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逃港者——风云时代下游离的个体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数十年时光里，大陆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行为，被称为——“逃港”。以深圳为例，在政府公开的文件中，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据部分学者的统计，在1949年到1980年间从深圳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内地居民之数就超过了一百万。这场大迁徙，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令人心酸无比的铺陈。
阿钟：逃港是个不能后悔的决定
文 / 李勇
阿钟（化名），1972年6月第二次起锚成功，游过大鹏湾抵达香港，时年26岁。
[起锚]：七十年代大陆知青偷渡香港的暗语，意为开航了的船只终会有返航的一天，逃港者们希望逃往香港也会有回到大陆的那一天。
- 阿钟 -
临近十点钟的香港旺角煌府酒楼熙熙攘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已经七旬的阿钟，老人的头发几近花白，但他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人到暮年常有的迟钝，而是一副精神矍铄的姿态。光阴荏苒，几十年的故事从老人的口中慢慢叙来，在这么一个惬意的清晨，被我们满怀敬意地记下。
被阶级划分的命运
阿钟出生于解放前的中国，他的家境不错，父亲解放前在上海一个公安分局担任局长。阿钟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1955年，阿钟的父亲突然被政府逮捕，随之而来的是各项指控，背负历史反革命罪名的他被关押进监狱，几年之后又被押送到青海劳改场进行了八年的劳教。直到1968年，阿钟和家人才见到了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
临近毕业时，学校曾经进行过几次招兵，有海空军，有步兵，坦克机械兵，甚至还有警察学校来招人，身强体壮的阿钟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这些测试，但是录取的消息却是永远地石沉大海。
1961年阿钟毕业了，经过三年大饥荒，国家经济困难，广州可以报考的中专已经只剩下了一间，无奈之下阿钟只能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成绩一向不错的他应该是必定能考上的，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落榜了。
“如果当时您知道了未来会改革开放，您还会过来吗？”我们终于抛出了这一沉重的问题，“不会，但也不能后悔。当时在大陆讲阶级路线，我们不能读书、升学、参军，每次征兵体检我都通过了，但实际上我的报名表就没有被交上去。”
断梗浮萍般的生活
六月的大鹏湾在海风的吹拂下泛起浅浅褶皱，即使是已到深夜了，海水仍有淡淡余热。对岸的香港遥遥在望，灯火通明的楼宇仿若是黑暗中的一处明灯。
阿钟已经在这漆黑的夜里游了三个小时，但他并不觉得累，他庆幸自己一路游来未遭到解放军的抓捕和鲨鱼的袭击，凭借着他在广州苦练的游泳本领，这并不算窄的大鹏湾根本不能阻挡他那急切奔向理想的心。
经过五个小时的搏斗，阿钟在黎明前爬上了停泊在海边的一艘香港水警轮，终于踏上了香港这片土地。
一九七二年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的时代，各地工厂都在急速扩张，不少衣衫褴褛的青年走在街头寻找工作，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偷渡过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陌生和新鲜。
二十六岁的阿钟也是在这庞大逃港人群中的一员，他在香港举目无亲，只能靠朋友的亲戚临时接济，休息几天后就开始工作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九龙塘的一间电子厂进行电脑配件生产，两百多块钱的工资是大陆的五六倍，这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了，他每个月都会寄两百多元港币回家。
即便是当时生活条件十分满足，但内心的思乡愁绪和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却不只是阿钟，而是几乎所有逃港者的痛处。“那时不想放假，因为在香港我们是孤儿，没有家人和亲戚，过年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所有的店铺都休息七天，我们只能买上大袋芝士面包去朋友那里，从年初一吃到初七。”时间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们仍能从老人的这段话中感受到深深的心酸。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时从大陆过来的逃港者们并没有组成一个个团体，他们仿佛是河水中裹挟着的粒粒泥沙，奔流入海之后便潜沉于底。
放假的时候，阿钟会和他的朋友们去海滩，跳舞、烧烤、聚会。短短几年间，阿钟就已经将香港的大多数海岛游玩遍了。
“我们当时和香港当地人相处得很好，毕竟大家都是讲粤语的，即使是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很快就就适应了，走在街上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是大陆来的，我和四十年前的同事现在还保持着联系。”逃港者们在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但正如我们采访到的另一位逃港者陈先生所说：“我们来到香港后的生活习惯肯定是和本地人有差异的，被人嘲笑在所难免，但关键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是心态问题。”
几年之后阿钟升职到了工厂的管理层，“中途有几年不想干了，有朋友开了一家健美中心叫我去做健身教练。”后来因为之前那间工厂的老同事需要帮忙，阿钟又回去了电子厂上班。
一九九四年，他受公司派遣来到东莞分公司担任行政经理，一直到07年退休后才回到香港。
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那时我们很拼命的，每天都在加班，原本两百多块钱的工资，月底拿到手的有五百多，头两年我礼拜天也不休息，因为那个时候有三倍工资，就算是假期加班我也愿意。”我们很好奇阿钟为什么会那么努力加班，他说是因为顾及家人。
“我们这些来香港的人总想多寄一点钱回家，我当时每个月寄两百块钱回去，还会在华侨商店买很多粮票布票油票一起寄回去。”当时香港工厂一般每天开工八小时，阿钟他们都会一连上十几小时再下班。
逃港在当时意味着可能与家人再也难以相见，孤身在外的游子们多希望能用自己拼搏争取到的一份工资照顾一下远在大陆那端的亲人，飘零风雨中，能传递温情的也只有那一纸书信了。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深深地震惊了逃港者们的心灵，“在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不敢回去的，意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的开放，头一两年我们哪里能相信。”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将逃港定为“叛国投敌”罪，如果被解放军抓获就要投进监狱，因此阿钟他们一直不敢回大陆探望亲人。直到79年之后，逃港性质被重新定义为“非法探亲”，罪名才减轻了很多。
阿钟和所有逃港者一样，年轻时不管白天工作多紧张劳累，晚上都经常会做噩梦，梦中的他不知何故又重返当年的大陆，饱受难以升学之苦，重新被关在牛棚里批斗，有时又会梦到自己在黑暗的大海中挣扎浮沉，醒来才发觉自己还在香港。梦中的景象往往令他心惊肉跳，冷汗淋淋。
即使是大陆政府允许逃港者们回乡了，但在香港几十年的生活还是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内在和外在，“当时根本我们广州人和香港人分别不大，反而现在分别比较大，广州人现在讲话比较粗鲁，香港人讲话比较斯文，我现在回广州听他们的语音都有点不适应。”
“我们最早回到广州的时候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香港的工资是广州的好几倍，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太多了，但最近几年回去，这种感觉却是越来越少了，曾经的同学们如今拿着极高的退休金，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而我们还要上班挣钱。”
现在阿钟每周有三天要开计程车，“在这里压力太大了，年老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逃港这个决定，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都已融入了香港社会的生活，逃港者的标签也在他们身上渐渐模糊。历史需要记录声音，这个不能后悔的决定也绝非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了那些留存于逃港者一生中的痕迹。
关注“深大青年”，查看“逃港者”专题系列采访
阿钟：逃港是个不能后悔的决定
刘文强的服装人生
陈擎国：来港四十余年
对话《大逃港》作者陈秉安
记者 | 李勇、李鹏通、李思琦
责任编辑 | 毛悦、陈年丽
微信编辑 |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