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虚构的伦理，伟大的法兰西精神，再看《蓝白红三部曲》带来的思考
原标题：虚构的伦理，伟大的法兰西精神，再看《蓝白红三部曲》带来的思考
街头一隅，一个老者弓着身子、颤抖着手，使出浑身气力，缓缓地将一个空罐子塞进回收箱里。
这个情节出自电影《蓝白红三部曲》。
重看波兰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情节早已忘了大半，但那一再出现的玄秘片刻，却始终铭记在心。这一乍看毫无意义的凝视插曲，交织着观者庞杂的感官思绪：或是对尚未失去敏锐洞察的庆幸，或是对小人物境遇的同情，或是因置身事外的焦心。
但也正是它，串起了三部曲之间冥冥交会的机缘。
在那惊鸿一瞥的刹那，一个决定、一个善举，都将牵动起错综缠绕的命运齿轮。
带着些许打趣口吻，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访谈集中，轻描淡写提及这段同样意义不明的桥段，也让人不住反复推想，从影格绚丽到现实荒凉，那个不起眼的空罐子于他，又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
《蓝白红三部曲》的传奇性，几乎从展映伊始就注定。
相继在欧洲三大艺术影展亮相，《蓝白红三部曲》不负期待摘下数奖：《蓝色情挑》斩获威尼斯金狮奖；《白色情迷》抢下柏林最佳导演银熊奖；《红色情深》虽在戛纳金棕榈角逐中憾负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还是另获奥斯卡金像奖三大提名等多项嘉许。
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接受心导管手术后病逝华沙，享年54岁。
在生涯高点骤然长逝，令人无限叹息。
《蓝白红三部曲》自此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创作终曲，更添传奇性。
重梳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期作品中反覆映现的宿命、机遇、偶然等母题，人们总会不由探究起他作品中的半自传色彩。
尤其是在《两生花》里，主人公的心脏疾患和生涯抉择，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个人境遇竟有着惊人叠合，不免叫人浮想联翩。
而《蓝白红三部曲》乍看是三段构思精巧的情感故事，但那当中，是不是也掺杂了他的自我指涉？我相信是的。
首先不能不提的是，在电视剧《十诫》、电影《两生花》之后，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以《蓝白红三部曲》再度享誉国际。
但对他个人而言，这颗成功果实或许并不真的那么甘甜。
不仅是因为调度规模宏大的国际合制计画必须耗费庞大心神，也因为他在这段期间，需要不断自证对故土波兰的忠诚。若说他在国际影坛沐浴的是荣光，那么之于母国，他却更像逃亡。
长期被安以“世界公民”的标签，他总一再强调自己身为波兰人的归属感与自觉。在旁人听来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在反对者读来，却也可解为其心可诛的苍白辩驳。
在《蓝白红三部曲》中，他对巴黎、日内瓦的描刻难免如异乡人雾里看花，这间接促成了三部曲微妙迷离的美学风格，却也正正投影出他身为永远局外人挥之不去的困窘。
命运与道德抉择的两难困境，更象征性地成了他电影文本中恒久流动的主轴。
在上个世纪的战后波兰，几乎不存在可以逃逸于政治脉络的纯粹艺术创作。共党统治下诡谲动荡的政治局势，让60到80年代的波兰电影普遍带有浓重的政治性。
伴着政争、罢工、镇压、理想幻灭于现实舞台轮番残酷上演，在电检审查制度钳制下，作为国营事业的电影反而逆势崛起、另辟新路──巧妙避开审查之眼，在影格中暗递政治讯息。
在彼时波兰，电影远不仅是娱乐消遣，更肩负强烈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在政治选择先于美学的社会气候下，他游走界线边缘、不涉政治的态度，当然也饱受非议与质疑。
洛兹电影学院毕业，以纪录片起家，经历电视电影的创作阶段，后转型剧情长片，长久以来，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创作光谱总被泾渭分明地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投入纪录片创作的他，以忠实纪录、深度描绘平凡人物的写实生活为本，社会色彩浓厚；
艺术性格强烈。而《蓝白红三部曲》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期作品的极致代表。
然而，这样的创作阶段性界分未免太过武断。
事实上，早在196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首部短片《电车》中，即可瞥见那些在他晚期作品中扮演要角的元素：
萍水相逢的机运偶遇、对神情姿态的细部执迷、意义开放的暧昧结局。电车上那女子的睡颜和发丝弧线，更有几分《白色》里朱莉·德尔佩的神韵。
1989年，波兰走向民主政治，电影也从政治发声的旗手身份回归专业角色，却被挤压到边缘，渐渐失去社会主流目光。
情势所趋下，基耶斯洛夫斯基转投国际合制或是可供争辩的务实选择，但创作风格的骤变又岂是一朝一夕？
不论是在纪录片或是剧情片向度上，那源自心底对周遭所见的悲悯感怀，对影像纪录的谦卑恳切，对生命入木三分的剖析内省。
其实都在时光潜流中悄然累积，最终在《蓝白红三部曲》中形塑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集大成。
历时数十载的政治动荡，育养了观众对波兰电影的政治寓言解读。在潜文本中寻觅现实参照，近乎成了本能的观影手势。然而若将此应用在《蓝白红三部曲》中详加考证，恐怕多半会是失望的。
《蓝白红三部曲》的灵感起自法国三色国旗与大革命的核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众所周知的官方说法。但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也不讳言，倘若三部曲是由德国出资，那它当然将变成黄、红、黑。
这一毫不避讳的坦率揭露，无疑是在兴致勃勃阐释三色深意的人们头上浇了冷水。
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比起作为主旋律的理念基底，《蓝白红》更像是包覆三部曲的随机框架。
也无怪除去政治色彩浓厚的命名起点，电影文本其实大抵无涉政治社会，却是潜入个人际遇与心灵状态的幽微暗层。
而片中铺天盖地的对主题色的抽象运用，也让颜色跃升成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戏剧要角。
当《蓝色》中朱莉一跃而起触碰家人遗下的蓝色水晶灯饰、《白色》里多明妮嘉穿着婚纱奔出教堂，闪现眩目白光、《红色》中范伦堤娜怀抱缺席男友的红色夹克入眠。这
些颜色都明确指向了一段不可抹去的回忆，一团难以消散的情愁。
在情感范畴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意义的触及，远远超出人们的寻常预期。将镜头投注在三组敏感纤细、深陷存在迷雾的主人公身上。
《蓝白红三部曲》分别探究了这三个词汇对他们各自的意义。
她强行压抑、誓言挥别的过往，终将在短暂停格中将她吞噬。
她能否真的切断过去，拥抱自由，还是反而被困限在爱、回忆与关系的陷阱牢笼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锋利刺穿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逍遥与羁绊。
较之前两部的线性推进，《红色》展现出了更为肆无忌惮的平行叙事处理。
该片叙述善良懵懂的年轻女孩与愤世嫉俗的退休法官因一次撞狗意外，而结为忘年之交的故事。
片中，年轻律师与女孩在同一空间的数度交会错身，与法官人生的多次应验重合，都微妙承继了《两生花》的本核。
而藉由两个固执灵魂的跨界对话，该片不仅巧妙诠释了何为走出自私自我的博爱，也不吝进一步拷问那些善行背后的动机是否确实纯净。
就像那场车祸过后，女孩循线上门，并随之采取一连串积极入世的行动，乍看无私的牺牲付出，难道真的没有一丝是为了博取美名，又或卸下心中的道德负疚？
虽然主题与表现手法各异，但三部曲的故事其实皆是以一条简明的目标线贯穿。
《蓝色》说的是如何悼念，终于哭出来；
《白色》是如何振作，终于明白爱；《红色》是如何前迈，终于心打开。
而在行到终点前，它们也都历经了路途周折，并几乎奉行了工整封闭的头尾循环。《蓝色》是从肉体激情走到心灵相依的缠绵性事，《白色》是主谋身份对调的巧手骗局，《红色》则是藉由一台小电视机，让所有人在劫后余生后齐聚一堂。
这一收场的震撼力道之大，让每每见证生命交会瞬间的我，心底都不禁漾起汹涌的情潮，久久不散。
究其根本，三部曲的故事其实都建立在对命运的假设上，着力于呈现永远改变小人物人生的那一刻。
在《蓝色》中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致命车祸；《白色》里是一门分道扬镳的离婚官司；在《红色》中是那起措手不及的撞狗事故，以及年轻律师与老法官频频呼应的神秘连结。
也叫人不禁要问，如果老法官晚生个几十年，又会如何？那个年轻律师，有没有可能即是老法官修正过往、自我创造的第二生？
除了《蓝色》中直接出现的宛如命运见证者的男孩，三部曲中还处处散布着玄妙的启示征兆，一方面似是暗示着厄运将临，另方面却也极可能是生命转机。
熟悉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迷，总会下意识在文本中寻觅那些叫人捉摸不透的巧合物件或事件，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显然也深谙于此。
所以在三部曲里，除了他自己于《红色》中的短暂现身，他也策略性地重复启用了数位既往作品中的演员，如《红色》中的房产经纪人和医生，都曾在《双面薇若妮卡》出演。
除此之外，还有冯·登·布丹梅耶的音乐妆点。这个由电影配乐家西宾纽．普里斯纳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共同虚构的十八世纪荷兰作曲家，首度出现在《十诫》第九集，并持续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后续作品中被反覆提及。
这也让电影配乐在其作品中形成了自成文本的小宇宙，展现丰富细腻的弦外之音。
而前述的丢空罐子桥段，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叙事中的惯用生活插曲。
倘若从三部曲中单拎出来检视，也能自成阶段性的层次递进。
在《蓝色》中，与世界切离、暗怀心事的朱莉压根没注意到那个躬身老人；
在《白色》里，人生甫遭逢致命打击、流落街头的卡洛注意到了，却消极未作为，脸上露出诡异不寻常的笑。
无论如何，到了《红色》，热心的范伦堤娜终于积极上前帮忙。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她在一念之间果断践行的善举，最终扭转了所有人的命运弧线。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命运的微妙感知到底从何而来？
人们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随患结核病的父亲辗转疗养院的不安童年。无常迁徙、颠沛流离的早年经验究竟赋予了他什么？
我们无从确知，兴许多少助益了他的敏感天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曾提及自己童年时因体弱多病，常躺在阳台上温读书本，从严肃文学到九流作家，都为他敞开了生命视界。
他也曾自述那些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记忆错位，有很多事情他确信属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却可能并不真的发生在他身上。
相反地，却是他“剽窃”了他人的生命经验，并于记忆模糊后，在潜意识中信以为真的幻影。
比如，他总记着童年时牵着母亲的手，在上学途中曾目睹一只迎面走来的大象。然而同为当事人的母亲，却坚称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
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充分表达了身为电影导演，对长久活在假想世界中、停止与现实世界沟通的忧虑。对这个行业的真相，他有着犀利却也令人哀伤的洞悉。
如同在访谈集的序中，他曾毫不回避地将拍电影称作令人精神衰弱的行业，并直指其将走向同家庭、情感与私生活脱节的结局。
掏空挖干、耐心耗尽，他穷尽词句传达己身的无力，厚颜无耻、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他也不吝用最严厉的词汇贬抑工作的荒谬性。
但是当然还是存有一些时刻，即使只是一刹那，让他将负面思虑一扫而空。
那些曾让他动容的一颦一笑、那些在镜头里真实跃动的魔幻片刻，我想，也正是在观影时，猝不及防砸中我们的瞬间。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过，当你无意间创造的事物意外触及他人的生命时，会让人感到拍电影终究是值得的。他确实做到了。
创作晚期困限于异乡人的两难身份，基耶斯洛夫斯基依旧故我地以三色倾诉平凡人物的机遇之歌。
如果说《红色》里的年轻律师便是老法官平行自我的重生，那么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或也早在彼方的另一个平行世界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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