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灵魂深度的人物——《白鹿原》之白孝文论
黄立华(黄山学院中文系, 安徽黄山, 245021)
摘 要:
白孝文是《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在性格刻画上最具有深度的人物。这个人物之所以有深 度, 是因为作者抓住了他内在心理的演变, 而促使他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 是传统伦理和个人情欲之间的冲 突。这个人物虽然最终走向邪恶, 但他的人生经历对于我们反思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格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白孝文; 理性规范; 感性本能; 灵魂深度
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有一句话, 一直是我在整个作品的阅读中印象最为深刻的, 每当我想起白孝文这个人物, 首先想起的就是这句 话;甚至每当我想起《白鹿原》这部小说, 也会很快想 起这句话。我知道人们谈论《白鹿原》好辞甚多, 涉及面很广, 但我就是对白孝文, 特别是他说的这句话记 忆特深, 因此促使我对小说中的这句话以及小说中 的白孝文这个人物作出一番深入的思考。
那是白孝文因与田小娥偷情事发, 受到白嘉轩的处罚, 族长之位被废, 一下子由受人尊崇变得被人鄙弃, 他再次来到小娥的破窑洞。令他和小娥惊讶的是, 此时的白孝文与此前判若两人, 以往的他, 都是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又行, 今天居然一切顺利, 小娥对此不解, 白孝文却悟出原委:“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 [1]
应当说, 我们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和“这个样子”以及“像个男人的样子”的文字从来就不少见, 但难得的是, 作者笔下的白孝文并不仅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样子”和“这个样子”的表象, 而是令人信服地将其与人物的内心演变联系起来, 表现了这 一个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发展及其必然结局, 而最终白孝文不无得意的“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的自我评价, 不仅说明了亲历了这一心理矛盾的当事人对此过程的价值认同, 也为读者对白孝文的最终认识提供了依据, 换句话说, 此后的白孝文的一切所作所 为, 均与他心目中的这个“男人的样子”相符合。
一、过去“那个样子”的白孝文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 他的降生, 对于白嘉轩来说, 有着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的喜悦, 也为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全部的信心和希望。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 接下来便是情绪饱满地叙述了白嘉轩 7 次洞房之夜。其实拥有七房女人本身也许倒并不让 白嘉轩感到自豪, 而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目的—— 避免“无后”的不孝之名显得更加重要, 他要自豪的应当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而白孝文的出世正是对他这个努力的回报, 是白孝文为他获得了堂堂正正的族长资格。从此开始, 白嘉轩一改此前带有“厚黑”色彩的形象, 在姐夫朱先生的引导下, 兴仁义、正民风、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躬田亩, 立身勤奋严谨、力行耕读传家, 以其身为族长的胆识和勇气, 成为白鹿原上以正祛邪的中流砥柱。值得注意的是, 白嘉轩实行上述行为的过程, 也正是儿子白孝文长大成人的过程, 白嘉轩除了有意用自己的行为为儿子作出表率之外, 还特别“严厉地注视孝文的行为规范”。从居家过日子的日常言行、经济算计到床第之事的敛约, 白嘉轩都以白家长子—— 未来的族长的标准对白孝文予以规约。应当说, 白嘉轩的这一翻苦心从表面上看无疑是成功的, 他的言传身教加上徐先生和朱先生的先后教导, 造就了白孝文行止端庄、非礼不为, 充分体现了朱先生为白鹿村 制定的《乡约》中“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和“礼俗相交”的要求, 连白嘉轩也觉得“孝文是好样的! ”这个白嘉轩眼里的“好样” , 就是白孝文“那个样子”的最好诠释。我们可以相信, 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确实是可以培育出白孝文这样的子弟的, 至少在他们的心理满足没有被更新的刺激所触动的情况之下。此时的白孝文一门心思都在对未来族长位置的渴望上面, 这种心理期待决定了他的人生处事, 他没有想过他以后除了当族长还可能会干什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理解了,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白孝文的“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在偷情上体现为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 又行, 其实它同样还体现在其它的事情上, 只要是与 “族长”或“族长继承人”的身份不相符, 他都注定会 “不行” ! 由此可见, 这个时候的白孝文的心理世界是单纯的, 又是被遮蔽的。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为他的父亲白嘉轩而活着、为族长的名分而活着, 根本就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照理说, 他也应当有着更多的欲望和追求, 他最终没有能抵抗住小娥“身上那种奇异的气味”和“那温热的乳房” [1] 的诱惑, 自己听到自己“胸腔里的肋条如铁笼的铁条折断的脆响” [1], 表明了他生理上的 正常和健康, 表明他心里的七情六欲平时只是被深 深地压抑住, 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但问题在 于, 这种感性的越轨, 即弗洛伊德所说本我的冲动, 此时还受到与之对立的理性规范, 即超我的监视和 制约, 因此即便他的生理正常和健康, 但他的心理却有问题, 障碍明显, 这就造成了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又行的奇怪现象, 这正说明了白孝文身上感性与 理性、本我与超我的尖锐对立。小说写他后来为整个 经过的害怕和担心“走进白鹿村村口就开始懊悔, 离家门愈近愈觉心底发虚, ” [1] 对于一个“要脸”的 人, 与一个村民眼中“不要脸”的烂女人做下这号“不要脸”的事情, 实在是大逆不道。但小娥那鲜艳的嘴唇和柔软的躯体又时时潮起白孝文身体内一阵阵强大的热流, 可以想象出白孝文内心的郁闷和痛苦。此后的白孝文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和尴尬的局 面, 既想得到小娥, 又想当上族长, 因此也就始终改变不了“那个样子”的情形, 始终在关键的时候“不行” , 直到事情被白嘉轩发觉, 白孝文在祠堂受罚, 族长被废, 这种局面才得以完全改变。
从小说描写而言, 作家写出了人物心理上的这 种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外在行为上的尴尬已经 可以说是具有了一定的成功, 它大大超过了以往许多小说人物性格单一、扁平的描写。在陈忠实自己的 创作中,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突破。陈忠实此前的小说, 人物性格概念化、单一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此不赘述。但如果说, 白孝文的性格心理描写就到此为 止, 显然还缺乏足够的深度, 也难以说是完成, 因此 我们还必须继续往下看。
二、现在“这个样子”的白孝文
白孝文与小娥的偷情对白嘉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这从白嘉轩对白孝文处置的严厉可以看出。 “性” 在白嘉轩眼中, 从来不具有独立的人本主义的意义, 只不过是人实现道德责任的附属。他娶了七房女人, 目的只有一个, 从正面讲, 就是生儿子, 传宗接代; 从反面讲, 就是不能“无后”而沦为不孝。为了这个目的他才需要女人, 而女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这个要求。不要说纯粹的性在他看来无法接 受, 就是爱情他也不知所云。儿女的婚姻大事天经地 义地都是由父母包办, 办了以后就去履行传宗接代 的义务, 此外的一切行为都是违规悖逆。他对女儿之所以不认,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灵居然敢不接受他为她安排的婚姻。小说中白嘉轩唯一容忍的一次婚外性行为, 就是他自己策划的二儿媳与兔娃的媾合, 但那正是在避免“无后”这个更要紧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白孝文与小娥的偷情, 在他眼里, 则实在是 “羞了先人”的过错, 完全不可以饶恕。这个把自己的 “脸面”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父亲, 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完全没有“脸面”地承受最羞辱的惩罚, 不仅在祠堂里接受刺刷的抽打—— 这是村民们所不齿的小娥和狗蛋以及那几个赌鬼所应受到的惩罚, 而且族长被废。如果说, 被抽刷对于白孝文来说, 只是一次象征性的颜面受辱; 那么, 族长被废以及接下来的分家, 则是一种实质性的被剥夺, 而且被剥夺得十分彻底, 转眼之间, 白孝文已经在传统的伦理威权上变得一无所有。正是白嘉轩惩治的彻底, 反倒使白孝文没 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他只有被动地接受这一切, 同时 也使他干脆把原来奉行的一切抛得干干净净, 或者说, 是把原来父亲给他的一切还给了父亲。这也说明, 原来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并没有化为他自己内在的要求, 而只是停留在世俗实用的层面上被其遵守。 从此开始, 他才真正成为他自己了, 一个带着对以前的自己有着强烈的内心逆反和外在反差的人物,这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正如李建军先生所言:“孝文的自尊心,尊严感,已经全被破毁了。白鹿原的礼法从此对他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显然,“这个样子”是一个完全堕落的样子!他白天公开地出入小娥的窑洞,抽大烟卖光了田地和房屋,几乎是害死了妻子,最后沦为乞丐几近饿死,连本也堕落的鹿子霖都感叹:“这个人完了!”但是,虽然如此,“这个样子”却也给白孝文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他竟然在小娥身上“行了!”这使得两人的精神倍受鼓舞。可以肯定地说,仅凭这个“行了”的喜悦,白孝文就绝不会为他失去的一切感到后悔,这也就是他后来在遇见鹿三时态度强硬的原因。白孝文把他“行了”的原因,归为“而今不要脸了”,心里不仅没有悔过,而且应当说还有几分得意。应当承认,此时的他因为长期紧张的心理得到了松弛,感性本能与理性意志的矛盾被彻底缓解,他与小娥之间已经不存在如何让他感觉尴尬的心理障碍,无论白孝文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他毕竟已不再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的性心理疾病已经被他的道德的堕落所治愈。这实在是很深刻的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白孝文这个形象灵魂深度的思考,而且对于我们反思中国传统的以“礼”为核心的儒教文化对人的内心禁锢和扭曲也不无启示。李建军认为,白孝文的堕落,“一个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就是白鹿原的非理性、野蛮的道德督察机制和惩罚手段,严重地伤害了他。”[2]这正是这个形象可以给我们的启迪。
三、“像个男人样子”的白孝文
白孝文把“现在这个样子”说成“像个男人的样子”,那是仅仅就性功能的“行了”而言了,他当然不满意此前自己作为男人而不像个男人的样子,因此他自然要继续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过去那样,现在这样,以及他心目中“男人的样子”,又绝不是仅仅就性事而言,他实际上同时包括了为人、活人的多个方面,意味着他整个人格价值和人生观念的大翻盘,正如李建军所论述的:“作者比较重视性压抑、性苦闷、性追求、性满足对人物性格转变和命运变化的影响,注意从这个层面和角度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性。”[2]134“性”让小说中的黑娃变成了男人,后来又是“性”让黑娃变成了好人,这是《白鹿原》性描写值得我们注意的深刻之处。同样,“性”对白孝文的人生发展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虽然我们不否认,白
孝文的变化还有着其它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传统家族教育的陈腐和僵硬、时代演变对旧的乡村生活方式的冲击等等,但这一切都只是构成一种可能的条件,一种促进和加速其变化的外在动力,并未形成与白孝文“这一个”个体直接的必然关联。因此,直接导致白孝文人生改变的因素就是与小娥的偷情。小说里写的非常明白,在小娥勾引白孝文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对白嘉轩为他安排的一切有任何的不满,我们也相信,此时的白孝文也具备抵御一般的改变其人生信条的诱惑的能力,他甚至能作到“不摸牌九不掷骰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1]265。其实这些东西本来对他未来当族长也没有什么妨害,这至少让我们看出白孝文多少有些做作的成分,说严重点就是虚伪的表现,而越是虚伪的人越是具备抵御一般诱惑的能力,虽然仅仅是表现在外表方面。上面已经谈过,先前的白孝文完全是为着白嘉轩而活着的,他的自身的生命欲求始终是被压抑着的,在没有相当的刺激面前,这种欲求一般不会绝堤崩溃,但在“性”的诱惑面前,一切就又难说了。传统的片面性的伦理教育,因为无法真正面对人的内在世界,虽然表面上非常强势和高调,其实它的实际效果非常脆弱,受教者常常经不起别人动了“真格”的考验。小说中的鹿子霖对此就信心十足,是他唆使小娥去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把尿尿到老族长的脸上,小娥果然马到成功。小娥的成功,在白孝文身上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上面提到的原我和超我的对立,直到被父亲发现,受到毁灭性的惩罚,终于导致了他彻底改变,这个标志就是确立了他的“男人的样子”的标准,这个标准的核心就是彻底改变过去自己为别人活着的人生观念,而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身心要求。从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白孝文这种观念对其父亲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否定,也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白孝文对其父亲的人生观念的否定并不是建立在与之相比更为进步和合理的现代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和个人本位立场之上,而是以一种极端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为基础的,它并不是以对个体的全面和科学的认识理解为前提,而是完全由狭隘的个人本能所主宰和操纵,这样白孝文实际上是以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对父亲进行着反抗,一种真正的人欲横流。这样的反抗,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退步,他的结局也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他的“男人的样子”也就不具备什么积极的人格意义,倒是把他引向了彻底的无耻,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政客的原因。
有人也许认为,白孝文后来重回白鹿原祭祖,是他向父亲信奉的观念的回归。小说里白嘉轩确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1]这任何人里面,当然包括了先已回来过的白孝文。但白嘉轩的自信也许与儿子的用心相距太远。此时的白孝文难道还真的有这样的诚心?这只出了壳的鸡又岂会心甘情愿再回到闭闷的蛋壳里面去?他不过是在演戏,是在利用白氏祠堂的伦理资源,为自己捞取道德资本,如果当时砸掉白氏祠堂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会豪不犹豫地冲进去。这一点我们在后来他对黑娃的陷害上可以看出来。黑娃之死,白孝文起了重要作用,这在小说里已有明确交代。白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害黑,很简单,黑白不两立,这不仅是指白孝文在政治仕途上把黑娃视为最大的对手和威胁,而且也包括心理上的恐惧和担忧。黑娃只要在他面前出现,就会同时有另两个身影在他面前晃悠,这不仅让他不舒服,而且让他在政客路途上道貌岸然地表演时觉得心虚。这两人一个是小娥,另一个就是鹿兆鹏。此时的白孝文绝不会对小娥还有什么真情的怀念,这个人对谁都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感情,包括父亲、儿子、先生、上司。他与小娥的往事现在对他来说需要的是尽力抹去,而黑娃的存在,就会使这一点很难做到。实际上,在小娥的问题上,是他有负于黑娃,而不是黑娃有负于他,但对于白孝文这样的政客来说,这样的道德追问已经不可能发生。至于说第二个人是鹿兆鹏,则涉及到白孝文内心更深层次的隐秘。《白鹿原》整部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线索,就是白鹿两家在原上明争暗斗,从祖上到白嘉轩与鹿子霖,接下来到了白孝文这一辈。鹿兆鹏显然已无心于此,但白孝文发迹以后,却雄心勃勃。他卖力地缉拿鹿兆鹏、竭力要赎回卖给鹿子霖的门楼都说明了这一点。新的政权建立,白孝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身”,他自知就此而言,他根本与鹿兆鹏不在一个层次级别。但鹿兆鹏此时却不知去向,这反倒使白孝文有了另外的打算。鹿兆鹏不在,就拿鹿兆谦(黑娃)作他的替身,一样能满足自己阴暗的心理。事实上,黑娃不仅与兆鹏是鹿家兄弟,而且关系一直密切,策划保安团起义兆鹏对二人的不同态度非常明显,白孝文对此显然耿耿于怀。后来他果然歪曲事实、邀功请赏,这就不难理解他还会为此报复,这就是以“以革命名义”来剪除他“个人的敌人”。此人当时已身为一县之长,真不知在其后的肮脏人生中,还会荼毒多少善良的心灵。学为好人的黑娃,在政治舞台上完全不是阴险狡诈的白孝文的对手,甚至缺少起码的防范之心,对白孝文连焦振国那样的敏感都不具备,实在让人感叹。小说通过上述描写,特别是白孝文这个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政治历史的丰富思考。在对《白鹿原》的研究中,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白嘉轩、黑娃、朱先生、鹿三等人物,他们当然也有很多值得谈论的地方,但就性格的丰富、灵魂的深刻来说,他们在艺术上显然不能说是很成功,比之白孝文而言,更是缺少深度。如果说前者大都具有一种承载作者某种观念意图的色彩,而后者则是非常鲜明生动的“这一个”,很难用什么类型化的观念去指称;前者还只能基本停留在作品的文本当中,而后者则让我们想到生活中似乎熟悉的某些人,作为一部以“揭示民族的秘史”为己任的作品,这虽然还很不够,但如果没有白孝文这个人物,作者的这个愿望则更会大打折扣;再则,白孝文在小说中,前后性格表现反差如此悬殊巨大,也对我们思考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非人性、保守性和功利性带来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2]李建军﹒宁静的丰收—— 陈忠实论[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