,正是由世情题材的特点决定的。

  统观《三国》、《水浒》以降明清小说中“兄弟结拜”的叙事景观,从附属于英雄母题描写的情节枝叶,到本身成为内容重点与主题载体的情节主干,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义气联合,到充满背叛与出卖的绝交反目,从打熬筋骨排斥女色的“男人戏”,到与情爱欲念紧密缠绕的爱情婚姻题材……其间发生的转折可谓历历在目。这不仅昭示着小说史进展的内在线索,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古代社会政治与人情人心的演变消息。

  作者简介

  朱锐泉,男,(1986年-),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