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芙的小说，把一个女人的一生浓缩到一天，沃恩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引言：纵观世界范围内两百多年来的女作家写作实践，女性写作从边缘向中心移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们从“阁楼”出发，穿越男权的枪林弹雨，抵达“自己的房间”，用“白色的墨汁”写下自己的故事，建构了“她们自己的文学”。21世纪是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在边界削减、整体重构的局势中，女性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女性的命运被改写，女性文学的传统被更新、重置、升级，女性写作的世界版图随之变迁。在未来，女性写作的跨界实践必将进一步显现出张力，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焦点和亮点。 女性写作的地理版图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2004）中指出19世纪以前是“没有女人以作家为职业、没有女文人这个概念”的时代。①她同时还指出，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在英国女性小说写作的地域中，只有“奥斯丁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凸显在“荒漠”中。②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莎士比亚的妹妹”被女性主义所拯救，她们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开始用“白色的墨汁”写她们自己的故事，“阁楼上的疯女人”变身为“大笑的美杜莎”，女性在改写自己命运的同时逐渐改变着女性写作的地缘政治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后现代以及其他多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向后女性主义转向，激进的女性平权的控诉声音在多元的欲望表达中变得微弱，女性作家们将微观政治植入写作主题和叙事范式，不经意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关注与支持，大批女作家登上了世界文学大奖的领奖台。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是女性写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及至今日，依然有一种内在的能量推动着女性写作的发展与繁荣。进入新世纪以后，女性写作更是成果斐然，获奖频次加速。自2000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女作家有5人，她们分别是奥地利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1943-，2005年获奖）、英国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1919-2013，2007年获奖）、德国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2009年获奖）、加拿大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2013年获奖）和白俄罗斯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Aleksijevit,1948-，2015年获奖）。而在英国的布克文学奖的获奖者中有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2000）、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Kiran Desai,2006）、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赖特（Anne Enright,2007）、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2009;2012）、新西兰女作家埃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2013）、北爱尔兰女作家阿娜·彭斯（Anna Burns,2018）等。在地球的另一侧，澳大利亚的最高文学奖项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颁奖情形也与此相似。新千年开始之际，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西娅·阿斯特里第4次捧得了奖杯，此后，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2004）、阿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2007）、安娜·方德（Anna Funder,2012）、米歇尔·克雷斯特（Michelle de Krester,2013;2018）、伊微·瓦尔德（Evie Wyld,2014）、索菲·拉格纳（Sofie Laguna,2015）、约瑟芬妮·威尔森（Josephine Wilson,2017）等分别获奖。不难发现，在21世纪来临的钟声中，“她们自己的文学”在不断扩大的语境中被重新想象、重新书写，并得到修正、重构与拓展。正如肖瓦尔特所指出，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变化反映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女作家对自己属于一种文学传统的后现代意识使她们的小说表现出新型的自我指涉性；第二，就像英国小说打破了同质性而具有跨国性一样，女性小说突破了边界的限制，传播到各地，同时他们也受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影响；第三，女性小说不再局限于社交和家庭的主题书写，而是参与建构神话和史诗，超越了女性文学传统，渐渐融入主流，成为后现代的创新者、政治观察者和无限的讲故事者。肖瓦尔特生动地描写道：“女作家们抛弃了奥斯丁的两英寸象牙，背上了国际化的帆布包，从中东走向南极。”③这既是女性生活的写照，也是女性写作的新景观，是女性写作的新型地理志。本文以英语女性写作为例，解析后现代时期边界消减、多元杂糅给女性生活带来的更多的寻求共生的可能性，探寻女性写作在跨界中定位、移动、延伸的路线，探究女性文学新版图的构造。![]()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多丽丝·莱辛![]()
赫塔·米勒一、超越差异，书写文化共融，重构身份认同20世纪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人类告别了以往那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可信地称作文化马赛克的世界，那个由清晰、明确分界线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世界，因为文化交流的增加，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体，不仅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如此，从文化建构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持续进行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全球居民区。”④随着交流与交往的增加，边界地带变得活跃，共生、调合和互动成为常态，地缘政治在对于共同体的想象中发生了变化，女性主义转而拥抱矛盾、移位和变化。新型的身份地理学指出：身份是一个充斥着历史意识的地方，是一种关系结构，一种定位，一块地域，一个交叉点，一个汇集了多种情境知识的交叉路口，是一个动态交往的空间，在丰饶的接触地带，不断流动、迁移、变化、杂合。在后女性主义看来，身份认同是流动的而不是凝固的认同，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认同，是矛盾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认同。⑤他们认为，身份是通过参照他人和自身之间的差异而建构出来的。固定的认同只是一个虚构、一种幻觉，所有的认同都不是固定，正如人类学家卡玛拉·韦斯韦沃兰所指出的：“因为身份认同不能仅仅定位在一种文化或者传统中，它同时存在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有一个惟一的本质”⑥。![]()
任碧莲美籍华裔女作家任碧莲的作品《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7）围绕着华裔女子张莫娜的生活展开。张莫娜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她的家庭是逃往美国的“白华”家庭。莫娜在望子成龙的严格中式家教中长大，她父亲开了一家煎饼屋，她的母亲信仰佛教，逢年过节不忘上香。莫娜的家庭很像华人背景、美国成功学和奥斯汀小说里势利眼的混合，但她在温切斯特郊区的中产阶级学校中和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黑人同学一起长大，喜欢追男孩，热衷于犹太教，只是一回家她就变成拘谨保守的乖乖女。最终，莫娜从一个闯祸精变成了伶牙俐齿、善解人意的社交能手，并自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她的外貌让她只能成为“亚裔犹太人”。于是，她决定皈依犹太教，试着做一下犹太人。对于她母亲的反对，莫娜回应说：“是你把我们带大，让我们说英语，是你说的，你会像竹子一样柔韧顺变，而不是像贝尔电话公司的电线杆一样。你说过我们不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父母必须得接受我们变成其他的人。”她的母亲反驳道，“我是让你变成美国人，不是犹太人。”莫娜回答道：“犹太人也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随便成为什么人，而我恰巧选择成为犹太人。”就这样，任碧莲的叙事在跨文化去/来中来回移动，在身份认同的固定性与可变性、边界与边境、差异与杂合之间协商。年轻人的爱情、反叛和成人的家庭故事是一种线性的发展，但这一线索与叙事凝聚在一起，潜伏于情节之下的叙事动力就是身份认同，尤其是族群、人种、宗教和地缘政治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因为性别和阶级的影响而进一步被复杂化。在任碧莲的叙述中，所有迁移的地点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交往与融通：张家餐馆、古奇斯顿的豪宅、塞思的圆顶帐篷、新教徒旅游区、哈佛大学宿舍、加州公寓等等。 米歇尔·德·克里斯特（Michelle de Kretser,1957-）是两届澳大利亚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获得者，也是一个典型的澳洲移民作家。她于1957年出生在斯里兰卡，14岁时移居澳洲。《旅行的问题》（Question of Travel,2012）是她2013年的获奖作品。故事主要围绕着两个人物展开，描写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评论界认为该作品“挑战了澳洲的国家文化与身份”。罗拉在回到悉尼之前周游了世界，拉维梦想成为一个旅行者却一直不能如愿，直到因为一个毁灭性的事件发生以后他不得不离开。两个人物，两个故事，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两个并列的叙述。克里斯特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回家还是远离、旅行还是观光、难民还是移民、以及一些在虚拟的世界里旅行的问题，生动描摹了当今这个变化多样的、被电子交流控制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克里斯特将这些问题放大，以她智慧的观察，用生动的语言进行了个性化的书写。“她让人们在一个迅速旋转的世界里保持平衡”，理查德·内维尔评论道。罗拉离开在悉尼的家去周游世界，因为她喜欢旅行，试图体验一些新的人生阅历，但是在爱情关系中屡屡失手。拉维离开在斯里兰卡的家出门旅行是为生活所迫，因为病重的妻儿。他们的旅行最终在悉尼交叉，在那里他们在同一家旅行社工作。罗拉的生活充满了变故，像她的旅行一样；拉维的生活则是危机四伏。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科琳·格尔斯吾斯（Kerryn Goldsworthy）在《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发表评论文章称，“米歇尔·德·克里斯特是少有几个保持主题与风格之间的平衡的作家。她的写作非常智慧，同时也很深刻，富有哲理。”2018年，克里斯特再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这次她的获奖作品是《未来生活》（The Life to Come,2017）其中同样是深蕴着世界主义的观点“坚信人们看世界的态度具有多样性”，理解这一点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有域外生活经历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任何一个不在社会中心地带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克里斯特说，“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深信不疑。”⑦ 二、跨越性别，关注人与自然，展现生命的多样性生态女性主义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达到高潮并逐渐影响和渗透到文学批评领域。学界一般认为，法国女学者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在著作《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1974）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从此以后，女性与生态的结合为人类思考性别问题和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人更接近自然，女人作为生命的给予者，与自然和保存生命的欲望具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她们号召反对一切压迫，反对人类中心，反对男权，坚持去中心，主张和谐。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生态系统在微妙的平衡中维系着，通过生态革命解除自然压迫和性别压迫是解决人类危机的根本途径。 澳大利亚作家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1965-）的新近获奖小说《万物之自然法则》（TheNatural Way of Things,2015）讲述了10名女孩在2名男性的监管下被囚禁于澳洲内陆荒漠的经历，呈现了寓言式的当代社会厌女症状。在荒野中，女孩们被要挟、遭迫害、受尽折磨，最终，她们在探索与自然结盟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我，实现了自救。伍德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在尤兰达（Yolanda）和韦尔拉（Verla）的讲述中，逐一还原事情真相，揭露惊人内幕。评论界普遍认为，伍德的这部小说展现了女性与自然共命运的主题，表现出女性对抗极权统治以获得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伍德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澳洲内陆的荒野之中，使得女性生存与自然产生关联；同时，她通过描写女性在受到欺凌后采取行动并实施自我拯救的过程，表现出女性同自然合力反抗压迫的可能；再者，伍德继承澳洲丛林书写传统，以自然为背景，彰显珍贵的姐妹情谊。小说从人物的视角呈现了澳洲内陆荒野遭受人类入侵和破坏的痕迹。韦尔拉在被领去剃光头发的路上，留心观察到周围的环境。她第一反应认为那里是“荒僻之地”（outback），但接着认为那更像是“垃圾场”（rubbish tip），遍地充满腐朽和破败的景象：破烂不堪的矮房子、成堆的铁皮、腐烂的木头、旧汽油桶、缠绕的电线、生锈的拖拉机、混乱的金属管和尖头叉子等。本应充满细软红土的自然风貌被凹凸不平的土地、灰暗粗糙的沙砾和蔓延飞扬的尘土所代替。自然遭到人类的蓄意破坏和遗弃。当韦尔拉被迫在烈日下步行两个小时抵达山脊，她再次洞悉了周遭环境。那里不是一片平地，而是类似一个宽口浅盘，边缘是山脊，除了一些丛林，整体荒凉而贫瘠。山脊缠绕着高压电线金属围栏，将自然地貌人为隔断，电流随时扼杀着自然界的生灵，网下呈现着腐烂的动物尸体，网上仍有在挣扎着的蝙蝠和鸟类。人类对于自然的压迫触目惊心。![]()
夏洛特·伍德非男即女是人们对于性别的固有印象，异性恋关系也因此被认为是最为正统、最正常的性关系。然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们意识到，生命本身具有差异性、特殊性、多样性、矛盾性和混合性等等，所以，巴巴拉·阿内尔告诫女性主义者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连同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如前辈那样统一”，“必须要学会容忍矛盾和差异性，”并“要想方设法包容那些边缘群体的声音”，“要对边界负责”，因为“我们就是这些边界本身”。⑧在第三波女性主义看来，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尊重每个女人的选择，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策权，也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在第三波女性主义中，我们实现了跨越和联系，藉由混合体、亲密关系、联盟、矛盾性和本土政治学，第三波女性主义抵达了超越的未来。 澳大利亚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Jolley,1923-2007）就是这样一个在边缘书写边缘的作家。她50多岁时开始写作，8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的旺盛期，以写现实中“怪异的边缘人”的生存困境与挣扎，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压迫感、孤独感、恐惧感以及为适应环境、或为摆脱困境而采取的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乔利是一个“不可能被复制的作家”，她塑造了许多“古怪”的人物，设计了一些“难以预测”的情节，表达了一种“莫名的期待”，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处境微妙，局外人的身份加上流放者的心态，内心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伤痛”。⑨乔利在作品中创作了一批生存错位的人物，骗子、囚犯、老处女、女同性恋、乱伦等等，表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一种潜在的紧张。在她的笔下，女人脱离家庭而独居，她们不承担家庭的责任，经济独立，不必为生存操心，感情上也不依赖任何人，但是也没有追求浪漫生活的欲望，她们空虚、迷惘而孤独。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不写政治事件，只写女人生活，不只是写温情的女人生活，而且写女人温情之下的秘密与邪恶，写那些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难以掌控的人生的顿悟时刻，形成了她作品中的“哥特风”。门罗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生活在各种关系和身份的困惑和纠结中，她们是些“双面人”，看似乖巧、顺从，循规蹈矩，实际上她们常常有些邪恶，甚至冷酷到有谋杀动机的程度。在门罗的笔下，每个人都过着双重生活：一种生活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而另一种生活则隐秘在每个人的内心，完全不为他人所知，甚至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名义上最为亲近的人也无从了解。与其他作家努力建构各种人以及各种事之间的关联以求形成整体的、连贯的态度相反，门罗更愿意将各种事件看成是独立的、没有关联的，她说，“在我看来，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分离的”。读门罗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图：一张是阳光明媚的路面街景，另一张则是阴暗龌龊的“各种关系的下水道”（underbelly of relationships），给人的感觉是平静与惊骇的冲撞。她常常可以潜入水下去窥探人们生活中的暗流，展现了隐藏在生活潮流之下的危机和绝望。 三、跨越时空，聚焦社会，重述民族传奇女性写作从来都被认为是私人化、家长里短的现实生活描摹，“个人情感”和“家庭琐事”成为她的主要标签。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坦言，“小说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批评家会说，此书很重要，因为它描写战争。此书不足挂齿，它讲的不过是女人在客厅中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要比商店中的场景更有震撼力——价值观的微妙差异触目皆是。”⑩当然，女性主义对于女作家笔下的个人和家庭主题重新进行了解构，并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以强调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今天的女性写作事实上在主题选择上已经实现了突破，她们笔下所呈现的不再是个人的小情绪，而是参与了历史史诗和国家身份的建构。![]()
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1950-）是澳大利亚重构民族传奇的重要女作家。格伦维尔的作品，无论是她获得了橘子奖的作品《完美的念头》（The Idea of Perfection,1999），还是她获得了共和国奖的作品《神秘的河流》（TheSecret River,2005），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的故事，讲述的是澳大利亚的历史，澳大利亚人的身份，极具“澳大利亚性”。格伦维尔的作品通过对澳大利亚普通女性的描写，重构了澳大利亚女性的平凡生活，对于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丛林英雄式”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在澳大利亚文学中，超越现实，写回历史对于女作家而言是一种超越。女人的故事，不仅是自己的故事和客厅里的故事，也是种族的和历史的传奇；女人的身体，是确定女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物质，确定女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最终藉由女人调整甚至改变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改写了奥德赛，用女性眼光和女性声音对西方男性叙事传统进行了解构，给予了古典神话新的诠释。一方面，它在叙事结构上对古希腊悲剧结构进行了戏仿，她借用了希腊悲剧的基本结构模式，但又将男性英雄主角改为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并且将希腊悲剧的诗句独白改为口语化的对白，以戏拟的形式制造了讽刺的效果，达到了颠覆传统的意图。《珀涅罗珀记》既沿袭了阿特伍德一贯的女性主义主题和后现代叙事风格，又借助文本互仿，文类杂糅双重视角和元小说等多种后现代叙事技巧，颠覆了传统叙事，建构了小说的独特历史叙述。2007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安妮·恩赖特（Anne Enright,1962-）同样将她的视野从窄小的女性空间延伸到历史的隧道。在《聚会》（The Gathering,2007）一书中，她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了爱尔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的历史。澳大利亚女作家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1925-2004），4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然而，她却不是以写女性经验而胜出的获奖者，她最后一部小说《旱土》被称为反乌托邦的千年寓言，以一个人毁灭的故事影射了澳洲和种族的历史。德鲁塞拉·莫得西卡（Drusilla Modjeska,1946-）生于英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长大，1971年移居澳洲。她的小说《山峦》描写了196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际所发生的变革，以及大革命给普通人所带来的变化。故事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背景，描写了国家在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通过描写爱与迷失、快乐与忧伤、忠诚与背叛等等情感，反映了政治、历史、哲学、种族等宏大的主题。 四、跨越国别，模糊边界，展现世界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语中cosmos是指宇宙和世界，polis则是指城市和城邦，世界主义者，指持有世界城市和世界城邦信念的人。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狄奥格尼斯（Diogenēs）被认为是西方最早描述并界定世界主义的人，他周游世界，拒绝将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城邦，崇尚一种超越了特定的城邦（民族）之上的普世的价值理念，自称为“世界公民”。启蒙时期以后，世界主义高涨，德国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I.Kant,1724-1804）提出了“世界法律”的概念，视个人为“地球公民”。早期的世界主义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主张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分彼此，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建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这种乌托邦的假想成为后来世界主义延伸和拓展的基础。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世界主义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为文化现象分析和文学作品阐释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阿帕杜莱（Appadurai）的“世界主义的人类学”、詹姆斯·克里夫特（James Clifford）的“差异世界主义”、以及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的“比较世界主义”等在学界引起关注，世界主义的中心从同一性向多样性迁移。当今世界主义，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认为，并非“单一”的意思，而是“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而非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群；它也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感到十分自在，如同在家中一样；总之，它主要是指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种取向或承受力。”在杰尔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看来，世界主义是“人们作为一种‘混合的自我’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上，其中先辈的规则不会产生一种预先规定的权威”。
在简·奥斯丁的时代，女性作家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如奥斯丁所关注的只是英国汉普郡左邻右舍的日常生活，她以“两寸象牙”的精雕细琢呈现了伊丽莎白们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她终究只是斯蒂文森镇上的一个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的小女子，走不出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夏洛蒂·勃朗特即便十分小心地试图符合文学规范，但她对逃跑的沉醉的幻想还是无可遏制地遍布于她的文字之中，她带着些许愤怒，藉由简爱的身躯实施逃离与乔装，试图冲破各种限制的藩篱去实现心中念念不忘的平等与自由，但是最终还是带着孤寂与遍体鳞伤回到破败的桑菲尔德庄园；即便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也只是在伦敦及其郊区转来兜去，虽然她曾经表明，“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整个世界”，然而她作品里所呈现的大多是英国白人中产职业女性的困惑，是布卢姆茨伯里小知识分子的敏感情绪。在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女性作家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有另一个“我”在自己之外，“那是一个能够同难于相处的世界融合一体的自己。”?但是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必须造就。女性作家们在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之后，穿越了自我，走过蜿蜒复杂的道路，走出了令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地带，进入了潜意识的栖居地，从“我”挣脱，走向他人。终于，她们突破了边界的制约，在开放和变化的世界里建构了自己流动的和跨界的身份意识，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了另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的景观。 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们的跨国写作实践尤为盛行，女性作家的作品被各种跨国性所定义，突显了女性写作从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世界主义的潮流。西澳作家盖尔·琼斯（Gail Jone,1955-）是这群作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她的作品包括《黑镜》（BlackMirror,2002）、《六十盏灯》（Sixty Lights,2004）、《说梦》（Dreams of Speaking,2006）和《抱歉》（Sorry,2008），其中的故事背景都被设定在变化的位置中，从英国，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以人们在不同国别间穿行的“不可思议的体验”去展现每个人的“混合的”“流动的”身份，传递出澳大利亚人所特有的对于世界主义的认知：是一种不受国家意识限制的、自由流动的或者旅行的身份，一种两地皆可为家或者离家的感受，一种“充实地悬在两点之间”的感觉。在琼斯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灯塔，昭示着一种存在”。?在《黑镜》中，琼斯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从阿德莱德来到巴黎的澳大利亚人，参加了发生在那里的文化和艺术的革命运动，小说中呈现了艺术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呈现了澳大利亚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其中，现代化的战前的巴黎、伦敦与西澳的卡尔古利小镇上超现实的金矿地带相呼应，从后现代的视角展现了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在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维多利亚与安娜通过穿越卡尔古利与巴黎、金矿与陵寝，超现实主义的景观与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充满了幻象、表象和现代性，展现了人们在身份与位置的交叉路口的人生处境，技术与现代性交相辉映，创设出一种魔幻的、遥远而又孤独的情形。![]()
盖尔·琼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澳大利亚女作家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aard,1931-2016）也是一位跨国写作的实践者。哈泽德15岁时随父母离开澳洲，成年之后到欧美生活和工作，分别在意大利罗马和美国纽约居住。她对澳洲的记忆是15岁前的体验，“童年记忆中的澳大利亚是她想逃避的一个地方，”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说。她声称，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被称为“流散”作家，也不清楚是相对于哪个国家而言被“流散”。她的代表作《大火》（The GreatFire,2002）在2003年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而后又于2004年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当时，她被媒体称为“一个近六十年没有生活在澳洲的澳洲人”，其中充满了调侃。《大火》的故事，与其说是澳大利亚的故事，不如说是二次大战时期世界的故事。故事以二次大战为背景，故事的发生地从澳大利亚到东亚和欧洲，战火与爱情交汇，东亚风情与欧洲情调相融，男性英雄与女性浪漫相对，组成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在《大火》中，哈泽德的世界性的人文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她在小说中所建构的“拓展了的世界”，一个突破了国家边界的世界；另一个是她所呈现的优越文化流动。除了《大火》以外，哈泽德还有多部虚构以及非虚构作品，其中有对意大利风情的描摹，如《假日之夜》《中午的海湾》《格林在卡普里》和《古老的海岸：从那不勒斯出发》等，呈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风景（Tuscan landscape）、那不勒斯（Naples）和卡普里（Capri）等城市景观。还有对澳大利亚文化的回写，如《秋天的悬崖以及其它短篇小说》《维纳斯的变迁》《在澳大利亚成年》等。作为一个16岁离开澳大利亚后再也没有回澳大利亚居住的澳大利亚作家，哈泽德作品中的澳大利亚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过时的”和“不合时宜的”，她笔下的澳大利亚已经是欧美人的澳大利亚，尽管她自认为本质上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她自认为对澳大利亚的描写是真诚的。哈泽德作品中还有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如《大火》中所写的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城市。战后的中国在哈泽德笔下满目疮痍，她对中国人的习性描写也颇为发人深思。哈泽德作品中对联合国政治的嘲讽也受到读者的关注。她的小说《玻璃房子里的人们》，以及非虚构作品《理想的失败：联合国的自我毁灭研究》和《质疑真理：联合国与瓦尔德海姆案》，其中都有她早年在联合国工作的生活。在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之前，哈泽德在联合国工作了10年，她熟悉联合国里的人和事，也形成了她特有的态度，她以小说的形式记述那些发生在联合国里的故事，对于联合国的官僚文化极尽讽刺嘲讽之能事，而在非虚构作品里更是直截了当地陈述了对联合国政治策略的质疑。![]()
2012年，新南威尔士教授布丽吉塔·欧鲁巴斯（Brigitta Olubas）出版了《雪莉·哈泽德：文学流散者和世界人文主义者》专著，第一次将哈泽德的作品定位在世界主义文学中，她认为，虽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国际化的标志，但哈泽德以及其他流散作家的世界主义写作事实上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以及澳大利亚文学走向国际化。从此，很多澳洲著名学者都参加到有关世界主义的讨论中，他们结合哈泽德的作品，对世界主义做出了新的界定，其中就有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Dixon）和苏珊·马丁（Susan Martin）。迪克森提出，世界主义“是一种不受国别制约的、流动的、自由的身份”，而马丁则认为，世界主义不仅是流动的，更是稳定的，是“一种充实地悬在两点之间的感觉”。 结语21世纪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是边界被打破、整体被重构的时代，是女性写作的世界版图变迁的时代，也是女性写作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时代。随着女性写作跨越东方与西方的国别边界、第一性与第二性的身份边界、公共与私人的空间边界、以及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意识边界等，女性文学传统在跨界中延伸、拓展。【本文原刊于《华文文学》2020年5月（总第154期）】
草原日出（多丽丝·莱辛）文章来源：跨界经纬（公众号）（本文仅供参考，部分文字删减，文字完整版请查阅原文。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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