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俗挑战的惩罚与解脱

　　昨天，我们重点聊了托尔斯泰波折起伏的传奇一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优秀传世作品之一《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这是托尔斯泰一生中精神困顿的时期。最初，托尔斯泰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原来的构思不断被修改。小说的初步创作不过仅用了短短的50天时间便得以完成，然而托尔斯泰很不满意，他又花费了数十倍的时间来不断修正，前后经过12次大的改动，迟至4年之后才正式出版。这时，小说废弃的手稿高达1米多！“全部都应当改写，再改写”，这是托尔斯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显然，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

　　正是在作者近乎苛刻的追求中，小说的重心有了巨大的转移，安娜由最初构思中的“失了足的女人”（她趣味恶劣、卖弄风情、品行不端），变成了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的“叛女”形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女性之一。

　　《安娜·卡列尼娜》由交织着的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条具有联结性作用的次要线索建构而成，整体上反映了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各方面的情况与冲突。

　　通过安娜追求自由爱情这一线索，小说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与吉提的爱情和探索农村改革出路的线索，小说描绘了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揭示了作者执著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

　　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则将这两条主线巧妙地联结起来，使这三条线索在家庭思想上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作者通过这三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安娜这一叛逆的失节妇女形象在本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现代读者而言，安娜的行径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形象却很可能被一些作家描写为不入流的货色，因此托尔斯泰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的来说，安娜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形式，但她敢于同整个上流社会对抗，敢于做整个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的叛逆者，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当然，安娜丢弃做母亲的天职和做妻子的义务，也必然要受到一些读者的谴责。这本身就构成了安娜这一形象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显然又是与作者的思想矛盾有着一定的关联。安娜之死与列文一家最终的幸福对比也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暗示着什么。

　　好了，说了这么多，还是让我们一起进入《安娜·卡列尼娜》的世界：

　　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气质高雅，风度迷人，是彼得堡社交界著名的交际花，她16岁时由姑母撮合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卡列宁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他醉心于功名利禄，是一架十足的官僚机器。他生性古板，毫无生活情趣，也不知浪漫和爱情是何物。年轻、热情、生性活泼的安娜与卡列宁结婚8年多，在死气沉沉的家庭里，只有儿子谢廖沙能给她快乐和慰藉。

　　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与他闹起了矛盾。为了拯救哥哥奥勃朗斯基与其妻道丽的家庭危机和调解哥嫂之间的纠纷，她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两人不自觉地同时注视了对方一眼，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大眼睛和她的朱唇间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违反着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竭力地试图掩饰自己内心那种叛逆的渴望，安娜的高雅风姿和迷人笑容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然而在大家的心目中，渥伦斯基应该是道丽之妹吉提的结婚对象。因为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为此甚至还拒绝了出身莫斯科贵族世家的康坦斯丁·列文的求婚。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把吉提抛在脑后了。

　　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渥伦斯基在舞会上频频向安娜献殷勤，不顾期待着与他跳舞的吉提，把吉提撇在一旁，使吉提蒙受了屈辱，为此大病一场。

　　安娜意识到自己与渥伦斯基之间所产生的微妙感情，为了避免再与渥伦斯基见面。她提前返回彼得堡，但没有想到，渥伦斯基竟然与她同车而行。在中途的一个车站上，当她下车去透透空气时，一眼便看到了渥伦斯基。

　　她在最近几天里不止一次的对自己说，就是刚才他还在说，渥伦斯基对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见的、永远是同一模型的青年之一，她绝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在车站遇见的那一刻，她就被一种喜悦的骄矜的感情所击败。她陷入了紧张和矛盾之中。

　　在彼得堡车站，她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来接她的丈夫的面孔，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渥伦斯基看着卡列宁，同样也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就像一个口渴的人走到泉水边上，却发现一只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已经在那饮着水，把水弄脏了的感觉一样。

　　在彼得堡，安娜经常出入于可以见到渥伦斯基的社交场合，渥伦斯基对安娜更是形影不离，紧追不舍。起初，安娜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热情，安娜得知吉提患了重病后，要渥伦斯基回到吉提身边去求得她的宽恕。

　　但渥伦斯基却不顾一切地向安娜倾诉自己的感情，渥伦斯基狂热的爱情最终还是唤起了安娜心中沉睡已久的爱情火种，他们俩终于不顾一切地结合了。

　　一次盛大的赛马会，彼得堡所有上流社会的贵族都聚集在这里，安娜和卡列宁也来了。渥伦斯基是参赛的选手之一，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举止失常，当众哭泣，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迫使她提前退场。

　　在回家的路上，卡列宁指责安娜举动有失检点，安娜绝望地望着忍受丈夫冷冷的面孔，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

　　恼怒的卡列宁权衡再三，害怕因家庭纠纷而影响自己的名誉和前途。于是他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安娜即怀上了渥伦斯基的孩子。渥伦斯基要求她立刻与丈夫离婚，但安娜因舍不得长子阿廖沙而无法下定决心。快临产时，安娜告诉卡列宁她即将分娩，请求丈夫同意和她离婚，并把阿廖沙交给她抚养，卡列宁不同意。

　　不久，安娜生下一名女婴，但却由于分娩时患产褥热而感染重病。病危之际，她请求丈夫能够宽恕她，并且希望他能和渥伦斯基和解。卡列宁深受感动，含泪把手伸给渥伦斯基，并主动让他留在安娜身边。而渥伦斯基也由于愧疚而深感卡列宁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与渺小，又感到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安娜，一切都完了。于是他举枪自杀，却自杀未遂。

　　安娜病愈后，决心在卡列宁身边做一个好妻子，但是无奈一看见他就发生一种生理的反感，为他对自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憎恨他。渥伦斯基伤好后，被派往塔什干，临行前去与安娜告别。两人相见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爱欲之火，终于决定抛弃一切，私奔到国外去。

　　另一方面，求婚未成的列文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他开始思考农业的出路问题，并决定到国外去寻求经验。归途中又恰与吉提相遇。

　　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在道丽的安排下，他们终于消除隔阂，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很快就结了婚。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

　　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安娜和渥伦斯基在欧洲逍遥了3个月，厌倦了异国生活，在百无聊赖之际又回到国内。安娜渴望见到儿子阿廖沙，但是卡列宁在莉迪亚伯爵夫人的怂恿下写了一封措辞刻毒的信，拒绝了她的要求。

　　安娜被那封信的恶意所激怒，决定第二天，即阿廖沙生日那天直接去看他。第二天一早，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天真无邪的谢辽沙紧紧抱住妈妈，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此时的上流社会对他们冷眼相加，安娜更是处处遭受冷遇。社交界一律对安娜关上了大门，只要安娜没有与丈夫离婚，没有与渥伦斯基正式结婚，她就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接待。

　　安娜为了向社交界挑战，穿上她在巴黎定制的漂亮礼裙，去看歌剧。渥伦斯基苦苦劝她不要去，说这“等于向社交界挑战，那就是说永远和它决裂了。”安娜坚定的说：“我后悔我做的事吗？不！不！不！假使一切从头再来，也不是会一样的”

　　果然，安娜在剧院里受到了一位贵妇人无情的藐视的侮辱，这使安娜痛苦不堪。

　　安娜再次向卡列宁提出离婚，仍然遭到了拒绝。安娜和渥伦斯基只好远离社交界，到乡下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定居下来。

　　从此，安娜每天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渥伦斯基被社会舆论和重新踏进社交界的欲望压倒，经常为社交事宜与安娜发生口角；被冷落的安娜也非常担心渥伦斯基爱上了别的女人。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经常发生口角。

　　一次争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出走，绝望的安娜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和被唾弃的人。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安娜的生存意志霎时消失，她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安娜死后，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痛不欲生。他抱着必死的念头，参加了“志愿兵”，投入到了塞尔维亚人对土耳其的战争之中。

　　列文和吉提的生活依然平静而幸福。虽然农业改革计划并不是很顺利，他也曾一度陷入苦闷彷徨的境遇。但他们怀着对上帝的信仰，正决心携手去体验生活的艰辛、闲暇和怡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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