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地理论文十篇
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1
课程考核是检验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有效手段。高职院校在制定考核方式时存在课程考核方式单一、不够灵活，在期末考试多采用一张期末考试试卷定成绩的方法，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但是不能真实的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考核学生的时候只注重考核结果，不注重考核的过程，学生仅仅在期末考试的时候突击背诵，不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法培养具有较强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推进教学改革
（一）对课程内容进行整体设计，与时代、时事接轨，实施项目教学
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教师可以到相关的专业网站搜集最新的资料作为补充，结合热点时事新闻，更新最新的数据资料。同时对国际贸易地理教学的内容进行整体设计，以项目为载体，将需掌握的知识融入项目进行训练。例如通过下面的项目设计可以将港口、海运航线、铁路运输、陆桥运输、世界的贸易格局结合在一起。
（二）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变学生为课堂主体
现代的学生在学习上有很多不良的学习情绪，在学习中处于被动地位。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必须改变这种现状，让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因此教师备课时不能单纯以教材的知识为对象，而首先要考虑学生的知识现状和现有的能力水平，精心设计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变一言堂为群言堂，为学生创造一个比较多的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讨论问题、发表见解的环境。1、地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地图是地理教学中最重要的直观教具，是地理教学的第二语言，例如在讲解世界石油、煤炭、矿石、谷物的分布，世界各国港口分布、世界主要海峡、铁路路线、海运航线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地图，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制作精美的多媒体课件，播放相关的视频、动画，教师采用边讲授边多媒体演示教学，实现人机交互，提高学生视觉、听觉效果，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授课知识。2、项目实训法。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上根据学生需掌握的内容设计实训项目。将学生分成小组，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实训课题。比如在讲到矿石物流地理的时候，教师设计“绘制矿石的运输路线”实训项目。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搜集相关的材料，分析世界主要的矿石生产国和消费国，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世界主要的矿石出口国和进口国，然后在地图册上进行标注，并最终绘制世界主要的矿石运输路线，制作成PPT展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搜集整理资料以及团结协作的能力。3、问题化教学法。提问是开启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的最直接最简便的教学方法，也是教师借以接受学生反馈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提问教学的关键在于设计问题。教师设计问题时，既要考虑提问的目的和内容，又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征，选择恰当的提问方式，以达到教与学的统一。如讲陆桥运输时，可以让学生先思考如果苏伊士运河关闭，日本大阪的货物如何运到欧洲的鹿特丹。让学生思考，学生给出不同的运输路线方案，比如可以走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航线，教师引导学生可以走海陆联运的方式，学生会想到亚欧大陆桥和北美路桥运输，教师再提出问题，让学生比较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劣。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要尽量燃起学生这个主体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的热情，因而启发诱导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三）坚持全方位和多方面考核原则，完善课程考核体系
改变传统单一的卷面考试方式，完善课程考核体系，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重要的基础知识，而且可以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位一体融合。
（四）构建课程教学资源网络平台，推动课程改革
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2
全球一体化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的创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经济全球化既加强了世界各国ZF、跨国公司以及相关组织乃至个人在国际贸易的合作和相互影响，更加剧了各个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推动了以经济增长为指向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发展。在此种趋势之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交流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贸易的各个市场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在这样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理论也随着国际贸易实践活动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则在全球化背景下给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原动力和新的发展思路。在这样的形式背景下，对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行一番探究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成为了许多相关工作者探索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选择就全球化下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行一番探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或意见。
关键词：
全球化；国际贸易；理论；实践；热点；焦点；理论体制；未来展望
全球化，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而在全球化的推进发展过程中，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甚至是各个国家联系走向更为密切的风向标，因此全球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内容，各个国家也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也将本国的国际贸易作为主要的政府工作甚至制定了相应的具体国策进行经营，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然离不开国际贸易的发展，只有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去，才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活动中获得成长，才能够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交流与合作。由此可见，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尤为重要，而在全球化的发展下，之前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以及实践活动内容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内容，各个国家关注的国际贸易热点和焦点也从单一化发展为多边化了。全球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内容也成为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有了新的研究价值。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本文选择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这一侧面从全球化国际贸易热点和焦点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体制发展概述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展望等方面展开一番剖析和论述。
一、全球化国际贸易热点和焦点分析
全球化推进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给各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交流和联系创造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局面。就国际贸易而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可谓是给其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在全球化下呈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热点和问题，首先是在新的全球化发展状态下发达国家所占据的领先地位会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上有怎样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次是国际贸易所主要涉及的商品跨国交换中在交换中会遇到怎样的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各个国家采取了何种相应的具体措施使得对外贸易政策和措施能够获得双方的认可，以及国际贸易全球化体系下跨国公司的具体实践活动以及带来的影响；而作为国际贸易中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WTO，当中国加入这个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之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怎样的冲突和矛盾，而进出口贸易政策也随之发展了怎样的改变。而就具体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来说：第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国家，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国际贸易也就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有着相互影响的作用了，而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和改革也牵动着国际市场上相关政策和交易活动的改变，这也就产生了许多相关的关注点和研究内容，其中有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机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机器解决措施研究、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贸易中的杠杆作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研究，只有贸易协定以及应对贸易冲突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势必产生交易不平衡，也势必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本土夕阳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加剧竞争，贸易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的不断转变也势必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相应的产业中进行贸易保护壁垒的建立，而在贸易保护体制和理论下，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实践活动和交易中就难免产生冲突和矛盾，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如何才能够在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下寻求一个平衡点，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能够更好的获得发展；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势必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各个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制定的规则各不相同，在具体的国际贸易过程中，虽然有相应的国际交易规则，但是涉及到一些内容还是存在法律方面的漏洞，而这也会给许多国家之间在贸易往来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其中也就衍生了类似与驰名商标保护及海关边境措施的使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法律效力的辨析，垄断法以及反垄断措施所面临的若干调整和VTO反倾销价格承诺规则和使用方法等热点问题；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给各个国家在交易中发生争端，这些争端的解决机制和具体措施则直接影响着贸易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因此国际裁决这些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对于国际贸易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价值可见一斑。而在加工贸易是当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劳务和商品所在，而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贸易方式和生产机制与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和升级则是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是否能够更加具有竞争力，从而在国际贸易中给加工贸易的基础、模式与利益分配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发展道路；而如何在科研投入和制造业中加大投入，使得加工贸易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每一种贸易方式都与货币息息相关，而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易涉及到货币之间的兑换，而这也使得货币汇率，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以及国际货币对于国际贸易顺差的走势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特点和需要关注的焦点，总而言之，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给国际贸易注入了新思路、新动力，也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问题，新热点，我们只有针对这些问题做出相适应的调整，从国家政策层面以及国际合作的大局观出发，做好国际贸易的相应实践活动以及理论研究和发展，那么就能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迎来国际贸易发展的百花齐放美好局面。
二、国际贸易理论体制发展概述
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呈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使得国际贸易理论体制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体制。H-O-S定理和多边贸易体制就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发展内容。H-O-S定理，即要素价格均等化（赫-俄-萨定理）：按照赫-俄模型，国际贸易将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趋于均等化,萨缪尔逊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种必然，国际贸易将使不同国家间同质生产要素的相对和绝对收益必然相等，要素价格均等说可以表述为：在满足要素禀赋论的全部假设条件下，自由的国际贸易通过商品相对价格的均等化，将使同种要素的绝对和相对报酬趋于均等。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论点是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的。俄林则认为，虽然各国要素缺乏流动性是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相等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但商品贸易可以部分替代要素流动，弥补缺乏流动性的不足，所以，国际贸易是要素价格呈现均等化趋势。萨缪尔论证了自由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这一理论被称为H-O-S理论，它研究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即WTO所管理的体制。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是多边经济活动过程中，特别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重要组织方，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的管理有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也能够及时有效在体制中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各个交易方的自由、平等贸易；在WTO事务中，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不产生不良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地流动，这一方面意味着消除壁垒，另一方面意味着保证个人、公司和政府了解世界上的贸易规则是什么，并使他们相信，政策不会发生突然的变化。《WTO协议》是涵盖范围广泛的各项活动的法律文本，冗长而复杂。但几个简单而根本的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有非歧视性、更自由的贸易、可预见性、促进公平竞争以及是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而经济一体化则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在发展中需要不断推动的。总的来说，国际贸易在理论体制方面的不断丰富给国际贸易的实践活动发展有指导作用，也让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的具体实践活动中能够有据可循。
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未来展望
全球化的推进对于丰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小的贡献，而国际贸易理论不可能一层不变，需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贸易的具体实践活动则会不断的给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案例和改变的原动力。具体到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新方向和新未来来说，首先，是贸易保护政策方面的变化，我们的国际贸易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的合理化，最大化分配，通过贸易活动让各个国家的输出产品和劳务能够在竞争中更好的发展，也让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能够获得产品技术上的引进和提升，因此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夕阳产业保护理论等这些明显有着保护本土产业发展而拒绝外来产品进入本土市场的政策需要进行相适应的调整，需要从大局观的层面有效的进行产业改革和升级从而为国际贸易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其次，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合作必将更为紧密，而在这些合作中，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必然和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关系很大，而各个国家关于国际贸易的政策则来自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内容和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即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直接影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意味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关系到未来各个国家贸易的发展；同时，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组织WTO，在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以及具体的国际贸易实践活动中，建立全球贸易保障机制是发展的趋势，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WTO成员，各个国家可以通过本国进口增长、关税变化及反倾销措施等情况对贸易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而WTO成员承诺约束现行贸易开放水平，不采取任何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并每两年向WTO通报一次落实情况。事实上，WTO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扮演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遏制者"和"终结者"的角色，为全球经济避免滑向深度衰退设置了一道"安全阀"。在未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势必发生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而这些变化则将与实践过程中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从全球化国际贸易热点和焦点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体制发展概述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展望等方面对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发展下必然发生新变化，呈现出新内容和新趋势，但是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活动上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谓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合作中做到共生共赢，那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发展的更快、更好。
作者：汤洪平 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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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3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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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 ),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格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 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 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 [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价格法,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 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 、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jj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 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假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价格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 tariff effect, 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服务价格外生给定,Ottaviano et al.(2002)[34]则假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aviano et 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价格,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 et 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 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 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假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假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 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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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分支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并不难理解，但是，它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乃至人类认识史上，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
1941年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说，克服了斯密绝对成本说的明显局限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保罗·A·萨缪尔森称它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地基础”。
继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对上述理论的挑战。围绕里昂惕夫之谜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分析，补充丰富了要素禀赋理论，增强了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力度。在雷布津斯基以及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完善补充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流行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逻辑严密，形势完美。但是这也正是其缺点所在，毕竟现实世界并不如其想象的完美。
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产生、发展及特点
(一)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
新贸易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Paul·Krugman等人创立的新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制度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变量关系、环境问题与公共物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狭义上看，仅指以Paul·Krugman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克鲁格曼曾形象地概括说，如果要举一个什么是新贸易理论的具体事例的话，就可能是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成是完全发生在像小麦这样的商品上，而新贸易理论则将世界贸易看成完全发生在像飞机这样的商品上。
(二)新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工业发达国际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
2．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
3．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4．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迅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当国际贸易实践中出现如上所列等新现象后，人们首先往往希望能够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当贸易理论家们将这些新情况与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加以对照时，发现这些理论不能或者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因此，也必然会引起贸易理论家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行重新思考并进行现实修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赫尔普曼、埃西尔、布兰德(Brander)、斯潘塞、伊顿和格罗斯曼等等。
17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该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D—S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中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则具有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这二者实际上存在着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两难冲突。而从这一角度考察的结论就是，即便不存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需求也可以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D—S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70年代末期，Paul·Krugaan首先将D—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并大有所获。克鲁格曼借用了D—S模型的分析方法并做了少许修改。首先较为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人国际贸易中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差别产品等范畴来构筑新的贸易理论模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克鲁格曼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口”一文中证明，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采取较高的进口关税这种战略性政策来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幼稚产业，当本国市场容量足够大，将会使其获得静态规模经济效益，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提高其出口竞争能力，从而促进出口。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这些论著都大大丰富了新贸易理论，使其实用性进一步增强，在贸易理论界引起了广泛深远的关注和影响。
(三)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创新特征
1．理论假设前提：逼近现实。首先，市场结构的假设由完全竞争转为不完全竞争，同时放弃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承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按克鲁格曼的话说，“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认识的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不完全。”其次，将分工模式由高度抽象的2x2X2模式，回归到现实中，大胆地探索了J×N×M模式下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格局。
2．全新的结论。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构成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在以上理论假设前提下，我们来看新贸易理论给出的结论：
首先，贸易原因。新理论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了解释。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的影响是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空白。林德尔的“重叠需求理论”运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论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对于国际贸易的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影响。
其次，贸易构成和贸易量。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相比较，由于市场的规模变得更为庞大，产品变体种类增加，消费者可选择空间更大，为达社会福利最大(至少更大)，两国必然互相进行对方的变体商品，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而传统贸易理论则只考察了产业间贸易，忽视了产业内贸易，与现实相距甚远。就贸易量而言，根据林德的“相似偏好”或“重叠需求”假设，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
最后，关于贸易结果，也就是贸易利益的产生与分配。传统贸易理论不考察动态利益，是一种静态贸易利益，这种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的潜在动态利益：(1)基于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效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生产；(3)生产的合理化。加剧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竞争，优化资源配置；(4)产品多样化。整个世界市场比之某一国内市场而言，其规模优势明显，全球各企业竞争的结果是相异产品种类增加，增进了世界福利。
三、新贸易理论的创新之处
新贸易理论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一系列新变化新现象时，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完全做出解释，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继承修正并建立新的模型从而提出的。我认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考察：理论创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不仅从国家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产业和企业本身竞争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的是克鲁格曼。政策创新：在贸易改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或者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是新贸易理论中重要的政策理论。
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6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国际贸易地理论文篇7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这就是人文贸易主义。在人文贸易主义价值的影响下，新的贸易可持续发展观越来越受到关注。虽然人文贸易主义可能会被一些国家作为贸易保护工具来使用，但总体上讲它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本文通过阐述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和表现以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我国在这一价值取向下应采取的对策。
一、问题提出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以人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占有作为指导思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是依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都获取相应的利益。短期内这种贸易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丰裕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利用并通过国际交换克服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模式最少存在三个缺陷：
第一，有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效应，过度利用自然要素禀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所说：“国际贸易的初衷是为了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但并不等于贸易越多越好，贸易不能超过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利益是在宽松的环保要求下获得的，或一味追求比较经济利益，结果很可能是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这些代价经常是经济利益远远不能弥补的。”
第二，有些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且不稳定。而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和环保等方面的优势，出口技术含量高、价格弹性小、有上升趋势的产品。这种交易模式长期发展下去，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第三，有些国家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幌子制定各种苛刻的贸易壁垒。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质量标准等来限制进口；有些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采取非法竞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损害消费者利益，不考虑员工的工作环境、不顾员工身体状况、随意加班加点、克扣员工工资。这些都扭曲了贸易的本来面目，妨碍国际贸易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人文贸易主义。人文贸易主义强调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应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应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本文将就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特征、影响等作一些探讨，最后提出我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一）人文贸易主义内涵
第一，人文贸易是“人与人平等”的贸易。以“人人平等”为伦理基础，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如果不同个体或群体无视对方的利益，形成对立和反抗，最终将破坏人与人平等的贸易关系。例如，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组织报道，目前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基本上都未能兑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做出的承诺，即到2012年之前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排5.2％。但他们却反而要求低收入国家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又如，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出口大国，扮演着另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价廉物美，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但自己却承受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美国研究人员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所造成的，但美国却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些都表明“人人平等”的贸易关系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真正实现。
第二，人文贸易是“人与地平等”的贸易。以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为伦理基础，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地平等的贸易强调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或等于因贸易带来环境污染的治理费；贸易不能超过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应有利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的保护。例如，在国际贸易中，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是最有争议的焦点，有的国家乱挖滥采、无休止地开采自然资源造成水土流失；有的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把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国；有的国家为了节约成本，大量排放没有处理的污水和废气。这些最有可能导致地球失去自然恢复能力，人与自然的不和睦相处。
第三，人文贸易是“人与天平等”的贸易。以“人天合一”为伦理基础，着眼于人类与整个大自然（社会和生态）的平等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共进、和谐发展。“人天合一”的贸易关系是人文贸易的最高层次，但是有些人却对它不屑一顾，结果得到严厉的报复。例如，国际社会将濒危物种的贸易列为非法贸易，但这种贸易禁而不止。非法物种贸易严重破坏国际生态多样性，加速濒危物种灭绝，生态多样化遭破坏，造成生态失衡。又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多出口农产品，加重农药和化肥的用量，造成土地自然肥力衰减、水土流失加剧、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由于只注重那些市场价值高的物种，对不具商业价值的物种或忽略或消除，使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趋于简单，生态调节功能衰退。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特征
第一，在贸易过程中追求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麦多斯教授，他于1970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污染程度的逐渐加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属于指数增长型，不可持久。人文贸易主义追求的可持续贸易模式应该是超越自我的、高层次的贸易模式。它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既强调贸易行为的“公平和公正”，又强调贸易过程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贸易也由此进入环保时代。WTO根据1994年4月15日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以此来协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反补贴协议》等文件中都规定了与环保有关的内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两批共5个属于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审核方面的标准，后来又陆续颁布了术语、环境标志、生命周期评价方面的标准。
第三，在贸易过程中追求非贸易利益。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都属于非贸易利益。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追求非贸易利益的盛行使得发达成员渴望将所谓“人文贸易”和非贸易利益“合法”引入WTO体系。比如，非贸易利益关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提出者企图将非贸易利益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即违反非贸易利益条款者可予以经济制裁。
三、人文贸易主义的表现
在当代国际贸易价值的新领域，人文贸易主义表现在以下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