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研究(精选5篇)
伦理学的研究范文第1篇
一、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问题和意义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建设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反映和要求，又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只有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髙潮，提供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期待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现代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进人到了一个新时代，即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已经由单纯政治标准转向了兼顾或突出伦理道德标准。甚至还把对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扩展到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伦理审视。因为伦理标准是比别的标准更加人性化或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也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都为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用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引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引导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主体，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关注和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其成果既能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又能为尚待发展的应用伦理学分支——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也可以应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关怀的现象自古就存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文化伦理的价值倾向。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文化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性问题，而是指在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尚未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视角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在我国，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以“文化伦理”为关键词的论文却廖廖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着作更是尚未见到。当然，对“文化”概念能包含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少的，只是还缺乏从文化伦理学高度进行的必要整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文化现象、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不是“文化伦理”和“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不能成立？显然都不是。我认为主要是从伦理学或道德观视角观察和研究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高,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应用伦理学分支还不够发达，整个伦理学理论及规范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还不高的表现。伦理学以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问题。伦理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和观念，都源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基础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都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其中道德价值观对社会实践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是很全面、也很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和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无疑是很多伦理道德观念都要覆盖和关注的领域，更是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不可能忽略的领域。可是，目前文化伦理问题的关注度却很低，研究成果更是非常少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和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努力的方向。
3.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意义
(1)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是由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也是提髙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快提高W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和服务直接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而且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而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人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也是由文化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有人称为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理论）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中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划分应用伦理学分支的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就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分支都有，而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很多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还有以这些应用伦理学分支为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还没有明确树立起来，与此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研究。这与应用伦理学发展还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我认为，伦理、道德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用伦理学更要面向实践，其分支更应该以社会实践的领域为基础来划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至于有时提到“党的建设”，尽管也可以与“五大建设”相并列，但从理论的严密逻辑来说，应该归于“政治建设”的内涵。“五大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内容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为我们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如果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建设实践相对应，就可以看出，文化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文化伦理学的视角，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覆盖和关照就会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任务，就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文化伦理学的属性、对象和任务
1.文化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从学科属性上说，文化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
文化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其中的伦理意蕴，即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等的价值意义是“实有”的。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作为主体的理想追求是“应有”的。质而言之，“文化伦理”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反映文化“实有”与“应有”关系的概念。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伦理现象或问题的学科——文化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是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文化伦理现象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共同面对的一类问题，因此也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文化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文化信息伦理以及文化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等，都可以作为文化伦理学的问题来研究。文化伦理学应该以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化”概念的一般含义，涉及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与此领域相关的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在文化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任务
文化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也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因此，文化伦理学也要为此做出应有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出相关道德原则、规范、范畴,认识和调整文化关系，指导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评价、教育和修养。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中，有许许多多健康的催人向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腐朽、淫秽、丑恶、反动的文化垃圾。文化创造即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消极的效应。这就是人化与异化的并存，也是文化悖论的根源。有的价值创造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有的价值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前后相继，从眼前看是正价值，从长远看是负价值；有的价值创造活动，先产生正价值，后产生负价值；有的价值活动，先产生负价值，后产生正价值。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人类价值活动创造的正价值多于负价值，而且负价值往往是作为创造新的正价值的起点或中介而存在的。所以，价值和文化的悖论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消磨人的创造热情。
3.研究文化伦理学就是要充分、自觉的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
首先，文化伦理有认识功能。它可以使人们从伦理角度认识文化的价值底蕴和发展趋向。其次，文化伦理有调节功能。它可以通过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文明化。再次，文化伦理有导向功能。它可以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起到方向盘和指路灯的作用。最后，文化伦理有扬善抑恶的评价功能。它可以通过伦理评价，使优秀文化的发展受到鼓励，使落后、腐朽文化的发展受到贬抑。这些功能的综合运用，就使文化的继承、创新、教育、传播等活动有了一种伦理调控的机制，同时也使相关的伦理文化转换为文化伦理。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不但要发挥其规范调节功能，还要发挥其价值导向和激励创造的功能。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决定的。只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有益文化成果,有力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正确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不断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
三、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体系结构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
主要是指演绎法还是归纳法？这与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有关。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国内伦理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主张应用伦理学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实践问题的延伸；有的人认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现实问题的简单延伸，而应该是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伦理学的新范式，新就新在不是从已有的伦理学原理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我认为，这两种应用伦理学观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路、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即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自古就存在的，特别是在近代尤为突出，然而又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文化伦理学既要研究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又要研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既要研究与文化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活动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中的伦理问题，又要研究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相关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既要用观察的方法，有要用调查的方法；既要描述、归纳，又要分析、比较。还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比较的方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感受实践的脉动，吮吸生活的醇香，倾听群众的心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还必须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创造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唱响代表时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才能使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我初步考虑，这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规范问题和理论问题，分三部分来构建：
第一部分:研究与文化建设实践对应的伦理评价问题。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伦理问题；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生产中的伦理问题；文化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消费中的伦理问题；文化共享中的伦理问题等。
第二部分:与文化建设领域对应的伦理规范问题。包括发展科技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文学艺术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新闻、广电、出版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观、艺术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开发宗教文化资源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伦理规范问题等。
伦理学的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伦理学 体育学 思想 素养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6-0101-01
体育教学一直是体育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近年来，其和伦理学相互结合，成为体育专业的研究方式，以此研究方式为基础的体育教学在伦理学的视野下，能加深对体育教学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体育专业的进步，在培养学生方面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在考究学生体育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更能充分地为人们呈现学生的道德修养以及综合素质的高低，从本质上提升个人道德品质、增强个人素质修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 伦理体育教学模式发展现状及其特征
国内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关教学研究逐步推进，伦理体育教学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教学理念模式。体育伦理学是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以揭示体育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伦理学是指导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和体育工作者在处理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的形态在变化，体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现代体育已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社会文化程度提高，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伦理体育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一个意义和价值的场域。伦理体育已发展成为以体育运动为基础的体育运动、体育科学、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现象。体育运动是人类特殊的育化方式，以竞技体育运动为其成熟和高级形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体育迅速职业化、商业化。它在更大的空间创造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我身心和谐的时代风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体育和奥运会发展的伦理审视必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加强伦理学视野下体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研究
在实施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应根据伦理学、体育学的理念进行有效、合理的总结、归纳，从而总结并由此建立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制订完整的、准确的体育教学发展规划，细化体育教学中的方式方法，同时更要注意对体育教学的本质研究，其本质中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实用性都是促进体育教学事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而道德关系到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而体育教学的初衷是培养具有良好品德素质的优秀人才，而培养的目标都要按照符合伦理的方式才得以顺利达成。因此，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伦理学的重视。体育教学的生命性、教育性和伦理学的人道主义、教学自由、教学正义、尊重、责任和关爱相结合，从而形成蕴含浓厚精神文化韵味的教学理念，从而积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素质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拥有合作精神、竞争精神、奉献精神的高品质、高素养人才。在伦理体育教学普及并实施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欠缺的方面进行行动配合、语言交流、克服困难、保护帮助的良好道德品质培养。
在伦理体育教学中，道德规范是教学的基本观念，因此，加强学生的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实现伦理体育教学核心理念的完美体现。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是推进体育教学最好的立足点或理论基础。在伦理体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应当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对伦理体育教学进行规划和整理，从而使学生学习并掌握相关知识，尤其是伦理体育学方面得以最大化的普及与推广，在学生吸收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生知识的实践性，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应当做好树立正确道德观、人生价值观的示范或案例工作，对学生加以引导，使学生融入实际的体育教学中，对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道德价值观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长时间的伦理体育教学，对学生从根本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能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长，从而达到遵守道德规范、提高个人素养、发挥优秀高尚的品质。
三 结束语
伦理学和体育学是两门经过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系统性学科，经过教育部门及社会学者的辛苦探讨和研究，对两门学科进行综合性整理、归纳，从而总结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教学理念，进而在国内各大高校推广和普及并广泛应用，培养高素质、品德高的复合型、综合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伦理学的研究范文第3篇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他认为服务于公平利益的交换必须公共地进行。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现——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总量的增加，更是社会财富在成员中的合理分配，否则贫富差距将带来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期中国提出了实现包括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内容的“中国梦”，这就要求加快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发展制度这一“生产力”。
总之，在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观”和“伦理观”一个都不能偏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在伦理限定的框架下加快改革、规范市场，才能使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伦理学的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伦理；关系演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07-02
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和伦理学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两大学科。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合―分―合”的几个阶段：从萌芽时期经济思想不对称地从属于伦理学，到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古典经济学，再到疏远伦理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后当代经济学再次寻求和伦理学统一。从现代经济学出现的种种问题中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2003）正是因为经济学不仅仅只是“逻辑和工程问题”，它更与人类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伦理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他认为服务于公平利益的交换必须公共地进行。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现――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 “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伦理学的研究范文第5篇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尽管案例教学具备其他教学方法所没有的优势与特点，但是，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对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研究首先要回答该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这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进行案例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前提。在广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包括社会和课程本身两个维度，限于本文研究内容，仅从课程的视角即狭义的维度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基于课程的视角，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是由课程教学目标与特点，以及案例教学方法的优势决定的。
(一)基于课程的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的选择首先要服务服从于课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存在适合各种课程目标的教学方法。本科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公共管理伦理规范和原则，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伦理指导，使公共管理不仅合法、科学化，而且合情合理，符合社会的期待，从而增强公共管理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课程教学的最终目标不是公共管理伦理理论，而是公共管理的实践。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等各种道德规范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目标不是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探讨，而是为公共管理实践服务，那么实现课程目标的根本途径在于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从理想化的角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培养，应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但是，大学期间，学生的社会实践时间非常有限，而且缺乏针对性，很难满足公共管理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所以，培养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只能安排在课堂来解决。实践证明，通过在课堂营造典型公共管理伦理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得出结论，即案例教学的方法，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抽象的伦理理论的理解，而且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综上，从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案例教学方法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现实的选择。
(二)基于课程的特点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的抽象性和实践性。公共管理伦理学属于哲学(伦理学)和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总体上属于哲学的学科范畴，但和一般的哲学课程的抽象性相比，其内容具有典型的实践性特点，要求公共管理伦理理论紧密结合公共管理的实际。和其他公共管理类课程实践性相比，内容又具有典型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实践性和抽象性，要求课程教学既不能局限在理论的讨论，限入元伦理学的泥沼中，而要延伸到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践，体现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也不能重演规范伦理学的错误，无视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总之，要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前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实践性的不足，也就是说，课程教学偏重于理论，结合实践不够。不可否认，以讲授为主，适当举例说明的教学方法，可以满足有些课程内容实践性的要求，但达不到公共管理伦理学实践性的要求。体现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实践性的要求，应在以讲授为主，适当举例说明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调整案例的呈现方式和讨论的主体。在呈现方式上，由讲解转变为讨论;在主体上，由教师转变为学生，并大幅度提高案例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实现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向案例教学方法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共管理伦理学实践性的要求，解决实践性的不足的问题。
(三)案例教学方法固有的优势
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采用案例教学的必要性除了上述课程目标和特点的原因外，还有案例教学固有的优势。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不仅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抽象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另外，案例教学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程的满意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据教学方法的比较实证研究，课程满意度与案例教学密切相关［3］。对于适合采用案例教学的课程而言，是否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成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
二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实施的基本环节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尽管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主(教师)客体(学生)以及授课环境的的差异，有其灵活性，但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必然要遵循一般程序。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一般包括案例选取、案例呈现、案例讨论与案例总结四个基本环节。
(一)案例选取
“案例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基石。”［4］但不是任何一个案例都可以成为基石，只有主题鲜明并与课程特点、教学目标相一致的案例才能成为基石。因此，案例选取是案例教学的第一个环节，决定了案例教学的成败。根据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主题、特点与教学目标，公共管理伦理案例必须注重案例的典型性、时代性、本土性、公共性和伦理性。其一，典型性。公共管理伦理案例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案例都能达到案例教学的要求，只有那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才能满足案例教学的目标要求。其二，时代性。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在于解决当前公共管理存在的伦理问题，案例的选取应紧密结合当前公共管理的实际，具有时代性。如选择以前的，无疑会降低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践价值。其三，本土性。公共管理伦理具有一般性，同时又具有特殊性，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他国的案例只能满足一般性的要求，降低公共管理伦理案例教学的效果。兼顾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要求，案例应具有本土性。其四，公共性。公共管理伦理是关于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伦理，而不是企业或其他管理的伦理，所以案例的选取应满足公共性的要求。最后，伦理性。案例必须是关于伦理的内容。案例选取如不注重伦理性，有可能把一般的公共管理案例等同于公共管理伦理的案例，显然不符合公共管理伦理课程案例的要求。以上典型性、时代性、本土性、公共性和伦理性是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选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缺一不可。
(二)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是案例教学的第二个环节，做好案例呈现工作，根据笔者的经验，需要把握好案例呈现的时间，处理好与理论教学的关系。其一，时间上，提前呈现案例。案例教学的核心是讨论，讨论需要较多的时间，而课程总学时有限，所以有必要把案例讨论工作前移，通过公共信箱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前把案例发送给学生，以小组或宿舍为单位，进行课前讨论，同时还要布置问题，并提交讨论报告。其二，在案例与理论教学的衔接上，先案例后理论。关于案例与理论教学的衔接，有两种选择，先理论后案例，或先案例后理论。前者使案例讨论更有针对性，可节约案例讨论的时间，但一定程度上，等于提前告诉了学生的答案，学生失去了探求的兴趣和动力，降低了案例教学的效果。后者可激发学生探求的兴趣，时间可以通过提前呈现案例来弥补。
(三)案例讨论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实践环节，也是决定案例教学是否能达到教学目标的关键。案例讨论实施有两种方式，其一，典型发言与自由发言相结合。所谓的典型发言，就是根据安排，每个小组确定一个发言人，代表小组总结发言。所谓的个人自由发言，就是不同意小组总结发言，或有不同观点的同学补充发言。采用该方式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代表小组发言尽可能每次要求小组安排不同的同学，最好是每次由教师在该组中随机抽点同学代表发言，促使每位同学认真准备。该方式适合课时有限、班级人数多的情况。其二，完全的自由发言。就是每位同学在课后准备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案例的理解，表达自己对案例的见解。从应然的角度，后面发言的同学不得和前面发言同学内容重复，但是，如时间允许，适度的内容重复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内容重复，并不是说法一致，即使内容重复，并非一定没有思维的火花和视角的创新。从案例讨论的目的来看，让学生敢于表达、善于表达也是案例讨论的主要目的。无论采取以上何种方式，在讨论前，教师都应该安排一点时间让学生重温案例，为进入案例环境做准备。另外，在讨论期间，老师的角色是组织者，作用是组织讨论、尽可能激发和鼓励学生发言。同时，简明扼要记录发言内容和姓名，供总结采用。学生发言后，不要擅自点评，因为不当点评有可能打消学生发言的积极性，降低讨论的效果。
(四)案例总结
案例总结是案例讨论最后一个环节，好的案例总结可以放大案例讨论的效果，更好地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所谓的案例总结，就是对案例讨论作出结论的过程。在案例总结实践中，老师一般扮演着三种角色。一是“人”的角色，所谓的“人”的角色，就是教师在总结过程中只谈自己的观点，而不结合同学们讨论的情况。二是“委托人”的角色，所谓的“委托人”的角色，就是教师在总结过程中只分门别类归纳同学们讨论的内容，而无自己的见解。在案例总结过程中，无论是“人”，还是“委托人”的角色，无疑不是教师应取的角色。在案例总结中，老师应是一个“政治家”的角色，在总结中，根据讨论时的记录，以鼓励和肯定为主，对同学的发言进行分门别类点评，综合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己的见解，给出一个参考答案，保持案例结论的开放性。正如约翰•巴赫所说:“如果学生出了教室仍然谈论课堂上的案例，就可以认为你这堂课是成功的。”［5］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学生比较关心标准答案，从理论的角度，同一案例，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见解，不会有标准答案;另外，标准答案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背离了案例讨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