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大于历史：《翻案》的写作伦理 ｜ 师力斌
蒋峰的中篇小说《翻案》让我惊讶的地方很多，叙事的精确，视角的变换，情节的旁逸斜出。他不按常理出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人物上场眼花缭乱，秩序却井井有条。锐利的穿透力，宽广的辐射面，使它像一枚能量很大的放射源。不光能看到职场、官场、凶杀、爱情、悬念，这些当下小说和电影司空见惯的标准配置，还能看到“历史”、“现实”、“真实”。当然，后面这老三样，通常被时尚的写作者们认为过气了，是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陈旧”写作系统中的配置。这老三样往往是令人头疼的高墙。蒋峰以他的叙事轻功，翻越了这几堵高墙。
我有非常奇怪的阅读感受：故事既简单又复杂；既是大杂烩又是有机体；时间既流动又静止；空间既封闭又开放。既打开了虚构之门，又打开了真实之门。最重要的，既玩弄历史，也玩弄真实。蒋峰确实是在玩弄“真实”与“历史”。“历史”不断向“真实”挤眉弄眼：你怎么看我呢，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瞪着我呢？假做真时真也假。已经很难分清这个杀人犯的故事是真是假，是虚构还是历史。如果薛至武、詹周氏是假的，那么，张爱玲、胡兰成、苏青是不是假的？周佛海、胡兰成是真的，施拜休、徐沛东是不是真的？小说令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去仔细研读有关胡兰成、张爱玲、苏青、周佛海等人的生平资料，仔细研读日据时期上海的历史。当然，这个冲动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消失了。我自己哈哈一笑：有点上当受骗。有研读的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吗？
为什么《翻案》能让我产生如此纠结的想法？我觉得是它的写作观与众不同。这个写作观就是，历史中的现实就等于真实，或者反过来，找不到现实的历史必然是不真实。现实就是历史中真实的部分。小说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帮助、引诱、或裹挟读者寻找历史中的现实。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小说既要包含历史，还要包含现实。说白了，小说大于历史。
以假乱真和以真乱假，历史与虚构让人无法分辩，但历史的真实，詹周氏、薛至武这些人物命运的真实，却让我共鸣。《翻案》叙述了一个有关“历史中的真实”的故事，演奏了多个人物的命运交响曲。蒋峰一向偏爱悬疑，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这点。但这部以悬疑为噱头的小说，突破了悬疑的框架。不仅仅是案发杀人，查找凶手，侦破，审讯，辩护，反复，执刑，这些我们在各种狗血剧里司空见惯的元素，还牵涉到了阴谋，爱情，权钱交易，政治变节，民族大义等多个主题，特别是历史巨变。《翻案》很有《活着》的意味。杀人疑犯詹周氏，由本来的死刑犯变成了延年益寿的九十岁老太，昔日风光无限的警察局长薛至武，解放后成了镇政府的司机薛师傅，日据时期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苏青，成了看大门的老太太。这些人物命运的戏剧性，一点都不输于《活着》里边的龙二、福贵。用小说中的原话是，“三十几年从宣统到北洋，从租界到汪伪，从民国到解放，王朝更迭，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运如何。”这种今不知明的历史体验，恐怕正是《翻案》要寻找的历史中的现实。薛至武的命运最具神秘色彩，也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者。按道理说，他是日伪上海的官员，本应以汉奸论处，但却侥幸活了下来。更为奇妙的是，解放后他依然较为幸运。“事实上连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么还不死，新中国解放，五六十年代毙了那么多人，政委也没找他谈话。也许是从1945年就一直在提篮桥坐牢的关系。”警察头子，汉奸，军统卧底，国民党的敌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汽车司机，这多重身份重叠在一个人的身上，该是怎样的戏剧性？这种历史的戏剧性让人无从把握，无从知晓。从细节来看，薛至武的命运奇迹，戏剧性色彩过于浓厚，不能言之凿凿地给出他不死的理由，多少有点避实就虚，有过分依赖叙述空白之嫌。但反过来想，如果小说言明理由，恐怕效果大打折扣，小说拥有的历史神秘感、整体气质将不复存在。
个人命运与大历史的结合，仅是《翻案》的一个维度。还有更多的维度。人性的维度，法治的维度，妇女命运的维度，社会良心的维度（这个主题在石一枫《地球之眼》中有精彩的呈现）、民族主义的维度等等，每一个维度都能打开新的解读空间。就拿法治维度来说，这是我们文艺的软肋。中国谈法治已经多年，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法治话语严重缺失，这是非常有症候性的。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几乎是个特例。近几年来，我读过的以法治为主题的小说仅有艾玛的《初雪》，探讨前苏联的法学思想和中国的法律实践。蒋峰的这部《翻案》，建构了一个相当精彩的错案案例，不能不让我想起呼格吉勒图案或聂斌案。围绕詹周氏杀夫案所展开的法律实践证明，法律仅仅是一个装饰。薛至武拿手电筒在这个女人身上色迷迷地照射的场景，所呈现出来的法官/色鬼、女犯/女色的角色互换，有不可抵挡的穿越历史的生命力。
《翻案》也让我想起《三国演义》。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一直在扮演历史真实的角色，它大于《三国志》。它既可以做历史参考书，也可以做官场指南，也可以当商业宝典。《翻案》是不是可以既当婚姻史读，也当法制史读，还当社会史、思想史读？下这样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但它的确包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翻案》当然不是《三国演义》，《翻案》的着眼点不是重大历史事件，而是被重大历史掩盖的人的命运轨迹。表面上是小人物，平民视角，实际上思考的还是大历史规律。《翻案》有双重含义，翻詹周氏杀人的小案，也翻现代史的大案。《翻案》呈现了小说对历史的新理解。
小说本来就是虚构，这已经是当代文艺理论的常识。按理说，我不应当陷入有关真实与虚构的纠缠之中，不应该再有以上这样纠结的阅读心理。从19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以来，人们早已适应了放弃对大历史的追问。马原、格非、莫言、余华等人早期的小说无不如此。先锋派小说故意抛弃原来所谓的大历史，特别是像“三红一创“那样的大历史叙述。即使陈忠实的《白鹿原》涉及近现代百年史，但它所提供的历史图景，也与我们原来理解的历史大相径庭。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小说烦透了大历史，虚构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抗日神剧，石头打飞机，裤裆里藏手榴弹，虚构已经荒诞到了脑残才会相信的程度。小说要么不写历史，要么把历史当妓女，这种写作伦理充斥市场，竟然大量的人买账。从理论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叙述，一切历史叙述都是虚构，但此虚构与彼虚构不是一回事。追求还原历史真实的虚构，与用历史装点门面贩卖私货的虚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蒋峰属于后者。他当然是先锋派的徒子徒孙，也吸收过新历史主义的营养，但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叛逆者。他依然有探究历史真实的冲动。他重新回到历史上空。他想为我们熟知的历史翻案，换一个字眼，重写历史。重写他眼中的历史真实。我不知道蒋峰在何种意义上看待这种虚构的历史真实，但我认为，他对历史的认知，有与众不同之处。历史不仅仅是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周佛海、汪精卫、蒋介石式的名人史，还是薛局长史，是詹周氏史，是律师施拜休史。历史不是地雷，不能绕着走，历史是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需要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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