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良棉协会”为何要抹黑新疆棉花，背后有何不可告人目的？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刘欣 杨若愚】一家在瑞士注册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BCI近日激起中国民众的公愤。BCI是国际棉花领域知名的认证机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简称，其主要成员包括棉花种植单位、棉纺织企业和零售品牌。该组织从2019年起就已陆续停止与一些中国新疆棉花企业的认证合作，其意图就是进一步打压中国新疆的棉花产业。这项决定是在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将“强迫劳动”的脏水泼向中国新疆之际作出的，“良棉协会”总部甚至为了迎合反华势力的需要，无理由推翻其上海代表处经多渠道审核作出的“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的结论。《环球时报》记者近期实地走访新疆多家棉花生产加工企业时发现，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企业进行的“假想”，在抹黑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仅凭一封邮件就能终止数年的合作”
“尊敬的执行合作伙伴：我正式沟通（宣布）这样一个艰难的决议。”2020年3月12日，从事棉花加工的新疆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收到来自BCI的电子邮件，内容还包括“新疆项目有效证书暂停一年”、“鉴于目前国际环境的复杂情况，BCI理事会最终决定，在2020-2021年度将暂停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认证计划和证书”以及“BCI将利用这段时间，对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优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等。
众望公司总经理张彪向《环球时报》记者提起这件事时显得有点无奈，他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窗外有几个工人正不紧不慢地用叉车码放机器打包好的棉包，这些棉花是前不久刚收上来的。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棉花应当是出售给下游的纺织厂，实现从作物到织物的“华丽转身”。
2020年前后，和众望公司一样，很多新疆棉花生产加工企业都收到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终止合作邮件”。在采访中，相关企业表示，BCI方面给出的理由无外乎“系统、标准升级”。对于邮件中所提的“复杂国际环境”是指什么，成立于2012年的BCI上海代表处1月中旬在回复《环球时报》记者时并未明确阐述，只表示该邮件是总部拟定，由上海代表处翻译成中文发给新疆地区的执行合作伙伴。
如果对棉花产业不太熟悉，可能不会理解这家2009年在瑞士日内瓦注册的非营利国际性会员组织的认证对这些中国西部地区的企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其网站上，BCI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可持续发展计划”。BCI拥有2000多成员（来自中国的成员近500家），涵盖从农民组织到零售商再到品牌企业的整个全球棉花供应链。BCI零售商和品牌成员2019年采购了超过150万吨的“良好棉花”，其中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宜家、H&M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张彪的公司从2015年开始参与到BCI项目中，他告诉记者：“当时江苏一个家纺企业是宜家的供应商，按照宜家的采购规定，只有选用经过BCI认证的原料才能作为它的供应商，我们就承担了这么一个角色，帮江苏企业按照良好棉花的标准去种植、采集和加工棉花。”
BCI突然终止合作，无疑会给一些毫无防备的新疆棉花企业带来损失。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常年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合作收购棉花，业务经理高瑞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BCI终止合作，公司直接损失约1400万元，“对销售渠道的打击很大，内地很多客户这些年都认可BCI的体系，所以我们的销售压力比往年要大，而且价格肯定没有往年的好”。不过，也有企业认为暂停认证带来的影响有限，新疆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文新说：“暂停认证这件事儿放在前几年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们和纺织厂直接对接的比较多，他们要用BCI的棉花。2018年以后公司期货业务开展的多，现在纺织厂买货也是从期货盘上面去选，说实话影响相对就不是那么大。”张彪也认为，失去BCI认证对于棉花加工企业来说，影响还可控，“更大的影响是下游的纺织厂”。
新疆棉企告诉BCI什么叫“体面劳动”
据了解，BCI有“六大生产原则”：将对作物保护措施有害的影响降至最低、高效用水与保护水资源、重视土壤健康、保护自然栖息地、关心和保护纤维品质、提倡体面劳动。回忆起2013年初次跟BCI签订协议时的情形，新疆泰昌实业下属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成俊印象仍然深刻：“我们是大农场，想学世界先进的农业技术，怎么提高产量？怎么能节约成本？他们跟我们谈到‘体面劳动’时，当时一头雾水，不知道什么叫‘体面劳动’，最后搞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们国家《劳动法》里规定的那些嘛！” 李成俊承认，BCI传递的理念他觉得“都挺好”，只是某些术语不同，“跟BCI签了协议后每两年对方要来评审，中间还有一次是自我评审，那几年评审从没发现过任何问题。”
《环球时报》记者走访的其他企业均表示，“与BCI合作一直很顺畅”，但突然收到终止合作的邮件让他们想不通。据高瑞楠介绍，他们公司曾向BCI发函问询，但没收到复函。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文新也告诉记者：“我们当时和BCI新疆片区负责人打过电话，他们也说不清暂停的具体原因，反正不合作就是不合作了。”
相比BCI的有意回避，一些故意抹黑中国的西方媒体则干脆造谣——一群衣衫褴褛的“被强迫”的工人在田间和“脏乱差”的车间里埋头干活，他们薪水微薄，稍有纰漏就会“招致惩罚”。去年1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以“中国被玷污的棉花”为题，引用反华学者的所谓“研究”称，“中国正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新疆地区广阔的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样的报道让李成俊既感到委屈又愤怒。BCI工作人员当时给他举“不体面劳动”的例子说，“印度那边是老爷农场，下了车就有员工拿个毛巾给老板擦脸”。李成俊告诉他们：“你们说这些就是多此一举。中国的《劳动法》非常健全，谁去体罚员工啊？现在是市场倒挂，一个企业的发展就要用企业文化和对员工的关爱留住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温暖人的地方，谁在你这儿干？”结果对方到工作现场一看，连说“不错不错”。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棉花产业的产业链跨农业、轻工业乃至服务业，复杂但清晰，其中最有可能大量使用人力的似乎就是采摘环节。但在采摘环节，BBC等西方媒体的报道存在巨大的事实错误，它们不知道新疆已实现高度机械化，忙碌的采摘季节根本用不到大量的“拾花工”。当地棉业从业者说，如果按照人工采棉的效率，每年到12月都常常采不完。但记者去年年底走访新疆数家轧花厂时发现，棉花的采收均早已完成，加工过的棉包被一排排整齐码放，等待运往下游企业。
今年35岁的穆太力普·则亚普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人，从2017年起，每年9月中下旬到12月，他都会来轮台县的国新种业公司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穆”。阿穆主要工作是负责加工车间的安全。新采摘的棉花里含有棉籽，被称为“籽棉”，车间加工时，籽棉通过锯齿轧花机被剥离去棉籽和杂质，就成了“皮棉”，皮棉再经机器打包，就可以出售给下游的企业。阿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边的工作挺轻松，大部分都是机器在做，人在旁边看着就行。操作机器的技能都是来厂后才学的，刚开始时会经常犯错，但每次领导都会先问‘受伤了没有’，他常说，机器坏了可以再修，人没事儿就好。”谈到招工，国新种业公司法人代表卢春建说：“春天招工时，外边的车会排长队，都是各村组织群众包车来。有的民族老乡没有通过面试，还掉眼泪，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得到这份工作。2015年招进来的那一批，大多数人都开上了私家车。”
泰昌实业有限公司的棉纺厂是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转移南疆富余劳动力重点单位，少数民族职工占95%以上。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企业还提供免费幼儿托管及住宿。在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提供的员工工资表里，记者发现，大多数员工的月收入都在4000元以上。其中一位叫肉先古丽的员工引起记者的注意，她是一位在厂里工作了30年的老员工，公司竟然至今还保存着她与公司在1990年的第一份合同，尽管纸页已皱巴巴，但该负责人表示，员工的合同会一直保存下去，“因为每一位员工在这里都是被尊重的”。
既黑中国，又帮美国推标准
“新的证据表明，每年有超过50万少数民族工人被调派参与季节性采棉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存在很高的强制性。”BBC的报道引述美国反共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的所谓“研究”作出如此结论。来自德国的郑国恩近年来依靠炮制反华议题的虚假学术成果成名，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已准备委托律师起诉郑国恩。在此之前的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显而易见，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一种无知且恶意的想象。在采访中，多家企业都表示过去几年BCI中国代表处的审核中，均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迹象。那么BCI方面为何会停止对中国新疆企业的认证呢？更诡异的是，对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不认可，反而迎合西方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的“调查整改措施”。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2020年10月21日，BCI网站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实际上，BCI总部的举动背后，势必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利益驱动。相关资料显示，BCI理事会是BCI的决策机构，其成员大部分系会员中的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一些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直接影响BCI决策。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对外援助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据相关业内人士透露：“从2019年起，BCI上海代表处的朋友就曾讲过，他们正在承受很大的外部压力。这背后，不排除是美国‘一箭双雕’的手法，一方面故意抹黑新疆，一方面又能推出自己的棉花行业标准，分一块蛋糕。”在被问到未来这种局面是否能缓解时，该业内人士的话耐人寻味，他说：“任何事都不是单一的，这要看国际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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