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理解的马克思是怎样的人？

　　你所了解的马克思是怎样的人

　　英国人迈克尔.怀特所著《牛顿传》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炼金术士”。

　　如果给马克思的传记也加一个副标题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经院哲学家”可能比较适合他。

　　这个评价并不是我的首创......

　　罗素《西方哲学史》在讲述洛克财产观的时候，对劳动价值论有一个综述：劳动价值说——即生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耗费在该产品上的劳动之说—— 的创立，有人归之于马克思，有人归之于李嘉图；不过这种学说在洛克的思 想中就有了，而洛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又是由于有上溯至阿奎那的一系列前人。陶奈总结经院派的学说时讲： “这种议论的精髓就是，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或运输货品的商人，于理可以要求报酬，因为他们全在自己的职业中出劳力，满足公共的需要。万难容赦的罪过是投机者和经纪人的罪过，因为这般人是靠榨取公众必需品牟夺 私利的。阿奎那教义的真传是劳动价值说，经院派学者中最末一人是卡尔· 马克思。” 劳动价值说有两面，一是伦理的一面，另一面是经济的一面。换句话说，它可以是主张生产品的价值应当与耗费在这产品上的劳动成正比，也可以是主张事实上这劳动规制着价格。后一说不过大致上正确，这是洛克所承认的。他讲，价值的十分之九由于劳动；但是关于其余十分之一，他毫无表示。他说，给一切东西加上价值差异的是劳动。他举印地安人所占据的美洲的土地为实例，这些土地因为印地安人不事开垦，几乎不具有丝毫价值。他好像并不领会，土地这东西只要一有人愿意在它上面劳动，尚未实际劳动之前，它就可以获得价值。假如你保有一块荒地，人家在上面发现石油，你没在这土地上干半点活也能卖一个好价钱。他不想这种情况，却只想到农业，在他那个时代自然如此。他赞成的小农自耕制对于像大规模开矿那样的事情是用不上的，因为这类事情需要高价设备和大批的工人。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持有权利这条原则，在工业文明里不管用。假定你在造福特汽车的一道工序里工作，那么总产额中哪一部分出于你的劳动，让人该如何估计呢？又假定你受铁道公司聘用管运输货物，有谁能断定你对生产这货物应视为有多大贡献？由于这种种理由，所以想防止剥削劳动的那班人才放弃了各自的产品各自有权的原则，赞同偏社会主义化的组织生产与分配的方法。向来倡导劳动价值说，通常是出于对某个被看成掠夺性的阶级的敌意。经院学者只要主张它，便是由于反对高利贷者，那种人大多是犹太人。李嘉图主张它以反对地主，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家。然而洛克好像是对任何阶级不抱敌意，在一种真空中主张这理论的。他唯一的敌意是对君主的，但是这跟他对于价值问题的意见没关系。

　　这里我要给罗素先生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作为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不仅反对资本家，更加反对地主和犹太人。

　　在《德国工人纲领批判》（因会议召开地在哥达，又名《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地产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批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萨尔只反资本家，不反地主。他以略带同情的口吻说：“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一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保罗.约翰逊《所谓的知识分子》第三章费迪南德·拉萨尔_百度百科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却持反犹立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就要从他的父辈说起了。

　　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曾于1794年被法国攻占，并于1797年正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

　　1808年，拿破仑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犹太商人必须从当局获得“道德凭证”，在证明自己的商业行为合法之后才能经商。尤其是在放贷时，必须诚实、光明磊落。由于这条法令产生的极大影响，犹太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使其能在“生产性”的职位上谋生，而不再扮演放贷者或中间人的角色。

　　1814年至1815年间的维也纳会议重构了欧洲的政治势力，由于拿破仑的战败，特里尔和大部分莱茵西部的德意志领土被划给普鲁士王国。

　　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位律师，只好放弃犹太教信仰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一种基督教仪式）。一直到1830年卡尔·马克思开始在特里尔中学上学时，人们才得以从历史记载中了解他青少年时的生活样貌。这是一所大学预科中学，从19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是德国教育界中的精英学校。那时候这所学校才刚起步，非常重视古典文学教育，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对在这里求学的青少年来说（当时该校只招青年男性，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对女性开放），并非所有的课程都有吸引力。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历来对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背书上的做法很是不满。在他们眼中，在学校里教授课程的老师专制而迂腐，学生们则都是些只注重分数的书呆子。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的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与老师的关系、与其他学生的关系以及茅厕里的臭味，这三件事情可以用一个词描述：恶心。”马克思对茅厕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中所有作品都包含古典文学中的希腊与拉丁谚语以及对经典著作的引用中可以看出，相对于抱怨，他显然更爱学习。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都可以看出他对古典文学的欣赏，以及对它们的现代用法的理解。......马克思接受的中学教育，只有少数人有条件接受。1835年，他所在的毕业班里总共只有32名学生，这些人来自特里尔市以及周边的城镇与乡村。以宗教为划分标准，他的同学分为两个群体。大部分天主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一般，他们大多数想进入特里尔神学院（Tri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并成为神父。相比之下，班上7名信仰新教的学生来自官员、专家或者军官的家庭，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学习法律、医药或公共管理知识。40年后，马克思在回忆班上信奉天主教的同学时，说他们是一帮“乡下傻子”。这可能也反映了家境较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教徒同学的普遍看法。马克思的成绩算不上拔尖，但也很出色，在德文和拉丁文考试中有较高的分数，只是数学很差。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马克思没有选择希伯来语，而是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三门外语。这个选择反映出了亨利希·马克思的愿望：他的儿子应该从事法律职业，而不是当一名神学家。立志成为新教布道者的人要学习《旧约》的语言，但想在莱茵兰地区执业的律师则要掌握《拿破仑法典》的语言，正如亨利希之前坚持的那样，这套法典仍是法律系统的基础。虽然卡尔自己的想法在今后会与父亲的愿望相去甚远，但他的法语能力以及他对法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两者都因为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长期居住而变得尤为深入——都在他的知识体系里保留了下来，并占有重要地位。——乔纳森·斯珀伯 《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所以，马克思从未受过犹太教的教育，而且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来看，是相当排斥犹太人放债收息这种行为的。

　　大学时期马克思读的是法律专业，对黑格尔哲学产生兴趣，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后来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坦言：“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第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保罗.约翰逊《所谓的知识分子》第三章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反对商业和货币生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古希腊文献的熟练引用，包括G-W-G'（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这个分析范式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创。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中的“解放”其实是复古，他认为犹太教中有一种“现代的”反（古代）社会的要素，即所谓的“异化”，要通过“否定之否定”再回归人类的初心。

　　一个人怎么可能不通过劳动，用100块钱去诚实地“交换”到108块钱呢？所以亚氏认为商业一定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边沁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亚里士多德经手过那么多财货，从来没有在上面发现过生殖器官（亚氏对生物学颇有研究，他最早发现鲸鱼是胎生的）。亚氏关于货币不能生息的思想可以称之为“货币木有小JJ论”。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独尊亚里士多德，很自然的，“货币木有小JJ论”被教会继承并发扬光大。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

　　然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人们发明了阴阳合同等等办法规避《克列门法典》的宗教处罚。在现实面前，宗教思想也亟需理论创新。

　　17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对旧思想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他说，富人未必有很多现金，有现金的未必是富人，禁止利息不一定是在帮穷人。

　　譬如一个人买了万达的债券，就等于把钱借给王健林，老王可以用这钱去买地。既然土地是可以产生回报的，房子是可以收租的，那么借钱给老王的人凭什么不能索取回报呢？（这可以视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论”）虽然货币木有小JJ，但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啊。

　　加尔文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事实证据支持“货币不应该生息”观点（货币木有小JJ算事实证据吗？）。他说旧思想“不从事物的本质，而只凭空洞的辞句来衡量事物，这简直是象三岁孩子，在同上帝开玩笑。”

　　欧文.费雪在《利息理论》中给出了利率的现代定义——“利率是对某一日期的货币所支付的贴水的百分率，这一贴水是以一年后货币来表示的”。这个表述有点拗口，中译本原文如此，可能是翻译问题，举个例子就很容易理解了：

　　譬如万达一年后到期的债券连本带息是108块，面值100，那么“票面利率”就是8块贴水除票面价格100块即8%；假如现在你只愿意出90块购买老王家的债券并实际成交，那么“实际利率”就是18块贴水除实际成交价格90块即20%。

　　但是，这20%的利率并不是货币下仔儿下出来的，不是欺骗，也不是敲诈勒索，而是反映了一年后老王有还不出钱的“风险”。那么，你认为票面利率8%面额100的一年期老王家债券“现在”值多少钱？会有人认为它现在就值108块咩？

　　金融市场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各种“风险性资产”定价，脱离风险论资本就是在耍流氓。

　　现代货币制度下，还有通胀的风险，我们需要区分“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

　　譬如农民打下100斤粮食，卖给国家收到100块钱，相当于是白条。他把这100块钱存银行，年息3%，这叫“名义利率”；一年后粮价涨到1.05/斤，通胀率就是5%；他连本带利从银行取出103块，只能买回98斤粮食，“真实利率”就是-2%。“名义”上他获得了3块钱利息，“真实”地被骗走了2斤粮食。这个分析范式可以称之为W-G-W'。当通胀超过利息时，拿到名义利息的债权人仅仅是“名义骗子”，从通胀过程中获得真实收益的债务人才是“真实骗子”。

　　然而通货膨胀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它对债务人有利，他们往往是穷人、生产者（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穷人储蓄率高，富人大多是负翁）。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五版宏观分册

　　我也认为不劳而获是可耻的。风险收益可以有，名义收益可以有，真实的无风险收益“不应该”有。那么为啥不借助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否定之否定”地“剥夺剥夺者”呢？

　　我原先以为，马克思只是受历史的局限，没有想到走通胀这条道路，直到我读了《资本论》之后，才发现我深深地误解了他......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哇，new bee，这不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流通公式MV=PY么（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产出数量），变换一下就是MY/V=M。

　　哎，好像哪里不对劲，这个“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是什么鬼？我又翻到前页仔细读了一遍：

　　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有人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根据MV=PY，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产出量不变，货币量增加必然带来价格水平上升，事实也与之相符。

　　马克思却认为：价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产出量不变，就“决定”了有多少货币参与流通。（用契卡来决定么？）

　　难怪保罗.约翰逊说：“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

　　我这才明白，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其实是一个经院哲学家。

　　PS：《资本论》中价值是指平均价格。当涉及总额时，就无所谓平均不平均了——既可以讲劳动量总额决定了价值总额，也可以讲劳动量总额决定了价格总额——所以上述引文中的价格与价值是混用的。

　　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是不是有利息，与资本应不应该有利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是”与“应该”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的辩词，他讲：“《圣经》仅仅是指引我们应该如何运转到天堂，并没有告诉我们天堂是如何运转的。”

　　应该怎样上天堂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天堂（宇宙）是如何运转的是一个科学实证问题。

　　后来大卫.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第一章“德与恶总论”第一节“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休谟伦理难题”，这个难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如何从“是”推理出“应该”？（另外两个休谟难题分别叫做归纳、因果难题）

　　在经济学里面，“是”与“应该”这两种表述分别被称为“实证表述”与“规范表述”。

　　原则上来讲，世界“是”什么样子是可以实证的。譬如黄金供应增加以后物价“是不是”会上涨，我们可以通过对世界的观察得出结论。

　　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譬如黄金供应增加以后“应不应该”让增加出来的黄金参与流通，你去观察世界是没有用的，得用契卡（前苏联的秘密警察）加以规范。

　　所以“实然”与“应然”之间，“科学”与“道德”之间是有一条鸿沟的，不存在“道德科学”或者“科学道德”这种怪胎。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网综节目《奇葩说》的辩题大多属于“应然”问题，譬如“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我应不应该说886”，“大人应不应该告诉孩子童话故事是假的”......

　　还有一类“价值判断”，例如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虽然也用“是”做连接系词，但是善恶标准的判断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客观事实，我们没法根据客观事实去判断一个科学理论是善还是恶。

　　“实然”问题是不适合拿来做辩题的，有一句话叫做“事实胜于雄辩”，一个斜塔实验，就把亚里士多德的落体理论给秒了，这还怎么辩？

　　那么“应然”问题怎么辩呢？这就得靠讲段子。

　　譬如从前有个王小二上山砍柴，一不小心把斧子甩到河里去了。这时候河里出来个老神仙，拿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的，王小二回答说不是，老神仙又拿把银斧子出来......这个故事我不必讲完了吧。

　　类似的段子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通过这样的段子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应该要诚实、善良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后来就有人把这些段子搜集整理起来，传播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声音。约翰写的段子就叫约翰福音，马太写的段子就叫马太福音。因为这是一部指导人们生活的“权威著作”，所以叫《圣经》，它的正式名字叫《约》，按照耶稣诞生前后分为新约和旧约，意为老天爷（天主）和人类的约定。

　　按照我的看法，《圣经》就是一部鸡汤段子合集，做礼拜就是听牧师讲鸡汤段子，学习“应该”怎样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摩西十诫是“规范表述”而非“实证表述”。

　　所以，爱因斯坦是酱紫看待宗教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早期宗教仅仅是看重《圣经》故事的寓意，跟地心说没一毛钱关系。事实上，约翰、马太这些段子手们是相信天圆地方说的。

　　从解经的角度来讲，要想不让《圣经》与科学发生矛盾，就得将《圣经》中关于世界的描述当成一种比喻。譬如“穹顶之下”，并非说天“是”圆的，而是说天“像”穹顶一样。

　　使哲学和宗教发生关系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所以阿奎那的哲学是用来为神学服务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宗教结合起来，给出了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说是五大证明，其实是一个套路。

　　譬如王小二变得富有是因为他勤劳诚实，因为他勤劳诚实而得到了金斧子和银斧子，因为河里有个老神仙才能把金银斧子变出来的，河里的这个老神仙......呃，就不能再向前追溯了，他就是不因其他因存在而存在的最终因——即上帝。

　　再譬如凡运动者必有推动者，推动者又因其它推动者而运动，无限追溯下去必定能追溯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它就是第一推动者——即上帝。

　　阿奎那的五大证明把科学和神学搅合到一起，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界限。爱因斯坦说“后来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东西”多半指的就是阿奎那的五大证明。

　　阿奎纳相信上帝给予人类的启示可以分为两种：一般的启示以及特别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可以透过观察天主创造的自然秩序而获得，这样的观察可以透过“逻辑思考”而获得重要的结论，例如通过五大证明认知到上帝的存在。

　　特别的启示需要透过教会和经籍的传播才能得知，而不能只透过逻辑思考获得。例如耶稣基督显示了上帝的存在便是特别的启示之一。这个观点可能是来自前辈德尔图良，他曾经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这个著名的命题——“因为荒谬，所以信仰。”要是不荒谬的话，怎么能算是“神迹”呢？

　　显然，谁掌握教会权力，谁就拥有“特别的启示”的解释权。伽利略就是因为冒犯了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权而受到审判。1981年，40岁的霍金在轮椅上参加了一个宇宙学大会，会议的主办地就在梵蒂冈，与传统科学界观点不同的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主办了这个宇宙学大会。霍金在会上首次发表了他关于无边界宇宙的思想。在会议的尾声，所有参加者应邀出席教皇的一次演讲。教皇警告物理学家要防止对宇宙是如何或为什么开始的问题挖掘太深，说这完全是神学家的事情。“任何关于世界起源的科学假说，例如原始原子的假说，并未解决有关宇宙起源的问题。科学单靠自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需要超越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知识，尤其需要来自上帝启示的知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说，现代宇宙学并没有错，他甚至也相信大爆炸的思想也许有些道理。但要在大爆炸处划出一条界线，宇宙学家不应超越它。霍金回忆道：“教皇告诉我们，在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不应该去过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

　　虽然教皇保罗二世以领导物理学家研究宇宙的“总设计师”自居，将马太、约翰这些段子手们的天圆地方说与时俱进的发展成了宇宙大爆炸说。实际上，科学实践走在了教会的前面，教皇只是一个事后对科学成果加以认定的“总许可师”，借助科学成果来加强自己的权威罢了。（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总许可师”这个头衔比“总设计师”更谦虚，因而更伟大）。无论地心说、日心说还是大爆炸理论，都不是教皇设计出来的，而且在这些科学理论诞生之初，教会通常是持反对立场的。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焦点议题是：事物的“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持肯定意见的叫“实在论”，阿奎那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持否定意见的叫“唯名论”或“反实在论”，这一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奥卡姆的威廉。

　　譬如一块砖头，在实在论看来，砖之所以为砖，是由“砖性”决定的。砖性是寄居在砖当中的一种特殊实体。我们可以通过对个别砖头的观察来发现砖性。

　　在唯名论看来，我们认识砖头是从个别砖头开始的，根据重复的相同感觉，才产生关于砖头的一般印象。一般印象是标志许多个别事物相似性的一种记号，不具有实在性，只有个别砖头才是终极的实在。“砖性”说与砖头说解释效力相同，却多出了一倍的实体，还生出来“砖性”是打哪来的新问题。

　　针对阿奎那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一条思维经济原则：“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被后人总结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的原版用途是剃“共相”的实在性，捎带着也剃秃了阿奎那的繁琐神学论证（上帝躺枪）。

　　奥卡姆的威廉认为：“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论证。”主张哲学和神学分开，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

　　就拿河里冒出来的老神仙来说吧，假如他是全知全能的，何必要对王小二进行考验呢？为啥不把地主老财家的财富直接转移到王小二家里？假如地主老财听了王小二的故事之后，不走样地模仿王小二的行为，会不会也从老神仙那里得到金银斧子呢？

　　奥卡姆的威廉会说：这就是一则教人向善的寓言故事，谁特么脑壳有屎去钻这种牛角尖啊。相信勤劳诚实能让王小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完了。至于那河里冒出来的老神仙为啥行为这么怪异？这是人类理性无法理解，不能论证的。

　　从认识路径上来讲，阿奎那的“实在论”要假定一个彼岸先，然后从此岸向彼岸进发。今天我们讲的唯物与唯心争论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的问题，都属于“本体论”，是由实在论发展而来。

　　而在奥卡姆的威廉那里，彼岸只在道德上有信仰意义，道德与科学是分开的，从此岸出发的科学探索是“摸石头过河”，摸到哪里算哪里，不预设终点的。很自然的，唯名论哲学会成为经验论、唯感知论（贝克莱）、怀疑论以及现代科学思想的源头。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对于唯名论来说，“本体”已经被剃掉了，是不存在“第一性”这种东东的。譬如霍金在《大设计》里面讲：“追问理论是否真实没有意义，只能追问理论是否符合我们的观测”——这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名主义。（霍金称之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但是，当时的教会奉“公认的千年第五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理论为正统。（新千年到来之前，BBC在互联网上发起千年思想家的评选，历时一个月，最终结果马克思排名第一，阿奎那排名第五，有人据此称马克思是“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

　　1324年，奥卡姆的威廉被教皇拘捕，关进了亚威农教皇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

　　1328年5月的一天，奥卡姆在深夜逃出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意大利比萨城，最后去了德国的慕尼黑。在那里，反对教皇的敌对势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收留他。相传奥卡姆对敌对势力的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1347年路易四世死后，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来不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奥卡姆也被感染致死，避免了被放到火刑架上去烤，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唯名论与实在论，就像华山派的剑宗与气宗——剑宗讲究有形的剑招，气宗讲究形而上的剑气和道德。虽然唯名论与实在论都属于经院哲学，但是通常说起经院哲学的时候，是指阿奎那的实在论这一派。至于奥卡姆的唯名论那一派，不是已经被革除教籍了么？

　　奥卡姆的思想在他的家乡英国得到传承。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开始了对经院哲学的批判，他指出传统思维的几个要害之处：它把神学和自然哲学（科学）混合在一起，结果二者都被变得不明不白；它用言辞代替了物质；知识分子们不是通过耐心、谦恭地观察上帝创造的世界去获取知识，而是热衷于辩论的技巧，哗众取宠；他们有了一些浅显平常的的观察，不再“检验”，就拿来打扮成真知（指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理论）；其结果只是诡辩，而不是能够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自然知识。

　　亚氏曾经正确地认识到，物体下落速度不同是“介质的阻碍”造成的。并指出，如果有真空的话，物体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应该是一样快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第七节 “驳相信有虚空的论证”

　　但是他的观察过于粗糙，得出了一个粗糙的公式：落体的速度取决于落体与介质的密度比。并根据这个公式，从“逻辑”上推理出真空不可能存在（作为分母的介质密度不可为零），以反对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认为物体由原子和真空组成）。并留下一句名言：自然厌恶真空。（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就像自然界厌恶真空......”即出自这里）

　　培根喜欢用比喻，他说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像蚂蚁，单只收集；经院学者像蜘蛛，只从自己肚里抽出丝，编制的蛛网虽然非常繁复，却只能束缚人们的思想；研究自然哲学（科学）应像蜜蜂，既采集、又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

　　其中有个比喻对理解培根的思想很关键：让人类的心智和自然世界“结婚”。他说：心智和言辞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它们同是人类所造；我们需要的是心智和上帝所造的自然世界的联姻。

　　那么，人类心智与自然世界怎么联姻呢？培根说要带三个表——存在表（正相关）、缺乏表（负相关）、程度表（量化分析）。这就是“科学归纳法”的雏形。

　　然而休谟发现，不管怎么“归纳”，始终存在两个跳跃——从过去到将来，从个别到普遍——得不到解释。即休谟归纳难题。

　　莱布尼茨把真理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事实真理，是从经验中得来，仅仅“有可能”是真的，所以又叫做或然真理。例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天鹅都是白的，就下结论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一旦看到一只黑天鹅，这个“或然真理”就被推翻了。

　　另一种叫做逻辑真理，是由推理得来，是必真的，所以又叫做必然真理。

　　譬如平面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这个知识无需任何经验就可以通过推理得出来。假如你用量角器测量平面三角形的内角，然后加总起来发现不等于180°，那么肯定是你的测量实践错了，而不可能是几何定理错了。这么说起来，难道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标准？

　　但是且慢，几何定理是从几何公理推理出来的，几何公理又是打哪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穆勒认为，几何公理也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假如穆勒是对的，那么几何公理岂不是也变成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一样的“事实真理”，有朝一日我们发现了黑天鹅，那么几何公理会不会不成立？

　　19世纪俄罗斯有个数学家叫罗巴切夫斯基，他发了狠要把欧氏几何公理“证明”出来。怎么证呢？用反证法——假定过直线外一点，能做两条以上平行线，如果能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不是就能反证“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平行线”了么。结果意外地发现，两条以上平行线的假设完全可以成立。德国数学家黎曼则另辟蹊径，假设所有的直线都相交（没有平行线），也得到一套自洽的几何学。他俩的工作打开了一扇大门——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也因此被人们尊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

　　在今天看来，可以认为所谓的几何公理其实是定义——欧氏公理定义欧氏空间，非欧几何定义非欧空间。在罗氏空间里，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在黎曼空间里，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仅仅是采用不同的“约定”而已，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梯利《西方哲学史》

　　但是具体采用哪一种“约定”，要从“实用主义”出发——我们探索宇宙空间的时候，欧氏几何就不好用，得用黎曼几何；而日常应用当中，欧氏几何就比黎曼几何简单得多。

　　也就是说：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对啊，罗氏空间是负曲率，黎曼空间是正曲率，欧氏空间是曲率为零的平面。那么我要问了，你怎么定义“平”面？你怎么知道一个二维面的曲率是零？

　　有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平”的方法，就是直接拿眼睛瞅——直观。这是因为我们通常假定光走直线。如果光不走直线的话，那你还瞅啥？日食时观测星光偏折实验

　　广义相对论的成功终结了关于几何公理的争论，给这个问题盖上棺材板又钉上了钉子。

　　爱因斯坦澄清了两件事情：

　　1，“直观”不靠谱，几何公理的实质是定义。譬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是关于直线的定义，在黎曼几何当中，直线就叫“短程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爱因斯坦以非凡的洞察力，发现了经典物理学中一个隐蔽的假设——假设光在真空中总是走直线。这一贡献没有人可以与他分享。

　　2，科学理论不靠谱，它不是宇宙真理，也不是客观规律，而是有一个世俗的来源——人类的猜想。尽管万有引力论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猜想，但还是可以被更好的猜想——广义相对论所取代。波普尔不过是爱因斯坦的注解而已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1936）中写道：照我的见解，关于各个概念的形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我们怎样把这些概念同或觉经验对应起来，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先验地说出来的。在创造这种感觉经验的秩序时，指导我们的是：只有成功与否是决定因素。所需要的只是定下一套规则，因为没有这样的规则，就不可能取得所希望有的知识。人们可以把这些规则同游戏的规则相比较，在游戏中，规则本身是随意的，但只有严格遵守它们，游戏才有可能。可是，这种规定永无终极。它只有用于某一特殊领域，才会有效——也就是不存在康德意义下的终极范畴。……抽象法或者归纳法理论的信徒也许会把我们的各个层次叫做“抽象的程度”；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它掩盖了概念对于感觉经验的逻辑独立性。这种关系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对这个事实的不了解，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根本错误。……结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关联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简明地勾划出，基本概念是怎样依赖于经验事实，也依赖于为达到体系内部完整所作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简单来说，科学理论“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都是人类自由发明出来的一些猜想，各种不同的猜想互相竞争，通过管理大衣的经验事实来择优汰劣，取得进化——五四时期科学传入中国，陈独秀形象地将Science译为赛因斯“赛先生”，实在是传神极了。

　　经验事实是单称命题，科学理论是全称命题，无论多少个单称命题也无法证实一个全称命题，但是证伪全称命题，只需一例。所以科学理论永远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

　　一定要说能证实什么的话，我们只能坚持一种真理上的相对主义：通过判决性实验，证实新的科学理论比旧的科学理论解释力更强，兼容性更好。出自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引用

　　假设旧的科学理论能解释现象P1~Pn，新发明出来的科学理论不仅能包容旧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还能解释旧理论解释不了的新现象Pn+1，那么就算攻擂成功，这个Pn+1被称为判决性实验。旧理论的地位下降为特例，最好不过的命运是“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特例）在后一理论中继续存在下去”；新的理论向前兼容，它把现象P1~Pn和现象Pn+1更加彻底地联系起来。

　　物理学的终极梦想，就是设计出一个伟大的大一统理论，能够兼容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

　　譬如在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提出之初，旧的经验事实P1~Pn与牛顿和爱氏的理论都不矛盾，爱氏提出了新的实验Pn+1对牛顿理论发起挑战，这就是放射性镭盐的质量衰减、日食时星光偏折等等。通过很少的这几个实验证据就将牛顿理论KO，并把它赶出了天文学领域。

　　在经典物理理论领域同样如此，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物体受到外力运动，外力停止，运动停止。伽利略不是跑到大街上去观察，从最普遍的现象中“归纳”运动规律，而是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了斜坡实验来“挑战”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理论。

　　所以有观点认为：“高智商和雄性激素结合产生科学，低智商和雄性激素结合产生犯罪”。

　　实践本身并不能产生真知，它只能检验哪一个猜想相对更真。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猜想事先在那里，实践是没有检验对象的。

　　新的科学理论一直是通过边缘性的经验事实Pn+1来对旧思想发起挑战，开疆拓土，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从来都不是什么抓主要矛盾，抽象、提炼、归纳出普遍性规律。只有科学理论的原创者才能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只是，当科学理论不断进化，能够解释的现象积累得足够多以后，在后来的学习者那里产生了“抽象、提炼、归纳”的心理错觉而已。

　　牛顿引力论被KO，并不是说它不是科学理论了，只是说明它不如广义相对论优秀。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理论呢，就是更加逊色一些的科学猜想（其实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糟糕啦）。

　　假如我们无限向前追溯的话，甚至可以从神话中找出科学的起源来——“神话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因为自文明诞生之日起，“人类就不甘心将事件看作互不相关而且不可理解的，他们渴求理解世界的根本秩序：今天我们仍然渴望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我所能给出的回答是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这思想是说，在任何自繁殖的群体中，存在有不同个体在遗传物质和发育上的变异。这些差异表明，某些个体比其他个体对周围的世界更能引出正确的结论，并去适应它。这些个体更可能存活、繁殖，因此它们的行为和思维的模式将越来越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在过去肯定是真的——即我们称之为智慧和科学发现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存活的好处”（霍金《时间简史》）。

　　人类认识世界的“自然哲学”，走的就是唯名主义的摸石头过河路线，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路线。

　　逻辑追求的是正确，科学追求的是有用——甚至有用到让人们以为科学是真实无讹的程度。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科学就是这样从庸俗的世界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认识世界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最深刻的理论也必须兼容最简单的栗子，所以我们总是可以用世俗的栗子来诠释深刻的理论。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不能简单说清楚，就是没搞懂。”

　　“实在论”就不同了，它要假定有一个先于人类经验的共相在那里，自以为能够达至彼岸或准彼岸（康德自认为可以为人类知识设立边界），这等于说掌握了终极的人类知识。所以经院哲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讲俗世的人话。“我发现，有些书的术语简直无法理解，我只能认为它的目的是去感动那些分不清晦涩与深刻的人。”——温伯格《终极物理之梦》

　　怀特海曾经说西方哲学一路走来都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解，那么可以说20世纪以后的科学哲学都是爱因斯坦的注解。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第一句话：“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就与爱氏的相对论有关。罗素《西方哲学史》第31章逻辑分析哲学

　　PS：文科生总说《逻辑哲学论》深奥难懂，身为理工男我表示阅读体验还可以。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迄今为止，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没工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跟不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至20世纪，科学变得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推翻了绝对时间的观念，处决了休谟因果难题；广义相对论将牛顿万有引力论从宇宙真理的位置上拉下来，处决了休谟归纳难题。

　　惠勒说：哲学有可能太重要了，不能留给哲学家。嗯，华山派有可能太重要了，不能留给气宗。

　　令狐冲之后，再无华山气宗。

　　爱因斯坦之后，自然哲学领域再无经院哲学家。

　　三个休谟难题，现在只剩下一个伦理难题了。

　　我认为，西方思想并不是简单指中国以西的地方上出现的思想，那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变成了西方思想？站在日本人的位置上，中国思想不也成了西方思想？

　　如果要一个地标来划分东西方思想的话，没有比英吉利海峡更合适的了——唯名论与实在论，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海洋法系与欧陆法系，英国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泾渭分明。当然欧洲大陆上也有西方思想的追随者，譬如奥地利学派，不过一直不占主流。

　　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区别，要比欧陆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区别大得多。欧陆哲学实在是我们的近亲，连康德都被称为“柯尼斯堡的中国人”，马克思简直就是“特里尔的中国人”。

　　康德讲：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因为很可能，甚至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感官印象只是诱因）从自己本身中拿来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对于我们的这个增添，直到长期的训练使我们注意到它并熟练地将它分离出来以前，我们是不会把它与那些基本材料区分开来的。比方说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端，就像有四肢一样......可见，仁义理智这四端，不是从后天经验中得来的，而是每个人先天就有的，只是一般人不去思考、领悟罢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这后面一段，是孟子讲的，翻译成白话文和康德的话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遗憾的是，康德的那段话出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要是放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导言里就完美了，因为《纯批》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分析，《实批》是关于道德知识的形而上学分析。

　　虽然良心是发现的，但科学理论却是发明出来的，关于科学理论的是非观念——譬如时空是不是弯曲的——肯定不是每个人先天固有的。一旦把发现和发明搞反掉——发现终极科学理论，发明道德良知，那就很糟糕了。康德错就错在，把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都当成了一种发现。

　　有人说（其实是王小波说的），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什么叫作“应该是”，从来就没分清楚过。我觉得，不只是朱老夫子，中国的古人以及阿奎那以后的欧陆哲学家们都没有分清楚过。

　　国学和西方宗教都是在回答“应然”的问题，只不过阿奎那他们比较喜欢寻根问底，把上帝作为了这个“我固有之”的四端的第一发端（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作上帝存在的第六大证明）。

　　关于“应然”问题的回答是“我固有之”的，所以不分东西方，不分人种，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除非不是人。

　　譬如孔夫子说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个差不多的说法：“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再譬如特蕾莎嬷嬷有首小诗：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 如果你友善，人们会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还是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 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 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 不管怎样，还是要诚实与坦率； 人都会同情弱者，却只追随赢家，不管怎样，还是要为一些弱者奋斗；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 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人们可能会嫉妒你， 不管怎样，还是要快乐；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 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可能永远都不够， 不管怎样，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这决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清人叶存仁也讲过“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汉语表达总是辣么简洁），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头顶三尺的神明和你自己心中的良知，这二位是一体的，加上耶稣就是基督教里的耶火华、耶稣、圣灵“三位一体”。圣灵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讲的良知。

　　国学与西方宗教完全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表述不同而已。我们到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差不多相当于西方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开办教堂。西方许多大学都有“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Trinity是三位一体的意思，三一学院就是神学院。《圣经》就相当于我们的四书五经，神学课相当于思想品德课。只是，他们比我们的孔子学院多了一样叫做“科学”的东西。

　　“头顶的神明和心中的道德律”在阿奎那的法律四层次理论里面，就是处于底层的“神法”（上面有人类成文法、自然法、永恒法）。《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不难发现，康德的道德义务论，“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黑格尔“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等等这些思想与阿奎那的联系。

　　虽然在伦理学的实际方面东西方思想基本是一致的——譬如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正要撞向大楼，最后关头机长发现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扳动开关，改变飞机坠落地点到人口较少的郊区，他应该扳动这个开关吗？是个人都知道应该扳的。

　　再譬如是否可以肢解一个健康人，把他的器官移植给5个亟需救治的病人？是个人都知道是不可以的。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种选择之间的矛盾呢？在思辨领域就有很大的纷争了。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伊曼努尔.孟轲.康德的解释是，呃~~没有解释，只能把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看作是天赋的一种“无上的命令”，人只能把它视为不可解释、 不能怀疑的最后事实而加以接受。康德讲过：“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

　　如果你对这个“我固有之”的解释不满意，那么可以尝试一下功利主义。

　　很明显，机长改变航向是基于功利最大化原则。那为什么不可以把一个健康人肢解挽救5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呢？因为健康人是会跑的啊。你今天宰一个健康人最大化了社区利益，把这一行为变成普遍行动准则之后，哪个健康人还敢待在你这社区？跑不掉的话是不是有事儿没事儿也得背个氧立得坐个轮椅啥的卖卖惨？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是劣币自生自灭，最终损失的还是社区的长远利益。

　　所以，“少数vs多数”情况下的两种不同选择只对实在论者来说是一个困惑，因为他们假定有一个抽象的“少数vs多数”的“共相”预先存在在那里。只有从唯名主义的个别事物看起，才能认清这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

　　今天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律是自然选择出来的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规则——它既是功利的，也是本能的。近日来自新西兰Otago大学的科学家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斑马鱼研究发现，斑马鱼的表观遗传记忆，能够通过保存DNA甲基化的方式连续遗传给后代，简而言之，鱼的记忆能够遗传给下一代，甚至下几代。此前研究表明，除了“基因”遗传因素会调控我们的记忆，表观遗传学也和学习记忆密切相关。表观遗传学指的是在不改变的遗传物质DNA的条件下，发生可遗传的化学修饰，这主要包括DNA甲基化修饰，组蛋白修饰等，如果这些修饰发生在配子中，就会遗传给后代。后代获得的表观遗传学修饰（包括DNA甲基化修饰，组蛋白修饰等），往往会够对亲本（或者是几代以前的祖先）经历的事件（刺激）做出反应，这也被称作为表观遗传学记忆。具体来说，后代能够对亲本发生的，自身并未经历的事件，出现记忆并做出“跨代”反应。比如2016年，来自特拉维夫大学的科学家们就发现经历饥饿的线虫，会将经受饥饿的“记忆”，通过smallRNA传递的方式遗传给后代。研究人员发现后代的线虫，尽管并未经受“饥饿”，却能够提前对饥饿做好准备。这类记忆，大多是亲代对环境条件，特别是不利环境因素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有助于帮助后代更好的存活下来。作者：中国科普博览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41556/answer/802745740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虽然赫胥黎认为善良的美德与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获胜的品质是有冲突的，但是上世纪50年代起兴起了非零和博弈研究，有一个模型叫做囚徒困境（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了），有一种均衡叫做纳什均衡，有一种进化叫做《合作的进化》（阿克塞尔罗德），证明了人类的美德是有利于生存竞争的。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

　　进化论有个万金油公式：凡不这样的都绝种了，只有这样才生存繁衍下来，所以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本能。

　　譬如当古人遇到灾难的时候，一种部落是让妇孺先走，另一种部落是让酋长先走。自然前者能繁衍下来，后者就绝种了。因为我们都是前者的后代，所以本能地感觉到，泰坦尼克号下沉时让妇孺优先登上救生艇是符合道德的，某场大火中让领导先走是不道德的。要是没这种本能直觉，简直不是人。

　　在夏威夷，过去那里常年爆发战争，瘦子一枪就被扎死了（反正当地导游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胖子比较耐扎，存活率就高。爱上胖子嫁给胖子的妇女有更多的几率留下后代，后代自然就以胖为美，容易爱上胖子。可见，美和德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有利于繁衍后代的特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再譬如当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一群猴子要决出个猴王，他拥有所有母猴的交配权。等到猴王衰老了，就会被年轻的公猴打倒，新猴王获得所有母后的交配权。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优秀的基因一代代遗传下来。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的由来。

　　在远古时期，年轻的公猴偷窥母猴，或者在母猴面前暴露出性器官，都是要被猴王暴打的。所以在今天，人们本能地会认为：男性偷窥女性裸体，或者裸体被女性看到，都是男性不道德。要是没有这种羞恶之心，简直不是人。

　　那么，这是科学吗？《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我宁愿在人降生的时刻划一条分界线——科学来自后天的经验，伦理来自祖先的经验。

　　假如把这条分界线推荐给保罗二世，相信他一定能理解其合理性——“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良心）的事务”......

　　洛克认为一切知识都要从经验中得出，是对的，但是他说人生来是一张白纸，却是错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大自然居然还有通过保存DNA甲基化来传授给我们祖先经验的这种神操作。

　　康德认为道德是“我固有之”的知识能力，也是对的。只不过这种固有的知识能力，并不是上帝在西奈山雷电中传授给人类的，而是自然选择出来的，因而把这种知识神圣化、绝对化，是错的。相比较于孔孟之道，现代人的道德观显然已经进化，现代国家的公民很少有把君臣纲常视为道德的。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话被公认的千年第一和第五思想家都引用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