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险害忠良打一生肖（上官婉儿的形象演变：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
上官婉儿的形象演变：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作者丨杨永康 张宇轩
碑刻墓志是对传世文献极好的补充,《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的出土备受学界瞩目，它的出土颠覆了学界对上官婉儿的传统认知，让我们看到了上官婉儿另外一种形象，出土墓志与传统史传之间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学者的关注。
在以《旧唐书》为代表的传统史传中，上官婉儿的形象是反面的，淫乱弄权，死有余辜；在新出土的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则是正面的，忠心奉上，无辜受难。同一个上官婉儿，形象差异何以如此巨大？笔者认为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对上官婉儿形象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出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总第20卷》，杨共乐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忠心奉上：“唐隆政变”与官方墓志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
景龙四年
（710）
，唐中宗李显去世后，韦皇后为控制朝政，与党羽拥立了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改元唐隆。同年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了政变，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位，改元景云，是为唐隆政变。上官婉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幸殒命，《旧唐书》本传云：“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资治通鉴》云：“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很显然，上官婉儿是被李隆基有意杀害的。上官婉儿作为中宗朝的权势人物，她的死颇值玩味。
曾有学者认为上官婉儿之死是受到了韦皇后的牵连，因为她与韦氏关系密切而被李隆基所杀。然而2013年出土于陕西咸阳的上官婉儿墓志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上官婉儿与韦皇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她跟太平公主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正是因为与太平公主走得太近，引起李隆基的猜忌，最终导致婉儿被杀。
唐隆政变发生在六月二十日，上官婉儿死于这一天，时隔两月，朝廷于八月二十四日，为上官婉儿举办了葬礼，墓志也随之下葬。新出土墓志透露出一些极有价值的信息。
首先，记载上官婉儿与韦皇后、安乐公主斗争的事迹，这一史实为传世文献所无，值得特别重视。“神龙元年，册为昭容。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才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李明、耿庆刚解读为“上官昭容极力与韦后、安乐一党划清界限，甚至不惜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仇鹿鸣将这段史料解读为“上官婉儿以死劝谏中宗除去韦后”。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的激烈斗争令人惊讶，因为这样的记载不见于传世文献，并且颠覆了婉儿与韦后同党的传统认知。
这段材料大致可以解读为：中宗上台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放任韦后、安乐公主发展各自的势力，婉儿感受到威胁，因而劝谏中宗，希望他能够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势力，婉儿的劝谏没有得到中宗的采纳，婉儿被迫饮鸩极谏，差点死去。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婉儿劝谏的诉求应该是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势力，并非完全铲除韦后、安乐公主。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婉儿当然明白完全铲除韦后、安乐公主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于婉儿劝谏的时间，以上两文并没有明确指出。笔者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神龙二年
（706）
李重俊被立为太子以后至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
（707）
之前这段时间。神龙二年七月，李重俊被立为皇太子，但因不是韦后所生，颇受猜忌。安乐公主也多次请求中宗废掉李重俊，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感觉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政变。“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应该指的就是这一历史背景。《景龙文馆记》有云：“
（婉儿）
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则景龙之后，婉儿离开政治中枢。结合墓志的记载，可以推知神龙年间婉儿已经与韦后、安乐公主产生矛盾，结果婉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最终由昭容降级为婕妤，受此影响婉儿在景龙后淡出政治中枢。墓志对婉儿饮鸩极谏事迹的记载极为重要，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婉儿与韦后集团的关系。韦后、安乐公主是唐隆政变的主要对象，婉儿与她们斗争的事迹自然会被当作重要的功绩加以放大宣扬，墓志详细叙述婉儿饮鸩极谏的惨烈情节，婉儿“忠心奉上”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其次，隐讳了上官婉儿的死因。“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墓志虽然明确表示上官婉儿之死实属无辜，但也有意隐讳了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所杀的史实。
最后，记载了朝廷对上官婉儿的礼葬。“皇鉴昭临，圣慈轸悼，爰造制命，礼葬赠官。”上官婉儿死后，朝廷按照礼制进行安葬，哀荣备至。“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500匹，遣使吊祭，词旨稠缪。”太平公主对上官婉儿之死极为哀伤，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与旧、新《唐书》上官婉儿传相对比，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截然相反。通读墓志可知，此时官方对上官婉儿评价非常正面，“光前绝后，千载其一”。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很是美好，德才兼备，忠心奉上，无辜受难。墓志对婉儿的评价基本上与中宗朝《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
（709）
相一致。反观与上官婉儿同一天殒命的韦皇后、安乐公主，她们的境遇就比较悲惨，“枭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在被处死后的第二天，二人就被贬为庶人，降级安葬，由此亦可证明婉儿并非韦后同党。
同样都在唐隆政变中被李隆基处死，为何官方态度反差如此之大呢？根本原因在于上官婉儿与李旦、太平公主属于同一阵线，共同反对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李旦通过唐隆政变登上皇位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位昔日的政治盟友，朝廷以原官礼葬婉儿并做出了较高评价。
郑雅如先生曾指出：“景龙四年
（710）
六月，中宗突然驾崩，韦后于京城布署重兵，遍布诸韦亲党于要地，企图临朝称制；史书记载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事’，试图牵制韦后，韦后及党羽不欲相王分权，不惜违反遗诏，此乃婉儿非属韦党最有力的证据。中宗之死出于突然，婉儿却能在紧要关头与太平公主合谋，最合理的解释是，在此之前，彼此早已声气相通。史书所谓婉儿‘归心王室’，可与此事合观，反映中宗朝后期婉儿与相王、太平公主应属于同一阵营，而非韦后一党。”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观点，早在神龙年间婉儿就与韦后、安乐产生了矛盾，以贬官收场。婉儿死后，太平哀伤，墓志毫不避讳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亲密关系。
李明、耿庆刚二位先生认为，太平公主与婉儿同龄，同在宫中长大，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婉儿曾与武氏过从甚密，而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武攸暨正是武氏家族成员，太平公主与婉儿有私交和相同政见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进一步推测，上官昭容的安葬，太平公主有游说睿宗的莫大之功。所言甚是，正是因为与太平公主的亲密关系，即使此时的李隆基已经贵为太子，朝廷也没有将婉儿列入逆臣名单，坚持对婉儿葬之以礼。仇鹿鸣先生说：“但从志文的书写及葬事的安排中，仍可看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互相角力的痕迹。”婉儿曾与太平公主合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事”，立有拥戴之功，婉儿没有因此受到官方的追赠和封赏，这么重要的事迹被墓志有意隐没，显然是官方也顾及了李隆基的立场。总之，墓志中婉儿“忠心奉上”的形象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博弈的结果，双方都可以接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同属一个阵营，李隆基为什么要有意诛杀上官婉儿呢？郑雅如先生认为，“婉儿之死除了因她曾为武氏一党，也由于她身为女性却掌握权力、左右朝政，故不为李隆基所容”。笔者认为后者是李隆基诛杀上官婉儿的重要原因。上官婉儿如果活着，就会以拥立之功受到李旦重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李隆基极为不利。婉儿身处禁内，政治能力突出，一定会对李旦继续施加强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和太平公主联手了。为了减少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李隆基对待婉儿的态度肯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安，同为女性且久经政治风暴历练的太平公主也一定会洞悉李隆基的心思，对其处死婉儿保持警觉。随着韦武集团覆灭，李旦登上帝位，相王集团与韦武集团的矛盾转化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太平公主开始利用婉儿之死大做文章，对李隆基发动攻击。
天子良辅：“追复昭容”与上官婉儿形象的进一步美化
如前所述，朝廷对上官婉儿的礼葬背后已经反映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不和。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朝廷却大张旗鼓地礼葬婉儿，将她塑造成忠心奉上、无辜受难的忠臣形象，丝毫不顾及已经贵为皇太子李隆基的感受，这背后显然有太平公主的推波助澜。上官婉儿葬礼之后不久，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逐渐公开，进入白热化阶段。景云二年
（711）
，二人彻底决裂。“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在两人矛盾彻底公开的情况下，太平公主开始利用上官婉儿话题持续向李隆基施压，通过抬高婉儿的地位、美化婉儿的形象打击李隆基。
首先，推动朝廷对上官婉儿进行追赠。上官婉儿最初是以本官婕妤下葬的，故墓志所用标题为“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志盖却题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盖即官方追赠的产物。“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在上官婉儿葬礼举办近一年后，朝廷又提高了上官婉儿的身份，并追赠了谥号。追复官职、追赠谥号等举措是在政治层面上对上官婉儿功德的进一步肯定。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即作于此时，与墓志相比，碑铭更加抬高了上官婉儿的品行：“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
墓志表其忠，碑铭彰其贤，婉儿被进一步塑造成了天子良辅；碑铭还进一步点出上官婉儿之死为无辜受难：“忠孝心感，天焉报之？吉凶有数，邱焉祷之？如彼九日，羿焉暴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好人没好报，婉儿为忠臣贤臣，却落得个被李隆基处死的下场。不难想象，官方进一步抬高上官婉儿的行为一定是太平公主操纵的结果，抬高婉儿也就是贬低李隆基。通过此举可以讥讽李隆基滥杀忠良，并向其示威。“天子良辅”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杀害，这对李隆基的个人形象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与赠谥“惠文”相表里，推动朝廷为上官婉儿编撰文集。传统说法认为，上官婉儿的文集是由李隆基于开元初下令撰成的，经过陈祖言、郑雅如二位先生考订，上官婉儿的文集正是在太平公主的推动下编撰而成的，时间应该在景云年间。李明、耿庆刚也认为：“《旧唐书》记载：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新唐书》系年于开元初。直到陈祖言作《张说年谱》，才认为此说有误，将张说此序写作时间系于景云二年
（711)
，可谓灼见”。序文末段叙述编纂文集的缘起提到：“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尝共游东壁，同宴北渚，倏来忽往，物在人亡。悯雕管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由此可知请为上官昭容编纂文集的正是太平公主，上表的对象是其兄唐睿宗，不是后来的唐玄宗这一说法。”
开元初，太平公主已被李隆基赐死，张说已被罢相，不可能奉李隆基之命编撰上官婉儿的文集。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主要赞扬上官婉儿的品行功德，《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则极力称颂上官婉儿之才华，“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更让人吃惊的是，序中堂而皇之地记载了上官婉儿“秤量天下”的“趣闻”：“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运将兴也，故成德而受任。”本来只是夸张的私家小说，却被郑重其事地记载在官方的文本之中，上官仪、上官庭芝因罪伏诛反倒成全了一段“毁家而资国”的佳话，“秤量天下”的故事使上官婉儿“天子良辅”的形象进一步坐实。
太平公主如此美化上官婉儿，其背后的用意很明显，婉儿功德越大、才华越高，李隆基则罪孽越重矣。如此有才华之人却被李隆基杀害，他是多么的嫉贤妒良。太平公主抬高上官婉儿也是抬高自己，重视婉儿也就是爱惜人才。太平公主也可以利用这一动作拉拢婉儿门下的文士集团，壮大自身的势力。
总之，因为上官婉儿曾反对过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在唐隆政变之前与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属于同一阵营，尽管在唐隆政变中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李旦上台之后从大局出发还是对上官婉儿进行了礼葬，婉儿身后哀荣备至，所以墓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唐隆政变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很快公开化，太平公主故意利用上官婉儿身后事打击李隆基。婉儿被朝廷追赠昭容，并赠谥“惠文”，婉儿地位被进一步抬高，个人形象也被进一步美化，墓志中“忠心奉上”的婉儿被拔高到“天子良辅”，婉儿“无辜受难”的形象愈加凸显。然而，上官婉儿的正面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太平公主在政治上的失败，上官婉儿的形象也随之跌至谷底。
死有余辜：“先天政变”与国史对上官婉儿形象的重塑
先天二年
（713）
爆发的“先天政变”，对唐代国史中上官婉儿形象的确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延和元年
（712）
八月,唐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改元先天。先天二年
（713）
七月，太平公主等人图谋政变，“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李隆基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党羽诛杀殆尽。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其夫武攸暨坟墓也被毁。随着太平公主在政治上彻底被李隆基打倒，早已死去的上官婉儿也受到牵连，其墓也同时被毁。坟墓被毁意味着官方给予墓主的礼遇被取消，也意味着墓主在政治上被打倒，生前为朝廷所做的贡献被彻底否定，同时也意味着官方对上官婉儿评价的改变。受太平公主所累，国史中的婉儿形象发生了逆转式的改变。
先天政变以后，威胁李唐皇权的各种政治势力已悉数瓦解殆尽，唐朝政治进入了相对稳定期。“开元四年
（716）
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这次修史活动形成了三朝实录的最终定本，标志着官方对“武周革命”至“先天政变”期间复杂的政治斗争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进行了盖棺定论。《旧唐书》中上官婉儿的形象也是在这次修史活动中最终定格的。上官婉儿死于“唐隆政变”，按照唐代实录的编撰原则，她的官方传记应该附在《睿宗实录》之中，上官婉儿历史形象的塑造、生平事迹的书写以及历史评价自然要掌握在李隆基手中。学界公认《旧唐书》史料主要取自实录、国史，《旧唐书》中上官婉儿形象主要从《睿宗实录》继承而来的。由是观之，《旧唐书·上官婉儿传》虽然成书于五代时期，但其主要文本还是体现着李隆基的意志和唐代官方的立场。
与官方墓志中上官婉儿形象相比，唐代国史对她的塑造是颠覆性的。墓志中，上官婉儿忠心奉上，与韦后、安乐公主进行过斗争，而《旧唐书》中的上官婉儿则秽乱宫闱、挟势弄权，与韦武集团沆瀣一气。显而易见，唐代国史故意对婉儿进行了丑化和贬低。
首先，虚构婉儿与人私通的事迹，指责其秽乱宫闱。“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上官婉儿为中宗昭容，却与武三思关系混乱，秽乱宫闱。不仅如此，婉儿还与外朝官员私通，“婉儿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儿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据本传记载，上官婉儿因为与崔湜私通，所以利用职务之便，在中宗遗制中对崔湜进行了褒赏。这件显然是捏造的，《旧唐书·崔湜传》说：“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湜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据此，追论崔湜开山路功，事在睿宗朝，此时婉儿已死，何来草遗制加褒赏之事？上官婉儿与武三思、崔湜关系密切固然是事实，但是说婉儿与他们淫乱，显然是恶意丑化。在封建时代，对女性形象的贬低莫过于指责其淫乱失贞。
其次，有意隐没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斗争的史实，捏造其与韦武集团同流合污。如前所述，婉儿在节愍太子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之前，就已经公开与韦后、安乐公主进行斗争，其要求中宗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诉求是有利于李重俊的。武三思的立场则倾向于韦后和安乐公主，“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假如朝廷立安乐公主为储，武氏后人有可能继承皇位，对武三思和武崇训是有利的，因而在废李重俊的问题上韦、武是一致的，这也直接导致武三思父子在景龙政变中被杀。上官婉儿与韦武集团在政治立场上有根本的分歧，由此看来，婉儿即便与武三思相熟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十分亲密。《旧唐书》对他们关系的描述却恰恰相反，“（中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唐代国史指责上官婉儿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采取“尊武抑李”的政治立场，显然是为了将婉儿与韦武集团捆绑在一起进行丑化。
从墓志所载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斗争的史实，以及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共立李旦参谋政事的做法来看，“归心王室”恐怕早就是上官婉儿的政治选择，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之后。上官婉儿传说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是靠婉儿居中牵线搭桥，这样的记载实属夸张，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武三思与李显本来就是亲家，加之早已形成的李武一体政治格局，两家关系自然亲密，何须婉儿多此一举。武三思与韦后下双陆棋，李显点筹，就两家的亲密关系而言并不是十分出格的事，然而经过史官有意涂抹，亲家之间的普通游戏就被歪曲成秽乱宫闱的丑事了。上官婉儿传有意隐没了上官婉儿“归心王室”的政治立场，污蔑其与韦武同流合污，根本用意还是对上官婉儿进行丑化和贬低。
最后，虚构婉儿与李重俊之间的矛盾，将其塑造成引发“景龙政变”的首祸。神龙三年
(707)
七月，太子李重俊与李多祚、李思冲、李千里等人发动兵变，诛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之后攻打宫城，意图杀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被阻于玄武门外，因士卒倒戈而失败。李重俊被部下杀死，是为“景龙政变”。根据《旧唐书·上官婉儿传》的记载，婉儿是引发李重俊政变的首祸。“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节愍太子深恶之，及举兵，至肃章门，扣阁索婉儿。婉儿大言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与后遂激怒，并将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俄而事定。”按照这种说法，李重俊是因为婉儿“尊武抑李”，才发动兵变，婉儿是李重俊索要的首犯。在婉儿的挑唆下,李显与韦皇后保护婉儿登上玄武门。
然而，《旧唐书·李重俊传》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羽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索之。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以这条材料来看，李重俊兵变直接矛头是武三思父子和韦后母女，因为他们对李重俊的太子地位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婉儿只是被当作次犯来对待。在这条材料中，登上玄武门楼的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婉儿并没有出现。
无论是把上官婉儿当首犯还是当次犯，这样的说法显然都是后来捏造出来的，因为婉儿在安乐公主欲谋储位的问题上是站在李重俊一边的，甚至饮鸩自杀，差点死去，李重俊于情于理都不会将兵变的矛头指向婉儿。官方将婉儿与武三思进行捆绑，编造婉儿与李重俊之间的矛盾，把她塑造成“尊武抑李”、挟势弄权的奸臣，主要目的在于丑化和贬低婉儿，借以证明婉儿被李隆基诛杀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上官婉儿死于唐隆政变
(710)
，与李隆基发动的先天政变
(713)
并无直接的关系，李隆基为什么还要如此丑诋她，将之塑造成一个秽乱宫闱、挟势弄权的奸臣形象呢？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其原因。首先，为了抹黑对手，打击太平公主集团。婉儿生前与太平关系密切，死后曾被太平公主当作打压李隆基的工具，太平公主通过抬高婉儿来贬斥李隆基不容贤良，滥杀无辜。李隆基在彻底击败太平公主后，掌握了国史书写的话语权，当然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丑化婉儿，暗示其死有余辜。太平公主力捧的人，李隆基一定会打压，先天政变之后婉儿墓被毁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替自己滥杀上官婉儿回护。
如前所述，如果上官婉儿在唐隆政变之前就与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结盟，且形象正面，不管李隆基出于什么动机杀死婉儿，滥杀盟友与忠良的罪名显然是要背负的。只有将婉儿污名化才能证明其死有余辜，替李隆基诛杀婉儿找到合理的借口。正因为如此，本属相王集团的婉儿，被李隆基恶意塑造成韦武集团的同路人。最后，对妇人干政保持警惕，有意对婉儿进行贬低，借以夸大妇人干政的危害。婉儿并非个案，通观《旧唐书》，唐代官方对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甚至包括武则天在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贬低与丑化。李隆基亲身经历了韦武之祸，以及与太平公主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一定能够深刻体会到妇人干政对皇权政治的危害，这样的经验教训也一定会有意或无意地被放大，影响唐代国史的书写。
综上所述，受唐代政治斗争的影响，上官婉儿死后其形象经历过官方多次塑造。第一次是在唐隆政变刚刚结束之后
（710年）
，在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支持下，官方以婕妤之礼安葬了婉儿，婉儿身后哀荣备至，墓志中婉儿的形象非常正面，她忠心奉上，无辜受难。第二次是在景云二年
（711）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公开决裂之后，在太平公主推动下，婉儿被追复昭容并赠谥，墓葬的规格也相应提高，张说为之作《昭容上官氏碑铭》，朝廷为之编撰文集。这一时期的婉儿形象被进一步拔高，被太平公主当作打击李隆基的工具。婉儿被塑造成“天子良辅”的形象，李隆基则要暗自承受滥杀忠良的舆论压力。
第三次是在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之后，太平公主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李隆基掌握国史书写的话语权
（716年）
，婉儿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官方最终将其塑造成秽乱宫闱、挟势弄权、死有余辜的奸臣形象。三种形象相比较而言，墓志中的形象更接近婉儿的本来面目，此时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政治斗争尚未公开化，墓志的书写受政治斗争的干扰最小。按照太平公主意志塑造的“天子良辅”形象则有过分美化之嫌，按照李隆基意志塑造的“死有余辜”形象则因肆意抹黑，最不可信，离事实最远。总之，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官方历史的书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总是极力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当政治斗争出现反复时，官方历史书写也会出现改变，唐代政治史的书写概莫能外。从官方墓志到国史盖棺定论，上官婉儿形象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斗争影响官方历史书写的一个典型例证。
本文选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总第20卷》（杨共乐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原标题为“唐代政治斗争与上官婉儿的形象之演变——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杨永康 张宇轩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
■蒋连根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农历甲子年二月初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龙山里（现袁花镇新伟村）秤钩浜河畔的赫山房,是海宁查氏第22代孙。海宁查氏自第七世起，字辈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金庸是“良”字辈。——以上这段话摘自2014年版《金庸和他的家人们》（蒋连根著）一书。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是，今天我要说：金庸极有可能生于癸亥年而非甲子年，属猪的还是属鼠的，还真的是一个未解的谜。
1998年，我正在逐个寻访金庸的弟妹和亲友，记录金庸的家人家事。偶然间我看到《羊城晚报》6月16日《金庸的“牢骚”》一文，称：早些年，香港作家冷夏在香港、台湾出版了海内外第一本金庸传记《文坛侠圣：金庸传》，引起金庸不满，批评“作者冷夏态度十分随便，成书之前并没有来访问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同事，该书内容错误极多……”错处就包括了金庸的生辰和求学年龄。
听了此话，我给金庸写信。不多久，金庸的小弟查良浩打电话给我，转达金庸的话：临安的大妹查良琇在海宁老家待的时间最长，了解最多，今后打听家事可问她。
1999年，我为了给冷夏的《金庸传》指谬，特意致信金庸的大妹查良琇。8月26日，查良琇从临安来信说：“金庸是民国癸亥1923年出生在袁花镇太平村赫山房，属猪。”良琇生于1926年5月，她回忆：“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我20岁（虚岁，下同），从杭州师范学堂毕业回到家里，二哥也从湖南回来，大家会聚后，二哥去了东南日报，我在乡里教书，没错，二哥良镛那年23岁，他大我三岁。”
当年，我赴杭探望病中的金庸小妹查良璇，询问金庸的出生日，她掐指算了算几个弟弟的出生年月，然后肯定地说：“二哥属猪，不会错的。”良璇生于1928年7月，她特意强调：“二哥比我大五岁，我不会弄错的。”
金庸的小毛弟查良钰1999年9月回海宁，我去宾馆看他，他也说：“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1923年。”2000年，《人物》第7期刊登记者宾语等人的访问记《金庸是我的“小阿哥”》，文中引用查良钰的话：“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阴历1923年底，阳历1924年初。”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会有模糊，但一般而言，对生肖的记忆是不会错的。
如今居住在上海的大毛弟查良浩，2008年前后两次在电话中回答我：“二哥良镛肯定是属猪的，不会是属鼠的。”
2008年，我已经连续11年追踪采访金庸的亲属，打算动笔撰写《金庸的家人们》一书。我发现两年前修订的《海宁查氏族谱》五卷本（中国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有记载，说查良镛“生于民国甲子（1924）正月初二”。这下让我犯难了：金庸究竟生于1923年还是1924年？他的生肖究竟属猪还是属鼠？于是我致信金庸询问此事，他让秘书给我回应说：“只记得生于1924年，生日是农历二月初六，家谱记述是错的。”1924年是甲子年，查《万年历》得知，农历二月初六是公历3月10日。于是，我在2014年出版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中，采用了传主本人认可的说法：金庸的生日是1924年3月10日。据此，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特意赴港探望金庸，祝贺他九十周岁生日。
然而，我发现《金庸传》的多个版本，对金庸的生肖说法不一，有说他生于1923年，有说他生于1924年。我不由心中忐忑。
2019年，香港作家潘国森让我修订《金庸家族》一书，并作为金庸学研究丛书在台湾出版。因而，我重新考证金庸的出生年月。
海宁袁花镇中心小学，前身是金庸就读的龙山小学堂。查建国提供的金庸初小毕业证书填写的年龄是12岁，发证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即1934年。另一份高小毕业证书填写的年龄是13岁，发证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即1936年。前一项无论是虚岁还是实岁，显示的金庸出生年月不可能是1924年，只能是1923年。
笔者得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官方档案填写的岁数均指实岁。遗憾的是，这两份档案上的“出生年月”一栏均是空白。
1939年夏，金庸初中毕业，由嘉兴中学颁给的毕业证书显示的年龄是16岁。在日寇入侵的炮火中，金庸升入嘉兴联合高中就读，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据省立衢州中学第3936号学籍卡显示，入学年月是“民国廿九年七月”即1940年，年龄一栏填写着“17”，出生应是1923年。
1945年秋，金庸在杭州任东南日报社外勤记者兼英语电讯收译员。幸运的是，浙江省档案馆收藏有一份东南日报社职工登记表，有金庸1946年亲笔填写的简历，“出生年月”一栏填写着“民国十二年二月”，即1923年二月。旧时采用夏历纪年，人们紧记自己的生日是夏历，金庸也是，这“二月”指农历二月。
也是浙江省档案馆收藏，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上，金庸在年龄一栏填写“23”，无论是实岁还是虚岁，明白无误地显示，他的出生年月不会是1924年，只能是1923年。
然而，金庸也有出尔反尔的时候。《嘉兴日报》2018年11月2日一篇报道中写道：“当记者联系金庸秘书李以建讲起查先生的生日时，他说以前写查先生小传时，求证过查先生的生日，查先生多次讲是1924年2月6日。”在族谱《查良镛小传》的手稿上，确有金庸亲笔改定这一天为出生日的手迹。
早年的金庸，明明白白地填写自己生于1923年，属猪的，到了晚年，金庸为什么倏然不认可自己是“属猪的”了呢？笔者揣摸其原因有三：
第一，高龄者怕老，不认可自己的虚岁，喜称实足年龄，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说小一两岁，金庸也是。
第二，中国有句话，“人生难逢双甲子”，甲子年是中国传统历法——农历干支纪年一个循环中的第一年，中国人历来喜欢第一，成功者、名望者往往为自己生逢其时而得意。原来十二生肖的排序与十二时辰密切关联，子时在晚上二十三时至凌晨一时，是老鼠出没的时间。民间传说，远古洪荒时期，一只老鼠咬破了孕育盘古的混沌，才使得盘古得以诞生，天地才得以分开，所谓“鼠咬天开”，小老鼠于是成为了开天辟地的大英雄，所以子鼠排在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第三，生肖中的猪，愚笨，懒惰，形象不佳，海宁人骂人用“笨猪”“属猪的”等语，而那小老鼠就显得机敏，灵活，样子也十分可爱。于是，作为凡人的金庸，不愿“属猪的”而要一个“属鼠的”，也是正常不过的。
我十分赞同傅国涌对晚年金庸的评论：“他对鲜花、掌声和名利特别在意。……金庸有时候是身在庐山中，不愿正视真实的自己。”
又有乡亲对我说：海宁人有个习俗，一过了七十岁就故意忘记了自己的生肖，不庆生，不祝寿，怕阎王爷知道了自己已经高寿以后会找上门来。
金庸晚年患病做了心脏手术以后，是否也在年龄上放了一个烟雾弹，以迷惑阎王爷，让他找不到自己呢？我一琢磨，觉得在理，因为金庸是凡人，是咱海宁人，他的小说主人翁不是常常这样做的吗？
2008年1月，冷夏、辛磊的《金庸传》修订版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写道：“1924年2月，查良镛就出生在海宁县袁花镇一个富有的家庭。”沿用了金庸之说，但没将农历换算成公历；虽然删除了旧版中金庸5岁上学的谬误，但还是出现了8岁读武侠小说的假话。
金庸自己说过：在上海念大学的哥哥查良铿回家时带回一本顾明道写的《荒江女侠》，他读着入了迷，这是他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查良铿生于1916年5月，先上的大学是北京的章太炎文学院，后来转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届时18岁，正是金庸11岁或10岁时。也就是说，金庸开读武侠小说的年龄至少是10岁了。
历史研究学者、作家傳国涌著有《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据他考证：1955年10月5日金庸在《新晚报》发表《漫谈》，第一句说，“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据查，梁生于1924年3月22日，属鼠。“叨长他一岁”便是1923年出生，属猪的。因而，傅国涌在他的修订版《金庸传》中，纠正了旧版中的谬误，说：“金庸本名查良镛，1923年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赫山房一个五井大院的大宅子里。”
海宁市档案局主办的“海宁档案史志网”上，写明金庸的祖父查文清逝世于1923年。根据是查氏族谱。《海宁查氏族谱》（中国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五卷本第2卷第842页，“第二十世查文清”条下记载：生于清?道光己酉（1849）三月十二日，卒于民国癸亥（1923）九月廿二日，寿七十有五。“九月廿二日”显然是农历，换算成公历是10月31日，那天是万圣节之夜。而金庸在其自传体小说《月云》中说，他的乳名“宜孙”是祖父所取。由此，金庸怎么可能生于他祖父去世之后的1924年呢？
1997年，金庸接受新加坡《新明日报》采访，谈到：“我跟李光耀同年生，所以他退休不做的时候，我也是要退休不做了。”（韩咏梅《访问金庸》）李光耀生于1923年，这是确定无疑的事。
金庸逝世以后，张纪中特别向封面新闻记者说道:“金庸先生的年龄应该更正一下。金庸实际真实年龄，今年确实是95岁了，而不是许多媒体报道的享年94岁。在金庸年龄这个问题上，金庸生前几次和我喝茶时，他曾亲口对我说，他是猪年出生的，是1923年生人。希望媒体朋友再报道金庸先生时，能及时更正过来。”（《张纪中：金庸先生出生于1923年，应是享年95岁》）
请输入图片描述
在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之学生陈志明老师的帮助下，2014年1月，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两本新著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金庸的生日，我顺从了金庸的晚年心境；同时我怕“假作真时真亦假”，引出更大的纠缠而影响书的出版，我无奈地违心而为。作为九十大寿贺礼，我在给金庸的赠书屝页上写道：“大侠乡愁，一半亲情，一半友情。敬贺查先生九旬之年健康快乐！海宁小老乡蒋连根”。
2018年10月30日，敬爱的金庸大侠作别江湖，新华社电讯称：据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其实，金庸享年95岁。
2020年8月，我的增订本《金庸家族》在香港和台湾同时出版，我欲还原金庸的出生年月：1923年3月22日，即农历癸亥年二月初六，然而最后，我还是坚持了死者为尊，不可违拗了大侠的生前意愿，又考虑到舆论已经一锤定音，我又顺从了，仅加了一条注释，欲让金庸的生肖成为千古之谜。
如今，我转念想：金庸大侠已经仙去，他当年施放的这个烟雾弹应该烟消云散了。我们还原他的真实年龄，也是对他的一个尊重。北京女作家罗新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因而，我写这则美篇以纠正一个流行中的谬误，也算是一次还原真相吧！尽管造成这个谬误的泛起也有我的一份过错。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蛇
属蛇人生于正月，新春之时：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试图一步登天。经过风霜之苦，可以知天顺命，小有成就。
属蛇人生于二月，惊蛰之时：在冬眠中惊醒，浑浑噩噩，不知所向。精神不振，不能做事，难以独立成功。禄薄福轻，贫困艰难。
属蛇人生于三月，清明之时：聪明机巧，青云有路，虽为白屋之人，可以一举成名。国之忠良，能成大业。功在一方，利在三江，福禄无穷。
属蛇人生于四月，立夏之时：为人敦厚雅量，秉性聪敏，侠义心肠。有大志大能，做事一帆风顺。伴君之臣，保驾之将，威震八方，众人景仰。
属蛇人生于五月，芒种之时：胆识过人，善察时势人心。能克服万难，成就功名事业。家运昌隆，幸庆极多。一生平安，福禄长久。
属蛇人生于六月，小暑之时：为人慈祥忠厚，德才兼备。有天赐之福，万事如意，名利双收。夫妻相荣，家庭幸福。
属蛇人生于七月，立秋之时：性情温柔，道德高尚，智勇过人。经营有方，白手成家，钱财充裕，凡事都能如愿。逍遥自在，受人敬仰。
属蛇人生于八月，白露之时：忠厚传家，助人为乐，为乡邻称道。凭美德善行立业，不甚劳碌，而富贵长久。
属蛇人生于九月，寒露之时：一倍功夫一倍熟，及时耕种及时收。以和为贵，以静为佳。秋霜意气和，成功方有望。
属蛇人生于十月，立冬之时：心灵美好，志气不俗。乐于助人，善于交往。虽家空财薄，发达有日。
属蛇人生于十一月，大雪之时：八方咸仰晴光，四处都是白雪。进出无路，凡谋不得，衣食欠周，清闲淡薄。贫居闹世无人问，一生少有出头天。
属蛇人生于十二月，小寒之时：岁寒冰冻，蛇不出洞，少出头之日。饥寒交迫，灾害并至，烦闷苦恼。绝俗离尘，潜心修道，可望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