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新论｜张敏：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政治行动方式与政治领域：对生活政治的扩展性分析
【摘 要】生活政治的出现是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后生活价值观念变迁、个人选择的兴起共同驱使的结果。生活政治是不同于传统政治的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方式，它带来了政治行动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同时，生活政治还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行动领域，形塑着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二者使得生活政治除了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还具有重要的实践特质，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理论关注。
【关键词】后工业社会；生活政治；新政治行动方式；新政治领域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生活政治也是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是生活方式选择公共化的结果。总体上，生活政治是对现代性高度发展带来的压迫性后果进行反身性回应的产物，人们试图通过生活方式运动对社会进行变革以实现人的自我认同与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而把生活选择的问题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领域，许多与生活相关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作为学术概念的生活政治主要是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构筑”的，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生活方式运动及其政治和社会效应的一种学术命名。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生活政治是与“解放政治”相对的政治形式，他把解放政治视作生活机遇的政治，而把生活政治视为生活方式的政治。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为人们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实现自我认同与现代化的救赎提供了一种行动机制。
现在，生活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术语，诸如政治消费主义、伦理消费、认同政治以及生活方式政治，都被用来描述当代政治的趋势，这些术语可以概括为更为广泛的生活政治”。随着研究的推进，生活政治逐渐为学界知晓。然而，目前对生活政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它的内涵与构成上，认为生活政治是不同于解放政治或者其他类型政治的一种政治形式，而没有发现生活政治更为广阔的政治变革意蕴。除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生活政治还是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方式，也是一个新的政治领域。不论在政治行动方式上，还是在其构成的政治领域上，生活政治都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实践，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生活政治非常重要的实践特质。
一、后工业社会条件下滥觞的新政治
生活政治的由来需要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将其置于后工业社会的场景中，我们可以从事实的层面观察生活政治发生的社会逻辑。后工业社会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说明美国1960、1970年代以来社会的结构变迁。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主要适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只是间接地涉及政体和文化的变化”。尽管如此，贝尔仍然指出后工业社会存在着对官僚化的抵制以及所谓“敌对文化”的出现，他认为196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上对一个以科学为基石的社会日益壮大的新的反动”。
贝尔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反应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可以视作是对后工业社会结构分析的继续。在这本书中，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相互缠绕的领域，认为这三大领域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脱离和断裂。贝尔指出，三大领域的脱离与断裂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结构性根源，它既“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和郑重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被称为“异化”、“非人化”以及“对权威的攻击”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体现为一种文化矛盾，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断裂，前者受制于由效益、功能理性与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追求“自我”的实现，并把自我感受当作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在这里，文化既是自我满足与自我实现的人生的意义领域，同时也是一种依靠某种内聚力进行自我建构的社会过程。
贝尔的描述是基于美国的经验。那么，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图式是否适用于当时欧洲的发达工业国家？尽管贝尔认为美国最早进入后工业社会，但他并不否认欧洲已经出现后工业社会的迹象。他发现，从“理论知识的首要性”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张”两大维度出发，大多数工业国家“对于探寻科学知识的需要、组织研究工作以及信息作为社会战略资源而日益提高的地位”是非常敏锐的，而服务业的扩张虽然以“美国最为显著”，而西欧也“正在发生”。欧洲的理论家也在自己的社会中使用后工业社会的说法，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在1971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表达了与贝尔类似的观念，尽管他更加强调文化矛盾的重要作用。可见，后工业社会的视角对于1960、1970年代的欧洲发达国家也是适用的，尤其在文化变迁方面，欧美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步性，更何况不久之后欧洲也明显进入后工业时代了。
把生活政治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目的是寻找其生成的客观社会基础。后工业社会概念在这一意图中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对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说明。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
生活政治的出现与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的变迁直接相关，贝尔所言的文化矛盾在欧洲已经发生，而这种文化矛盾就是以生活意义的确知为核心的。进入1960、1970年代以后，欧洲公众的生活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代际变迁，一些新兴群体更加强调自我的实现问题。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发现，从1970年起，欧洲公众的价值选择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代际转变，即从优先强调物质满足和安全转变为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等自我目标，而且西欧公众转向后物质主义的速度也比美国人快。英格尔哈特进一步说明：“从1970年到1994年，在有详细时间序列数据的八个西欧国家中都发生了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这场转变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而在其开始观测的1970年，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代际差异在欧洲六国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英格尔哈特的体系中，后物质主义是通过“美丽的城市/自然”、“想法更重要”、“言论自由”、“人性化社会”、“工作与社区生活中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六个维度来测量的，物质主义是通过“强大的国防力量”、“打击犯罪”、“维持秩序”、“稳态经济”、“经济增长”和“抑制物价上涨”六个维度测量的。此中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后物质主义有着不同于物质主义的议题取向。英格尔哈特在1970年代初就发现，在价值转移的背景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加重视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由此他预测后工业社会的政治会越来越多地受制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偏好，而不是基于传统的社会阶层分裂导致的一些冲突。他的预测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
自我实现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也必然指向生活方式的变革，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行动上的体现是向社会争取更多的生活选择自主权，而其实质则是从现代性的支配体系中解放出来。青年学生是典型的后物质主义者，要求和“老爸爸”的价值和政治彻底决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以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为例，学生向当局和社会表达的最主要的抗争性诉求就是生活选择的自主性诉求，他们反对官僚化的安排。“五月风暴”是典型的生活政治事件，德国学者克努特·安德森（Knud Andresen）指出，1968年的运动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日常行为方式如服装、性、交往和居住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巴黎学生运动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在法国，五月风暴的余波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青年，“日常生活的革命”在学生中被保留下来，尤其在“后五月风暴”时期，人们集中探讨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关于日常生活革命的计划也由此诞生了。而在1970年代早期的新社会运动中，日常生活革命的理念又重新出现。
再回到英格尔哈特的视域，西方社会中一些最重要的运动反映的是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世界观的冲突，其中包括妇女运动、消费者维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反核运动。这些运动涉及的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还是把自我实现的权利和生活质量放在首位的问题，这些运动也越来越成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实现社会变革的主要媒介。
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伴的是个人选择的兴起。随着人口的代际更替，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与流行的观念。个人选择的兴起带来了被贝克称为“个体化”的一种社会趋势。个体化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个体化”，追求“为自己而活”，倡导一种“自我文化”。贝克写道：“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最有力的位置。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潜藏在家庭与全球性别革命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两者与工作和政治有密切联系。”因此，不论是后物质主义，还是个人选择的兴起，抑或是个体化，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发生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化，但其内核都是以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为基础的，强调个人的“自治”。
由上可见，生活政治是西方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价值观念上后物质主义与个人选择兴起，在社会行动上生活选择的议题被政治化，这种类型的政治被称为生活政治。1960、19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运动风起云涌，吉登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生活政治的概念，在现实与理论层面上均把这种社会变迁及其政治效应概念化了。因此，就如吉登斯所说，在内容上，生活政治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政治，而目的是解决高度现代性条件下人的自我实现问题。生活方式之所以被赋予重要的意义，是因为生活方式是“被整合起来的个体的实践”，不仅“满足了功利主义之需”，而且也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物质形式”，不仅是有关个体“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也是有关“要成为谁”的决定，因此，生活政治也成为一种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实现自我认同的社会行动方案。
生活方式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如今，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纷至沓来，生活政治议题令人眼花缭乱，嘻哈、素食主义、纯素食主义、动物权利、手工主义、健康的肝脏、戒酒运动、宗教复兴、环保主义、女权主义、酷儿运动都成为了生活政治的话题，这说明，生活政治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形式了。
二、作为一种新政治行动方式的生活政治
如何看待生活政治？毫无疑问，生活政治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与传统的政治不同，一些被认为是社会或者文化的问题在现实的政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研究者评论的那样，当代政治反映了许多后工业时代的特征，各种多元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选择问题在过去被认为是社会或文化关注的问题，现在却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对生活政治的许多理解停留在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层次上，但生活政治的勃兴也说明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政治行动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集体选择的内容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行动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随着公共议题从传统政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展，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方式的生活政治就到来了。
吉登斯所作的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实际上表明两者是不同的政治行动方式。解放政治包含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卸下传统的枷锁，二是消除不合法的统治方式。解放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从自然、传统、宗教以及不合法统治的支配之下解脱出来，从而获得生活的外部机遇。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人们自我实现的诉求却是不能够通过解放政治的方式实现的。自我实现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进入到公共领域则涉及不同生活方式的博弈。传统的国家政治不会考虑生活的决策问题，生活方式的博弈也不能按照解放政治的标准解决，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只能诉诸生活政治的解决途径。
以历史的视角来看，生活政治来到世间便是以一种新政治行动方式的面目出现的。再以“五月风暴”为例。首先，巴黎学生运动在其成员构成上就与解放政治不同。许多研究发现，青年学生大多来源于中产家庭，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工人家庭的大学生仅占15％不到，甚至一位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批评学生运动分子是大资产阶级的子女，是假革命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青年学生运动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行动纲领和路线。写在桑西那大学墙上的一则宣言表达了许多人的思想状态：我有话要说，但我不确定要说什么。再者，虽然也有街垒、堆积如山的垃圾、刺鼻的催泪瓦斯的气味以及警察与学生的冲突，但学生运动在总体上是和平的，并不以政权为目标。最后，学生与工人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当与政府达成提高工资的协议后，工人就退出了罢工。所有这些都表明，1968年5、6月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不是一件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事件。
相反，该事件中一些戏剧性的场景却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很难把它们与一场运动甚至是骚乱联系起来。“阅读”就是其中之一。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注意到，在几近陷入瘫痪的城市中，书店却可以正常运转，书籍成为紧俏的商品，本该去工作的人们开始阅读，开始重新学习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与如何生活。另一个场景是“交谈”。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写道：“对于一般的法国参与者而言，运动根本与暴力无关，他们记忆中最清晰的不是暴力，而是法国人最热衷的消遣———交谈……他们在街垒旁交谈，在地铁里交谈……大街上的学生们发现自己第一次和教师、教授们对话。工人和学生们彼此交谈……‘和你的邻居交谈’，这是写在墙上的运动标语。”
巴黎学生的行动富有迷惑性，以至于难以进行诠释。有人归纳出八种不同的解释角度：颠覆活动、大学危机、青年造反、文明危机、阶级冲突与社会运动的新形式、传统性质的社会冲突、政治危机、各种偶然因素的巧合，但是又发现每一种解释似乎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观察者依然执着于传统的革命迷思，没有发现在巴黎的学生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行动方式。现在可以给出的答案是，巴黎的青年学生主要采取了被称为生活政治而不是解放政治或者革命政治的行动方式，换言之，他们的行动方式是生活政治的，而不是解放政治的，更不是革命政治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抓住了青年学生的基本方面：革命的理想和口号是修辞上的、革命哑剧式的浮夸之作，造反的修辞与参与者的真实意图之间有分歧，学生运动是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的。后来的研究指出，学生运动的目标不是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夺取政权，而是使政府、教育和车间中的决策过程民主化，学生抗议针对的目标与其说是传统的阶级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具有日常生活政治性质的议题。因此，在总体上，学生运动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剧本展开，而是采取了日常生活政治的策略，它也标志着生活政治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里，生活政治也发挥了作为退出传统革命政治的策略的功能，使人们认识到自主性的获取并不只有传统的解放政治这一条途径，学生运动实现了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策略转移。
政治行动方式的转换在1960、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便已宣告完成。进入到21世纪以来，生活政治已经是全球现象，生活政治的行动方式也名目繁多。例如，2008年4月20日，“临界大众运动”（CMM,Critical Mass Movement）组织了一次8万名自行车骑行者对布达佩斯主要街道的占领活动，要求建设更有利于自行车骑行的基础设施，这是在“临界大众运动”的旗帜下组织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行动。“临界大众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草根运动，其积极分子出于明确的环保动机，想推广骑自行车这样的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城市街道的占领活动是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这项运动的参与者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改变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支持这些具有环保意识的生活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也成为生活政治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生态电视”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明”，通过电视节目宣传绿色生活的观念和方式，塑造绿色公民。
生活政治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发生，因而生活政治的行动可以有“一百种”展开的方式。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式，生活政治要对各种政治与社会的努力进行配置以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微观与宏观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生活政治的行动方式是多元的。总体上，生活政治涉及集体斗争、公共辩论和制度的生成。社会运动可以视作集体斗争的形式，其核心机制是通过生活议题的公共化以整合公众的多种行动，就像政治剧一样，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连接在一起，向社会和政府表达生活的理念并传递诉求和压力。而对于公共辩论和制度的形成，生活政治的理论家则比较推崇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理论上，协商民主与生活政治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它强调共识与理性参与的民主，这与生活政治的议题恰好是相契的。受协商民主理论的启发，吉登斯使用了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ies）的说法，认为对话民主创造了社会交流的新形式，对社会团结的重建具有实质性的贡献，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最好的积木”。主张回到生活世界的哈贝马斯也强调协商民主的价值，认为协商民主是建立交往理性的途径。贝克也意识到协商民主的重要性，虽然协商民主并不必然形成共识，却能够促成预防和警戒，有助于平衡不可避免的风险。
概而言之，在后工业社会，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方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传播与推进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生活政治的核心议题，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把各种政治努力聚集在一起。如一位研究者评论的那样：“当个人的生活方式实践被动员起来，朝向策略性的‘有所不同’的政治目标前进时，我们可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策略在发挥作用，这些策略被集体性地反复运用，以达到抗拒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以及其他政治模式的不同。对于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放”方式，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把社会与自然从现代性的支配体系之下解放出来。生活政治也不同于选举政治、政党政治、集团政治等传统的政治模式，而主要以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影响关于日常生活的政治决策，推进社会的变革。因为生活政治的这些功能，我们又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讨论生活政治作为政治行动方式的社会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生活政治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政治行动路径；在特殊意义上，生活政治被赋予规范性的宏观意义，成为实现自我意义与社会改良的重要方案。
三、一个新的政治领域
生活政治的议题非常广泛。吉登斯把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当作生活政治的先驱，这些运动是围绕自我的身份认同展开的，因此这些运动也在告诉大家“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直白地揭示了生活政治的本质特征：它把个人生活带到政治领域的最前沿。但生活方式选择又涉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生活政治又不是纯粹的个体政治。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主要涵盖四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自然，第二个领域是生殖，第三个领域是全球化，最后一个领域是自我身份认同，这是与个体关系最密切的领域。总体上，生活政治关注人们的自我实现在现代社会面对的集体挑战，涉及人类的整体权利与个体权利，而又围绕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展开。因此，生活政治涉及的要素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政治的议程非常广泛。
生活政治的广泛议题与人们的行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领域。从现实表现来看，生活政治典型地体现为一个新的政治参与领域。许多政治学家发现，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诸如投票、加入政党等传统的政治参与在下降，而新形式的公民参与却在上升，这些新的政治参与的发展正在弥补选举参与和其他传统公民参与的下降。公民参与是生活政治最重要的行动策略，也是生活政治最基本的展开方式，不论是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还是涉及食品生产、动物保护、酷儿运动、休闲娱乐、交通方式、垃圾处理、能源使用、生活时尚、住房设计、新技术、安乐死等议题的规模较小的公民行动，都明显具有新的政治参与特征。生活政治中的参与行为是新的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许多新的政治参与行动中也可以发现生活政治的影子，“生活政治会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活动，生活政治促进政治活动，启发生活方式并推动社会变革”。
生活政治之所以典型地体现为公众的参与行为，在微观上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下人们更加关心自我实现与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有关。正如吉登斯揭示的那样，生活政治源于现代社会公众的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多数公众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精通政治，但他们至少关心与自我认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实现相关的问题，因此会自觉地将自我与制度联系起来。与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参与不同，生活政治的参与多是自发的、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分裂性的。在后工业时代，公众更愿意采取直接的行动去影响具体议题的政治决定，利用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整个社会分配价值和资源。
对于这些公民政治行为的变化，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型的公民理论来进行解释。米歇尔·米凯莱蒂（Michele Micheletti）与迪特林德·斯托勒（Dietlind Stolle）使用“可持续的公民”（sustainable citizenship）模型来分析包括生活政治在内的新型的公民政治行为。在她们的模型中，公民身份的转变已经进入日常生活领域，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会影响人类、自然与动物现在与未来的福祉，生活政治的行动者在履行经济、环境和公平发展方面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扩展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必需的东西，在实践中，诸如素食主义与政治消费主义就是对可持续公民身份的承诺。金荣美（Young Mie Kim）也认为，对生活政治的参与导致了公民身份的“流变”，产生了一种“朝向生活政治的公民类型”，她把这一公民类型称为“议题公众”（issue publics），将其界定为“那些认为特定问题对个人很重要的人”。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公众对特定问题的依恋似乎能够充分解释新兴公民参与的兴起，在生活政治的语境中，政治消费主义、认同政治、绿色政治和生物伦理政治都是政治参与的新兴形式。众多的生活政治参与表明，在人群中存在着具有不同价值观、身份和利益认同的议题公众群体，这些群体不能简单地聚合为普通大众，也不能简单地缩小为个体。从定义上看，议题公众意味着公民对社会做出公共承诺，因此生活政治语境中的公民具有中介的性质，他们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
生活政治也典型地体现为绿色政治。绿色政治是以生态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总称，虽然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并不等同，但在生活政治的诉求同绿党代表以及生活政治的实践指向与绿色政治的实践指向具有一定重合的意义上，生活政治在其实现上也体现为一种绿色政治。一方面，在政党政治上，虽然有理论与实践上的日常生活转向，但生活政治领域并没有出现专门的代表性政党，生活政治的诉求主要由绿党代表。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后来成为绿党的成员，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本人就是欧洲绿党的重要领袖。另一方面，在实践指向上，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相互叠加：虽然绿色政治的称谓早于生活政治，但日常生活中的生态转向早已开始，生活含有绿色；虽然生活政治不等同于绿色政治，但是生活政治的出现也是绿色思维驱动的结果，绿色也包含生活。因此，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是相互嵌含的关系，生活政治也会表现为绿色政治。
以德国绿党为例，我们在其纲领中可以看到鲜明的生活政治色彩。德国绿党认为，生活方式与生态保护具有紧密的关系：可持续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发展，这种生活方式以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为基础。生态的生活方式包含着所有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持续就是保障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质量。绿色政治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在德国绿党的纲领中，自我实现也是重要的价值追求：“我们呼吁解放和自觉……我们希望，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不受约束地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每一个个体都能更加强大，在社会中都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履行自己的责任。”所以，德国绿党也特别强调性别公正、个体化、老年人的权利与同性恋等问题。
党纲只是一种文件性规定，在绿色运动的历史中，生活方式变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绿色政治思想家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指出，生活方式战略长期以来已经存在于绿色运动中，并且它已经促成了关于防止环境退化的实际行动的大量著作与宣传手册的面世。生活方式的变革是连贯性的，意识的变化和行为的变化是相互加强的，而行为的变化又可以转变为可持续的社区生活，因此，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形成一些生活更为生态化的群体。多布森提到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后期，绿色生活方式在英国公众中出现了一次“大爆炸”，在一些社区中，家庭生态学风靡一时，而绿色生活的兴起又引发了生产和销售部门的连锁变革。“绿色包装的产品销售得比其他任何颜色包装的产品都好。在这方面，绿色迅速成为资本主义能源与企业的颜色”，从生活方式变革的视角上说，“政治行动的空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
而反过来，生活政治从一开始就把生态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生态问题上，生活政治天然地成为绿色政治。如前所述，吉登斯把自然视作生活政治的重要议题。他指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以及集体斗争的层面，关于自然的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被人为地推向公共讨论领域，这些讨论不仅包括人类如何行事以保证自己能够继续存活于自然之中，而且也包括存在本身应该如何被把握和被感知的问题，这就是海德格尔曾经提出的“存在问题”。吉登斯的理解与绿色政治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在生态学中，生态意识是与非人世界应该具有内在价值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意识与我们对非人世界的认同、我们的自我实现以及因这种认同采取的行为相关，换言之，生态意识把个体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联系起来。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活政治和绿色政治共同的哲学基础。而在关于自然的实践取向上，生活政治和绿色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在生态学的语境中，二者共同涉及如下三类问题：一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中心主义最初缺陷的颠覆，二是如何解决人类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三是更广泛的认同如何形成。因此，不论是哲学基础，还是实践指向，生活政治都可以成为绿色政治。
生活政治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后工业社会政治议题的构成。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改变是从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日益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而另一个转变则是基于文化问题与生活质量问题的政治分化。因此，新的政治议程的格局是：经济斗争与新问题共享政治舞台，环境保护、堕胎、种族冲突、妇女问题和同性恋解放运动成为热点问题。可见，生活政治在政治领域愈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结论
生活政治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类型，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政治，是生活方式选择议题公共化、政治化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新领域。生活政治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特征，一些传统上认为是社会的与文化的议题被推上政治舞台，并形塑当代西方的政治形态。生活政治不仅影响了当代西方政治的议程，而且也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
除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生活政治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方式与一个新的政治领域。生活政治的出现不仅说明了生活方式选择的当代意义，而且还说明人们政治行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生活政治既扩展了政治实践的内容，也扩展了人们对政治实践的认知。
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第117-126页
作者简介：张敏，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本期编辑：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