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和它的奇妙叙事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几天后，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去看了，看的饶有兴致。其实我不经常看电影，也不懂如何鉴赏电影好坏，但对于《我不是潘金莲》却有一点体会，也猜是很多看了电影的人不容易看到的，那就是电影的奇妙叙事。

　　所谓奇妙是就影片的多重故事线索而言；叙事在这里指由人物行为构成的情节发展；奇妙叙事说的是影片里不同的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各有因果，却莫名其妙地交错在一起，造成人物的处境甚至命运的波动，也使得影片成为两性、家庭、信访、司法、人治等多种话题的评论载体。

　　1、是不是潘金莲：这只是一个故事

　　“我不是潘金莲”看起来像是一句辩词，暗示了一个故事原型：A说B是潘金莲，B反驳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故事原型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是：B说自己为什么不是潘金莲，同时会有C、D、E、F等一系列与A和B相干或不相干等人对B究竟是否是潘金莲进行一番评断。《我不是潘金莲》的片名其实就是个噱头，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影片根本不在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的问题上纠结。说是要讲“潘金莲”，但实际上却讲了其它，这本身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套路，说白了就是“虚构”。从批判现实的角度去评价影片的观众，会觉得影片反映的社会问题比较真实，尤其是信访制度内的人对李雪莲和大小体制官员的境遇最熟悉，对影片里访民和政府的形象塑造有基本的认同。“虚构”和观众观影体验中的“真实感／现实感”是错位的，因为“虚构”关注讲故事的方式和效果，而“真实感／现实感”针对的是故事内容。《我不是潘金莲》一来文不对题，内容和片名相去甚远，影片虚构了一个“潘金莲”话题，这种讲故事方式吊人胃口，顺带拉票房；二来影片情节多处存疑，明晰之处也多让人啼笑皆非，观众为了表达一种观影深度，感到需要做些批判性思考，选取自己的真切的社会经历去和影片做对比，这是影片给观众虚构了一系列有待证明或证伪的印象。

　　如果真要深究影片开头潘金莲的故事，那就是隐晦地暗示李雪莲丈夫和她离婚有着李雪莲自己都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李雪莲当初和丈夫约好离婚生二胎，但一离婚就被放了鸽子，也就是说丈夫动机不纯，至于什么动机早已死无对证。秦二河为自己能和李雪莲离婚制造了个奔二胎去的假象，可以简单地看成秦二河给李雪莲编了个故事——可能是秦先说的离婚生二胎的鬼话，也可能是李雪莲先想出的点子，秦假装同意。话说回来，秦二河是不是真的死了，影片并没有给出明证。说不定导演给观众编了个秦二河死掉的故事。Who knows?

　　2、故事里的事：影片的多重叙事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影片的叙事类型，可以分成以下几种：个人叙事VS群体叙事；群众叙事VS党政叙事；情感叙事VS政治叙事，和理性叙事VS荒诞叙事。下面主要讲讲前两种。

　　（1）个人叙事VS群体叙事

　　个人和群体的对立首先体现在李雪莲身上。她和群体的第一种对立是她和政府的对立。李雪莲全片都在讲故事，说当初跟丈夫约好离婚分房子，但实际上她是为了生二胎能上个户口，而这点李雪莲等到影片结尾才说出来。离婚分房子未必是假，但不全真，所以李雪莲上访十几年的理由对于旁人而言最后都成了故事，也就是李雪莲没有完全说真话。她第一年上访时，接触她的大小官员给出了一致的行政态度：此事不归我管。第十一年的上访闹剧中，相关政府人员的态度变成了：此事我不得不管。李雪莲是个法盲，但同时也是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她知道自己受了委屈，知道地方没人能给她说法，还知道讨说法得上北京。这样一个不学自通的人物很值得玩味，因为她恰到好处地使信访体系暴露种种现实特征，等待观众或褒或贬的评论。

　　第二种对立是她和社会伦理间的对立。李雪莲说“我不是潘金莲”时是在进行自我辩护、表明身份，说明“我”是一个像我所说的“不是潘金莲”那样的人，“我”不是一个像你／你们所说的“是潘金莲”那样的人。所以李雪莲在给所有上访官员讲她的故事时，和她个人对立的不仅是政府和体制里的人，还有民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与性别偏见，即“潘金莲”这一名号给人带来的不好的联想。和李雪莲较劲的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她和几百年来沉淀的群体意识一起想象出来的有辱女性名节的绰号. 李雪莲自己对“潘金莲”的帽子感到不安，因为她知道人言可畏，她也认同“潘金莲”是不守妇道的代名词，自己被丈夫说成是“潘金莲”意味着成了自己一下子成了人人唾弃的淫妇，一种被乡邻组织抛弃的绝望笼罩在她心头。但李雪莲想翻案的不是“潘金莲”一说。李雪莲恨吃公粮的没一个明白人，谁都不肯相信她说的话，一开始不相信她是假离婚，后来不相信她已经放弃赴京上访。但问题是，如果她在影片结尾披露的生二胎才是真实动机，那她以前十几年讲的都不算真话，如何能埋怨别人不相信她说的话呢？“潘金莲”这一群体叙事唬住了李雪莲，也忽悠了观众。

　　还体现在与李雪莲有关的各级体制内官员和其他小人物身上。大部分官员都在给别人讲故事，讲故事的结果是体制会给每个官员一个答案。赵大头给四个看守讲故事说他和李雪莲要结婚，李雪莲给王公道讲故事说秦二河骗自己离婚，赵大头给李雪莲讲故事说心里只有她一个，贾聪明给赵大头和市长讲故事说李雪莲不再上京城，市长给省长说李雪莲已经成功拿下。贾聪明和赵大头双双暴露私心后，每个讲故事的人的心理瞬间崩溃。剧情的这部分剧情最矛盾，本来每个人物自己的故事都挺合理的，但一帮人凑一块儿之后就变的很荒诞了。李雪莲爬上黄山，说不去北京了，让他们找去吧。一种报复而后快的忽明忽暗的人性令人啼笑皆非，她多年积怨在当时的心情下全部释放倒也是很可理解，然而这种心情总让人觉得不太符合一个农村中年女性的智商和情商水平。但话说回来，一对多的短暂性胜利毕竟大快人心。所以荒诞之处不仅在于剧情过分跌宕起伏，也在于在一种个人与群体的矛盾所产生的危机来回转换。这种转换将人物们的心情和命运置于无力的事件的种种戏剧性变化，使人物失去了自我保护和伪装的机会，因而能让人感到人性和权力的真实一面。无论存亡危机转换到李雪莲和赵大头身上，还是一众公职人员身上，都能让观众唏嘘不已。

　　（2）群众叙事VS党政叙事

　　这一点很呼应冯小刚本人说的“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之间的碰撞”。影片里村民和官员们的诉求和动机都合情合理，但情理不能两全。这就是底层的群众叙事和高层的党政叙事的交锋。影片里找不出犯了明显恶劣错误的人物，却大部分人物都受到伦理、舆论或政治力量的左右。影片后半部分，李雪莲和相关政府人员开始打游击，个人叙事线索将原本他们一群不相干的人捆绑成团，剧情显得刺激荒诞又似乎合情合理。这也给观众留下解读电影的空间，老百姓本是弱势，却把一波公职人员折腾了一圈，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的体制内活路成了一只只受够夹板气的气球，无形的人情网络和政治压力架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李雪莲北京上访因为秦二河意外死亡而不了了之后，省长对市长的那番谈话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从讲故事的技巧来看，要想彻底灭了李雪莲进军人代会的念头，只能依靠一个“意外的结局”，而组织对这个“意外的结局”的态度极其诚恳，还上升到治国理念的思想高度。交错荒诞的叙事过程映照下，组织高层对群众和组织末端的虾兵蟹将施加的是去留存亡的生死压力；意外和叙事结果投射出的则是组织上与先前的冷漠相左的深刻的情感关怀和细腻的思想工作。

　　真实的体制和虚构的政府相去多远？观众抱着各种期待去看电影，说明平民生活的逻辑和体制运行的逻辑间有着巨大反差。体制内工作者会觉得现实中每天看到的好戏比影片精彩的多，不了解体制内情的老百姓会把影片当成一个反映政府工作情态的冷笑话。

　　3、批评和自我批评：李雪莲是不是李雪莲

　　影片最后说李雪莲的故事在乡邻朋友间广为流传，后来大家都当李雪莲的面讲，讲着讲着，李雪莲也觉得这故事挺好，好像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这个结尾有点意思，因为它透出一丝群体和个体如何相处的关键意味：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人站在一群人里时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就是个体的身份问题。从故事的角度去看的话，李雪莲是不是李雪莲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故事讲的是李雪莲的故事，但故事可以是假的，就好比李雪莲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当成别人的故事来听，这初步暗示着，主角叫什么名字无所谓，或者谁是主角也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故事。

　　什么时候才重要呢？当李雪莲站在一群人里时，她有必要想想她自己是谁。一群人讲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故事，是一个群体舆论自净的表现，也就是通过共同意见来消除个别异见，一方面是把异见的主体置于异见的中心，从而剔除；另一方面是团结异见主体之外的其它非异见主体。这是一个群体批评个体，同时进行群体的自我批评。异见主体重新融入群体的一种办法是，和异见消除关系，以非异见主体的姿态靠近群体，这时异见主体的自我批评。很多时候得罪组织了，先表明态度是很要紧的，因为懂得识别所在集体的自净结构和自净能力，才能保证自己能更好地寄生。个体的身份也是以群体为背景时才产生有效意义。如果个体只是一个纯粹的个体，那么个体的身份与个体的叙事并无多大关联，个体会变成符号化、扁平化的辨识度低弱的存在。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陈清扬被人说成是破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索性真当了破鞋，从那之后没人再说她是破鞋。陈清扬和李雪莲走的是两种路子，李雪莲更机智，陈清扬稍耿直。陈清扬在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矛盾中，选择了批评群体，而非如李雪莲般的自我批评。选择本身没有对错，是否凸显个人的身份特质，可能要看选择什么样的叙事。陈清扬成功摆脱了身份的约束，在无人关怀的情况下感受过一个近乎于黄金的时刻，没人再将她看成破鞋。李雪莲成功稳固了自己在众人心中的形象，重新回到集体温暖的怀抱中，哪怕这个形象是一个乐呵的上访十几年无果的潘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