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伦理意识和悲剧精神
一、文学的反叛精神
从文学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伦理的关系来看，文学既有维护、顺应现实伦理规范的一面，也有批判、超越和叛逆的一面。但总的倾向是叛逆多于顺应，批判多于维护。因此，文学首先显示出的是对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精神。
文学的道德批判精神根源于人的自由本质。人从根本上是顺应生命欲望而要求完全的满足的，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人是要求绝对自由的。但是，人在现实世界中，又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因为人面对着各个方面的局限和约束。而在人所面临的各种约束中，道德约束是一种最直接、最严重的约束。
有约束就会有反抗，有规范就会有叛逆。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通过种种方式进行反抗和斗争，同时也常常借助文学和艺术来表达精神的痛苦和反抗的呼声。因此，我们往往能从卜迦丘的《十日谈》、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巴金的《家》、鲁迅的《祝福》和《狂人日记》中听到这种撕心裂肺的愤怒呼喊。
《狂人日记》是一篇向封建旧道德进行无情挞伐的战斗檄文。文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他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们的虚伪和残忍。他说：“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这篇作品中的强烈的批判精神。
文学的道德批判一方面来自人性本身的欲望与自由的需要。一方面也来自道德规范本身的虚伪性。如果仅仅从道德条文来看，道德无疑是公正而合理的，但无论在哪一个民族和国家里，道德都是一种不平等的条款。在道德律令的背后总有一些特权阶层和人物，他们不但不受道德的约束，而且还肆意地践踏和破坏着道德规范。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才使道德形同虚设，成为一种非人性和非正义的象征。为此，文学也常常把矛头直接指向这些特权阶层和特权人物。卜伽丘的《十日谈》，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无一例外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僧侣、贵族和官僚们。
道德伦理作为一种时代规范，有时甚至是荒谬而虚伪的。如：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实行性禁锢，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又是一个性放纵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国家允许存在公开的妓院；而且许多贵族还都养着情妇，但他们又都保持着自身的高贵和体面，保持着家庭的稳定。
在这一时期，许多事情也都成了滑稽可笑的表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避免一切“不雅”的名词，如：把女性的称为“胸部”，把生殖器称为“下身”；把桌子和椅子腿包起来，以免使人联想到女人的大腿；甚至有一个女子已经生过七个孩子，还以“我从来没有让丈夫看到过我的”而自豪。这种现象无疑成为了一种虚伪的象征。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也是色情文学的鼎盛时期,据说，这一时期出版的色情文学就高达50多种。可见,文学以反叛的姿态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在道德压抑最严重的时期也成了文学反抗的最强烈的时期。
二、文学的人文精神
在道德范畴，文学的人文精神首先表现在对美好人性的讴歌和颂扬上，许多作品都把人的各种需要作为描写对象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如：D?H?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康妮与梅乐士的爱情可以看作一曲人性的颂歌，劳伦斯在这篇作品中大胆地讴歌了人性特别是人类的美好，劳伦斯眼见他周围的人类社会虚伪、愚昧、腐化，他不禁大声疾呼“我们是正向着死灭的途上走去了！”他以为做一个人，不一定要求伟大，但要知道“生活”，而做一个真正的人，就要过真正的生活，要使生命澎湃般地激动。劳伦斯深感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人性的摧残与戕害，他在作品开头就写道：“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于废墟之中。”因此，劳伦斯强烈地呼吁要恢复我们正常的健全的人性，恢复我们真正的肉体和真正的生活。饶述一在译序中也说：“教化与文明的进化，本来是要使人类更适合于生存的。但是我们的教化，我们的文明，却使我们陷在一种机械化的黑暗中。生命的本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而劳伦斯的作品，“是蕴蓄着无限的贞洁的理想的”。
作品中康妮和梅乐士的爱情虽然也存在着违反婚姻规则的问题，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以正常的人性为基础的，是以美好的爱情为基础的，是以人的正常的欲望与需要为基础的。劳伦斯在这部作品中把本身表现得酣畅淋漓、美不胜收，为描写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艺术范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也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对婚姻和爱情作了理想化阐释，也为人性和人的生活做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展示。
文学发展到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少张扬欲望、挑战规范的描述。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可谓文学中的一个特例，他刻意表达了成年男人亨伯特的恋童、情结，并把这种欲望追求当作生命的极致。在亨伯特的许多欲望想象和实际追求中，表现出了人性中大量的不易为人所知的心理内涵。有人曾说，最高的快乐是那些最隐秘和最不能示人的快乐。在那些强烈的感官欲望的描写里，隐藏着人类的许多精神事实。作品把亨伯特作为一个艺术范本，用作向伦理道德极限挑战的一个武器。
《洛丽塔》并非一个简单宣扬个人欲望的作品，它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人性思考，也包含着作者对人类历史的反思。作品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为亨伯特的欲望寻找理论和事实的依据，如：“青春期以前的婚配和同居在东印度某些地区仍是常事。雷布查人80岁老头可以和8岁女孩交媾，并无人怪罪。”而且“但丁疯狂地爱上他的贝雅特里奇时，她只有9岁……当彼特拉克疯狂地爱上了他的劳琳时，她也不过是个12岁金发耀眼的小美女。”这无疑说明了伦理规范自身的混乱和荒谬，也从事实层面对亨伯特的欲望给予了肯定。
三、文学的理性精神
沈从文的小说中有许多通奸、、打姘头的故事，但是沈从文都以各种理由给予了宽容和理解。特别是萧萧因失身怀孕，面临着沉潭或发卖的命运，但是沈从文还是为萧萧寻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并且又让这样一个违理悖情的故事不断地轮回下去。
在我们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深层思考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沈从文是在人性、人的生存和现实存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平衡与抉择。有不少文章在分析沈从文的作品只是强调他的人性美、人情美，但是我个人觉得，沈从文的这种抉择更多表现的还是一种悲剧意识和理性精神，是一种悲剧境遇中经过理性过滤后的无奈选择。
这种特色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有明显表现，我们这里且不谈汪曾祺如何受了沈从文的影响，仅就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来看，汪曾祺在作品中对于规则和人性也是做了理性的处理的。
《受戒》是为汪曾祺赢得巨大荣誉的作品。这篇作品中，和尚们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照样有人的七情六欲，并不以之为耻：“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他们可以娶老婆、找情人、谈恋爱和打兔子偷鸡的人在一起玩牌，还可以杀猪、吃肉，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翘翘的”这样的酸曲。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纯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但是，汪曾祺的叙述中仍然隐隐透露着一点小心，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得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很明显，作者将背景和人物进行了淡化处理，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也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审美理想而已。作者有意削平了道德和人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许这是作者对于人生世事的一个美好的心愿。
四、文学的悲剧精神
文学的悲剧精神一方面表现在对于人类与外部世界冲突的认知上，如：中国传统故事《孔雀东南飞》、《白蛇传》、《牛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因外部力量而导致爱情的悲剧，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外部力量的强大与自身力量的弱小，尽管他们也都进行了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但最终他们还是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这一类型，他们都是在强大的外力面前走向失败与毁灭的。
文学的悲剧精神的另一方面是人类面对失败与强力并不会屈服。人类不可能完全屈服于宇宙和命运的力量，人甚至不愿意屈服于自身的有限而追求一种绝对和无限。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在力量和精神追求，也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精神。
文学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那种面对绝望永不言败的坚持和承担上。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刑天、荆柯都是具有悲剧精神的英雄。他们身上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坚韧顽强，他们在不屈不挠的抗争中显示出了人类精神上的伟大。桑地亚哥的那段名言也将因此而永远回响在人类的灵魂深处：“人可不是造出来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
而文学在道德伦理层面所表现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层出不穷的道德叛逆和抗争方面，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都以同样的模式重复着压迫与反抗、规范与叛逆的悲剧，这种世事轮回、生生不息的故事本身就呈现着一种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悲剧精神。
文学中的反抗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反抗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人的主体性特征，正像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才显现出他的勇敢和坚强，哪吒也只有在以骨肉还给父亲时才真正显现出个性与人格，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只有以反抗来显露出封建道德的丑恶与反动。因此，反抗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的过程，是呈现人的主体性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深知人性与道德伦理是一种悖论关系，文学与现行伦理之间的矛盾抗争以至调和妥协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轮回过程。但我们也深信，人类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道德伦理也将会朝着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也实在是人类所盼望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林非：《鲁迅名作欣赏》，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
［2］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饶述一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97。
［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罗丽塔》，于晓丹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彭国栋：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