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 ｜《金瓶梅》的世俗品格——简论《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
（一）警饬世俗的主旨
从本质上来讲，文学的任务在于反映人生，表现人生的真谛。但在儒家文化长期抑制下，中国文学发展的航程却与文学的本质特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
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始终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有着极强的义务本位质素。
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不仅是文臣武僚的无可旁贷之责，而且也往往外化为“身在江湖”的中国封建文人的一种自觉追求。
反映到创作领域，表现为首先要求作品宣扬“王道”、政教伦理，有助于宗法政治的稳固。
“文以载道”的创作原则始终主宰着中国古典文学漫长的发展历程。
追求随情适性、“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篇什，真正充分表现人情、人性而不带政治功利的作品，其命运往往不是被斥逐、禁毁，就是遭冷落、非议，这业已
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产生于明代中叶的《金瓶梅词话》已在努力摆脱这种僵化的模式。
它的创作意旨已不是出于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伦理自觉，也不是以“载道”“明理”为指归，而是源于世俗生活的激荡与
感发。
兰陵笑笑生已没有以往作家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封建宗法道德观念的那种拳拳热情，他所直面的是活生生的市井社会、世俗人生，针对芸
芸众生的生活现实而发出了对酒、色、财、气“四贪”的惩戒。
小说的立意在于警饬世俗，暴露“四贪”之病，让世俗社会看到嗜酒好色贪财逞气给人生造成的痛苦与危害。
这里尽管尚有儒家功利观念的藕断丝连的些微保留，但它已跳出了以往作品唯政治功利是尚的传统窠臼，而表现为对世俗社会的现实思考。
为了让人了解自己的创作主旨，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正文之前，特意写了《四季词》和《四贪词》，表明自己对世俗社会酒、色、财、气“四贪”
的劝诫。
前者宣扬了无荣无辱无忧、优游随分、听天由命、与世无争的闲适思想，《四贪词》则曰：
酒
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亦是他。 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万事皆因此，今后逢宾只待茶。
色
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 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财
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 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气
莫使强梁逞技能，挥拳捰袖弄精神。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 莫太过，免灾迍，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实际上，这种创作主旨的确立，绝非作者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源于明代社会现实。
从明代最高统治集团来看，自英宗开始，就逐渐丢掉了明初几代帝王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的传统，而变得荒于政事，耽于淫乐，至武宗、世宗而登峰造极。
他们沉溺酒色，荒淫靡费，崇佛敬道。这样上行下效的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急剧堕落，虚诈、刁悍、享乐、奢侈之风大盛。
在当时，世俗社会由“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滥觞至此极
矣。然且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产，呼卢者相率成风，乐放肆而寡积蓄，营目前而忘身后”[1]。
“夫官贵民富，争侈竞巧，转移风尚，浇淳散朴。”[2]
黄人也说：“明时无藩镇之分敛，及金缯之岁输，故物力稍纾于唐宋，而侈风起焉。宫廷倡之，上行下效，一命以上中人之家，必有园林声伎之奉，缙绅无
论矣。一土豪，一游士以至胥吏仆御，亦器用饰金银，家人曳纨绮。”[3]
追求现世的享乐与官能的满足，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成为世俗社会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而这种时尚的具体表现，就是贪财好色嗜酒逞气。
反映在文学领域，直接产生于市井社会的俗曲歌谣中，吟咏酒、色、财、气的篇什曾风行一时（如《四季五更驻云飞》中就有20多支）；话本小说中也把
“四贪”招致祸败的故事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
《金瓶梅词话》就是孕育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氛围之中。兰陵笑笑生用长篇小说来对世俗社会的“四贪”发出警饬，自在情理之中。
它集中揭示的正是“四贪”的泛滥给人生带来的危害，招致的人性的堕落、世风的浇薄、道德的沦丧、生命的消耗与毁灭以及整个社会的急剧颓败。
我们看作者的议论：
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妆做豺狼。法场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纤尘入水，片雪投汤。
秦楚强，吴越壮，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积玉堆金始称怀，谁知财宝惹祸荄。一文爱惜如膏血，仗义翻将笑作呆。亲友人人同陌路，存形心死定堪哀。料他也有无常日，空手俜伶到夜台。（第五十
六回）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日说积财好，反笑
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第七十九回）
富贵繁华身上孽，功名事迹目中魑。（第九十一回）
祸患每从勉强得，烦恼皆因不忍生。（第三十五回）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刚强定遭殃。舌为柔和终不损，齿因坚硬必遭伤。（第八十七回）
从这些直接的议论中，读者完全可以体察到作者警饬世俗的良苦用心。
不仅如此，《金瓶梅词话》的整体框架，也明显地体现出兰陵笑笑生的警世主旨。
他借助于明代深得统治者宠信和一般人青睐的释家的因果轮回和道家神鬼报应思想，在宗教的框架下去描写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借小说人物生前死后的遭
际，提醒世人持戒惧之心。
小说前七十回，敷衍了西门家族热热闹闹的发迹史，详细铺叙了他由一介无赖而扶摇直上的过程，而他的暴发史也正是贪财好色嗜酒逞气的历史。
然而好景不长，乐极哀来，终于葬身欲壑之中。他一倒头，众叛亲离，家庭急剧败落。 让世人引西门庆“四贪”之果为戒，正是作者谱写的由极盛而极衰
的兴衰变化的用意所在。
就书中人物来说，西门庆是“四贪”的典型固不必说，其他如潘金莲、李娇儿、李瓶儿、陈经济、庞春梅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各有侧重地体现出对酒、
色、财、气的贪求。
刊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的《跋》、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
其中欣欣子明确指出“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廿公也看到了小说的警饬世俗的用意，认为它“盖有所刺”，“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弄珠客说小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认为
读《金瓶梅》而“生畏惧心者，君子也”。
他们的评价尽管各有侧重，但都认为小说意图在于矫正时俗，为世俗提供借鉴。
到了清初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更是再再申明此书“独罪财色”（《竹坡闲话》），“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第一奇书非淫书
论》），认为作者是在敷演一出贪财好色嗜酒逞气的人生悲剧，达到劝诫、警世的目的。
满文本《金瓶梅序》指出《金瓶梅》“凡百回中以为百戒”，作者是“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立意为戒昭明”，使“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为百戒，夔然
慄，悫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
到了近代，人们也看到了小说的劝惩意旨，如梦生在《小说丛话》中就认为小说“写‘财’之势利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害处，足令读者猛省；
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婆口婆心”，“《金瓶梅》乃一部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
这些看法，都是符合作者的创作初衷和作品实际的。
（二）认同世俗的倾向
就整个朱明王朝来考察，从明初到明中叶，经历了政局由稳定到动荡、吏治由清肃到浑浊、经济由孱弱到繁荣、思想由禁锢到活跃、习俗由淳厚到奢靡的历
史转变。
明初被朱家帝王所极力提倡的封建纲纪的虚伪性及其对人生个体的极度异化，已经被明中后叶世俗社会的芸芸众生所认识。
那种漠视人的个体存在、强求个体对不合理的群体规范绝对服从的说教受到世俗社会的斥逐与挑战。
人们已不再迷信、膜拜封建纲常统摄万物的威严，而是立足于自我，将自身放在主体的地位。
尽管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有其狭隘的负面，但它在“存理灭欲”的沉闷氛围中，无疑具有呼唤人性解放的客观意义。
首先是思想家们拍案而起。他们针对被统治者再再强化的、严酷扼杀世俗感性的理性规范，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从理论上还世俗以真实、本来的面目，
力图将世俗人性从理学政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将人应拥有的权利摆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肯定了被理学异化了的作为社会个体所固有的人的生物的存在。
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理学禁锢下个性主体的泯灭：“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
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
知也。”[4]
他推倒了历代儒家先哲们强加给世俗人生的伦理砝码，视世俗常情为天理圣道，视饮食男女的自然本性为第一要义：“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
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5]
并 公然为人的私欲张目： “夫私心者，人之心也。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若无私，则无心也。 ”[6]
与这种世俗哲学思潮相呼应，整个晚明文坛形成了一股充分表现个性、追求自由人格、回归世俗真实的创作趋势。
徐渭的杂剧，汤显祖的传奇，冯梦龙、凌濛初的短篇白话小说，袁宏道的散文等，都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表现着人性对理性的反驳，而兰陵笑笑生则更以
其博大精深的煌煌巨制，去如实地再现世俗社会的价值取向，表现世俗社会对宗法传统的悖逆。
《金瓶梅》首先表现出世俗社会对宗法政治的亵渎。作为山东清河的一个奸商，西门庆凭他的金钱操纵着封建机构的上上下下，为所欲为。
为报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开生药铺撑自己买卖之恨，他指使流氓对蒋大打出手，并用金钱的魔杖指使山东提刑所将蒋竹山“痛责三十大板”，强迫他赔出流氓
讹诈的三十两银子（第十八回）。
为奸占宋慧莲，并报来旺醉中谤讪之恨，他用“白米一百石”买得夏提刑将来旺递解徐州（第二十六回）。
朝中杨戬倒台，在被治罪的亲党名单中有他西门庆的名字，他又用五百两白银，使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笔下的西门庆变成了“贾
庆”，一场由朝廷直接授理的重大案件，终于在一介商人的金钱面前流产。
封建法律的尊严，至高无上的皇权，统统遭到了金钱的嘲弄。
《金瓶梅》中描写了众多的封建官员，诸如新科状元蔡一泉、进士安忱、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工部黄主事以及山东上上下下的文臣武僚，他们大多以结交
“西门大官人”为荣耀，从他那里得到了金银财帛的馈赠。
而这种交易的另一面，则是这些官员给西门庆的恣意横行、贪婪攫取大开方便之门。
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结交蔡、宋二御史，摆筵席花去上千两银子，二御史临走，他又以金银器皿相赠，西门庆提出让蔡御史来日早掣淮盐三万引，结果蔡
御史一口答应，使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在这笔生意中牟得巨额利润。
更重要的，则是西门庆身价的提高，表现出西门庆对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亵渎和僭越。因此光绪年间文龙在评论至此时认为：“宋、蔡二御史，屈体丢人，
西门庆沾光不少矣。”
小说第六十五回，写到宋御史等借西门府结豪宴请钦差六黄太尉，山东全省的官员都出入于小小清河县的西门府邸，在那里颠倒奉承，这更使西门庆身价百
倍。
透过这些描写可以看出，作为封建大厦支柱的各级官员，在西门庆这个握有巨额钱财的世俗奸商面前，再也不能昂起高贵的头颅，他们在金钱面前已失去了
传统的威仪，有时甚至是充当了西门庆的鹰犬。这些事件的深层底蕴，正表现着世俗社会对宗法政治的无情亵渎与巨大冲击。
《金瓶梅》所反映的世俗价值标准、思想观念，又表现为对宗法传统“秩序”、封建伦理观念的悖逆。
有明一代，作为封建政权精神支柱、并被封建统治者极度强化的伦理意识、宗法道德、程朱理学，对世俗人生的束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尊卑观念、等级秩序，渗透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所谓“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器用，皆有等宜”[7]的古训，被朱家帝王大加
提倡，并作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圭臬。
然而，客观外在世界的变化，新的经济因素的萌生，使紧闭的小农经济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随之萌发的迥异于传统的世俗观念，却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
明代中叶的世俗社会似乎已将儒家先哲的圣训抛到了九霄云外。据《见闻杂记》《云间据目抄》《客座赘语》《万历野获编》等资料记载可见，在当时的世
俗社会，从衣着服饰到饮食起居，从婚丧嫁娶到节令游乐，无不表现为迥异于传统的情状。
《金瓶梅词话》就反映出了这种“僭越”的时尚与意识。
在小说中，作为山东理刑所千户的五品官西门庆，竟然罩着二品以上大官才有资格穿着的青缎五彩飞鱼蟒衣，难怪应伯爵见状“谑了一跳”。
西门庆的妻妾们或穿大红袄，或衣大红袍，而大红恰恰是《大明律例》《大明会典》中明载的民妇禁用服色。
西门庆府邸之豪华，更使封建官员望而兴叹，以至于从京师而来的蔡状元观赏西门庆的园亭台榭、豪奢建筑之后而发出“诚乃胜蓬瀛也”的感慨。
西门庆还蓄养歌儿，拥有家乐，极尽声色之乐，处处显示出世俗暴发户的特质。光绪年间文龙在小说第四十六回评语中说道：
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户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
婿家奴无别。……不解此皆是何规矩礼节也。
总之，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无疑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反拨，是一种悖逆于宗法传统的世俗反叛品格的鲜明体现。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欲海横流的世界。它所极力铺排的，是世俗人生各种欲念的追求与满足。
作者除了描写西门庆难填的欲壑、贪婪的追求和奢华糜烂的享乐外，还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周围所有人的享乐生活以及他们的心态。
王六儿以身趋奉西门庆，是为了银子、房屋、丫鬟、美味、艳服，如她在伙同西门庆处理杀人犯苗青一案中得到一百两赃银，就“白日不闲，一夜没的睡，
计较着要打头面，治簪环，唤裁缝来裁衣服，从新抽银丝?髻”。应伯爵等的帮闲是为了钱，女子的献身是为了钱，僧尼道士的念经诵忏、设醮祈祷，无不是为
了金钱财帛等私欲的满足。总之，统治者高喊、力倡的“天理”，在世俗社会已没有一丝神圣之感，它已丧失了统摄人心的力量。
当然，这种人欲本身不无原始的野蛮和野性的成分，但它在客观上却标识着对程朱理学的悖逆与反动！
（三）涵盖世俗的画面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世俗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在古典文学领域，它对千姿百态的驳杂的世俗社会无所不包的描写，可谓空
前绝后。
首先，它涵盖了世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织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世俗生活的真实画面。
在这幅画面上，有卖炊饼的武大郎，卖枣糕的徐三夫妇，卖馉饳的李三夫妇，卖水果的乔郓哥，开酒店的丁蛮子、刘二、陆秉义，卖蒸饼的薛姑子之夫，开
茶馆的王婆，兼行商与坐贾于一身的西门庆，开纸铺的白四哥，开棺材铺的宋仁，开缎铺的葛员外，贩盐的王四峰，贩绸的丁相公，贩布的杨宗锡，走街串巷的
货郎儿来旺儿，开妓院的李三妈，开旅店的陈二郎，画像的韩先生，从事缝纫的潘裁缝、赵裁缝，
为人做首饰的顾银匠，为人理发蓖头的小周儿，杂技教师李贵，说唱教师李铭，抬轿的张川儿、魏聪儿，船工陈三、翁八，打手鲁华、张胜，接生婆蔡老
娘、邓老娘，媒婆文嫂、薛嫂、孔嫂、王婆等，官媒陶妈妈，妇科医生、太医院院判赵龙岗，儿科大夫鲍太医，医官任后溪以及行医的胡老人、胡鬼嘴、胡太
医、何老人父子、蒋竹山等，踢气球的圆社白秃子、小张闲、罗回子，
说唱艺人吴惠、韩毕、郁大姐、郑金、申二姐、周采、郑春、左顺、王相，苏州戏子周顺、苟子孝、袁琰、胡慥，海盐子弟张美、徐顺，卖身为生的妓女李
桂姐、郑爱月、董娇儿、吴银儿等，以巫术迷信骗人为生的算命的刘理星、相面的吴神仙、阴阳先生徐先生、卜龟儿卦的婆子、给人跳神治病的师婆以及钱痰火
等，
此外尚有商业经纪人如乐三、王伯儒，乞丐飞天鬼、侯林儿，城市游民陈三儿、何三、于宽、车淡、管世宽、游手、郝闲，帮闲应伯爵、白来创、常时节
等，坐馆先生温必古，奶妈如意儿，商业伙计傅铭、贲地传、韩道国、胡秀、甘润、王显等，厨师刘包……总之，世俗社会的三百六十行，无不得到真实的描
绘。
当然，小说在描写时俗生活时，还广泛涉及了当时朝廷重臣、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举人进士以及各级官僚的行止举措，但这完全是围绕西门庆的活动而展
开，
作者的用意在于为西门庆的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背景，衬托西门庆的性格，也可以说，作者对封建官场的描写服从于反映世俗生活的需要，前者是为后者而
设，这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中是破天荒的。
其次，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群像。
据统计，《金瓶梅》写了八百多个人物，但作者浓墨重彩且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基本上全是市井人物。诸如集恶霸、无赖、奸商、淫棍、官僚于一身的西门
庆；
助纣为虐、恃宠使性、倔强暴烈、心高气大、刻毒淫纵而又具仁义善良、恩怨分明的庞春梅；宗法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淫狠妒毒俱全，不屈从命运而畸形
反抗，最终身首异处的潘金莲；
集痴情与淫欲、软弱与阴狠、歹毒与厚道于一身，在尔虞我诈中丧身的李瓶儿；
表面守分大度、恪守妇道，内心忌妒、自私的吴月娘；与西门庆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李娇儿；不得夫宠，八面玲珑，无人不爱的孟玉楼；
秉性蠢笨，一生失意，不平而鸣，屡遭迫害的孙雪娥；虚荣堕落，麻木沉沦，为攀高枝而以色奉主，又未失理性，颇有夫妻恩义且不乏刚烈的宋慧莲；为生
存而不得不献出肉体的如意儿；
淫欲难遏，人格丧尽，生性淫荡，寡廉鲜耻的王六儿；沾花惹草，轻狂浪荡，花天酒地，挥霍败家，窘困时安分，得意时忘形，巧于应对，狡诈多变的陈经
济；帮闲有道，摇尾乞怜，丧尽人格，集“哈巴狗”与中山狼于一身的应伯爵；
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吴典恩；言过其实，善骗人财，让妻献女，甘做明王八的韩道国；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意，狐假虎威，欺里瞒外，会献殷勤，被称
为西门庆肚里蛔虫的小厮玳安；
趋炎附势，靠打情骂俏为生的李桂姐；性情直率，不知讨好主子，不会奉承，告状饶舌，吃尽苦头，做了潘金莲出气筒的秋菊；得钞傲妻儿的常时节；
轻浮狂诈，乘虚而入，讨好女人而无本事，败于西门庆之手的蒋竹山；淫荡挥霍，散漫使钱，冒充光棍，终于丢了老婆与性命的纨绔子弟花子虚；乔使连环
计，工于心计，狡黠伶俐的郑爱月；
懦弱、本分、善良、屈辱的武大郎；心灵扭曲，贪婪成性的马泊六王婆；孤寂悲惨，无人疼爱，受尽折磨，以死抗争的西门大姐；善于应付，多方讨好，伶
牙俐齿的媒婆文嫂、薛嫂；为了钱财而百般辱骂，甚至大打出手的杨姑娘与张四；
安分守己，胆小怕的买卖经纪人傅自新；办事干练，经营有道，欺主背恩的汤来保；见钱眼开的鸨儿李三妈；倚强凌弱，举放私债，行凶作恶的坐地虎刘二；
流氓无赖鲁华、张胜；出入于青楼贵宅，打着说佛讲经的幌子而哄骗钱财的王姑子、薛姑子；夸夸其谈，貌似谦恭的庸医任后溪；贪财好色，为虎作伥的道
士石伯才；骗人钱财，放债收利的铁指甲杨大郎等等。
无论是作者浓墨重彩所极力描摹的主要人物，还是三言两语勾勒的次要人物，无不做到形神毕肖，栩栩如生。
这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体现出了明中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人情世俗的方方面面，组成了一幅十六世纪中叶的世俗风情画。
鲁迅评价它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多次提到“世情”，即是世俗之情，也即世俗生
活。
吴晗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前贤对它“世俗”品格的充分肯定，正说明了它在文
学史上的独树一帜。
再次，小说还对世俗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念、心理、习尚做了如实、逼真的描绘。人们注重的是自我的权利，追求的是个人的口体之奉、声色之乐，那 种于
家于国的义务本位精神已荡然不存。就爱情婚姻来说， “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
潘金莲拼命反抗没有安全保障、甚至连生理欲望都不能满足的不道德婚姻，孟玉楼不嫁尚举人而嫁西门庆， 不做正室夫人而作第三房小妾，李瓶儿自招夫
婿、不满意又将其逐出家门……这些描写尽管不乏对赤裸裸的肉欲的迷恋，甚至伴随着弱小者的血泪与生命，但个人意愿在婚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却是不可忽
视的。
世俗社会对女性贞节的漠视也与宗法传统观念大异其趣。西门庆不仅娶了寡妇孟玉楼、李瓶儿，甚至公然纳妓为妾。寡妇再嫁在世俗社会已习以为常。
亘古以降的传统的商末观念也发生了动摇。商人的地位为世俗所重，皇亲乔大户与西门庆联姻、朝廷命官以交结西门庆为荣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财对利趋之若鹜，也是《金瓶梅》中世俗社会红男绿女们的典型心理特征。而衣食住行等生活上追求奢华、鄙弃简朴、僭越礼制的描写更是俯拾皆是，这
无不反映出金钱肆虐下的世俗的真实。
我们不否认这些描写本身所包含的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但它却是中国十六世纪世俗社会的典型写真，其意义与价值绝不可低估！
（四）契合世俗的局限
《金瓶梅》有其局限性，这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充斥于小说中的赤裸裸的床笫之事的铺叙宣泄外，它所反映的世俗意识、世俗观念，也带有严重的病态特征，甚至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统治阶级的
腐朽思想和迷信思想从本质上严格区分开来。
我们承认这种世俗观念确实在客观上冲击了宗法传统、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严酷束缚，然而这种抗拒传统、还原人性的方式却是病态的、扭曲的、
畸形的。
它既包含具有某种启蒙品格的新时代的因子，又明显打着旧时代的印记，呈现出一种新旧杂糅的过渡性特征。
我认为，这不能仅仅归咎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恰恰相反，它与世俗社会的真实状况完全吻合，表现着作者对生活的忠实。因为“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
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8]
黑格尔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9]
我们说，《金瓶梅》中所存在的缺憾正是由它产生的特殊时代以及当时的幼稚观念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16世纪的中国社会，已步入了封建社会的桑榆之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领域，“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10]，释道昌炽，王学勃兴。“
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11]
在物质生活方面，从上到下，以追求穷奢极侈为时尚。崇祯《郓城县志》所记当时山东郓城的世俗现状是：
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飧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倾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
则无毫厘动心。里中无论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
仕宦。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概括是：
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已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于是作伪萌矣，扞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
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
即使知识阶层，竟然也“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一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诵不已”（屠隆《鸿苞节录》卷二）
总之，世俗社会根本不屑于对传统理想人格的追求，也不注重于彼岸世界无量幸福的渴盼，而是专注于此岸世界或者说是对眼前享乐的疯狂迷恋。
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欲望追求与理性规范束缚撞击而产生的痛苦在世俗社会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欲的放纵，性的泛滥。猝醒的自然人格虽然摆脱了理
性人格的枷锁，但在挣脱中却连传统中不乏合理的因素也一并抛弃了。
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属性被人们忽视了。这种由禁欲而纵欲的畸变，对世俗社会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幸。《金瓶梅》所描写的正是这种畸
变的、不幸的现实。
常常为人忽略的是，明代中叶个性解放思潮本身存在很大的幼稚性。
它只是摧垮了旧道德的藩篱，而没有建立起合理的道德体系、约束机制；只是轰毁了宗法传统的大厦，却没有完成对传统的超越与新的机制的构建。
颜钧提倡“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李贽强调人的“自然之性”，袁宏道宣称“兴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为，是谓真
人”，这些理论的根基具有明显的自然人性论特征。
思想家们在冲刷程朱等儒家圣贤强加给人性的宗法道德内容的同时，把人的自然本质、生物属性当做了人的本质属性，甚至将人的生物属性与道德观念混为
一谈。
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在世俗众生突破理学桎梏过程中无疑起了不可低估的荒谬舆论导向作用。马克思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
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2]
《金瓶梅》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描写与意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文学创作得失的思考，而且也有构建新的社会文明的启迪。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