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国外研究】｜陈琳瑛｜欧洲青年工作对极端主义的干预对策探析
摘要:近来欧洲极端主义泛起并呈现发展新趋势，欧盟及成员国加大青年工作力度以应对青年暴力激进化风险。青年亲近极端主义受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欧洲青年工作发挥其专业优势通过基础性、目标性和显示性三级防范体系，针对不同对象人群采取干预措施，帮助青年远离暴力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欧洲青年工作通过非正式教育，以青年同一性发展为切入点，围绕积极公民的目标，实现维护西方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欧洲青年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全球性对抗极端主义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青年工作;激进化;极端主义;非正式教育
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中东地区危机加剧，极端势力做大增强，直接危及毗邻欧洲国家的安全稳定。近期在英、法、德国等地接二连三出现的暴力恐怖袭击，对欧洲社会安定和传统价值观带来挑战。在一系列暴力极端事件中，青年人(欧洲各国关于青年标准的认定不一，欧盟通常设定为15~28岁之间的年轻人，有时拓宽到13~30岁之间的群体)的身影穿梭其间，引起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深切担忧，从事相关青年事务的机构组织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发挥青年工作(youthwork，是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开展，由青年自愿参加，通过非正式教育学习过程，支持青年个人成长和社会性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欧洲各地青年工作不尽相同，有三个基本共性:聚焦青年人，自愿参与，关注个人成长和社会性发展)特有的教育干预功能，阻击极端主义错误思潮，使青年远离暴力激进化。
一、欧洲青年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概述
激进化通常指的是思想行为变化过程，而极端主义反映某种意识观念或行动倾向。两者含义有所差别，但关联紧密。参照欧盟委员会最新的界定，“激进化表明主体主观愿望上接受、追求和支持深远的社会变革目标，与现存体制相冲突的过程;极端主义反映了主体强烈反对现存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的思想状态，暴力极端主义则是个人或团体接受、认可使用暴力手段去实现偏执的政治、思想和宗教目标”[1]。激进并非绝对有害，有时也可产生积极意义，不过当它走向极端，特别是选择暴力方向，则成为一种危险的社会思潮和破坏力量，因此国际社会往往视极端主义和激进化为恐怖主义的表现标签。
近来欧洲各国极端势力有壮大趋势，极端主义呈现出新情况。传统型极端组织的架构不断强化外，新出现了一些松散型小团体或“独狼”式的恐怖分子，其行为更加隐蔽，指向性不明，给反制措施增添难度。随着全球政治经济联系复杂，极端主义国际化加强，除了境外恐怖分子潜入欧洲制造事端，欧洲本土的极端组织也有了发展，陆续有欧洲青年人前往中东等地参与武装行动。此外，极端组织不断升级招募渠道，打造地下暗黑的招募途径，开发网络社交媒体吸引新成员;近几年招募对象对准妇女和青年人，特别是对年青一代人的争夺加强。
欧洲极端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极端主义的思想渊源变得五花八门，如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促发极端主义的思想土壤多元化。欧盟官方将暴力极端主义分为四大类别:(1)左翼暴力极端主义: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主张改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近来也将动物权益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包含在内;(2)右翼暴力极端主义:主要是坚持种族主义，捍卫白人至上地位，如新纳粹主义等;(3)宗教暴力极端主义:主要指仇视西方政治体制的伊斯兰运动，反对西方外交政策等;(4)单一问题引发的暴力极端主义:指由某些特定议题如堕胎、同性恋争议而引发的暴力极端主义[2]。比较而言，右翼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暴力极端主义的危害更加突出，且两者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纠缠态势，推动恐怖暴力事件的恶性循环。
二、欧洲青年极端主义的产生动因和演变进程
欧洲青年人接近极端主义有各种成因，情况十分复杂，既有个体自身因素，也有他人或社会复杂影响，很难说某个青年基于单一原因走向暴力激进化。青年极端分子的产生是外力推动和内在驱使的共同结果。外因有，西方外交军事政策导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阶层固化引发社会流动性差，社会区隔加大，某些人群被边缘化或自我放逐等。内因有，青年人心理出现愤懑不平，受迫害感等负面情绪，社会融入困难引发身份认同危机，加之非理性认知思维方式等。内外因素相互咬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为极端主义思潮的泛滥提供助力。综合个案分析，青年加入极端组织主要基于以下动机需要。
同一性获得。极端组织可以为参与者提供支持，特别是那些因其出身、宗教信仰受到主流文化排斥，而感到孤独、恐惧、徘徊的年轻人，更能从中得到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人身安全。当青年遭遇异己社团威胁时，他们会加入暴力组织获得安全保护;又或，青年如果不参加极端组织，会面临现实的不利影响。例如，德国的某些村镇受到右翼文化的主导，当地年轻人若不成为右翼团体的成员，难免遭歧视孤立，因而有些人不得不屈服压力，加入其中以获取安全保障。
摆脱贫困。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青年人有时将加入极端组织当成是就业渠道，获得收入来源，以维持生计。
地位、荣誉、赋能感。有时青年以为暴力极端组织可以保护自己家庭或社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成员，而且自认为走向男人成熟、服务社区、奉献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维护正义。极端主义容易滋生于种族、宗教、政治对立分裂的地区，极端分子可能将他人视作异端，也可能认为当地司法警察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甚至还制造着社会不公。因此，青年人认为加入暴力极端组织，是在反抗社会不平等，对敌人的恶意歧视或武装袭击是正当行为或合理报复。
乌托邦幻觉。有些个案表明，青年女性，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会受到乌托邦式目标的召唤，幻想一种没有犯罪和贫穷，绝对平等、安宁、和谐友善的社会，因而选择前往叙利亚等冲突地区加入伊斯兰国。
寻求刺激。有的地区长期缺乏青年活动设施和青年服务项目，青年为了打发时间，追求刺激体验，加之极端组织的刻意煽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加入暴力极端组织。
根据Ranstorp、Roy等人的研究成果，青年极端分子的人物侧写主要表现为:内心累积对社会失望、不满的情绪;多为二代移民，常处于社会边缘地带;可能有过违法犯罪或药物成瘾;或出生在受恐怖势力影响的原生家庭，或当地社区有支持武装叛乱倾向;15~25岁的青年男性最容易对暴力极端主义(组织)产生兴趣。同时，研究表明青年从对极端观念有兴趣，到接近和加入极端组织，最后亲身实践暴力恐怖行动，经历逐渐演化的过程[3]。
激进化的初期阶段，青年会表现出一些轻微的行为特征。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论坛上，重点关心地区、国际事务，表现出纠正社会不公的愿望。这一时期的青年会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许还会穿戴传统服饰、留蓄胡须、剃光头发，有的开始恪守某些饮食戒律。总体说来，早期激进化的青年虽然有意愿参与某些宗教政治性活动，但仍限于和平的运动方式。
激进化进入第二阶段，青年开始制造一些麻烦。首先，他们会表达出某些偏执、绝对化的思想观念，产生极端不信任情绪，如宣扬阴谋论，有被迫害受拒斥的感受。他们开始与其家庭疏远，同时因为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而拒绝遵守学校、职业机构、运动团队的规则，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或只愿与特定宗教、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的人交往。这一时期的青年人不仅原有生活行为习性发生突变，还可能持续不断向周围人宣扬某种宗教教义或学说观点。
激进化发展到第三阶段，青年的思想行为出现让人担忧的表现。这时候的青年人，其思想上可能沉迷于末日说或救世主学说，仇恨其他个人或组织，并且为捍卫绝对唯一的观念，开始将暴力手段合法化。他们不仅会表露出对暴力极端集团的支持喜好之情，还会主动向这些组织靠拢。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在网络或现实生活中会刻意向家人朋友隐瞒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主张，或切断与原生家庭、过往朋友的联系，对正常的学业工作毫不关心。
青年激进化到终期，就会出现一系列令人警觉的行为方式。彻底激进化的青年会通过网络或面对面地和暴力极端组织取得联系，在网络或论坛上周期性讨论暴力极端观念，接下来亲自加入暴力极端组织的行动，或鼓动招募其他人参与暴力极端事业。这些青年会主动获取了解武器使用知识，策划实施报复活动，甚至打算前往冲突地区或暴力极端组织盘踞的区域。
极端组织将青年看作是便宜、高效、服从的战士，派出“猎手”搜寻极易“脱轨”的个人或团体并企图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000年以后，许多青少年成为冲突地区武装组织的娃娃兵，最终沦为“炮灰”。针对此种情况，欧洲各国反击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将切断极端主义在新一代青年人中的传承列为工作目标。
三、欧洲青年工作干预极端主义的三级防范体系
欧盟于2005年制定反恐策略，将预防与应急反应、重点保护、追捕制裁并列为四大应对措施，随着近些年反恐行动升级，2014年开始进一步强化对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预防。对于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干预，涵盖学校教育、社会工作、司法警察、军事外交、经济发展和文化娱乐等多方面，而青年部门和青年工作因为直接和青年人群打交道，加之其手段方式的灵活多样，实践活动跨领域等优势，在预防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欧洲各地的青年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针对青年激进化的不同动因和暴力极端主义演变的不同程度，构筑出三级防范体系。
1.一般性预防(generic prevention)
一般性预防，是青年工作面向青年大众开展的非直接性的基层防范措施。青年工作发挥其长期和广大青年打交道的专业经验，利用传统的教育方式、项目活动和实践训练，进行广泛的基础预防。青年工作者从了解青年人群的生活现状和现实困境出发，充分调动青年参与对话，就一些重大议题展开讨论，如文化多样性、多元宗教等。青年工作提倡青年工作者和青年直面各种禁忌话题，不要逃避。青年工作者无须提供现成答案给青年，而是为青年人营造安全的环境，使之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人生困扰。青年人知道自己的困惑得到社会关注，被认真严肃对待，不用担心因此受到责难;同时，他们在讨论中去理解人权、民主等基本概念，澄清自我的价值观，反思建构同一性。
2.针对性预防(targeted prevention)
这一层级的防范措施指向思想上对极端主义发生兴趣或有态度倾向，或开始接触极端组织的青年人。二级干预工作重点关注那些于社会主流外，可能被边缘化的青年人群。这是极易受暴力激进化影响的高危群体。青年工作者要为这些遇到困难挑战的青年提供教育帮助，需要面对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
首先，科学甄别青年的行为信号，正确评价青年的思想动态。比如，青年逐渐疏远原有的社会网络，冷淡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而只与自己认可的对象交流，可能是他们暴力激进化的征兆。但是，情况并非绝对如此。因为青年行为习惯或外表装束的改变，也可能只是他们青春期独立的反映，或渴求外界注意的表现，而非暴力激进化结果。有时，即便青年人口头声援极端思想，但更多是对成人社会的抗议，希望有机会让社会(成人)注意到他们的内心需求和成长困境。所以，青年工作者既要敏锐察觉青年暴力极端化的早期信号，又要避免随意贴标签。
其次，自然接近目标青年，逐渐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发掘个体加入极端组织的动机缘由，找到具体的帮教策略或替代方案，改变青年封闭单一思维模式。闭锁性思考的人爱钻牛角尖，容易对极端思潮感兴趣，而思维越开放的青年越少受极端主义蛊惑。极端教派“Salafi”就是对传统伊斯兰教义简单绝对化，制定出非黑即白的规则吸引一批头脑简单的青年追随者。青年工作反击极端主义，重在帮助青年对形形色色的观念主张具有思辨之能力。
另外，青年工作的二级预防措施要求主动接近、帮助有暴力激进危险的工作对象，对青年工作者，特别是独立型和外派型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颇高(独立型青年工作和外派型青年工作是青年工作的两种特殊形式。相对于在青年俱乐部、青年中心等固定场所开展的传统青年工作，独立型青年工作没有固定的机构场所，从业人员主动深入青年流连的街道聚点等开展青年工作。外派型青年工作一般是青年俱乐部或青年中心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外出主动联系接触青年，吸引他们参加机构开展的青年活动)。青年工作者除了配备必要的资源，更要熟悉工作场景，加强和其他部门(如学校、社区、家庭、俱乐部等)通力合作。
3.显示性预防(indicated prevention)
最高级别的干预措施，针对的是那些加入极端组织后想要脱离出来，或有心接受帮助摆脱极端组织的青年人。这类案例的数量还不太多，有的出现在监狱等改造机构，有的就发生在街区周边。欧洲青年工作处理这类案例的经验有限，基本处于摸索阶段。青年工作者尽可能与帮助对象建立友善关系，为青年提供开放真诚、舒适安全的交往氛围，让青年放下戒备畅所欲言。这些正是青年工作有别于司法、警察、安全部门的特殊优势。同样，青年工作者为了弄清暴力激进化发生的深层原因，会争取其他机构组织的帮助，挖掘对象个人成长经历背景。有条件的话，青年工作者正式介入前会尽量与青年家庭取得联系，征询意见，判断哪些人对干预对象的成长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时，青年工作者会和当地社区负责人或宗教领袖建立同盟，更好地和极端势力相抗衡。德国、瑞典都有社会机构开展“Exit”项目，专门帮助青年激进分子自觉从极端组织中走出来[4]。青年工作的三级防范体系对从业人员的能力分别有要求。一般性的干预工作基本渗透于日常青年工作，社区热心人士或志愿者大都可胜任;更高级别的干预措施则需专业人士从事，特别是显示性预防工作除了要求具备相应执业资格，还要接受专门的反恐培训。青年工作者还应坚守其职业伦理，与青年对象交往时保持专业操守。例如，青年工作者告知青年按照安保规定安全方面的敏感信息需要和情报部门共享。因为，这属于青年工作隐私保护义务的例外，需要事先通报受助青年，以免损害工作双方的信任。
四、欧洲青年工作以非正式教育防范极端主义
欧盟及其成员国之所以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挥青年工作防范极端主义的作用，与青年工作自身的教育属性密不可分[5]。欧洲将学校教育(formal education/schooling)以外的教育，细分为“non-formal education”和“informal education”(“non-formal education”指个体在主流教育之外自愿参加的教育活动，它有组织化模块，如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和特别的学习支持，最常以团队工作、参与式和体验式教学模式开展;一般没有学业证书，但现在也有趋势提供证书认证个人的学习成果。“informal education”一般指通过日常家庭生活、职业工作和休闲活动产生的随意性学习活动，既没有组织结构安排，也不提供证书，参与者个人通常缺乏学习的主观自觉)，因为青年工作的教育兼具后两者的属性，本文统称为非正式教育。
青年工作的非正式教育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自愿参与是非正式教育的前提。青年基于其意愿，自由选择在学校教育、家庭生活、职业工作之余前往青年中心或加入青年俱乐部，并可随时离开。其二，友好的关系是开展非正式教育的基础。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一步步发生联系，双方建立平等、互信、尊重的人际关系，是非正式教育产生实效的关键[6]。其三，对话是非正式教育的重要手段。非正式教育没有具体固定的课堂教学，青年工作者需设计情境，引导青年讨论，在交谈中把握时机达成某种教育目的[7]。
1.青年工作的非正式教育以青年同一性发展为切入点
欧洲青年一代，除面临身心成熟带来的独立性要求外，还需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中迎接诸多挑战。有些人还会因其出身、肤色、信仰等差异，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例如，非洲移民后代由于脱离原有的共有知识和集体记忆，对国家公民和宗教信徒两种身份定位迷茫，容易面临严重的同一性危机[8]。
帮助青年同一性获得的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传统青年工作将同一性分为两部分—自我形象和自我评价[9]，Rajaa Belhourania在2016年巴黎预防青年极端主义大会发言就青年工作者如何处理青年同一性问题，总结了三个方面—情感、认知和行动。对于普通青年人群，主要是通过提高自尊心的活动，增强青年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在认知上建立青年批判思考的能力，在行动上以志愿服务形式鼓励青年参与有意义的社会实践。对于已经初露激进化迹象的年轻人，青年工作则要延缓阻断其激进化进程，维持青年与家庭、学校的联系，通过讨论对话发掘青年内心动机，鼓励他们从职业、文化、运动等方面拓宽同一性，在行动上力保青年人继续参与相关的活动项目。
2.青年工作以积极公民作为非正式教育的目标追求
欧盟最近重点考察青年的社会边缘化和暴力激进化之间的相关性，将问题的解决之道归于青年如何成为积极公民，并且演化出公民性青年工作，在青年工作中开展公民教育，指导青年(团体)学习处理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明确自己、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提高自信。例如，贝尔法斯特青年工作有一个针对青年女性的公民教育项目，关注当地青年激进组织施加于其他反社会青年的“惩戒”性报复行动。这个公民教育活动，帮助参与者深入了解事态发展，跟踪这些暴力激进行为，并积极行动起来游说敦促当地警方加快案件调查处理。尽管非正式教育不会让当地的暴力危害一夕之间得以解决，但可以使之成为公众政治议题，并且教会青年倾听不同声音，与他人合作，逐步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10]。
3.青年工作的非正式教育以维护西方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根本宗旨
青年工作自19世纪中后期出现以来，被赋予政治教育、社会教育、思想教育等属性功能。虽然当前的青年工作为了弱化思想道德教化的政治符号，以非正式教育名义和中立姿态出现在青年面前，但不能掩盖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欧洲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暴力极端主义是对欧洲传统民主价值观的现实威胁，而教育(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则要捍卫欧洲基本价值观—人格尊严、自由、平等、法治和人权，将之传递给青年。青年工作为青年人提供非正式学习机会，利用宿营外游、戏剧表演、体育锻炼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进行讨论、反思和实验，巧妙地将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包容等概念融入其中。
青年工作的各种培训手册一再强调青年工作者不断澄清自己的民主人权观，坚决抵制极端主义思潮，坚持资产阶级，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倡导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11]。
从青年工作防范暴力激进化的三级体系看，非正式教育贯穿始终。基础性预防阶段，青年工作帮助青年习得必要的社交技能、促进民主包容价值观的形成;针对性阶段，青年工作面对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青年人，纠正其封闭单一的思维模式，对偏狭的观念有审慎辨别能力;显示性阶段，青年工作直接指导青年摆脱极端势力，重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网络。
五、欧洲青年工作防范极端主义的经验启示
欧洲青年工作出现早，专业化水准高，在世界范围有先行示范效应。近些年欧洲青年工作在反击恐怖主义中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青年暴力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有效策略，也暴露出一些局限和不足，对当前全球阻击极端势力对青年人的渗透有启示意义。
欧洲青年工作教育引导青年远离极端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部门合作。阻击极端势力的泛滥，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多部门分工配合，“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可以单枪匹马应对愈演愈烈的激进化风暴”[12]。如果说，对付实施恐怖袭击的圣战分子，主要依靠国家机器加大法律制裁和武力打击;而针对可能滑入极端主义深渊，有暴力激进化迹象的青年人则需要非正式教育徐徐图之、循循善诱，争取他们认同现有社会制度，依循主流价值观行为处事。软硬两种手段之间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司法、警察、安全部门和青年工作之间互通情报，帮助青年工作者了解当地社区的安全形势、极端组织的内幕信息以及关注对象的背景资料，使非正式教育有的放矢。比起其他机构及执法人员，青年工作者颇具亲和力，比较容易突破青年人的心理防线，能够和青年对象建立有效联系，帮助青年人从内心信念转变极端主义错误思想，更具长远效应。欧盟正着手新计划，准备让青年工作者进入学校或培训其他执法人员如何和青年人打交道。
第二，青年参与。传统青年工作不仅强调青年可以自愿选择加入或离开青年工作(青年俱乐部、青年中心或青年项目)，而且鼓励青年自主参与俱乐部或青年组织的日常管理和活动安排，后又将自主参与逐渐扩展到民主政治进程中，如青年论坛和青年议会等。这一原则在当下青年工作预防暴力激进化中仍然得到保留。官方文件一再声明青年不应当被看作是预防极端化工作的对象，青年工作一定要视之为工作的拍档。青年参与，其实和赋权理念一脉相承，“是要让青年人能够通过青年工作理解并付诸行动去应对各种个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议题和事项，最终对自身的、他人的以及社会共同体的生活发挥实质影响”[13]。究其实质，非正式教育想让青年摆脱现时那种“无力”“无法掌控”的感觉，换上一种有“权力”“力量”，可掌握自己或身边事情的体验，采取正当行动改善生活境遇，避免寻求极端主义的庇护。
第三，技能培训。目前多数欧洲国家相继建立青年工作职业准入和资格认证制度，相应的职业培训也比较发达[14]。欧盟国家在对抗极端主义斗争中，非常重视对青年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培训，尤其关注以下几种才能:(1)对话开展技巧，能够和问题青年、高风险青年建立对话，应对敏感话题，聚焦他们的情感、精神和社交等方面，使用肯定正向的叙事，避免过早冒进地修正其意识形态;(2)理解暴力激进化产生机制，甄别青年行为符号变化，评价青年行为方式性质，搞清极端主义发展过程，知悉极端组织招募网络;(3)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熟练使用社交媒体了解青年的思想动向，学会通过网络和青年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介入进去。另外，欧盟官方建立信息资源库，方便各国青年工作者及时了解防范青年极端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工作案例;同时鼓励行业共同体建设，相互之间交流分享工作心得。
当然，欧洲处理这一问题的对策也存在某些不足。一方面，关于极端主义的本质根源的认识比较片面狭隘。欧洲极端主义产生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矛盾不断叠加交互作用的结果。宗教矛盾、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强权政治没有消失，极端主义就有滋长的可能。虽然极端主义问题得到欧洲社会广泛重视，但对其性质和深层内涵的分析明显不足，现有青年工作侧重用微观层面的心理因素和个人经历来解释青年极端化的产生形成。这种做法便于青年工作者提供一对一的定制服务，但社会无法实现公平公正和文化融合，就无法消弭特定青年人群的被剥夺感。青年工作也实际遭遇干预失败的案例，虽然专业人士为偏激青年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帮助，却无法阻止对象偷偷前往叙利亚加入武装组织。因此，有学者指出，今日欧洲极端主义问题，不能仅从宗教和身份因素分析，还要从阶级分化这一因素出发，“宗教和身份与其说是人的自然属性，不如说是成长于特殊经济基础之上结合独特文化元素的产物[15]”。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之殇掣肘着欧洲社会解决极端主义问题。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欧洲社会极力推崇的符号。极端组织利用这些抽象的人权观，伪装自己和迷惑外界，使得欧洲政治在处理应对极端主义时摇摆不定，影响青年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例，它内部有复杂构成，除了少数公开以暴力推翻西方政治制度的恐怖分子，相当一部分组织和个人选择隐瞒其暴力极端倾向，甚至假意在公众场合赞同民主政治和文化融合，向西方政治社会渗透，迷惑欧洲民主精英。有伊斯兰组织为逃避监视打击，对外展现温和的政治姿态，声称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他们在清真寺内大肆传播伊斯兰极端主义，甚至煽动仇恨并警告信徒与欧洲社会融合的罪恶，推动青年暴力激进化。欧洲国家政府内部却对此认识不一，有可能情报部门警告注意极端分子的危害，而内政部官员将这些人视作反恐斗争的合作伙伴[16]。在此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欧洲青年工作处理此类问题的左右为难，缩手缩脚。
彻底解决青年暴力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是一个世界性挑战。青年处于过渡年龄阶段具有的非理性、不成熟的思想特质，加之青年行为的理想主义和自利性动机，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蒙蔽，陷于暴力激进化和极端主义而不自知。欧洲利用青年工作和非正式教育对社会思潮正本清源，扫除异端，力图阻断极端主义文化生成，值得国际社会借鉴。
陈琳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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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