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的策略选择

时间：2023-08-02

　　摘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生产网络，是当今全球高技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美国对日韩与我国开展高技术合作保持高度警惕，通过战略结盟与“长臂管辖”对日韩进行拉拢和施压，阻碍日韩高技术企业的自主决策。中日韩都是全球高技术供应链体系的建设者和受益者，维护中日韩高技术产业链稳定符合日韩利益。面对当前复杂的外部局势，稳住中日韩高技术产业链对我国意义重大。要加强中日韩政府层面沟通协调，发挥好企业层面的积极作用，重点在信息通信、绿色环保、医疗健康、汽车工业等高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并妥善处理好中日韩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在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要敢于博弈、善于博弈，巩固中日韩现有合作成果，拉紧中日韩利益纽带。

　　近年来，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高技术生产网络发展迅速，已经在信息通信、汽车制造、化工、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优势。与之相比，美国则暴露出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对自身供应链安全越发焦虑，极力拉拢日韩等盟友推动高技术等关键产业链排除中国。2022年2月，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与伙伴共同推动韧性和安全的供应链”，特别提到加强与日韩“关键技术、供应链”领域进行合作。未来，我国对外产业合作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将面临更严峻挑战，新形势下稳住中日韩高技术产业链对我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中日韩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地位

　　高技术来自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具有高知识密集特征，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带来高经济效益。高技术产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投入高产出，位于产业“金字塔”顶端，是全球竞争的焦点。

　　（一）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已形成规模优势

　　全球范围内，高技术产业区域集中度很高，主要集中于东亚、北美、欧洲三大生产网络。其中，中、美、日、德、韩位列前5，合计值为3.92万亿美元，占24个经济体合计值的73.9%。以中日韩为主的东亚生产网络是全球高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合计值达2.21万亿美元，占24个经济体合计值的41.8%，具有绝对的规模优势。同时可以看到，日韩制造业更多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52.3%和63.2%，均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值，在24个经济体中分别位列第8和第4。与之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39.5%，位列第15（表1）。

　　分行业来看，电力设备制造（D27）领域，我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美日德三国实力相当；化学品制造（D20）领域，我国也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美国次之，日德相当；汽车制造（D29）、通用机械和专业机械制造（D28）2个领域，我国位列榜首，但美日德均具有较强实力；其他运输设备制造（D30）领域，美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主要为飞机和航天器的制造，我国次之，主要为船舶、铁道机车的制造；电子产品制造（D26）领域，美国位列榜首，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以及日韩都具有较强实力；医药制造（D21）领域，美国位列榜首，中国居于次位（表2）。

　　（二）中日韩在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中占比较高

　　高技术贸易集中度要低于高技术产业集中度，从2020年高技术进出口与OECD成员国进出口合计值之比在2%以上的23个经济体的数据可以看出（表3），中、美、德、日、韩五大经济体总计7.75万亿美元，占23个经济体合计值的51.8%，低于高技术产业中5国73.9%的占比。但是，中日韩贸易规模仍具有很大的全球领先优势，2020年，中日韩高技术进出口合计4.05万亿美元，占23个经济体合计值的27.1%。其中，中日韩高技术出口优势更加明显，2020年合计2.39万亿美元，占23个经济体合计值的30.7%。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依托，中日韩高技术中间品贸易规模更大，2020年进出口合计2.25万亿美元，占23个经济体合计值的28.3%，较高技术进出口占比高1.2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中日韩高技术贸易规模占比优势要逊色于增加值占比。我国在化学品（D20）、电子（D26）、电力（D27）、通用机械和专用机械（D28）4个领域的贸易规模居于首位，医药（D21）领域排名第8位，比较靠后。日本在电力（D27）、通用机械和专用机械（D28）、汽车3个行业均排名第4位，其他行业都在前5名之外。韩国则没有任何行业进入前6名（表4）。

　　（三）中日韩双边高技术贸易规模较大，但占比并不特别突出

　　在东亚、北美、欧洲三大全球生产网络中，我国与美国、德国相比，在各自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偏弱，高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表5为2020年高技术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12对经济体，可以看出，中美德三国周边经济体对其依赖程度较高，三国对周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各自生产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 2020年，中日和中韩高技术贸易规模分别为2098亿美元和1997亿美元，分别排在第5位和第6位，总体上看贸易活跃，且规模较大。但是，横向对比来看，中日韩生产网络与北美生产网络存在很大差距。从规模上看，美墨和美加贸易规模分别位列第3和第4，分别比位列第5的中日贸易规模多56.3%和7.2%。再从中心国家的核心地位来看，美墨和美加贸易规模分别占墨西哥和加拿大高技术贸易规模的61.8%和59%，对比来看，中日和中韩贸易规模分别仅占日本和韩国高技术贸易规模的26.8%和28.8%，可见，我国在中日韩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明显弱于美国在美墨加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二、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面临的外部挑战

　　传统上，美国对日韩与我国开展高技术领域合作一直保持警惕，日韩都是《瓦森纳协定》成员国，美国是该协定的主要推动者，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并有直接出面干涉其他两国高技术贸易的诸多先例。美国的“印太战略”更是格外重视高技术领域，将阻止日韩与我国开展高技术产业合作作为优先目标，使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面临较大的外部挑战。

　　1.美国追求核心高技术的全球主导权

　　自2021年2月起，美国开启对自身供应链的审查和评估。2022年2月，美国国防部、商务部与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农业部、交通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共提交了6份供应链评估报告。报告主要涉及国防、信息通信、清洁能源、医药四大高技术行业，每一行业又涉及若干高技术领域（表6）。

　　美国颁布的第14017号总统行政令明确美国需要弹性、多样化、安全的供应链，以确保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明确要更多国内生产、多供应来源、内置冗余、充足库存、安全可靠的数字网络、世界级的美国制造基地和劳动力，以及与盟友合作。因此，供应链审查和评估报告提出的高技术领域，可以反映出美国当前高技术领域的关注重点，也是美国未来争取主导权的主要方向。具体来看，报告分析了每一个高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格局，对我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域充满忧虑。可以预见，美国未来对我国打压的重点将是美国关注度较高、我国竞争力较强或处于上升阶段的领域，重中之重是其中美国自身竞争力不足的领域。上述领域中一部分，日韩具有较强竞争力，这些领域将成为美国阻挠日韩与我国开展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大容量电池、半导体制造、半导体组装测试封装、半导体制造设备、氢能技术等。

　　2.美国极力打压中国高技术领域

　　2021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推动《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对华竞争指向明显，充斥着冷战思维。整套法案由若干相关议案打包而成，涉及众多高技术产业，目标直指中国。但是由于《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实施受阻，美国最终在2022年8月通过了削减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向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补贴，为企业提供2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为前沿科技提供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包含大量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补贴，是典型的单边主义政策。同时，《芯片与科学法案》包含明显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内容，如接受补贴企业十年内不能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受关注国家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等。

　　3.美国“印太战略”拉拢日韩构建高技术圈

　　2022年5月，美国主导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首批参与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等13个国家，旨在遏制我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目前，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明确关注数字经济、能源、气候3个领域的技术转型，具体包括构建数字经济框架管理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流动、与盟友和伙伴建立供应链、投资碳减排和清洁能源、提供高水准基础设施（特别提到通信安全、5G供应商多样化、开放式无线接入网）。日韩两国是美国“印太战略”高技术合作方面拉拢的重点。“印太战略”明确在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供应链等问题上扩大美日韩三方合作，更多在三边框架下协调区域战略。同时，日本参与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印太战略”明确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供应链、联合技术部署、分享共同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区域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网络能力，启动四国奖学金促进赴美攻读理工科研究生学位。

　　以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逐渐意识到生产加工环节的外包模式和海外转移，损害了本国包括信息通信业在内的产业竞争力，开始寻求“制造业回归”。随后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对信息通信全球供应链造成较大冲击，“芯片荒”的影响范围波及电子、汽车等众多行业，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当前，美国已将掌控信息通信关键产业链作为维护自身科技强国地位的重要事项，将遏制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手段。2021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要求审查四大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风险，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供应链位列首位。同时，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日韩等国构建半导体产业“小圈子”围堵我国。2022年3月，美国提出“芯片四方联盟”构想，希望成立由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联盟，实现芯片生产闭环，将中国大陆企业排除在外。2022年5月20日，拜登访韩，并宣布成立美韩半导体产业联盟。同年5月23日，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提到增强半导体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此外，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开始对我国信息通信企业进行围堵打压，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长臂管辖”等手段，逼迫日韩等禁止与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开展业务。

　　三、日韩发展高技术的局限凸显中日韩合作重要性

　　高技术产业环节多、流程长、资金技术密集度高，覆盖整个产业链，需要非常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高技术产业的最终产品价值高，需要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终端市场来提供需求。日韩两国的资源、国力、消费市场都难以支撑整个高技术产业链条，两国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都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大市场。

　　（一）日韩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

　　总体来看，日韩综合国力与世界大国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劳动力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都存在明显不足，严重限制了两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实力。从高技术产业规模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表2），日本在7大高技术产业中排名均在前5之列，但占前10国总额的比例并不高，4个高技术产业均低于10%，其他3个均未超过20%。韩国与日本相比综合实力更弱，优势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医药和非汽车运输两个产业竞争力较弱。

　　具体到每个高技术产业，日韩也仅能专注于产业链中的特定环节。根据中美日韩进出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占比情况（表7），可以看出，我国中间品进口占比最高，中间品出口占比最低，说明我国还处于产业链下游，更多进口中间品，出口制成品。美国与我国相反，中间品进口占比最低，中间品出口占比较高，处于产业链高端。日本介于中美之间，中间品进口和出口的占比较为平衡。需要关注的是，2020年，日本出口中最终投资品占比近3成，远高于其他3国，说明日本竞争力更多集中在高技术制造设备领域，而非高技术产品制造环节。韩国中间品出口占比远高于其他3国，中间品进口占比仅次于我国，是“大进大出”发展模式，说明韩国高技术产业严重依赖国际产业链。

　　（二）日韩非常依赖国际消费市场

　　日韩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生产能力非常强，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均位居全球前5，但是，日韩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市场需求无法吸纳自身产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从表8可以看出，日韩与美国相比，消费占总产值的比例明显偏低。日本制造业消费占总产值的比例较美国低12.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占比低14.6个百分点。

　　韩国的情况比日本更加严重，制造业消费占总产值的比例较美国低22.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占比低22.9个百分点。韩国消费占总产值的比例与我国的情况大致相当，制造业占比略低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占比略高于我国。从表7所示的进口最终消费品占比来看，韩国为3.7%，最终消费品和混合最终品占比之和为15.5%，两项指标明显低于美国，分别低2.8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韩国进口最终消费品占比仅略高于我国。韩国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我国，2021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48万美元，是我国的2.8倍，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下，消费占总产值的比例仍然如此之低，说明韩国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非常大的不平衡，韩国非常依赖国际消费市场来吸纳自身生产的高技术产品。

　　（三）日韩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

　　日本从21世纪初开始，人口增长接近停滞，特别是2012年以来人口持续负增长，2021年总人口1.2551亿人，10年来下降232万人，下降幅度为1.8%。韩国同样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问题，近10年来人口增速明显放缓，2021年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由2020年的5178万人下降至2021年的5168万人。人口增长的持续低迷迫使日韩鼓励女性和老年人参与就业，以及引入外国劳工。目前，日本和韩国都对外国劳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外国劳工已经成为部分行业重要的劳动力补充。截至2021年5月，在韩常住15岁以上外国人达到133.2万，其中外国就业者85.5万人。正是女性、老年人、外国劳工的增加，使得日韩劳动力人口保持基本稳定，2021年分别为6722万人和2727万人，10年来分别增长6.8%和11.2%。但是，日韩的女性和老年人参与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都较工作年龄的男性低，同时日韩对外国移民限制非常严格，大量外国劳工仅能获得短期签证，这些因素导致女性、老年人、外国劳工无法真正解决日韩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劳动力不足问题。

　　日韩国内劳动力不足限制了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只能把发展重点放在若干高技术行业，以及其中的若干重点环节；

　　另一方面，即使日韩竞争力较强的高技术行业和环节，日韩企业通常也仅能将高附加值部分留在国内生产，低附加值部分不得不通过对外投资，充分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充足的劳动力。

　　截至2021年，日韩对外投资存量分别为1.98万亿美元和5515亿美元，分别位居全球第8和第19。日韩高技术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也是建立自身高技术国际产业链的过程，进一步提升了日韩高技术产业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度，同时也促进了高技术全球产业链的发展。

　　（四）加强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符合日韩利益

　　目前，日韩高技术产业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但受制于自身国力和要素禀赋，未来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天花板”。中日韩三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三国之间构建生产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国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丰富，消费市场规模大且未来潜力更大，综合国力仍然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加强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符合日韩利益。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是日韩最大的高技术贸易伙伴国，中日和中韩高技术贸易在日韩高技术贸易中的占比分别达到26.8%和28.8%。但是，从国际来看，与美墨加61.8%和59%的北美生产网络相比，中日韩为主的东亚生产网络之间的紧密程度还存在很大差距。与美国相比，我国在中日韩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同样具有很大差距，未来仍然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四、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可加强合作的主要领域

　　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日韩高技术企业在对华合作问题上普遍持积极态度，我国政府和企业也在大力支持和寻求与日韩开展高技术产业合作。从当前情况来看，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的最大阻碍是美国因素，特别是美国目前重点关注的高技术领域，将成为美国阻碍日韩与我国开展合作的焦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要更加重视开展与日韩的高技术产业合作，既不能因为外部阻挠而退缩，又要努力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根据三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情况，建议围绕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展开。

　　（一）信息通信领域：中美日韩博弈焦点

　　信息通信技术是催生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是当今全球科技制高点的重要体现，全球有实力的国家都在努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并试图引领技术发展方向。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一直是信息通信领域的绝对“领头羊”，并且以极强的警惕性捍卫自身领先地位。

　　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势头，美国就曾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强力打压。

　　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半导体行业遭受美国打压竞争力下降，但韩国等经济体信息产业逐渐崛起。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凭借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大量吸引信息通信业生产加工业务，成为信息通信产品的“世界工厂”。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迅速抓住通信标准更新换代、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兴起、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成为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重要竞争者。

　　目前，北美和东亚地区成为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主要集中地，美国占全球产能的30.6%，中日韩占比为48.3%，合计占比高达78.9%。

　　信息通信行业在中美日韩各国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OECD对2018年数据的测算，中美日韩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行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分别为7.2%、12.9%、7.8%、29.3%，从全部17个制造业行业的占比排名来看，分别位列第5、第1、第5、第1，特别对于美国和韩国而言，信息通信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对2019年数据的测算，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2.0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6%。数字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05年以来，增加值年均增长6.5%，远高于GDP1.8%的增速。同时，数字经济还是美国高端就业的主要需求方，2019年达到210万人，占就业人数的1.3%，平均工资是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的2倍。目前，美日韩获取信息通信行业主导权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信息通信行业也是我国无法舍弃的领域。未来，我国需要在复杂博弈中维护和扩大中日韩合作成果。

　　（二）绿色环保领域：符合各方共识

　　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海洋、陆地变暖问题越来越突出，冰川加快融化，海平面持续升高，极端天气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是中美日韩等国共同的努力方向。我国2020年9月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拜登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应对气候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日本2021年5月修订《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明确2050年实现碳中和。韩国2021年10月宣布将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8年减少幅度由26.3%提升至40%。

　　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和产业支撑，包括新能源利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转化、高效储能、碳捕集碳封存、电力系统优化控制、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等。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与各国宏大的碳减排目标相比，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广泛面临效率低、成本高等难题，对减排的支撑作用较为不足。未来，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各国合作空间远大于竞争，中日韩之间合作的阻力和干扰较小。根据中日韩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特点，重点合作方向包括中日之间的氢能、燃料电池等领域，中韩之间的动力电池、太阳能光伏发电等领域，以及中日韩之间在碳捕获、水电、核能、风能、电网等领域的合作。

　　（三）医疗健康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中日韩三国都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人均寿命提高现象，对医疗健康产业有着巨大需求，同时随着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对人工智能化医疗设备需求强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都进一步提升了对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视程度。但总体上看，中日韩医疗产业全球竞争力偏弱。从表2所示的“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行业增加值排名来看，我国占比23.83%，排名全球第2位，日本占比7.44%，排名全球第4位，韩国占比1.8%，排名全球第15位。我国虽然占比较高，但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低端，包括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卫生材料、医药用品等领域。我国在产业链高端与全球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小分子创新药和医疗器械有40年差距，医疗服务和生物创新药有20年差距，生物仿制药有10年差距）。但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我国新兴医药领域发展较快，创新和投资都维持较好势头，新靶点新技术等领域基本上能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日本在高端医疗产业链具有一定市场地位，国际化程度较高，相应地，海外收入也较高。日本在医疗器械领域特别在内视镜、超声诊断装置、核磁共振等设备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根据中日韩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特点，重点合作方向可聚焦新兴医药行业、医疗器械产业、护理机器人、养老设施等。

　　（四）汽车工业领域：竞争优势明显

　　中日韩三国都有较强的汽车工业基础，从表2所示的“汽车、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行业增加值排名来看，我国占比28.7%，排名全球第1位，日本占比13.3%，排名全球第4位，韩国占比4.1%，排名全球第6位。日本和韩国排名虽然靠后，但日韩汽车企业实力较强，建有全球生产体系，国际化程度很高。根据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以汽车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共有23家，日韩的丰田、本田、现代、日产、起亚分别位列第2、第7、第11、第14、第17。我国的上汽、一汽、东风、北汽、广汽、吉利、比亚迪等企业也都榜上有名。同时，中日韩汽车产业合作已有很好的基础，丰田、本田、现代、日产、起亚等企业都在我国建有合资工厂。

　　随着全球达成碳减排共识，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全球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大多已经提出了燃油车停售时间表，未来10—15年将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黄金时代。新能源汽车目前的发展方向主要为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中日韩在这些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未来合作空间很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市场，汽企不仅包括比亚迪、吉利、长城等传统自主品牌和奔驰、宝马、丰田等传统外资品牌，还包括特斯拉等外资造车新势力，以及蔚来、小鹏、理想等自主品牌新势力，市场持续快速发展，为日韩车企和零部件厂商提供了广阔空间。从新能源汽车重要部件动力电池领域看，头部厂商均为中日韩企业，包括宁德时代、LG新能源、松下、比亚迪、SKOn、三星SDI等。

　　（五）机械化工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机械化工领域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力设备、电气机械、电气器材、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化学纤维等，所属行业众多，产品用途广泛，既包括低端低附加值产品，也包括高精尖的零部件和设备，是整个工业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体现。日本、韩国、中国是先后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机械化工行业既是三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三国迈向发达工业国家、攀登产业链高端的重点。从表2所示的“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电力设备的制造”“机械和设备的制造”行业增加值排名来看，我国均位列全球第1，日本分别位列第3、第2、第3，韩国分别位列第5、第5、第6。中日韩机械化工领域合作已经具有较好基础。从我国分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看，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2018年的外商投资合同项目共1850个，占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总数的30.1%，外商投资资金105.78亿美元，占制造业外商投资总额的25.7%。根据中日韩机械化工产业发展特点，重点合作方向包括中日之间的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重型机械、碳纤维、显示材料、精细陶瓷、合金材料、精密光电等，中韩之间的化学工业、化工材料、显示材料等，合作空间广阔。

　　（六）航天产业领域：未来合作亮点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发展，利用太空、走向太空、开发太空的可能性和可及性正在不断提升，太空科技正在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到太空科技领域，除美国、俄罗斯等传统航天大国外，中日韩印等国也都表现积极。近年来，我国航天产业快速发展，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卫星通信广播、探月工程、中国空间站建设、行星际探测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国产H-II型火箭于1994年在种子岛成功发射升空，踏上了航天领域国际舞台。 2020年底，日本“隼鸟-2号”成功带回了小行星“龙宫”上的土壤，在小行星探测技术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2022年6月21日，韩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号”火箭在其南部全罗南道罗老宇宙中心发射成功，成为第7个在本土成功发射自研火箭的国家。日韩虽然近年来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日韩国力相对有限，很难单凭自身实力实现太空开发活动，需要与航天大国开展广泛合作。我国可以抓住日韩积极参与太空开发的时机，推动中日韩开展广泛合作，包括太空通信、太空能源开发、太空微重力实验、太空种植、太空医药、太空运输、太空采矿、太空制造等领域。

　　近年来，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为中日韩航天产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21世纪以来，商业航天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大批商业航天公司，包括2000年成立的蓝色起源公司、2002年成立的SpaceX公司等。根据美国航天基金会的统计，2018年全球航天产业总收入4147.5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收入3288.6亿美元，占比达79.3%。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迅速，包括从事火箭制造和发射服务的星际荣耀、蓝箭航天、零壹空间、深蓝航天等，从事卫星制造和运营的银河航天、长光卫星、国星宇航、天仪研究院等。商业航天的发展为中日韩航天领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新模式、新渠道，日韩企业可以作为投资方参与我国商业航天企业发展，也可以参与到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体系中。

　　五、新形势下加强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对复杂外部形势，需要更加重视与日韩合作，利用好我国与日韩之间已有的产业互补性，积极开拓新合作领域，形成更加紧密的东亚高技术生产网络。要特别重视当前外部因素对中日韩高技术产业合作的不利影响，加强中日韩政府层面沟通协调，发挥好企业的积极作用，拉紧中日韩利益纽带，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一）加强中日韩政府层面沟通协调

　　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经济政治化、贸易工具化日趋加强，特别是美国已经将操纵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此，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维护中日韩高技术产业链，通过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加强中日韩政府层面沟通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合作的政治环境。中日韩作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和建设者，具有维护全球化的意愿和动力。要积极与日韩就维护产业链稳定开展对话，共同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非歧视、非排他、公开、透明原则，构建安全、畅通、开放、包容的东亚生产网络，共同抵制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共同维护生产网络的安全稳定。对于美国积极推动的“芯片四方联盟”等具有明显指向性的“小圈子”，通过外交等途径积极争取日韩，从参与程度和方式上对原有组织进行改造，使其不针对第三方。积极推动中日自贸协定谈判，争取阶段性进展，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争取尽快达成一致。

　　（二）处理好中日韩合作中的美国因素

　　当前，美国因素是中日韩产业合作的最大挑战，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通过“长臂管辖”等手段对日韩进行拉拢和施压，阻碍日韩高技术企业的自主决策，而信息通信等高技术产业又是美国打压我国的重点领域。为此，我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日本在政治上一直积极寻求“国家正常化”，当前美国维护全球霸权已显出力不从心，正积极拉拢盟友分担责任，在亚太地区对日本委以重任，这让日本感觉找到了可以施展影响力的契机，在美国极为看重的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问题上趋向美国。因此，对于日本政府，要善于博弈，将美日联盟针对我国的行为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韩国是高技术产业的“金丝雀”，虽然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实力，但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足，对美韩同盟依赖程度深，自主性不足。在美国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问题上，韩国将不得不追随，跟进的紧密程度取决于美国的胁迫力度。因此，对于韩国政府，我国要以加强联络、拉近距离为主，让韩国政府有足够的空间采取“骑墙”策略。

　　（三）发挥好企业层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企业与美日韩企业之间总体上存在一定技术代差，彼此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我国目前高技术人才特别是理工科高学历人才规模庞大，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人力资源优势明显，是美日韩高技术企业制造设计等环节的理想投资地。美日韩企业是我国在中美日韩高技术产业博弈中可以借助的力量，我国要加强与广大美日韩高技术企业的沟通，扩大支持全球化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的积极力量，避免部分逆全球化声音形成趋势。

　　一方面，要练好内功，进一步改善外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照顾好美日韩外资企业的关切。将招商引资与构建中日韩高技术产业链结合起来，发挥东北、胶东、长三角等毗邻日韩、具有合作基础的地区的积极性，发挥好自贸试验区、中日和中韩地方合作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大力吸引日韩高技术企业落户，强化中日韩高技术产业经贸联系。

　　另一方面，要做好美日韩在华企业工作，使其成为维护高技术产业全球产业链稳定的积极因素，对冲美日韩政治上对华不利声音。但同时也要做好甄别工作，部分企业特别是美国高技术企业，近年来受我国企业崛起冲击影响较大，成为游说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主力。

　　（四）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要敢于博弈、善于博弈

　　信息通信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是我国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完成国内产业升级的关键领域。日韩信息通信产业与我国具有很强的优势互补性，日韩是我国信息通信高端技术、设备、零配件的重要来源地，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韩国内劳动力规模和国内市场消费规模都不足以支持其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只能依托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大市场。日韩是信息通信产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受益者，是信息通信现有全球产业链的积极维护者。我国是日韩信息通信企业重要的生产地和销售地，美国是重要的技术来源地和销售地，中美两大市场日韩都不能放弃。当前，日韩最担心美国的是制裁和打压，因此尽力迎合美国的意愿；日韩最担心我国的是赶超，因此极力保持对华产业优势。从日韩角度来看，面对当前复杂的博弈形势，两国核心诉求是维护自身竞争优势，包括掌控关键零部件和设备的研发与生产环节，保障企业现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稳定，稳住美国，守住中国。我国虽然面临复杂的外部形势，但不能放弃中日韩信息通信产业合作，要把握好日韩处理信息通信产业的心理，主动参与中美日韩博弈，准确判断形势，加强各种力量的统筹协调，为日韩采取“骑墙”策略提供空间，避免日韩完全倒向美国，巩固中日韩信息通信产业现有合作成果，努力进一步扩大合作。

　　作者：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综合处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开放导报，原载于《开放导报》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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