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野政治集团是如何将韩国打造成新自由主义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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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韩佛路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前面文章指出的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弊病，是低增长、低投资、两极化全面扩散的决定性契机，将其归咎于IMF外汇危机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而引发该事态的直接责任也在金泳三政府头上。

　　但是对于真正的问题，也就是IMF外汇危机为何发生，对此却只有荒唐的诊断。

　　“道德风险”（‘?? ???’）、“全球标准”（‘??? ????’），这些是在经历外汇危机时像流行语一样蔓延的用语。这句话包涵了所有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不遵守“全球标准”而陷入“道德风险”，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指出，政经勾结、腐败、盲目投资、官治经济等韩国社会的所有惯例和制度都是外汇危机的原因。 对于这样的指责，包括纽约华尔街的媒体人士和经济学家在内，国内执政党和在野党也没有意见分歧，保守阵营和进步很有也没有差异，从《朝鲜日报》到《韩民族》久违地达成一致意见，甚至联合进行了声讨。 结果，自虐史观甚至到了"走开"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我的错”运动。

　　但这种诊断其实是把国际投机金融资本、市场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的一种啼笑皆非的逻辑。

　　美国对韩国经济大谈“会计不透明、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指责道德风险，让人联想到黑手党训斥村里的孩子王要他们遵守法律精神的样子，令人啼笑皆非。

　　美国在韩国遭遇外汇危机不久之后，因安然公司数万亿韩元的财务欺诈和没有实体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破产事态。而那个被发现并自杀的经理是一个积极支持布什从政的人，他与布什建立了巨大的联系，在听证会上的政客中，几乎没有一个与他们无关。

　　在这种天文数字般的不公正中，受到处罚的人只有一人。政客中没有一个人负责。那个国家是通过游说法官商勾结完全制度化的国家。不，不是官商勾结的程度，而是像布什或副总统切尼的事例、投机金融公司高管成为财政部部长、其官僚再次成为投机金融公司高管的“旋转门人事”中所示，正在运作“群山（??）+政经超级综合体”。

　　说道德败坏？2008年金融危机时，纽约华尔街的形象不是道德败坏，而是“道德破产”。首席基金经理数百亿的天文数字红利盛宴；CEO和员工之间的荒唐工资差距。

　　平时高呼“小政府”，极度厌恶政府介入的他们，却在危机时迅速依赖政府。他们厚颜无耻的将收益占为己有，将危机转嫁公共领域的行径，甚至于靠税收救济勉强起死回生的金融机构，用这笔救济款再次展开奖金盛宴，重新开发引发闻所未闻的金融危机的投机商品，这种行为，如果不是道德破产者，那就真的是无话可说了。美国民众高举报纸头版抗议安然公司丑闻以及背后的腐败

　　他们说金融危机时韩国的“道德风险”导致国际资本撤离，几年后，这帮玩意儿对被称为BRIC’s的新兴市场，即巴西、印度、??等国家进行了盲目投资。

　　然而，这些国家不仅有着落后的官治经济，而且就连腐败行为都落后到了韩国无法比拟的程度。由于道德败坏，为韩国的资本外逃和外汇危机提供各种理由的人大举涌入这样的国家，让人联想到以下对话中呈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你想喝杯啤酒吗？”“不，我得开车，所以我不客气。我只需要喝一瓶威士忌。“

　　然而，这种荒谬的自我毁灭性诊断不仅来自国际投机资本及其政治代理人——美国财政部和IMF官员，而且是被新自由主义污染的韩国官员、朝野政治圈，甚至是市民运动阵营所共有的信念。

　　《韩国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形成》（池柱亨[1]，书世界）（[?? ?????? ??? ??](???, ???)）一书指出，在韩国，新自由主义一词是从外汇危机之后开始出现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全斗焕执政时期。

　　以“经济方面，您是总统”（'??? ??? ?????'[2]）而闻名的全斗焕的经济参谋、青瓦台首席秘书金在益是代表性人物，从70年代开始自美国留学归来的这些新兴官僚集团层与现有官僚的经济哲学根本不同。 也就是说，现有的官员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接受教育，对主张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德国模式或主张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非常熟悉。金在益，死于1982年缅甸昂山墓前的恐怖袭击

　　由南德佑（???）[3]等60年代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教授们组成的经济企划院[4]官僚们，在这之前就是“理念上的市场主义者（ ??????）”，但被朴正熙强有力的近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所压倒，没有必要全面推行市场主义政策。

　　然而，70年代以来，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这些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深深痴迷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姜庆植（???）[5]、金起浩（???）[6]、金在益（???）[7]等经济企划院官员尤其如此，姜庆植甚至制定了让经济企划院公务员赴美留学的制度。

　　 姜庆植

　　韩国发展研究院[8]曾经拥有大批美国留学派，如今几乎成了政府内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

　　姜庆植和金在益当时在经济企划院内也是非常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们主张“比起出口，更应该进口”、“降低税率，扩大税收”等主张，甚至因此被周边官员称为“疯子一样的朋友（‘???? ??’）”。

　　他们在朴正熙政权末期提出了“金融自律化、减少货币供应量、解除价格管制、停止重化学工业投资、缩小出口金融、进口自由化”等经济稳定政策，但由于相关部门的反对和违反朴正熙统治哲学的内容，能否实行尚不确定。

　　但随着朴正熙去世、全斗焕执政，政府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和理念迅速扩散。全斗焕甚至对金在益说“你才是经济总统”，赋予他经济政策的全权。做为彻底的市场主义者，金在益推举曾与自己同样拥有市场主义理念的姜庆植为财政部长，推进了银行民营化、外资引进自律化（???? ???）、金融自律化（?????）、关税制度修改等进口自由化措施。他还坚定地相信“小政府”，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教义之一。

　　全斗焕的经济教师金在益推荐司空壹（???）[9]、金基桓（???）[10]等为“单科班辅导讲师（‘??? ?? ??’）”，他们后来晋升为经济首席和财务长官。 另外，金基桓日后还主导了IMF外汇危机的谈判，并在卢武铉政权时期策划了“东北亚金融中心论”('???????') 。金基桓

　　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彻头彻尾的市场主义者。主导进口开放的姜庆植和金基桓甚至被全斗焕政府内的实权人物许和平、许三守指责为“CIA的走狗”，但市场主义者掌握官僚界已经是大势所趋。

　　但随着1983年朝鲜制造的昂山墓恐怖袭击事件导致金在益等核心经济官员大量死亡，原本以市场主义为理想的他们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动力。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金融自由化已经搁浅。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是牢固地成为这些官僚精英的统治意识形态。

　　金在益等留美派官员是70年代中期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开花时期学习归来的人。在他们官僚精英眼中，朴正熙式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是非常落后的意识形态。更何况，由于对军部统治的反感，这种模式还被认为是军部独裁的孪生子。

　　据说，当金在益的大学生儿子抗议他与独裁政权合作时，他劝告说：“经济的开放化和国际化最终会使得维持独裁体制变得困难，如果市场经济站稳脚跟，政治的民主化自然就会随之而来。”

　　他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加入新军部政权进行合作，其最大动机是为了民主化。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在益认视作是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目标的对象国不是美国，而是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所以说，他是为了“福利国家”的目标，而采取彻底的市场主义手段的，但是作为当时的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新自由主义会像现在这样成为破坏福利体制与国家产业经济体制的吸血鬼。

　　即使有大批海归官僚出身人士，但从80年代的整体来看，朴正熙政权时期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并没有崩溃。张夏准的评价是，仍有不少官员对发展主义抱有本能的依恋心理，对整个政策方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尴尬地与特定领域的发展主义政策混杂在一起。

　　但也有很多官员真心转向新自由主义，有时甚至变得教条化。经常能看到经济企划院的官员们以经济变得复杂化，经济计划不再合适为由要求从根本上排除国家的作用。

　　经济企划院这个部门才是朴正熙时代国家经济计划的基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部门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甚至还主张废除自己本身的部门。

　　而且，不仅是美国留学派出身的官员，伴随着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回国的经济学家大量出现，这种经济哲学也在学界随之剧增，并且占据了主流地位。

　　张夏准[11]说，1987年到1995年间，美国大学经济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单中有韩国人名字的比例高达10%（8040人中有776人）。考虑到韩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韩国，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迅速兴起，是因为在官场和学术界安插的经济精英们的人力条件受到了这种情况的影响。

　　另一方面，引领韩国经济的财阀势力也急剧倾向于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入80年代末后，正如金宇中的《世界广阔，要做的事情很多》（ '??? ?? ??? ??' ）等畅销书所象征的那样，韩国财阀在半导体和汽车等被称为发达国家产业领域的领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在国际资本市场得到认可，对他们而言，国家成为了累赘一般的存在。 进入90年代中期后，财阀们要求国家退出经济管理。 全经联[12]设立的名为“自由企业院”[13]（ '?????'）的研究机构甚至发表了废除除外交部和国防部以外的所有政府部门、减少90%公务员的极端新自由主义（ultraneoliberalism）政策报告书。

　　有趣的是，对国家介入经济持否定态度的不仅是右派，引领民主化运动的势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感，虽然动机完全不同。他们在与朴正熙和全斗焕等军部政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对政权采取的所有强压性政策都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持否定态度。况且，他们还强烈地陷入了军部政权用国民的税金给财阀提供特惠从而加深不平等的观念之中。

　　受马克思“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句话强烈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没有关注韩国经济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变化。

　　对发展主义模式、开发国家模式的反感不仅是各阶级和阶层，而且是各种政治势力都形成了共识。这就是金泳三政府上台后，在没有任何势力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迅速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动机，也是在外汇危机后，尽管平民经济遭到毁灭，但在没有国民抵抗的情况下迅速顺从IMF经济改造的根本原因。

　　因东欧社会主义圈的没落而开启的90年代，在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格局中，似乎可以归结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韩国维新独裁和全斗焕军部统治结束，进入了民主化过渡时期。

　　正如前文所说，经济官僚们对市场主义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金泳三政府上台的同时，他们被提拔到青瓦台和内阁等相关部门，主刀了对韩国经济体制的手术。

　　在以“国际化、世界化”为座右铭的新经济计划中，直接引发外汇危机的核心政策是产业政策的解体和金融自由化措施。

　　首先，过去几十年来支撑的产业政策已经解体。经济企划院消失，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等基本产业政策消失。这无异于放弃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投资调控作用，也就意味着增加了过度、重复投资的可能性。

　　第二，大大放宽了对金融业的准入，五六十家商业银行、综合金融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外汇管制也基本解除，资本账户也自由化，企业直接引进外资。

　　由于这种金融自由化政策，财阀集团通过自己建立的综合金融公司等竞相引进外资，主要通过短期贷款进行大规模设备投资。 这些综合金融公司从外国借入1年期短期贷款，然后给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这种到期结构的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如果国际资本不延长到期期限，根本不可能回收贷款。

　　而且，政府不仅没有监督这种金融风险结构，反而通过限制长期贷款、实行短期贷款自由化的方式，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危险的外债结构。

　　在开发国家成长环境的解体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国家战略潮流中，财阀和大企业通过扩大全球投资，展开了攻击性经营。通过海外借款筹集的资本持续进行了巨额投资。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宇，它曾有雄心勃勃的“世界经营”（‘?? ??’）计划，计划到2000年建立1000个海外机构，实现1730亿美元的销售额。三星、LG、三美等其他国内大企业也是如此，特别是积极进军钢铁、汽车等领域。

　　但这种咄咄逼人的业务扩张，由于缺乏区域性需求和西方出口市场需求有限，导致设备过剩和产能过剩，还利用期待延长偿还期限的短期贷款推进长期项目，财务风险极大。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对外经济环境迅速恶化。首先是贸易赤字：截止到95年以前，赤字规模在40亿~90亿美元以内，大致处于均衡状态，但受主要出口产品半导体价格暴跌等影响，96年贸易逆差迅速恶化至237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但到了第二年，即97年，得益于进口放缓，贸易赤字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但随着韩宝事件和起亚事件的爆发，事态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征兆。

　　财阀的连环破产和延期破产协议给提供巨额信贷的银行造成了严重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从泰国泰铢贬值开始的东南亚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起因是跨国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攻击。随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0.25%，预计长期来看美国利率会上升，投资基金开始从东南亚回笼资金，而对冲基金在人们普遍认为泰国泰铢被高估后开始抛售泰铢。

　　随着金融危机在东南亚迅速蔓延，在该地区的日本银行为了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开始迅速收回借给韩国综合金融公司的款项。由于日本等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恐慌和银行挤兑，韩国的外汇短缺状况急剧恶化，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势力迫不及待地要求“现在就逃离韩国”，向全世界散布了一系列韩国外汇储备和外债相关的负面信息。

　　包括日资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从11月开始全面拒绝延长韩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短期外债期限，从而导致韩国直接面对外汇危机。

　　金融危机迫在眉睫时，韩国政府曾直接向美国、中国、日本等国政府要求援助，但他们都拒绝了。这背后是美国在捣鬼：美国暗中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其不要向韩国贷款。

　　据悉，美国早在外汇危机爆发几个月前就通过CIA向韩国紧急派遣了50多名要员，对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外汇危机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调查。

　　见最近公开的中情局文件（见池柱亨，上书第174页）“韩国的外汇储备与短期负债的比率比任何新兴国家都要高，最近韩宝和起亚集团的破产给已经脆弱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压力”（1997年8月5日）

　　“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巨大，如果海外银行停止提供信贷，它们可能面临流动性紧张”（1997年9月4日）

　　“韩国的短期债务估计超过外汇储备的二百五十个百分点……购买泰国股票的投资者……为了挽回在泰国的投资损失，可能不得不抛售那些尚有价值的韩国股票”（1994年10月21日）

　　就这样，CIA准确地意识到了韩国发生外汇危机的可能性，但他们却丝毫没有表露出来。外汇危机爆发后，美国迫不及待地封锁了韩国政府的资金援助，让周边国家都不敢向韩国政府提供资金，转而向IMF寻求救助。

　　那么，美国为什么引导或帮助了韩国的外汇危机呢？

　　在此，让我们暂时探讨一下扣动韩国外汇危机扳机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机制和利害关系。

　　1971年，美国放弃货币兑换本位制和资本流动管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宣告终结。

　　这是受越南战争等因素影响，美国财政状况恶化，“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使美国资本市场相对受损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虽然停止了黄金兑换，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得到了公认，没有被黄金捆绑的美国资本获得了移动自由，并积极扩大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处方的主体是“华尔街—IMF—美国财政部综合体”。美国拥有IMF 85%的股份，如果将其视为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委员会，就很容易。而美国财政部无异于华尔街的先锋队。

　　从80年代以后，美国财政部长和官员大多来自美国华尔街的高管，任期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华尔街。在韩国外汇危机时，曾苛刻地要求进行极端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的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14]是高盛集团的总裁。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原本在60年代以前在美国还不是主流。但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终结之时，美国的国际金融官僚却有着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理念，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15]与新自由主义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系莫逆之交，深深认同他的经济观，促使他为资本流动自由化辩护。

　　从7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过80年的里根政权，成为“资本脱缰”的市场自由化时代的坚定理念，成为全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典范。

　　让我们回到韩国外汇危机。80年代以后，韩国逐渐和金泳三政府上台后，实行了市场开放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等，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但美国对其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仍然表示不满。

　　像往常一样，他们采取的一贯策略就是，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就以激进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作为救助条件，对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改组。

　　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后，美国全面阻止政府层面的援助，只是将其逼上了IMF救济金融的绝路。

　　韩国政府在97年12月，最终不得不向IMF提出救济金融要求，与他们进行协商。

　　据说，初期与IMF的协商只是围绕着金融改革、紧缩货币政策、市场开放进行，IMF代表团对结构改革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因为这是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事情。

　　但美国时刻在听取韩国政府和IMF谈判内容的报告，谈判进展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为了在背后操纵IMF，美国紧急派遣副部长利普顿[16]入住谈判场所希尔顿酒店，由他操纵IMF代表团向韩国施压，要求开放债券市场、扩大外国人股票投资限度等，强迫金融系统自由化。去年（2011年），美国把利普顿推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号人物。

　　在利普顿使谈判陷入僵局后，韩国谈判团甚至找到利普顿强烈抗议，要求他不要介入谈判，并让他把下榻的地方搬到了其他酒店。

　　美国财长鲁宾非常坚决地对韩国政府的“改革”内容发泄不满，并且施压IMF总裁康德什进行强硬协商。

　　因此，康德什总裁提出了比最初的临时协议案更强有力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要求，韩国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一要求。

　　第一次公约的主要内容如下：利率：从原先的12.5%上调到25%紧缩财政上调外国人股票限额 :到98年为止现行28%→55%外国人个人持有限额：7%→上浮到50%允许外商并购国内金融机构取消境外借（贷）款限制废除贸易相关补助金（贸易补贴），进口许可制中央银行独立、金融机构结构调整（退出和复苏）等

　　12月5日，56亿美元被存入韩国银行账户，作为回应，韩国政府将外国人持股额度扩大至50%，并向外国人开放债券市场。

　　但IMF初期的干预出乎预料，既未能抓住外国投资者的脚步，也未能稳定韩国经济，反而将其进一步推向了危局。超过25%的高利率政策和金融结构调整措施导致金融费用暴增，企业倒闭层出不穷，流动性资金短缺，进一步引发经济状况恶化。IMF危机时当时韩国MBC电视台的一系列报道

　　总而言之，IMF项目相当于给脚踝受伤的患者做了脑部手术。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后，穆迪和标准普尔等公司将韩国的国家信用等级降至“垃圾债券”之前的水平，使得事态被推向了最糟糕的地步。顾名思义，现在的韩国经济面临的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本身引发的“IMF危机”。尽管如此，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将经济状况恶化的全部责任转嫁给了韩国政府。

　　IMF的援助金额也远远不足以偿还12月到期的外债。导致了要求第二轮援助的进一步谈判，届时美国财长鲁宾追加了比上次IMF计划更加严苛的附加条件。

　　该条件被命名为“IMF+”，其主要内容是完全废除外国人持股限制、债券市场完全开放、金融服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利息限制法等。韩国的金融经济已经开放，没有丝毫自我保护的余地。

　　但曾担任韩国谈判代表的金基桓在此基础上，还自行制定了裁员及派遣工作制等劳动弹性化措施，并将其纳入IMF计划。这样，IMF和美国在98年使韩国经济陷入极度衰退，并对工人/平民造成毁灭性打击。

　　此外，IMF提供的信贷实际上是为面临被韩国企业拖欠债务危险的国际金融资本提供的“救济资金”，只是由韩国政府经手而已。

　　以低价获取优良资产，再加上超过2%的附加利率， 没有比这对国际金融资本更好的了。当韩国因企业倒闭和失业遭受最严重的痛苦时，正如一位外国论者所评论的那样，“华尔街正享受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在高盛等投资银行工作的人说，当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那些位于本行业低谷的人会对它表示欢迎，认为它已经进入了市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将利率降至几乎为零，并向金融机构投入了天文数字的公共资金。由此可见，他们强加给处于金融危机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处方是多么的可恨。

　　顺便说一句，美国财长鲁宾曾主导对韩国实施严酷的利率上调和金融机构退出，他在卸任后调到花旗集团担任董事长，在金融危机中让陷入破产境地的花旗银行获得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用于救助的巨额公共资金。金大中会见鲁宾（左）

　　据说，由于IMF的施压，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结构调整，但最终在政府的努力下，成功克服了外汇危机。而在野阵营的支持者经常把它作为金大中政府的政绩。

　　但是这种单方面的评价很难得到全面的认同。当然，在外汇危机恢复的过程中，主导降息和扩大财政的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98年下半年，由于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上急速下调利率，这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因为，如果只有韩国单独下调利率，必然会受到货币攻击。

　　如果不考虑上调利率和扩大财政支出这部分，金大中政府几乎盲目追随了大部分IMF计划。不仅稳固地对韩国经济结构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造，庞大的国家财富以投机资本的形式流出。

　　1997年金大中的经济哲学已经倾向于市场主义。他曾就外汇危机的原因强调说:“应该将官商勾结、官治经济、腐败等嫌疑放在一起，走向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据说，在举行总统就任仪式时，秘书官们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就职致词一度引发争议，但他最后选择了前者。这象征着放弃了对市场经济的民主控制。

　　他还强调：“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应该欢迎外国投资。裁员是吸引外国投资的必要因素。”

　　他自信地说自己会亲自抓经济，把经济部门长官一职让给了自民联。被新自由主义完全收买的前财务部官员们，像李揆成（???）[18]和李宪宰（???）[19]被提拔为财政经济部长官和金融监督委员会，他们亲自指挥了残酷的结构调整。“DJP”组合正在一起K歌

　　金大中虽然提出了“财阀改革”、“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生产性福利”、“培育风险企业”等主张，但这些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政府官员们制定的框架内提出的，金大中所做的只不过是用意识形态装饰他们的政策而已。

　　虽然因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外汇自由化而爆发了外汇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来预防外汇危机的想法可谓是饮鸩止渴的荒唐想法，但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步调一致的金大中与卢武铉对外汇危机做出了错误的诊断，并推进了这种政策。

　　难怪美国驻韩大使说：“金大中政府不仅遵守了IMF计划，还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的事情，这让我深受鼓舞。”

　　金大中政府在经济进入恢复趋势的时候，将韩国宝贵的资产廉价出售给外国人，迅速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而且也没有努力将金融自由化的副作用降至最低。

　　超过30%的高利率和10%的银行资本充足率（BIS）导致众多企业纷纷倒闭，因为银行为了调整BIS比率，迅速回收了企业的债券。至此，连之前能盈利的企业都倒闭了，这些就变成了金融机构的“坏账”。而这些“不良债券”之后将以低价处理的方式交给包括龙星基金在内的国际投机资本。

　　更何况，即使是这些投机资本，也不是在最迫切需要美元的外汇危机初期进入的，而是在经济完全恢复后才进入的，但政府向他们提供各种特惠，在低价处置优质资产这方面简直到了相当离谱的程度。

　　甚至还出现了以100韩元出售86亿韩元的政府支付担保债券等近乎荒唐的抛售情况。在与外国资本的协商能力（???）[20]下降的情况下，金大中政府反而强加了使协商能力进一步恶化的措施。不仅向国内机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尽快向外国人出售所持有的资产，而且还规定时限，要求他们在那之前报告资产出售的外资筹集额。99年末，4大财阀向外国资本出售的资产就达到108亿美元，即“闭嘴出售”（ ‘??? ??’）。

　　不仅如此。

　　比方说卖汽车。市价1000万韩元的汽车，发动机坏了。在发动机修理费上投入了500万韩元，却以100万韩元的价格卖掉了汽车，这样的人能算是拥有正常头脑的所有者吗？如果今后2~3年内汽车发生故障，修理费也由卖方承担的话怎么办？

　　但是这种行为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可谓是到了肆意妄为的程度。 在这儿拿大宇汽车举例。大宇汽车

　　即使按照保守估计，大宇汽车当时的资产价值也超过12万亿韩元。但只花了5000亿韩元这家公司就被卖给了GM。收购条件也令人无语——有选择性地收购12亿美元资产和8亿美元债务，收购条件是以股票而不是现金的形式交给债权银行团，债权银行团未来再提供2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这真的是梦里才有的条件。GM回避了相当一部分不良资产的收购，其负担全部由投入公共资金的债权银行团承担，最终由纳税人承担。

　　与现代收购起亚汽车时背负1.2万亿现金和高达6万亿韩元债务相比，条件实在是荒唐。

　　第一银行的出售更是令人气愤。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是政府拥有100%股份的国家银行，在面临韩宝和起亚破产的情况下，政府投入了约8万亿韩元的公共资金。但它却以5000亿韩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外国私募基金。[21]不仅如此，还约定购买今后2~3年发生的所有不良债券。即使是美国也没有把商业银行交给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甚至还有银行是“比军队还可怕的武器”这种说法（这句话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说的！）。这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却明目张胆的交给投机企业，真是超乎想象的举措。

　　此外，卢武铉政府还把资产规模超过62万亿韩元的外换银行[22]伪装成亏损银行，以1万3千亿韩元的价格卖给了名为龙星基金[23]的私募基金。被称为“亏损银行”的那家银行在卖给龙星基金的第二年就获得了超过5200亿韩元的当期纯利润，第二年又获得了接近2万亿韩元的纯利润。[24]

　　即使第一银行的案子是在IMF之后，但在卢武铉政府执政后继续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真的是无法容忍的国家财富流失行为。尽管如此，卢武铉还表示：“龙星基金获得利益是以承受风险为代价的，因此应该收回他们利益的主张是大错特错的。”龙星基金

　　甚至连支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金在益都表示过：“把银行转让给外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瞄准不良债券的投机资本包括龙星基金、摩根士丹利、高盛、雷曼兄弟、GE资本等美国主要私募基金，他们从98年开始到2006年为止所获得的收益高达150万亿韩元。而且，这帮人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没有交纳一分钱税金，因为他们在拉布安岛等避税地区建立了皮包公司。包括收购第一银行的新桥资本、将“外换银行”等众多“不良债券”吃下的龙星基金也是如此。 通过避税地区引进的外国资本比重从1998年的1%在短短两年内接近30%。

　　大体上，投机资本进入并购买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大致是这样的。

　　① 低价买进。 → ②大规模分配。 → ③通过收购、注销本公司股票等方式增加大股东的股份，通过有偿减资将公司资产分配给股东。 → ④再没有什么可挖的时候，就取消上市资格、出售或清算，连壳都剥掉后再离开。

　　Bridge证券公司“正确地”示范了这一步骤。

　　以2005年为基准，汽车零部件公司万都机械是销售额1兆5千亿韩元，当期净利润达到1500亿韩元的公司。以1900亿韩元收购该企业的Sunsage通过有偿减资转移了2010亿韩元资金，第二年也分配了360亿韩元。2年后正在协商出售，据说金额为1万亿韩元。云雅万都[25]（WinaMando）也以类似的步骤被卖出：在投资了950亿韩元后，仅6年就被抽走了2070亿韩元。BIH的桥牌证券掠夺事件全貌

　　大体上，被这些投机资本席卷的每个企业，工人被裁员和大量失业者流落街头都是基本步骤。

　　充盈（??）的国企也大多被私有化，同样迅速暴露在投机资本之下。

　　以前的烟草人参公社KT&G[26]以及K.T[27]，浦项制铁[28]等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在KT&G没有支配股东的情况下，伊坎等外国资本不断买进股份，威胁经营权，出售有资产价值的资产，增加股东分红并施压。2004年向股东分红2073亿韩元。如果每包香烟的利润为86韩元，那么其中就有36韩元被收入囊中，甚至还出现过净利润的150%通过分红流失的情况。KT&G在保留垄断业务结构的情况下，只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了私有化，60%以上的股份所有权属于外国人。国民银行、韩国电力等也是如此。

　　几年前，政府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禁止韩国电力提高电费，而持有韩国电力股份的某股东曾以韩国电力社长为对象提起1万亿韩元的诉讼，称其没有提高电费，导致股价下跌蒙受损失。据悉，时任的韩国电力社长在卸任后，为了应对该诉讼，饱受压力。被股东追着诉讼的就是金双秀（???）社长这个倒霉蛋

　　KT民营化后，足足1万7000人被裁员，仅2003年一年就有12%的人被名誉退休。短短几年内，正式员工就从6.5万人减少到3万人。必要的维护人员的流失，推迟了必要的设备投资，到2005年，首都圈和釜山、大邱甚至出现了电话不通的情况。通信事业100%民营化后，韩国成为继墨西哥之后，OECD国家[29]中通信费消费最多的国家。KT民营化后，股息从未低于利润的50%。2009年，该年度利润的94%都流向了股东。

　　更何况，经过外汇危机，只有三星电子、SK、KT等几家企业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但事实上，在残酷的结构调整中，其他电子行业和通信公司已经绝灭，因此这些公司得以独占鳌头。而且，利润的大部分不是用于对未来的投资或培养合作企业，而是通过注销公司股票或分红等方式流出的资金更多。

　　金大中政府将剩下的公共企业也改制为与普通企业相同的结构，并将收益多少作为经营评价的主要内容。公共企业本身已经是为了公共性而存在的，但是将其评价作为收益的标准，和一般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异。

　　土地-住宅公社现在根据建设成本价格虚高出售，对公共租赁住宅建设持消极态度，也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经过外汇危机、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后，韩国企业的模式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向了以短期收益为中心。也就是说，被重组为企业存在是为了随时可以买卖股票的股东的利益的“股东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IMF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使其迅速转变为英美式体制。

　　国际跨国资本，代替需要设置生产设备、雇佣劳动力等繁琐程序和过程的产业性投资方式，转向没有社会抵抗、舒适的资本投资方式，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因此更倾向于以资本市场开放为前提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

　　李灿根（???）[30]教授对英美式股东资本主义和德国式莱茵型资本主义进行比较时，做出了如下说明。（参见《金融经济学使用说明书》，布奇）李灿根教授

　　外汇危机以后，在韩国出现的股东与现有的产业资本完全不同，是以各种基金为代表的外国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大部分是属性上主要关注财务指标的短期投资者。他们认为，股东是向企业提供核心稳定资本的主体，因此在企业支配结构中具有优越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认为，一定要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因此必须经常进行重组，社会必须容忍敌意并购，经营者可以随时更换，工人裁员必须自由进行。

　　股东用敌意并购的鞭子和股票期权的胡萝卜来规范经营者，经营者把股东利益作为企业活动的首要价值，把工会失效和裁员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按照股东资本主义逻辑，在永续经营支配下的韩国财阀结构只是应该早日清算的旧态。IMF强烈要求财阀改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韩国财阀从排除国家干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绝对欢迎新自由主义理念，但在这种股东资本主义逻辑下，自己的经营权面临威胁时，他们划时代地向股东增加分红，做出妥协，迅速适应了纯利润第一主义的股东资本主义。

　　韩国财阀从排除国家干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绝对欢迎新自由主义理念，但在这种股东资本主义逻辑下，自己的经营权面临威胁时，他们划时代地向股东增加分红，做出妥协，迅速适应了纯利润第一主义的股东资本主义。

　　不久前，由于财阀女儿们进军面包店等事态，财阀的贪欲侵害了胡同商圈，对此社会的谴责舆论曾一度暴涨。于是财阀们迫不得已放弃了准备的事业。这时，某媒体为了告发财阀的贪欲，对侵害中小企业固有行业的大企业进行了调查。比较了财阀系列公司的大企业和非财阀系的大企业。但结果显示，非财阀大企业群对中小企业行业的侵害比财阀系列公司高出2倍以上。

　　张夏准（???）、郑升一（???）[31]等人之所以说在股东资本主义体制下，财阀解体或财阀改革与经济民主化和经济发展压根没有关系的原因也是在于此。

　　与之相比较的德国式资本主义则以市场和社会连带为模式，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理念。这些企业的中心是通过银行的间接金融，以便能够稳定地提供资金，企业支配结构是资本方和劳动者共同参与的。因此，经营者不会随时更换，可以与工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全力积累技术。

　　与股东资本主义体制中具有代表股东利益性质的经营者不同，这一体制中的经营者往往起到折中并操纵在商业上有纽带关系的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作用。根据需要，保持核心力量和现场人员的稳定增长。对于需要培养技术核心力量的制造业来说，这种体制更为迫切。

　　上届民主政府时期，“参与连带”等以“财阀改革”为座右铭，开展“小股东运动”等，开展“经济民主化运动”，与其意图无关，相关运动无异于加速了向美国式股东资本主义体制的过渡。实际上，索维雷根（Sovereigh）[32]等外国投机资本还赞助了这种运动。

　　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选择股东资本主义作为财阀改革的手段，对此的象征性举动就是“参与联带”中张夏成（???）[33]等人进行的“小股东运动” 。从投资组合上看，投机资本不能全部集中在一个企业，因此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当然会赞助小额股东运动。

　　现在，张夏成还通过《朝鲜日报》专栏说：“龙星基金吃拿卡要有什么问题？”他们主张：资本的属性不是本来就这样吗？甚至还主张：“如果用这些钱投资现代汽车，就会赚更多的钱，但考虑到这种机会成本，并没有什么坏处。”

　　关于将外换银行转让给龙星基金的问题，当时工会和部分市民团体及学界提出了很多质疑，但张夏成他当时连报纸都没看过？张夏成（译者注：后来这哥们出任青瓦台政策室长操刀文在寅政权特色的经济改革“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结果成功翻车，不仅被他那个在海外享有盛名的左翼经济学家张夏准公开在“朝鲜电视台”批判一番不说，而且被文大统领流放到中国当大使，还被高丽大学学生票选为高丽大学“历史上最差校友”，可惨了都）

　　由于小股东运动，KT&G、KT等企业又没有最低限度的控股股东，因此成为投机资本游乐场的企业并且被视为财阀改革的替代方案。由于这些企业面临敌对性并购威胁，提高了透明性，改善了支配结构，它们反而备受肯定，甚至还为这些企业颁发了奖项，维护了企业猎手们追求投机利益的行为。

　　当时，劳动界和部分学术界以及投机资本监视中心等市民运动团体持续提出了有关投机资本的问题，但以财阀改革的名义引进新自由主义手段，等于是为了抓虫子而引进猛兽。

　　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断破坏劳动权，并把忽视设备投资和顾客保护的投机资本和股东资本主义运用方式当作对策的人就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并成为统合民主党公推审查委员长的姜哲圭(???)[34]教授。姜哲圭教授

　　所谓的“民主政府”没有选择德国式的社会资本主义，而是选择了美国式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并切实地推行了它。其结果是，低增长、低投资、两极化、就业不稳定已经成为常态。

　　在45岁退休这一“四五停[35]”（ '???'）的悲情自嘲之外，“摒弃终身工作的职场概念，用一辈子时间找工作”（'?? ?? ??? ??? ?? ???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处世之道。由于收入下降导致兼职成了常见的选项。

　　随着民主化推进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外汇危机，以此为契机，韩国成为完美的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国家。而且卢武铉和李明博政府以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为榜样，通过韩美FTA和韩欧FTA将其固定为不可逆转的结构。

　　也许是因为外汇危机的创伤，金大中政府把生死存亡寄托在了吸引外国资本上，简直堪比偏执狂。其结果是今天韩国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吸引的外汇规模来看，居世界第六位。尽管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时，外汇危机再次降临。

　　地球上每天的外汇交易额约为4万亿美元，但3000亿美元只要给40分钟就能化为乌有。

　　现在美国几乎无限量印刷美元，全球衍生产品金额就达600万亿美元。这超过了全球GDP规模的11倍。在金融吞噬实体经济的结构中，再怎么疯狂地盯住美元也只能是泰山一抔黄土。如果要预防海啸，就应该修筑堤坝，光做拓宽下水管道的事能行吗？

　　但是，卢武铉政权也没有改变这种“无意义的美元偏执症”。造成当今最大经济悲剧之一的双龙汽车事件，也是源于卢武铉政府。双龙汽车厂

　　当时，产业银行将双龙汽车出售给了?? ??? ???。但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 ???以“技术泄露”为理由收购双龙汽车。工会也以这样的理由坚决反对双龙汽车的出售。但产业银行强行将其出售给??? ???，正如预想的那样，??? ???几乎没有对双龙汽车进行投资，只是窃取核心技术后就将其移交到法庭管理。

　　后来李明博政权把它交给印度马恒达（Mahindra）集团[36]，再之后的悲剧，我们都知道：2600多人被裁员，几十人自杀和被拘留，而且被解雇的人很多都是患上抑郁症和面临家庭解体，最后演变成悲剧。

　　卢武铉政府以金融产业发展和先进化为座右铭，制定了“金融中心战略”，并将其作为经济的核心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培育资本市场，积极引进先进金融技术和新金融产品。具体来看，包括出现投资银行、衍生金融产品（ODS、CDS）、积极培育私募基金、允许对冲基金、聘请华尔街出身的金融专家担任咨询官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进口把全世界推向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这是由引发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核心要素组成的华尔街体系，如果金融危机晚一年爆发，就会按原计划投入实施，如果那样的话，韩国的经济将彻底破产，97年的外汇危机恐怕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李明博之所以计划收购雷曼兄弟，也是因为这一战略的延续。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国民年金[37]等本应成为国民养老保障的资金也可以在此投资。更荒唐的是，直到卢武铉政府末期，这一计划还在如期推进，而此时已是充斥着美国房地产价格暴跌和次贷危机导致对冲基金损失的报道像滚雪球一样扩散之时。

　　面对这样的现实，卢武铉和财经部官员们都毫不理会，对这种金融系统表现出了信仰上的执着。美国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的海报

　　在此基础上，卢武铉政府盲目推行了韩美FTA、韩欧FTA等市场自由主义措施。这种哲学不是从卢武铉政府时期的某个转折点开始产生的，而是从交接委员会时期开始孕育的。其背景是三星经济研究所。李光宰[38]、安熙正[39]等核心“亲卢486”核心人士已经从这时开始成为了三星忠实的“扬声器”。

　　交接委时，郑泰仁（???）[40]曾想聘请张夏准、斯蒂格利茨[41]为经济咨询委员，但最终失败的也是他们。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政府中唯一一位强烈反对对韩国进行残酷的IMF式结构调整计划的人，认为这是只会让华尔街金融资本大饱口福的政策，同时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学者。但因为华尔街不喜欢，他被排除在外。

　　斯蒂格利茨

　　卢武铉本身就是高中同学、三星结构本部长李鹤洙（???）[42]的管理对象，而且还任命三星电子副社长陈大济（???）[43]为信息通讯部长官，任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44]为美国大使，已然成为了“三星人”。

　　从历任开放国民党政策院内企划室室长的尹锡奎（???）[45]在《Pressian》中吐露的证词来看，令人震惊。

　　2002年初，张夏成作为小股东运动的一员，在三星股东大会上反对李鹤洙当选董事。李光宰当时强烈表示：“张夏成教授不是赤色分子吗？为什么要反对把三星培养成世界级企业的李鹤洙？”

　　当然，他批评张夏成，并不代表他就是三星人。因为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可能是出于强化股东资本主义的宗旨。但李光宰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早在2002年5月左右就带着充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国家战略的大转变》（<????? ???>）一书，提出要反映在卢武铉大选承诺中。

　　不久后，李光宰提到了金振杓（???）[46]、朴奉钦（???）[47]、崔钟璨（???）[48]等财经部核心精英官员，并表示“应该和这些人一起工作”。他们最终在第二年加入了参与政府的第一任经济团队。

　　据说，卢武铉当选后，交接委向当选者转交了包含今后国政方向的《国政运营白皮书》，其中还包括三星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卢武铉从交接委员会时期开始，政府内不久的进步性经济民主化论者就被彻底转变为市场主义者的亲卢486集团彻底排除在外，其内幕的一部分在2007年度《DDanzi日报》的郑泰仁专访中如数家珍。

　　2004年9月，开放国民党内的亲卢集团议员李光宰、白元宇（???）[49]、李华泳[50]（???）、赵正湜[51]（???）等与三星经济研究所共同举行研讨会，主张“优先签署主要地区据点型FTA，尽早开放医疗、教育、法律市场”。

　　李华泳问道：“如何发扬三星这个企业品牌？在世界经济中，有什么理由非要有很多没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吗？”金太年（???）议员回答说：“只有企业生存，国家才能生存。我们必须消除不必要的限制。”

　　几天后，他们发行政策资料集，主张“迅速签署韩美FTA”。另一个开放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安全网论坛”（ '????? ????? ??'）在政策发表会上断言：“如果不进行市场亲和性改革，就不可能进入G10。”发表者是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韩美FTA宣传画

　　关于卢武铉和李明博签署的韩美FTA，由于一直以来引起了很大争议，所以略过详细内容。但最受争议的投资者诉讼制度等毒素条款虽然也是一大问题，但更应该指出的问题是，今后韩国应培育的未来产业从源头上被封锁。

　　如果在韩国处于强势的半导体、造船、汽车领域具备充分竞争力之前的70年代，与美国、欧洲签署FTA，那么今天的三星与现代还会存在么？如果对此持否定态度，那么为了国家经济，当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全面签署FTA。

　　我的朋友是购买二手自动化机器或半导体设备后，拆下有用的零件卖到国外的二手业者。据他说，从那些设备中涌出的大多数机械零件都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三星制造存储器设备的大部分配件也是美国产、日本产、德国产等。例如，服务器电动机的价格甚至比LG的新产品更高。

　　像这样，韩国制造竞争力在精密机械、宇宙航空、制药等其他很多领域还不到发达国家的50%。在这种情况下，与发达国家签署全面FTA，无异于放弃我们必须追赶的那种高附加值制造事业。如果不能同意仅靠三星、现代、LG等电子、汽车、造船业就能维持5000万人口的生活，那么从目前来看，韩美FTA和韩欧FTA对不属于该行业的人来说无异于经济上的“乌龙球”。

　　这是与发达国家签订FTA的最大问题。

　　由于完全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即使在韩美FTA反对运动全面展开、民主党迫不得已将其采纳为党论时， 对韩欧FTA也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而是进行了协商处理。

　　众所周知，卢武铉非常重视讨论等民主决策，但从推进韩美FTA谈判和达成协议的过程来看，他奉行秘密主义，速战速决，完全排除了征求意见的过程。

　　不仅如此，出于对它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当美国提出四大先决条件（药价适当化、国产影片配额、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恢复牛肉进口）时，他二话不说地接受了。这不仅对我们的环境和卫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至少是在谈判过程中，作为向美国提出其他让步的先决条件。李明博在韩美FTA追加谈判中让步的事项与“四大先决条件”（'4? ????'）相比，简直是“鸟足之血”[52]。

　　卢武铉的主要亲信之一安熙正说，即使在李明博政府反对韩美FTA的运动达到高潮时，反对韩美FTA本身也是困难的。代表李明博政府出席讨论会的金宗埙（金宗壎，???）[53]干脆就说：“如果美国疯牛病是真的，美国人怎么能活得好好的？”“投资者国家直接诉讼制度对于韩国企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主张正是开放国民党的宋永吉（???）[54]威胁反对韩美FTA的讨论者时提出的主张。

　　一言以蔽之，亲卢486集团与从主思派[55]转向新右派的运动圈人士在对北政策上存在一些差异，对市场万能主义的信念与他们本质上相同。

　　连公务员也被安排到三星人力开发研究院进修。国务总理室、公平交易委员会、金融监督委员会、财经部等3级以上高层公务员集体接受了为期2天至3天的教育，结果出现了本应管理、监督财阀和大企业的政府机关却成为财阀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教育对象的惊人情况。

　　卢武铉在与财阀领袖会面时所说的“现在权力已经交给了市场”，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现实，这无异于自己彻底践踏了选民们希望实现分配正义的朴素希望。

　　从486亲卢家臣集团到卢武铉，被三星灌输“韩国式新自由主义”的他们，在5年执政期间一直倾向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直到现在平息已经为时已晚。

　　卢武铉政府时期，经济部门的官僚都是金大中政府、金泳三政府，再往前追溯至卢泰愚为止的官僚精英出身，正如前面所说，他们在那之前就是共享市场原教旨主义哲学的人。

　　在金大中政府时期担任第一任财经部长官的李揆成在卢泰愚时期担任财经部长官、经济副总理陈稔（??）[56]也在卢泰愚时期担任财务次官。仓促出售第一银行并指挥IMF结构调整的李宪宰是支持李会昌的财经部核心官员，而且他还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再次担任财政经济部长官。田允喆（???）[57]、康奉均（???）[58]、金振杓等人也是如此，他们是树立导致“信用卡大乱”的街头募集许可政策的始作俑者，而为卢武铉政府提供金融中心论后盾的金基桓等经济官僚出身者都是以IMF为借口，全面制定派遣劳动法和整理解雇制的人物。

　　这些官员大多从官场退休后，进入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工作，或成为金&张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顾问，主导政府游说活动。例如，金&张负责凯雷基金、龙星基金等外国投机资本的法律代理，在出售外换银行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总之，从80年代到今天，执政者一共换了五次，但他们主导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贯的。一言以蔽之，执政者各自强调与前政权的差别性，向国民展示出经济政策的包装，但只是外包装不同，市场主义的内容倒是始终如一。

　　考虑到经济政策是确定政府性质的核心标尺，区分金泳三和金大中、卢武铉和李明博的本质差别，就像从政治上区分金日成和金正日一样，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如果目前在野圈的支持层将外汇危机的责任归咎于金泳三，那么金大中也不能从同样的逻辑中摆脱出来，在辱骂使两极化进一步扩散的李明博时，其逻辑也只能同样地指向卢武铉。

　　相反，如果想把外汇危机爆发和平民经济崩溃追溯到朴正熙，就应该从拥护解除朴正熙式产业政策的金泳三开始。

　　朝鲜时代，在性理学世界观内，因家礼等微小的差异而分裂为南人[59]、西人[60]、老论[61]、少论[62]等派系的执政势力内部的朋党政治，尽管存在激烈的对立局面，但与百姓实际生活的改善并没有什么关系。

　　同样，在目前朝野对立格局中的权力斗争中，从平民的立场来看，没有特别支持某个人的政治经济学根据，这说明了我们在新自由主义中呻吟的悲剧。

　　把支持牺牲平民层的李明博政权的平民称为傻瓜是正确的。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辱骂也会反映到现在的在野圈支持层。新国家党的可恶和民主党的可憎，以上就是我们在交叉经历两个执政势力时所感受到的真实感受。

　　从对政治势力的基本评价应该从经济层面进行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不免有偏向经济方面的感觉，而且文字也变得太长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执政党、在野党的政治层面，进一步讨论当今政治圈朝野区分的无意义性。

　　韩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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