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养生诠论》连载2 ——刘长喜
第二节大生态医学模式的启迪
山西中医学院陶功定教授在深入研究挖掘《黄帝内经》所阐述的生态医学思想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不同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医学实践以及医学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并从理论层面为中医理论现代化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生态医学模式为生态养生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养生保健的新思路。
一、从生态医学角度对健康和死亡的重新定义
医学涉及人的生老病死，伴随生命的全过程。生死并非生命过程的两个极端，而是在生命过程中，随时表现为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中，就是健康和疾病的抗争。因此，医学的核心是研究健康和死亡相关的问题。
（一）关于健康本质的探讨
健康是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千百年来医学追求的目标。对健康作何种解释，即健康观。科学意义上讲，不同的医学模式往往对应或折射出不同的健康观。但是通常人们在使用健康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多并不注意他们在使用意义上的区别。由于健康的定义包含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健康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古老原始的健康观是指身体强壮、结实有力，这时的医学尚没有形成，人类尚处于动物本能的自救状态。医学开始萌芽以后，人类逐渐对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健康等同于机体没有疾病或者治愈疾病，而对疾病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病原性生物因素的影响。随着医学解剖学的不断发展，健康观进一步定义为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强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能力的状态。
现代对健康的理解已经突破了生理和生物的范畴，不仅强调人的机体没有疾病或者不羸弱，而且强调了人的精神心理正常，把健康理解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完好状态。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WHO）还于1948年把社会因素纳入了健康的定义，指出：“健康不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或者不羸弱，而且包含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三方面均处于良好的一种状态。”WHO这一健康概念虽然尚不尽如人意，但却是迄今为止最为宽泛、最受推崇的健康观。从主观角度定义健康，就是把健康单纯看作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主观体验。从客观的角度定义健康，就是将健康看作一系列可以统计的医学指标处于 “正常”的一种状态。而将主客观统一起来定义健康，大体包含三个方面：①尽可能消除疾病的症状或者疼痛；②在适当时间内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③基本处于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
综合分析以上的健康观，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背景中去分析健康观，则不难发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健康之于人，首先代表一种价值，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同，因此对健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目前人们大多支持健康应当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但是，倘若我们只是把健康局限于“人”的这两个方面，或者加上社会因素，而忽视人与生存环境的宏观关系，虽然貌似深刻，终究未得要领。
大生态医学模式的健康观是：“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如图1-1）
图1-1 大生态医学的健康观
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其一，从人的生理、心理状态角度看，健康首先是人的一种基本属性。每个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不同，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显示出差异来。人与人的健康程度可以比较，却很难等同。因此，当我们理解或者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时，需要把对健康的抽象定义还原到一系列综合性指标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其说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不如说是判断他的健康程度。亦即从静态看，健康是针对此时此地此人的综合身心状态做出的评价。
其二，健康不仅仅是“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它看作是这种状态“与其生存环境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亦即必须从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上，才能真正把握健康的本质。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生存环境需要不断优化。而人要使生理、心理状态处于一种良好乃至最佳状态，就需要不断地适应与互动，与之达成和谐。因此，健康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是人的一生和整个人类历史都必然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
（二）死亡的本质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
死亡是医学作为终极目的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死亡经常作为健康的对立面存在。这种观念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除了某些宗教和恶劣的哲学赞美死亡之外，死亡对人，特别是对生命火焰旺盛的青壮年人，经常构成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以致人们总想回避死亡的事实，甚至回避对死亡的探讨。美国学者菲利普·劳顿等著的《生存的哲学》一书中，在“死亡”一章的标题之下就赫然写着感情色彩十足的注脚——“生命不受欢迎的结局”。的确，从纯生物意义上讲，在“生”与“死”的基本态度取向上，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或者说，与其他一切有灵性生物一样，人也具有某种“贪生怕死”的本能或趋向。西方许多哲学家（如柏格森、尼采等）曾用“生命的冲动”、“生存意志”等概念来描述这种本能或趋向，并指出唯有这“生命的冲动”、“生存意志”人类才生生不息，一代一代进化繁衍下来。尽管哲学并不排除对生物现象的研究，但是脱离人的社会本质而将人的某种生物本能提升为哲学本质，却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人并非一概“贪生怕死”。为了取得某种特定的社会价值，“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当然，这些都只是涉及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尚未回答死亡的本质。
对死亡的最高解释，应当是一种哲学的解释，而实用的却是医学上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则是最全面、对现实也最具指导意义的解释。
多年来，医学一直沿用将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就多数情况而言，这大致反映了死亡的现实因而是可以接受的。但心脏停止跳动的人并非一定死亡，除了迅速采用心脏起搏、心内注射强心药物和体外按摩心脏等人工急救技术可使部分人恢复心跳而存活外，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应用使得心脏死亡理论上不再构成对整体死亡的威胁。同样，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呼吸机的出现，停止呼吸的人也可以再度恢复呼吸而“死里逃生”。也就是说，心跳和呼吸停止已经失去作为死亡指标的权威性。为此，医学界一直在探讨对死亡的新定义和新的判断标准。从全球医学界对于死亡的定义趋势来看，死亡的概念已经或正在从心跳、呼吸的停止过渡到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彻底丧失。这被称为医学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范式转换”。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脑死亡”，其诊断标准有四方面：①无感受性和反应性；②无运动和呼吸；③无反射；④脑电图平直。而且上述四条应该是24小时反复多次检测结果无变化，并应当排除两个例外：①体温过低（<32.2℃）；②刚服过巴比妥类药物。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四条标准：①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无反射或肌肉活动；②停止自发呼吸；③动脉压下降；④脑电图平直。
此举开创了确立死亡新标准之先河。有的同事考虑传统诊断标准，有的则干脆以“脑死”取而代之。如1970年，加拿大渥太华总医院提出了五条标准：①呼吸停止，用呼吸机维持12小时以上仍不能自主呼吸；②血压下降，不用药物就不能维持正常血压；③体温下降，如无覆盖即降至华氏98度；④瞳孔散大、固定，角膜反射消失，四肢瘫软无自主活动；⑤进行两次脑电图检查，每次20～30分钟，间隔6小时，均无脑皮质活动显示。同年，日本“脑死和脑波关系委员会”将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归纳为六条：①意识丧失；②反射消失；③骨骼肌紧张消失；④瞳孔散大，自发呼吸停止；⑤血压骤降；⑥脑电波平坦。1974年，英国的一份医学杂志载文主张将脑死亡简要归结为两条：①无自主呼吸，每次脱离呼吸机3分钟以上做检测，检测两次，间隔12小时；②各种脑干反射消失，但脊髓反射可存在，枕骨大孔以上无运动反应。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综合标准等等。尽管不少新标准表现出某种意义上向传统呼吸标准回归，但是大家公认的是大脑皮质活动丧失。因为大脑皮质是人意识的物质基础，脑电波反映了人的意识和思维等精神心理活动。如果后者是不可逆的停止状态，则此人即使可以保持心跳和呼吸，也绝不可能再作为“个体”回到人群社会中去了。因此，从人的社会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哲学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包含生物和社会本质的新的死亡定义：死亡是个体人与社会关系不可逆转的脱离和中断。显然，医学上认定的死亡可以纳入或证实这个新定义，而且这个概念还可以运用到人类政治生活领域。
死亡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导致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依据“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这一健康新概念，可以将死亡大致区分为健康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健康的死亡（异常死亡）两大类。
健康的死亡（正常死亡）是指人的一生始终处于身心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状态，像机器磨损到极限而自然损坏一样，实现生命的最后自然终结，亦即《黄帝内经》中讲的“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至高境界。健康的死亡（正常死亡）只发生在“颐养天年”之后，它是一个人生命的自然终结，因此，当死亡降临时，并没有什么恐惧和遗憾，而显得坦然和安详。从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看，个体生命周期完成而退出人类社会，正是为新的生命开辟道路。因此，作为这种死亡的局外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应当尊重这种死亡，而没有必要去拯救这种死亡，感情应当服从理智。
非健康的死亡（异常死亡）泛指人与生存环境没有实现和谐适应的良好状态而导致死亡，又可分为病死、灾害事故致死、他杀和自杀等等。对待非健康的死亡（异常死亡），医学必须提出尽可能多的抢救和保障，此乃医学最为艰巨也最为神圣的义务。疾病应当得到有效的治疗，灾害事故应得到及时的抢救，他杀应得到有效的制止。自杀由于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是心里扭曲的重要表现，是对他人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一时的心结想通过自杀来解脱，结果却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总之，对待非健康的死亡（异常死亡）固然应当从生物学着眼，但仅凭生物学观点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救死”必然涉及和包含许多社会性因素，因此，去除一切非健康死亡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措施。不得已而取其次，医学上的“救死”是第二位的。事实上，脱离社会因素一味强调“救死”是将医学置于某种困境之中，而且触发了对医学目的的反思，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一种新态度——有条件地实施安乐死。
总而言之，对死亡本质的理解上反映着某种价值观，代表着某种医学思想，它与人们对医学目的的认识有着某种一致性。显然，仅仅强调救死扶伤作为医学目的是十分狭隘和陈旧的。人类固然寄希望于医学以实现健康生存的权利，但毕竟不能回避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未来的医学理论应进行目的的调整，即应当将维护人的生命与正确面对死亡做综合判断，而非“扬此抑彼”。由此，我们就可以在医学操作上区分不同情况而采取“救死扶伤”、谨慎地实施“安乐死”或者“见死不救”（无需抢救）等不同态度。尤其是健康的死亡，应当是医学努力追求的最后目标。
二、《黄帝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
大生态医学模式构建了健康和死亡的新概念，而大生态医学的概念及其具体模式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一）生命存在的多因素关联
《黄帝内经》对生命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人体本身，而是与整个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尽管其已认识到“解剖”的问题(见《灵枢·骨度》)，但那只是为了认识人体的组织器官，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人体生命的内在环境是五脏为主体，与其他组织器官相互关联，以经络为通道，由气血循行来沟通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所包含的五个子系统与生存环境的五方、五时、五色、五音、六气、五行分别相关，形成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这种关联包含了与生命体相关的所有环境条件，形成了《黄帝内经》医学模式的前提。
（二）疾病发生的多因素认识
《黄帝内经》没有企图探讨引起疾病的具体物质，而是从引起疾病发生发展的因素来认识疾病。认为疾病的发生不是病源的单因素作用，而是外在环境和内部机能的综合效应，外在环境是生存条件的气候、环境、时间、物候、地域、饮食五味、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内在环境是人的情志、体质、阴阳、气血等的异常，两方面的相互失调导致疾病的产生。
如果人体脏腑的阴阳气血始终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没有给病因留下可乘之机，人体即便受到外界的影响也不会生病，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是几千年来中医学对发病认识的基本观念，始终强调的是作用于人体的多方面因素，并不仅仅是病因的物质问题。
（三）病理过程的整体功能失调
在疾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黄帝内经》注重致病因素引起的失调和各功能异常，并不特别关注局部病灶的改变。所有病证的表现都以证的寒热虚实、阴阳的盛衰、脏气的强弱、气血的盈虚来概括，总体表现为正邪的消长与进退。如寒伤阳，暑伤气，怒伤肝，表现出来就是阳虚、气虚及肝阳上亢等症。所以，“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不着重观察疾病的病灶，而是区别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
（四）辨证施治、整体观念
对疾病过程，《黄帝内经》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疾病所在，而是病证所导致的整体变化，所以诊治的目的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目标不是如何去治“病”，而是去调和整体五脏阴阳气血的变化。当阴阳失衡得到调和而恢复至平衡协调的状态时，病因也就被去除，亦即疾病被治愈的状态。根据致病因素的不同，治法也不尽相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在针对病因治疗的同时，绝不可忽视导致疾病产生的综合因素辨证施治。如五方五味、五时六气、七情五志、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正所谓“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这一辨证思维一直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把疾病治疗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既是治病的需要，又是调理机体和恢复健康的有效手段。
（五）药食结合的生态效应模式
《黄帝内经》观察和创立了一种特殊的治疗体系，即五味对人体五脏具有不同的亲和力和攻击力，一种“味”可以对一个系统具有促进作用，对另一系统具有抑制作用，甚或对另一系统有攻击效果，这形成药物配伍应用的特殊方式。“君臣佐使”的配伍就是把不同性味的药物有机配合在一起，以期对不同脏腑的失调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同时调理失调的多个方面，达到恢复阴阳平衡的目的。这里的五味所指，并不限于药物，而是包括食物在内，它们具有相同的性味特性，后来的本草学实际上也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食物。这成为中医学几千年获取良好临床疗效的重要途径，也是将天然动植物用于医疗的最有效方法。这一发现与发明在现代追求环保、追求绿色的意识中，仍然可以给人们以无限的启迪。
因此，《黄帝内经》所论述的医学不是单纯针对疾病的孤立活动，而是认为人体的所有异常(疾病)与人类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黄帝内经》的模式称作“生物－环境－时间－气象－心理－体质－社会－生态医学模式”，以一种古老的智慧超然于现代文明，处于生命科学的前沿。
三、微生态学和稀少生物学对生态医学思想的影响
微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德国医学家科赫为微生态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微生态学的鼻祖。他发现了炭疽杆菌、结核杆菌、霍乱弧菌等病原微生物，阐明了结核病的病因，提出“科赫定律”，创立了病原微生物学。这样，医学家们在传统的实体中心论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具有特异性致病作用的病原微生物，进而推动医学对传染病的性质和传染方式等的认识，并为抗菌治疗拓展了广泛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在人们寻找抗病原菌药物的过程中，免疫学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1890年科赫的助手贝林在动物的白喉病实验中发现了具有免疫作用的“抗毒素”。1892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卫生学教授培顿科雯在霍乱病大流行之际，为了证明单有霍乱菌不会引起霍乱，他安排制备了每毫升至少含10亿个霍乱菌的培养液，并且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吞饮了这杯“霍乱菌汤”，其结果有惊无险，他并没有染上霍乱病。其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病理学家梅契尼可夫重复了培顿科雯的实验，亲口吞下了霍乱菌汤也没有染病，却发现了“食菌细胞”。
由于霍乱、鼠疫、天花、流感、伤寒等传染病的大流行曾夺去了亿万人的生命，迫使人们集中研究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原体及其生命活动的相关内容。微生物包括有细菌、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放线菌、真菌、病毒等类，每一类又分为若干种。人体的皮肤及与外界相通的部位都是微生物的寄居地。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抗生素的普遍使用以及抗生素的不断开发，对抗生素耐药的菌株增多了，而且抗生素在抑杀病原菌的同时，也能抑杀正常菌群，破坏正常的微生态平衡，引起菌群失调或二重感染。耐药菌株和二重感染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唤醒了人们对于正常微生物菌群研究的兴趣，成为微生态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另外，应用抗肿瘤药物、免疫抑制剂以及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应激、放射治疗等人为地抑制了机体的免疫系统，使体内原来不致病的正常细菌中的一部分表现出致病性，引起所谓的内源性感染，也促使人们需要对正常菌群进行研究。人们首先发现，消化道微生物菌群具有很多作用，如通过分泌多种酶类分解内源性物质和许多不易被宿主吸收的营养物而改变消化道内容物，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通过作用于消化道壁的结构、消化道中物质的输送、黏膜层细胞的更新速度和营养物的吸收等来修饰消化道的解剖和消化生理；作为抗原能促进机体免疫系统的成熟，形成生物屏障，能对抗日常摄入的外源细菌的入侵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生活在微生物海洋中，人体内存在着庞大的微生态系统，抗菌治疗不可避免地干扰正常微生物群并引起菌群失调。到了70年代，厌氧培养技术的发展使厌氧性细菌的检出率大大提高，也极大地推动了微生态学的发展。厌氧技术的应用给人们展现出了一个前所未知或知之不多的微生物世界。例如，以往认为大便中的主要细菌为大肠杆菌和肠球菌，而且大部分为死菌，只有少数能培养出来。现在利用厌氧培养技术已经探明，大便细菌中95%以上为厌氧菌，70%～90%的细菌都能培养成功。在人、畜的体表或体内有几百种数以亿万计的细菌，它们绝大多数为厌氧菌。厌氧菌对宿主大多无害而有益，甚至是必需的。它们与宿主和平共处，互相影响，参与了宿主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营养吸收、致病、免疫等一系列活动。1977年露西教授首先提出了微生态学这一名词，并在德国赫尔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微生态学研究所。至此，微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了。
微生态学揭示人体是一个庞大、复杂，包含着若干个层次的微生态系统，每个层次在生态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层次有以解剖系统、器官为单位的微生态子系统；以亚器官结构为单位的微生态区（一般由一个相对独立的微生物群落形成）；由特定微生物种群占统治地位的微生态部位（只适宜于某种特定微生物在此定植生存，其他微生物则不能生存）。人体微生态系统包含着3种基本矛盾：微生物与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各种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外生态环境与人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各种微生物之间以及它们与人体、外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协调，即所谓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微生态基础。在微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微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都具有“自净”机制，原籍菌具有生态优势，它在寄居地形成一个生物膜，起着占位性保护作用，与人体免疫系统配合，共同抵御和排除外籍菌，成为一道生物屏障。
人体在受到某种异常影响（如生活环境突变、不当的药物、手术、外伤、情绪激动等）时，可使微生态平衡受到干扰和破坏，出现微生态失调。微生态失调是微生物与人体、微生物与微生物、微生物与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常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菌群失调，即各种微生物在数量上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原籍菌的数量和密度下降，外籍菌和环境菌的数量和密度升高；二是菌群易位，即菌群从固有的生态区或生态位向别的生态区或生态位转移，引起微生物菌群之间的斗争，改变了微生态区和微生态位的微生物作用性质；三是外籍菌入侵，即机体对外籍菌的抵抗力下降，使外籍菌入侵定植并引起感染；四是血行感染，指菌群易位到血液中形成菌血症，甚至形成脓毒败血症。微生态失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感染。从微生态学来看，没有对任何宿主都能致病的微生物。微生物作为病原体是相对的，感染不过是一种微生态学现象，其本质是微生态失调。
微生态学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及疾病本质认识的一场革命。尽管人类或动物刚刚出生时没有细菌，但是出生后立即被周围环境中的微生物所包围，并在体内和体表形成一个终生存在的正常微生物菌群，直到宿主死亡。据报道，一个成年人大约有1013个细胞，而其体表与体内携带的正常微生物竟有10014个之多，是其自身细胞数量的10倍，其总重达1200多克。这些正常微生物菌群以一定的种类和比例存在于肠道、皮肤、口腔、肺脏、阴道、鼻腔、眼睛等机体的特定部位，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与宿主细胞进行物质、能量和基因的交流，在宿主的生长发育、消化吸收、生物拮抗以及免疫等方面发挥了共同维持生命过程不可替代的生理功能，共同维持生命过程。人体内的微生态系统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相互关系更为复杂。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之中，正常情况下每一种微生物都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只有当这些复杂关系的某些方面或环节失常时，微生态系统发生失调，才表现为微生物的致病性作用。微生态学要求把微生物放到微生态的关系网中，从关系网的失调来认识和解释其致病性和致病作用，从对整个微生态的维护与调整来考虑对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防治。因此，不能把微生物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特别是正常微生物菌群，事实上是构成机体生命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稀少生物学是20世纪后期在日本兴起的一门生物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颇有建树的新观点：人类应当更多地着眼并采取有效的社会性措施，辅以医药，而力求使人类在与各种生物的平衡中生存。主张要大力提倡和保护各种濒临灭绝的生物，即使对作恶多端的病原微生物，也不宜斩草除根，搞种族灭绝。他们认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消灭病原微生物的做法，不仅得不偿失、难以奏效，而且潜藏着更大的难以弥补的风险：从遗传工程角度看，由于基因转移和拼接技术的发展，实难预料何种生物会创造奇迹，甚至引起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从而改变这个世界。因此，谋求人类与包括一切病原微生物在内的一切生物间的平衡，或许才是未来医学的出路。只要人们在改善营养、居住、工作等物质条件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人类就可能与病原微生物相安无事地共处，而对传染病的及时发现隔离和采取防疫治疗措施，只是基于这种战略的必要补充。
应该说，微生态学和稀少生物学的观点对发展医学及其医学伦理思想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它不仅从生物学角度阐明了生态平衡（包括微生态平衡）之于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了社会因素在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面提高人类素质才是未来医学的出路。按照这种理论的思维，医学必须首先建立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而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均要服从于维护生态的平衡，至少不能严重干扰或打破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这种医学思想较之于从治疗医学到防治结合医学思想的转变，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新飞跃。
四、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的伟大贡献
将医学与大生态作为整体来思考未来的医学模式，也是将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引申到医学领域的必然结果。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回顾、研究和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是建构和理解大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环境伦理意识的萌发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864年美国学者G.P马什编著的《人与自然》一书，开始反思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尽管他的立场仍然坚持人类中心功利主义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类对地球管理不应该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瓦尔登湖》作者梭罗明确批判了西方传统反自然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倡导热爱自然，以自然为友，追求简朴生活。他认为自然是有机整体，万物是互相依存的，自然是善、美和天堂，是健康、价值的来源。“美国公园之父”J.缪尔撰写的《夏日走过山间》和《我们的国家公园》等崇尚自然主义的著作，严厉抨击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破坏践踏自然的无知，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开辟和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梭罗和缪尔思想的特点是带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倾向，开启了有意识的自然伦理感情的先河。20世纪初德国的思想家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到50年代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他认为，生命意志是普遍平等的，真正的哲学要从这个意识出发；道德是对一切生物的无限广大的责任；过去一切伦理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伦理只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类需要有道德意义的世界观和文明观。1948年福格特撰写的《生存之路》，提出了一整套人类生存哲学，主张“人类必须重新调整与环境的关系”。“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李奥帕德在《沙郡年记》一书中首次提出“大地伦理”概念，即建立一种在生态科学基础之上的典型的整体论环境伦理。他明确地界定了一种共同体，认为：“土地的伦理规范只是扩展了群集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称为土地”；“我们尚未有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关系的伦理规范”；“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从此，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正式进入了伦理学的范畴。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国家大量出版发行的《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与动物》等期刊为标志，宣告了环境伦理学作为独立新学科的诞生。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广义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报告还指出：“我们已试图说明人类生存和福利，是如何地有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全球性伦理道德的成功”，并建议全世界的教育应广泛传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同时加强环境教育。进一步提出：“环境教育应包括并贯穿于各级学校正式课程表中的其他科目的教学中，以便加强学生对环境状态的责任感，并传授给他们有关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伦理秩序走向。这种全球伦理遵循三个公平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性。1975年5月世界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康斯坦热等撰写的《世界生态服务的价值与自然资本》这一论文，强调了公平性的环境伦理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与自然公平关系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经济伦理理论的基础之一。可持续原则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理念，而《自然资本论》著作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重要路标。书中把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正式列入资本核算系统，此乃环境伦理与经济学的结合。
环境伦理学不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都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的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的认识之中。以卡普拉的生态世界观为例，卡氏著有《物理学之道》《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等书籍。这三本书在东西方都有广泛的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救危机要靠重新建立新的世界观，而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卡氏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卡氏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人们赖以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人们和生物圈之间和谐共处、相互依存”。
将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融入医学思想，因其突破了单纯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使人类的基本道德境界得以升华，所以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1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的一个分支在与其生存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逐渐进化为原始人类，完成了“人猿相揖别”的划时代转折。原始人类在与几百万物种间的激烈生存竞争中，凭借大脑渐趋发达，手脚分工和逐渐学会制造工具，使用火，获得了更多和更好的生存进化的机会和条件。语言的出现，促进了人类智慧的交流、发展和积淀，使自己因生存和发展而必须征服自然界的信念由无意识变成了人类强烈的集体意识。大约1万年前，人类逐渐发明了各类技术，而这些技术在以后的岁月里竟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精。也正因如此，人类终于成为地球的绝对主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道德发展了起来，而不相适应的则被淘汰。尽管这些道德在原则和规范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它们无疑都是从“人”出发的。一些社会或一定阶级坚持个人本位（强调个人价值优先原则），而另一些社会或阶级强调集体本位（集体价值优先，在集体价值中真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原则），这两大对立的道德体系，却在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也是道德的尺度这一点上统一了起来。
不可否认人类道德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不可能设想还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人”这个唯一正确的尺度。问题是这个尺度该如何运用？应当注重人的哪些方面？既往的一切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把人作为最终目的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为了“人”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则是大错特错的。其结果是目的和手段相背离，手段危害了目的。今天这个世界人类生存面临的一切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目的和手段相背离的必然结果。而微生态学和稀少生物学的思想观点，以及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豁然开朗。一切为了人类的根本利益的宗旨没有改变，但在实现手段上，应服从理智，多注意人与生态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单纯强调人，使人长久获得应得的利益，这就是大生态医学的基本出发点。
五、大生态医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高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大生态医学的角度出发，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它同时危及人类生存的弊端，人类已经面临日趋严峻的大生态危机。
（一）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
人类曾经以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穷尽的，所以从不担心把千万吨废气送到天空去，又把数以亿吨计的垃圾倒进海洋。大家都认为世界这么大，这一点废物算什么？我们错了，其实地球虽大（半径6300多公里），但生物只能在海拔8公里到海底11公里的范围内生活，而百分之九十五的生物都只能生存在中间约3公里的范围内。
从自然生态方面看，除了人口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迅速恶化，宝贵的土地资源特别是可耕地面积失去植被保护而沙漠化，以及资源状况恶化外，我们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工厂、汽车等增多的同时，全球大气和气候在物理和化学性质方面日趋恶化。由于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的急剧增加，雨水酸化，形成了“酸雨”，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也给农牧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通常情况下地球生物性耗氧和氧再生能力是基本保持平衡的，但是，由于滥伐、垦荒、放牧等人为破坏，加之人为的无节制消耗，导致森林面积迅速锐减甚至逐渐消失，自然界的供氧能力已经越来越差。文献报道，1978年全世界的森林每年还能生产110亿吨氧气，而目前仅仅能生产75亿吨。为此，有些发达国家将森林新鲜空气或提纯的氧气作为商品出售。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逐渐增高，“全球温室效应”将不可避免。地球温度逐渐升高，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升高，将进一步加重自然生态的恶化。由于工业氯氟烃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大气层中的臭氧逐渐稀薄，使得对有害紫外线的屏障作用减弱，不仅影响海洋生物和植被的生长，而且导致皮肤癌的发病率大大增加。
此外，水资源利用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虽然地球上十分之七的面积被水覆盖，水的总储量约为14.5亿立方公里，但是海水占97.2%，陆地水不过2.8%，而江河水量仅占陆地淡水量的0.1%。由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严重缺水的国家已达40多个。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瓶颈。然而，如此珍贵的水资源却遭到严重的污染。文献报道，全球每年约有4200多亿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泊和大海中，污染5.5亿立方米的淡水，这相当于全球径流量的14%以上。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发展中国家约有3/5的人很难获得安全饮用水，由于饮用被污染的水而遭到疾病的威胁，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腹泻，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我国水污染以及水资源匮乏同时存在，据报道我国有70%的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一直困扰着生活在两岸的一亿五千多万淮河儿女，1994年5月24号，国务院决定把治理淮河作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工程，十几年过去了，水污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是仍然十分严重。2007年江苏省无锡太湖污染，往日一望无际的太湖美景被厚厚的蓝藻所覆盖，太湖流域涉及两省一市的饮用水受到严重威胁，此事件震惊整个世界。母亲河——黄河，其流域内有耕地3亿多亩，1亿多人口，黄河及其支流为流域居民提供了大部分的饮用水，近年来虽然黄河断流得到明显遏止，但污染仍然严重地侵蚀这条母亲河的肌体健康。长江污染问题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期待着得到有效的治理。有资料表明，我国淡水资源为2.8亿立方米，按人均占有量计算，仅仅相当于世界人均的1/4，美国的1/5。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城市面临供水不足的危机，首都北京也是严重的缺水城市。
除水和空气的污染外，工业和生活垃圾的处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严峻问题。文献报道，全球每年新增垃圾约100亿吨左右，这些垃圾如何处理已经成为令人头痛的难题，处理这些垃圾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垃圾的处理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陷于垃圾的重围之中。自然生态严重破坏已经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但是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二）社会生态环境的危机
社会生态可理解为由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非自然因素，对人类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社会生态环境往往被人们忽略或尚未认识，其实它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自然生态问题。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廉价获取发展中国家和（或）欠发达国家的资源，而将其商品从若干倍于原料的价格投放市场，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的贫穷落后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发展迟滞、疾病、饥饿、各种灾荒和大量外债，使国民最基本的生活和健康难以保障，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在非洲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缺少粮食而有近亿人处于饥饿或者半饥饿状态。固然有这些国家失去生态平衡，先后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等因素，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长期对其实施的殖民统治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发达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达，其产生的工业垃圾数量很大，特别是包括核污染在内的危险废物，全世界每年以5亿吨的速度猛增，发达国家就占了90%。由于处理能力有限以及高昂的处理费用，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纷纷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生态危害。据估算，目前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船危险废物跨越国境，从工业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使后者逐渐沦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堆。
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是影响社会生态的重要因素。价值观念是决定一切社会准则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因素。西方传统文化奉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决定了人们个人享受至上的生活方式，将个人享受与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本质上对立起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许多人们始料不及的弊端。如由于不洁的性生活、吸毒、同性恋等导致的艾滋病，与其说是一种生物疾病，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疾病；高脂肪高动物蛋白的饮食加之运动不足等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等等。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需要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强有力的社会性措施来实现。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布了由该杂志和美国和平基金会共同编制的“全球2009年失败国家指数”报告，评估了12项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为全球177个国家进行“稳定程度”排名。排名靠前的几乎均是非洲国家，索马里继2008年之后再度位居世界“失败国家”之首，连年的内战已经导致130万人流离失所。政府无力掌控全局，首都摩加迪沙几乎落入反政府武装之手，索马里政府高官频频被杀，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津巴布韦位居第二位，因为政治动荡、通货膨胀、经济崩溃、霍乱流行等原因，导致津巴布韦仅有的1140万人口，人均寿命只有45.8岁，大约100万人居无定所。有学者认为虽然上述排名是由西方研究机构和媒体出台，排名大都是从西方立场出发，对不发达国家往往带有偏见，每次榜上有名的也往往是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对人们生存环境的影响来看，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要求人们必须自觉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全球战略，构建全世界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从人的生理、心理以及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生存环境等大生态环境来综合促进人类的健康，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追求的全新健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