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太多的人类学家（下）
距今5万至3万年前的那段时期非常特殊，当时的人类会在夏天外出打猎，到了冬天则待在洞穴里躲避严寒。丹尼索瓦洞穴是阿尔泰山区的诸多山洞之一，洞穴里明显留有人类在此过冬的痕迹。洞穴顶端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坑洞，像烟囱一样具有通风排烟的功能，十分适合在里面生起篝火度过寒冬，因此自然会吸引人类在此处居留。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段时期的丹尼索瓦洞穴中，混杂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痕迹，而且皆被视为现代智人留下来的“杰作”，例如，可能被当作矛头使用的狩猎武器，或是用兽齿穿成的项链、用石头制成的手镯等。但洞穴内完全没有人类的化石，这些遗物的主人身份也成为一团疑云。
然后，就在2008年，丹尼索瓦洞穴出土了一块如黄豆般大小的骨头化石。它的外观像人类的小指骨头，但科学家不认为它有研究价值，因为这里从未发现过人类化石，所以它有可能不是人类的骨头，而是来自一头曾经住在洞穴中的熊。
居住在亚洲的人类近亲
在2010年，科学家利用古代DNA解码技术，分析了从骨头中提取出的DNA，发现这块化石的主人原来是一名六七岁的小女孩。但她的DNA与现代智人的DNA不太一样，看起来也不像是尼安德特人的。换言之，她既不属于现代智人，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从玛兹梅斯卡亚洞穴与文迪亚洞穴（Vindija Cave）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其生存年代与这名小女孩差不多，但DNA与她的不同，这说明她可能是从欧洲系统分出来的一个独立人种。后来，科学家又提取出了三个线粒体基因组（由于生物体内每一个线粒体的DNA的核苷酸序列皆不相同，所以通常会尽可能多地提取几个样本进行分析），结果与欧洲及邻近阿尔泰地区的尼安德特人也有着极大差异。这证实了她的确是区别于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以外的第三种人类，古人类学家因此将她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后来，研究人员又在洞穴中找到一颗成人的臼齿（智齿）化石，其外观同样与现代智人及尼安德特人的牙齿有所差异。但是，单凭一块小指骨与臼齿化石，姑且不论物种定义上的问题，科学家都根本无法推测出丹尼索瓦人的外观形态。换言之，这名人类的祖先只存在于DNA的形式中，与过去用化石来定义物种的情况完全不同。或许，人类已经开启了没有化石也能研究古代人种的新时代，我们共同见证了古人类学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至于世界各地的现代人体内是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遗传学家与古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确认。他们确实在某个现代人体内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但这个现代人竟然是生活在大洋洲南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这实在是离奇。现代美拉尼西亚人体内有4%的DNA来自丹尼索瓦人，也有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这说明美拉尼西亚人虽然属于现代智人，但他们身上带有8%的古代人类DNA。不过，就地理位置来看，东北亚地区应该离丹尼索瓦洞穴最近，但学者没有在东北亚人身上找到丹尼索瓦人的DNA。这种情况刚好与尼安德特人相反，他们过去主要居住在欧洲，其基因大都是在欧洲人身上找到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学者给出了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丹尼索瓦人曾在晚更新世（距今12.5万至1.2万年前）遍布于整个亚洲大陆，但他们与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相遇后，发生了通婚与混血（基因转移）的情况，而有利于生存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就这样被持续留存在现代智人体内。在现代智人身上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与人类的免疫系统有关。最近，科学家在藏族人身上找到了某种基因，可以让藏族人在高海拔的环境下自由自在地生活，而这个基因正是来自丹尼索瓦人。
可是，为什么大部分亚洲人身上都找不到丹尼索瓦人的DNA？难道现今的亚洲人是混血人种移居到美拉尼西亚之后才出现的吗？关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研究才刚开始，所以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有确切答案。同样有研究指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的确留存在亚洲人的体内，只是不太容易发现，而我们现在对这种基因的了解又太少。现有的数据不够完整，以至于无法得出结论。然而这些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也是我们必须持续关注亚洲人起源的原因。
居住过丹尼索瓦洞穴的三种人
目前在丹尼索瓦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总共有三种，分别是一块小指骨、两颗臼齿与一块脚趾骨。DNA分析结果证实，这块脚趾骨来自尼安德特人，其外观也与伊拉克出土的尼安德特人脚趾骨非常类似。在距离丹尼索瓦洞穴100千米至150千米外的另一个洞穴中，科学家发现了有4.5万年历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与石器。这证明了丹尼索瓦洞穴的“房客”不只有丹尼索瓦人与现代智人，还包括尼安德特人。
综合以上各项证据，我们可得出结论：距今8万至7万年前，丹尼索瓦人居住在阿尔泰地区，然后从4.5万年前开始，逐渐有尼安德特人来到此地。他们分别留下了各自使用的石器，以及少许人骨化石。接着，丹尼索瓦人在4万年前灭绝了，现代智人出现后便占领了他们的地盘。阿尔泰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成为三种人类的栖息地。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相遇后是否留下了共同的后代？就像现代智人体内含有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DNA，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中也含有17%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种种迹象表明，这三个物种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我们不了解的复杂关系。
我们从丹尼索瓦人的故事可以看出，现代人类的起源并不简单，随着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关于我们身世的真相也变得更加复杂且神秘莫测。
20
寻找霍比特人?
史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巨猿不仅体形壮硕，而且体重可达300多千克。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个巨人。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人种却与巨猿完全相反，那就是体形十分矮小，被戏称为“霍比特人”的人类近亲——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
在印尼的佛罗勒斯岛上，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相传有种叫作“哎步勾勾”（Ebu Gogo）的小野人曾经住在这座岛上，他们的身高不到1米，全身上下长满浓密的毛发，还有一双大脚丫。你还记得在《魔戒》中也有一种身材矮小、长着一对大脚掌的霍比特人吗？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有趣的是，澳大利亚古人类学家迈克·莫尔伍德（Mike Morwood）在2003年，真的从岛上发现了如霍比特人般矮小的人类化石。化石的体形娇小，尤其是头部简直小到令人难以置信，就连人类婴儿的头都比他大。莫尔伍德认为这是至今从未见过的新人类物种，并将其命名为“佛罗勒斯人”，舆论媒体也随即为他冠上“霍比特人”的绰号。
不可思议的霍比特人化石
这并非第一次在佛罗勒斯岛发现古代人种的遗迹，过去就曾有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70万年前人类出现的证据。人类学学者甚至推论，人类在这座岛上已经生活了100万年。不过，与同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爪哇岛（荷兰解剖学家在此地发现了180万年前生活在当地的爪哇人化石）相比，人类来到佛罗勒斯岛的时间似乎有点晚。
这当中其实隐藏着一个无法用数字来判断的复杂问题。把东南亚的地图摊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印度尼西亚是由无数个不同大小的岛屿组成的。岛屿周围的海底地形大致区分为深海区与浅海区，其中似乎有一条隐形的界线将这两个区块分隔开来，而这条分界线正是所谓的“华莱士线”。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位于华莱士线以北，属于浅海区。在冰河循环出现的时期，海平面高度也会随之升降。当海平面下降，华莱士线以北的区域便会出现与亚洲大陆相连的陆地，动物或人类都能直接步行过去。但佛罗勒斯岛位于华莱士线以南的深海区，即便是在最严寒的冰河期，海平面下降至最低，这块区域仍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管去哪里都要乘船。佛罗勒斯岛从未与大陆接壤，但令人好奇的是，在10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在这座孤岛上了。
至今，佛罗勒斯人的来历不明。他们有可能是偶然来到这座岛上，也有可能是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才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一旦登上这座岛，他们都很难离开。
虽然科学家在佛罗勒斯岛上不断发现考古学遗迹，但始终没有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到了21世纪初，期待已久的人类化石终于出现，那就是莫尔伍德发现的佛罗勒斯人。通过研究化石，学者推测佛罗勒斯人在6万至1.8万年前便生活在这座岛上。这一发现令所有人都感到兴奋。
佛罗勒斯人出现在佛罗勒斯岛上的时间，与现代智人出现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时间十分相近。如同佛罗勒斯岛的状况，澳大利亚同样位于华莱士线以南，同样被孤立在一片汪洋中。现代智人越过汹涌的大海，在澳大利亚安身立命，成为澳大利亚最早的原住民。这下问题来了：佛罗勒斯人究竟是属于现代智人，还是新的人类物种？他们是像澳大利亚原住民一样的现代人，还是人类已经灭绝的亲戚？由于仅挖掘出一具化石，因此这种罕见的情况引起了不少争论。关于佛罗勒斯人的身世之谜，学者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佛罗勒斯人虽然拥有奇特的外形，但仍然属于现代智人的范畴；另一派则认为佛罗勒斯人不属于现代智人，而是拥有矮小身材与小脑袋的新人类物种。
争论的开端源于佛罗勒斯人的头骨，经过比对，科学家发现佛罗勒斯人的脑容量不到400毫升，比婴儿和成年黑猩猩的脑容量还要小很多，因此很难将他归为现代智人。即便是患有侏儒症的现代智人，脑容量也不会这么小。一般来说，身高不到1米的侏儒，其脑容量与一般人并没有太大差异。由此可见，佛罗勒斯人并不是单纯患有侏儒症的现代智人。
也有人怀疑，佛罗勒斯人是患有小头畸形症的现代智人。为了检验这个说法，科学家试着在佛罗勒斯人身上找出患有小头畸形症的身体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头围较小且外观畸形，四肢也会出现发育不全的情况。最后的研究结果却造成了“同一个数据、不同结论”的奇怪现象。首先，主张佛罗勒斯人是新人种的学者认为，两者的脑部结构完全不一样。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迪安·福尔克（Dean Falk）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利用电脑断层扫描与3D（三维）造影技术对佛罗勒斯人的头盖骨进行了研究。他们在2005年发表的结果显示，虽然佛罗勒斯人的头与小头畸形症患者的头一样小，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拉尔夫·霍洛威（Ralph Holloway）教授却反击道：“现在看到的头颅化石外观，是在地层中受到挤压变形的结果。”这个说法与福尔克教授的结论形成对立，也让整件事再度回到原点。事实上，这两位学者在1980年就曾针对非洲南方古猿“汤恩幼儿”事件展开过激烈辩论，没想到在30年后的2010年，他们再次为了佛罗勒斯人的头骨化石而正面交锋。
全新证据：一小块手腕骨化石
既然无法从头骨上得出结论，那么人类学学者便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比如，制作工具的能力也是值得研究的特征之一。佛罗勒斯岛出土的石器外观与200万年前的非洲奥都威石器非常相似。但很多人还是认为，不到400毫升的脑容量实在太小了，佛罗勒斯人绝对无法制造出那样的石器。
另外，有学者注意到形体上的特征，虽然佛罗勒斯人的腿骨与著名的阿法南方古猿化石“露西”的腿骨长度十分接近，但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比如，现代智人中身材最矮小的非洲俾格米人（Pygmies）与安达曼群岛上的矮人土著，其臂骨形态都与佛罗勒斯人十分接近。因此有人类学学者认为，佛罗勒斯人只是发育不良，他们其实就是“迷你版”现代智人。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古病理学者在佛罗勒斯人身上找到了几项特征，例如，四肢骨头的外侧较薄且左右不对称，以及小腿骨出现弯曲现象，这些特征全都疑似发育不全。但仍有其他学者认为，佛罗勒斯人的小腿骨弯曲程度没这么严重，尚属正常范围，四肢骨头的不对称也极有可能是死后受到外力挤压造成的。
万万没想到，科学家在一个非常细微的地方找到了终结这场争论的新证据，那就是手腕骨架中的小多角骨。当初出土的佛罗勒斯人化石中有两块小多角骨，由于它在受精卵形成胎儿后不久便会生成，所以就算怀孕3个月后胎儿出现发育异常的情况，这块骨头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我们只要观察小多角骨的形态，无论个体是否发育不全，都能辨别该个体是否属于现代智人。
结果证实，佛罗勒斯人手腕骨的形态与生活在上新世且最早学会制作工具的早期人类十分相似，硬要归类的话，反而更接近类人猿。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资料支持佛罗勒斯人不属于现代智人，更有可能是新人种。
可是，佛罗勒斯人为什么会这么矮？在学术界有“岛屿侏儒化”一说，是指困居在孤岛上的生物会经历与本土动物完全不同的进化途径，比如，大象会变得越来越小，老鼠则会越变越大，所以才会进化出科莫多巨蜥那样的大型蜥蜴。关于这些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必须先搞清楚，佛罗勒斯人是因为被孤立在岛上才变得越来越矮小，还是天生如此。
佛罗勒斯人是南方古猿的后代？
佛罗勒斯人的四肢骨骼长度和骨盆外观都与阿法南方古猿或非洲南方古猿十分相似，体形与头部尺寸也符合南方古猿的特征。但这个事实令人类学家非常不解。如果这个化石是在300万年前的东非地层中被发现的（和“露西”出土的地点一样），我们应该就能轻松地将它纳入人类进化中的某个阶段，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可偏偏出土地点是在令人意想不到的亚洲，其生存年代又刚好与平均脑容量为1400毫升的现代智人十分接近，这有可能吗？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化石上。虽然这个化石是在和直立人同时期的亚洲地层中发现的，但其头部与骨骼尺寸都更接近生活在远古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
如果佛罗勒斯岛与德马尼西出土的化石确实属于南方古猿的后代呢？那真的会是一件重新改写人类历史的大事，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迄今为止对人类进化与迁徙模式的认知。
目前，人类起源的理论大致是这样：在非洲，身材矮小且脑容量不大的南方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后，体形与脑袋不但变得越来越大，也开始出现食用肉类的习惯，人属物种便这样逐渐进化而来。然后他们离开了非洲，迁徙至世界各地，日后才先后进化出直立人与现代智人。此观点的核心假设就是，南方古猿由于“天生能力不足”，体形和脑袋都不够大，所以无法走出非洲。但如果德马尼西的人类化石或佛罗勒斯人是南方古猿的后代，就意味着当时南方古猿早就已经走出非洲，先前那一串理论也就不再成立。换句话说，早在人属物种出现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走出了非洲，而当时他们不仅没有壮硕的体形，就连脑容量也不大。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将人类的起源导向“由南方古猿的其中一支后裔在亚洲进化出人属物种”这样的结论，为“亚洲起源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一切属实，则考古人类学界必将再次掀起一场惊涛骇浪。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以下这一段如小说般曲折离奇的情节，确实有可能发生：有一批南方古猿在距今约300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它们沿着广阔的草原迁徙至欧亚大陆各地，其中一个群体甚至一路迁徙至印度尼西亚的佛罗勒斯岛。这些南方古猿便一直被困在岛上存活至近代，这就是佛罗勒斯人真正的来历。
若想进一步验证这个故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至少要再挖掘出另一个形态类似的头骨化石。目前只挖掘出了一个佛罗勒斯人的头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定论。佛罗勒斯人的发现者莫尔伍德教授已于2013年逝世，谁会是下一个化石发现者呢？
剪不断、理还乱的宿敌情结
诚如本章内容所述，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迪安·福尔克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拉尔夫·霍洛威教授，数年来一直是竞争对手，两位都是以头骨塑形模型来研究大脑进化的著名学者。
双方的第一次交手，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霍洛威教授认为，在非洲南方古猿“汤恩幼儿”的枕叶（大脑皮层的部分结构，大约在后脑勺的位置）中，月状沟的位置比类人猿的低，这主要是因为“汤恩幼儿”的枕叶增大。反对“汤恩幼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学者，一直都以其脑容量不够大作为论据，霍洛威教授却认为：“虽然脑容量不大，但其脑内结构与现代智人十分接近。”这一主张大大支持了当时“非洲南方古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论点。然而，福尔克教授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汤恩幼儿”的月状沟位置并不低，而且其位置与枕叶的大小并没有任何关联。
这个议题引发两派学者激烈辩论，并且持续了20年之久。在我就读研究生的20世纪90年代，某次在研讨会上，这两人擦肩而过时，竟然向彼此打了声招呼。周围的人在惊吓之余，忍不住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那可是数十年来双方第一次搭话啊！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两人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他们又因为佛罗勒斯人的化石而再次展开辩论。
挖掘出“小矮人”——佛罗勒斯化石的洞穴，位于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
21
全球70亿人，真的都是一家人？
我在本章想与各位探讨一下人类学中极度敏感的议题，那就是“人种”。也许你会说：“事实不是已经证明，全世界的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人种的区分只是来自人类的偏见与歧视吗？这个问题不是早就已经过时了吗？”实际上，人种问题至今依旧充满争议，研究越多，争论越多。看完本章之后，或许我们将会对全球70亿人完全改观。
所谓人种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目前仍无法确定。在过去，当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类相遇时，各方都会习惯性将自己所属的群体视为“正统”，为对方冠上“蛮夷戎狄”等蔑称。此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无论是有文字记载的大文化圈，还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这都是因为人类总是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
近代人种的概念却是在一二百年前才出现的。在15至16世纪时，欧洲人走遍地球上每个角落，不仅陆续“发现”了许多“新大陆”，而且在当地进行大规模“开发”。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1859年，欧洲人明显意识到自己与居住在非洲、东南亚、大洋洲、美洲等地的原住民不仅在外表上看起来不大一样，而且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性等各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他们无法将这些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人类”，为了有所区分，便创造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的概念，再根据地区分为马来人、印第安人等。
到了19至20世纪，人种在生物学上究竟该如何定义，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激进的观点是“人种就是彼此不同的物种，地球上总共存在3个不同的人种”。这番话暗示着，除了白种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不属于“正统人类”，而这些不同的人种不应该通婚并繁衍后代，或是其他种族所生的孩子都不正常，诸如此类的传闻便流传开来。
当欧洲人更频繁地探索世界各地，了解到人类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之后，他们开始思考是否还有更多不同的人种。有人认为是5种，有人认为是7种。随着20世纪初优生学兴起，以及人们对物种的单纯迷恋，某些学者开始研究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种。
没有人种，只有人类
若硬要用物种的概念来解释人种，则从生物学上来看毫无说服力。单一群体若想独立成为个别的物种，则必须持续处于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隔离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案例。现代智人初次登陆澳大利亚的时间点，大约是在6万年前。直到17世纪，荷兰人来到澳大利亚，这中间至少有五六万年的时间，这群现代智人就在这块大陆上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
难道是因为这样，澳大利亚原住民才会长得特别与众不同？以至于欧洲人初次看见他们时，还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具有“人性”，甚至一度禁止彼此通婚。然而这些禁令还是无法阻止混血宝宝的出生，欧洲人终究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繁衍出了后代。从生物学来看，不同物种之间难以交配产出后代，即便成功生产，产下的后代也会失去生殖繁衍的能力，如同马与驴交配生出了骡，骡却没有生育能力。如果澳大利亚原住民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物种（人种），那他们与欧洲白人产下的孩子应该会患有不孕症，无法继续传宗接代。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换言之，如果隔离了6万年，澳大利亚原住民仍没有分化成一个新的独立物种，那么人类极有可能无法通过隔离的方式进化出新的物种。
如果人种不适用于生物学的物种概念，那么我们来考察一下它是否属于物种之下的分类层级——亚种。目前，生物学对亚种的定义为“属于同一个物种，但因为某些自然隔离的条件，造成彼此间演变出一定程度的形态差异，若是持续隔离下去，则有可能成为个别独立的物种”。说实在话，亚种的概念十分抽象，定义也模糊不清，虽说主要条件是“自然隔离”，但到底要隔离到何种程度呢？而亚种要进化到何种程度才算是新物种呢？
此外，亚种的自然隔离条件也难以适用于人类的情况，因为人类无法彻底做到遗世独居。那些所谓与世隔绝、独自隐居在荒山野岭的人，最后还是登上了电视或被杂志报道。现实的情况就是，人类无法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就算能，时间也不够长，自然无法引用亚种的概念来解释人种。
最后一个难题是，如何用简单又有逻辑的方式来证明人种是物种还是亚种？想象一下，为了确认某两个群体是否属于同一个物种，科学家让它们一个个直接交配来检验，这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这种做法不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且会牵扯出道德伦理问题。当实验对象涉及与人类十分亲近的动物，或人类本身就是实验对象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举例来说，为了确认人类与黑猩猩确实属于不同的物种，我们可以直接让两者进行交配吗？当然不行（虽然传言曾有科学家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来进行“猩猩人”实验）。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其他不会受到大众质疑的方式，来确认两者是否属于不同的物种。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外形差异来判定两个不同的生物是否属于同一个物种。相同的物种拥有相同的基因库，因此在外观上也会出现相似特征。以人类为例，虽然每个人的长相、身材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远处就分辨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因为每个人皆拥有异于其他动物、唯人类独有的共同特征。
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群体，彼此间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则最终也会导致基因库发生变化吗？随着时间流逝，这两个群体从外形上看会越来越不同。因为彼此间没有所谓的基因流动，群体之间的差异将会不断累积。如果一直隔离下去，差异会越来越大，而这两个群体就被定义为亚种，最终成为各自独立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外形差异来判定不同的生物群体是否为同一物种。但问题是，我们无法明确地界定差异究竟要多大，才算是不同物种。研究古人类学时，常会提到一个典型的问题：“这两块化石之间的差异，会不会大到让它们无法被归为同一个物种？”人类之间肤色的差异，大到足以让我们被归为不同的物种吗？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确拥有丰富多样的特征，但这些特征的成因又多又复杂，难以明确区分出物种。有些特征的分布与地理位置一致，比如，亚洲人拥有铲形门齿的比例相当高；相反，有些特征分布呈现出一种难以厘清的连续性，比如，人类的肤色就是根据紫外线照射量以渐变的方式分布于地球上，该从何处确切区分“黑皮肤”的黑种人或是“白皮肤”的白种人呢？或者有些人无法尝出苯硫脲（PTC）的苦味，有些人却可以。虽然这些特征明显不同，但这种现象与人种无关。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人种并非生物学上的概念，而应该从历史、文化与社会层面来解释。
谁才是真正的“人类”？
若以上述理论来解释现代智人的起源，则会引出许多有趣的问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被认为是现代智人的起源，他们到底与尼安德特人长得有多不一样？两者间的外形差异，真的大到无法将他们视为同一物种吗？就算他们长得不一样，只要没有超出特征多样性的范围，是否有理由将他们归为不同的物种？
若要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进行比较，则我们必须先把比较对象的定义弄清楚。这项工作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是否该把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以及大洋洲、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全都放进现代智人的范畴内？如果真的这样做，那划分依据又是什么？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多夫·斯特林格（Christopher Stringer）博士与米尔福德·沃尔波夫教授在人类学的研究上一直互为竞争对手，甚至曾在20世纪80年代因如何定义现代智人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激烈论战。斯特林格博士主张，必须先明确定义现代智人的范畴，才有办法找出根源，所以他列举出了现代智人的特征，也就是“正统人类的条件”。若按照这些“条件”进行分类，则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会被排除在现代智人的范畴以外。沃尔波夫教授当然反对这个论点，他认为那张“正统人类条件”清单充满了排他性与种族歧视的意味。毫无疑问，现今世上所有人类都属于现代智人。既然是“人类”的清单，就应该包括所有人类的共同特征，至少是大部分人的。
为何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争论？让我们再回到现代智人的定义问题。诚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其他人类之所以在外观上有较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被隔离了6万年之久，而其原本的样貌特征就这样一直被保留下来。因此，如果将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现代智人视为同一物种，我们就得考虑是否该将外观与我们差异更大的其他人类（包括古代人类）也纳入同一物种。
尼安德特人就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例子。虽然尼安德特人的外形与现代智人差异很大，但还不至于大到从人群中瞬间将他挑出来，也就是说，他与现代智人的差异还在特征多样性的可接受范围内。尼安德特人确实有可能属于现代智人的一分子。再加上最近的研究指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曾经繁衍出了后代。因此，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人体内都带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既然如此，将两者区分为不同物种的做法是否正确？所以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尼安德特人的学名到底是智人，还是智人的亚种。
非洲起源论是真的吗？
斯特林格博士与沃尔波夫教授间的论战虽已结束，但问题的根源尚未真正解决。这并不只是将谁排除在人类资格之外的问题，而是与整个人类的起源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了解到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之后，我不禁想问：主张现代智人是在某个时间点于单一地点起源的“非洲起源论”（人类单地起源说）是不是正确的？若以单地起源的观点来看，怎么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类基因被保留在我们体内？
我认为人类并非起源于单一地区，而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我也认为人类的祖先并不是单独一群人迁徙到世界各处，而是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在迁徙时遇见彼此、互相交流，产生了基因上的转移，最终融合成我们现在的样子。这样的过程造就了今日人类的多元样貌，尽管我们的长相如此不同，但我们都属于同一物种，我们都是现代智人的一分子。这就是与“非洲起源论”分庭抗礼的“多地起源说”。该学说认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通过基因的交流，不断进化出单一的人类物种，而这个说法也与最近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十分吻合。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许多关于近代与古代人类亲戚的生死故事，对现代智人的相关知识却了解甚少，就连最基本的身家调查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许，在关于人类进化的诸多问题中，最困难也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
学术与政治
20世纪90年代，“非洲起源论”与“人类多地起源说”引发全球学术界热议，最后甚至还出现了个人情感介入的情况。两派学者暗中中伤，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者。
支持非洲起源论的学者认为，现代智人在近代才诞生于非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类丰富的多样性，也是最近才进化出来的，所有人类都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他们指责多地起源说，说他们提出的“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分化成不同种族”的观点无疑是一种种族主义。
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的学者则认为，人类并非分化成不同的种族，而是不断通过基因转移的方式维持单一人类物种，所有人类在很久以前就是兄弟姐妹了。他们反驳对手，现代智人从非洲迁徙至世界各地，却并未与当地的原住民交流，反而将他们灭绝并取而代之，这种论调才真正反映出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以及殖民者心态。
当然，这些争论都是发生在研讨会上，或是学者们私下批评，没有以论文形式正式发表。两派学者的互相批斗，早已脱离了理论与资料本身，甚至不惜发表带有政治意味的言论。这不仅充分反映出当时两派学者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说明了经过理性训练、应以理论为基础的专业学者，其实也不过是凡人。
22
人类还会继续进化吗？
“人类还会继续进化吗？”
这是我在课堂讲课时，最常被学生问到的一个问题。有许多人认为，既然人类已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文明与文化，那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身体应该不会再继续进化。也就是说，人类超越了生物学层面，演变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曾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外部手段。”这意味着人类会通过创造文化来适应自然环境。按照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在文明与文化日趋发展的当下社会，与其说人类是以自身力量来适应环境，倒不如说是各种工具的出现让人类得以适应各种环境。例如，人类不再需要厚厚的脂肪层来抵御寒冷，只需要一台能让人从头暖到脚的电暖器。随着文化与文明的持续发展，人类不再需要改变自己的生理机制来适应环境。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并没有错，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人类真的超越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吗？
这让我想起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件趣事。我当时正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一位专攻文化人类学的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通过化石资料观察雌雄二型性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变化》。”
他接下来所说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雌雄二型性？性别不就是一种社会文化概念？通过化石也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句话如实地反映出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氛围，当时人们认为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早已超越了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概念。甚至有人激进地提出，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文化才得以实现的，就连人类的躯体与基因也全都是社会文化概念，好像人类的存在已经完全脱离生物学的范畴。
人类文化诞生于1万年以前
人类最早开始制作工具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至200万年前，但文化与文明是在人类开始从事农耕与饲养家畜后，距今大约1万年前才正式出现的。随着农业与畜牧业逐渐发展，人类才可以自己制造出食物（而不是靠狩猎和采集），生产力大幅提升，过剩的资源造成了社会阶级诞生，也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文化就这样一步步主宰了人类的演进与改变，生物学层面的进化理论似乎逐渐被人们抛诸脑后，甚至连遗传学者也主张：“过去1万年间发生的突变，对人类适应环境来说既无好处也无坏处，由此可知，基因突变并不再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换言之，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自然选择对遗传的影响也越来越微不足道。
进入21世纪之后，遗传学上的一项新研究却让整个情况出现转变。各国共同参与的“人类基因组定序计划”完成之后，通过基因比对的方式，科学家可以分析出哪些基因经历了哪些变化，也陆续找出了推翻既有理论的基因突变。令人惊讶的是，人类的进化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得越来越快。而加速进化的关键，正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化”。
来看看人类肤色进化的案例（参见第7章）。自从人类出现之后，住得最久的地方要数东非大陆。由于东非位于赤道附近，日照不仅充足，而且十分强烈。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人类突变出可制造黑色素的基因来阻隔紫外线，所以早期人类的肤色是接近深色的。这些人在开始往世界各处迁徙并且定居在阳光没那么充足的中纬度地区时，刚好碰上冰河期最寒冷的一段时期。天空中乌云密布，阳光照耀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含有大量黑色素的皮肤阻碍了紫外线的吸收，对人类反而是不利的。紫外线是人体合成维生素D的必要条件，人类若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D，就无法有效地吸收钙，久而久之可能会造成骨骼发育异常，进而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居住在中纬度地区的人类也产生了突变，皮肤中的黑色素越来越少，肤色也越来越白。这就是人类肤色从黑变白的“维生素D假说”。如果这个论述成立，人类肤色变白的时间点就应该在200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迁往北方的时候。但我们无法通过化石得知人类进化出白皮肤的确切时间，因为皮肤并不会以化石形态保留下来。庆幸的是，科学家通过研究遗传基因找到了答案。
1999年，科学家首次发现了决定肤色的基因，到目前为止，他们又陆续发现了十几种肤色基因。有趣的是，即使是同样的肤色，基因组成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住在欧洲的白人与住在亚洲的白人肤色基因就不太一样。欧洲人的白皮肤首次出现于约5000年前，是在人类走出非洲后经过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才进化出来的。人类向北迁徙的历史已有200万年，白皮肤突变却发生得如此晚，这说明“维生素D假说”并不成立。
对此，学者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移居至中纬度地区的人类仍然可以靠狩猎获得大量的海鲜与肉类，而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不一定非要靠皮肤吸收紫外线来合成，所以才迟迟没有出现白皮肤的突变。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的出现让人类的饮食形态改变了，大量谷物取代肉类与海鲜，在无法摄取充足维生素D的情况下，人类再次选择通过皮肤吸收阳光来合成维生素D。缺少黑色素的白皮肤可以吸收更多紫外线，合成更多维生素D，更有利于适应环境，人类的肤色因此越变越白。换言之，农耕文化让人类自然选择了白皮肤，这意味着身体的进化并未被文化取代，反而是文化的出现推动了进化的发展。
事实上，专门研究骨骼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便提出了这个观点。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大卫·费尔教授研究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的欧洲人骨骼，发现人类进化的速度与过去相比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但当时的主流观点恰恰相反，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让人类的进化变得更缓慢，因此费尔教授的观点并未引起反响。后来，科学家又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案例与佐证，人类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将这些进化案例结集成书，书名叫《一万年的爆发》（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发达的医学促进人类进化
与更新世时期相比，最近5000年来人类进化的速度比远古时期的人类快100倍。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人口增加。大约１万年前，农业开始发展，人口大幅增加，基因突变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基因突变的概率没有改变，但基数（人口数）越多，实际发生的突变数量也越多。突变增加了基因的多样性，而基因多样性正是生物进化的关键因素。总而言之，增加的人口为生物进化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让人类进化在无形中加快了脚步。
人类的群体间交流也促进了人类进化，这样的交流当然也包括基因上的交流，而且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农业出现之后，人类建立起国家，有了边界，大规模的战争与迁徙接踵而至，促使人类的群体间交流在短时间内急速增加，基因的多样性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扩展到世界各地。
此外，发达的医学也是促使基因多样化的主因之一。许多曾经无药可救的绝症，现在都找到了治疗方法，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这提升了人类将基因传递给后代的概率。举例来说，像我这样近视到快要看不见的人，要是活在尼安德特人的时代或是1万年前的农业社会，可能很快就会丢掉小命吧。但今天的我不仅安全地活下来了，而且能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最后，以惊人速度增加的基因多样性，发展出一种新形态的、具有地域特性的变异模式。最近，科学家在藏族人身上发现一种特殊基因EPAS1，让他们很容易适应高海拔环境。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基因突变仅花了1000年左右的时间就扩展到整个西藏地区，该突变也被称为“人类史上最快的进化范例”。人类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发展出某种文化与文明，这样的文化与文明也会反过来影响环境。在文化与环境互相牵制、互相融合之下，人类的基因为了与之相适应又发展出新特征，同时也加速了进化。因此，人类的形态（生物结构和特征）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具适应性。
期待充满多样性的未来
人们总认为物种进化的速度非常缓慢，慢到几乎无法察觉。但进化有时也会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农作物、家畜和家中可爱的宠物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动物和植物经过自然或人为选择，发展成我们想要的形态和样貌，而这些改变都发生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短短1万年之内。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改变，同样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
在进化过程中，所谓的“优势”与“利益”并不是绝对的。在偶然间进化出的特征，若恰巧也符合当下环境所需，便是一种具有优势且利于生存的特征。但要是同一个特征出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反而可能有害。所以，没有绝对好的进化，也没有绝对坏的进化。
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无法摆脱进化的命运。即便如此，人类的存在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与文明不断地影响自我进化。诚如上段所述，人类所拥有的各种特征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具有生存优势，但我们能利用这些特征来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那么，具有此种能力的人类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同居住的美丽地球，不是吗？
一个人所能贡献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不是渺小的人类勇于迈向未知的欧亚大陆，则怎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进化出今日不同的样貌。只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微小力量，就足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你长智齿了吗？
如前所述，医学的进步刺激了基因的多样化发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智齿。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人类咀嚼的食物变得越来越精细。这不仅让人类的下颌骨变得越来越窄小，而且让牙齿的生长空间受到局限，犬齿完全长出来之后，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冒出智齿了。无法完全冒出头，或是长出来但位置歪斜的智齿，都很容易引发蛀牙或牙周病等问题。细菌从牙龈进入毛细血管，再从血液扩散到全身，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性命。这样看来，不长智齿对人类的生存比较有利。人类学家研究古人类化石后发现，没长智齿的人类确实有增加的趋势。
不过，在牙医发达的现代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如果智齿没有长好而引发了问题，则随时都能立即拔除，这么一来，人类不长智齿的理由也随之消失，现在长不长智齿都没关系。我认为，未来没长智齿的人应该不会再增加，但你也可以说，以后长智齿的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多。重点是，人类依然在进化，而突变往往是不可预知的。
在南非出土的罗百氏傍人（Paranthropus robustus）头盖骨化石。
结语Ⅰ
为了获得珍贵的面貌，人类付出多大代价
我在社交网站上运营了一个探讨人类进化的社群，一位经常留言的读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细看内容之后，我才发现他是邀请我参加“感恩接力赛”的那个人。那是2014年夏天在网上相当流行的一个小游戏，每个人要说出自己在生活中想要感谢的三件事，再点一位朋友接力下去。我立刻将人类进化史上值得感谢的事想了一遍，但问题来了，我竟然想不出任何值得感谢的事。为什么呢？且容我一一说明。
第一，要感谢“直立步行”。自从人类以双脚站立、大步行走后，空出来的双手不仅能灵活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器具，而且能移动、搬运物品，或将孩子抱在怀中。因为褪去了一身浓密的毛，母亲光滑的皮肤让孩子难以攀附，人类必须在空出双手后，才能将孩子稳稳地抱起并到处走动。然而，也是因为直立步行，我们一生才会饱受腰痛的折磨，一旦腰部受伤，就只能躺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此外，我们的心脏也必须时时刻刻与地心引力对抗，将血液向上输送至头顶，长此以往，对心脏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第二，要感谢头顶上那颗大脑袋。优秀的脑袋，绝对是我们全身上下最重要的器官，其中蕴含的卓越智慧让人类骄傲地拥有“智人”这个称号。多亏如此巨大的脑袋，人类不但能消化并储存大量复杂的信息，而且想出办法在日渐贫瘠的环境中获取充足的新型食物——动物性脂肪与蛋白质。我们有能力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靠的也是这颗大脑。但是，为了长出如此大的脑袋，人类必须先通过它带来的严峻考验。妈妈必须先忍受锥心裂骨之痛，才能生下头部比产道宽得多的大头宝宝，这也让人类在分娩时冒着危及性命的巨大风险。
第三，要感谢“活得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看着自己的孙辈出生，也能依旧精力充沛地度过老年生活。在妈妈和奶奶、外婆的齐心照料下，同时养育两三个宝宝也变得比以前容易得多。三代同堂的生活越来越普遍，世代之间不仅能累积起更多重要的信息，也能将其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然而，高龄人口持续增加，青壮年人口则逐渐减少，为社会经济与文化带来超乎想象的沉重负担。
原本，我最后要感谢农耕与畜牧业的出现，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农业出现后，人类开始大面积开垦土地，能随心所欲地生产出各种食物，间接促进了文化与文明的快速发展。但这也引发了巨大的反作用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可怕现象接踵而来：生产过剩、私有制兴起、阶级社会产生，甚至引发了激烈的战争以及泯灭人性的种族屠杀。一旦遇上荒年，农作物歉收便会造成大规模的饥荒。而大量牲畜被圈养后，疾病更容易在家畜间蔓延开来。农业社会的人口激增，加上高密度的群居方式，都助长了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这些都是人类为了文明发展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如此一一细数下来，那些所谓值得感谢的事，背后都一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损失。人类进化史上并不存在“只有感谢，没有怨恨”的事，就像一枚铜币的两面，难道我们可以只占便宜而拒绝接受所有的坏处吗？这也让我领悟到“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你所寻求的东西越珍贵，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昂。我们现在拥有的生活，正是人类付出极大代价才换来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
事实上，为文明发展付出代价的不只是人类，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如此。倘若我们邀请那些“消逝的生物”参加感恩接力赛，难道不会被它们断然拒绝吗？在它们的心中或许“只有怨恨，没有感谢”，而它们所埋怨的对象，正是地球上最可怕的掠食者——人类。
既然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那么我由衷地希望每一个人对那些因人类的自私与欲望而饱受迫害的一切生物，都能展现出更强烈的责任感，并用更实际的行动来保护地球。
李相僖
结语Ⅱ
通往陌生古人类学世界的邀请
本书是将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刊登在科学期刊《科学东亚》的文章重新整理补充后编纂而成的。我与李相僖教授因尼安德特人而结下的渊源，让我产生了策划这一选题的想法。一直对人类进化与古人类学十分着迷的我，决定深入探讨当时刚被发现与现代智人有血缘关系的尼安德特人，并将此专题作为《科学东亚》2011年3月刊的封面特辑。我于两年前在美国听完史凡德·帕波博士的精辟演讲后，便萌生了这个念头。
但是，韩国国内在古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并不多，为了找到真正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下足了功夫，甚至还将主意打到了国外学者身上。就在我寻找相关论文时，我恰巧发现了一篇韩文的研究论文，它将人类进化历程归纳整理得非常详尽、易懂，而作者是一位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授课的古人类学学者。虽然不确定对方是否会有回应，更不知道对方是否愿意提供协助，我还是硬着头皮发送了询问的邮件。没想到，对方竟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这就是我与李教授的第一次联系。
此后，我通过邮件来回进行了几次书面采访，并在首尔的农历新年放假期间，打长途电话访问了李教授，终于为特辑报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时，我便打定主意，未来一定要再与李教授合作。
第二年，就在杂志改版前夕，我终于构想出古人类学系列专题的连载计划，随即联络了李教授，并将我的想法告诉她。我认为在探讨古人类学与人类进化等主题时，摒弃一般常见的编年史排序方式，应该会十分有趣。比如，最早的人类诞生于何地？他们长什么模样？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历程，他们才进化成今日人类的样貌？我相信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说故事，即便对象是大众，也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我向李教授提议用日常素材作为媒介，围绕某一主题讲解人类进化史。此外，我也希望文章风格能完整呈现出李教授本人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所以希望李教授在写作时能尽量保留轻松、活泼的口吻。为了在连载初期一举抓住读者的目光，我也精心安排了刊登主题的优先顺序。
收到第1章的草稿时，那种反复细看、逐字品味的激动心情，我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但令我彻夜苦思的是，该如何将这些字字珠玑又浅显易懂的文章用更好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身为该选题的策划者与执行主编，我在校对文章时，甚至比校对我自己的文章还要尽心尽力。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与李教授两人密切合作，每次的沟通交流都会激发出彼此更多的灵感。
第一篇文章刊登出来后，在尚未获悉读者反馈前，另一个机会又主动找上门来。通过《东亚日报》一位记者前辈的引荐，这篇文章竟有幸登上周末版的特别专栏，所以我将文章重新改编成适合报纸阅读的形式寄送过去，没想到读者们反响热烈。对方随即提出杂志与报纸双连载的想法，我们就这样合作了长达一年之久。承蒙他们的照顾，这些作品才能有绝佳的机会让杂志以外的大众读者看到。
李教授的心血之作现在改以图书的形态问世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不同层面的读者。希望这些蕴含李教授丰富灵感的文章，能赋予更多读者不同的启发。
尹信荣
附录Ⅰ
关于进化的二三事
在现代社会中，“进化”的概念无所不在，尤其常见于各种广告，比如“人”的进化，“电冰箱”的进化，甚至连“洗发水”也会进化。但在这些语境中，“进化”代表的是“其中的某个部分变得更好、更卓越”。例如，“一瓶‘进化’的洗发水！”这句广告标语就很明显地给人一种感觉，让你觉得该产品成分已变得更加优质。不过话又说回来，“进化”二字原本就是由“进步”的“进”与“变化”的“化”组成的，本身带有“进一步变得更好”的意思。但在庞大且兼容并蓄的现代生物学领域中，作为中心思想的进化论并未带有任何价值观或是某种特定的方向性，也没有比过去更进步或更优越等意味。所以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进化”一词来阐述在某段漫长时间里发生的基因频率变化。换言之，“进化”一词仅代表生物个体在特征形态上有所变化，并没有“进一步变得更好”的意思。
那么，进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惊人又不惊人的进化论
从某种角度来看，进化论的内容似乎十分合理，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又会让人觉得非常具有冲击性。无论是何种科学上的新发现，“发现”本身其实都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太大改变。来看看“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例子。无论你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旋转，对于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似乎都没什么差别，太阳还是每天东升西落。但实际上，差别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日心说”无法摆上台面的时代，它是一种反动的观点。可别误会了，我不是在发表政治性的言论。中世纪欧洲的主流观点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所谓的“理想”也不会移动，因为它已找到自己最完美的位置，而那些会移动的，都是尚未找到最适合位置的事物。或许，这种观点多少受到了当时定居的生活形态影响。既然人类是世上最完美的动物，那么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不也该是最完美的吗？因此，主张“地心说”的学者认为，地球当然是静止不动的，所有的天体，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绕着地球旋转的。他们也认为，提出异议的“日心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观点。因为“日心说”并不只是主张地球本身会移动，还否认了人类是“世界的中心”，而人类居住的完美地球根本不完美，也不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我们再来看看进化论的案例。进化论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日心说”的概念，人类居住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所谓的人类，这两种看法其实非常类似。反对地球为宇宙中心的伽利略后来被迫接受宗教审判；同样地，对认为人类不完美的达尔文而言，伴随进化论而来的无数争论与批判，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审判？直到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才真正动摇了欧洲的世界观。或许就是因为这样，达尔文在写下《物种起源》的原稿后，犹豫了23年才出版。
达尔文主张“人类会像所有动物一样适应环境”，这种挑战“人类是万物中心”的想法，意味着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接受这个想法，人类就等于承认了所有生物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包括上帝创造的人类，都是不完美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与东方哲学的基本思想并不相悖，或许这也是进化论在东方社会并未遭受太大反对的原因。
关于进化论的基本常识
第一，基因突变带来的多样性是进化的基本素材。若出现全新的、与现有基因不同的生物特征，则会产生不一样的个体。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圆耳朵的生物群体中发生了某种突变，出现了长着尖耳朵的个体，这让原本仅有单一圆耳的群体，变成了圆耳与尖耳并存的情况。
第二，特征的多样性与繁衍概率息息相关。我们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长有圆耳或尖耳的个体繁衍出后代的概率相同，进化就不会发生。然而，若长有尖耳的个体繁衍后代概率比圆耳更高，则时间一久，群体中尖耳的比例就会增加，这意味着造成尖耳的基因突变次数也会增加。这里要强调的并非绝对值，而是彼此间的相对比例（造成某种特征的某种基因的“市场占有率”）。从本质来看，进化是一种“比较”的概念。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繁衍后代的概率不同？正是个体环境适应力的强弱。个体在成年之前的存活率越高，其繁衍出后代的概率也就越高。这个法则被称为“自然选择”，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进化机制。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若某项特征对于个体存活率毫无影响甚至是有害的，但只要能得到异性个体的青睐与偏好并成功交配，繁衍出后代的概率也会变高。这个法则叫作“性选择”。孔雀就是性选择的典型代表，雄孔雀华丽的装饰性羽毛对于生存毫无助益，甚至会让它更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既长又笨重的尾羽在逃跑时不仅碍手碍脚，而且斑斓的色彩很容易被虎视眈眈的天敌发现。照这样看来，带有这种醒目特征的个体应该无法繁衍出太多后代，而这样美丽的尾巴应该很快就会消失。但事实相反，所有雄孔雀都长有华丽的尾羽。为了解释这种矛盾的情况，达尔文认为，这是因为雌孔雀会选择与具有华丽尾羽的雄孔雀交配。也许是因为美丽的雀屏反映了雄性个体的品质，或只是因为“雌性那令人难以捉摸的心”，总之，漂亮的尾羽虽不利于生存，却有利于吸引异性交配。相较之下，交配的需求大于逃生的需求，雄性孔雀的漂亮羽毛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了。
达尔文提出的性选择同样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无论是两性的吸引力或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力，选择的前提都是为了繁衍出更多后代。基因的多样性可以提供更多的“选项”，而具有生存优势的特征会通过“选择”被保留下来。达尔文将这两种机制整合成了一套系统的进化理论。在遗传法则与遗传基因等知识尚未出现的年代，达尔文仅凭他观察到的生物特征便建立起如此伟大的理论，实在是非常了不起。
进化论的蜕变
集达尔文进化理论之大成的《物种起源》，在出版100多年后，其选择机制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挑战。有科学家指出：“所谓特征多样性的根源——基因突变，绝大部分都与自然选择无关。”这个说法显然与达尔文的理论相矛盾。科学家认为，生物个体发生的突变若是有益的，很快就会扩散至整个群体，所谓的多样性也就不复存在，而有害的突变在不久后便会消失，所以也无法增加特征的多样性。虽然不具备益处或害处的中性突变会被持续保留下来，但在时间的推移下，它有可能扩散或消失于整个群体之中，因此，若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则这种中性突变等同于不存在。换句话说，在物种进化或选择机制上极具意义的多样性（基因突变），我们并不会察觉，而那些可察觉出的多样性，到头来仍属于一种中性突变。
由这些概念发展出的“中性理论”，主张物种进化并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而是根据时间、群体大小等因素随机产生的一种变化（参见第18章）。虽然中性理论的出现确实为群体遗传学带来了新的发展，但也让学术界冷落了选择机制。不过，进入21世纪后，科学的研究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选择机制再次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
最近蓬勃发展的表观遗传学似乎预示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即将进入新的篇章，或许生前饱受嘲笑与奚落的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也会因此展露出笑容。主张“获得性遗传”的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会那么长，是因为为了吃到高处的叶子而不断伸长脖子，这种通过努力练习得到的长脖子特征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个主张与自然选择论相反，达尔文认为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导致了群体中原本就存在着长、短脖子的长颈鹿，只是刚好在环境的迎合下，长脖子的长颈鹿繁衍出更多后代。在人的一生中，外形多少会经历一些变化，但即便努力运动锻炼出一身肌肉，或是通过整形手术打造出完美下巴，这些特征也不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因此，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法则一直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近年来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发现，部分后天发生的性状改变，确实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
关于进化的几个误解
“没有变得更好，也算是进化吗？”
进化受到选择机制的影响，让具有某一特征的个体数量增加，进而繁衍出更多后代。但是因选择机制而被保留下来的特征，不一定具有“绝对优越性”。若是受自然选择的影响，则只能说明该特征恰巧符合当时的环境条件，一旦环境改变，原先有益的特征也可能变得危及生存，导致物种无法繁衍出后代而全部灭绝。性选择的情况更复杂，那种对异性迷恋、虚幻无常的情愫，又该如何具体解释清楚呢？况且，曾经一度受到青睐的特征，也难保会永远受到青睐。由此看来，进化并不保证带来更“好”的转变。
“缺失的环节去哪儿了？”
缺失的环节（missing link）在考古学上指的是“过渡期的化石”，同时也是反进化论者时常挂在嘴边的一种质疑：“将化石排成一列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欠缺许多尚未找到的过渡形态。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能找出填补这些过渡时期的化石。”此概念自进化论发展初期便引发热议。批评者认为这些化石记录并未呈现出渐进式的进化过程，某一个物种的化石与另一个物种之间完全不连贯，中间缺少将两个物种串联起来的进化证据。然而从“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观点来看：“生物进化并不一直是长期而缓慢的渐进过程，在物种形成时会突然进入快速演变的阶段，之后又会经历一段无太大变化的时期，周而复始。”随着各种遗传研究的新方法问世，如今认为必须发现“缺失环节”的人也越来越少。
“如果人类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那么现在也应该存在着正在进化成人类的猴子，不是吗？”
首先，人类并不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而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此外，有人会产生这种疑问，主要是基于“世上所有生物进化的最终目的，都是像人类一样登上生物链顶端”的想法。根据这种想法，所有动物都可以依照它与“顶端”之间的距离，排列出“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而所有低等动物都想进化成高等动物，高等动物则想进化成如人类般的智慧生物。正因如此，才会有人觉得现在在世界上的某处，应该有猴子正在努力进化成人类。猴子同样经历了独立的进化过程，才变成今天这副模样。说句玩笑话，它们到底有什么好遗憾的，非要努力变成一个人？把世上的生物排列成一条直线，在末端放上人类以代表智慧的顶点，然后将其他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程度按顺序排列，这种荒谬的想法早就从现代生物学中删除了。要知道，即便是寄生虫这种“低等动物”，也是经过了适应与进化，堂堂正正地以现在的样貌努力存活着。
“黑猩猩是猴子吗？”
好的！我们现在来把猴类与猿类分清楚。一说到“猴子”，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黑猩猩的样貌，但黑猩猩其实是类人猿，并不是猴子。
类人猿与猴类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有无尾巴，有尾巴的是猴子，没有尾巴的则是类人猿。知道这个差异后，你就再也不会混淆了吧！但最后才被科学家测序基因组的长臂猿，其韩文名称一开始就被翻译成“长臂猴”，如今这个令人错乱的称号已成为大众惯用的词语，一时半会儿似乎也难以纠正过来，真令人遗憾啊！
附录Ⅱ
人类的进化谱系
人类的祖先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与人类最接近的物种黑猩猩最早是在何时何地与现代智人分化为不同系统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显示，现代智人与黑猩猩的祖先在800万至500万年前于非洲分家，但确切的分化时间点与生物学背景不得而知，因为目前几乎找不到那一时期的化石资料。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少“自称是”人类祖先的化石陆续出土，如图根原人、乍得沙赫人、卡达巴地猿（Ardipithecus kadabba），甚至是始祖地猿等，但它们是人类真正的祖先，还是人类与黑猩猩分化前的共同祖先，至今尚不能确定。
另外，目前在非洲发现的距今约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属化石，已确定是人类与黑猩猩分化后才出现的早期人类，包括东非出土的湖畔南方古猿、阿法南方古猿、鲍氏傍人、埃塞俄比亚傍人（Australopithecus/Paranthropus aethiopicus），以及南非出土的非洲南方古猿与罗百氏傍人等。此外，同属南方古猿的还有惊奇南方古猿、羚羊河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bahrelghazali）、南方古猿源泉种与肯尼亚平脸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它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发现的，但因为这些化石样本的数量过少，日后在生物学上是否能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有效的“物种”分类，尚有待观察。
以湖畔南方古猿与阿法南方古猿为代表的早期人类，除了直立步行的特征，还在脑容量、头盖骨和牙齿形状等方面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类人猿十分相似。更特别的是，早期人类与现代智人不同，他们直立步行的范围甚至可能包括在树林间攀爬移动。
继阿法南方古猿之后，那些生活在东非与南非的人类祖先为了在日渐寒冷干燥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分别发展出多种不同的适应模式。上新世末期的南方古猿属成员以食草为主，但植物的营养价值不高，所以它们不仅要多吃，而且要尽可能摄入植物的多种不同部位。这种饮食习惯造成它们的咀嚼功能格外发达。举例来说，埃塞俄比亚傍人的臼齿大小与现代大猩猩十分相似，但傍人的体形应该不到大猩猩的四分之一；反过来看，虽然埃塞俄比亚傍人的进食量与大猩猩相同，但只能勉强维持这么小的体形，可见植物性食物的营养价值真的非常低。
诞生于上新世末期至更新世初期的人属物种偏好营养价值较高的动物性食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脑容量因此变大。他们取得动物性食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食用其他猛兽吃剩的动物尸体，另一种则是直接捕捉活的动物。专门搜集动物尸体的能人与卢多尔夫人会使用石器挖出骨头中的骨髓食用。
另一个与现代智人更为接近的人属成员直立人（也称为匠人）则是以打猎为主的。他们制作出更精良的狩猎工具，得以摄取更多的高蛋白质与高脂肪食物，他们的脑容量与体形因此获得相应增长。另外，为了在白天外出打猎，避免与其他猛兽竞争，他们进化出一种新的适应方式：通过流汗调节体温。于是，他们褪去了一身浓密的毛以利于排汗，而非洲大白天的炙热阳光又让他们不得不依靠皮肤中的黑色素来抵御紫外线。总体看来，人类祖先的脑袋变大，身体变健壮，全身浓密的体毛变成光滑的皮肤，而皮肤也变得越来越黑。当然，他们也是用两只脚来走路，这些特征几乎与现代智人无异。
人属物种是先离开非洲又在其他地区繁衍的人类，因此在欧洲与亚洲各地才会发现许多化石。为什么他们要从非洲迁徙至世界各地呢？有学者对此做出解释：人属物种最早诞生于距今200万至180万年前的非洲，但这些进化出大脑袋与壮硕体形，并且过着狩猎生活的人属物种在距今80万至70万年前，为了追逐因气候变化而离开非洲的猎物才开始逐渐迁徙至欧洲与亚洲各地。此假说在数年前仍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但最近公布的研究资料又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东欧最古老的人属化石——出土于格鲁吉亚德马尼西遗址的格鲁及亚人（Homo georgicus）与亚洲最古老的人属化石——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爪哇人（直立人的亚种）的生存年代相继被往前推移至180万年前，与非洲人属物种生存在相同时期。有学者开始主张，除了非洲，亚洲与欧洲也是人属物种的起源地。我们一般认为，大脑袋与壮硕体形是人类成功迁徙至世界各地的关键优势，但格鲁及亚人的脑容量与体形都不是很大，这个事实直接挑战了上述假设。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未出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取而代之。
那么，祖先们从非洲迁往欧亚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向全世界扩散的人口迁移，并非民族或国家驱使的有目的性的移动，反而有可能是因为人口增加的压力而自然出现的行为。如果真的是这样，驱使人们向外迁徙的主因，有可能是出生率提高或是死亡率降低。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膨胀的问题令人担忧，但在人类尚未进入定居状态的时代，要想提高出生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生活要求人类经常移动，但家里多增加一个孩子，就会造成行动上的不便。因此，当时的人类产下一个孩子后，会等他可以独立跟随群体迁移时，才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现在的儿童要长到六七岁，才有能力独立长途移动。在非洲过着狩猎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大约是五岁，如果他们将生孩子的间隔时间缩短，妈妈肯定就要同时将两个尚未学会走路的孩子抱在怀里或背在身上，另一只手还得提着行李家当，别说是长途跋涉，就连正常活动都会觉得束手束脚。如果人类向外迁徙的主因是出生率提高，就意味着当时人类生孩子的间隔时间可能已经缩短，也说明当时已出现了某种“社会支持”，足以协助妈妈同时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因此有学者认为，那些所谓的社会支持，其实就是爸爸（洛夫乔伊假说）与祖母（祖母假说），而这些主张所引发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平息。
人属物种扩散至欧亚大陆后，到了更新世中期，具有地区特征的人类祖先群体开始陆续出现。虽然这些群体大都已被冠上“物种”的称号，但他们是否符合生物学上物种的定义，学者们对此各持不同立场。目前被承认为单一物种的有欧洲出土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尼安德特人，非洲出土的直立人、非洲海德堡人（被认为是由欧洲迁回非洲的分支），以及亚洲出土的直立人。此外，也有不少年代同样是在更新世中期的化石被归为人属物种，然而其分类基础仅仅建立在一两处遗迹发现的一两个化石样本上，例如，西布兰诺人（Homo cepranensis，在意大利西布兰诺出土的一颗头颅骨）、前人（Homo antecessor，又叫作先驱人，出土于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卡遗址）、佛罗勒斯人（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的佛罗勒斯遗址）、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出土于赞比亚的卡布韦遗址）等，还包括生存于更新世初期的格鲁及亚人，以及最近才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丹尼索瓦人。
然而，这些“人”真的都符合生物学上的“物种”定义吗？事实上，古人类学界一直都有将各地区出土的化石定义为新物种的倾向，但令人怀疑的是，那些率先被冠上种名的化石资料，是否确实符合生物分类法则？特别是某些只有在某个特定遗址出土的物种，日后被归入相同时期但分布更广的其他物种下面，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古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案例，当数中国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起初他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新物种，并且被命名为“北京猿人”，但之后又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出土的“爪哇人”一起被归入了“直立猿人”，最后随着猿人属（Pithecanthropus）被统归为人属后，其物种学名皆被更改为直立人，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人属物种与现代智人又有何关联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现代智人的起源。主张“非洲起源论”（人类单地起源说）的学者认为，从人类的整个进化史来看，现代智人可以说是在近代，也就是距今20万年前才诞生于非洲的新物种。按照此观点来说，现代智人从非洲向欧亚大陆迁徙后，并未与当地的人类互相交融（因为彼此属于不同物种），反而是凭借其文化与语言的优势，打赢了这场生存之战，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代人类。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的小村落赫托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现代智人化石，将其命名为“长者智人”（Homo sapiens idaltu），并划分为智人底下的一个新亚种。长者智人的出现为此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有学者便因此主张，正是此物种先散布到非洲各地，才逐渐向外迁徙至全世界，这意味着现代智人与各地既有的古代人类物种并无任何关联。
另外，主张“人类多地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现代智人并非诞生于单一地区的“新物种”，也不认为现代智人是由单一群体所进化而来的，而是在这漫长的200万年间，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类群体在不同的时间点，通过持续的文化交流与基因转移，才逐渐进化出一个单一的人类物种。因此，过去那些已经灭绝或是经过进化的群体，全都是现代智人底下的一种分类单位。
生物学对于物种的定义建立在基因共享的基础上，如果两个个体可以繁衍出后代并持续将基因传递下去（后代也必须有生殖能力），这两个个体就属于同一物种。各群体间若能持续进行基因转移，则它们可被视为同一物种。为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智人诞生的时间点应该往前追溯200万年。由此可见，现代人身上的各种特征也是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如果某项特征在哪里都有很好的适应性，它就会逐渐扩及世界各地；相反，若该特征仅能适应部分地区，其普及范围便会局限在那里。前者的例子包括人类脑容量增加，以及大部分人的脸部线条比早期人类柔和得多。后者以铲形门齿为例子，这种形状的牙齿在中国出土的早期人类化石上极为常见，甚至现代亚洲人长有铲形门齿的比例也非常高。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之间的相似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过去出土的古人类化石都强有力地支持着人类多地起源说。相反，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究遗传基因，揭示了现代智人出现于近代以及起源地在非洲等多项事实，非洲起源论才逐渐获得各界的支持。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让非洲起源论开始受到基因学家的青睐。科学家直接从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中提取出DNA进行分析，发现其基因序列与现代智人迥然不同，便有学者大力主张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毫无血缘关系，尼安德特人并非现代智人的祖先。到了21世纪，科学家通过群体遗传学及2010年完成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等研究，才终于证实了现代人类体内皆带有尼安德特人基因的观点。如今，大多数学者都不否定非洲起源论有调整与修正的必要。
另外，主张现代智人是一个拥有200万年历史的古老物种，是人类多地起源说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所有古人类群体都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持续进行基因交流，从生物学的定义来看，这些互有基因交流的群体就等于是同一个物种，这意味着在非洲出现直立人之后，所有古人类群体都是同一个物种。换言之，直立人与现代智人也属于同一个物种。按照物种命名的原则，直立人就必须被归入现代智人。那么这个使用100多年的名称——直立人，就不再是一个正式的物种学名，而是一种分类上的群体名称。如此一来，除了能人以外，其他所有人属物种都该被纳入现代智人的范畴。以上所述虽然合乎逻辑，但我们无法忽视习惯的力量，而这也是多地起源说至今仍无法受到普遍认同的主因。
事实上，多地起源说的主要提倡者——密歇根大学的米尔福德·沃尔波夫教授曾在1994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出撤销直立人物种学名的主张，在之后所写的全部论文里，他都以现代智人来指称所有的人属物种。这种做法确实在研究上造成了混淆与困扰。顺带一提，1999年也曾经有学者主张能人与卢多尔夫人应该被归入南方古猿属，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属底下就只剩下现代智人这一个物种了。
迈入21世纪后，日新月异的科技为古人类学研究开启了新篇章。丹尼索瓦人就是个例子，即使没有完整的化石证据，现在的科学家也能借由DNA证实人类祖先的存在。随着古代DNA萃取技术的进步与成本大幅降低，遗传学的证据或许将成为与化石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参考依据。世界各地仍不断有新形态的古人类化石被挖掘出来，在资料搜集与分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像“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变成今日样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吧。
南方古猿源泉种的青少年头骨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